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名为“万骑军”的部队，如果归根溯源，其实是由李世民创立的，之前还叫“百骑”，主要职责是陪着皇帝打猎，护卫皇帝安全。武则天统治时期，百骑逐渐扩编为千骑，到李显时最终成为万骑。它隶属于羽林军，其实就是北衙禁军的一部分。
神龙政变时，张柬之靠的是北衙禁军；景龙政变时，李重俊靠的也是北衙禁军，所以韦后对北衙禁军的信任是大打折扣的。韦后的势力主要在南衙，李显被杀后，她能轻易调动府兵为自己保驾护航，恰恰也证明了这件事。
既然北衙禁军不是韦后的“亲儿子”，待遇自然就会差很多。据记载，当时管理北衙禁军的主要是韦温的侄子韦播和外甥高嵩，他们经常鞭打、侮辱将士，军中早就有了不满情绪。
李隆基经常到万骑军的军营里玩耍，为了结交基层将士，不惜放下王爷身段和他们打成一片。凭着高贵的身份和个人的魅力，李隆基俘获了一批将士的爱戴。虽然没有表态，可只要李隆基需要，大家还是愿意为他卖命的。
除了拉拢下级军士，李隆基还想方设法地结交实权官员。
兵部侍郎崔日用本是韦后的党羽，和宗楚客的私交也很好，可他就是觉得韦后没有做皇帝的命，担心跟着韦后发动政变会祸及家人，于是投靠了李隆基。
这场叛变来得很突然。李隆基既不担任朝中官职，又没有掌握实权，投靠他的逻辑是什么呢？
史书上虽然没有明说，可是能明显地感觉到，当时万骑军的不满已经成为公开的事，而与万骑军交好的李隆基，对这支军队的控制力绝对不一般——万骑首领葛福顺、李仙凫、陈玄礼都站在李隆基这边。
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西京苑总监钟绍京。钟绍京是三国时期书法家钟繇的后人，是唐朝的小楷书法家，宫中的很多牌匾和楹联都出自他之手。韦后兴风作浪的时候，年过五旬的钟绍京正在西京苑里过着养老生活，而李隆基结识他，恐怕就是看上了西京苑。这个园林位于玄武门北侧，出了玄武门，北边基本都是的西京苑的地盘，想要在这里塞一支军队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时候，崔日用告诉李隆基，政局有变，要先动手。李隆基将消息传给太平公主，随后召集党羽，开始制订计划。
兵变没有问题，可李隆基要弄死的不仅有韦后，还有新皇帝李重茂，因此需要舆论支持。有人建议，还是把其父相王李旦请出来，让他来主持大局。李隆基对此沉吟道：“在座的各位都是为了大唐社稷才造反，如果事成，福分自然归于相王；如果事败，牺牲的是我们，相王不必受到连累。更何况，如果将此事告诉他，就等于将他置于危险之中。且如果他不同意，只会坏了大事。”
这段发言很有水平，把大家都说服了。不过说来说去，其实李隆基就是想削弱李旦的政治号召力，让大家认可他李隆基，将他视为新一代的领袖人物。
之后，李隆基做了详细的安排：
第一步，李隆基、刘幽求和钟绍京潜伏在皇家园林。
第二步，葛福顺、李仙凫、陈玄礼先拿下左、右羽林卫里的韦后党羽，然后策反羽林卫将士，把万骑军带到玄武门外。到时候，必须看到韦播等人的脑袋，李隆基才会离开皇家园林，开展下一步计划。
第三步，李隆基率人轰开玄武门，葛福顺率领左万骑拿下玄德门，李仙凫率领右万骑拿下白兽门，三方在凌烟阁会师。
第四步，捕杀韦后、安乐公主等人，一战定乾坤。
景云元年（710）六月二十傍晚，李隆基、刘幽求、王崇晔、麻嗣宗、薛崇暕、李守德等人身穿便服，偷偷摸摸潜入了皇家园林。就在此时，某人惊呼一声：“殿下，跟在您身边的王毛仲怎么没来？”
王毛仲是高句丽人，因为父亲犯罪被充作王府奴才，跟在李隆基身旁，深得李隆基信任。李隆基和万骑军的联系，很多都是由王毛仲代为出面的。
王毛仲的消失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和不安，他做什么去了？
王毛仲确实是因为害怕而半途开溜了，可李隆基没法直说，只能想办法绕开这件事，让大家不再纠结王毛仲的去向，而是坚定信心去找钟绍京。
西京苑外，李隆基再一次受到打击。钟绍京因为一时激动答应了李隆基，可事到临头，他又开始顾虑前途和家人，打了退堂鼓。等李隆基等人前来的时候，钟绍京把他们拒之门外，不肯相见。
钟绍京的妻子知道整件事，愤然道：“为人臣子，为了国家大事而不计个人安危，就不要担心举事会不会成功，你们一定会有神灵相助的。况且，就算你现在退出，临淄王（李隆基）也不会放弃起兵。到时候如果失败了，依旧会将你牵涉进来，还不如和他们一起举事呢！”
钟绍京想了想，确实是这么个理儿，这才慌忙出来，将李隆基迎进家门。没过一会儿，葛福顺和李仙凫也来到钟绍京的家里，几个人敲定了最后的细节。
葛福顺和李仙凫按计划闯到羽林卫军中，精准地摸到韦璇（韦温族弟）、韦播和高嵩的营帐，将他们的首级砍下来，随后召集左右羽林卫的将士，开始一番演讲。
葛福顺说：“韦后鸩杀先帝，谋朝篡位，罪大恶极！我们一起杀进皇宫，铲除韦氏家族，拥立相王以安天下。若有人胆敢首鼠两端，帮助逆党，罪及三族！”
羽林卫将士大呼：“愿为相王殿下效忠！”
须臾之间，韦璿、韦播的人头送到了李隆基面前。李隆基就着昏暗的灯光确认人头面目，然后便带领众人走出园林的南门。这是一支数百人的部队，其中两百人是西京苑的工人，他们带着斧头、锯子，任务就是锯开玄武门的门闩。
在唐朝的政变中，几乎是得玄武门者得天下。李隆基用斧头劈开了玄武门，劈开了自己的人生坦途，同时也劈开了最令人向往的盛世的大门。
此时，距李显暴毙不到半个月，李显的棺椁还放在太极殿内，由一批南衙府兵守灵。这帮人也听说了宫内的秘闻，对韦后恨得咬牙切齿，听说临淄王李隆基在举事，纷纷响应支持。一时间，皇宫内外的军队都成了倒韦的势力。
韦后在睡梦中被惊醒，慌忙出逃，结果被无名小卒砍了脑袋，安乐公主、武延秀、韦温等人也纷纷被杀。
上官婉儿穿戴整齐，提着灯笼前去迎接李隆基。她拿出原版诏书，声称自己当时是拥立相王李旦的，可李隆基没有给她任何辩解的机会，依旧将她杀死。随后，李隆基关闭宫门，勒令手下全城搜捕韦后党羽，展开了血腥的清洗活动。天亮之时，长安再次恢复平静，一切就像没有发生一样。
李隆基前往相王府，为自己起事之前未能告诉李旦而叩头谢罪。李旦流着眼泪，抱着李隆基说：“社稷得以保全，全是你的功劳。”
李隆基道：“如今大局已定，请父王立即入宫，辅佐少帝。”
辅佐是不可能的，取而代之才是目的。景云元年（710）六月二十四，李重茂把皇位让给李旦，李旦登基，史称唐睿宗。
这是李旦第二次做皇帝，他的心情应该很复杂。他没有野心，或者说在长期的高压环境下，他的野心已经被磨尽了。生于皇室，却不能掌握自己的性命，一生都在随波逐流，就连这次重登大宝，也是被大家推上去的。李旦只有无力感，他很清楚，儿子李隆基已经成长起来，是官僚集团和军队都拥护的新一代领袖。
铲除太平公主
立下大功的李隆基如愿以偿地成为皇太子，而且还组建了自己的班底。他手下有不少能臣，比如姚崇，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子左庶子；宋璟，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子右庶子；苏环，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子少傅；张说，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旦深居简出，很少和朝臣交往，因此没有自己的心腹重臣，这就意味着他想坐稳皇位，就只能依靠李隆基。但是朝臣也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说朝中有什么变化，除了换了皇帝和新太子势大，就是太平公主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强势崛起。
不管是神龙政变还是唐隆政变，太平公主都是最活跃的人之一，只不过命不好，政变过后没有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不过努力终归会有回报，新皇帝李旦很重视太平公主，不仅将她的食邑增加到一万户，还把她的儿子薛崇胤、薛崇简、武崇敏、武崇行封了异姓王，授予实职。
李旦经常邀请太平公主商量政务，如果太平公主没有入朝，李旦就会派宰相询问她的意见。宰相决定政事的时候，李旦也会询问太平公主是什么意见。
李旦虽然不想争，但既然做了皇帝，就要想着在这个位置上坐稳。如果放任李隆基坐大，李旦肯定会步唐高祖李渊的后尘，被架空，被迫做太上皇。因此，扶持太平公主上位，让她牵制李隆基，不失为一个好的策略。
政治风向有变化，朝臣是能敏锐察觉的，窦怀贞、萧至忠、崔湜、岑羲、常元楷、李慈、李钦、李猷等大臣纷纷投靠了太平公主。当然，这些人基本都有张氏兄弟、韦后、武三思等集团的标签，投靠太平公主纯属政治投机。换句话说，不管是他们的政治地位还是个人能力，对太平公主的帮助都很有限，太平公主只能靠自己。
太平公主想做皇帝吗？有母亲的优秀榜样在前，她应该是有这个目标的。可不管是韦后、安乐公主还是太平公主，她们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武则天能做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运势、积累、智慧、能力、舆论、党羽等因素缺一不可。她们只看到了武则天做皇帝这件事，却没有看到背后的运作逻辑，天真地以为可以复制，于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景云元年（710）十月，太平公主为自己登基进行的舆论战正式打响。
长安有谣言说，李隆基不是李旦长子，也不是嫡子，根本没资格做太子，嫡长子、前任皇太子、现任宋王李成器才是最合适的太子人选，再不济也是李贤的次子、豳王李守礼。
李旦和李显一样，只想做太平天子，扶持太平公主只是想牵制一下李隆基，可她第一招就釜底抽薪，要拉李隆基下马，这怎么能行呢？李旦立即下了一个诏书，肯定了李隆基的合法地位。
太平公主不甘心，派间谍监视李隆基的府邸，一边挖掘他的不堪隐私，一边派官员诋毁李隆基，但始终无法撼动李旦对李隆基的信任。儿子和妹妹孰轻孰重？李旦还是拎得清的。
太平公主无计可施，病急乱投医，居然找到姚崇和宋璟，声称李隆基没资格做太子，劝他们上奏皇帝，废黜李隆基。
这步棋很臭。姚崇、宋璟转身就找到李旦，给他提了个建议：罢免宋王李成器、豳王李守礼、岐王李隆范、薛王李隆业的军职，让他们做太子府的卫率，以此平息谣言。另外，如果有可能，让太平公主到外地暂住。
李旦同意了这个方案，还宣布由李隆基代理政务。朝廷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以及徒刑罪以下犯人的审核，此后均由太子全权处理。
诏令刚出，朝廷就炸了锅，而炸锅的原因，要追溯到先帝李显身上。
李显执政的时候，开启了斜封官的坏风气。
唐朝时，正常的官员任命，都是由吏部选拔与考核，经皇帝面试（六品以上的官员），再通过中书省和门下省审核，最后由吏部下达任命书。
李显爱好文学，每次宫廷宴会都有一批马屁精写诗赞颂他。李显被哄得开心了，就想提拔他们。按照吏部的流程，这些人是没有希望升官的，李显又不能说话不算话，因此将这个难题抛给了中书省。中书省官员给他想了个办法：由皇帝亲笔赐官。这些敕书从中书省的侧门递进去，因此被称为“斜封”。一般来说，中书省会用黄色的纸和红色的笔勾选，但是这种封官敕书，中书省一般用黑色的笔，因此被称为“墨敕”。这就是唐朝历史上有名的“墨敕斜封”。
有了这个游戏规则，安乐公主、长宁公主、上官婉儿又想出个招：谁能拿出三十万贯钱，她们就把名字报给李显，让皇帝通过墨敕斜封进行授官。
短短几年时间，朝廷便多了上万个官员，这直接带来三个影响：
第一，下发的官员工资激增，朝廷财政非常吃力。
第二，同一个衙门，同一个职位，经常安排有好几个官员。大家推诿扯皮，互相打架，严重拖慢了政务机构的运转效率。
第三，官员的家属不需要纳税，还享受特权，一里一外，朝廷又损失了一笔收入。
姚崇和宋璟早就对斜封官深恶痛绝，已经在拿斜封官开刀了，而他们是李隆基一派的人，真要让李隆基主政了，势必会掀起一波罢免官员的高潮。
自古以来，官场就是一张利益交织的关系网，京城的官场更是如此，大家靠金钱、门生、利益交换维系着，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李旦的诏令一下，当即就有大批权贵进言，说姚崇和宋璟反对斜封官就是反对先帝，会引起官场动荡，于国不利。不仅如此，太平公主还怒气冲冲地跑到太子府，扬言都是姚崇和宋璟给她的乖侄子出了馊主意，差一点引发朝野动荡，这是不顾大局，别有居心。说到兴起处，她还指责李隆基联合外臣欺负她这个姑母。
于是，李旦很快又下了另一道圣旨：凡是被停职的斜封官，可量才叙用。
李旦不是昏聩的皇帝，他如此下诏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便是太子府的崛起影响了很多人的利益，而朝臣的怒气让李旦备感压力，他必须出手干预。
要说起来，李隆基肯定是想改革的，但朝局复杂，动作过大就容易引起动荡。站在李隆基的立场，还是要先维稳再改革，而在罢免斜封官一事上，姚崇和宋璟办得着急了。
面对太平公主给予的压力，李隆基选择了以退为进。他将所有责任推到姚崇和宋璟的头上，希望李旦秉公处理。李旦闻弦歌而知雅意，将姚崇调任申州（治所在今河南省信阳市）刺史，将宋璟调任楚州（治所在今江苏省淮安市）刺史，名为贬官，实则是在保护他们。
这一轮交锋，李隆基一方的贪功冒进让太平公主占到了上风，朝政暂时回到中宗时期的乌烟瘴气的状态。
李旦喜欢稳定不假，可他不是个昏庸的皇帝，目睹朝政黑暗，他也很着急。即位之初，李旦还想让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互相制衡，但太平公主似乎没有领会到他的意图，一直在兴风作浪。李旦纵容太平公主，很大程度是顾念兄妹的情分，但如果真把权柄交给她，凭她手下的酒囊饭袋，一定会毁了大唐的根基。思虑再三，李旦最终决定将皇位交给李隆基，自己再次退居幕后。
这是格局极大的选择。中国历史上退位的皇帝不少，可是心甘情愿退位而且是为了大局退位的，不能说只有李旦一个，但也绝对不会多。
李旦把自己的想法和朝臣讲明，遭到集体反对。李旦很欣慰，但他已经明确了退位的决心，于是将禁卫军中的王爷、驸马全部撸了下来，由李隆基执掌禁卫军兵权。
可以说，目前退位的条件已经具备。但权力更迭总会带来动荡，过去二十年，李唐王朝发生了数场惊心动魄的政变，大批宗室和朝臣被杀，无数百姓无辜惨死。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李旦需要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时机。
延和元年（712）七月，一颗颗彗星从长安城西穿城而过。彗星落地，在古人看来是灾难的预警，太平公主趁机上奏：天降彗星，标志着除旧布新，而帝座星有所变化，所主之事乃是皇太子登基即位。
换作平常，太子想要登基，肯定会被视为谋反之事，引起皇帝的猜忌。可李旦早就有了退位的想法，见太平公主这么说，忽然觉得这就是他一直要等待的时机。
李旦告诉朝臣，因为他不够资格做皇帝，这才引起老天爷的警示。既然这样，他愿意把皇位交给太子李隆基。当然，李隆基先是表示拒绝，父子俩玩了几次互相谦让的游戏，但所有人都知道，事情已经成为定局，李隆基将成为大唐新的掌舵者。
太平公主犹如五雷轰顶，如果是在后世，有个词很适合形容她的处境：反杀助攻。她带着苦瓜脸悻悻地出了宫，打算找党羽挽回局势。为了安抚太平公主，李旦最终答应保留军国大事的最终决定权。
一个月后，李隆基登上皇位，史称唐玄宗。李旦升级为太上皇，移居到百福殿，仍旧自称“朕”，发布的命令称为“诰”，每五天在太极殿接受群臣朝见一次。李隆基自称“予”，发布的命令称为“制”和“敕”，每天在武德殿接受群臣的朝见。
李旦想通过帝位交接的方式让太平公主彻底死心，但帝位不代表权力，他舍得帝位，但不一定舍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有可能，他想一直做他的太上皇，可惜四年之后他就驾崩了，享年五十五岁。
李旦活着的时候，依旧在利用制衡之术。就拿当时的岑羲、窦怀贞、崔湜、魏知古、陆象先、刘幽求六位宰相来说，前三人是太平公主的党羽，而真正属于李隆基嫡系的只有刘幽求一个。按道理，李隆基的人应该占据朝廷最核心的职位，可太平公主依旧强势，抢了很多高级职务。比如刘幽求想做中书令兼尚书左仆射，结果崔湜成了中书令，而窦怀贞抢到了尚书左仆射之职。
人付出努力就想得到期待的东西，得不到就会委屈，委屈就会心生怨言。
刘幽求经常和张 喝酒，吐槽时局的不公；因为张 是李隆基最亲近的臣子，刘幽求就唆使他劝李隆基早点以武力除掉太平公主的党羽。
李隆基被劝动了，可张 嘴上没个把门的，竟然将这件事泄露了出去。这让李隆基极其被动，他最后只能牺牲刘幽求来堵悠悠之口。
刘幽求被发配到岭南。随后，崔湜派人给广州都督周利贞传话，希望刘幽求能以正当的方式消失，达到斩草除根的效果。幸好刘幽求走到半路的时候被桂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都督王晙（jùn）截下了，任凭周利贞威胁强迫，王晙就是不放人，刘幽求得以保住一条小命。
至此，李隆基的亲信实际上已经被处理得一干二净，姚崇成了申州刺史，宋璟成了楚州刺史，张说为洛阳尚书左丞，崔日用为荆州长史，刘幽求流浪在岭南，只剩一个郭元振在朝中孤独地做着兵部尚书。
可以说，这是年轻的李隆基政治生涯里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痛打落水狗，争当墙头草，一直是参与政治斗争之人的“优良”传统。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向太平公主投诚，让太平公主的权势达到了巅峰。太平公主的野心越来越遮掩不住，她甚至收买宫女，企图毒杀李隆基。
李唐开国以来，皇室之中的血腥斗争就没有停止过，父子、兄弟、母子、姐妹都算不上什么。在皇权的诱惑下，亲情荡然无存，赤裸裸的戕害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而当政治斗争从暗斗进化成明争，就离真正的开战不远了。
太平公主觉得，李隆基这只落水狗已经不是自己的对手了，因此与党羽商议，打算在先天二年（713）七月初四发动政变，正式夺权。按计划，常元楷、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会带兵杀到武德殿，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湜等人控制南衙的三省六部，之后控制李旦，诛杀李隆基。
唐朝的宫廷政变主打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且无需太多人员：玄武门政变，尉迟敬德、程咬金是核心，人数一百左右；神龙政变，李多祚、敬晖、桓彦范是核心，人数五百左右；景龙政变，李多祚是核心，人数三百左右；唐隆政变，葛福顺、李仙凫是核心，人数三百左右。换句话说，只需要几百人杀进皇宫，控制皇帝，假传诏书，就可以完成政变。
这么看来，太平公主的计划近乎完美，唯一的缺点就是时间。
定在七月初四起事，那就意味着这一天之前，太平公主会按兵不动。宰相魏知古搞到了这个绝密消息，告知李隆基，李隆基决定提前举事，反戈一击。
发动政变是李隆基最擅长的事。七月初三，李隆基让王毛仲调了三百名禁军，从武德殿出发，来到旁边的虔化门待命。之后他以皇帝身份召见常元楷、李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了他们的脑袋，将首级悬在北门示众。
宫中事毕，李隆基下令搜捕太平公主的党羽。萧至忠、岑羲被乱军所杀，窦怀贞想逃跑，不慎跌落在臭水沟里，在求生无门的情况下，用自缢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太平公主逃到终南山中，发现身后并没有追兵。她意识到这是李隆基给的机会——他想让她自首，以免落个逼死姑姑的名声。
三天之后，太平公主返回长安，被李隆基赐自尽。
过去的半个世纪，武则天、韦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女性政治家盘踞在大唐的朝堂上。她们凭着靠近皇权的便利，攫取最高决策权，以官职和爵位为诱饵，让男性朝臣纷纷拜倒在她们的麾下，仰她们鼻息，苟且生存。而随着太平公主离世，唐朝女人干政的时代正式宣告结束。
在这半个世纪里，围绕皇权的政治斗争成了时代主旋律——权贵高举大旗，朝臣纷纷站队，统治阶层内斗不止。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朝廷内部斗争多了，就没精力搞对外战争，只要不打仗，老百姓就能休养生息，因此大唐的人口飞速增长，只要政治生态恢复正常，一切就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一个新的盛世王朝就要开启了。
柒
开元盛世
帝王用人之道
一朝天子一朝臣，每逢新皇帝登基，都会对前朝留下的高级官员下手，来一场朝堂大换血。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新皇帝身边的旧臣腾出晋升的位置，另一方面也是统治的需要。为了让自己的统治理念被高效地执行，新皇帝需要用得顺手的臣子，绝对忠心和无条件服从是最基本的标准。
于是，李隆基掌握实权后，将前朝的七个宰相杀了四个，剩下陆象先、魏知古和郭元振。
陆象先是个耿直忠诚的人，但他办了一件错事，在李隆基追捕太平公主旧臣的时候想办法保护了他们。李隆基虽然欣赏陆象先，但明白他虽然忠于李唐王朝，忠于江山社稷，但不是完全对自己忠诚，因此罢免了他。
郭元振是个能臣，但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搞政治斗争的时候，他选择了站在唐睿宗李旦的阵营旁观。在郭元振看来，忠于皇帝没什么错，而且这种策略稳赚不赔，不管日后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谁胜利，他都能在新朝廷有立足之地，然而李隆基非常厌恶这种骑墙的行为，早就想撤掉他的宰相头衔。
先天二年（713）十月，李隆基在骊山脚下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军事演习，共有二十万将士参加，旌旗连绵五十余里。在典礼举办期间，李隆基以军队不整齐为由指责兵部尚书郭元振，说他不称职，随后将他罢免。这样的理由很儿戏，可是没办法，当皇帝想收拾一个人的时候，呼吸都可以成为他的打击借口。
最终，李隆基只留下了魏知古，因为魏知古的立场正确，而且之前把太平公主政变的日期告诉给了李隆基，立了大功。
郭元振下野的第二天，李隆基在渭川狩猎。休息之际，他向旁人打听起同州刺史姚崇。同州距此地不到三百里，按规定刺史应前来见驾。朝臣们这下清楚了，李隆基又是搞军演，又是罢免郭元振，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铺垫，就是想重用姚崇。
李隆基不遗余力地为姚崇铺路，究竟看中他什么呢？
姚崇出身官宦家庭，以特殊的“挽郎（给皇室成员抬棺材）”身份步入仕途，最终熬到兵部郎中的职位。武则天时期，契丹入侵河北一带，姚崇第一次展示自己的军事才能，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想获得大老板的喜欢，只靠才华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独特的品质。
神龙政变时，姚崇是参与者，政变成功后，其他人都在欢呼雀跃，只有他却独坐在角落里抹眼泪，感怀武则天曾经对他的知遇之恩。敏感时期，姚崇不顾虑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是发自内心地感恩前任皇帝，这种表现让他鹤立鸡群。
李显刚刚掌权，被姚崇搞了这么一出，多少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于是将姚崇贬为亳州刺史。令人没想到的是，因为这次被贬，姚崇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管理经验，还躲掉了随后爆发的皇权争夺战，算得上是塞翁失马。
有才华，敢作敢为，又懂得感恩，这些就是李隆基欣赏姚崇的地方。此时大唐朝廷早就腐败透顶，官场人浮于事，权贵骄奢淫逸，国家乱象丛生，李隆基想带大唐王朝走出泥潭，正需要靠姚崇这样的人。
姚崇回到朝中，自然会损害现任宰相的利益，首当其冲的就是张说。
张说出身文官家庭，靠科举入仕，一路摸爬滚打做到了宰相的高位。他和姚崇有着相似的成长轨迹、相似的官场经历，又都是不怕事、敢做事、对李隆基忠心耿耿的人，可惜他们并没有成为好朋友。
中国有句古话，叫“文人相轻”。这个“轻”分为两种：一种是看不起，认为自己比别人厉害，在专业或者人格上碾压别人；一种则是不想看得起，不管别人如何优秀，也不想认可他。
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是文人集团有自己的生存法则，想在一个圈子里为自己争夺更大的生存空间，只能去打压对手。张说和姚崇的关系就是如此，他们互相看不顺眼，都视对方为政敌。
李隆基新上任，一心想搞出政绩，为了避免再次陷入政斗，他肯定要做出取舍。这时候，谁能满足李隆基的利益，谁就能胜出。最终，有军事经历的姚崇取得了李隆基的信赖。
当时，张说先后找了御史大夫赵彦昭，还有李隆基的好兄弟、楚国公姜皎，让他们劝李隆基放弃姚崇，可李隆基的态度很坚决。
姚崇没有辜负李隆基，向他提了十条国策：
第一，取消严刑峻法，施行仁政。
第二，不起边关战事。
第三，朝廷执法要公平公正。
第四，杜绝宦官干政。
第五，不允许皇亲国戚担任宰相。
第六，对大臣以礼相待。
第七，臣子可以犯颜直谏，无所忌讳。
第八，禁止建造寺观、宫殿。
第九，杜绝外戚专权乱政。
第十，停止向百姓征收额外赋税。
李隆基认可姚崇的建议，将它们奉为开元初年的国策，随后提拔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些政策给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李隆基给了姚崇一个上岗试用期，也算是君臣的磨合期，但李隆基是戴着滤镜看姚崇的，怎么看都顺眼，所以短短两个月之后，李隆基就将姚崇提拔为中书令，这也意味着张说必须交出中书令的头衔。
张说不想认输，他偷偷跑到岐王李隆范的府中，委婉地表达了依附的意思，希望李隆范能在李隆基的面前替自己斡旋一下。张说走上层路线本没有错，却忽略了李隆范就是个闲散王爷，基本不管朝堂的事，做不了他的靠山。而且李隆基前脚刚任命姚崇，他后脚就投靠了李隆范，这可是赤裸裸的背叛。
姚崇一直在监视张说，所以张说跑进岐王府的事很快就被李隆基知道了。先天二年（713）十二月二十四，李隆基下诏，让中书令张说改任相州刺史、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幽求改封太子少保，黄门侍郎卢怀慎加封同紫微黄门平章事。
这一道简单的诏书，拉开了李隆基改革宰相制度的序幕。
唐朝初年，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左右仆射都是正儿八经的宰相。贞观年间，李世民为了中央集权，设置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果三品及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加封这个头衔，也能参与军国大事。高宗时期，李治又设置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让三品以下的寒门官员也能参加皇帝主持的军政会议。
李世民父子推行群相制度，是为了稀释相权，强化皇权。群相制度确实可以牵制宰相，但也影响效率，如果朝廷要办什么大事，一群人叽叽歪歪吵来吵去，还怎么办事？
李隆基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认为群相制度限制了宰相的自由，便想推行首席宰相制度，即由一个宰相主持朝廷政务，其他人打辅助配合。
姚崇成了李隆基的第一个实验对象。为了让姚崇更好地施展拳脚，他还替他搬开了所有绊脚石。
姚崇的改革
姚崇上任之后干了几件大事，总结起来，其实就是向权贵阶层开炮。
姚崇做的第一件事，是查处全国的假和尚、假尼姑。
唐朝的国教是道教，可影响力最大的却是佛教。
从立国开始，朝廷就对佛教采取包容鼓励的态度。得益于均田制度，每个和尚拥有三十亩田，每个尼姑拥有二十亩田。这些田由寺庙自己经营，自给自足。后来，武则天宣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登基后花费重金建造佛教寺庙，捐献了无数金银法器，亲手将佛教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于是上流社会对佛教越发推崇，皇亲国戚视金钱如粪土，争相建造寺庙。当然，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转移个人财产，把建造寺院当成了一门产业，俗称“寺院经济”。
唐朝的寺院有三大特点。
特点一，寺院属于经济孤岛。
在唐朝，朝廷是有出家指标的，如果有人要剃度，必须拿到尚书省祠部（隶属礼部）颁发的僧人度牒，相当于“出家许可证”。武则天到中宗李显时，佛教势力不断膨胀，不少人都选择剃光头发，找个寺院挂靠身份。和尚的工作是念经祈福，传播佛教文化，可以免于交税和服徭役，于是大量的劳动力脱离了世俗政权的管辖。寺院多一个和尚，朝廷就少一个纳税、服役的人丁，这可不是什么划算的买卖。
不仅如此，寺院有房产和土地，有经济收入，却不用向国家缴纳钱粮赋税。凡是过户到寺院名下的田产，朝廷都不再管辖，对财政来说又是一大笔损失。
特点二，寺院实际上是私人产业。
因为寺院是经济孤岛，有经济特权，权贵阶层会把自己的田产“捐献”给寺院，或者带着田产自建寺院，然后拿到礼部的批文。这样一来，他们的田产就成了朝廷无法染指的地方。更有甚者，权贵阶层以寺院为幌子，以权势为威慑，大肆收购和兼并百姓的土地，反过来雇佣他们为寺院打工，于是可供朝廷收税的土地、人口越来越少。
另外，有些寺院是国家出资建造，本来应该是国家产业，却交给私人经营，最后成了私产。比如白马寺是武则天拨款修缮的，却交给了宠臣薛怀义，最终沦为薛怀义私人所有。
特点三，寺院是朝廷律法管束不到的地方。
在唐朝，如果有人犯法，只要遁入空门，法律便制裁不了他。当年，薛怀义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便将长安城的地痞流氓、犯罪分子剃度，悉数招揽到白马寺做了和尚，以至于白马寺成了藏污纳垢之所。
寺院的这三个特点，让李隆基头疼不已。他想办大事，首先得有钱，可权贵阶层通过寺院经济把持着国家的收入来源，控制着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一个失去金钱、百姓和土地的帝王能干什么？总不能在给臣子赏赐土地的时候，开口找寺院的住持要吧？
姚崇看准了李隆基的需求，提出整改寺院经济的建议，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整改运动在全国铺展开来。一番严查，一万两千多名假尼姑和假和尚被勒令还俗。
姚崇明着打压寺院经济，矛头指向的是权贵阶层，但是由于这次改革背后站着李隆基，权贵阶层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姚崇做的第二件事，是处置薛王李隆业的亲信。
初唐时期的权贵很嚣张，基本上一人得道，整个家族跟着鸡犬升天。薛王李隆业有个舅舅叫王仙童，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有一次，御史弹劾王仙童的不法之事，奏折刚递上去，李隆业就进宫求情了。
如果在中宗一朝，皇帝可能会和个稀泥，卖给李隆业一个面子，大事化小。但李隆基大手一挥，把这件事交给姚崇去查，还留了句话：如果情况属实，严惩不贷；如果不实，就治御史的罪。
姚崇经过详细调查，最后一锤定音：御史举报的事情属实，应该严惩王仙童。
姚崇执政期间，像这样打压权贵的事情做了很多，李隆基未必不知道这样做会造成什么影响。权贵失去了特权，皇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皇室的威严和地位有时候就是靠特权去拱卫和证明的。可李隆基想开创盛世，就必须激浊扬清，无法无天的权贵阶层就是最大的拦路石。于是，李隆基便聘用最靠谱的“打手”镇压他们，让他们夹着尾巴做人。而只要权贵阶层看透了李隆基的意图，开始低调的同时，也是向这个“打手”反攻清算的开始。
开元三年（715）五月，山东地区出现特大蝗虫灾害。老百姓没办法，只能跪在田里焚香祈福，希望蝗虫早日离去。当地官员也都迷信天灾之说，无人敢除蝗救灾。老百姓的迷信加上官府的不作为，让蝗虫更加肆无忌惮，不到一个月便赤地千里，村野凋敝。
朝廷派了几批官员前往山东，带回来的答案都一样：蝗虫是自然灾害，是老天爷降下的惩罚，灭蝗是对老天爷的不尊敬，只能等它们自己飞走。连李隆基也是这样的悲观态度。
姚崇做过基层官员，深知百姓疾苦，对此心急如焚。如果放任蝗灾不管，老百姓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口粮，最终会引发不可预料的民变甚至是暴动。
一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较量在朝廷拉开帷幕。
姚崇认为应该无所畏惧地灭蝗，反对派则声称灭蝗会伤害阴阳之气，会招致老天爷的报复。一场口水仗过后，姚崇伤心无力地发出了最后呐喊：如果灭蝗会带来灾难，就让我一个人去承担！
姚崇用自己的命运做赌，却是帮朝廷办事，李隆基无法拒绝，允许他放手施为。
姚崇下令，夜晚在田边点燃篝火，挖个大坑，等蝗虫主动来投。为了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他还做出承诺：捕杀一石蝗虫，朝廷就给一石粮食，多劳多得，上不封顶。
在官府和老百姓的努力下，蝗灾最终得到了控制。
第二年，山东再次爆发蝗灾，朝廷依照旧例组织官员灭蝗，然而汴州刺史倪若水拒绝朝廷官员入境，公然反对姚崇的灭蝗行动。倪若水不是庸官，也不是贪官，他在汴州任上修建孔庙，提倡教育，兴办州学和县学，亲自教诲学生，辖下教化盛行，是百姓人人称赞的父母官。可就算再优秀能干的官员，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也容易妥协退缩。
这一次，强硬的依然是姚崇，他再一次顶住朝廷和地方的压力，做了正确的事。山东蝗灾顺利度过，姚崇的威信水涨船高，到达了巅峰。
人走到巅峰的时候，有可能最容易栽跟头。身为政治家，可以贪功，可以自信，却不能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别人都只是陪衬，那是得意忘形，俗称飘了。而在灭蝗事件后，姚崇就有点飘。
有一次，姚崇询问中书舍人齐浣：“我可以和历史上的哪些宰相相提并论？”
齐浣笑而不语。
姚崇又问：“我与管仲、晏婴相比如何？”
齐浣道：“管仲、晏婴奉行的制度虽然没能传之后世，却做到了终身实施。您制定的法度却经常变化，似乎比不上他们。”
姚崇有些着急：“那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宰相呢？”
齐浣说：“您是一位救时之相。”
齐浣是姚崇的下属，完全可以拍拍姚崇的马屁，他给予如此中立客观的评价，其实就是在提示姚崇，他这个宰相只能算中规中矩，不足以名留青史。
如果姚崇足够警醒，应该能明白这是危险的信号。
姚崇没有自己的府邸，平时住在长安城东的罔极寺，官员找他汇报工作，要往返在南衙和罔极寺之间，非常辛苦。
姚崇搬到罔极寺居住，或许有抬高自己身份的想法，可也有其他的考虑。他是手握实权的首席宰相，想巴结上来的朝臣如过江之鲫，他可以谨慎不犯错，却不能保证家人不被糖衣炮弹攻陷，把家搬得远离中心，可以少很多麻烦。
有这样的想法，源于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姚崇刚做宰相，和魏知古搭班子，姚崇总觉得别扭，于是让李隆基将魏知古任命为吏部尚书，命其到洛阳选官。巧的是，姚崇的儿子姚异和姚弈也在洛阳。因为姚崇清廉守法，家教严格，两个儿子没有享受过特权，这一次见魏知古到洛阳，他们便主动上门，希望魏知古可以开开绿灯。魏知古当面满口答应，转头就找李隆基告了状，说姚崇的儿子们搞特权。
李隆基听说了此事后召见姚崇，可还未等李隆基明示，姚崇却先开口了：“陛下，臣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臣料想他们一定私下求魏知古办过事，只不过臣没来得及讯问他们。”
李隆基十分好奇：“爱卿，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姚崇答：“陛下，魏知古官职卑微的时候，臣曾经关照过他。臣的儿子愚鲁，他们肯定觉得魏知古会感激臣，这才找他帮忙。”这话一说，魏知古成了不懂报恩、背地里告状的小人，最终遭到贬官。
事后，姚崇坚持搬到罔极寺，让儿子们远离政坛的是非。
到了开元四年（716），以源乾曜为首的朝臣强烈建议姚崇搬回来，李隆基也深表赞同，而且亲自给姚崇选了个地方——四方馆。
四方馆是接待少数民族使臣的场所，相当于国家迎宾馆。这么一搬，不仅长安的官员可以见到姚崇，连各地使臣也可以经常见到他。
这是李隆基的小算盘，而事情发展也果如李隆基所想。姚崇闭门谢客，可他的儿子姚异、姚弈，还有他的亲信、中书省主书赵诲，都禁不住各方拉拢讨好，相继沦陷。李隆基亲自审理这件案子，随后走了个过场，宣判赵诲死刑，并令姚异、姚弈二人面壁思过。
李隆基宠信姚崇的时候，可以随便找个理由责罚魏知古，也可以罢免刘幽求、钟绍京、张说，这是重用姚崇的一种诚意和表态，是在向姚崇释放善意。姚崇最好的做法是静观其变，可他却选择了主动筹划，重拳出击，推动李隆基罢免这些人，让李隆基成为自己去除政敌的刀，这让李隆基开始重新评估姚崇的权力欲望。等到李隆基以同样的方式羞辱姚崇的时候，只能证明李隆基已经榨干姚崇的价值，打算和他分道扬镳了。
李隆基放弃姚崇，是因为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姚崇已经证明了首席宰相制度是可行的，而且在他的镇压下，权贵阶层也缩回了肮脏的权力之手。李隆基并不是想消灭权贵阶层，只想警告他们保持优雅的吃相，做到这样已经足够。
在抛弃姚崇前，李隆基要让姚崇背负罪名，这样才显得他不是卸磨杀驴的无情皇帝。
正逢大赦天下，姚崇拉下脸面想给赵诲求个情，可李隆基赦免了其他人，唯独在赵诲的名字旁边写上一笔：“处杖刑一百，流放岭南。”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墨痕清晰，句句诛心。这是一种敲打，而敲打是一种态度，是让双方体面分手的策略。李隆基做得恰到好处，姚崇也闻弦歌而知雅意。
开元四年（716）十二月，姚崇递交了辞呈，力荐广州都督宋璟入朝为官。李隆基批准了，不过依旧以国士之礼对待姚崇，时常拿国事咨询，算是给足他了面子。
姚崇的宰相做了三年，继任的宋璟也做了三年，后来的张九龄、张说等人都是三到四年任期。这是李隆基的安排，他对宰相充分放权，也严格把控宰相的任期。这样一来，宰相既可以大胆做事，又无法结党营私。靠着这种策略，李隆基稳固住朝局，开创了一个万众瞩目的开元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