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河西战役是汉帝国与匈奴长期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在战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霍去病的河西之战使汉朝政府对河西一带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在军事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基本上实现了汉武帝最初设定的“切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从此以后，河西走廊再也没有匈奴军队的身影，即便是匈奴派出的探马也很少涉足此地，匈奴本部失去了与西汉帝国进行角逐的战略要地，只能龟缩在大漠以北，从西部包抄汉朝的严峻形势不复存在。
命将征西极，横行阴山侧。河西之战，汉军歼灭、受降众多匈奴人，使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战争力量对比的天平加速向西汉方面倾斜。这一仗使匈奴继失河南地后又丧失河西，其统治西部地区的根基便被彻底铲平了。此后，匈奴不仅在与汉朝争夺西域的斗争中开始陷于被动的地位，同时在经济上也因为失去了水草丰茂之地遭受重大的损失，极大地削弱了匈奴支持战争的人力资源和物质基础，匈奴人为之哀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焉支山生长着一种植物，开红颜色的花朵，所以名之为燕支花。晋人崔豹《古今注》卷下《草木篇》记载了这种植物：“燕支，叶似蓟，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亦谓为红蓝，以染粉为妇人色，谓为燕支粉。”所谓燕支粉即胭脂粉，匈奴妇女常常用来作为化妆品。“燕支落汉家，妇女无花色。”霍去病率军攻占河西，燕支粉断了来源，这就使得匈奴妇女再也没有办法打扮自己，不能女为悦己者容。作为水草丰美的牧场，一向是匈奴重要的栖息地，“单于每近沙场猎，南望阴山（匈奴把祁连山称之为阴山，此处的“阴山”与文中所提到的阴山不是一个地方）哭始回”，匈奴人“过之未尝不哭”。这充分说明了收复河西对匈奴打击之重。后来，霍去病去世，汉武帝又下令隆重地为其送葬，并“为冢象祁连山”，以表彰他在河西之战中的卓著功勋。这一切，充分反映了汉武帝对这次战役成果的重视。
同时，河西走廊的收复，保障了陇右和关中的安全，匈奴在短短一年内损失无数人，以致“金城（今兰州）、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使原先的汉朝边郡大大减轻了军事压力，特别是西北方向的北地、陇西和上郡，都已经成为内地，边郡的百姓因而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就在河西之战胜利的当年，汉武帝下诏将陇西、北地、上郡的戍卒减少一半，“以宽天下徭役”，由此减少了军费开支，减轻了百姓的赋税与劳役负担。祁连山北麓有着匈奴最大的马场，西汉接手后继续使用，为汉朝日后养马备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闻名遐迩的山丹军马场，就是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始创的，是世界最大的军马场。
西汉掌控了河西走廊，切断了匈奴人与羌人的联系。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帝国在北方面临最大的威胁是匈奴，但是西汉帝国在其他方向还面临除了匈奴外的威胁，西北方向的羌族就是要认真对待的敌对势力。事实上，羌族一直是威胁西汉的异己力量，经常与匈奴遥相呼应，进行战略上的互动，在与匈奴的生死角逐中，西汉实在不愿意再增添一个对手，汉武帝适时制定了隔绝羌胡交通、阻止匈羌结盟的方针。河西四郡的设立无疑像一把匕首扎进了匈奴人的胸膛，确保了大汉天下的安定，同时隔开了祁连山南部游牧民族和北部游牧民族的联合，解除了大汉的后顾之忧。也使匈奴失掉了羌族在物力和人力上的支援，使西汉维持西面边境的安定，从而集中精力，专心应对匈奴。事实上，汉武帝是有先见之明的。在元鼎五年，“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围木包罕”，而匈奴也派兵与羌人遥相呼应。武帝遂于元鼎六年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军10万挺进河湟地区，进行武力震慑，羌人大部归降，如先零羌杨玉归降汉朝就被封为归义羌侯。为了便于统治归附的羌人，西汉政府于元鼎六年设置护羌校尉，执掌羌族事务，同时派驻军队监视领护羌族各部。河西稳则天下安，河西走廊像楔子牢牢地钉在了西部，把大汉王朝的国界向西延伸，长安从此成为西汉帝国的中心，坚如磐石。
河西走廊收复以后，鉴于河西地区在与匈奴斗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又是经营西域的前哨，西汉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进一步巩固和经营这块战略要地。为此，汉武帝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加强和巩固边防的工作，对其进行有效的统治，从根本上切断匈奴的“右臂”，将河西走廊牢牢掌握在手中。
首先，设置郡县，派驻官吏，加强行政管理。设置郡县，派驻官吏，是加强对该地区管理的有效手段，也是迅速恢复统治秩序的具体途径。河西走廊的匈奴内迁后，原有的匈奴设立的统治机构不复存在，河西走廊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必须派官员治理，迅速掌控，防止落于其他势力手中。西汉政府于元狩年间在浑邪、休屠二王的故地设置了酒泉郡（据说是因为城下有金泉，其水若酒，入口甘洌，故称为酒泉。也有一说是霍去病倾酒入泉，与将士共饮而得名），这是建制设置的初期，比较粗糙。后来因为面积太大，难以管辖，在元鼎初年进行拆分，在酒泉郡的东部以武威县为中心的区域设置了武威郡。元鼎六年再次拆分酒泉郡，把东部以张掖、令居二县为中心的地区设置为张掖郡。太初元年，张掖郡疆域再次调整扩充，向西、北拓展，兼有酒泉郡部分辖区，包括了故匈奴昆邪王地和部分故匈奴休屠王地。酒泉郡的疆域也得到了拓展，到达张掖郡以西直至盐泽一带。太初四年，武威郡的疆域向东南延伸拓展，占有原来张掖郡的部分东部疆域。后元元年，又把酒泉郡西部疆域单独划出，另外设置了敦煌郡。武帝后，河西四郡的疆域又陆续有所调整，到西汉末年最终形成了敦煌（今甘肃敦煌西）、酒泉（今甘肃酒泉）、张掖（今甘肃张掖以北）、武威（今甘肃民勤），四郡由西到东依次排列的格局，四郡下辖35个县，像内地一样，全部由中央政府派员管理。这就是有名的河西四郡。加上敦煌以西的阳关和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实现了汉武帝“断匈奴之右臂，张中国之左掖，扬汉家之武威”的战略构想。玉门关位于敦煌城西北约75公里的戈壁滩上。相传从西域输入的和田美玉经过此关，故而就叫玉门关。阳关位于河西走廊的敦煌西南70公里南湖乡的“古董滩”上，因坐落在玉门关之南而取名阳关。“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两关成为极边之地的代名词，历代文人骚客为之吟哦不已。守西域的都护班超在垂暮之年上书给汉和帝道：“臣不敢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其实，大汉帝国的西部边界远不止此，西域才是王朝的极边之地。
其次，修筑城池等军事设施，建立完备的防御工程。仅有行政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军事设施建设，配备军事官员，才能为河西走廊装上安全防护网。政府开始修建城池，除了河西四郡，“汉使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使强驽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居延泽是霍去病二征河西经过之地，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既是重要的农牧区，也是军事要道，所以西汉政府在这里筑城驻军把守，元鼎六年“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西汉政府又沿河西走廊建立了烽燧、塞障、天田、棱柱、关隘等以长城为主的军事防御工程，兴建了长达三四千里的障塞亭燧，以致“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在郡守下设置了军事长官“都尉”，在属国设置了“属国都尉”，在关口边隘设置了“关都尉”，还在一些郡设置了“部都尉”和“农都尉”，管理郡中各种事务。同时还修筑了固阳道，沟通天山南北与中原的联系。至此，汉廷在河西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军事行政体系以及防御工事。全线以壕沟代替墙垣，埂上筑烽燧，可谓“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由此可见，西汉政府为了有力掌控河西走廊，建设了史无前例的工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再次，实行军屯，且耕且战，巩固边防。西汉时期的军队屯田，始于汉文帝。自汉武帝之后，随着与匈奴战争规模的扩大，西汉先后占有河南地、河西走廊，而且也占领了漠南地区，这大片旷土需要有人驻守，且耕且战、寓兵于农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因此，西汉在西北边陲的屯田规模也渐次扩大。北部的朔方、五原、北地郡有军屯；河西走廊的令居、番和、居延、敦煌、酒泉、武威也有军屯。屯田兵不仅分布地区广，而且规模很大，极盛时曾达“六十万人”，“令居、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边郡设置的农都尉，就是主管军队屯田殖谷事宜。军事屯田，且耕且战，闲时躬耕陇亩，春种秋收，夏盖冬藏；一旦有警，马上进入战备，取得了“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的功效。可见，屯田兵在御边中作用明显，是西汉边防力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最后，移民实边，开发河西。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认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管仲将粮食视为军队守卫疆土、抵御敌寇来犯的必备物质条件，是战争中的攻守之本。西汉著名政治家晁错也向汉景帝进言：“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自古“凉州之蓄为天下饶”，发展农业的条件也很优越，河西走廊逐渐成为汉帝国进行人口调节舒缓经济压力的蓄水池。内地由于土地兼并，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而河西走廊沃野千里，水源条件好，适宜于发展农牧业生产，可是没有人是难以实现边疆开发的。因此，移民就成为一项巩固边防的有力措施。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汉代最早的移民多来自关东各个郡县，主要指潼关以东的陕西东部、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从而开始了从内地向河西大规模的移民。西汉各级政府在移民中起了引导和帮扶作用，“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到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于犁、牛、种、食”，减免租赋，并“预冬夏衣，能自给为止”。可以说，对于移民而言，当时政府的投入可谓解了燃眉之急。缺少了政府的帮扶，移民热情不会那么高，规模不会那么大。汉代的移民开发，成就了河西走廊“宴然富殖”“仓库有蓄，民庶殷实”。除了民屯，还有因犯罪被流放到边疆的人在那里戍边屯田，类似于劳动改造，久而久之，他们中的很多人也留在那里繁衍生息，既补充了兵源，又解决了开发的劳动力，人口的增加为巩固河西的稳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大批内地农民前往垦耕，繁衍生息，加上西汉政府的有意引导，使河西走廊很快成为西汉帝国重要的农业和牧业生产基地，对于缓解内地土地资源的紧张，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大量移民也成了巩固国防的生力军。河西走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就了世外桃源，西汉以后中原爆发的战争很少波及这里。所以，河西走廊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技术在全国遥遥领先，河西成了富饶之地，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称，河西人民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据史料记载，即便是极边之地的敦煌，存谷最多时达“万三千六十石五斗八升”，居延存谷最多时是“万二千四百七十石三斗”。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多，至西汉末年，河西地区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及行政区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酒泉郡当时属县有9个，人口76726人；张掖郡有县10个，人口88731人；敦煌属县6个，人口38335人；武威属县10个，人口76419人。
茂陵博物馆展出的汉代铜镜及拓本 于博文 摄影
水是农业的命脉。河西走廊深处内陆，降雨稀少，农业用水几乎全部来自高山冰雪融水，每年夏天，祁连山上的冰雪融化，形成了很多胡泊和河流。事实上，四郡中酒泉和敦煌有疏勒河（古称端水），张掖有黑河（古称弱水），
武威有石羊河（古称谷水）。西汉对四郡的经营，主要是以这三条内陆河流而展开，围绕着水做文章。西汉政府在设置专管屯田的各级官员时，还专门设立了专管水利的官员“渠井侯长”，主管水利事宜，负责组织军民兴修水利，引水截流，开挖沟渠，使得大片荒芜之地得到灌溉成为良田，灌溉农业得到了飞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河西的开发。这样，长期被匈奴作为从西部进袭中原战争策源地的河西地区，便逐渐变成稳定发展的农业生产地区。牧业也发展起来。河西地区“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出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
第五，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中原通往西域、中亚以及欧洲的必经之路，也曾是中国西部民族迁徙和自然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成为古代各民族交流的历史大舞台。霍去病两次西征，打败了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为打通西域通道，将西域诸国同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了条件，也为西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控制权，为开疆拓土、经略西域提供了前沿阵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掖之得名就由“张国臂掖，以通西域”而来，其中所蕴含的沟通中西交流的战略意图不言而明。经过张骞的“凿空”和霍去病的军事胜利，丝绸之路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各国使者“相望于道”，中西陆路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从此畅通无阻，搏跃不息。河西四郡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军事、政治中心作用，在丝绸之路兴盛之后，成为中外陆路贸易由中原进入西域地区的重要中转站和贸易中心之一，并且持久不衰，从而造就了商业的繁盛。尤其是敦煌、武威，在日益繁荣的商业贸易中，占尽地利，原先的蛮荒之地逐渐发展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人烟辐辏，店铺林立，百业兴盛，繁华程度不亚于内地商业都会。有人曾经描写过武威上元灯会的盛况，“千条银烛，十里香尘。红楼逦迤以如昼，清夜荧煌而似春。郡实武威，事同仙境”。其热闹繁盛可见一斑。
为了维护秩序，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汉代还在商旅必经之地设置了玉门关、阳关，在此勘核关文，稽查商客，保护行旅，查缉不法，捉拿罪犯。经过苦心经营，河西走廊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一片繁荣，呈现了“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兴盛局面。“通关市，饶给之，往来长城下”，“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充分体现了当时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此后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西域的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和良马、地毯等特产传入内地，并在内地进行引种和推广，丰富了汉族的经济生活。汉族的铸铁、开渠、凿井等技术以及丝织品、瓷器、金属制品等，传到了西域，促进了西域的经济发展。
当然，西汉边疆经济开发成果的取得，是以国家巨大的财政支出为基础的。史谓“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应劭曾经说“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徙民实边“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这应该是比较真实的情况。至于城防工事及交通的建设更是投资巨大，成为一个吸纳西汉财富的巨大黑洞。例如仅筑朔方城“费数十百巨万”，而汉武在西北所筑的三四千里障塞亭燧，其费用之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没有西汉积累的巨大财富，边疆开发是难以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