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抬起头来望杜月笙一眼，见他似已下定了决心，于是便不再多说，他开始振笔直写，两人有商有量的决定了先行救出陶希圣、颜惠庆、许崇智、陈济棠、李福林、王新衡……等人。
名单决定立刻便打电报，请中国航空公司分在列别通知名单内的各人，应于十二月九日中午以前赶到机场集中，等阿伍驾驶来的飞机一到，换位驾驶马上起飞。
从十二月八日午夜，到九日傍晚，杜月笙不眠不休，好不容易等到了专机安然反渝的消息，却是大出意外，昨夜拟订名单该接的人一个也没有来。
被这架飞机载运回来的，当然也是必须抢运脱险的重要人物，只是跟杜戴所拟名单上的诸人面目全非，名单所列者毫然问题的全部陷敌，陶希圣、李济琛、颜惠庆等下落不明，音信杳然，使杜月笙遶室彷徨，夜不兴寐，一面想尽方法打开一条通路利用人民行动委员会的关系，将起自重庆，以迄香港地下，中间如贵阳、桂林、韶关、龙川、沙鱼涌、大埔，迢遥数千里的一条路上帮会首脑，绿林侠盗，全部动员起来，由而安排一条康庄大道，计划从敌人的虎口中，救出这一批要紧的人，以及姚氏夫人、杜维藩，和所有的杜门相关人员。
另一方面，杜月笙向戴笠建议，提供了一个疯狂大胆，而且乍看起来断无可能的计划，他要透过他的驻沪私人代表徐采丞，向日军上海特务机关堂而皇之的提出：沦落在香港的许多朋友，都是杜月笙一再恳商拖出来的，如今因为香港变起仓卒来不及安全撤离，这帮朋友刻在香港面临日军搜捕，暴民刼掠，尤其粮缺声中，三餐不继，可以说是陷于绝境，去死不远。，杜月笙宁死不能对不起朋友，所以，日本人如果欣赏杜月笙讲这个义气，帮忙杜月笙就这些友好，他将派徐采丞包一艘轮船，从上海直驶香港，把杜月笙的朋友们接回上海，住进日人势力尚未侵入的法租界，以使杜月笙能够实践诺言，全始全终，继续对这帮人有所照料。
与虎谋皮居然成功
戴笠晓得日本方面有那么一批人，对于杜月笙的幻想一直未曾破灭，而徐采丞和「梅机关」首脑份子川本之流私交弥笃，杜月笙慷慨义烈的此一表示，经过徐采丞的穿针引线，善为运用日本统治当局的矛盾分歧，这个计划可能会通得过，因此他本人表示赞成，再经过杜戴二人分向有关方面解释说明，一月底，杜月笙便给徐采丞去了一封密电，授计与他，叫他火速进行。
这又是抗战史中的一页奇迹，经过徐采丞的巧妙运用，竭力奔走，杜月笙疯狂大胆的计划，居然获得日本特务「梅」机关的暗中支持，逐步的付诸实现。二月三日，徐采丞借到一架日本军机，由上海直飞香港，代表杜月笙安慰滞港诸亲友，他随身带了不少的钱，他要亲自安排杜门亲友逃离香港。行前，他尤已包好了一艘轮船，驶往香港负责接运。
在这时候，滞港杜门亲友业已有人得到了消息，他们奔走相告，口耳相传，在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之中，这些人原已自份无望，准备束手待毙。杜先生派船来接的消息一到，眞是绝处逢生，雀跃不已，可是其中还有波折，东洋军机「搭浆」，中途发生故障，徐采丞被迫降落台北，三日后修理好了，方始续航南飞。这三天的音信中断，使杜门亲友望眼欲穿，魂梦为劳，无缘无故多受了不少的罪。
二月六日徐采丞专机抵达香港，他抵步以后立卽驱车分访杜氏亲友，施以紧急救济，并且报告佳音，专轮准于二月八日驶抵香港，他请各人早日收拾行李，准备动身。涸澈之鲋喜获甘霖，几于人人合什，展露笑容，齐声诵念杜月笙不置。
经过一艘专轮救出人间地狱，海上危城的，计有颜惠庆、陈友仁、曾毓隽、李思浩、唐寿民、林康侯、刘放园、潘仰尧等一千耆宿名流，和杜门亲友，苏浙同乡，为数多达三百人，其中有不少人平安抵达上海法租界后，赓续接受杜月笙的资助如故。
经由香港、出深圳紧急抢救的诸人，包括陶希圣、蒋伯诚、陈策、顾嘉棠、芮庆荣、杨克天、姚玉兰、杜维藩、胡叙五等人，从香港沦陷以后便东逃西散，吃足苦头，陶希圣一家搬到了弥登道黄医生家后楼的一间房，蒋伯诚躲进了九龙饭店，一天日本军队气势汹汹的前来搜查，把每个房间里的宿客逐一喊出来检查，临到蒋伯诚，日本人问他是干什么的？情急智生，蒋伯诚便指着他经常备有的大包spro，抗声答道：「我贩西药。」
杜维藩带着两个儿子在香港，徐采丞的专轮到了，他两个儿子便交由徐采丞带回上海去，他自己不敢回上海，香港陷落那天他还在交通银行办公，轮渡一断他回不了九龙，起先躲在花园台吕光家里，后来又与杨克天睡在告罗士打的走廊上。
王新衡是日军最大的目标之一他未能顺利搭机离港，却得了「阿伍」的协助，阿伍有一个弟弟在香港政府管渔民，于是香港失陷王新衡便化装渡海避在永安保险公司做事的一位郭姓人家，他往后的行动和脱走，一直都由香港渔民掩护。
姚玉兰万里流浪记
杜夫人姚玉兰在最后一架飞机离开香港起飞以前得到她闺中密友一只电话，告诉她说给她留了一个空位子，要走就快点来，姚玉兰回复她唯有一声苦笑，她说我这边人多着呢何况杜先生交代了我不少事情，譬如说陶希圣不曾脱险，我就不能走。
「香港杜月笙」依然目标显著，风险极大，日本人可能下毒手，香港饥民暴徒说不定也动上杜公馆的脑筋，但是别人可以暂避，姚玉兰却寸步不容稍离，因为她一走开全香港的杜门相关人物就无法通讯联络，因此姚玉兰决心不避也不走，她要死守大本营。难得的是杨虎夫人陈华慷慨尚义，自愿陪伴姚玉兰，和她同生死共患难，姚玉兰感动得热泪沾襟，她问陈华说：「从今以后咱们俩命运相连，但愿妳跟着我，能够死得不冤。」
幸亏有姚玉兰硬起头皮，咬紧牙关，死守柯士甸道不去，东躲西藏的杜门中人，方始有了一个希望不浅的联络中心。徐采丞的专轮驶来，以及稍后一批批的相关人物陆续逃离香港，辗转抵达重庆。如果没有杜公馆居间联络，分别知会，可能杜月笙、戴笠、徐采丞在渝沪两地用尽心机，煞费气力，其所得的结果也是化为泡影。
香港撤退之役，在杜月笙来说是他生平一件大事，一大成功，而且也使他的个人声望迅又推上另一高峯，他所做的事为人所不敢，所不能为，他从敌人侦骑密布，大肆搜索中，救出了无数名列前矛的人物，而且他的做法是先公候私，先友好而后家眷，他为了顾全信义宁可牺牲妻子儿女。由于他向陶希圣说过要接他到重庆的话，尤有三哥金廷荪，实在因为上海蹲不住了，三十年冬正彷徨于浙闽两省，杜月笙再三再四，恳邀他到香港，金三哥十一月方到，不及半月香港卽告沦陷，杜月笙认为是他害苦了金三哥。因此，他在香港沦陷前夕拍回家中一个电报：「金三哥和陶先生一日逃不出香港，杜门中人包括太太和少爷在内，一个也不许离开。」
由香港出深圳，循东江抵韶关，沿途不仅关卡重重，盘查严密，而且敌伪军队，强梁土匪，经常出没无常，日军陷港，渝港消息中断，在港诸人又怎知道杜月笙业已设法打开了这一条路上的重重关节，因此他们亟于设法自救，便推派杜氏门徒陆增福，拎着脑袋去探路。陆增福历经千辛万苦，受过重重灾难，好不容易穿过危险地带抵达惠阳，他立刻胪呈在港诸人情况，发一封长电禀报在重庆的杜月笙。当时，杜月笙已因忧急相并，心力交瘁，淹滞病榻多日，得到陆增福的这一个电报，方始一跃而起，欢声的说：「陆摸通了，火速叫他们准备动身。」
开路先锋陆增福打过了头阵，第二泼走的便是顾嘉棠与芮庆荣，这两位杜门大将，在江湖上名声响亮，而且不分文的武的，都各有他们的一套。因为他们还是「摸」着走，自需步步为营，时时小心。何况他俩的肩上，还有为后来的大队搭线开路的重责大任。
顾、芮两位大亨果告顺利完成征尘，在香港的落难者大为振奋，他们开始集合成队，一一登程。姚玉兰之成行另有一功，那是因为陈华欣然发现她可以指挥得动洪门中人，由于杨虎在广东从事革命甚久，他又是中国海员的领袖，杨夫人的招牌亮出，居然到处顺利无阻。在香港的洪门头脑为杜、杨两夫人谋到了奇货可居的日本军民政部发给「还乡证」，两位贵夫人化妆为广东乡间女子，蓬头垢面，粗衣麤服，姚玉兰化名王陈氏，推说回一趟兴宁家乡，「还乡证」明文规定，三日之后不回香港，抓到了便要「军法从事」。
两位夫人带了随从佣妇，在洪门弟兄暗中保护之下，通过关卡，踏上广东省境，她们沿东江西上，一陆吃的苦头，和遇见形形色色的怪事罄竹难书，幸好平安无事抵达桂林，而在阴历大年初三那天抵达重庆，杜月笙欢天喜地把姚玉兰迎到汪山。为了纪念一生之中这一不平凡的旅程，姚玉兰穿上携来的乡间妇女衣服，再施原有的化妆，而在汪山附近拣一处极与粤西途中相似的背景，拍了两张照片。
余下来在香港的人分别组队，由李北涛负责「开条子」，以便凭条在有交通银行的地方支领旅费，时值香港沦陷一个半月以后，日军由于粮荒严重，下令遣返难民还乡。于是这一般日军搜捕日亟的人士便人人化装为乡民，个个申请为还乡者，他们分队出发，杂在成千上百的难民队中，相互装做不认识，然后混过关卡，通过盘查，步行而到大浦。由大浦乘渔船到葵浦要通过日军的警戒线，这一路基于杜月笙的安排，是一对黄氏兄弟负责安全警戒与交通工具，越葵浦而惠阳，或淡水转横沥，沿途步行而过，这一段杜月笙也派有专人照料，然后直到自由地区韶关，沿途均请专责人员，必要的时候，他们还自动派出武装的护卫。
紧急抢救耗资百万
滞港诸人中杜月笙最所惓念的陶希圣，他和蒋伯诚、杜维藩、杨克天、胡叙五等同行，安然的在是年阴历除夕抵达韶关，然后转桂林直飞重庆。
金廷荪则于香港沦陷后，因为寄寓香港，轮渡中断无法和九龙柯士甸道杜公馆联络，后来他独自参加难民大队，离了香港，一路风霜雨露，苦不堪言，偏是身畔现金有限，盘缠不足，一路步行到河源，方始见有振济委员会设的救济站，金廷荪异乡沦落，耻于表明身份。救济站主任吴思源，怎晓得他是许世英的好朋友，杜月笙的结义弟兄，按照一般救济通例，发了他十五块钱，金廷荪自此默默无言的转往浙西居住。
通过振济委员会，杜月笙将他所主持的「第九救济区」分为「第七」、「第九」两个救济区，第九救济区主任是杜氏门人陈志皋，常驻曲江，第九救济区主任改由他的得意门生林啸谷充任，常驻桂林，专门应付这一次抢救重要人士的紧急大事，但是振济委员会是公家机关，他这两位学生虽然精明能干，颇可仰体师门的人溺己溺心情，却是诸多手续苦于不能不备，因此登记申请审核种种浪掷时日，于是落难之人深感远水不救近火，杜月笙了然个中况味，他便倡行私人紧急救济，但凡拉得上点关系的落难者，或则由他主动致送，或则根据报告与私人请求函电，多则成千上万，少则三百五百，由他指定何人资助若干，银行电汇票雪片般分至陈志皋与林啸谷，还有柳州中央银行经理赵冲，分别代为致送。
滞港落难亲友络绎不绝到重庆，杜月笙每见一位便多添一份欢喜他一扫愁眉，笑口常开，假重庆交通银行开起流水席，分批的宴请他们，一以祝贺，一以压惊。贵客赴宴，握手寒喧，其中有生活尚未安顿，窘况犹未解除的，杜月笙便在掌心之中暗贴一纸支票，藉握手之便传递过去，一面施眼色阻止退还或道谢存问至情，彼此心照，使受之者无不感激万分。
有人代他暗中留意，私下统计，杜月笙为了打他这「急救香港亲友」生平最重要的一仗前后化费约在法币两百万元之谱。
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起杜月笙开始定居重庆，遥遥指挥香港大撤退，徐采丞的专轮带了三百多人回上海，他自己所安排部署的大逃亡路线，更不知救出了几千百人。斯役功德圆满，杜月笙屈指细算，他可以对得起所有劝来、拖来、拉来、请来香港的亲戚朋友，不过就中仍有一大遗憾，使他颇不心安。汤漪字斐予，友好间尊称汤老爷，当时已经六十一岁，他是应杜月笙力邀避乱香江的，香港沦陷后吃了不少惊吓，旋又跟着大队「难民」万里逃亡，一天要走五六十里路，风烛残年吃不消，却又无法支持或告饶，因此他只好把肩负行李一件件的拋掉，拋到后来连最心爱的一只烟盒都送人了从此戒了须臾不离手的香烟，勉力支撑到重庆，再也支撑不住，于是缠绵病榻，三十一年四月十四日，终于医药罔效，一瞑不视他死于香港失陷，万里逃亡之役。
杜月笙对汤老爷之死至感震悼，他曾为之落泪。由于汤老爷官拜振济委员会委员，依许世英的意思，似乎应该由振委会的公帑中泼款为之治丧，杜月笙则力持反对，他振振有词的说：「倘使国民政府明令治丧，那倒是汤老爷一生的荣耀。至于说拨振济委员会的公款，收殓汤老爷，岂不变成汤老爷困施棺材了？这样会使汤老爷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心安，汤老爷的家眷虽然不在后方，但是朋友还有几个，汤老爷的朋友绝不能让他困施材！」
于是，他派人到江西泰和，访寻汤老爷的哲嗣，护送他到重庆来，为汤老爷遵礼成服，亲视含殓。
日军进占英法两界
与抢救沦港亲友、关系人物分赴上海、重庆的同时，上海方面，也是情况紧急，千钧一发。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深夜，上海英法两租界骤闻密集的枪声，租界守军只做短暂几个小时的零星抵抗，将近黎明，枪声转稀，大胆的市民冒险到街头观看，大建筑物的顶端悬起太阳旗，街头巷尾换了穿黄制服的日本军队站岗，大家的心齐齐往下一沉，不用说，日军业已进驻租界。
杜月笙在重庆得到消息，忧心如焚，眉头紧皱，头一个反应便是命人起稿，拍电报给吴开先，请他立刻离沪，切勿迟延，可是吴开先当时不能走，撤退之事，头绪万千，他覆电杜月笙，感谢他的关怀，但却说明几点：第一、他要留在上海应付急变，第二、他没有奉到中央指示撤退的命令，第三、当时急于撤离的人员，有英法两界特区法院守正不阿，为敌伪嫉恶如仇的法官检察官，以及申、新等报馆的重要份子，乃至留沪的地下工作同志，这许多人都要等吴开先想办法立卽撤退，免遭敌伪毒手，因此，吴开先一时无法离开上
接到吴开先的覆电，杜月笙更着急了，他大呼小叫：「吴开先不走，那怎么行？被东洋人捉到一定会丢了性命。从今天起，你们代我一天拍一封电报，催他快快脱身出来」
不两天，吴开先求援的急电又到，他告诉杜月笙：法院和新闻界的人员，已经由他自行设法，筹了一笔钱，请万墨林、朱文德两人分别致送旅费，并且由恒社同仁设法护送到金华，进入自由区。──恒社同仁非常负责他们掩护这许多为敌伪志在必得，除之而后快的忠贞份子，安全逃离上海，一直送到金华为止。每一个人的脱走，都有紧张惊险的遭遇，但是由于恒社护送人的机警，吃得开，到处有朋友，总算毫无所失，一人不缺的送上浙赣铁路火车。恒社同仁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安然达成任务，决不坍恒社和老夫子杜月笙的台。
此间所指的「恒社同仁」，多半是那批跟帮会有关，或者能调动得了帮会弟兄，经常冒险犯难，出生入死的抗战无名英雄，他们抱定决心，为国家民族出力，为恒社争光，为老夫子脸上贴金，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办得到，办得好，博得外间的好口采，付多大的代价或牺牲，一概在所不计。便在亟待救出上海的重要人物中，也有恒社同人在，如欲他们自家设法逃出来，那是谈也不要谈，例如杜月笙的学生子赵君豪，他从民国十八年参加申报工作，积多年的努力，抗战时期已经升到了总编辑，他把家眷送到后方，单身留在上海，利用申报宣传抗日，打击汪伪。日军进占租界，他还在申报馆照常上班，守住岗位，直到工友来告，东洋兵枪上揷了刺刀，已经在大门口守卫，大家都说他是敌伪搜杀的目标，还不赶快逃跑？赵君豪却说要走我也得从大门口出去，谁想一到大门口正碰上东洋兵恶作剧，两把刺刀交叉要出门的必须从刺刀底下钻过，时机紧急，迫于无奈，赵君豪只有噙着眼泪，忍气吞声的钻过刺刀，然后他便在大街上茫然不知所往。跑进一家西餐馆，叫了一客蛋炒饭，却是望着蛋炒饭流眼泪。最后被他想起了应该赶紧跟恒社弟兄联络，这才赶上逃亡大队，在同门弟兄的设计安排之下，走金华，回重庆。若不然，他便将被困黄浦滩，根本无法离开。
吴开先告诉杜月笙，紧要的人只送走了一部份，还有更多的人急着要走，何况留沪工作人员为了避免敌伪搜捕，必须另觅办事地点和住处，重作部署与安排，凡此俱非巨款莫可办。可是，当时国家银行已被敌伪刼收，重庆中央无法汇拨款项，这笔庞大的旅费，从何而来？迫不得已，他祇有请远在重庆的杜月笙，从速代为设法。
杜月笙捧着那张电报说：「虎口救人的事，性命交关！这件事必须十万火急的办。你们先代我打电报给徐采丞，叫他火速尽量设法。」
等一歇，他又蓦的想起，吴开先电报上说需要的数目很大唯恐上海租界沦陷初期，徐采丞一时措手不及。于是他再急电万墨林，把自己家里所存的房产道契，统统拿到上海四行储蓄会，抵押贷款，然后交给吴开先拿去应急。电报发出，他再打电话给钱新之，请他帮个忙，立刻致电四行储蓄会的负责人：万墨林来借钱，能借多少，就借多少给他。
吴开先的那一封告急电，当天直把杜月笙忙得团团转，怕徐采丞一时筹不了巨额款项再押掉自己的房产道契，接连的两项措施犹嫌不足，他又驱车往访刘航琛，说明缘故，问他能不能也帮一把忙？刘航琛说杜先生你的任何吩咐，我向来唯有欣然照办，何况这件事关系国家大局，还有那么些人的身家性命重大关系！没有问题，我马上叫我的川康银行，再加上聚兴诚银行等等，一道汇钱去。
事实上，上海那边，吴开先肆应四方，手忙脚乱，该花要用的钱太多了，徐采丞筹措了一部份，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万墨林向四行储蓄会押贷了一笔数目，还是不够，一直到刘航琛那边发动川帮银行，源源汇来巨款，方始将急需逃离上海，转赴重庆的人全部送走。上海方面的地下工作，重新作了安排和部署。
往后吴开先撰文纪念杜月笙，提起这一件事。他说：「凡此所需款项，均系杜先生自己垫拨。」
每天一封电报，催问吴开先何时动身离沪，杜月笙的殷切焦灼之情，溢于言表，使吴开先深感这一份友情之可贵。有一天，杜月笙接到吴开先的一封回电告诉他说：中央驻在上海的几位重要人物：中央常务委员蒋伯诚取道香港来沪，在旅途中突逢太平洋战事爆发，至今下落不明。中宣部代表冯有眞正在重庆请示机宜，一时也无法回去。青年团方面的负责人吴绍澍又不在上海，假使他自己一走，那么上海方面的工作同志，立将陷于群龙无首，领导乏人的状态，全盘工作可能解体。因此他坦白表示，他无法离开，唯有留在上海与各同志甘苦与共，同患乱而共生死！
杜月笙却以为吴开先贵为中央党部组织部副部长，他在上海目标太大，危险更甚，他为吴开先担心得夜晚睡不着觉。于是，他便去看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请朱家骅设法把吴开先调回来。
由于杜月笙是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朱家骅只好婉转向他说明，要吴开先冒险留在上海，正是中央的决策，因为上海方面的工作太重要了，短暂时间之内，竟是少他不得。
杜月笙听后，怏怏而返，心中忽忽若有所失，吴开先留沪工作旣然是中央的决定，他当然不便置喙。从此以后，他不再打电报催吴开先离沪，却是经常去电殷殷慰勉，吴开先说「其情感之重，使予振奋！」
孔祥熙的鼓舞勉励
民国四十四年五月，香港开源书局出版瑜亮先生所着的：「孔祥熙」一书，对于杜月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馈赠朋友川资的事，曾有如下之叙述：「记得民国三十一年秋，杜月笙以『考察西北实业』名义旅行陜西，大公报驻西安记者汪松年曾在报端着文替他捧场，说当时香港沦陷时，杜馈送朋友们的川资，就达港币二百万元之钜。杜虽然以慷慨任侠著称，
但他也不会那样的大事施舍。除了局内人以外，又有几个人知道，这是孔为了争取爱国志士转回内地来，而替国家安置下的一着棋子呢？」
在这本厚达三○七页的「孔祥熙」一书中，作者提到杜月笙的地方相当多，譬如在上列一段的后几章中瑜亮先生又说：「杜月笙生前，像银行、公司、纱厂、什么董事长、理事长、董事、经理之类，大大小小的头衔，最少要有四五十个，上海的财产，他可以占有一半！他每做一次寿，除去开销以外要净剩下现洋三四十万元，说他是金融巨子、实业巨子，都不为过，他的财产，简直是无法估计，按最低限度来说，也要有美金几亿元，然而杜月笙临终分配遗产，也不过是美金二十万元而已，说起来不但使人不相信，而且还使人觉得有点奇怪呢！」
这本书中提起孔杜之间的渊源，又说：「中国、交通这两家银行，过去一向和政府合作得不密切，当廿四年经政府增资改组时，孔（祥熙）把杜月笙、钱新之这些人拉进去，使中交两行和国家行局打成一片。这样一来，一方面，中交两行就成为国家有力的支柱了。一方
面，杜月笙、钱新之这些人也的确是长袖善舞，把事情做得成绩斐然。
「卽以杜钱这些人来说，不论当年的抗战，或者后来的戡乱，都能把自己的事业和财产拋开不要，一定要跟着国民政府当局的国策走，他们本身的民族意识和识大体固有以致之而孔能『知人善任』，处处藉重他们，使他们乐于为国家效力，也当然有着很大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段，记的也是有关于杜月笙避乱香江这一段时期的事，文曰：「海上闻人杜月笙，离开上海之后，孔（祥熙）也发表他一个『赈济委员』的名义，至于杜在上海的潜势力，孔也竭力的予以协助，为了支持那里的地下工作人员（抗战前后这个阶段，主持敌后工作的戴笠，是后期财政部的缉私署署长），和资助抗日爱国份子安全返回内地，孔就由二十八年起，每月拨给他（杜月笙）一批数字很大的款项，叫他斟酌实际情形，灵活运用。在三十年终香港沦陷时，成千上万流落香港（还有上海，笔者注）的爱国志士，获得杜月笙的帮助回到内地来，从事抗战工作。这里面属于杜月笙私人帮助者当然不少，但是大多数都是孔的授意拿钱而由杜出面做下来的成绩。」
瑜亮先生文中略有一些传闻之误，譬如说花的究竟是谁的钱？孔祥熙的支助是全部？大部？抑或一小部份？读者看过拙文自可有所了解。笔者认为这一点无关闳旨，值得注意的是瑜亮先生指出孔祥熙对于杜月笙的「知人善任」，诸多鼓励与帮助，这一点杜月笙的后人亦不时流露其感激之忱，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就曾说过：「家父曾经一再告诫我们：『孔祥熙先生对于我的恩惠，你们永远不可忘记。』」
自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廿五日杜月笙离沪抵港，到三十年十二月二日由港飞渝，再延伸到三十一年春，沪港两地「成千上万流落香港的爱国志士」脱险抵渝，前后三年有余，在杜月笙来说是他的「抗战旅港时期」，这三年多里，他做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诚然有如刘航琛所说的：
「从上海杜月笙变成中国杜月笙了！」以他个人的力量，对如此庞杂重大的事情实在是很难达成，除了他的至亲好友，门人学生出钱出力，尽量协助，还有两股巨大的力量，不时在鼓舞、勉励着他，那是断忽不可抹煞的，此两大力量卽为戴笠与孔祥熙。
约翰根室信笔雌黄
「中国杜月笙」在香港三年多，他的所作所为，动辄与国家、民族以至抗战前途息息相关，尤其他的事迹颇富传奇意味，因而使他成为中外记者争相描写的人物，杜月笙本人对此并无兴趣，他总是尽量避免记者的访问，于是有许多外国记者便凭道涂传说，和想当然耳的揣测之词，发而为文，反而以讹传讹，腾传一时，对杜月笙而言则这些记者弄巧成拙，啼笑皆非，二次大战中最著名的内幕记者约翰根室JohnGunther，便曾写过一篇错误百出的内幕报导，后来收在他的「亚洲内幕」Insidesi一书中，这一般报导使杜月笙名噪国际，时今引录出来，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指出约翰根室的谬误所在─「杜月笙，上海的考本（Copone美国第一号黑社会头目），他是个引人瞩目的猛汉，称为中国最传奇的人物，他是多年的上海烟土大王，因此积累了巨量财富。他已近五十之年，早年是个卖马铃薯的小贩。当然，他曾经过一段艰苦的历程而跻登银行家和慈善家的地位。他是一家重要的地方银行──中汇行的董事长，复为中国银行董事。他于慈善事业勇于自任，在强烈反抗日本人的上海市地方协会，又是一位能干的领袖。」
「他早年投身于贩毒，在清帮为权力的领导人，于是他很自然的转移到政治方面──际上，凡属爱国革命的团体，都是由秘密组织而在适当期间予以公开，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莫不皆然，杜月笙的清帮也是如此。他于蒋介石将军有过重要的贡献，所以他是少数可信任份子之一。他跟以国民党起家的二陈兄弟，同为使蒋与地方财阀拉拢的居间人
「杜氏总部在上海法租界杜美路，隐蔽在高墙之内的那座房屋，接连迷人的花园，中间还供着神龛。现在他是普受尊敬并且非常爱国的人，他控制着报馆、电力公司、交易所和纺织厂，已不仅是银行家和慈善家了。
「这里有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说他早年对一位干预他贩毒的大官深为不满，一日清晨，这位大官发现一具巨大而精美的棺材，送到他的大门口，据说这事便是杜月笙干的。
「一九三八年他去了香港，据法租界权威人士的想法，认为他对中国亡命者（指抗暴御侮的反日份子）过于热心援助，如果他继续留在上海，将会惹出意外事件，因为他有『把日本人当早点吃』那么大的名气。」
约翰根室这篇荒谬可笑的报导在美国发表时，正值朱学范代表中国劳工，赴美出席国际劳工会议，他把登载这篇报导的报纸带回国来，很气忿的指出攸关老夫子的名誉，因而有很多同门兄弟随时附合，准备对约翰根室采取法律行动。杜月笙本人则处之淡然，他把报纸拿走了，因为自己不懂洋文，他请吕光看，等到吕光看完了他便指指点点的问：「这上面到底写了我什么？」
吕光笑笑，顺口答道：「没有什么，写得蛮好嘛！」于是从此以后杜月笙也就不再提起。
老虎总长章士钊是杜月笙把他硬拖出来的，章士钊在上海当律师，跟杜月笙很要好，他的律师业务经常大得杜月笙之助，以是生活过得笃定写意，优哉悠哉。抗战爆发，京沪撤退，梁鸿志在南京组织「维新政府」，杜月笙想起章士钊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官拜北洋政府第二十七任内阁司法总长，迄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因为北平学生群起反对，聚集了好几百人，闯毁总长公馆，于是愤而辞职。当时梁鸿志先任交通总长后改秘书长，跟章士钊有将近半年的同事之雅，再加上章士钊平时很跟陈群谈得来。陈群也进入维新政府出长「内政部」，杜月笙唯恐老朋友拖他下水，想尽方法使他夫妇二人离开上海，到达香港，每天好酒好菜的供养着，待之以上宾之礼。
杜月笙最后一次港飞渝之前，章士钊便应邀先一步到重庆，讲授「逻辑学」，待姚玉兰、杜维藩自香港逃出，间关万里而来，杜月笙便借重庆南岸汪山，交通银行的两厅两房一幢小屋，建立了重庆杜公馆，他深怕章士钊夫妇自立门户，乏人招拂，在外面会住不惯，于是他特地腾出一间正房，请章士钊两夫妇搬来住在一起，以便就近照料。在他是一番全始全终，负责到底的意思，章士钊便就欣然就之，自兹流连诗酒，啸傲烟霞，又复笃定兼写意。而杜月笙也待之以礼，供张唯恐有缺，从此以后，章士钊两夫妇彷佛成了重庆杜公馆的成员，重庆杜公馆常年招待的佳宾，也唯有章士钊夫妇一对而已。自香港沦陷至抗战胜利，忽忽四年。
曰刘曰范重庆风光
杜月笙到重庆，朋友太多了，照说他用不着住汪山那幢小房子，杜门友好，非仅中央迁渝的达官贵人，自京沪平津各地而来的工商巨子，犹有四川当地的旧雨新知，称得上是「笙磬同音，胜友如云」，川帮财经领袖人物如刘航琛、康心如、康心之昆仲，四川将领凡是掌过权，得过势的，没有一个不是杜月笙的知己之交，范哈儿范绍增自抗战爆发卽已率部出川，被编在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的麾下，转战浙西赣北一带，民国三十年他解甲还乡，恰好赶上迎接生死之交杜月笙。
川军将领也很懂得「有土斯有财」的道理，重庆城内冲要地区的高楼大厦，多半是他们的物业，其中唯有二十七年元月病逝汉口的刘湘，不积私财，不治私产，这位曾于民国十二年被全川将领拥为善后督办的川军第一号人物，曾经对他的左右感慨系之的说过：「若要问我的部下搞不搞钱，有不有钱？祇消从朝天门到大溪沟，两边多看一看就晓得了。」
朝天门是扬子、嘉陵两江合流之处的重庆第一大码头，大溪沟便是抗战时期改称国府路的渝简马路，这一条蜿蜒曲折的大道长逾十里，由西往东把大重庆一剖为二，可以说是全重庆乃至全四川精华之所在。刘湘的意思是说：十里大道两侧的好房子和贵地皮，多半为他部下的川军将领所有。
尽管迁川初期逃难客对于川胞习呼之为「下江人」、「脚底下人」颇不愉快，但是无可否认的，他们客居四川八年，受惠于四川地主甚多。四川地主比其它各地远为慷慨豪爽，有白送房子给下江人住的，也有借地建屋收一块钱象征性租金或竟分文不收，多一半采取借地建屋胜利以后连屋带地一并归还的办法，其结果是因为抗战房屋因陋就简，一住八年也就倒了坏了，地主一无所得却也并不埋怨，原因是地主根本不在乎。
杜月笙举「半」家迁渝之初，四川的阔朋友们争相迎迓，都想当一当杜月笙的东道主。其中尤以刘航琛、范绍增表现得最为热烈。全重庆最大一幢住宅是范绍增的不过他已经借出去了，座落在国府路上亭台楼榭，美仑美奂的「范庄」，范绍增慨然的借给了孔祥熙，成为行政院长的官邸。由于这幢官邸太大，所以时任中央监察委员的杨啸天（虎）也住在里面。范绍增一再告诉杜月笙说：「重庆城里我的好房子多得很，杜先生，我陪你去看看，你欢喜那幢便住那幢，好不好？」
杜月笙几次三番的谦谢说是不必麻烦了，我是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就在打铜街，那里是重庆的闹区，银行街，我就住交通银行二楼的招待所，比较方便一点。
倒是顾嘉棠和范哈儿脾味相投，关系尤其密切，他好热闹，喜欢来龙巷范绍增公馆的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因此当范绍增殷殷相邀，他便兴冲冲的住进了来龙巷。
于是来龙巷范公馆又成了杜月笙旅渝期间，每天必到之处，一方面他和顾嘉棠有公事要经常联络，另一方面则由于来龙巷天天有场面，可以赌赌钱。刘航琛说过了的，杜月笙平时好顽、好谈、好赌，而在范绍增家里，这三大嗜好他随时都能找到合适的对手方。
范绍增公馆的热闹，和刘航琛汪山别墅的幽静，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两个小公馆都是杜月笙最爱去的，刘航琛在汪掺有两幢别墅，相去不过一二百步。当姚玉兰、杜维藩等相继逃出香港，交通银行招待所不便住家，刘航琛便将杜氏「半家」迎往汪山，自己也陪他在乡间比邻而居。杜月笙喜欢上刘家「组阁」，他们在山风习习，花气袭人中打麻将，或者挖花，除了松涛、鸟语、泉吟、风啸，便祇有清脆的牌声劈啪，窗外古木森森，修竹掩映，寄情摴蒱时还能享受一夕静趣，杜月笙觉得这样非常舒服，
「竹林之游」在刘航琛家确是「名实相符」，此所以刘航琛所说的「书房赌」，舍赌得雅而外，尤且搀入了环境的因素。
赢丬银行如此这般
来龙巷范公馆则大不相同，那边称得上大重庆最豪华热闹的高级俱乐部，范绍增一生爱朋友，他非「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莫欢，自己有的是钞票，爱赌爱谈也爱顽，家中从早到晚流水席开个不停他招待得起，抗战时期，大后方气象严肃，生活紧张，平素享受惯了的阔佬大亨，难免不习惯。尤其当年还认眞抓赌，唯有来龙巷范公馆，不但宪警不敢上门，而且治安当局由于他家是达官要人聚会之所，还派了些武装同志轮班为他们巡逻站岗，暗中加以保护。
范公馆的赌法又和刘公馆迥异其趣，那边以唆哈、牌九为主，麻将挖花为副，其它种种赌的名堂除了轮盘以外，也是应有尽有。佳宾则自范绍增的基本赌友起，加上杜月笙的一系列人物，刘航琛等财经巨子，工商大亨，此外尤有政府高官，以及从前方返渝述职的军政首要，来龙巷范公馆赌起钱来一掷万金，了无吝色，比诸华格臬路杜公馆的豪情胜慨，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供张之盛，享用之奢，与乎时有绮年玉貌的各地娇娃出没其间，聊助赌兴，则犹其余事也。
朱轮华毂，纸醉金迷，来龙巷范公馆的穷奢极侈，成为抗战司令台，精神堡垒大重庆极其突出的又一面，因此从当时以迄于今，不断在传播那里面的轶事轶闻，种种传说，譬如有位阔佬大亨赌钱输多了，懒得开支票，抓张纸条写个数目翌日可到银行去兑现，十万百万决无差误，纸找不到，便拿支香烟写上钱数，一样的等于是现钱，因此曾有某巨公一时疏忽一支烟抽掉了一百万元的「佳话」。又有传说杜月生在赌博上一般人自胜一筹，因此他总是小输大胜，待至次晨，将赢来的纸条一张张的交给通商银行经理陈国华，命他收兑入账，而杜月笙在重庆前后四年一切的开销，以及助人济物之资，大半仰赖于此
传闻中最富传奇，尤为许多年来众口铄金，津津乐道的，厥为杜月笙某次赌运高照，他和康心如、心之兄弟赌扑克，居然将康氏兄弟拥有的美丰银行资产，全部赢了过来。数日后又与康氏兄弟对赌，当时他先开口说：「那天我们是逢场作戏的，认不得眞的。」
于是一说杜月笙言讫便将康氏兄弟所开的巨额支票当面撕成碎片，化作蝴蝶飞去。一说他把美丰银行的钥匙双手奉还。
以上所述的传闻如今证实全属子虚乌有，想当然耳的揣测之词，经常参与赌戏的人还有几位在台湾，据他们说杜月笙的赌技平平，认眞说起来还并不当行出色，要想在来龙巷那种场合超人一等，小输大赢，祇怕连吴家元都没有这种把握，何况杜月笙？他那来本领予取予求，赢到上千万元法币？杜月笙嘴上经常挂着一句上海人的打话：「吃是明功，着是威风，嫖是落空，赌是对冲！」
「对冲」者，输赢的机会各半云已。
至于康心如、康心之两兄弟输掉美丰银行那件事，实际上美丰银行并非康家的私产。美丰银行之创办，是美国人雷文出资十三万，康氏兄弟出资十二万，资本额一共是银洋二十五万元。后来四川盐帮买下了五万元的股份。刘航琛担任四川善后督办公署财政处长的时候，他为促使「美商华丰银行」改为「华商」，收买了盐帮五万元的股，又收回雷文十三万元的股权，因此美丰的大老板是刘航琛而非为康家，康家弟兄又怎会有权把整丬银行甩在牌桌子上去输了？再则，当康氏弟兄把整丬美丰唆了哈，客居重庆的杜月笙，又那来这许多钱「跟进」，──一经点破，事理甚明
空白本票随你去开
来龙巷的阔佬大亨赌得究竟大不大呢？似乎可以这么说，在杜、刘、康、范这般赌国豪客来看，甚小；但就军公教人员和升斗小民的眼中，那便大得骇人。以民国三十年十二月杜月笙初到重庆时他们赌的「规矩」为例，几乎每天都在一起顽的如杜月笙、刘航琛、康氏兄弟、范绍增、吴启鼎等，他们的赌规是每天带法币五万元。根据国民政府主计处颁布的物价调查与统计，民国三十年物价指数，比较民国二十六年六月，食物涨了十四倍，衣着十九倍，燃料二十一倍，金属二十三倍，建筑材料十四倍。再看当时的陆军官兵待遇，上将薪津合计八百五十元，二等兵二十二元四角。拿这个比例一算，杜月笙他们每天随身携带的赌本，约合六十位上将的全部薪津，或者是两千两百三十余名二等兵的薪饷，副食费和草鞋费。
杜月笙在重庆四年，赌博上除了挖花，麻将，他和康氏弟兄一样，喜欢推麻将式的牌九，在座的每人推四方，一圈十六牌，押十七道，轮流做庄，不过，闲家和闲家还可以另赌；不予限制。
三十年底，杜月笙住在交通银行那一段时期，他每晚必上来龙巷，所有赌友，不管怎么忙，都是准时到达，谁也不必等候。唯有一天，杜月笙迟到了一个小时，使他的赌友为之纳闷，刘航琛是细心人，他当时察觉，杜月笙双眉微蹙，神色有点不大自然，趁尚未入局，他把杜月笙拉到一边去，关切的问：「杜先生，你今天来晚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杜月笙一声苦笑，他跟刘航琛向称知己，接下来他也并不隐瞒，一拍腰袋，说是：「就为了这五万块的本票嘛！我中午开支票叫人到楼下去换本票，等了很久不见回来。再派人下去催，转来告诉我说，我户头里的钱不够了，一定要钱董事长加盖一个图章齐巧新之兄回了歌乐山，只好派专人专车上歌乐山找新之兄，一去一回花了好几个钟头」
听后，刘航琛大为不平，杜月笙是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人就住在交行楼上，临时贷款，办个透支，这五万元的事应该不太难，何止于非要钱新之盖章，专程跑一趟歌乐山不可？于是，他当时便说：「杜先生，你要用钱，我看交通银行手续太麻烦。银行我也有几家，只是不如交通银行那么大，杜先生你就跟我的川康银行打个来往，好吧？」
杜月笙轻缓的摇头，他说：「依我目前的境况，祇怕是来而不往，我想不必为老兄添这个麻烦了。」
「杜先生，你说这话未免太见外了，」刘航琛正色的说：
「你来重庆，就是我刘航琛的客，照说应该凡事都由我招待，杜先生是你期期以为不可。现在我请你跟川康打来往，来而不往也好，往而不来也罢，朋友原有通财之义，你没有理由推却。」
望刘航琛一眼，杜月笙点点头说：
「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刘航琛很高兴，他欢声答道：
「杜先生，朋友是要这样不分彼此才好 ！」
商量已定，双双入局推牌九，照样是嘻嘻哈哈，谈笑风生，牌局进行中，刘航琛抽一个空，打电话给川康银行的经理，命他如此这般，赶紧去办。
旋不久，外面有人找刘航琛，他出去打个转，匆匆又回牌桌。
当夜兴尽散场，刘航琛要送杜月笙回打铜街，就在汽车上，他把一本川康银行空白的本票，递到杜月笙的手上。杜月笙接过去一看，惊讶的问：「你办得这么快？」
转过脸来，凑近杜月笙，刘航琛悄声答道：「我怕杜先生明天一早就要开票子」
喃喃的道了声谢，把本票收好，杜月笙又问：「我们先小人后君子，航琛兄，你给我的这些票子，可以开多少数目？」
打了个哈哈，刘航琛爽朗的说：
「杜先生，川康银行每天预备提存的现金是一百五十万。我看便这样吧，一百五十万之内，杜先生尽管开，一百五十万之外呢，那就麻烦杜先生一下，请你预先赐我一个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