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刚离开，李元吉就带着嫔妃团找李渊求情，封德彝也发动外臣游说，极力帮李建成开脱。随后，李渊以兄弟不睦为由让李建成打道回府，让他继续镇守长安。
仁智宫一场闹剧，死了这么多人，自然需要有个交代，既然李建成无罪，那就必然是太子府的官员的过错。事后，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卫率韦挺被流放到嶲（xī）州（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一带）。
在流放的名单中，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杜淹。杜淹是后来的唐朝宰相杜如晦的叔父，擅长钻营，精于算计。大唐建立后，他因为政治履历有污点，长期得不到重用，于是削尖了脑袋想投奔太子李建成。李世民的首席幕僚房玄龄担心杜淹被太子府重用，最终将杜淹收编到秦王府，授予兵曹参军之职。
为何秦王府的杜淹也会遭殃？最大的可能，他就是仁智宫事变中秦王府的急先锋。
要是放在平时，属下被冤枉，李世民绝对会据理力争，直接顶撞李渊也不是没可能。可这一次，李世民有功劳在身却连声都不吭，这就已经说明杜淹在此次事件中扮演角色之重要，是毋庸置疑的了。
白热化的争斗
经过仁智宫事件，两府的斗争摆到了台面上，接下来李世民和李建成因为大事小事闹得越来越不可开交。李渊厌恶李世民，可国家初定，还需要李世民替他四处扫雷，这种讨厌他又干不掉他的纠结感深深占据着李渊的心。但最后李渊也忍无可忍了，给李世民下了最后通牒：以后谁是天子，自然有上天授命，不是人力所能够谋算的，你李世民谋求帝位怎么能这般急切？
李世民明白，自己已经被李渊放弃，又与兄长为敌已久，如果日后李建成真的做了皇帝，恐怕秦王府就会灰飞烟灭。想到这里，李世民让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带着钱财到洛阳结交豪杰，准备经营这处可供退守的根据地。
李渊觉得，让李世民到洛阳发展似乎是不错的选项，所以在李元吉举报此事后，还是默许了李世民的行动。
日子一天天过，不久就发生了李世民在太子府饮酒后深夜吐血的事。这是一段经过渲染的历史记载。其实能隐隐地察觉出来，贞观史臣想把责任推给李建成，营造一种李世民被毒害的氛围，减轻玄武门政变的道德压力。
李渊去看望李世民，父子围炉夜话。李渊表示想让李世民到洛阳去，而且允许李世民设天子旌旗，效仿汉梁孝王的先例。换句话说，李世民可以安生在洛阳待着，等李建成做了皇帝，驾崩了，之后皇位就是他的。
李世民怎么会答应呢？长安才是他争夺太子之位的大本营，离开长安等同于放弃一直以来的经营。派人去洛阳只是怕长安出现变故，那里是他迫不得已的第二选择。就算是李建成，也不希望李世民离开长安。这个弟弟的能力太可怕，让他留在长安，放在眼皮子底下，凭老爹和太子府、齐王府的实力，起码可以做到压制他。
就这样，李渊的提议最终被搁置了。
经过一番闹腾，长安的政治氛围紧绷起来，秦王府众人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房玄龄和长孙无忌已经达成共识，劝李世民夺权篡位。可他们还没来得及行动，太子府已经抢先下手——将程咬金逐出长安，又罢免了房玄龄和杜如晦。就在此时，突厥军队打来，李元吉挂帅，计划征调尉迟敬德、秦叔宝、段志玄入伍，实际上是将他们软禁起来。这样一来，秦王府就只剩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了。
王晊是李世民安插在太子府的间谍，他将李建成的计划和盘托出。事态迫在眉睫，李世民必须做出选择。
李世民的想法是等大哥先动手，他再来收拾残局，可是两府之争如此残酷，谁占据先机，谁的赢面就更大一些。不管李世民的政治魅力有多大，身边有多少拥护者，谁手中有多少权力，一旦被敌人用刀子捅进心脏，他的成就也就清零了。而凭李建成在朝野的地位和威望，他只要活到最后，就能一统长安的舆论，安安稳稳做皇帝。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态度很坚决，绝不给李建成先下手为强的机会。尉迟敬德甚至威胁李世民，如果想防守反击，他就离开秦王府，躲到深山老林里保命去。
劝也劝了，但所有人都没找准李世民的痛点，他在乎的不是李建成，而是李渊。干掉李建成容易，怎么处理李渊呢？是杀掉还是软禁？以后要怎么面对史笔的记录、道德的谴责？
直到最后，有个人对李世民说了个上古君王舜的故事，大意是舜的老爹和弟弟想弄死他，舜最后出手自保，才开创一代盛世。言外之意是在劝李世民要懂得自保，他的自保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天下苍生福祉。
这顶高帽子一戴，事情就妥了。
武德九年（626）六月初三，太白金星出现在天空正南方的午位。按照古代的占星术，太白金星是武神，掌管战争之事，只要它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方，就一定会有起义或者军事政变之类的事情发生。精通天文历算的傅奕给李渊的官方解释是，太白金星出现在秦地，秦王将拥有天下。
这种事，李渊见怪不怪了。他召见李世民，对他说了傅奕的话。李世民没有过多辩解，反而“密奏”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之后又控诉道：“臣丝毫没有对不起哥哥和弟弟，他们却打算杀死我，为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如果我含冤而死，到黄泉见到王世充等人，也会感到羞耻。”
李渊错愕不已，说道：“明天我就审问此事，你早就该来见我。”随后下了两道旨意，让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裴矩等重臣在第二天进宫，并让李建成和李元吉也在第二天进宫。
这一段记录其实荒诞，尤其是李建成为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的说辞。既然是“密奏”，便不为人所知，所以史书里对李世民言语的记载并不可信。但从历史事实看，不管李世民用了什么理由，他利用李渊让李建成和李元吉在第二天进宫的目的都达到了。
李世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拿着写好的剧本，等着导演一场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政变。
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爆发，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进宫时被李世民带军拦下，并在乱战中被杀死。
这是一场改变唐朝初年政治格局的军事政变。李世民开创了李唐皇族武装夺权的先例，深深影响着后世的皇权觊觎者，以至于唐朝历史上的宫廷流血政变一桩接着一桩。这更是一场充满阴谋、悬疑和伦理争议的家族争斗，千年后仍能引起世人的关注。
政变的真相，就像是一颗洋葱心，需要剥开层层外皮才能窥视其中。
第一个问题：太极宫有八个宫门，李世民为什么要在玄武门起事？
太极宫分为外朝和内朝，外朝是皇帝上朝的宫殿和官员办公的官署，内朝是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地方。八个宫门里，西边的通明门、嘉猷（yóu）门通往掖庭宫；南边的承天门、永安门、长乐门人多眼杂，不利于埋伏军队；东边的通训门位于东墙的最南边，但李建成住在东宫北部，从通训门进入内朝会绕很多路，应该不会选这条路；北边则是玄武门和安礼门，而玄武门又占据核心地位，在唐朝的语言体系中，甚至会用“玄武门”三个字来指代内朝，例如《旧唐书·苏世长传》记录李渊召见老朋友苏世长时就说：“后于玄武门引见，语及平生，恩意甚厚。”除此之外，玄武门驻扎着好几支军队，想搞军事夺权，控制这里是必要的。
第二个问题：局势晦暗不明，李建成为什么敢进宫？
李世民举报李建成兄弟淫乱后宫的事，后宫的张婕妤已经得到消息，也给李建成传了信。不过，张婕妤知道李世民在搞事情，却不知道是什么阴谋，加上几个兄弟互相告状是家常便饭，李建成和李元吉便没有过多地解读这个信息。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李元吉还是建议整备太子府和齐王府的军队，托病不上朝，先暗中观察形势。李建成却认为，军队的控制权在他们手中，就算入朝，风险也不大。
李建成做出这样的判断，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李建成坚信李世民没有能力控制禁卫军。
作为禁卫军的主力，元从禁军长期跟随李渊，李渊又给了他们足够的恩惠，要说李世民能控制这支军队，李建成是不会相信的。事实证明，李世民确实没有掌控这支军队，但李建成漏算了一点：元从禁军对自己职责的理解很透彻，即守卫皇宫、守护皇权，而在他们眼里，守卫皇宫要比守护皇权更重要。换句话说，只要玄武门不丢，他们就不算失职。
打个比方，如果李世民和李建成在玄武门外面火拼，禁卫军肯定会坐视不理，当好吃瓜群众。但如果有人进攻玄武门，不管是李世民还是李建成，禁卫军都会阻止。
再假设一种场景，如果李世民对李渊刀兵相向，禁卫军会怎么办？只要李渊还能发号施令，禁卫军大概率会站在李渊这边。可如果李世民挟持了李渊，让他丧失发号施令的能力，禁卫军也大概率不会自发组织营救李渊。
元从禁军的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后来的种种表现。
第二个原因，李建成觉得李世民不会杀兄弑弟，做出人神共愤之事。
无法控制禁卫军，意味着李世民只要进了宫就无法调动军队。这种情况下，李世民想取胜就只能搞偷袭，比如在见面时突然拔出匕首捅死李建成。
曹操持刀偷袭董卓不成，但杜伏威捅死了赵破阵，近距离刺杀成败都有先例。
不过，政治家搞斗争采取这种近距离偷袭的做法，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如果是光明正大地发动政变，夺权者还能站在家国利益或者道德角度为自己辩解，可拿刀偷偷捅死自己的兄弟，这种事情放到任何时候都会让人鄙夷，即便夺权也坐不稳皇位。
站在李建成的角度来看，他不相信李世民会搞小概率事情，然而他高估了人性。皇权两个字的分量，足以泯灭世间的亲情、道德和规则。
在成王和败寇之间，就算一个普通人也知道该如何选择。李建成也懂，可他不能袭杀李世民，因为他的身份是皇太子，这是他的倚仗，却也是枷锁。
李建成的太子身份是李世民孜孜追求的。相比李世民，李建成已经是胜利者了，然而这也是李建成的弱点。老祖宗早就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句古话，把道理说得一清二楚。
作为皇太子，想顺利上位，李建成就要维护太子身份的纯洁和威严，因为古代评价一个太子的标准就是道德要高、品格要正，能为皇族子弟起表率作用。面对竞争者，太子的武器是遏制和打压，而非屠杀。历史上太子做皇帝后会屠杀兄弟，可在位的太子却鲜有杀害竞争者的，因为太子一旦举起屠刀，就会被群臣和百姓的唾沫淹死。李建成杀了李世民无非维持现状，却要承受一堆道德质疑，这是他不愿看到的。
一个戴着命运枷锁的太子，真的很难斗过把未来全部压上的无所顾忌的皇子。
第三个问题：李世民为发动这场政变，究竟做了多少准备？
李世民无法控制禁卫军，不代表他不能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禁卫军中。
驻屯在玄武门的主力禁卫军是左、右屯营兵。他们的最高首领叫敬君弘，官居屯卫将军（左右不详）；二把手叫吕世衡，官居屯卫中郎将。这两人是把守玄武门的主将。截至目前，没有任何直接的史料能证明他们是李世民的暗桩，也没有史料证明他们不是李世民的人。
这句话并不矛盾。敬、吕二人的级别太高，职责太重，如果李世民打他们的主意，任何纰漏都会引起李渊和李建成的猜疑，进而影响李世民的谋算，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个人对李世民有好感。换言之，职责要求他们两个必须坚守玄武门，可他们是人，是人就会有私心和情感，对神武勇猛的李世民产生仰慕之情并非不可能。
正因为这样复杂微妙的关系，在玄武门之变发生时，李世民没有给他们下达任何指令，却在他们与东宫势力作战并战死后，分别追封敬、吕为左屯卫大将军、右骁卫将军。这是连爵位也没有的“安慰奖”，但好歹带着一点安抚的意味。
没能和屯营兵首领产生直接联系，但李世民还有另一手，他往屯营兵中塞了一个关键的将领——常何。
常何早年参加过瓦岗起义，半途投奔李唐。唐军征讨刘黑闼的时候，常何在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军中分别服役过，不过算起来，他跟随李世民的时间更长些。
武德七年（624），担任十二卫大将军的李世民，将常何调到玄武门，让他做了小头领，并给常何赏了三十块黄金、几十枚金刀子，命他收买玄武门的骁勇之士。
在太子府的情报网中，常何算不上秦王府的座上宾，加上常何只是玄武门中级将领，头上还有两位上司，所以他根本没有引起太子府的注意。想想看，如果是将尉迟敬德安插到玄武门，李建成绝对不会在六月四日那天走这条路进宫。
这是李世民的策略。两府之争，李世民坚决贯彻一个思想，那就是让嫡系蜗居在秦王府，调动虾兵蟹将活跃在关键岗位，以此减少李渊和太子府的防备。比如，他派王晊担任太子府率更令，偷听到李建成与李元吉要在昆明池动手杀他的绝密消息；再比如，他把常何安排在玄武门担任中级将领，虽然无法完全控制玄武门，但可以执行特殊任务，关键时刻放秦王府的将领入宫。
太极宫的内朝住着嫔妃，属于绝对禁地，除了奉诏的皇子和亲信大臣，其他人是不能进宫的。但由于常何的存在，秦王府的将领拥有了最关键、最要命的入宫通行证。
有些场合，小人物的性价比要远高于大人物。
血溅玄武门
六月四日，改变中国历史的日子来临了。这个日子是李世民精心挑选的，因为这一天刚好是常何值班，他有机会将李世民的军队安排到皇宫之中。
李世民究竟带了多少人来？
《旧唐书·太宗本纪》中记载：“太宗（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中说：“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
《旧唐书·刘师立传》则说：“太宗之谋建成、元吉也，尝引师立密筹其事，或自宵达曙。其后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建成有功，超拜左卫率。”
按《旧唐书》的记录，当天入宫且记录在案的秦王府成员有二十余人。但《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又写道：“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挂，坠不能起。”也就是说，前后出现在宫内的秦王府军士可能在一百人以上。
玄武门之变是场世纪豪赌，行动之前，秦王府众人恐怕不知道推演了多少遍。如果李世民在宫内奇袭成功，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两府将士为了自保，为了给主子复仇，或者为了营救李渊，肯定会镇压和屠杀秦王府。面对太子宫和齐王府数千士兵可能的反扑，秦王府要怎么抵挡？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投机取巧都是自寻死路，因此除了宫内埋伏的高武力值将领，李世民还安排了外围武装部队。
《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说：“太宗左右数百骑来赴难，建成等兵遂败散。”
《旧唐书·高士廉传》载：“及将诛隐太子，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
芳林门位于长安外郭城的北面、玄武门的西边，与太极宫隔着掖庭宫，从这里是无法进入太极宫的。所谓“与太宗合势”，指的是高士廉征调的监狱囚徒与秦王府的兵力合二为一。当时，围剿李建成的太极宫是第一战场，玄武门附近是第二战场。
秦王府有八百府兵，李世民抽调了上百名将士入宫，剩下的兵力与太子府、齐王府抗衡，完全处于劣势。李世民需要援军，越多越好，哪怕援军的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抗衡，只站在场上壮壮士气也是好的。于是高士廉动用了囚徒，这证明了两件事：其一，李世民在长安或许有名气，但帮他的势力并不多；其二，虽说是决意发动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内心还是有点虚。
当时，李世民率精兵埋伏在玄武门内，刀出鞘，箭上弦，只等李建成和李元吉到来。李建成相信宫内是安全的，于是带着李元吉进入玄武门。兄弟俩没有立即下马，因为老爹授予他们特权，可在宫内骑马。
李建成和李元吉没有察觉玄武门的异样，不是因为他们不够敏感，而在于李世民根本没打算在玄武门门口动手。
玄武门驻有大量屯营军队，隶属敬君弘和吕世衡，而李世民并没能完全收买他们。李世民可以收买几个间谍，偷偷潜进皇宫，但要是当着禁卫军的面造反，而且是为诛杀太子李建成，也未免太不把禁卫军当回事了。何况，玄武门靠近太子宫，李世民这次带来的人不少，埋伏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动静稍大就可能会暴露行迹，引来太子宫的支援，所以不如避开点好。
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载：“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李建成进宫后先向右转弯前行，一直走到临湖殿，直到此时才察觉到有危险。他告诉李元吉，情况有些不对，还是先赶回府中。于是兄弟俩立刻掉转马头，打算离开。
按照官修史书的说法，当时李渊正在泛舟游湖。太极宫的西北角确实有几个人工湖，那里距离玄武门不远，而李建成所到之处既然名为“临湖殿”，应该和人工湖靠得比较近。换句话说，这里已经很靠近李渊的位置了。
问题是，李建成在临湖殿看到了什么，以至于心生警惕，不惜冒着放老爹鸽子的风险逃回东宫？如果说李建成在战场上练就了敏锐的嗅觉，能在临湖殿察觉到杀机，也不是不可能。然而李建成的离开是当机立断的，毫不犹豫。如此果断的表现，与其说是察觉到杀机，不如说他直接看到了杀机。
就在李建成和李元吉回转马头的时候，李世民现身了。兄弟几个没有任何寒暄，李元吉直接掏出随身携带的弓，搭箭向李世民射了过去。如果是正常情况，李元吉没必要反应这么激烈，直接对李世民下毒手。这样的反应，很像是在生命受到威胁情况下进行的自保。
李建成兄弟在临湖殿附近看到了什么？
第一种可能，李世民埋伏在临湖殿的兵马露出破绽，被李建成看到。临湖殿附近埋伏的是一支规模不小的军队，大概率是尉迟敬德率领的那七十余人，还有不少战马。在没有多少遮掩物的宫内，战马嘶鸣、铠甲反光都有可能被人察觉。
第二种可能，李建成发现临湖殿附近有明显的打斗痕迹。李世民能在临湖殿埋伏一支军队，但要躲过禁卫军的巡逻和宫女、太监的眼睛，除非出现神迹。所以在埋伏之前，秦王府用武力清理巡逻部队和无关人等，未尝没有可能。只要杀人灭口，地上就有可能留下血迹，空气中也会残留有血腥气味，这些都可能引起李建成的怀疑。
第三种可能，李建成察觉到李渊已经被控制了。李世民是政变的发起方，弄死李建成和李元吉是肯定的，但关键时刻控制李渊甚至干掉李渊也是必要的。如果李渊此时尚能保持人身自由，他就有足够时间逃到前朝调集禁卫军反扑，李建成和李元吉也可以投奔他。父子三人聚在一起，凭李世民的几十名将士，他想在太极宫逆天而为，可以说是白日做梦。
对李世民而言，提前控制李渊是最好的办法，也符合造反逻辑。何况，在此之前秦王府的幕僚们就已给李世民找到了合理的借口：发动政变是为了家国天下，李世民要做舜一样的人，不能有道德负担。
这样一来，玄武门政变前，李渊就不应该是史书里记载的那样，此时正和重臣在湖上泛舟了。当时李世民很可能已经挟持了李渊，甚至与李渊的近卫发生战斗，以突袭优势和人数优势控制了现场。李建成兄弟走到临湖殿的时候，要么发现临湖殿有打斗痕迹，要么发现李渊被李世民控制，这才不想和李世民多说，拿起弓箭，直接开干。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玄武门之变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看到禁卫军的反扑，也没有看到李渊调兵遣将了。一个被控制的老皇帝，连自保都成问题，又该怎么运筹帷幄呢？而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元从禁军，在首脑被控制的情况下自然两眼一抹黑。
有了这个基础，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过程就很简单了。
李建成和李元吉在临湖殿发现异常，于是立即准备离开。就在此时，李世民身穿铠甲、拿着宝弓现身了。他看到李建成离去，略显着急，口中念念有词，似乎想表达什么。李元吉见势不妙，掏出弓向李世民射了三箭。
平日里，李元吉的箭法也算百发百中，可身处危局，又在择路而逃的当口，他的战斗力大打折扣，三箭都没有射中。
眼看杀不了李世民，李元吉收起弓箭，专心逃跑。李建成看李元吉箭箭落空，心中不免有些懊恼，但也没办法，只能先跑为上，没有看到身后李世民也掏出了宝弓。
在李建成看来，李元吉对上李世民，李世民肯定会先报复回去，加上逃跑分了心，所以没有防备李世民会偷袭他。可在李世民眼里，李元吉不过是个浑小子，还不值得他动手，他布了这么大的局，就是为了夺取皇位，李建成才是他瞄准的猎物！
一支利箭破空而出，声音格外刺耳。几乎是在一瞬间，李建成轰然倒在了地上。这一箭积蓄了李世民的所有力量，又命中要害，李建成当场身亡。
看到大哥被射中，李元吉心中五味杂陈，没想到一母同胞的二哥的手段如此毒辣，下手如此果决。他哪里知道，这一箭是为了整个秦王府的生死存亡，为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在皇位面前，即便亲情也是浮云。
李建成既已授首，李世民已经放缓了追击的节奏，李元吉是有时间逃走的。可或许是觉得大哥已死，自己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或许是为了兄弟情义，李元吉又返回现场查看李建成的伤势。
李建成倒地后，尉迟敬德率领七十名秦王府将士拍马赶到，这些人掏出弓箭，对着李元吉就是一顿狂射，李元吉抵挡不住，顺势跌下马来。就在此时，李世民的坐骑受到惊吓，带着他狂奔到树林中。李世民被树枝挂住，摔在了地上，由于力道过大，摔得很严重，一时竟无法站起身来。
李元吉原本已经绝望，看到此情此景，复仇的情绪涌上了心头。他强忍伤痛，飞快地赶到李世民身边，乘李世民没有还手之力，用弓弦勒住了他的脖子。李世民用力抵抗，始终无法挣脱，明显感到自己的气息正在逐渐衰弱。
李元吉只需要再坚持一会儿，就可以挫败秦王府的阴谋，然而尉迟敬德赶来了。只听他暴喝一声，李元吉不觉心中一惊，勒紧的弓弦居然松了一下。
此时，李元吉有两个选择，要么用最后的时间弄死二哥，然后被尉迟敬德乱刀分尸，要么放李世民一条生路，自己夺路逃回齐王府，组织兵力来个绝地大反击。
李元吉不想和李建成共赴九泉，还想求生，所以他松开弓弦，向武德殿飞奔而去。李世民寻得生机，瘫坐在地上，疯狂地咳嗽着。尉迟敬德看到李世民还活着，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随后便疯狂追杀李元吉。
因为要勒杀李世民，李元吉丢掉了坐骑，此时只能徒步逃跑。利箭破空而出，蓄满了劲道，直取李元吉的后心，一击即中。李元吉倒在血泊之中，同样魂归天际了。这支羽箭正来自尉迟敬德，一位人狠话不多的超级杀才。他拍马赶到，淡定地抽出钢刀，手起刀落，一股猩红的鲜血喷涌而出，李元吉被割了首级。
一个是大唐皇太子，一个是最受宠的齐王，两位最尊贵的皇室成员就这样惨死在政变之中。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利刃只要出鞘，就必须噬血而归。
终于，李世民成了玄武门之变的最大赢家。
逼宫
李建成被杀的消息传到太子宫，车骑将军冯立愤恨不已。他深受李建成器重，不愿苟且偷生，于是召集薛万彻、谢叔方等武将，率领太子府和齐王府的两千兵马攻打玄武门。
冯立这样做，报答旧主之情是肯定的，可未尝没有为自己谋生路的想法。因为按照政治斗争的惯例，只要李世民夺权，太子府的势力肯定会遭到清洗。
此时，有两队人马驻守在玄武门，一队是秦王府的张公谨，他控制着大门；一队是禁卫军的首领敬君弘和吕世衡，他们率领屯营兵驻屯在玄武门外面。此外，附近还有一支驻屯安礼门的禁卫军。
如果打群架，禁卫军的态度将直接影响玄武门之变的走势。
不过，唐朝禁卫军是个复杂的体系，李世民在太极宫追杀李建成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位禁卫军将领有资格、有能力命令整支禁卫军去站队。更何况，发动政变的是功高震主、权势熏天的秦王李世民。放眼如今的大唐，恐怕没人愿意针尖对麦芒地和他作对。而玄武门之变是秦王府和太子府多年矛盾积累起来的一次爆发，是顺理成章的事，所有人都有这个预期。一件大家都有预期的事情发生了，自然不会产生太大的“惊喜”，所以恐怕禁卫军看戏的心态会更多些。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禁卫军的职责是保护玄武门，只要玄武门没有被进攻，哪怕宫内发生武装斗争，没有皇帝的调令，他们也不会乱动。从这一点看，控制李渊是秦王府做得最为明智的一个决定。
在李渊无法向禁卫军发布命令的情况下，禁卫军不会轻举妄动，于是就算李世民没有收买禁卫军将领，也足以让他们保持中立。这种情况下，冯立率领两府军队攻打玄武门，反而会被认为是侵犯太极宫的行为，因此冯立要面对的敌人不仅是秦王府，还有禁卫军。
张公谨看到太子府的兵马前来，立即关闭了宫门。凭冯立的两千多人，想攻破铜墙铁壁般的玄武门，可以说是痴心妄想。
整个政变由秦王府主导，意味着功劳簿上都是秦王府的将领。眼看玄武门前对峙起来，屯营兵的首领之一敬君弘就想拉着中郎将吕世衡主动出击。下属劝他小心行事：“事未可知，当且观变，待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
驻守在玄武门外的禁卫军不知道宫内情形，因此这位下属才说“事未可知，当且观变”，言外之意，最终结果还没出来，现在行动尚早。如果李世民胜，禁卫军就干太子府；如果李建成取胜，那就进攻秦王府，这是所谓的“观变”。
敬君弘并不这样认为。这位下属并不知道他的立场——他希望秦王府获胜。
李渊垂垂老矣，大唐的权力交接是必然的，秦王府和太子府斗争火热，敬君弘和吕世衡都乐于见到这场斗争的大结局，甚至乐于进去掺一脚，捞点功劳，以便在新朝获得一席之地。而在秦王府和太子府之间，两位禁军将领的情感是偏向前者的，否则他们一早就可以向李建成告密，到那时败的就是李世民了。另外，秦王府将士进宫的操作难度不大，可要连大量战马也一起送进去，凭一个常何很难办得神不知鬼不觉。可如果两位高级将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件事就说得过去了。
此时李世民和尉迟敬德不在玄武门，只有张公谨在。面对打了鸡血似的敬君弘，张公谨无可奈何，只能目送他去交战。这也足以证明，敬君弘和吕世衡不是秦王府的暗桩，否则李世民肯定会有统一调令，大家会互相沟通，而不是让太子府差点翻盘。
禁卫军和太子府、齐王府的军队混战在一起，没过多久，敬君弘、吕世衡便曝尸当场。两军交战了很长时间，秦王府的后备力量一直没有赶到，薛万彻擂鼓呐喊，扬言要进攻秦王府，将士们大为恐惧。
此时，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跑了出来，震住了场面。两颗血淋淋的人头让太子府和齐王府的军队顿失士气，军心涣散，士兵们四散奔逃。见此情景，冯立自知无力回天，只能仰天长叹，之后逃入终南山中。
事后回看，整个政变过程中，数十人追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喊杀声阵阵，李渊毫无动静。李建成和李元吉被杀后，太子府和齐王府军队赶来支援，与禁卫军发生激烈交战，喊杀声震天，史书上甚至记载“流矢及于内殿”，李渊还是毫无动静。这就十分符合前文的分析了。
《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这样写：“是时，高祖（李渊）泛舟于海池。太宗命敬德侍卫高祖。敬德擐（huàn）甲持矛，直至高祖所。”一直到战斗结束，李渊都在优哉游哉地划船。可按唐朝制度，皇帝出行时周围应有二十四名千牛备身、二十四名备身左右、一百名备身、一百五十名主仗。就算不是正经的上朝日，皇帝身边应该也有数十名侍卫，然而尉迟敬德居然可以身穿铠甲，手持兵器，直接冲到李渊的跟前，这说明了什么？
只有一个解释——在政变发生前，秦王府的人就已经控制了李渊及其卫队，李渊失去了自由。
《唐文续拾》中的《杜君绰碑》记载：“兵交御辇，矢及宸闱。”参加过玄武门之变的郑仁泰，其墓志中则记载：“兵缠丹掖，沴（lì）集紫宸，公奉睿略于小堂，肃严诛于大义，二凶式殄，谅有力焉。”这些都可以佐证，玄武门之变当天，李渊跟前发生了武装冲突。
这么看来，李世民应该提前用武力掌握了宫内的控制权，防止李渊调动更多的禁军反扑，也防止他和李建成、李元吉有信息往来。为了掌握主动权，李世民有可能还向李渊要过“诛杀逆贼”的圣旨，以便让秦王府师出有名。只是考虑到秦王府和太子府还没正面交锋，鹿死谁手还不一定，李渊并没有立即松口。
等尉迟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便是大势已定。李渊见到他大吃一惊，问道：“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回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一场阴谋夺取皇权的武装斗争，被胜利者一方的史臣包装成镇压暴乱的义举，哪怕被镇压的是皇帝的嫡长子、一国的储君。
对贞观史臣来说，李建成的感受不重要，玄武门的见证者太多，污点也太多，如果不处理，就会影响统治集团的形象。好在他们虽无法否认政变的事实，但可以美化。
一个信息不发达、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一个连印刷都没有大规模普及的时代，世人该怎么去获取和传播信息？除了口口相传，就是文字记载，而且最权威的不是近乎小道消息的前者，是有官方背书的后者。于是，在当事人的口述被历史的长河淹没的时候，一段官方记录就能成为事实，不是因为它没有问题，而是因为它是唯一。到了宋朝，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只能拿唐朝残留下来的实录、国史去记录这段历史。那个时候，玄武门之变的性质便悄然被扭转了。
贞观史臣欲盖弥彰的记录，背后是李世民最想隐藏的秘密。
史臣刻意将玄武门之变描述成秦王府和太子府的冲突，掩盖了李世民控制李渊的经过，可实际上，这场政变更可能是针对李渊的行动，李建成和李元吉只是附属的战利品罢了。这同样是一个血腥的战场，但秦王府在宫内屠杀了多少人，对李渊做了什么，如今已经全都成了谜团。
好在还有蛛丝马迹可以探寻。
《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记载，李世民登基后，于贞观八年（634）举行宫廷宴会，尉迟敬德出席。有个大臣的座位排在尉迟敬德之前，他当场暴怒，扬言：“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李道宗上前劝说，差点被打瞎双眼。李世民见状，淡淡地对尉迟敬德说了一番话：
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qiān）。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
李世民对武将向来宽厚，容忍度很高，如果尉迟敬德只是一时意气撒个泼，李世民绝不会拿韩信的下场去暗讽他。更何况，贞观一朝人才济济，武将如云。从历史记录看，尉迟敬德并没有可以彻底碾压别人的功劳。他敢狂言放肆，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玄武门之变当天，他进宫控制了李渊，帮李世民解决了最棘手的麻烦。
这是大功一件，也是李世民最忌讳的事。于是这场宴会后，尉迟敬德一夜之间从李世民的心肝宝贝变成了弃臣，彻底淡出了贞观朝廷。随后尉迟敬德深居简出，沉迷炼丹，大兴土木，过着奢华无度的生活，以自侮自毁的方式得以苟延残喘。史载：“敬德末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
再换个角度看。
如果这场政变真如贞观史臣定性是正义的，那他们为何不对政变的细节大书特书，还有什么比“杀贼平叛”的细节更靠谱的证据吗？然而没有，我们看到的，是下面这样蹩脚的记录：
听尉迟敬德声称李建成和李元吉作乱，是秦王镇压了他们，李渊对重臣裴寂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意思是，没想到今天会发生这种事，你说该怎么办？
裴寂沉默了。这时候说李世民的坏话，纯属找死，但反过来对李世民说好话，求新老板的赏识，以李世民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格，只会适得其反。
萧瑀和陈叔达向来对李世民有好感，他们看到大势已去，于是接话道：“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
李渊听后说：“善！此吾之夙心也。”
就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吧，这是我李渊平素的心愿！
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它恐怕是李渊这辈子说的最违心的话。看来就算贵为人间帝王，在刀斧加身的情况下，也有许多不得已。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记录到这里，李世民最忌讳的以子逼父之事，已经通过被隐去的宫内屠杀记录和被书写的李渊违心告白洗白了。三天之后，李渊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让他全权处理军国大事，秦王府的文臣武将逐渐进入大唐的权力中心。
武德九年（626）八月，李渊彻底被架空，被迫传位于李世民。
属于李世民的辉煌时代就要来临了。然而，玄武门的斑斑血迹就像一个魔咒，彻底套牢了李唐皇室，此后父（母）子相残、兄弟相争的宫廷流血政变一场接着一场。李世民自己在皇位传承一事上也饱受煎熬，后来他和儿子们相互猜忌，子孙不得善终，不知道算不算得上是因果报应。
造成这种局面，对权力无尽的欲望是主因，但李世民开了先河，把底线放得如此低，让后人没有心理负担，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叁
贞观之治
东突厥之战
武德九年（626）八月初九，李世民终于坐上了龙椅，次年改元“贞观”，史称唐太宗。但他没有心情庆贺，因为八月十九，东突厥的颉利可汗率领二十万大军入侵，已洞穿了大唐的所有防线，至八月二十四已经到达高陵县，距离大唐的首都长安只有五十里。
尉迟敬德奉命御敌，杀了一千余人，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退守长安。之后颉利可汗驻扎在渭水之侧，派执失思力前来进行外交谈判。
这是东突厥的兵马距离长安最近的一次。
颉利可汗敢来，一来是因为突厥兵强马壮；二来是觉得唐廷内乱，防务空虚，有机可乘。执失思力有军队作后盾，面对大唐君臣倨傲不恭，像个骄傲的大公鸡。
李世民生性刚猛不服输，而且刚登基需要维护自己的威严，因此对执失思力说道：“我与颉利可汗早就立约讲和，给你们送的钱财无数，没想到你们背弃盟约，深入唐境。虽然你们是胡人，但也长着一颗人心，怎能忘记大唐的恩惠，自夸兵强马壮呢？”
话音一落，李世民就要砍了执失思力。封德彝急忙救场，说两军交锋不斩来使，希望放执失思力回去。但李世民认为放执失思力回去就是向突厥示弱，最终将他关在门下省，随后带着高士廉、房玄龄等人奔赴渭水，和颉利可汗打口水仗去了。
在朝臣看来，李世民是个疯子，在玩火自焚，想拦住他。可李世民太了解突厥人的脾性了，如果颉利可汗真有底气，为什么不直接开战或是沿途抢劫呢？陈兵渭水，大秀肌肉，不就是搞不清楚李世民的虚实，想看他怎么应对吗？
李世民的态度决定了颉利可汗的态度。高端局的博弈，谁先怯场谁就输。
颉利可汗不傻，李家能问鼎天下，靠的是实力，三万元从禁军就在长安城北，还有驻防各地的大唐军队，如果开战，他绝对会吃不了兜着走。何况李世民出发前已经安排军队在渭水附近晃荡，到处都是唐军的旌旗，这种隐形的威慑力是很足的。
颉利可汗盘算了下战争的性价比，最终决定在渭水之侧的便桥杀白马，和李世民歃血为盟，永结盟好。执失思力也被释放了。当然了，和好是假象，大国结盟通常就两个目的，给弱者的经济讨好找到逻辑支撑，给强者的潇洒退场找到面子台阶，各取所需罢了。
突厥退兵了，但李世民也下定了决心，要铲除卧榻旁边这只酣睡的猛虎。
这件事好办到吗？
客观地说，不能用容易和困难来形容，因为此时的东突厥处于最鼎盛的时期，草原上的所有部落都选择依附东突厥，想要一举消灭这个庞然大物是不可能的事。
李世民后来搞府兵改革、租庸调改革，给大唐积累了大量财富，有助于国家的强盛，但这些都无法决定唐王朝与东突厥的最终输赢。能够瓦解东突厥的，一定是其内部的分裂，所以李世民能做的事情就是维持短暂的势态平衡，蛰伏待机。
这大概是李世民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他在自己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在最血气方刚的年纪，克制住了内心的战争欲望，在与东突厥的外交博弈中保持了绝对的清醒和理智，将注意力放到强大自身上面。
李世民是幸运的，他很快就等来了大好机遇。
东突厥是松散的政治联盟，颉利可汗靠利益和拳头维系着自己的统治地位。与大唐的结盟压缩了东突厥内部很多部落的经济利益，但有颉利可汗绝对的军事实力做威慑，这些部落不敢贸然犯唐，只能在内部发动战争，争夺不多的生存空间，内耗极大。
贞观元年（627）冬天，东突厥遭遇极寒天气，大雪覆盖整个草原，无数牲畜被活活冻死，当地百姓食不果腹，苦不堪言。连出使东突厥的鸿胪寺卿郑元璹都看出了端倪，断言不出三年，东突厥就会灭亡：“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
第二年四月，从东突厥传来消息，突利可汗和颉利可汗闹掰了。
突利可汗是颉利可汗的侄子，东突厥的二把手，驻扎在幽州以北，掌管奚、室韦等十多个部落。后来这些部落投降唐朝，颉利可汗找突利可汗问罪，叔侄俩结下了梁子。
事实上，颉利可汗猜忌侄子的根本原因，是突利可汗与大唐皇帝李世民走得很近，威胁到了他的地位。
为什么走得近呢？这是李世民搞的离间计——故意和突利可汗结交，以期在东突厥内部造成矛盾。
事情就如李世民的料想。因为猜忌产生怨恨，因为怨恨发生冲突，突利可汗最终率领族人投降了唐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