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命运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约克家族的理查德对王位提出更多的要求，但其于1460年在威克菲尔德战败。第二年，理查德的儿子在汤顿为父亲复仇。在“造王者”沃里克伯爵的支持下，他以爱德华四世的身份统治9年。当沃里克在1470年转而支持兰开斯特家族时，爱德华发现自己被废黜并流放至勃艮第。亨利六世曾短暂恢复元气，直至第二年春天爱德华返回，在巴尼特击败了沃里克，并于1471年在蒂克斯伯里（Tewkesbury）击败亨利顽强的妻子玛格丽特。亨利在伦敦塔被谋杀，爱德华小心翼翼地统治，直至1483年早逝。他的弟弟理查三世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但却是个糟糕的政治家，未能建立起一个支持联盟。1485年，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思击败理查德，并试图统一王国，但直到15世纪末，约克家族的伪装者和阴谋都在断断续续地出现。
内战的代价
英格兰在这些年的冲突中受到严重破坏。这些战役所涉及的军队规模之大，在英格兰国土上是前所未见的。战争也特别残酷，约克的理查德的尸体被公开肢解就是证明，就连同时代的人也对流血事件感到震惊。政府陷入派系斗争，约克家族和博福特家族之间的血仇破坏了整个地区的面貌。随着战争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法国和勃艮第的宫廷里不乏英国流亡者，他们在寻找军队和支持。现在轮到英国乡村首当其冲承受外国资助的雇佣军的冲击了。
1399—1485年的英国统治者
（续表）
道格拉斯的威胁
这一次，苏格兰人没能利用英格兰的混乱，因为斯图亚特国王也有自己的贵族困境。在西部，群岛领主约翰·麦克唐纳野心勃勃地想在英国舞台上扮演一个当权者。更持久的是来自强大的道格拉斯家族的挑战，该家族拥有夺取王国的工具。他们错综复杂的家族网络确保了王国每一个角落的义务和忠诚，像洛锡安坦塔隆这样巨大的堡垒的入口也不例外。1400年，苏格兰最有权势的人不是君主，而是道格拉斯伯爵——冷酷的阿奇博尔德（Archibald），他可以在他的塞里夫堡中肆无忌惮地侮辱斯图亚特国王。为了应对这一威胁，斯图亚特家族不得不在军队和大炮方面投入巨资，并培养出新一代可靠的贵族，如坎贝尔伯爵。尽管道格拉斯家族在15世纪50年代被彻底击溃，但苏格兰国王们不得不对心怀不满的贵族保持警惕，以免自己遭遇与詹姆斯三世同样的命运，后者于1488年在绍奇本被其一支附庸国的军队击败并谋杀。
人口与经济
1100—1400年
中世纪晚期曾被视为一个几乎不受社会或经济变化影响的时期，农奴们不停地耕种土地，而封建领主们则为战争进行训练。这种虚幻的情景让人们对中世纪时的经济活力以及它所服务的不断变化的社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中世纪的英国人口
现存资料的零散性意味着很难精确计算出中世纪英国的人口。根据《末日审判书》的推断，居住在英格兰的人数从1086年约100万增加到1290年约400万。同一时期，苏格兰的人口被认为从50万左右增长到1296年英格兰入侵时的100万左右，而在13世纪80年代最后的卢埃林时代，可能有30万到40万人口生活在威尔士。因此，英格兰是中世纪英国人口最多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富有的地方。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在14世纪中叶的法国，大约有2000万人生活在那里，其中将近一半是英格兰国王的臣民。
城镇增加
在1315年前后的饥荒和1349年后的流行病之前，中世纪英格兰城镇的经济在1100年之后普遍稳定地增长。1300年，伦敦拥有7万多人口，在英国城镇中是无与伦比的。下一个最大的“英国”城镇是加斯科涅的波尔多，有3万多人。约克有1.5万人，布里斯托尔和都柏林都有大约1万人，位列其后。苏格兰的城镇规模较小，这反映了苏格兰人口在整个王国的分散情况。苏格兰最大的自治市——伯威克、阿伯丁和快速崛起的爱丁堡，每一个自治市拥有不到5000名居民。随着1250年后朝圣交通的增加，林肯、坎特伯雷和法夫的圣安德鲁斯等大教堂中心的规模稳步增长，但最明显的增长是商业集镇的数量。至1290年，英国有600多个特许行政区和2400多个定居点拥有集市。然而，尽管这一时期城镇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但英国只有大约10%的人口生活在城镇环境中。我们大多数的中世纪祖先都是农民。
乡村生活
我们普遍认为中世纪的农村生活是静止不变的，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在1100年至1400年间，英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耕作方式更加多样化，新技术对粮食生产产生了有益影响。在英格兰的许多地方，实行的是典型的露天条播耕作制度，而在整个中世纪的苏格兰，公共的垄沟系统也很普遍。然而，相比于历史学家们的想象，中世纪的地主和佃农往往更快地根据当时地理和市场条件调整其方法和做法。1350年之前，不断增长的人口为农产品创造了需求和强劲的价格，因此，管理土地——包括耕地和牧地——的面积，都在不断增长。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典型特征是在12世纪末引入风车。这些风车有很多用途，但在帮助英国东部平坦的土地排水方面有特别的价值。虽然在苏格兰受到抵制，但以马代牛的做法使农民能够更快地耕种更大范围的土地。1400年后，农奴制的衰落，以及农场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和高成本，促使许多土地所有者专注于畜牧业，这不需要多少人手。
不断发展的现金经济
在早期封建制度中，土地被授予以换取兵役或劳役服务。在英格兰，这些义务很快被折算成现金支付。到1150年，在许多较大的庄园里，租户定期向其地主支付现金租金。许多领主，包括王室，越来越喜欢用钱来支付，他们可以用钱来雇佣专业部队。王室官员也更喜欢以现金支付作为税收，而不是服务行为。为了推动日益发展的现金经济，王室铸币厂发行了越来越多的货币，可以用现金购买的服务范围也成倍增加。在城镇，职业变得更加专业化。
羊毛和贸易
羊毛以及1375年后的毛布出口，到1450年成为英格兰国库和苏格兰国库的最大贡献者。在羊毛贸易的支持下，与欧洲的贸易联系扩大了。来自英国南部港口的船只在与加斯科涅和葡萄牙的葡萄酒贸易中表现出色。东部港口，如波士顿，是羊毛航运贸易的主要中心，着眼于低地国家的纺织品市场，而苏格兰人，尽管与法国有政治联系，但他们与丹麦和波罗的海世界的贸易日益增加。
文化与认同
1350—1500年
中世纪后期，在英法战争的刺激下，民族情绪高涨。早期更为封建的时期潜藏的国际可能性消失了。战争也有助于英国议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国家机构。
特定国家的君王
在12世纪，英格兰的亨利一世和苏格兰的大卫一世可能已经交换了王位，并被他们的新臣民愉快地接受为国王。然而，到了14世纪，君主们已经与1400年后强化的特定国家认同更加紧密相连。亨利五世不可能在“邓弗姆林镇”的王位上舒适地坐很久。英格兰人统治整个英国的愿望在促进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民族主义方面发挥了作用。英国的民族主义也从与法国的战争中得到类似的推动。百年战争开始时是一场争夺土地和所有权的封建竞争，结束时却是一场雏形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由于输给了法国，1480年的英格兰比1180年时更加孤立，但可以说更倾向于关注英国事务。
身份和自由
传统上，早期的历史学家过分简化了中世纪国王与其臣民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然而，到了1450年，国王应在重要事务上与议会协商的想法有了稍微坚实的基础，虽然拥有现金储备、强大而有魅力的国王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在这一时期，议会从王室委员会演变为一个具有国家权限的机构，这一过程痛苦而缓慢，几乎无法察觉。在被迫承认《大宪章》和1258年至1259年的《牛津和威斯敏斯特法案》中所表达的王权限制时，王室失去了地位。议会逐渐获得一些特权和责任，如1362年议会有权商定羊毛的关税水平。议会逐渐成为错综复杂的英国宪法的一个焦点。理查二世下台的故事在一系列议会中上演，议会在这些故事中或批评或支持国王。同样，长期战争常常迫使经济窘迫的国王以相当尊重的语气对待议会。在1320年的《阿布鲁斯宣言》（Declaration?of?Arbroath）中，苏格兰王国的社会各界人士甚至表示，国王是“经我们所有人的适当同意和赞同”而立的，人民可以抛弃一个放弃王国法律和习俗的国王。
作家和身份
随着识字率的提高，书面文字在塑造民族意识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为了反驳古代英格兰人的霸权主张，一批苏格兰历史学家被鼓励证明苏格兰一直是一个独特的主权国家。史诗文学保留了华莱士和布鲁斯的荣耀，但缺乏诗意表现的英雄，如莫里的安德鲁，则陷入默默无闻的境地。游吟诗人因其宣传价值和艺术品质在卢埃林的宫廷中受到尊敬。在英格兰，方言对拉丁语和法语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威廉·朗格朗（William?Langland）的《皮尔斯·普洛曼》对发展一种新兴文化自信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作品中的反教会以及社会改革的情绪，与威克利夫和洛拉德的教义相呼应，标志着一个更加复杂、不那么顺从的社会在逐步发展。
1381年，农民起义
1379年，为资助对法国的战争而征收的人头税引发了席卷英格兰的骚乱，并在叛军向伦敦进军过程中达到高潮。庄园记录被烧毁，不受欢迎的官员被要求为他们大肆征收税赋付出代价。少年国王理查二世在史密斯菲尔德会见了叛军领袖，先假装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后围捕并处决了他们，危机才得以化解。
这场叛乱得到了英国社会更广泛的支持，比其名义上的要多。尽管这场起义主要是针对不公正的经济状况的抗议，但它由广泛的担忧和恐惧相互作用而引发。传统农业习俗的改变、黑死病后生活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法国战争的失望和花费都促成了这场动乱。因此，农民起义让我们对中世纪英国普通民众心态有了难得的一瞥，他们的生活和担忧很少反映在现存的记录中。
大事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