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北战役之后，匈奴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汉武帝兴奋异常，就在战争结束后的元狩四年，汉武帝设置了大司马的职位，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都加官为大司马，同时下令骠骑将军秩禄（即俸禄）与大将军相同。卫青和霍去病因为有了大司马这一官职，得以名正言顺地处理朝廷日常的行政事务。
司马是周朝时期设置的官职，执掌军事。汉武帝在司马前加“大”字，以与“司马”相区分。那么，怎么理解卫青和霍去病这次职位升迁呢？这话说来就长了。刘邦建立汉朝以来，承袭秦朝旧制，在中央设置三公九卿，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其中丞相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汉初的丞相由功臣宿将出任，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以功臣萧何、曹参为丞相，“萧规曹随”，丞相威望盛极一时。文帝时期由前朝元老重臣出任丞相的局面仍未改变，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申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汉景帝时，其母窦太后希望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汉景帝就与丞相周亚夫商议，周亚夫以高祖刘邦“非有功，不得侯”的预先约定予以拒绝，汉景帝默然而有沮丧色，可见当时相权之重。
汉武帝初年，田蚡出任丞相职务，锋芒毕露，继续行使丞相任免、考察、升降全国官吏的职权，在荐举升迁的官员中，甚至有从平民直接提拔为二千石的高官。汉武帝内心非常不悦，说道：“你荐举的官吏说完了吗？朕也有要荐举的官吏。”有一次，田蚡请求占用少府考工室的地方用以扩建自己的宅第，汉武帝更加恼怒，抢白道：“你为什么不索性占用武库之地呢！”
作为一代雄主，汉武帝相当勤政，事必躬亲，他自然不能容忍相权对君权的侵夺。因此，他亲政后，开始有意识地改变丞相位高权重的局面。首先，他频繁更换丞相，在位54年，先后用相13人，使丞相不能久安于位。其次，他喜欢任命出身微贱的官员为相，改变了由功臣勋戚出任丞相的传统。到汉武帝时代，汉初的功臣列侯已历四代，势力基本上消亡殆尽，布衣出身的人在朝臣中占有更大比重，汉武帝从寒门出身的人中选丞相，特别是从公孙弘以布衣为丞相后，开创了“布衣丞相”的局面，布衣丞相背后没有潜在势力撑腰，使其不得不听任君主的摆布，皇帝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汉武帝不任命具有行政能力的大臣为丞相，而是选择李蔡、公孙贺之类理政才能平庸的武夫以及严青翟、石庆等不擅权的质朴长者出任，其真实用意就是让丞相徒有虚名，任相位不能服众，难免尸位素餐之讥，不能赢得皇帝和其他朝臣的尊重，丞相权威由此而大降。丞相居位而不亲政事，正符合皇帝的需要和愿望。这样才便于汉武帝把决策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汉武帝还使用诛杀丞相的特殊手段，贬抑丞相在朝臣心目中的地位。自公孙弘之后，丞相已经没有多少事权可言，调和阴阳，坐而论道而已。然而国家政事有失，汉武帝却依然追究丞相的责任。所以，汉武帝时期丞相的下场都不怎么好，李蔡、严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氂等人都不得善终，有的自杀，有的被下狱处决，以致朝臣把丞相之位视为待罪之职，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汉武帝后期的几位丞相都是诚惶诚恐，不求有所建树，但求保全性命而已。当年公孙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出，左右问其故，贺曰：‘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公孙贺任职期间，极度谨慎，一切唯皇帝之命是从，最后却因为儿子犯案而遭灭族之祸。
更重要的是，汉武帝从制度上侵夺相权和九卿之权，于是有了“中朝”和“外朝”的划分。所谓“外朝”是指以丞相为首的处理国家行政的中枢机构，在“内朝”出现之前，是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唯一官僚系统。“内朝”则是汉武帝新创设的机构，当时军兴傍午，国事繁重，汉武帝用加官的名义，让一些富有才气和政治进取心的人进入决策机构，使他们与闻政事，当参谋、顾问给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供皇帝参考，成为汉武帝改革的智囊团，从而有决策快速、保守秘密的好处，满足了当时的军事需要。
当时的加官有哪些呢？有侍中、常侍、散骑、诸吏等名称。汉武帝把三公之一的太尉改为大司马，冠以大将军之号，兼握政务及军事大权，逐渐形成了由大司马领衔，侍中、常侍、散骑、给事中、尚书等服侍皇帝的亲近侍从组成的“内朝官”，由丞相为首的朝廷正式政务机构官僚则成为“外朝官”。由皇帝的亲近侍从构成的“内朝”成为实际上的决策机关，而“外朝”则变成了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内外朝的形成，标志着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进一步加强。除了天子的心腹、亲信和宾客及外朝大臣中为皇帝所信任者，也可以加“侍中”等名号在内朝与闻政事，成为内朝官，而不加这些名号的外朝官则形同备员，难以进入核心权力阶层。
卫青和霍去病并为将军，加大司马，位高权重，朝中无人能比。同时卫子夫身为皇后，母仪天下，卫子夫的儿子刘据又被立为太子，卫氏一家可谓满门富贵，权势显赫。公元前115年发生的一件事，更是锦上添花。这件事就是卫青迎娶了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
卫青年轻时曾经在平阳公主府为家奴，平阳公主先是嫁给了开国功臣曹参曾孙平阳侯曹寿，但曹寿没过几年便一命呜呼了，平阳公主又嫁给了开国功臣夏侯婴的曾孙汝阴侯夏侯颇。公元前115年，夏侯颇因为和他父亲夏侯赐的姬妾通奸，属于乱伦行为，畏罪自杀，封国也被撤销。平阳公主再次寡居，但她有在列侯中选择丈夫的想法。这时有人向公主建议说大将军卫青功高盖世，爵高位显，与公主很般配。平阳公主有点放不下架子，她笑着说：“大将军是我从前的仆人，又当过我的随从，为我牵马拽蹬，怎么能做我的丈夫呢？”公主左右的人说道：“大将军已今非昔比，他如今是大将军，他姐姐是当朝皇后，而他三个儿子也都封为侯爵，富贵震天下，天底下还有谁比他更配得上您的呢？”平阳公主点头颌之，同时把要嫁给卫青的想法告诉了皇后卫子夫，卫子夫又转告了汉武帝，汉武帝不由失笑道：“当初我娶了他的姐姐，如今他又娶我的姐姐，世事转换，机缘巧合，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于是当即允婚。当年的仆人就这样成为主人的丈夫。
卫青、霍去病身为贵戚，又为朝廷立下了赫赫战功，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尊崇无比。汉武帝为了强化卫青的权威，经常宣示“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甚至经常与卫青同乘一车。但是，在汉武帝时期，卫、霍两人始终没能成为国家决策核心层的一员。霍去病早亡，卫青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也远离朝政。大司马成为朝臣的实际首领是在汉武帝以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辅佐汉昭帝。
汉武帝对权力的掌控非常严密。同时卫青个性沉稳，谦让仁和，不热衷权势，不汲汲于富贵。当时高官大员家中都招揽贤者，类似于清朝的高级师爷，帮助主人出谋划策，并且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卫青被封为大将军后，老部下苏建也劝他养士。卫青回答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拙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霍去病也赞同其舅父的主张，可见卫青虽然出身奴仆，可是在政治上非常清醒，深藏令名，主动趋避，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招摇显摆。
同时，卫青敬重贤才，礼贤下士，内刚外柔，从不仗势欺人。汉武帝希望群臣见大将军行跪拜之礼，大臣汲黯却依然行揖礼，卫青反而更加敬重他。也许看淡了世间烟云，卫青为人宠辱不惊，深沉淡定，温顺退让。漠北大战后，霍去病得到汉武帝宠幸，让骠骑将军的官阶和俸禄同大将军相等。从此以后，大将军卫青的权势与威望日日减退，而骠骑将军则一天比一天显贵。大将军的老友和门客多半离开了他，而去侍奉骠骑将军，这些人常常因此而得到官爵，可是卫青依然宁静淡泊，不以为意。
正因为卫青既文韬武略，智勇兼备，又能礼贤下士、严于律己，以人品赢得了人们的敬重，所以他在世的时候，无人敢构陷卫家和太子。
至于霍去病，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在政治上不成熟，而且由于去世过早，政治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和体现。在出任大司马骠骑将军期间，他曾经上过一个奏折《请立三王折》。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太子继承帝位，其他皇子分封为王是法定的常规。但汉武帝却坚持要封子刘闳、刘旦、刘胥为列侯。于是，霍去病上了一折，司马迁认为“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得到了司马迁的肯定。既然“文辞烂然”，那么照录如下，让我们领略一下霍去病的文采：
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
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
霍去病是一个不世出的英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为报私仇杀死李敢，却是人生中的一个污点。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广自刎后，其子李敢因为战功封关内侯，食邑200户，并代替李广出任郎中令。李敢把李广死因归结于卫青，由愤生恨，念念不忘，以至于他在公元前118年的一天与卫青相遇时，把卫青打了一顿，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卫青作为宽厚长者，并没有继续追究这件事，而是把这件事压下了。谁知道，霍去病知道了这件事，年轻气盛的霍去病准备为卫青报仇。有一天，李敢去上雍，在甘泉宫狩猎，结果被早有准备的霍去病射杀。李敢虽然冒犯了大将军，但是罪不至死，霍去病将其射杀，实属不该。由于汉武帝包庇，霍去病射杀朝廷官员的事情没有被追究。但对于李氏家族而言，却是心头之痛。李广有子三人，长子李当户早死，有遗腹子李陵。次子李椒为代郡太守，也先于李广而死。李广只剩下这么一个儿子，可惜也被杀。幸好李当户有个遗腹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陵。李敢留下一子名叫李禹，在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中蒙冤而死。李陵颇具乃祖遗风，勇敢善战，却因战败投降了匈奴，导致李氏家族被灭族。从此，为汉朝屡立战功的陇西李氏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