史思明想把李光弼困死在城中，而李光弼派弓弩手轮番射箭，压住叛军阵型。尝到甜头后，李光弼又将一千名弩机手分为四队，在城墙上轮流放射。
普通弓箭的射程为二三百米，有伤害值的射程则在一百五十米左右。弩机是重型装备，射程可以达到八百米，是唐朝藩镇军队必备的守城器具。凡是被它射中的，必然血肉模糊，无法生还。
步兵怕骑兵，骑兵却怕弓箭，更怕弩箭，叛军伤亡惨重，史思明只能暂停进攻，等待饶阳方面的援军。
李光弼用弩机逼退叛军之后，让五千名军士组成方阵，由弩机手掩护，在城外滹沱河两岸安营扎寨，与城中守军形成掎角之势。就在此时，附近村民来报，他们在九门县南边一个叫逢壁的地方，发现了一支步兵，大概有五千人。这五千人正在埋锅造饭，估摸着正是从饶阳赶来的叛军。
逢壁离李光弼只有三十里，这是天赐良机。李光弼派两千人偃旗息鼓，沿滹沱河悄悄行军。他们到达逢壁的时候，叛军正在埋头吃饭。官军发动突然袭击，五千多名敌军瞬间被冲散，许多人甚至连武器都没拿到就被官军给杀了。
常山郡共有九个县，如今七个县都归顺了官军，只有九门与藁城还在叛军手中。史思明得知援军被剿灭，被迫退回到九门县。
这场战争的难度超出了叛军的想象，双方又僵持了四十多天。曾经的官军是纸老虎，如今却变成咬人的真老虎，打又打不过，退又退不成，只能干耗着。叛军将士开始感到绝望，史思明心知肚明，但无可奈何。
一天，史思明似乎终于开窍了。他派了一支骑兵游走在李光弼的粮道上，成功干了几票。粮道被骚扰，李光弼也开始慌了，决定向郭子仪求救，并派遣一队弓箭手押运着五百辆粮车前往附近的郡县筹备粮草。
天宝十五载（756）四月初九，郭子仪率领数万精兵赶赴九门县，准备展开主力会战，参战的骑兵、步兵合计多达十万。官军人数占优，也有不少骑兵，叛军不敌。一场恶战之后，史思明率军逃往博陵。
连日的战败让史思明心里窝火，而博陵城早先又投降过官军。为了泄愤，他将博陵官员屠杀殆尽。屠杀官员的愚蠢行为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还会激起百姓对叛军的抵触情绪。一时间，叛军在河北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河北大乱，安禄山再也没有进攻潼关的心思。他紧急调派两万主力北上，又让范阳的牛廷玠率领一万主力南下，打算和官军放手一搏。郭子仪、李光弼、史思明、蔡希德四位风云人物对峙常山，双方集结了二十万精兵，大战一触即发。
拾贰
长安陷落
潼关之战
决战发生在天宝十五载（756）四月二十九。最终，四万多叛军阵亡，一千多人被生擒，安禄山在河北战场的力量几乎全军覆没。
战争打到这里，安禄山完全可以洗洗睡了，等待他的是身死神灭，永生永世被钉在耻辱柱上。可就在安禄山收拾行装的时候，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把他砸得晕头转向。
当时，哥舒翰镇守潼关，在外面挖了壕沟，竖起栅栏，把潼关建设得越发易守难攻。除非官军主动放行，安禄山是很难通过的。谁也没想到，破关的契机源自长安的政客和军方爆发的冲突，而主动挑起冲突的人是哥舒翰。
哥舒翰和安禄山是有矛盾的，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哥舒翰是王忠嗣的亲信，王忠嗣是被李林甫、安禄山联手搞死的；其二，哥舒翰性格耿直，没有太多的花花肠子，而安禄山阴险狡诈，擅长溜须拍马。在鄙视链上，哥舒翰是鄙视安禄山的那个。
李隆基早就知道哥舒翰和安禄山的矛盾，也知道武将不和会影响国防战略，因此举办过一场宴会，想缓和哥舒翰和安禄山的矛盾。席间，安禄山对哥舒翰说：“我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而将军的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本是同族之人，为什么不能相亲相近呢？”少数民族以父为尊，父亲是什么血统，儿子就是什么血统，所以哥舒翰听闻此言，嘲笑安禄山本质是个胡人，这深深刺痛了安禄山的自尊。两人当着李隆基的面吵起来，李隆基无奈，只好放弃了做和事佬的想法。
安禄山的族兄安思顺担任户部尚书，哥舒翰怨恨安禄山，连带着怨恨上安思顺，因此伪造了安思顺和安禄山秘密沟通的信件，逼迫李隆基处死安思顺。
哥舒翰的工作本应该是做好潼关防务，避免步封常清、高仙芝的后尘，而不是拥兵自重，将枪口对准长安的安思顺。统兵将领本来就容易引起皇帝的猜疑，其拥兵自重、威胁皇帝是大忌，而疯狂地试探却又没打算造反，那就更愚蠢了。
哥舒翰这么做，究竟是因为自己是政治白痴，还是别有所图？
有一种观点，说安思顺做过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他的部属，哥舒翰是害怕李隆基起用安思顺，这才逼迫李隆基杀了安思顺。
这个从利益博弈角度进行的分析其实站不住脚。
首先，郭子仪和李光弼虽是安思顺的下属，却不是嫡系亲信，三人没有抱团倾向。其次，哥舒翰是陇右、河西节度使，而郭子仪节度朔方，李光弼节度河东，他们根本威胁不到哥舒翰的地位。
就算安思顺、郭子仪和李光弼真的抱团，李隆基能让安思顺接任陇右、河西，让这三人继续坐大吗？更何况，李隆基之前撤掉安思顺，本就是害怕他和安禄山有勾结，因此也就不可能让安思顺到潼关做主帅，代替哥舒翰的位置。
这么看来，哥舒翰纯粹是因为耿直无谋，单纯地走了一步愚蠢的棋，没有太多政治博弈的心思。
哥舒翰提出要求，李隆基妥协了。鉴于哥舒翰在前线的作用，李隆基还是杀了安思顺，并将其族人放逐到岭南。
杨国忠嗅到了强烈的危机的味道，毕竟安禄山造反时就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时间长了，难保哥舒翰不会故技重施，逼李隆基把他送给安禄山。
杨国忠的担忧没有错，因为骑兵统领王思礼曾经唆使哥舒翰杀掉杨国忠，只是哥舒翰没有下定决心。蹊跷的是，这件机密之事传到了杨国忠的耳朵里。为了自保，杨国忠将饲养马匹和鹰犬虎豹的军士组成一支军队，把他们交给剑南军镇的亲信李福德、刘光庭统领，又募集一万百姓交给亲信杜乾运统领。新组建的军队驻扎在长安城东的霸上，犹如悬在哥舒翰头顶的一把尖刀。
杨国忠的意图，哥舒翰心知肚明，所以他声称自己是天下兵马副元帅，有权统领长安附近的军队，请求李隆基把这支军队交给他。为了不让局势进一步恶化，李隆基又妥协了。但鉴于哥舒翰过于霸道，李隆基决定给他挖一个“坑”，准备随时“埋葬”他。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哥舒翰请杜乾运到潼关议事，之后找个借口将他诛杀。消息传到长安，杨国忠坐立不安，更加想要搞掉哥舒翰。
叛军兵临城下，李隆基最好的选择是防御。可哥舒翰拥兵自重，行动间总在威胁皇权，李隆基心有不安，决定夺回军队的控制权。恰好杨国忠派人给李隆基进言，说叛军大将崔乾佑驻守在陕州，兵力不足四千，而且都是老弱病残，朝廷应该组织进攻，打出点士气，于是李隆基向哥舒翰下达了催战的命令。
哥舒翰上表拒绝，因为他觉得这是安禄山的诱敌之计。理由是正当的，可不是理由正当就一定能说服人，尤其是在双方的矛盾上升到利益层面的时候。
哥舒翰越是反抗，李隆基越是烦躁，催促出兵的诏书一道接着一道。桀骜归桀骜，哥舒翰毕竟没有造反的打算，只好答应出兵。
六月初四，哥舒翰率军出潼关，和叛军将领崔乾佑在灵宝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北）相遇。崔乾佑的大军驻守在长达七十里的狭长道路上，北边是奔流而下的黄河，南边是绵延不绝的群山峻岭。探子回报军情，哥舒翰死活不敢相信，因为将大军布置在狭长地带是用兵大忌，直到亲自沿黄河走了一趟，哥舒翰才最终确信了这一情报。既然崔乾佑给他自己挖坑，那唐军就负责埋葬他！
六月初八，哥舒翰下令开战。这次战斗，由王思礼率领五万精兵冲锋，庞忠率领十万大军殿后，哥舒翰亲率三万将士坐镇指挥。
两军对阵，唐军旌旗蔽天，鼓声阵阵，而叛军人数不到一万，走路的时候三五成群，稀稀拉拉，和地痞流氓一样。官军见状，队伍里传来了肆无忌惮的笑声。然而事实证明，对敌人的嘲讽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官军麻痹轻敌，在作战态度方面已经输了五成。
进攻的号角吹起，官军犹如旋风一般冲向敌军阵营。一阵屠杀，崔乾佑的大军开始“溃逃”。一切都是那么真实，一切都是那么合理，不知不觉中，官军就被引进了叛军的伏击圈。而直到此时，潼关外的战役才刚刚进入高潮。
突然，山上响起一阵鼓声，黑压压的叛军向官军俯冲而来，准备好的滚木、石块也纷纷落下，山脚传来了呼天抢地的哀号之声。这是提前安排在山上的一支伏兵，哥舒翰调查的时候完全没有察觉，这是他的第一个失误。
官军人数虽然占优，可主帅贪功冒进，没有注意地形，率大军进入了狭长难走的通道，导致战斗力大打折扣。这是先锋主将的问题，但哥舒翰也脱不了责任。他长期驻扎潼关，却对潼关附近地形并不熟悉，这是他的第二个失误。
五万大军被困，哥舒翰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史书记载，哥舒翰让后备军驾着毡车去冲锋。过了中午，东风骤起，崔乾佑点燃数十辆装满茅草的战车，乘着风势推到官军阵营里，猛烈的大火迅速点燃了哥舒翰的毡车。
熊熊的大火、浓烈的烟雾呛染着战场，官军士兵根本睁不开眼，脑海中只有恐惧。这一刻，他们哪里还能分辨出身边的人究竟是同袍还是敌人？数万人在战场上不分敌我地互相冲杀，弓箭手和弩机手轮番射击，哀号之声不绝于耳。战争一直持续到天黑，直到官军将羽箭射尽，才发现躺在身边的全部是日夜相守的同袍。
在临场应对上，哥舒翰又输了一筹，而且输得很难看，这是他的第三个失误。
就在官军自相残杀的时候，崔乾佑派出的精锐骑兵越过南山，绕到了官军后面。叛军前后夹击，官军丢盔卸甲，有人逃入山谷之中，有人跌落到黄河中活活淹死，景象惨不忍睹。
在运筹帷幄、安排奇兵方面，哥舒翰再次输了个彻底，这是他的第四个失误。
大军溃败，哥舒翰无力组织再战，只能往潼关撤退。之前官军在潼关外挖了三条宽二丈、深一丈的壕沟，求生的士兵慌不择路，相互冲撞着跌入壕沟，壕沟很快就被填满，无数的将士被踩死。
灵宝之战，哥舒翰带出去十八万将士，带回来的只有伤痕累累的八千人，再也不能和叛军一战了。到六月初九，崔乾佑已经站到潼关的城头上，潼关宣告失守。
怎么评价灵宝之战呢？把锅甩到李隆基的头上，怪他催促哥舒翰出兵决战？这是很不负责的。
这场大战，原本官军在后勤、军队数量、战争环境（官军在河北战场已站稳脚跟，地方势力逐渐依附）等方面都是占据优势的，却输了个彻底。而叛军最厉害的范阳铁骑并不在场，安禄山也没有坐镇指挥，前线大将只有崔乾佑，却获得了大胜。
哥舒翰的问题还不止出在临阵对敌上。
队伍管理方面，史载哥舒翰“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而在识人用人方面，他也十分糊涂。被他重用的田良丘撂挑子不干，把军务分给两个将军，两个将军又争权夺利，推诿扯皮，导致潼关防务一直没有起色。这些都是哥舒翰治军无能的最好证据。此外，拥兵自重，威胁皇帝，这是无智；杀了杜乾运，却又无后续的应对措施，这是无谋。如此种种，都说明哥舒翰在综合素质上存在缺陷。
安史之乱期间，李隆基和军事将领的政治博弈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先后选用的三大将领素养都不过关，无法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这个问题是无法反驳的。
潼关失陷后，哥舒翰自知责任重大，于是在关西驿站张贴告示，希望聚拢逃兵，抵抗安禄山的西进大军。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些举措无法改变哥舒翰兵败的事实，如果返回朝廷，他一定逃不过被杀的命运。
最终，在部将火拔归仁的裹挟下，哥舒翰投降了安禄山。
马嵬坡之变
长安和潼关之间，每隔三十里就有一座烽火台。如果潼关无恙，烽火台就会燃起“平安火”，让李隆基睡个安稳觉。潼关失守当天，平安火没有像往常一样燃起，李隆基顿觉不妙。
第二天凌晨，败逃回来的人坐实了潼关失守的事实。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杨国忠建议李隆基尽快启程巡视蜀中。蜀地的剑南道是杨国忠的地盘，让李隆基出巡蜀中，本质是“携天子以自保”。李隆基清楚杨国忠的心思，却还是这么办了，因为他已别无他选。
六月十二，李隆基命京兆尹魏方进为置顿使，命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西京留守，并让颍王李璬前往剑南道视察，提醒各州县提前做好准备。他还给了龙武卫大将军陈玄礼几箱金银珠宝，命他挑选九百匹快马和数百名精干的将士随行。
六月十三黎明，李隆基带着杨贵妃等人在众将士的护送下逃出长安。
皇帝出城的消息是绝密的，许多公主、皇孙都被留了下来，更不用说官员。天明之时，官员排队上朝，等了半天也不见李隆基的身影，直到这时宫人才告诉他们，李隆基已经跑了。
消息传开，长安城内瞬间炸了锅。权贵富豪们收拾好金银细软逃出长安，地痞流氓乘机闯入皇宫争抢财宝。更有甚者，一批疯子竟然骑着小毛驴闯到禁宫之中。
皇权令人敬畏，是因其神秘和不可侵犯。当人人都能触及神秘，皇权也就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失去了权威性。
面对城中乱局，留守的官宦边令诚无可奈何，只能动用禁卫军捕杀这些不速之客，随后将大门的钥匙送给了率兵赶来的安禄山。长安宣告失守。
由于出逃仓促，李隆基的队伍只带了金银珠宝，谁也没操心粮食的问题。哪承想，沿途各地的官员早就逃之夭夭，根本没人接待李隆基，众人饿得前胸贴后背。到了下午，出去找吃食的官员才带回一些粗粮，不过数量有限，李隆基便只将粮食分给了身边的人。
大半天下来，禁卫军水米未进。想象一下，一群身材魁梧、手拿兵器、饥肠辘辘的小伙子看着一帮老头子吃饭，自己却连残羹冷炙也没有，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李隆基当然记得禁卫军没吃饭，他告诉大家，可以去周围的村落里找东西吃，但须未时（下午一点到三点）集合，继续赶路。言外之意，皇帝不管饭了。
人在饥饿的时候，头脑中的理性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求生本能，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好在禁卫军的内心也还保持着对皇权的忌惮，仍坚信前面的州县或许会给他们提供粮食，所以没有公然抢粮。
当天晚上，逃难大队来到金城县（今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当地县令已经逃遁，但李隆基一行找到了一些粮食和炊煮器具，禁卫军这才吃了顿饭。
这一夜很平静，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思，谁也无法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六月十四，李隆基一行到达马嵬坡，队伍就地休整。这里距离长安大约一百里，在西晋以前是个普通的驿站，后来一个叫马嵬的人在此筑城，才有了“马嵬坡”的名号。
马嵬坡声名不显，谁也没想到，此地会爆发一场惊天巨变。
关于此事，不同史书有不同的记载、不同的立场，不过大致的兵变过程还是比较清晰的，下面就以《资治通鉴》的故事线为参考，慢慢揭开历史的迷雾。
到达马嵬坡的时候，禁卫军因为饥饿疲劳，满腹牢骚。禁卫军首领陈玄礼已经察觉到了一些征兆，于是找到太子府的宦官李辅国，让他给李亨传话，说自己会利用禁卫军的怒火诛杀杨国忠，希望李亨坐镇。李亨知道后既没有明确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但他没向李隆基告发，其实就是默许了。
就在此时，一群吐蕃使者围着杨国忠讨要吃食，禁卫军将士大声呼喊，说杨国忠和吐蕃人密谋造反，话音刚落，就将羽箭射向了杨国忠。由于准度不够，羽箭只射中了马鞍，杨国忠受到惊吓，急忙逃跑，想找李隆基寻求庇护。禁卫军将士眼疾手快，追上来将他诛杀，之后用长枪挑着他的首级放在辕门。
御史大夫魏方进高喊道：“你们胆大妄为，竟敢谋害宰相！”话音刚落，也被禁卫军砍翻在地。
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韦见素听见外面大乱，急忙跑出去查看，不料被乱兵用鞭子抽得头破血流。在众人的求情下，韦见素捡回一条命。
紧接着，禁卫军将李隆基的住处围了起来，一时间屋外军队积聚，人声嘈杂。李隆基感到不安，命人出去察看。亲信回来后告诉他，是杨国忠谋反，禁卫军已经将他杀了。
李隆基定了定神，拄着拐杖来到门外，语气平缓地说道：“将士们，你们干得没错，朕不责怪你们，回去休息吧。”
禁卫军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打算离去。在陈玄礼的带领下，他们站在门外耐心等待。李隆基命高力士出去询问缘由，陈玄礼说道：“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李隆基说道：“朕当自处之。”言罢，转身回到屋内，深思许久。
京兆府司录参军韦谔跪地磕头，以血劝谏：“陛下，众怒难犯。如今形势危急，安危就在您的方寸之间，希望您快点做出决断。”
李隆基还想挣扎：“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
高力士道：“贵妃无罪，可将士们杀了杨国忠，贵妃却在陛下身旁，他们怎能安心？希望陛下慎重考虑。将士安全，陛下自然安全。”
李隆基终于放弃了最后一丝倔强，他让高力士将杨贵妃领到马嵬驿馆的佛堂，用绳子将她勒死，然后将尸体抬出让陈玄礼检查。
确认贵妃已死，陈玄礼才脱下甲胄，放下兵器，匍匐在李隆基面前叩头请罪。李隆基好言安抚，陈玄礼再次行礼，禁卫军看到此景纷纷效仿。众人拜了几拜，山呼万岁后便退去了。
这就是马嵬坡之变的全部过程。
不过，想要搞清楚真实的历史，故事里的很多细节都要推敲。
关键点一：禁卫军为什么跟着陈玄礼哗变？
将士们饥饿是肯定的，可马嵬坡在兴平境内，距离长安不过百里，大队才逃难一天多，说他们只因为饥饿就敢哗变，有些牵强。
换位思考，其实担心亲人安危才是他们暴躁的根源。
李隆基出逃是临时决定的，将士们来不及通知家人。如果安禄山攻陷长安，兵戈无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高概率事件。一想到此行可能会与亲人永别，谁还能淡定？
有群体利益驱动，只要有人带头挑事，将士们的情绪就会集中爆发。这时候，任何有威信的军官都能扮演带头大哥的角色，只不过陈玄礼是禁军领袖，最容易挑拨军队的负面情绪。
这还不是全部真相。在长安的时候，禁卫军就已经躁动过，而且杨国忠也知道禁卫军对自己的不满。史载：“杨国忠专宰朝政，禄山反以诛国忠为名，盛言国忠、虢国夫人罪恶，六军将士皆切齿，愿除其党以解国难。国忠大惧，聚族而哭，入而号诉于贵妃。”史书上没有写禁卫军为什么不满，但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来，他们对杨国忠的执政水平嗤之以鼻，这种抵触是来自整个阶层的，而非个人。
这么看来，一个敌视杨国忠的军事集团，在担忧家人和饥饿的双重打击下，名正言顺地发动兵变，而军队高层想利用禁卫军的情绪谋夺政治利益，才是事件发生的主要逻辑。
关键点二：陈玄礼究竟是背叛了李隆基，还是在帮助李隆基？换句话说，在皇帝李隆基和太子李亨之间，陈玄礼是不是想重新站队？
陈玄礼发迹于禁卫军，跟随李隆基左右长达四十五年。史家评价其淳朴、自检，志节不衰。
淳朴就是私心不大，自检就是恪守规矩，不会轻易逾越律法。像陈玄礼这样的人，对李隆基忠诚，会处处以他的利益为重，会为他着想。这种忠诚不光是出于职责，还因为内心的坚守。
前有杨国忠把持朝政，蒙蔽圣听，已经威胁到了李隆基的统治；后有安禄山起兵造反，更是直接威胁到了李隆基的人身安全。而安禄山提出的口号是“清君侧”，以陈玄礼的性格，干掉杨国忠，把他的头颅扔给安禄山，换取李隆基的安宁，绝对是做得出来的。
对此，《新唐书》记载：“安禄山反，谋诛杨国忠阙下，不克，至马嵬，卒诛之。”《旧唐书》则说：“及安禄山反，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
可见，陈玄礼在长安的时候就有过这个想法，只不过没有成功，直到马嵬坡才真正达成所想。
不管是心理分析，还是史料信息，陈玄礼的心路历程都是清晰的。问题在于，陈玄礼的行为是不是太子李亨授意的，陈玄礼是不是已经做出了站队选择？
什么叫站队？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和对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而且愿意长期为对方付出，换取更长久的利益。很显然，陈玄礼和李亨没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如果陈玄礼站在李亨的阵营，搞死杨国忠后，他应该放弃去蜀地，转身投奔李亨。而事实上，陈玄礼不仅继续服侍李隆基，后来还被封了蔡国公——如果他真的背叛李隆基而投靠李亨，以李隆基的脾性，是不会这么对待他的。
关键点三：在马嵬坡之变中，李亨的角色究竟是什么？
不可否认，李亨是这场变故的最大受益人。本着谁获益谁就有嫌疑的原则，他确实有做主谋的可能，可史书就是拿不出确凿证据，只能这样记录：
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
——《旧唐书·杨贵妃传》
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陈玄礼的核心目标是铲除杨国忠，干掉杨国忠也符合李亨的利益诉求。考虑到如果事情失控，需要高层出面稳定局面，而李亨可以做到，所以陈玄礼可能与他短暂合作过。说是合作，其实全凭默契，李亨明面上的态度只有沉默。
除此之外，如果李亨是主谋，应该会有后手准备。可等事变结束，李亨脱离了李隆基的队伍，竟像无头苍蝇似的手足无措。太子集团一直讨论到天黑，最终还是李亨的儿子提议先到灵武安顿，这可不是运筹帷幄的样子。
说白了，李亨更像是一个看懂局势后顺势而为的政客。
关键点四：有没有可能是李隆基自己策划了马嵬坡之变呢？
李隆基忌惮杨国忠在蜀中的势力，在不得罪蜀中杨氏的前提下，通过陈玄礼之手除掉杨国忠，也是符合逻辑的。可细细算来，杨国忠在蜀中的势力并没有庞大到可以威胁皇权。
过去几十年，剑南节度使分别是章仇兼琼、郭虚己、鲜于仲通、崔圆和颍王李璬。章仇兼琼早已卸任。郭虚己是太子府的官员，他的妹妹是李隆基的郭顺仪，顺仪是嫔妃称号。郭顺仪生下了永王李璘，而李璘是李亨抚养长大的。鲜于仲通是杨国忠的亲信，但后来因忤逆杨国忠而被发配。崔圆是杨国忠提携的，为官油滑，李隆基入蜀后立马就依附了李隆基。李璬是皇室成员。此外，杨国忠还曾将一批不依附自己的官员如崔涣、裴遵庆等贬斥到蜀中，这些人不仅不会支持杨国忠，可能还会仇视他。
算下来，蜀中就这么多关键岗位，部分官员亲近朝廷，部分官员是杨国忠的敌人，说杨国忠在蜀中的根基深厚，根本站不住脚。
官场有派系，可派系都是靠利益纽带存在的，而利益的保质期只有一段时间。随着派系首领的倒台，这种利益关系通常就会解体。旧的势力要么被清洗，要么投靠新的首领，这是司空见惯的官场潜规则。就像李林甫，他做了将近二十年宰相，门客遍布天下，可一朝倒台，哪里还能看到有人喊着要为他复仇的？所以，杨国忠留下的势力，在最高统治者的眼里就是个笑话。
杨国忠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手里没有兵权，身后也没有替他复仇的势力。如果是李隆基策划了马嵬坡之变，他不如当众宣布杨国忠的罪状，将他公开处置了，这样不仅可以获得禁卫军和朝臣的支持，还可以重新树立皇权威严。这么划算的买卖，有必要藏着掖着去做吗？
而且，哪个皇帝会费尽心思策划一场军事政变，先杀掉自己的敌人，再丢掉自己的皇位？
都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果马嵬坡之变真是李隆基策划的，从结果来看，他这叫杀敌一千，自损全部。这样的奇葩操作，可不像成功领导过唐隆政变、先天政变的李隆基干得出来的。
关键点五：陈玄礼为什么坚持杀死杨贵妃？
如果是李隆基策划了马嵬坡之变，禁卫军将士就是依令行事，是无罪的，知情人兼兵变执行者陈玄礼就不会冒着得罪李隆基的风险强行处死杨贵妃。从这一点也能看得出来，马嵬坡之变其实是陈玄礼联合李亨发动的一场临时哗变，而禁卫军害怕杨贵妃因为死了的堂兄而秋后算账，这才想铲除潜在威胁。
假设李隆基坚持不杀杨贵妃，会发生什么？答案是他本人遭软禁，或者也被干掉。
如果不杀杨贵妃，禁卫军头顶永远悬着一把利剑，他们才不会坐等被收拾。
安史之乱爆发，本就让李隆基的威信大打折扣，而他放弃长安又是一个扣分项。现在杀了杨贵妃，李隆基的威严已经荡然无存了。
杀杨贵妃前，李隆基一直在犹豫，《资治通鉴》卷二一八上说他“入门，倚杖倾首而立”。
千万别以为李隆基和杨贵妃情深似海，所以难舍难分，这是白居易《长恨歌》里编造出来的爱情故事。李隆基是帝王，指望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思考儿女情长，简直是对“皇帝”这两个字的侮辱。事情到了这一步，杨贵妃必死，李隆基只不过是在权衡利弊，想要避开自己被软禁或被杀的结局。
然而再权衡也无用了，接下来的大唐要走向何方，已经和李隆基没有多少关系了。
拾叁
皇室反攻
灵武集团
马嵬坡政变后，李隆基催着众人赶路，不料一群不明身份的百姓出现，他们希望李隆基留下来收复长安。对一个年逾古稀、养尊处优的皇帝而言，再度开启军旅生活明显不是他想要的，可违逆民心的损失也很大。李隆基思虑许久，决定让李亨处置此事，之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过去二十年，李亨一直被监视，如今有机会单飞，心中狂喜不已。当然，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收敛，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做做戏。
李亨道：“父皇南巡，我肯定要尽心侍奉。即便我要留下来，也应当面向他辞别，再听他的吩咐。”说罢，就要牵着马继续西行。
傻子也明白，李亨其实不想走，这是在等朝臣给他台阶下。李亨第三子、建宁王李倓和宦官李辅国适时地拉着李亨的马缰哭诉道：“太子殿下，安禄山举兵进犯，家国破碎。我们若不遵从百姓意愿，要怎么收复江山呢？如果殿下跟随皇帝入蜀，叛军再烧毁蜀中的栈道，中原可就拱手送给叛军了！”
李亨问：“依你们之见，该当如何？”
李辅国答：“我们可以收拢西北重兵，与郭子仪、李光弼会合，并力讨贼，克复两京，迎回陛下，这才是大孝。如今您何必作儿女之态？”
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也劝他留下来，百姓趁机再次围了上来，不让李亨西行。李亨见状，泪眼婆娑道：“广平王，你去给陛下传信吧。”
李隆基率领大部队徐徐前进，等了半天也没见李亨的身影，打听消息才知道，李亨留在了马嵬坡。李隆基仰天长叹：“这都是天意。”
人和人的关系就像是水，随时流动和变化着，李隆基对李亨的感情就是如此。
在长安时，李隆基自然要打压李亨，一来遏制李亨的势力，使其不至于威胁自己，二来考验李亨的政治智慧。李亨毕竟是皇位继承人，不管心理素质还是政治手腕，都要过了李隆基这一关。在李隆基、李林甫和杨国忠三大政治魔王的联手打压下，李亨活了下来，这是李亨的本事。
李隆基就像沉默的雄狮。雄狮爸爸越喜欢孩子，越不会轻易表露在外。李隆基会隐藏情绪，这是专属皇室的内敛情感。对李亨，李隆基既有打压，也有怜爱。
韦坚等人被杀后，李亨担心受到牵连，整日忧心忡忡，心力交瘁，以致年纪轻轻就鬓发斑白。有一次，李隆基看他一蹶不振，精神萎靡，顿生心疼之意，感慨道：“这段时间，吾儿何以如此衰老？你先回宫，朕当专程看你。”
随后，李隆基驾临东宫，看到宫苑没人打扫，乐器落了一层灰，宫中也见不到服侍的宫女，转头对高力士问道：“太子居处如此，为何不给朕报告？”
高力士答：“臣曾想告诉陛下，可太子害怕您担心，拦住了臣。”
李隆基立即说：“你挑选五位娇美女子，让她们侍奉太子。”
就算生活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也都是有个人感情的，诛杀兄弟的李世民如此，受世人质疑的武则天如此，诛杀亲生儿子的李隆基也是如此。沉醉于权谋斗争故事的人们，也应当看到他们身上温和的一面，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等被迫离开长安，情况就不同了，李隆基对李亨又多了一份纵容。
其实李亨的小算盘，李隆基可看得太明白了，但就算带着李亨龟缩蜀中，他也得不到什么政治收益，反而大唐很可能会完蛋，对于这一点，他心知肚明。当皇权体系崩塌的时候，权力牵制和政治平衡还有什么意义？逼迫李亨入蜀是双输的局面，李隆基不会傻到选这条路。
允许李亨单飞，甚至让李亨另起炉灶，才是符合李隆基利益的。为此，李隆基主动给李亨留下两千禁军，告诉他们太子仁孝，可继大统，大家要好好辅佐；还让李亨不要惦念蜀中，并嘱咐说西北将领深受朝廷厚恩，可善加利用。
李隆基算准李亨只能前往西北，而西北可靠的只有陇右和朔方。这么看来，李隆基设想过收复长安的策略，只不过最终的执行者不是他本人，而是李亨。为了方便李亨召集兵马，李隆基甚至打算将皇位传给李亨，自己做太上皇，不过被李亨拒绝了。
确实，自古以来，皇位传承一般都需要神圣的册封文书和庄严的传承仪式。荒郊野外，随便说句话就把皇位传了，谁会当真？
那么问题来了，这真的只是李隆基的虚伪之举吗？
应该不是，这一套操作是在特意向天下臣民传递一个信息：李亨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不管他走到哪里，天下臣民都应视他为君主，忠诚于他。李隆基做这一切，是为了帮李亨树立威信，方便李亨进行组织工作。
历史给了李亨机会，李亨单飞了，但究竟要怎么收复长安，他心里没底。
太子府的人马在马嵬坡逡巡着，眼看着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广平王李俶催促道：“天就要黑了，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得尽快决定去哪儿。”
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还是长安？众人七嘴八舌。最终建宁王李倓表示，大家只能去朔方，理由有三：第一，河西、陇右的许多将士在叛军中效力，去河西和陇右，危险系数太高；第二，李亨做过朔方节度使，朔方官吏每年都会到长安送礼，关系都还在，而以裴冕为首的士族不会背叛朝廷；第三，朔方离马嵬坡很近，且军备完好，兵强马壮。
数天之后，李亨抵达平凉郡（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这里有个官方的牧马场，李亨征调了数万匹骏马，随后出榜安民，招募军队。
朔方军总部设在灵武，距平凉二百五十公里。节度使郭子仪在外征战，朔方留后杜鸿渐、朔方节度判官崔漪、朔方支度判官卢简金、朔方盐池判官李涵等人给李亨写了封信，希望李亨到灵州坐镇，然后再召集陇右、河西的军队，挥师南下，收复长安。为表诚意，杜鸿渐还把朔方军镇的军队数量、战马、武器、粮食、布帛等军用帐籍一起送给了李亨。
灵武集团是一帮没有政治根基却又出身望族的文人，以维护正统为己任，这是李亨愿意来灵武的原因。当然，灵武集团不是慈善家，维护李亨的原始动机是想做从龙功臣，实现咸鱼大翻身，所以大家积极提议李亨登基称帝。
灵武集团一连劝了五次，理由非常直白：兄弟们跟您刀头舔血是为了加官晋爵、封妻荫子，如果您不给点儿实惠，将士们恐怕会寒心，形势殊难预料。
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二，李亨在灵武称帝，时年四十五岁，史称唐肃宗。
李亨登基时，手下文武官员不到三十人，其中武将居多。这些人不懂礼仪，上朝的时候懒散无度，毫无新朝气象可言。而且李隆基为了平叛，将朔方、河西和陇右的精兵调到长安，潼关一战，几支军队四分五裂，驻守在后方的都是老弱病残。所以说，虽然杜鸿渐给李亨描绘了美好蓝图，可实际上他手下没有精兵强将，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不过，最棘手的还是皇位的合法性。
此时此刻，大唐有两个皇帝。如果李亨处理不当，李隆基发脾气不退位，或是像玄武门之变后的李渊，虽然做了太上皇，却死活不交出太极宫控制权，让贞观君臣在旁边的太子宫蜗居长达三年之久，那就难办了。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们感觉到了皇家少有的温暖。
七月十五，李隆基在不知道李亨登基的情况下发布了一道诏书，封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永王李璘统领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使，盛王李琦统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使，丰王李珙（gǒng）统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使。三位王爷需要的军备物资由地方官府供给，王府属官、郡县官吏由三位王爷自行任命。
也许李隆基是想利用三位皇子牵制李亨，但只有永王李璘领了这个差事，聪明的盛王李琦和丰王李珙都拒绝了。李璘敢出头，一来是因为他是由李亨一手带大的，两人关系亲密，二来是因为他也有做皇帝的野心。殊不知，这个选择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七月底，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领五万精兵赶回灵武。李亨下诏，封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加盟，让灵武方面名声大振，溃败的官军、各地的义军、地方官府和军镇、少数民族政权皆望风归降。
灵武，渐渐积聚起一股可以摧枯拉朽的力量。
八月十二，灵武的使者到达蜀中，如实禀告了李亨登基的消息。李隆基喜极而泣：“朕的儿子顺应天命和人心，朕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
八月十六，李隆基颁布诏书，要求改“制敕”为“诰令”，朝臣的奏折一律改称自己为“太上皇”，并表示以后军国大事由李亨全权处理，然后报奏他知即可，哪怕是收复长安和洛阳之后，他也不再过问朝政。
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李唐皇室在遭逢国难的时候，并没有因为皇权斗争而上演父子猜忌、兄弟阋墙的人伦惨剧。信任和扶持，成了帮助平叛的力量。
随后，李隆基命韦见素、房琯（guǎn）、崔涣拿着传国玉玺和宝册前往灵武，将皇位正式传给了李亨。大唐立国一百四十年，从玄武门之变到先天政变，皇权交接过程一直充满鲜血和阴谋，在父慈子孝、君臣和谐的气氛中完成皇权交接的，这是第一次。
百无一用是书生
韦见素、房琯、崔涣在蜀中朝廷都是宰相，李隆基派他们送传国玉玺和宝册，一来是想让传位仪式更庄重，二来是替他们谋个好前程。这是人情，李亨应该有所表示，只是他刚刚称帝，如果李隆基说什么他就听什么，朝臣会看扁他，而且现在是平叛时期，正需要自己的核心班底。最后，在三个人中，李亨只选了一个，就是房琯。
房琯，河南人，父亲房融是武周时期的宰相。他本可以凭家族势力直接做官的，却偏喜欢钻研道法和佛法，尤其喜欢坐而论道。十几岁的时候，房琯跑到洛阳附近的陆浑山隐居，一住便是十余年。
二十七岁那年，正逢李隆基前往泰山封禅，房琯写了一篇《封禅书》进献给朝廷，得到中书令张说的赏识，被提拔为秘书省校书郎，后调任冯翊县尉。此后数十年，房琯勤恳为官，廉政为民，在仕途上高歌猛进，做到刑部侍郎。
李隆基出逃后，房琯拉着大理寺卿张均、驸马张垍（jì）连夜追赶。到了长安城南的一个破庙，张氏兄弟以家眷还在京城为由，死活不肯继续前行。房琯明白，他们这是不看好李唐的前途，想投靠安禄山了。
房琯也想过背叛，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终还是选择了李唐王朝。和张氏兄弟分手后，他星夜兼程，在李隆基到达成都前追上了他。就在当日，李隆基将房琯提拔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亨欣赏房琯的忠诚和才华，将他引为心腹。而房琯越受到信任，就越以家国为己任，尽心为李亨出谋划策，这是文官愿意为知己者死的品格。然而，房琯忘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他是李隆基派来的人，本就与灵武当地的官员们有隔阂，又喜欢高朋满座、互相吹捧的浮华氛围，就更与灵武集团格格不入了。
灵武集团看不惯房琯，房琯也瞧不起灵武集团，这是很危险的信号。
李亨提拔理财专家第五琦为江淮租庸使，可房琯觉得朝廷刚杀了杨国忠，现在又培养另一个擅长敛财的人，就是纵容第二个杨国忠上位，因此极力反对。李亨直接怼了一句：“不用第五琦，平叛的经费怎么解决？”房琯顿时语塞，不知所措。
事实上，第五琦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重新规划江南赋税的运输通道，使得部分赋税可沿长江向西运到蜀地，剩下的则可从襄阳经过扶风运到灵武，从而稳住了大唐朝廷的经济命脉。房琯根本看不到第五琦的战略价值，完全是因为反对而反对。
帝王用人可以凭自己喜好，可是在平叛的关键时期，靠个人喜恶提拔重臣，就有点草率了。重用房琯带来的恶果，是李亨难以承受的。
就在李亨辛苦创业的时候，安禄山那边还在大肆抢劫，抢完了首都百姓，又去搜刮长安附近的农村。百姓的思想很朴素，不管安禄山是想清君侧，还是想夺天下，只要不影响他们的性命和利益，他们都不会管。安禄山一路南下，没有遇到百姓的抵抗，没有遭遇来自百姓的道德谴责；安禄山在潼关城下和官军对决，百姓没有踊跃参加官军，也没有给官军慰问送粮的热情行为。但现在，安禄山把矛盾扩大到百姓中间，逼得百姓不得不反抗，这步棋就走得很臭了。
造反事业打不开局面，又得罪了百姓，不少人都在质疑叛军的前途，比如突厥将领阿史那从礼。他抢了两千匹战马，带着五千精兵逃到朔方，打算割据自立。
突厥军队的叛逃不会影响安禄山的整体战斗力，却会影响军心，因为这是军队分裂的征兆，意味着内部出现了严重问题。就像一家公司内斗严重，高管派系林立，中层扯皮推诿，谁都知道公司出了问题，可谁都不会捅破这层窗户纸，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快点跳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