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李隆基没有将这个制度保持下去。后来李林甫和杨国忠上位，李隆基让他们连续十几年担任宰相，他们的权柄越来越大，官员们不断结党营私，政治斗争再次开启，最终将大唐帝国推向了不可挽回的深渊。
宋璟治理恶钱
宋璟出身于平凡的家庭，以进士入仕，和姚崇一样，都是武则天时期就在政坛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两个人的政治轨迹几乎相同。
姚崇曾经向李隆基提议，让宋璟给自己做副手。李隆基拒绝了他，原因有两个：一来宋璟是有主见的人，是首席宰相的材料，但还需要继续培养；二来姚崇和宋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搭班子干活会起冲突，反而不美。
姚崇敢说敢做，不惧世俗规则，骨子里洒脱不羁，做事方式变化多端；宋璟虽然也是干实事的官员，却是传统的士大夫类型，为人刻板，不懂变通。这种区别，从宋璟回朝后的一系列举动中就能看出了。
当时粮食的转运成本很大，关中缺粮，李隆基决定到洛阳过渡一下。洛阳的官员为之兴奋，提前把房屋修缮一新，道路重新铺设。
开元五年（717）正月初一，长安和洛阳准备就绪，只等李隆基起驾。就在此时，长安太庙的几间房突然塌了。李隆基震惊不已，请宋璟和苏颋（tǐng）为他解惑，宋璟说道：“陛下还在守孝（李旦于前一年去世，李隆基正在为其守孝），如今急着去洛阳，恐怕和天意不符。因此上天用灾异来示戒，希望陛下取消巡幸东都的计划。”苏颋表示赞同。
李隆基很失望，因为宋璟不仅没有宽慰他，还把太庙崩塌的事归咎于他，且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他不甘心，转头找到已退休的姚崇，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姚崇说：“太庙的木料是前秦皇帝苻坚时候的旧物，距现在已经三百多年，因为腐朽而坍塌，只不过与陛下的行程碰巧撞到了一起，没什么奇怪的。再者说，陛下因为关中粮食歉收而前往东都，有司已经做好准备，陛下不能失信于天下。眼前最重要的就是将祖宗的神牌迁到太极殿，下诏重修太庙，车驾可如期东行。”
听了这话，李隆基的脸色立马放晴，赏了姚崇二百匹皇室专用的绢，还让姚崇每隔五日进宫一次，为国家政事提供建议。
性格不分好坏，但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宋璟的性格不大适合做首席宰相。首席宰相需要平衡朝局，处理群臣的关系，尤其需要向上管理李隆基的情绪，难度不小。因此宋璟回朝后，李隆基只封他为门下侍中，并没有立马让他接替姚崇原来的中书令的位置，这也是在提醒宋璟，改掉身上的缺点才能得到其他的荣誉。可宋璟完全不在乎，你说去洛阳，那我就安排，而且安排得井井有条。
启程之后，李隆基的心情很美好，直到走到崤谷。因为道路年久失修，这里颠簸得很厉害。李隆基大发雷霆，撤掉了河南尹和知顿使（出行事务官）两位官员。
宋璟上前劝谏：“如果因为道路失修就处罚两位官员，以后全国各地就会大兴土木，最后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李隆基这回听劝了：“是朕太着急了，赦免他们的罪过吧。”
事情到这里应该就结束了，可宋璟还有话说：“陛下先是降罪，后又因为臣的一句话而赦免他们，这是让他们对臣感恩戴德。臣恳请陛下先治罪，再亲自赦免。”
宋璟的世界里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他自己愿意活在里面没问题，可要求李隆基也按他的规则活，就有点不讲道理了。幸亏开元初年的李隆基尚是个愿意包容的帝王，换了其他皇帝，宋璟恐怕会提前开始养老生活。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李隆基愿意用宋璟，就是想利用宋璟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个性。
在帮李隆基开创清明政治的路上，如果说姚崇是开先河的人，那么宋璟就是集大成者。
李隆基有个好兄弟，名叫姜皎，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呢？姜皎可以随意出入李隆基的卧室，可以参加李隆基举办的个人宴会，可以和后宫嫔妃饮酒作乐。姜皎每次入宫，李隆基都会赏赐他宫女、宝马和珠宝。有一次，姜皎对一棵长相奇异的树赞不绝口，李隆基立马将这棵树移到了姜皎的府中。
姜氏家族虽然显赫，姜皎行事也肆意了点，却遵纪守法，宋璟找不到理由打压他们。可宋璟就是觉得权贵应该夹着尾巴做人，于是上奏李隆基，希望处理姜家。李隆基无奈，只好编了个理由，说汉高祖刘邦的亲信因为权力太大，最后都死于非命，东汉光武帝的南阳旧友则因为隐退，保全了荣华富贵，强行给姜氏家族最重要的两位子弟办了退休手续。
有一次，李隆基使用皇帝墨敕，将岐山县令王仁琛提拔为五品官员——墨敕就是越过吏部，动用皇权直接封官。宋璟感到纳闷，不动声色地调查此事，发现王仁琛竟然是皇后的亲戚、李隆基的故人，于是他的奏折立马就来了：“皇帝提拔亲信不是什么大事，可王仁琛已经被连续提拔，再升官就不合适了。如果他真有才干，就交给吏部，臣优先给他安排。”
问题是，如果真有才干，还需要走李隆基的后门吗？
宋璟对别人严格，对自己人更苛刻。
朝廷组织选官考试，一位叫宋元超的官员成绩不理想，于是向主考官透露自己是宋璟的远房叔叔，希望得到优待。有了这层身份，吏部官员果然对宋元超礼敬有加。宋元超觉得升官是板上钉钉了，谁料想事情被宋璟知道，宋璟立马放话出来：“宋元超确实是我的远房叔叔，不过一直没见过面。如果他没透露这层身份，吏部按规矩考核也就是了，既然有了私人关系，就剥夺宋元超的候补资格吧。”
宋璟做了三年宰相，肃清政治风气的事做了一件又一件。
李隆基喜欢宋璟吗？答案是不喜欢。宋璟的耿直和刻板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可真要和宋璟这样的人交朋友、做同事，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一个人怎么能严苛到毫无温度可言呢？至少李隆基认为，宋璟就是个异端。既然宋璟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世俗范畴的认知，那他的动机就值得怀疑。
安史之乱的时候，李隆基逃到成都。他和给事中裴士淹谈论开元时期的宰相，说到宋璟的时候给了这样一句评价：“彼卖直以取名耳。”在李隆基眼里，宋璟就是个沽名钓誉之徒。
开元八年（720）正月，宋璟犯了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错。
唐朝的通用货币是开元通宝，面值一文，重一钱，十个钱币重一两，一千个钱币重六斤四两。这种钱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防伪标志，很容易被不法商人作假套利。
打个比方说，同样是铸造一千文钱，官府需要六斤铜，江南富商只需要四斤。富商把充满杂质的劣币拿到市场上使用，再将官府铸造的优质钱币回收，一进一出就是暴利。如果富商把回收的正规钱币重新铸造成劣币，百姓好歹有钱用，可他们把钱币融化铸成铜器，然后以铜的价格卖出，则获利更丰——一斤铜器可以卖六千文钱。
这种现象从唐高祖李渊的武德年间持续到李隆基当政的开元年间，朝廷一直没有有效的办法遏制。杀头的屠刀有用吗？完全没有。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下，富商们愿意铤而走险。
唐高宗李治曾经想了几个办法。他先是铸造大批的钱币，想将市场上的劣质钱币收购干净，规定市场兑换价是一新币换五旧币，可老百姓不愿意这么做。后来他又重新铸造了乾封泉宝，含铜量更高，钱变得更重，可兑换价格也调整为一新币换十旧币。也就是说，一枚乾封泉宝的购买力相当于十枚开元通宝，但依旧没多少人响应。
李治虽然是为了国家考虑，可不顾经济规律，强行“割韭菜”，这让老百姓极度愤怒，差点引起了民变。
没有别的好办法了，事情一拖再拖，到了李隆基这里，大唐的商品和货币市场濒临崩溃。
开元六年（718）正月，在宋璟和苏颋的建议下，李隆基颁布敕命：官府铸造的开元通宝才是合法货币，禁止质量低劣的私钱继续流通。朝廷会派遣得力重臣收缴民间的私钱，经熔炼之后铸成符合规格的钱，再投放到市场流通。
宏观政策是有了，可具体的实施策略呢？当时，官府铸造的货币基本被富商等相关利益集团收走，市面上主要是劣质货币。如今朝廷禁止劣质货币流通，还要强行收走百姓手中的钱，让老百姓怎么活？
宋璟派了大批官员前往江南处理恶钱，而他自己负责首都地区。为了百姓利益着想，他颁布了几项举措。
首先，太府（掌两京诸市平准的机构）拿出两万缗（mín，一千文钱穿成一串为一缗）钱，在洛阳南、北两市平价收购百姓手中可供官府使用的滞销物品。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市场。
其次，朝廷给长安、洛阳的官员提前发工资，鼓励他们到民间去消费，以便让质量优良的官钱流通到市场上。这相当于积极的货币政策。
最后，让太府和各地的府县拿出官仓的粮食出售，回收市场上的恶钱，然后再交给少府（管理皇室小金库的机构）销毁重铸。
天子脚下，朝廷又投入了真金白银，效果自然不错，可江南却出问题了。
负责江南地区的是监察御史萧隐之，其办事雷厉风行，加上做过刑部尚书，有点正气在身上，对不法之事有天然的抵触心理。刚到江南，萧隐之就发布了一条公告，让百姓乖乖交出手中的劣质钱币，如果被官府查到私藏恶钱，就是罪大恶极。
别看现在的江南是文秀水灵之地，古代的江南可是民风彪悍，攻打官府、杀害官员是当时的基本操作。只看隋朝末年，江南一带就出了不知多少反王，百姓对抗官府的事在这里可以说是司空见惯。
萧隐之也不是吃素的，见百姓不买账，他便派人挨家搜查，凡是查出私藏和使用恶钱的，一律严惩。这个昏着一出来，江南群情激愤，大有暴动之势。
李隆基是想治理恶钱，可维持国家稳定更是不可触碰的红线。萧隐之不顾大局，差点引起江南地区暴乱，这事儿太严重了。为了平息众怒，李隆基只能贬黜了萧隐之并按下了处理恶钱事件的暂停键。而萧隐之是宋璟提拔的官员，识人不明的黑锅自然甩到了宋璟的头上。
可要细细说来，李隆基放弃宋璟，当然不是因为他识人不明。
李隆基欣赏宋璟的耿直，也做到了善加利用，问题是，李隆基对宋璟是有更高期待的。
什么叫首席宰相？拥有长远的战略目光和纵横捭阖的平衡之术，能为大唐谋划未来，能让李隆基这个皇帝无忧无虑。可宋璟似乎把自己当成了御史，看这个不爽说两句，看那个不爽怼两句，明显搞错了自己的定位。
宋璟对大唐是有贡献，可终归还是差了点什么。
姚崇当政时制定了十条国策，宋璟上位后恪守了这些国策，然而朝廷的事务牵涉外交、军事、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仅十条国策，不能完全涵盖。有些矛盾只是暂时被掩盖住了或并不尖锐，但不代表它们不存在，就像在军事领域，以吐蕃为代表的外族势力时常在西南和西部边陲挑衅骚扰，可按照姚崇和宋璟的理念应该不兴刀兵，这已经不符合现实了。
既然宋璟无法满足李隆基的需要，那李隆基就只能以体面的理由将他罢免，再去寻找新的人选。对宋璟而言，这可以说是最好的归宿。
财政大臣的博弈
开元八年（720）到开元十八年（730），张嘉贞、张说、宇文融、源乾曜、萧嵩、裴光庭等人相继进入宰相班子。
这十年时间，大唐发生了两件大事：均田制度崩溃，府兵制度崩溃。崩溃就需要改革，改革就会创造机遇，张说和宇文融就是站在风口的两位政治家。
张说是李隆基的旧臣，当年被贬到岳州做刺史，直到宋璟和苏颋搭了班子，他才看到人生的光亮。为了自己的未来，他决定走苏颋的门路。
苏颋回乡祭奠父亲，张说趁机把一首《五君咏》的诗作递到苏颋面前。在这首诗里，张说对苏颋的老爹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赞美，顺带还捧了一把苏颋。苏颋被这一通马屁拍得舒畅，接纳了张说，张说很快就晋升为天兵军节度大使。
当时，后突厥大将康待宾唆使族人偷袭了六胡州（大唐为了安置突厥昭武九姓而设置的鲁、丽、塞、含、依、契六州），参与偷袭的叛军多达七万余人。李隆基命朔方军大总管王晙、陇右诸军节度大使郭知运共同讨伐康待宾，又派亲信毛文仲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命张说一同前行并见机行事。
别人都好说，郭知运是陇右一带的扛把子，现在却到朔方的地盘打仗，这不是打王晙的脸吗？于是王晙联合张说提前镇压了突厥部族，霸占了所有军功。郭知运对此气愤不已，假装不知道突厥部族已经投降的事实，率军发动袭击，逼迫突厥部族重新走上叛乱之路。
就这样，郭知运和王晙开始了狗咬狗的内斗，耗掉了李隆基的耐心。在此期间，张说表现得稳重成熟，顾全大局，形象十分光辉，最终赢得了李隆基的青睐，得到了提拔，开元年间的第一个三人宰相组合就此产生：张嘉贞担任中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源乾曜担任门下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说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做首席宰相是张说的最大理想，张嘉贞自然成了他的绊脚石。张说决定先干出政绩站稳脚跟，再慢慢干掉对手。
唐朝实行府兵制，百姓每年都要服兵役一段时间。官府说得很好，只要服役时间一到就放他们回家，可大唐的国土太大，有时候从家里去役所要一个月，回家又得一个月，总不能刚到岗就转头回去吧？而且，如果赶上外族入侵，服役的百姓又到了休假时间，带兵的将军要怎么办？做光杆司令吗？
种种原因造成一个问题：府兵制的制度很规范，可现实是大批人员滞留在军队里，整个国家有六十万人在同时服役。
另外，府兵是义务兵，没有工资，相当于老百姓在贴钱卖命。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农民逃避兵役。他们要么背井离乡逃离原籍，要么折断自己的手脚。
面对问题突出的府兵制，张说提了两个建议：一、府兵需要的是战斗力，而不是靠人海战术，可以裁撤二十万人；二、逐步取消府兵制度，打造职业化的军队。
什么叫职业化？即挑选身强力壮的人入伍当兵，由国家发工资，这些军人不再需要种田。
开元时期，边境的局势非常恶劣，李隆基需要职业军队镇守国门，张说的改革建议深得他的认可。反观张嘉贞，工作平庸，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李隆基越看他越觉得不行。
一个叫王钧的主簿打算巴结张嘉贞，给他修了一座府邸，打算在合适的时候送出去。可没等贿赂达成，他就酒后失言，把这事说了出来。李隆基对此万分恼火，直接下令处决王钧。
李隆基是在帮张嘉贞收尾吗？未必。李隆基发火，更多是因为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把行贿受贿闹成了公开的舆论热点，让朝廷难堪。
如果相关人等安安生生，事情也许就这样过了，可张嘉贞做贼心虚，没等李隆基下达最终的处决命令，提前杀了王钧。得知王钧想求御史的官职，为了推脱责任，张嘉贞更是叫来御史大夫韦抗、御史中丞韦虚心，对他们一通痛骂，说全是因为御史台行为不检点，才让王钧有机会行贿。
李隆基对宰相的考核指标之一就是要有风度和胸怀，张嘉贞的行为让李隆基很不喜欢。没过多久，有人举报张嘉贞的弟弟张嘉祐贪污，李隆基顺势以不会管教家人为由将张嘉贞罢免，张说正式晋升为中书令。
从被李隆基当作弃子，到成为首席宰相，张说的成功可谓来之不易。扬眉吐气的张说疯狂地刷存在感，比如将原本的政事堂改名为“中书门下”，下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将门下省边缘化，将尚书省的职能阉割，整个朝廷中枢机构以中书省为核心，而他张说成了大唐立国以来权力最大的宰相。
在张说红得发紫的时候，宇文融沐浴着他的权力春风，也在逐渐成长。
宇文融没有家世背景，起步很低。张说做宰相的时候，他还只是正八品的监察御史，手中唯一的特权就是可以直接给皇帝上奏折，而他就是利用这个权力，实现了跃迁。
唐朝实行均田制，凡是大唐百姓都可以分到土地，然后给国家缴纳赋税，这个制度使得唐朝初年国力强盛。
随着人口的暴增，土地兼并之风横行，百姓留不住手里的土地，国家又没有多余土地分给百姓，而失地百姓还得交税服役，负担越来越重。为了活命，他们只能做逃户。
与此同时，大片的荒地被私人开垦出来。这些土地没有在官府登记备案，因此不需要向朝廷纳税，严重影响了朝廷的利益。
宇文融告诉李隆基，他可以让朝廷的金库变得富裕，方法就是搞土地清查，鼓励百姓重新入籍，免除他们六年的赋税，同时豁免徭役。用这一招，宇文融为朝廷增加了八十万户籍、数百万贯财政收入以及无数“荒芜”的土地。
李隆基要搞职业军队，要开创盛世，到处都需要钱，宇文融可是给他解了燃眉之急。为了方便宇文融继续搞钱，李隆基颁布特旨，凡涉及户籍、土地、财税的事务，必须等宇文融提出意见后，三省的长官才能做最后的决策。
这下，宇文融和张说之间有了权力冲突。而宇文融是门下侍中源乾曜提拔上来的，背后还有中书舍人陆坚的支持，这两人和张说一直不对付，这让宇文融和张说二人的冲突变得更加复杂。
有一次，李隆基抱怨吏部选官存在暗箱操作，宇文融便偷偷给他提了个建议，让他将吏部的选官权分散到其他部门；而为了互相监督和约束，还可以让十个部门共同参与朝廷的选官，最后由皇帝亲自定夺。李隆基觉得办法好，让礼部尚书苏颋等十位重臣负责铨选。
至少在张说看来，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说得不好听点，这是在打他这个首席宰相的脸。
张说大权独揽，吏部选官的暗箱操作只是他所作所为的冰山一角，李隆基想用这种方式提醒张说不要太膨胀，可张说没有察觉到皇帝的不满，依旧唯我独尊，甚至当着同僚的面大骂宇文融“鼠辈何能为”。
李隆基物色了新的宰相人选，即河南尹崔隐甫。张说却认为崔隐甫资历浅薄，文采平庸，最多能做个金吾卫大将军，反而可以把殿中侍御史崔日知提拔为御史大夫。
张说将两项人事任命上报给李隆基，信心满满地等待最终批复，不料李隆基给他来了个反向操作，封崔日知为金吾卫大将军，封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又是两巴掌，张说被打击得脑瓜嗡嗡响。
有了这个政治风向，宇文融、崔隐甫就明白李隆基的心意了。随后，张说被人举报请术士看相，后来又有结党营私、私生活腐败的罪名，一条接着一条。李隆基本来就有心收拾张说，顺势将他贬为尚书左丞。
宇文融想赶尽杀绝，张说为了自保，不顾一切地拉拢党羽，双方开足火力攻讦对方，将朝廷闹得鸡飞狗跳。这帮人忘记了一个事实，在大唐的权力体系中，皇帝李隆基才是最高级别的玩家，他主宰着游戏规则，不管是张说还是宇文融，都只是李隆基的棋子而已。在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撒娇任性，搞搞内斗，可如今他们却想把其他朝臣一起拉下水，这不是破坏李隆基制定的规则吗？
李隆基给宇文融记了一笔，但此事过后，还是因为财政需要，起用宇文融为宰相。宇文融不觉得危险，反而觉得皇帝离不开他，竟公然声称如果自己做几个月宰相，天下就可以无事。
今天可以膨胀，明天就可以爆炸。李隆基最终以贪污罪将宇文融贬官，此时距离宇文融担任宰相仅过去三个月。宇文融还没到达任所，就在路上抑郁而亡，结束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文人宰相张九龄
张说和宇文融相继倒台，但他们都给大唐留下了政治遗产：张说提携了大唐历史上最完美的文人宰相张九龄，宇文融则提携了一个惊天鬼才李林甫。
张九龄出身书香门第，十三岁的时候给广州刺史王方庆投递作品，王方庆评价他前途不可限量。后来他以进士入仕，担任从八品的右拾遗。
家世清白，才华横溢，这就是张九龄的资本。
张九龄是中国古代典型的知识分子，骨子里根植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思想。怎么“货”呢？经世济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教帝王治国、教同僚做人就是实现政治理想的最好途径。
如果张九龄有志成为一位诗人，他才华横溢、思想独立等知识分子的特性绝对是加分项，甚至他有可能成为与李白、杜甫齐名的伟大诗人。遗憾的是，张九龄从政了。在仕途这座独木桥上，知识分子的性格越突出，遭遇的坎坷和风险就会越大，甚至带来性命之忧。
姚崇曾经很欣赏张九龄，时常采纳他的建议，让他有表现的机会，然而张九龄总觉得姚崇做得不够好，经常上书言事，比如说朝廷选拔人才要不拘一格，要敢于起用年轻的人才。后来因为口无遮拦，张九龄被姚崇嫌弃，一气之下辞官回了岭南。
回到岭南的张九龄想为乡亲们干点儿实事，经过考察，他决定修缮岭南通往内地的大庾岭路。
大庾岭是横贯今广东、江西的山脉，长二百公里。当年秦始皇派五十万大军征讨百越国，走到大庾岭，看到悬崖峭壁、荆棘密布，便凿山开路，打通了内地和岭南的连接。
这么多年过去，由于岭南和内地的联系不算太多，秦时的路一直凑合在用。但张九龄觉得广州作为崛起的港口城市，贸易越来越发达，许多物产都需要运送到内地，于是奏请朝廷拨款维修。
张九龄的想法和李隆基不谋而合，拨款很快批了下来。随后，张九龄带着百姓开凿石头，砍伐树木，丈量尺寸，花了两年时间，终于铺就了一条宽约三米、长约三十里的道路，史称“大庾岭路”。
张九龄回长安的时候，张说是首席宰相。张说欣赏张九龄，两人又是本家，于是结为同盟，彼此依靠。张说退休前只对李隆基提了一个愿望，就是起用张九龄。
直到此时，李隆基才真正重视这个中年男人，将张九龄调任秘书少监。在这个位置上，张九龄的文学才华发挥到了极致，稳稳地坐在了大唐第一秘书的宝座上。加上张九龄是个帅哥，形象高大伟岸，气质儒雅从容，性格刚直不阿，李隆基对他十分喜欢，最终将他提拔为宰相。
如果李隆基和张九龄联手，开元盛世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可就在相同的时间段里，张九龄这辈子最难缠的对手李林甫也崛起了。真的是“时也，命也”。
李林甫，长平王李叔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的曾孙。按辈分，他是李隆基的叔叔。
李叔良这一脉混得很差，李林甫的父亲李思诲奋斗了半辈子也只是扬州大都督府的一个参军。如果靠父亲提拔，李林甫很难出头。
不过，永远不要小瞧落魄的贵族，因为我们想象不到贵族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有多么恐怖，而机会就藏在这些关系网中。
李林甫是李唐宗室，靠着这层关系，刚出道就混了个千牛直长（宫廷侍卫，贵族子弟的特设岗位），后来又得舅舅、楚国公姜皎的提携，升为正五品的太子中允。
姜皎在红极一时的时候卷入王皇后的废立风波中，被李隆基和张嘉贞联手做掉，姜家就此没落。靠山倒了，李林甫转投姜皎的妹夫源光乘，而源光乘正是宰相源乾曜的侄孙。通过这层关系，李林甫和源乾曜的儿子源洁建立了友好关系。又一番运作，他通过源洁求到源乾曜这里，想要个司门郎中的职务。
司门郎中隶属尚书省刑部，从五品，负责各道关口的出入境物品检查，遇到违禁的物品可以随时没收，油水非常多。
本以为事情可成，没想到源乾曜听说过李林甫的名头，质问道：“司门郎中虽然官职不高，却对品行、才能和声望有极高的要求，哥奴（李林甫的小名）岂是做郎官的料？”言外之意，源乾曜对李林甫的职业操守很没信心。
李林甫没捞到司门郎中之职，但还是得到了源乾曜的帮助，被提拔为正四品的太子谕德，随后又改任国子司业。只是这些文职岗位无权无势，无法接触到权力的核心，也就无法满足李林甫的胃口。
李林甫算是看明白了，源乾曜只能在职权内给予照顾，不能帮自己更多，想通过投靠源乾曜获得显赫的岗位似乎不太靠谱。思虑再三，李林甫决定寻找新的靠山。
当时，朝廷里的政治巨头是宇文融和张说，两人都在拉帮结派。相比而言，张说的处境更加微妙，而且李林甫的恩人源乾曜和张说不是一路人。综合考虑之下，李林甫投靠了宇文融。
有了宇文融的推荐，李林甫晋升御史中丞，官居正四品。投桃报李，打倒张说的时候一共有三个人摇旗呐喊，李林甫就是其中之一。
这时候，李隆基的理想基本达成，天下一片盛世景象，所以刻意渐渐放缓了革新节奏。既然已经取得了一百分的成绩，多拿两分还是多拿五分，他便不再关心了，此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做个太平皇帝，维持现状就好。
李隆基不想改革成绩毁于一旦，又想耳根清净，最终造成两个结果：善于溜须拍马、搞政治投机的李林甫一直游走在权力核心的外围，始终坐着冷板凳；清廉耿直且思想独立的张九龄一边因为才华横溢、品行高尚受到皇帝青睐，一边因为性格原因屡受官场打压。
和张九龄这样的同事相比，李林甫的文学素养和个人气质简直被碾压到了尘埃里。拿自己的弱点去拼，最后会死得很难看，因此李林甫决定另辟蹊径，做最懂皇帝的男人。
开元中期，真正懂李隆基的朝臣只有两个，一个是李林甫，一个是安禄山，其他人要么是不懂，要么是懂了却不愿迎合。
李林甫的套路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三个。
套路一：自我营销。
在旁人眼里，李林甫的人品是经不起推敲的。做了吏部侍郎后，李林甫决定改变大家的认知。
有一次，李隆基的哥哥、宁王李宪找到李林甫，想让他帮自己提拔十位亲信。在唐朝，这属于基本操作，李林甫就算全部答应，也没人会挑他的毛病。然而为了拔高自己的形象，李林甫只提拔了九个人，然后公然宣布，另外一个人不符合朝廷的用人标准。这样一来，李林甫既没有得罪宁王，又赢得了不畏权贵的美名。
套路二：建设情报网络。
最直接的揣摩圣意，就是探听皇帝的言行。为此，李林甫和后宫的武惠妃结成同盟，条件就是李林甫要帮助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争做太子。
套路三：多搞关系。
李林甫一心扩展人脉，最后勾搭上了宰相裴光庭的夫人，也就是武三思的女儿。李林甫选她，是想打通宦官高力士的关系，因为高力士出自武三思的门庭。
武氏要高力士向皇帝推荐李林甫，高力士不想干政，于是拒绝了。可是出于愧疚之情，高力士将宰相萧嵩推荐韩休为相的机密告诉了武氏，武氏又转告给李林甫。对聪明人而言，这是价值连城的消息。
李林甫直接奔赴韩休的府邸，先送上祝福，然后一番花言巧语，竟然让韩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韩休要当宰相了，推荐人正是李林甫。
事情虽然狗血，但韩休确实笃定李林甫是自己的伯乐，还因此对他感恩戴德，反而对真正提拔他的宰相萧嵩冷眼相待，时不时出言挑衅。
后来，韩休确实如自己所愿，当上了宰相。等到韩休下台的时候，他没有多余的话，就对李隆基说了一句：李林甫这个人很靠谱，希望陛下重用他。
开元二十三年（735）五月，李隆基做出了新的人事任命：张九龄为中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耀卿为门下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回首再看，李林甫的晋升之路虽然坎坷曲折，却充满了城府和心机。单说搞关系、玩政治，李林甫是王者级别的大师。即便如此，现在张九龄才是首席宰相，拥有绝对权力，裴耀卿和李林甫是李隆基用来牵制张九龄的棋子，而且哪怕做棋子，李林甫也只是排行第二。
在张九龄主政的年代，李林甫是没有话语权的。身为宰相又怎么样？拥有高力士、武惠妃的关系网又怎么样？依然敌不过李隆基对张九龄的欣赏。因为李隆基还需要张九龄，这段日子里，李林甫只能低调做人。
李林甫应该庆幸，他的对手是理想派的知识分子。
开元二十四年（736）八月，李隆基五十二岁生日，时称千秋节。
皇帝过生日是国家一等一的大事，文武百官要搜刮奇珍异宝进献李隆基。长安城早有传闻，某位大佬找到了传说中的宝镜，将会成为千秋节的头一等礼品。
所谓宝镜，分为很多种，比如照骨方镜、照心境、生寒镜、探宝镜等。据传，秦始皇的府库中有一枚世所罕见的方镜，宽九十厘米，高一百三十厘米，可以发出明光。秦始皇经常拿着这枚方镜观察宫女的心脏、肝胆，以此检验宫女的忠心。
传闻先放在一边。这种场合，其实张九龄跟着祝贺一下也没什么，他却亲笔撰写了一本《千秋金镜录》，里面讲述了前朝治乱兴亡的历史，然后上呈李隆基。
想想看，在大老板的生日派对上，大家玩得正高兴，有人突然送上一本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会是什么效果？
张九龄获得了大老板违心的称赞，还有真心的打压。
按照惯例，每年下半年，黄河会冰冻一段时间，那时候水路不通，粮食运输成本太高，所以皇室会到交通更方便的洛阳居住一段时间，第二年再迁回长安。
开元二十四年（736）九月，李隆基传召张九龄、裴耀卿和李林甫，说自己在洛阳宫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希望提前回长安。
三位宰相入宫前还在纳闷，以为是什么军国大事，现在才知道有关神鬼。这在张九龄看来都是小事，于是劝道：“陛下，如今正值秋收旺季，不宜大动，还是等冬天再回吧。”裴耀卿也不想折腾，于是附和张九龄的发言。
李林甫在干什么？他眯着眼，观察着李隆基的面部表情，见他从盼望到失望，从失望到面色如霜，最后剩下无奈。李林甫心知皇帝对张九龄的回答不满意，但还是不发一言。
会后，张九龄和裴耀卿率先离去，李林甫私下求见，声称有要事请奏。
李隆基问：“爱卿，你怎么还没走，找朕有什么事吗？”
李林甫说道：“陛下，洛阳和长安都是您的家，您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何须征求别人的意见？再者说，虽然车驾扰民，但您只要宣示天下，免掉所过之地的赋税不就行了吗？臣请立即西行！”
这段对白太经典了，浓缩了李林甫的政治投机与权变。
其一，提出皇帝的行程皇帝说了算，这是敬畏皇权，同时暗示张九龄权力太大，已经影响到了李隆基的权威。
其二，既然李隆基担心扰民，那便减免赋税，在实现皇帝欲望的前提下给出最完美的解决方案，还能让百姓对李隆基感恩戴德。
其三，既然大家都觉得此事不好，那就主动请缨，有锅自己背。
果然，李林甫的表现让李隆基大加赞赏。
回到长安之后，李隆基对张九龄的不满很快就爆发出来，导火索是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的任命。
当时，河西节度使牛仙客调任朔方节度使，崔希逸调任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刚上任就给朝廷写了一封信，高度赞赏了牛仙客在河西军镇的政绩。
封疆大吏不贪政绩，互相举荐，李隆基深感欣慰。不过这毕竟是崔希逸的一面之词，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李隆基派刑部员外郎张利贞前往河西，核对奏折中的陈述，张利贞证实了此事。
朝廷议事，李隆基褒奖牛仙客，打算给他加封尚书头衔，没想到张九龄态度激烈地反对：“陛下，尚书就是古代的纳言，地位尊贵，大唐立国以来，唯有做过宰相或者在朝野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才能担任。牛仙客出身卑微，骤然被任命为尚书，恐怕有辱朝廷威严。”
李隆基耐着性子给出第二选择：“那好，朕给他有实封户数的食邑，可以吗？”与实封相对的是虚封，即光封赏头衔，无实际待遇。
张九龄再驳回：“牛仙客是边将，充实仓库、修理军器是他的职责，并不是什么功劳，陛下赏赐他金帛之类的东西也就够了。”
大殿之内的气氛顿时压抑无比，李隆基没办法，干脆结束了这次朝会。
这是张九龄反对提拔的第三位将领，前两位是安禄山和张守珪。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究竟是因为私心，还是因为公心？
牛仙客的政绩是经过调查的，张九龄挑不出刺，最后是质疑他的出身。反对张守珪，是觉得他不配做宰相。反对安禄山，是因为安禄山是胡人，而且态度倨傲。这么看来，张九龄是因为私情，而非出于为国家利益考虑。
李隆基想要重用节度使，也有他自己的考虑。
大唐正在革故鼎新，地方藩镇是国防革新的最后一站，而在当时的国情下，地方军镇是最能保护国家利益的制度。大唐边境稳定，一赖边防军制度，二赖实干派大将。李隆基是想将最有才华的将领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利用恩威并施的策略，让他们臣服于皇权。
张九龄是首席宰相，却没有和皇帝的政治理念保持一致。之前张九龄冲撞李隆基，干涉他的决策，可能只是性格原因，但李隆基不接受张九龄的政治思维跟不上他的脚步。
退朝之后，李林甫再次留了下来，他说道：“陛下，牛仙客有宰相之才，不做尚书又何妨？”
李隆基听了非常欣慰。此时此刻，李林甫真正走进了李隆基内心，李隆基决定和张九龄摊牌，准备将李林甫任命为首席宰相。
第二天，李隆基立即召见张九龄，还是提出要给牛仙客加封食邑。张九龄固执己见，李隆基勃然变色，咆哮道：“朝廷大事，难道都要由你做主吗？”
张九龄不卑不亢：“陛下不嫌臣无能，任命臣为宰相，所以遇到不对的事，臣都会直言相告。”
李隆基道：“你嫌弃牛仙客出身卑微，难道你的出身就很好吗？”
张九龄道：“臣是岭南贫贱之人，然而臣身处台阁，执掌诰书诏命已有多年。牛仙客只是边境小官，目不识丁，如果委以大任，恐怕难以服众。”
说到这里，李隆基已经不想再与张九龄沟通，直接下诏，给了牛仙客陇西县公的爵位，食邑为实封三百户。
一个月后，李隆基发布诏书，朝堂格局顿时一变：中书令张九龄为尚书右丞，不再参与政事；门下侍中裴耀卿为尚书左丞，不再参与政事；礼部尚书李林甫为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领朔方节度使。
张九龄被打压了，但张九龄的风华和气度还是很合李隆基的心意，平常开宴会的时候，李隆基对他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帝王的宠爱是很容易死灰复燃的，为了保持权势，李林甫想对张九龄赶尽杀绝，可李隆基没想迫害张九龄，最终让他去做了荆州长史。
中国有句古话，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此后，大唐少了个政治家，却多了一个才华卓绝、独领风骚的大文豪。
离开长安之后，张九龄并没有消沉下去，他将心思放在了创作诗歌上，最有名的当数千古名篇《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张九龄和李林甫的此消彼长看起来是朝臣的权力争斗，其实他们只是李隆基的棋子，折射的是开元中期李隆基执政理念的变化。
国家的繁荣让李隆基产生了错觉，他觉得就算没有张九龄这帮文人，江山社稷也可无忧。然而他没想到，张九龄的下野直接成了大唐强盛和衰落的分水岭。后来李隆基因为安史之乱逃亡成都，回忆起开元朝的所有宰相，最感怀的便是满腹才华、敢于直言的张九龄，为此还派人前往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祭奠张九龄的英灵。
捌
群魔乱舞
口蜜腹剑李林甫
文人集团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大唐已经进入繁荣昌盛的正轨。李隆基兢兢业业这些年后，开始想做享乐型的皇帝了，于是喜欢顶撞领导的文臣在朝中难以生存，只能退居幕后。
客观地说，历史还是给了文臣集团翻盘机会的。
在大唐的转折期，李隆基在任用李林甫还是张九龄之间犹豫过，他既想维持种种革新的胜利果实，做个明君，又想找个舒适的生活状态。作为大臣，想实现理想、做点实事，首先是保全自己，既要能处理与帝王的关系，又要能遏制敌对势力，而不是寄希望于遇到千古明君，让他无条件地包容自己。对文臣集团来说，这个时候适当逢迎，收益肯定比针锋相对要高。遗憾的是，文臣的领袖张九龄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被李隆基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李林甫这种“全能型人才”。
李林甫擅长揣摩圣意，所以能安抚好李隆基的情绪；他心机深沉，阅历丰富，所以能驾驭朝臣，威慑藩镇节度使。一个人能搞定各层级的人事关系，推进政务就不再是难题。可以说，不是李隆基选择了李林甫，而是唐朝的历史，真的需要这么一个懂周旋的政治人物。
然而，李林甫不仅有能力，更有私心。自从做了首席宰相，他心里想的就是坐稳一点，坐久一点。开元时期宰相任期普遍是三年，最长的萧嵩也只干了五年，李林甫要打消李隆基的猜忌，必须想点办法。
第一着儿，李林甫要做理解和支持李隆基的宰相。
这时候的李隆基已经听不进逆耳忠言，顺他者生，逆他者亡。所以对待李隆基，先要保持情感的共鸣，其次是保持执政理念的一致。前者需要时时捧着奉承，这个是李林甫最擅长的，而后者，李林甫的理解也最透彻。
李隆基想过太平日子，不代表他会完全放权，更不代表他是昏君。相反，他的杀伐决断、气魄城府都是从政治斗争中历练出来的，李林甫必须保持畏惧。这就意味着，李隆基对朝政依旧拥有绝对的主宰权，李林甫的手不能伸得太长。
顺从李隆基，做李隆基思想的执行者，才是最优选择。
第二着儿，李林甫开始封锁言路，控制群臣。
有一天，李林甫召集谏官训话：“陛下乃千古圣君，我们身为臣子，平日里只有仰视皇帝、聆听圣谕的份，哪还用多说废话？你们看到宫殿下面的仪仗用马了吗？它们吃的是三品等级的粮料，可只要嘶鸣叫唤，就得接受处罚。”
这番话的意思很明确。平日里喜欢风闻言事的谏臣，以后要少写奏折少开腔，唯他李林甫马首是瞻就行了。谁敢违背他，那就赶紧卷铺盖滚蛋。
能把张九龄干倒台的人绝对是狠角色，群臣很敬畏李林甫。不过事情总有意外，比如门下省补阙杜琎（jìn），他就敢虎着胆子给李隆基进言。
听到进言的时候，李林甫什么话也没说，面上和颜悦色，事后他却找到杜琎：“杜大人，陛下赏识您，愿意给您这样的官员多些历练机会，因此提拔你为下邽（guī）县令。”
门下省补阙是从七品，下邽县令是从六品，看起来是提拔，可前者是京官，只要在皇帝面前混个脸熟，不愁没有升迁机会，一旦成了县令，又有李林甫使绊子，那可真就难有翻身之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