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匈奴的淫威下屈辱了60多年的西汉王朝，历经开国皇帝刘邦、刘盈、吕后以及汉文帝、汉景帝，一直采用和亲政策，给匈奴送美女，送金钱，送物资，即便是匈奴偶尔到边关杀人越货，历代统治者也往往以口水战为主，责备匈奴政权背信弃义，偶尔也会出动军队装装样子，而后继续给人家上供，用韬光养晦的策略来赢得战略缓冲时间，发展经济，整合内部，训练军队，储备粮草，修整装备。必要的妥协是为了日后的反击，但若是一味韬光养晦下去，大汉王朝的辉煌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打仗打的是钱，拼的是经济。所以，西汉王朝最先做的工作是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西汉初年，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楚汉相争带来的连年战乱，经济萧条，财政匮乏，人口大量减少，社会经济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据史料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国库空虚，货缺财乏，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社会经济急待恢复和发展。
西汉统治者注意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自刘邦开始，历经孝惠、吕后、文景，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不兴工役，不伤农时，使农民安心劳作，发展农业生产。刘邦在统一战争刚刚结束，就将军队复员，回归农业，同时释放奴婢，命令流亡的人口返乡归农，增加农业人口的数量。设立“力田”官以劝农，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指标；政府还给贫困农民发放农具、种子，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废除秦朝的暴政，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汉文帝二年和十二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将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从汉文帝十三年开始，政府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实行贵粟政策，提高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价格，以增加农民收入；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一方面政府得以筹备粮食，另一方面也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将一年服一个月的徭役改为三年服一月，使农民安心生产。同时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人实行抑制政策，禁止他们穿绸缎乘马车，并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奖励生育，规定女子年满15岁就必须出嫁，否则就要向政府交纳赋税。通过上述措施，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也得到恢复和增长，经济一片繁荣。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汉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物价很低。到了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海内富庶，国力强盛，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茂陵博物馆展出的汉代陶动物一组（犬、彘、鸡、鸭） 于博文 摄影
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整合内部，强化中央权威，强化政治凝聚力。主要精力放在了逐步分化诸侯王的势力上。汉初共有异姓王7人，刘邦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教训之一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缺乏拱卫中央的羽翼，而异姓王的存在则是心腹大患，因此他着手消灭在楚汉相争时期不得已而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先后清除了韩信、彭越、黥布等诸侯王，同时又陆续分封了9个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给以封地和采邑，并与群臣杀白马为誓，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汉初的同姓诸侯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通常占三四郡，多则六七郡，少则一二郡，占地二十余郡，相当于当时西汉疆域一半，天子仅占十五郡，汉初全国人口大约有1300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850多万，占一半以上，以后随着人口繁衍，占有比例更大。当时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在封国内独揽大权。诸侯国拥有强大的武装，由诸侯王随意调遣。此外，他们还自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为后世诸侯王势力坐大，以至于可以和中央政府进行武力对抗埋下了伏笔。
汉文帝继位后，为加强自己的地位，采用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诸侯国析为几个小国，企图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但是，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汉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中央政府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过了几年，领有3郡的淮南王刘长又打起了叛旗，甚至派人联络匈奴、闽越地方势力一同举事。但叛乱尚未发动，即被人告发。汉文帝马上派人将刘长押送入京，念及手足之情，汉文帝并没有怎么为难他，只是削去刘长的封号，然后发配蜀郡。性情刚烈的刘长在途中绝食而死。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已经呈现出恶性发展的趋势，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政府的分裂势力。
汉景帝继位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汉景帝采纳了晁错“削藩”主张，强干弱枝。汉景帝三年楚王刘戊违犯汉朝丧制礼仪，被罚削去东海一郡；赵王有罪，被削去河间郡；胶西王私卖官爵，被削去了6县。中央政府连续几个动作引起诸侯王的反感和警惕，激起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一些诸侯王的强烈反对。公元前153年，刘濞打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串通胶西王、楚王、赵王、济南王、淄川王、胶东王等举兵叛乱，形成东方诸王“合纵”对抗中央政府的格局，声势浩大。汉景帝为了平息纷争，杀掉了主张削藩的晁错，可是七国依然不罢休。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36位将军前往平叛，经过3个月的战斗，七国之乱遂被完全平定。随后中央政府进行了政治清算，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了保留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包括王号、封地全部被废除，成为中央政府的直辖地。这样一来，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由汉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诸侯王国下辖的郡则锐减到26郡，中央直辖郡总数超过诸侯王国郡数，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在人口以及土地上处于劣势地位的局面。中央政府趁着战胜七国之余威，趁热打铁，对诸侯国进行政治上的阉割，规定诸侯王不再拥有治民之权，不得过问诸侯封国的军政事务，只能在封国内按照数额收取租税。诸侯王强大难治的局面大为改观，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诸侯王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惯性难以立即终止。到汉武帝初年，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诸侯王骄奢淫逸，阻众抗命，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因此，元朔二年，大臣主父偃上书，提出了“推恩令”，其核心内容是建议各个诸侯推及私恩，分封其所有子弟为列侯。这一建议既迎合了汉武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因立即为武帝所采纳。同年春正月，武帝颁布推恩令，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庶子，从而改变了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规定。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子孙也可以受封为列侯，可以得到一定份额的土地作为食邑，这样一来，诸侯国因为庶子分封，被分为大小不等的侯国。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从而导致使每个封国的面积都化整为零，势力大为削弱，再也无法与中央朝廷抗衡。贵族家庭多子多孙，祖宗风光无限，但随着人口的繁衍，子孙的社会地位由贵到贱不断分化，诸侯王宗族中支脉疏远的人，越往后越贱，有的无可分封，逐渐沦为普通百姓。如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只能靠织履为生，已经沉沦到社会最底层了。这样，危害西汉数十年的诸侯之祸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元狩元年发生了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的事件。刘安是老淮南王刘长的儿子，却不接受教训，可谓利令智昏。汉武帝利用该案，对诸侯王继续进行政治清算，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之法》，规定为诸侯王服务的职官为“左官”，等级要比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官员低下，以此控制西汉的人才流向，使诸侯王无可用之人。同时严格限制士人和诸侯交往，严禁朝臣向诸侯王示好，进行政治投机。此后，各地诸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也无权处理诸侯国内的军政事务。
茂陵博物馆展出的四神温酒器、铜温手炉及承盘、温酒器 刘 宏 摄影
抑制豪强富商，铲除地方势力。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商业也进一步繁荣起来，很多商人利用政府“弛山泽之禁”的政策，开矿煮盐，获得暴利，从而豪强巨商一天天膨胀起来，他们与拥有政治优势的军功集团以及桀骜不驯的世家大族成为人人为之侧目的三股势力。这些豪富拥有大量社会财富，家中奴婢成群，养尊处优，过着花天酒地的侈靡生活，败坏社会风气；同时利用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优势，疯狂兼并土地，使数量众多的自耕农破产流亡，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汉文景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如移风易俗，提倡节俭，反对豪强淫侈之风；禁止豪强私自铸钱；加强储备以防灾荒等。汉景帝在打击豪强方面，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特别是重用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宁成等所谓的酷吏，痛诛不法豪强，史书上说“流血十余里”，“余皆股栗”，“豪强屏息，威震旁郡”。经过多年的整治，地方豪强势力被大大削弱，中央政府空前强大，政治威信空前提高。
茂陵博物馆展出的汉代铜蒜头壶 刘 宏 摄影
加强军队建设，做好战争准备。军队是实现统治者意志的工具，军事是贯彻意志的手段。与强敌对垒，必须靠实力说话，而军队则是实力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文景时期，为了巩固边防，采取“徙民实边”策略，在燕地、代郡，上郡、北地、陇西等边郡的要害之处，根据山川走势，在险要之处设立城邑，修建房屋，然后广泛招募庶民、罪犯到边疆充实边防，屯田戍边。“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为了鼓励民众前往边疆，凡是去戍边的罪犯可以免罪，平民则可以赐以爵位。戍边民众实行耕战结合，开始时由政府为其提供衣食，直到其能自给为止，使其能够久安其处。戍边之人死去配偶，由政府出钱使其再婚，以快速增加边疆人口繁衍。边民因匈奴入侵造成财产或者生命损失，由官府予以补偿。边民若从入侵匈奴手中夺得所掠财物，奖其一半归其所有，以形成强悍勇武的风气。同时，鼓励内地商贾输粟到边关，为将来的战争储备物资。这样一来，不但使边疆人烟广袤，而且养成了边疆百姓勇敢彪悍的风气，成为汉军重要的兵员地。武帝时期，由于从匈奴手中夺取了大量的土地，移民实边的规模更大，措施更为得力，使边远旷土成为田连阡陌、牛羊成群、人烟辐辏的边城大邑。
茂陵博物馆展出的汉代彩陶动物（彘、牛）于博文 摄影
其次，改革兵制，积极扩军备战，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集团。汉武帝之前，汉朝军队兵种主要有步兵、骑兵、车兵和水军。与匈奴开战，匈奴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难以凑效，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步卒对付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也束手无策。只有学习匈奴的长处，以快对快，以骑兵对抗骑兵，才能与强敌交手，彻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汉武帝继位后，加强骑兵的建设与使用，花了大力气建设骑兵。第一，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汉匈的军力对比，西汉自建国以来就积极推广养马业，将马政作为国策大政来看待。由政府出面，利用国家的力量养殖马匹，陆续开办了数十个大型军马场，“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这还是汉文帝时期的记载。汉武帝时期，进一步改良品种，大量养殖良马，使养马规模和质量更上一层楼。为了调动民间养马的积极性，拓宽军马来源的渠道，政府也鼓励和支持民间养马。百姓向国家提供良马一匹，可以免除3人一年赋税与劳役。另外，政府还给边民免费提供母马，“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一匹母马3年中可繁殖2匹马驹，假如一个农户借得3匹母马，则3年可得6匹小马，上交国家1匹，自己可得5匹，以此类推，养马越多，获利越多。因此，这个政策激发了边民养马的热情。汉武帝本人特别喜欢马，对于千里马尤其喜欢，因此到处用重金搜罗优良马种，改善军马的质量，颁布法令禁止马匹出关流入匈奴等措施，使整个西汉存马数量大为增加。汉武帝即位初期，官办的三十六苑保有的马匹数量已经达到40万匹之多了，而民间的马也遍布街区，“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与聚会”，这与汉朝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反差。养马业的繁盛奠定了建设大骑兵集团的基础。按照一个骑兵配备3匹战马的标准，汉武帝已经可以建立起一支由10万至15万骑兵的强大军队，这就是汉武帝敢跟匈奴军事摊牌的本钱和底气。
茂陵博物馆展出的汉代彩陶马 刘宏 摄影
第三，培养指挥马军的将领，创置了北军八校尉，其中四校尉都是为建设骑兵而置，同时进行军队编制体制改革。汉武帝开始扩建南军与北军，在北军中增设八校尉等骑兵编制，在南军中增设期门、羽林二军，在此基础上，汉武帝时组建了以骑兵为主，车兵和步兵为辅的新式汉军。这是秦朝以来军队军制的重大变革，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军制史上由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作战主体这一重大转折得以完成的重要阶段。西汉骑兵的编制按照部曲制组织，“将军领军皆有部曲”。往往下面设有“部”（一般设五部），每部设部校尉一人（或设骑都尉、军司马）统领，校尉是次于将军的中级将领；部下设有骑千人（或军侯）统领的“曲”，每曲大约有400名骑兵。再下面设有“骑五百”，率领200名骑兵。其下依次为骑卒长，率领百名骑兵，骑士吏率领50名骑兵，骑什长率领10名骑兵，最小的单位骑长可以率5名骑兵，从而形成了上下如一，命令贯通、纪律严整的指挥体制。在作战时，全军可以根据编制列成横队、纵队、方队、雁行等各种队形，随时变换阵式，从编制体制上超过了当时还是各自为战，胜则骄，败则溃，“逐利如鸟集，因败如云散”的匈奴骑兵。
第四，学习匈奴军队的技术和战术。在盘马弯弓方面，汉军与对手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一个箭法高超的匈奴兵可以对付几十个汉兵。汉景帝时期，李广为上郡太守，匈奴入侵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鱼河堡），景帝派一个宦官同李广统率和训练军队抗击匈奴。有一次，宦官带几十个骑兵出猎，路遇3名匈奴人骑士，宦官命令汉军骑兵进行包抄，试图活捉他们。结果3个匈奴人以一当十，箭无虚发，不慌不忙地把宦官的所有随从卫士一一射杀干净，连宦官也带伤而逃，可见双方之间战斗素养的差距有多大。为彻底改变汉军骑射不如匈奴的状况，政府扩建骑兵，选拔了许多精通骑射的官僚地主子弟，担任宫廷侍卫，作为重点培养，还重金雇用了大批擅长骑射的匈奴人做教官，积极从匈奴那里学习先进的骑兵突击战术，霍去病就是其培养出的杰出人才。
认真研究对手的战术，并且学以致用，才能战胜敌人。汉文帝时期，晁错就曾针对汉匈双方的军事特点做过一番分析和研究，并向汉文帝上了《言兵事疏》，指出匈奴军有三个长处：一是匈奴的马匹品种优良，灵活矫健，上山下阪，出溪入涧，如履平地，来去如风，行动自如；二是匈奴人的骑术、射术精湛，在马上飞挪腾跃，如同平地，甚至可以在马匹腾跃中弯弓射箭，保持攻击状态，射杀活动目标；三是匈奴人悍猛善战，意志顽强，不惧风雨，不畏饥困，可以连续数日保持作战状态。这些都是汉军所不及的。汉军与对手相比，则有五个长处：一是汉军兵种齐全，轻车突骑适合在平原作战；二是汉军的劲弩长戟在两军肉搏时杀伤力大，攻击力强；三是汉军兵器长短相杂，长短配合，所向无敌；四是汉军有材官施射战术，可以有组织地组织齐射，箭如飞蝗，发挥群体优势，射杀敌军将领等显要目标；五是下马格斗，剑戟相接，汉军的戟可以砍，可以刺，战斗力更强。晁错对匈奴的分析应该是准确的，然而汉军固然有这些长处，可是战场环境变了，作战对手变了，面对往来如风的对手，汉军的长枪大戟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战场上很少出现贴身肉搏的地面战，基本上是马上交锋定输赢。作战必须以快对快，敌进我进，快速机动，长途奔袭，才能出奇制胜，致敌死命。而战役战术是在对匈作战过程中逐步摸索出来的，卫青、霍去病从战争学习战争，采取了全新的战术，大规模使用骑兵集团，深入敌后，长驱直入，勇猛突击，进行了作战方式的重大变革，才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赢得了对匈战争的完胜。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军制史上由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作战主体这一重大转折得以完成的重要阶段，而卫青和霍去病则是把骑兵战术发挥到出神入化的人物。
茂陵博物馆展出的汉代鎏金铜马 刘宏 摄影
第五，汉武帝不拘成法，大胆起用一些勇猛而进取心强的将领，陆续清除一些思想僵硬保守的军事将领。几十年的消极防御养成了汉军精于防守拙于进攻的习惯，汉军将领战术呆板保守，缺乏进取心。一些老臣宿将，如韩安国、程不识、李广等，虽然英勇敢战，令匈奴闻风丧胆，但由于多年来消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影响，他们无法摆脱守边、堵击等防御战法的束缚，不敢脱离城池与匈奴进行野战，从而不能担负指挥骑兵集团在荒漠草原地区进行大规模机动作战的重任。如公元前166年冬天，老上单于率14万大军侵入汉地，汉文帝征发大军迎敌，苦战一个月，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将敌军逐出塞后就撤军归回建制，不再进行战场追击，使匈奴有恃无恐，从不担心后路。再如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尽管匈奴军队识破了汉军计谋而迅速撤退，而30万汉军没有一个将领主动率军追击，眼睁睁看着敌军安然撤退。这样的将领显然不能担当起汉武帝讨伐匈奴的历史重任。这也是汉武帝破格用人的原因，卫青、霍去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建功立业的。
第六，汉武帝对有功将领重赏，对失误和败军之将重罚，目的在于促使军队形成勇武好战的风气。没有习武之风的熏陶，没有剽悍勇烈的氛围，没有血性好战的作风，没有终日驰马弋猎的训练基础，是难以造就一支驰骋沙场有赳赳雄风的骑兵队伍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官厚禄才能激励军心。军功奖励制度早在商鞅变法时已经实行，而到了汉代，刘邦更是确立了“无功不得侯”的祖制。在建国之初，刘邦大封功臣，封了145个列侯。对这些功臣按功劳大小授予不同的食邑，功劳最大的封万户，号称“万户侯”；等而下之，则有几千户不等，最小的食邑五六百户。这些功臣可以对在自己分封范围内的农户收取租税，占有其劳动成果，而且可以传之子孙，成为依靠剥削为生的新地主阶层，也是新王朝维持统治的政治基础。刘邦还与他的这些功臣们剖符、立誓，誓词是：“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意思是说，即便宽阔浩瀚的黄河变成一条带子那么窄，巍峨高耸的泰山只剩下磨刀石那么薄，山河改容，沧海桑田，封国还是永远不变，子孙后代可以享用不尽，世袭罔替。这是刘邦对王侯大臣们的承诺。
汉武帝则把“无功不得侯”的祖制发挥到了极致，有的一战就可以封侯，有的一战就可能失去所有，目的就是鼓励汉军将士勇猛杀敌，我们从而理解霍去病为何初次作战就封为冠军侯，这并非汉武帝对其偏爱所致，而是他鼓励将士英勇顽强的用心所在，毕竟汉军太需要这样的作风了。而没有战功，即便参加多次战争的老将，也与封侯无缘，李广即是一例。他长年在边境与匈奴作战，很多部下都因战功而封侯，甚至才华远不如他的堂弟李蔡都当上了丞相，而李广就是与封侯无缘。“李广难封”不仅成为当事人的心结，也成为怀才不遇的文人骚客们排解心曲的题材，其根本原因在于李广没有建立不世之功。
西汉从汉武帝开始，兼行募兵制。募兵制相对比较灵活，使政府可以根据战争的需要随时扩大军队规模，保持军队战斗力。同时，募兵制可以选募身体壮实、胆量大、战斗技能出色的人从军，特别是可以选募熟悉匈奴情况的边郡人民当兵。因此，出现了盛产士兵的大郡，钱文子《补汉兵志》里说道：“大抵金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河东、上党、上郡多骑士，皆逼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这些都是兵源大郡，是西汉盛产骑兵的摇篮，也是汉武帝大军最重要的出产之地。在国家进行战争动员之时，名利诱惑之下，边郡子弟纷纷从戎，赫赫有名的李广（陇西成纪人）（今甘肃静宁西南）、赵充国（陇西上邽人，今甘肃省天水市）、公孙敖、赵破奴都是边郡子弟出身。后来，西汉政府甚至重金招募匈奴人来投军，组成了规模不等的“胡骑”。霍去病军中就有许多匈奴勇士，有些人还因战功得到封侯之赏。
最后，加强西北边郡军事力量建设。西汉极为重视北部边郡的军事力量建设。“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边郡太守级别很高，与九卿同列，而且边郡地方长官都以兵、马为主要政务，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军事优先于民政，生存第一，因此边郡太守往往由拥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官员充当。同时，边郡除太守设置幕府，以长史佐辅领兵外，在各要塞，往往置若干部都尉、千人、司马等，都是专职的军事官员，具体负责各屯区的军事安全。西汉北部边郡共设有55个部都尉，平均每郡2.5个，为的是避免因军事主官死亡而导致群龙无首的情况出现。所以，西汉边郡拥有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常备军，应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当时全国的地方兵，占整个国家军队的比例最多，规模最为庞大。地方兵的兵源一般来自本郡的戍卒，但边兵由于肩负国防重任，还有一部分来自内地征调的戍卒。地方兵的吏卒主要由各郡（国）地方长官太守统率，实际上应该算是西汉的边防部队。“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西汉边境常年保持十几万精兵的规模，分散驻守在边关各郡，部队主要职责是明确的，即进行军事震慑和对敌防御作战。
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的西汉王朝，逐渐形成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国力雄厚的强盛国势。也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使卫青、霍去病等一代英才俊杰，得以施展宏图，建功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