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彻底失控。如果放史思明的部队过河，洛阳也会失守。危急时刻，郭子仪砍断河阳桥，将没来得及过河的官军以及史思明的五万大军阻隔在桥北。
前线官军还没回到洛阳，东都留守崔圆、河南伊苏震就放弃了洛阳，奔襄阳和邓州而去，百姓为求自保，纷纷遁入山林。
节度使又是什么选择呢？
拿淮西节度使鲁炅来说，他的部队被冲散后一路逃回驻地，士兵们在路上无人约束，如土匪般劫掠百姓，大发横财。不少官员弹劾鲁炅治军无方，请求朝廷给予处罚，鲁炅最终服毒自杀以平息众怒。
李光弼和王思礼在溃败后也没有再向洛阳靠拢，而是为了保存实力，各自带兵回到驻地。接下来怎么办，再等朝廷的命令吧。
最郁闷的是郭子仪，此次溃败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逃跑的时候他在最前面。在法不责众的情况下，谁做了出头鸟，谁就要背锅。而且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其他人可以撂挑子不干，但他郭子仪必须留下来。
郭子仪在洛阳东北的河阳稳住阵脚，从附近抓了一批百姓补充兵源，同时修建工事，就地筑城，希望能挽回颓势。
此时，诗圣杜甫路经洛阳，刚好看到郭子仪征兵致使百姓家破人亡的惨景，于是写下“三吏”和“三别”。这些诗句算是对相州之战最有力的见证。
相州一战，官军损失了七成战马、十万副甲胄，数十万大军瞬间解体，百姓对朝廷失去信心，各地节度使隔岸观火，朝廷既丢了里子，也丢了面子。
趁着官军溃败，安庆绪将七万石军粮全部抢回相州。面对耗损了兵力的史思明、毫无战斗力的官军，安庆绪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雄心壮志又燃烧了起来。但现实很快就打了他的脸。
以五万大军干掉数十万官军，史思明缔造的奇迹堪比安禄山一个多月拿下长安。如果河北叛军想继续与朝廷对着干，最靠谱的头领就是史思明，而不是草包安庆绪。对于这一点，叛军基本达成了共识。
战役过后，史思明带着数万大军来到相州，打算找安庆绪聊聊天。
史思明之心，路人皆知，安庆绪更知。安庆绪下令关闭城门，打算装聋作哑，把这事糊弄过去。没想到，他麾下的孙孝哲、崔乾佑等将领直接对他发出了灵魂拷问：“皇帝老儿，你打算背弃对史思明的承诺吗？”
安庆绪明白了，大燕的高级将领们已经把票投给了史思明。不过，他还是想再拯救一下自己。
史思明等在相州城外，既不和安庆绪联系，也没有返回范阳的意思。安庆绪知道史思明在城外，既不邀请史思明入城，也不派人慰问，来了个置之不理。
就这样，一个在城内做皇帝，一个在城外休息，双方就像熟悉的陌生人，都不愿意捅开那层窗户纸。
大燕重臣高尚、张通儒实在看不下去了，劝谏道：“陛下，史思明从范阳远道而来，帮我们解围。您作为皇帝不表态，我们这些臣子总得出面表示一下吧？”
安庆绪耍起无赖，说道：“朕不会去，要去你们去。”
高尚和张通儒无奈，只好自己前往史思明军中表达对他的欢迎。
通过谈话，史思明得知安庆绪是想能拖就拖，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松口。史思明开始哭诉自己千里迢迢来相州的不易，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还声称自己对安庆绪的帝位没有过分的想法，没想到遭如此冷遇，心中实在是郁闷。为了收买人心，史思明又安排了丰盛的宴席，并亲自作陪，让高尚和张通儒感受到了什么叫宾至如归。临走之前，史思明还给二人送上价值不菲的礼物。
史思明的豪爽大气衬托了安庆绪的心胸狭窄。实际上安庆绪也清楚久拖不是办法，最终提议让史思明来相州，先搞禅让大典，再将印绶交给他。
既然安庆绪玩心思，史思明也不含糊，他写了一份奏疏：“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意思就是，退不退位的先不说，大家可以各自立国，你做大燕皇帝，我立国称帝，与唐朝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人在落水时，漂来一根救命稻草也会让他兴奋不已。就像安庆绪，本来觉得没机会做皇帝了，可看到史思明的奏疏，立刻仿佛获得新生，连最后一丝防备也消失了。
安庆绪带着三百亲兵前去赴约，二人相谈甚欢，气氛融洽。安庆绪抓住时机说道：“我不能胜任皇帝重任，这才丢掉长安和洛阳。我如今身陷囹圄，大王看在父皇的面子上救我，这辈子我都无法报答大王的恩德。”说完便跪下来。
安庆绪以为史思明会来搀扶，然后明确提出各自称帝、互为兄弟之国的想法，可等了半天也没见动静，正准备发作，忽听史思明暴吼道：“安庆绪，你丢掉两京无所谓，可身为人子，竟然为了皇位谋害亲生父亲，可谓天地不容！我为太上皇讨伐逆贼，岂能和你同流合污？！”
史思明原本是篡权夺位的角色，可把安庆绪弑父的旧事翻出来，他就成了替天行道的英雄。
安庆绪死了。他应该明白，敌人的阴谋不可怕，敌人的刀枪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主动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去掌控。从放弃抵抗，打算和史思明各自为国的那一刻起，他便已经失去了未来。
史思明将财宝赏赐给将士，命儿子史朝义留守相州，自己返回范阳。乾元二年（759）四月初八，史思明在范阳登基，自称大燕皇帝。
安氏家族的辉煌已然逝去，接下来是短暂的史家王朝。对于李唐朝廷来说，还有更加沉重的国难。
李光弼反攻
对于相州的兵败，李亨表现得超级淡定，毕竟鱼朝恩是他派的，没有大军主帅是他的意思，遭遇沙尘暴怪不到谁，而且统兵作战的有九位节度使，法不责众。事后，李亨不仅给这些节度使升了官，还让郭子仪担任山东、河东诸道元帅，节制天下兵马。
总有人见不得别人好，尤其是像郭子仪这种有战败污点的人，政敌不踩他几脚都不算合格。在所有人中，下脚最狠的是鱼朝恩。
鱼朝恩对付郭子仪，不单纯是因为政治斗争，主要还是郭子仪自己有很大问题。
首先，唐朝军队有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即谁打败仗谁负责，封常清、高仙芝和哥舒翰就是先例。不管相州战败是因为什么，郭子仪肯定还是要负责的。
其次，大军出动虽然没主帅，但朔方军毕竟是主力，郭子仪又是朔方军的领袖，应该挑大梁。然而最艰难的时候，李嗣业和李光弼都有担当，郭子仪反而唯唯诺诺，表现令人失望。
最后，崔光远的魏州被围时，郭子仪拒绝救援，理由是当初他打汲郡的时候，崔光远只带了一千人前去支援。在大家眼中，这是郭子仪心胸狭隘、没有大局观的表现。
郭子仪想安稳做个顺从李亨的臣子，政治立场没问题，可他的不作为却得罪了两拨人：一拨是想建功立业往上爬的人，比如鱼朝恩；一拨是莫名有了败绩加身的地方节度使。鱼朝恩踩郭子仪的时候，没有节度使为郭子仪说话就是明证。
李亨挺了郭子仪三个月，最终熬不过鱼朝恩一次又一次上言，不得不让李光弼取代了郭子仪的位置。不过，李光弼只答应做朔方节度使，把天下兵马元帅的头衔扔给了赵王李系。军权是个敏感的东西，离它越远，活得越久，这是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共同认知。
乾元二年（759）八月，李光弼晋升为河北节度使，奉命收复河北。
史思明让小儿子史朝清镇守范阳，自己星夜兼程带兵赶赴汴州。朝廷安排在汴州的守将叫许叔冀，李光弼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坚守十五天。许叔冀拍着胸口保证没问题，可李光弼刚从外地回到洛阳，汴州就沦陷了，许叔冀、刘从谏、田神功等人集体投降。
占领汴州意味着史思明在黄河南岸有了根据地，这是叛军反攻的基础。史思明兴奋之余，封许叔冀为大燕中书令，让他和范阳战将李详一起镇守汴州。
许书冀做了大官，刘从谏、田神功捞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不仅如此，史思明还派他们跟随大将南德信到江淮作战。这些人投降叛军，憧憬的是得到荣华富贵，到头来却没捞到一点好处，还要做史思明的炮灰，凭什么？于是田神功、刘从谏合计了一下，在路上杀掉南德信，又归降了朝廷。
事情虽小，却能看出两个端倪：其一，史思明心思不够细腻，容易招惹小人，而且容易被人算计；其二，做不好拉拢人心和激励团队的事，根源在于史思明飘了。而人只要开始盲目自大，等待他的必定是个大跟头。
汴州失守，李光弼感到压力巨大。
东都留守韦陟建议放弃洛阳，驻守陕州，利用潼关阻挡史思明。李光弼拒绝了这个提议，理由是双方势均力敌，官军不战自退，放弃数百里的国土，会助长叛军的嚣张气焰。其实，李光弼更担心的是皇帝的态度——李亨为了让他上位，不惜拿下郭子仪，如果贸然撤退，他的下场恐怕就不是罢官那么简单了。
权衡利弊之后，李光弼还是决定放弃洛阳，只不过他选择将大军转移到河阳，和叛军形成对峙之势。
李光弼只有两万人，如果驻守洛阳，就需要在汜水、龙门派兵协防，这会削弱官军的整体防御能力，也会让李光弼成为瓮中之鳖。如果史思明接手了洛阳这个烫手山芋，他就要派兵防守，李光弼就成了主动的一方。反之，如果史思明不要洛阳，继续向西推进，李光弼也可以包抄史思明的后方。
李光弼的战术其实是在逼迫史思明放弃洛阳，而史思明真的按他所想的做了。史思明在河阳之南建了一座月城，打算和李光弼打擂台。他让军士轮流带着一千多匹战马到黄河边洗澡，以示兵强马壮。李光弼更有办法，他让部下将小马驹拴在营中，然后挑出五百匹母马带到黄河北岸晒太阳。母马和小马疯狂鸣叫，声音吸引了黄河南岸的战马，它们撒欢似的游到北岸，顺理成章地成了李光弼的财产。
史思明又在上游造了几百艘战船，将它们点燃，顺流而下，打算借此烧掉浮桥。李光弼命人制成前端带钩的百尺长杆，将木船勾住，史思明只能眼睁睁看着木船在黄河中央上演滔天烟火。
史思明和李光弼是老对手了，在河北战场上大家旗鼓相当，互有输赢。如今史思明做了皇帝，正是心高气傲的时候，却被李光弼戏耍，心情可想而知。于是一场原本正常的军事博弈因为史思明心态失衡，变成了一场为史思明挽回面子的意气之争。
史思明派了一队骑兵，打算在官军的粮道上做文章。李光弼决定利用史思明的愤怒情绪，用自己做诱饵，引史思明犯错。
李光弼来到屯粮之所野水渡，他想传达一个信息：我已经离开河阳，正在野水渡等你，速来打我。不过他只在野水渡逗留了一会儿便悄然离开，临走前吩咐守将雍希灏：“史思明手下的高庭晖、李日越和喻文景素有‘万人敌’的美称，今夜必有一人来抓我。你率一千人守住营寨，不要主动出战，到时候带他来见我。”不主动出战，带他去见你？难不成，这帮臭小子会主动投降？雍希灏蒙了，但还是遵命行事。
当天夜里，史思明传召李日越，给他下了一道军令：“李光弼在野水渡，你率领五百精骑前去偷袭。抓不到李光弼，你也不用回来了。”
第二天凌晨，李日越来到野水渡，雍希灏趴在壕沟里对着他引吭高歌。明明是来偷袭的骑兵，结果明晃晃暴露在官军眼前，还被调戏，这场面太尴尬了。
李日越：“你们的大帅李光弼呢？”
官军：“昨晚已经回河阳了。”
李日越：“你们这儿有多少人？”
官军：“就我们一千人。”
李日越：“守将是谁？”
官军：“雍希灏。”
双方就像朋友一样聊天，丝毫看不到敌意，然而李日越聊越觉得心虚。史思明命他活捉李光弼，可他能抓到的只是雍希灏——一个普通将领，带他回去，史思明肯定不会高兴。李日越思索再三，决定投降官军。雍希灏依命将李日越带到河阳。李光弼对李日越热情有加，还封他做大将军。
野水渡的八卦很快就在史思明的大营里传开了。史思明麾下的三位“万人敌”大将，论资历和地位，李日越排名最末。高庭晖听说李日越做了大将军，心想如果自己也投降，地位肯定比李日越要高，于是在几天后也暗中归降了官军。
三员虎将，李光弼轻松招揽了两位，既增加了自己的生力军，又羞辱了史思明。李亨也配合李光弼，下发了两个任命书：高庭晖担任右武卫大将军，李日越担任右金吾大将军。这两个职位虽然是养老岗位，却是叛军将领洗白自己的不二选择。
一边是有名有分的朝廷职官编制，一边是给私营企业干掉脑袋的活，傻子也知道怎么选。照这样招聘下去，朝廷什么也不用干，就能把大燕政权变成空壳公司。
史思明不想和李光弼玩小打小闹的游戏了，他决定从正面进攻河阳城。
河阳城分为南城、中城和北城，南城首当其冲。李光弼给南城守将李抱玉的任务是拼死防守，给大军争取两天时间，两天后可以弃城。
第一波防御坚持了两天，防御物资在第二天傍晚耗尽。李抱玉知道李光弼正在构筑中城和北城的防御工事，所以哪怕规定的时间已到，他也没打算放弃。
李抱玉给叛军送信，声称自己要投降。围攻南城的叛军大将是周挚，他不想损失太多士兵，因此接受了。当天傍晚，周挚鸣金收兵，李抱玉乘着黑夜的掩护，一面派人修补城池，一面派人绕到敌军身后。
第二天，周挚等来的不是白旗，而是一波屠杀。周挚权衡之下放弃了南城，转而围攻中城的李光弼。
李抱玉为李光弼争取了三天时间。这期间，李光弼已在中城外面修建了一圈栅栏，又在栅栏之外挖了宽、深各两丈的壕沟，由大将荔非元礼镇守。
周挚来到中城，发现自己和城池隔着一道壕沟，又隔着一道栅栏，栅栏里面还有随时可以出击的守军，守军背后则是城墙，城墙上面更有数千守军，简直一个头两个大。为了把攻城器具运到城下，周挚在壕沟上面填了八条路，可还没来得及进攻，荔非元礼就带着敢死队从栅栏内冲了出来，沿着八条壕沟阻击叛军。路面本就不宽，周挚空有大军却攻不过来，只能眼睁睁看着手下士兵倒在壕沟里。
两次进攻，两次失败，叛军的士气低迷到了极点。考虑到很难打开中城的防御缺口，周挚又将部队带到北城。然而由于不懂攻城战术，叛军接连受阻，对北城的进攻也不成功。
李光弼抓住有利战机，向两位部将下了军令：郝廷玉率领三百精骑狠打敌人最强势的西北角，论惟贞率领两百精骑狠打敌人的东南角，不胜不退。李光弼随身带了一把短刀，声称战事不利，他就拔刀自刎。当然，这种口号不能当真，因为危机来临，最先跑的可能就是李光弼这种将领。虚伪表演的目的，单纯是为了给下属打鸡血。
这场冲锋战太艰苦，也太残忍。幸运的是，叛军心理已经崩溃，遭遇猛烈的冲锋后，很快溃败而去。李光弼最终杀敌一千，俘虏五百，一直将周挚赶到黄河边上。
河阳之战，唐军仅有两万人，却抓住叛军不善攻城的弱点，以血肉之躯阻击了潮水般的进攻，可歌可泣！可惜，在安史之乱的历次战争中，河阳之战伤亡人数只有几千人，只能算小规模战役，无法改变整体局势。
战役结束后，史思明镇守洛阳，李光弼驻守河阳城，双方隔着黄河继续对峙。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对峙从乾元二年（759）十月持续到上元二年（761）二月，跨度长达十五个月。
双方迟迟不想决战，原因有很多。
第一，史思明在河阳吃了亏，不敢再轻举妄动。
第二，主力会战将决定着河南地区的控制权，双方都很谨慎。
第三，中原地区粮食短缺，物价暴涨，史载“米斗至七千钱，人相食”，官军和叛军都受到了影响。相比而言，朝廷可以打货币战争，还可以调动蜀中、河西、陇右和河东等地的资源，而史思明只能在山东、江苏一带拓展后勤基地，势力毕竟不足。
史思明偃旗息鼓，李光弼便开始主动出击，然而由于官军人数有限，他只能组织小规模战役，虽然胜率很高，却对大局没什么帮助。李光弼拿的是牛刀，斩的却是苍蝇，这多少让李亨有些失望。这种时候，李光弼的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因为李亨让他做大元帅的时候就在心里给他设定了及格线。很显然，李光弼挂科了。
既然李光弼玩不转，重新起用郭子仪就是个不错的选项了。
李亨将郭子仪任命为河西诸镇元帅，征发左右英武军（李亨组织的禁卫军，精于骑射），并调派朔方等地的七万兵马，打算从朔方直捣范阳，然后挥师平定河北。
范阳没有大将镇守，如果发动偷袭，肯定能收到奇效。然而，李亨的决定引起了宦官鱼朝恩的忌惮。面对重掌兵权的郭子仪，鱼朝恩是有危机感的。于是，他一番运作，竟然让已经下达的诏书作废了。这事儿看起来荒谬，实际证明了两点：宦官集团的势力已经渗透了朝廷运转机构；文官集团逐渐丧失了忠贞耿直的气节，正在默许宦官集团夺走他们的权力。在未来，这两种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史思明意识到，继续耗下去必定会生变，于是他让人在长安散布谣言，说洛阳的叛军都是北方人，他们长期征战，思乡心切，早就没心思守城了，如果官军此时攻城，肯定能一举拿下。
谣言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有人愿意相信它，而且能从中牟利，鱼朝恩便是听信谣言的那一个。他不断给李亨上奏，希望能让李光弼迅速决战。
李亨的心里忐忑不安，毕竟李光弼才是主帅，什么时候开战，李光弼最有发言权。面对鱼朝恩的进言，李亨始终没有松口，然而鱼朝恩也在一线工作，他继续给李亨上奏，直到将史思明的谣言说成既定事实，改变了李亨的心意。
不战肯定不能收复洛阳，战也不一定失败，这就是李亨的心路历程。在急于收复洛阳的心态下，李亨传下诏书，命李光弼展开决战。对此，李光弼的回答很简单：“贼锋尚锐，未可轻进。”
皇帝的催战引起了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的注意。作为职业军人，他知道不应该拿步兵和骑兵硬碰硬，可丑恶的人性正在疯狂地驱使他拆李光弼的台——仆固怀恩一直都有上位顶替李光弼成为主帅的想法，且对李光弼苛刻的治军作风不满。
仆固怀恩告诉李亨，洛阳的局势确实如传言一般，官军应该主动出击。李亨可以怀疑鱼朝恩，但不会怀疑仆固怀恩，他开始觉得是李光弼消极怠战，拥兵自重。数年前，封常清、哥舒翰不就是这样吗？
上元二年（761）二月二十三，李光弼来到洛阳城北的邙山，命各军倚靠邙山安营扎寨，占据险要地势，战局顺利的话就和史思明一决高下，战局不利就选择退守。
李光弼想做稳扎稳打的诸葛亮，偏偏有人想做独领风骚的马谡，此人就是仆固怀恩。他把军队带到平原地带安营扎寨，李光弼命他撤到山上，他就是不听。
长时间的口水战最终影响了官军的整体布局，史思明看得分明，意识到平原地带的军队就是邙山大战的突破口。
叛军骑兵对仆固怀恩发起冲锋，李光弼为了顾全大局，立即命其他部队前去支援。可这样一来，官军的防御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叛军骑兵横扫战场，数千官军阵亡，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北渡黄河，退守闻喜（今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
事实上，李光弼是可以撤回河阳重新组织军队牵制叛军的，因为放弃洛阳意味着长安会受到威胁，这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把李亨暴露在敌军的铁骑下，这是政治上的错误。当初郭子仪在相州之战后原地重振旗鼓，就是出于这个考虑。可这一次，李光弼翻越太行山脉，直接回了河东。
李光弼和郭子仪终归是性格不同的人，郭子仪逆来顺受，李光弼性格刚硬。李亨督促决战，不仅是军事上的错误命令，更使长安政治生态恶化。如果李光弼留在河南，迟早被朝廷收拾，不如逃回河东，远离麻烦，也能借此向朝廷表达自己的不满。
邙山兵败，朝野震惊，李亨连夜调集军队支援陕州和潼关，因为失去潼关，他就又要带着太上皇李隆基跑路了。
史思明想要扩大战果，派出军队清剿官军，领军将领正是他的长子史朝义。史思明原计划先拿下陕州，再围攻潼关，可计划还没达成，他就被儿子杀死了。
史思明有两个儿子——长子史朝义，幼子史朝清。史朝义的母亲出身贫寒，他却因为长子身份而被立为太子；史朝清的母亲则出身平卢辛家，是大族女子。史思明自从娶了辛氏就官运亨通，所以他格外喜爱辛氏，最终将辛氏封为皇后，对史朝清更是无底线地宠爱。
为了讨父亲欢心，史朝义玩命地打仗。可史朝义表现得越是完美，史思明越看他不顺眼，甚至扬言可以杀了史朝义，改立史朝清为太子。
父亲不分场合说出想杀儿子的话，确实很伤感情。史朝义明白，这种事不好找父亲理论，自己能做的就是谨小慎微，避免犯错。
一边是残暴不仁、六亲不认的史思明，一边是备受欺压、宽厚仁慈的史朝义，不管是从情感还是从理智出发，朝臣们都选择支持史朝义。
史朝义攻打陕州，遭到官军大将卫伯玉的抵抗，没能成功。史思明怒火滔天，大骂史朝义耽误大事，又扬言要杀了他。冷静下来后，史思明突然意识到这是废黜太子的机会，于是告诉史朝义，给他一天时间修一座粮库来赎罪，不然军法处置。
史朝义很窝火，不过还是照做了。他发动手下所有军士去修粮仓，一天下来，只差外墙的一层泥还没涂。第二天，史思明心情爽朗地带着朝臣前去验收，可到工地后傻眼了，史朝义居然完成了任务。史思明的计划落空，心情可想而知。
临走之时，他嘴里咕噜了一句：“等攻下陕州，非杀了这个孽子不可。”
这句话很快传遍军营。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拉拢史思明的警卫队长，还有大批的将军，最终说服史朝义起兵自保。
一行人将史思明生擒，史思明咆哮道：“谁敢如此大胆，谋反犯上？”
骆悦闪身出现，面色阴冷地说：“是你儿子史朝义的意思。”
史思明看着众人，感慨道：“都是朕早上失言才落得如此下场，这就是报应。可你们将朕杀掉，未免太早了吧？你们难道想看着皇图霸业毁于一旦吗？”
这句话说得很没有水平，皇图霸业是史家的，性命是史思明自己的，大家对此心里有数。没过多久，史思明就被骆悦勒死。
留着史思明，确实会被心怀叵测之人利用，给史朝义带来政治风险，从统治角度来说，骆悦的做法是正确的。可从伦理上来说，以子弑父是道德大忌，就算史朝义躲在幕后，也逃不过世人的质疑和指责。
有人觉得，安禄山为安庆绪所杀，史思明为史朝义所杀，是因为胡人不讲道德伦理。可如果真是这样，在杀安庆绪的时候，史思明就不会把持着道德制高点，更不会在自己被杀之前，企图用父子伦理的准绳去阻止史朝义。
这样的事频繁出现，其实是叛军集团权力体系和价值信仰崩塌的结果。
说白了，造反是政治投机，要的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越是迅速，成功率越高，如果拖到对峙局面，一定由朝廷占据优势。史思明造反前，范阳将士厌战情绪浓厚，以至于史思明必须使用阴谋手段统合他们的思想。河阳之战，史思明有碾压优势，可麾下仍然有核心大将投降朝廷。这些都是明证。
不管是厌战还是投降，都说明叛军集团已经大大降低了对成功的期望，这才是叛军集团最严重的心魔。一个没有前途、忧患重重的团队，最容易发生内乱。
在以子弑父的乱局中，安庆绪和史朝义是既得利益者，他们麾下将领何尝不是？将领们发动军事政变，一来可扶持新皇帝上任，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二来可通过改变权力顶层的结构，进而搞政治运动，清洗上一任皇帝依靠的核心成员，给自己的晋升腾出一条通道，而这个晋升是很难通过正常的军功获得的。
安禄山被杀的时候，叛军集团的权力体系就已经崩塌过一次了。史思明能顺利上位，掌握军权只是一方面，整个叛军集团都想保住安禄山的既得战果，想给自己争取新的生存空间，才是主要原因。如此上位的史思明想统治叛军，必须培养亲信、树立权威，这得花很长时间。而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中途就被叛军集团联手干掉了。到了此时，叛军集团的成功可能性已经降为零，没有人能做到比史思明更进一步。
安史之乱结束
上元二年（761）四月，史朝义在洛阳登基称帝，随后杀了弟弟史朝清。不过，史朝清被杀后，史朝义就能轻易地控制范阳吗？
不可能的。
范阳出现权力真空。为了争夺权力，获取实际利益，叛军集团发动内乱。
负责搜捕史朝清残余势力的张通儒漏掉了辛皇后的族人辛万年，他让高鞫（jū）仁和高如震前去抓捕，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三人竟暗中达成合议，决定联手控制范阳，自己创业。
三人合兵一处，杀了张通儒，推举中书令阿史那承庆为燕京留守。阿史那承庆不想做提线木偶，于是做掉了高如震，又与高鞫仁在范阳展开巷战。最终，阿史那承庆双拳难敌四手，逃往洛阳，高鞫仁成功控制了范阳。史朝义内外交困，不想撕破脸皮，只能封高鞫仁为燕京都知兵马使，任命亲信李怀仙为范阳节度使。
李怀仙已经猜到，高鞫仁不会待见他这个外来的和尚，所以到达范阳后态度谦卑，对高鞫仁恭敬有礼，和他称兄道弟，以示自己没有野心。反观高鞫仁，却是趾高气扬。
按规矩，高鞫仁应该给皇帝使者接风洗尘，但他连慰问环节都取消了。不仅如此，高鞫仁还霸着节度使府衙，李怀仙只能在蓟县的临时府衙办公，至于范阳五千军队的指挥权，李怀仙就更别想了。李怀仙忍了，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
接下来的十几天，李怀仙时常邀请高鞫仁到府衙谈话，两人相处还算融洽。一天中午，李怀仙又摆下宴席，派人请高鞫仁前来赴宴。酒到半酣，李怀仙的手下朱希彩借酒装疯，时不时和高鞫仁眉来眼去，高鞫仁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怀疑李怀仙要在席间谋害自己，因此借着上茅房的机会溜回营中。
当晚，高鞫仁决定先下手为强，然而天公不作美，出兵的时候突降大雨，行动只能取消。高鞫仁想了一夜，李怀仙也没有出格的行为，贸然杀了他会难以收场，所以打消了用兵的念头。
第二天早晨，高鞫仁一个人骑着马溜达到李怀仙的府邸，守卫将此事通报给李怀仙。昨晚还疑神疑鬼的，今天却单骑上门，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李怀仙怕高鞫仁有什么坏心思，一面打听消息做好准备，一面微笑着把他迎了进来。二人称兄道弟，攀谈了半天。此时刀斧手已经埋伏在府衙里，李怀仙确认过门外没有埋伏，立马结果了高鞫仁的性命，随后控制了范阳。
史朝义觉得既然李怀仙是自己的亲信，高鞫仁一死，范阳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然而这只是他的错觉，因为李怀仙也是投机分子，只不过还没想好究竟是投降朝廷，还是支持大燕。唯一能肯定的是，经过几次内乱，叛军集团已在覆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朝廷的大好机会。
洛阳一战，朝廷催李光弼出战，又没给他派任何援军。而李光弼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所以李亨没脸找他问责，就连宦官集团也保持了沉默。上元二年（761）五月，李亨任命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行营都统，负责江淮地区的防务。
让李光弼去江淮，是朝廷深思熟虑的一步棋。
安史之乱期间，官军牢牢扼守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让朝廷的赋税重头江淮避免了战乱。不过，自从永王李璘叛乱后，李亨对地方将领严重不信任，开始频繁调动任职，军队内部又在争权，最终导致淮西节度副使刘展之乱。这场内战波及江淮，官军在平定刘展之日还大肆劫掠财富，以至于当地生灵涂炭。
大乱之后，朝廷需要实权将领坐镇江淮，这个人既要搞好经济工作，又要让民心安定下来，李光弼是个不错的人选。此外，除了维稳工作，让李光弼前往江淮还有遏制史朝义的目的。
洛阳之战后，史朝义一直想控制江淮，切断朝廷的经济命脉，于是围困宋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几个月，逼得宋州刺史李岑只能拿酒曲养活大军，苦撑待变。李光弼为此调动了大批官军，但也只能将史朝义逼回洛阳战场，至于剿灭叛军，李光弼没底气。
双方分不出胜负，于是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个帮手——回纥。
宝应元年（762）四月，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先后去世。
史朝义给回纥的登里可汗写信，声称李隆基和李亨已相继去世 ，长安群龙无首，人心动荡，登里可汗可以杀奔长安，与自己分享胜利果实。在史朝义的蛊惑下，登里可汗赶到黄河北岸的受降城，映入他眼前的不再是富庶的城镇，而是残破不堪的城垣、穷困潦倒的百姓。见此情景，登里可汗对大唐的敬畏荡然无存。
乾元元年（758），广平王李俶被立为皇太子，改名李豫。
与此同时，继位的唐代宗李豫派宦官刘清潭前往回纥军营，告诉登里可汗，新的大唐皇帝就是当年与叶护太子一起收复两京的广平王 。登里可汗没经历过这段故事，自然无法产生共鸣。在利益的驱使下，登里可汗侮辱了刘清潭一顿，随后将他囚禁起来。
李豫得知消息，急忙派殿中监药子昂前往忻州（治所在今山西省忻州市）。这一次，药子昂斩钉截铁地告诉登里可汗，长安有了新皇帝，是新皇帝派他来犒劳大军的。
登里可汗放弃了偷袭的想法，但他需要个台阶下，于是他告诉使者，想见见岳父仆固怀恩。此时，仆固怀恩正驻扎在汾州（治所在今山西省临汾市），他接到诏书后立即赶赴女婿的营帐。翁婿见面，气氛融洽，仆固怀恩嘱咐登里可汗，一定不能忘记大唐的恩德，做背信弃义的事。登里可汗拍着胸脯保证：“没问题，我这就向陛下请旨，先弄死史朝义！”
宝应元年（762）十月，李豫下诏，封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药子昂、魏琚分别为左、右厢兵马使，命各路节度使和回纥大军在陕州会合，共同讨伐史朝义。
李适是李豫的长子，年仅二十岁，资历浅，阅历少，难当重任。李豫本打算起用老臣郭子仪为副元帅，可程元振和鱼朝恩害怕郭子仪算旧账，极力反对，于是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顶替了郭子仪。为了稳住回纥大军，李豫让仆固怀恩把母亲、妻子甚至七大姑八大姨全部带到前线，让她们和登里可汗的家眷培养感情。
不得不说，面对登里可汗，李豫犯了几个大错。
第一，登里可汗要求见仆固怀恩，是给自己找台阶下，李豫只看到了表面，没看到本质。登里可汗明明想玩利益牌，李豫却想打亲情牌，这样的操作只会让登里可汗觉得大唐没搞清楚他的需求，而且让他觉得李豫没有政治智慧。李豫给登里可汗的第一印象就是政治小白，面对这样的对手，登里可汗是不会有敬畏之心的。
第二，回纥军队不是第一次来中原了，上次李亨和郭子仪对他们礼遇有加，热情周到，以至于叶护太子不好意思白吃白拿，这一次大唐的招待级别却降了好几个档次。明明是大唐有求于人，连表面功夫都没做到位，人家凭什么卖力帮忙？
李豫想利用回纥，登里可汗也知道自己是一颗棋子，可李豫的利用心理赤裸裸地摆到了桌面上，这是很伤登里可汗感情的。由于李豫的政治手腕不够成熟，加上外交表演不够专业，登里可汗产生了严重的防备心理，这给双方的合作蒙上了阴影。
关于回纥的行军路线，药子昂的意思是让登里可汗沿着邢州（治所在今河北省邢台市）、怀州、卫州方向行军，言外之意是让回纥骑兵对付河北的叛军。对此，登里可汗想都没想就直接否决了。
药子昂重新组织了一次语言，提议让回纥大军从太行山南下，占据河阴（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东北），卡住叛军的咽喉。登里可汗再次拒绝。
如果从河北南下，一路上会遭遇各种叛军部队，恐怕还没到洛阳，登里可汗就成光杆司令了。李唐朝廷直到此时还在把登里可汗当傻子。
双方经过协调，最终确定让回纥骑兵驻屯在黄河北岸的河北县（今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
雍王李适到达回纥军驻扎地陕州。碍于礼节，他带着药子昂、魏琚、韦少华等人前去拜会登里可汗。不料，回纥君臣态度倨傲，声称唐肃宗李亨和叶护太子互称兄弟，这么算来，李适就是登里可汗的侄子，按道理应该给登里可汗行拜舞之礼。
拜舞礼源于隋朝，因为隋朝一统天下，想塑造朝廷的威严，所以要求臣民和少数民族领袖通过手舞足蹈的方式给帝王行礼，以此确定君臣关系。换言之，谁行拜舞礼，谁就是臣子。这种高端的礼仪流传许久，回纥人不会不知道，登里可汗坚持让李适拜他，无非是想表达自己对大唐朝廷的不满。
李适年纪轻轻，难以应对这个场面，不免觉得有些尴尬。药子昂据理力争，说了几个不能拜的理由，诸如李适是太子，是未来的皇帝，没道理给回纥可汗行礼；玄宗和肃宗皇帝刚刚去世，国家正在丧期，拜舞礼有悖礼法等。
关于礼仪问题，两帮人争得唾沫横飞，回纥的车鼻将军不胜其烦，将药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等人各打了一百鞭子，魏琚、韦少华当晚便伤重去世了。
因为有求于人，因为急于收复国土，大唐君臣只能含泪忍下这口气。
十月二十三，官军四十万人马从陕州开赴洛阳。
唐军来势汹汹，更有回纥骑兵助阵，阿史那承庆建议放弃洛阳，暂避锋芒。可史朝义不愿意就此撤退。他在洛阳城外布置了数万兵马，并模仿官军昔日的守城方式，挖壕沟，立栅栏，还在洛阳城中集结十万兵马，打算和官军进行决战，一战定乾坤。
十月三十，仆固怀恩、鱼朝恩发起冲锋，回纥精兵侧面掩杀，叛军节节败退。史朝义带着十万大军前往昭觉寺（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横水镇，背靠昭觉岭）布阵，以人墙战术将官军挡在寺外。
官军冲锋乏力，阵型开始后撤，形势非常不妙。关键时刻，镇西节度使马璘大吼一声：“事急矣！”这是专业军事话术，意思是如果己方撤退就会惨败。话音刚落，马璘单枪匹马冲到前线，挑翻了叛军设置的两道栅栏。叛军防线出现缺口，官军一拥而上，和叛军短兵相接。
大规模近身混战中，骑兵很难发挥作用，而官军的人数是叛军的几倍，战役结果毫无悬念。史朝义带着军队转战石榴园、老君庙一带，官军拼命追杀，最终重创了史朝义的军队，杀敌六万人，俘虏两万人。
眼看着苦心经营的势力毁于一旦，史朝义悲愤交加，但阻止不了洛阳全面失陷。史朝义率领数百名轻骑从东门逃窜而去，大燕中书令许叔冀等人投降。
洛阳百姓迎来了官军，可没想到，他们悲惨的命运并没有结束。回纥骑兵入城后劫掠宫城，还在城中放火杀人。朔方军和神策军看到回纥军队如此行事，竟然没有几分愤慨，反而多了几分羡慕，他们表示回纥大军抢得不专业，最后身体力行地制定了几个抢劫标准：第一，逢门必进，不管是朱漆大门还是落魄小门；第二，但凡金银珠宝、首饰衣服、粮食糟糠，全部带走；第三，老百姓身上只要有值钱点的衣服，一概扒光。
由于大批官军参与抢劫，洛阳的局势全面失控。据史料记载，洛阳的大火烧了十余天，数万名无辜百姓死于这场无妄之灾。因为衣服被扒走，不少百姓只能赤身裸体，景象极其凄惨。
回纥军队只是抢劫了洛阳，官军则沿着河阳、郑州、汴州、汝州一路劫掠下去，这场惨剧一直持续了三个月。最可耻的是，官军为自己的丑陋行径找了个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毫无底线和廉耻的理由：这些地方都是叛军的地盘，官军抢的是敌人，而非大唐的子民。
就在官军忙着抢劫的时候，仆固怀恩还记着史朝义，他把立功的机会留给了儿子仆固玚（yáng）。
史朝义如丧家之犬一路北逃，心心念念地想着回到范阳，可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经归顺朝廷，另有范阳兵马使李抱忠带着三千军士守在范阳县（今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
史朝义连夜赶路，饥肠辘辘，无奈之下只好向李抱忠讨要食物。正常来说，如果李抱忠真心投靠朝廷，肯定会生擒史朝义，可李抱忠明白，史朝义还有大批旧部，局势没有明朗前没必要把自己的路走死，于是命人从城楼上放下食物，并表达了歉意。
事实上，李抱忠的判断很准确，正因为安史集团将领的存在，河北才会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而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
一边是复兴大燕，一边是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史朝义开始犹豫了。将士们都是凡人，终究没有赴死之心，史朝义痛哭流涕，目送他们离去。令史朝义欣慰的是，还有数百名胡人骑兵不忍离去，这些人是史朝义的亲兵，从来没有背叛之心。
为了活命，史朝义决定投奔契丹。
离开范阳县后，史朝义带着亲兵一路狂奔。到达温泉栅（位于今河北省唐山市滦州市）时，战马精疲力竭，士兵也疲惫不堪，史朝义下令稍作休整，寻些食物和清水。
经过数月的奔波，史朝义也濒临崩溃，他开始闭目养神。也不知睡了多久，亲兵惊恐地将他唤醒，他拿起武器，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亲兵指了指远处，只见旌旗蔽天，一支军队正朝温泉栅包围过来，领兵的是范阳节度使李怀仙。
如果负隅顽抗，亲兵肯定会成为刀下亡魂，史朝义不愿如此，最终解开腰带，在身旁的树上打了个死结。
广德元年（763）正月二十六，史朝义在温泉栅自缢而亡，结束了大燕王朝的统治。李怀仙命人割掉史朝义的首级，快马加鞭送往朝廷。
正月三十日，史朝义的首级摆在了唐代宗李豫的桌上，长达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
拾伍
力挽狂澜
李豫拨乱反正
李豫的运气很不好，刚解决掉史朝义，吐蕃就打到长安来了。
安史之乱期间，朝廷将驻守西域的军队全部抽走，导致整个西域成为真空地带，吐蕃趁机而入。后来，朝廷的注意力都放在平定内乱上，忽略了西域的军情信息，宦官程元振又故意藏匿奏折，以至于吐蕃二十万大军攻陷大震关，打开了从甘肃到陕西的门户，朝廷还一无所知。关陇地区的官员屡次奏报，奏折却如泥牛入海，他们以为朝廷不会救援，于是放弃抵抗，吐蕃大军就这样一直打到关中腹地，距离长安只隔一条渭水。
长安无险可守，李豫果断放弃长安，逃往陕州。因为事态紧急，李豫连禁卫军都没有时间召集，只给郭子仪留了一道谕旨，让他征调军队平叛。
一时间，长安陷入混乱，烧杀劫掠之事无法禁止，禁军将领王献忠甚至动了废黜李豫而立丰王李珙为帝的歪心思，并为此拉拢郭子仪。
李豫很伤心，都说危急时刻才能看出别人的真心，可他看到的净是背叛。
逃到华州（治所在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的时候，地方官员早已逃跑，连提供饭食的官员也没有，李豫命附近的藩镇节度使赶来勤王，可大家无动于衷，隔岸观火，最后还是宦官鱼朝恩听闻消息，带着神策军赶来护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