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王朝统治时期的英国
政党政治兴起
1700—1750年
到1700年，复辟时代的宫廷和乡村派系正演变为议会政党。随着英国政治的变化，这些团体因赞助和选举管理而团结在一起。
辉格党和托利党
到1715年，辉格党和托利党不仅有了名字，而且有了基于信仰的集体认同感。辉格党接受了1688年的革命变革，主张新教教徒继承王位、有限君主制、议会权利以及对所有新教教徒（包括非英国国教的不同政见者）的宽容。托利党则因对王室和英国国教的忠诚而团结在一起。在18世纪早期，托利党一直无法摆脱与斯图亚特王朝“旧事业”的联系。因此对托利党投身詹姆斯党活动的指控，尽管远远谈不上正义，依然导致他们在1714年到1760年间被排除在政府之外。这是辉格党时代，不过尽管辉格党控制了中央政府，但许多诸如治安法官（Justices?of?the?Peace）等无薪但有影响力的职位都由托利党地主担任，因此双方的权力得到了平衡。
王室与议会
汉诺威王朝前两位君主对英国政府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乔治一世不会说英语，他在汉诺威比在伦敦更快乐，所以他基本满足于让大臣们代替他进行统治。然而，他清楚地明白是辉格党在1714年让他登上了王位，而一些托利党人也确实卷入了召回王位觊觎者的阴谋。乔治二世憎恨他的父亲，原本他在1727年登基时可能会解散他父亲的辉格党内阁。然而，辉格党领袖罗伯特·沃波尔（Robert?Walpole）与他的妻子成为朋友，而乔治相信他妻子的判断。此外，沃波尔还提议将新国王的王室年俸增加10万英镑，谨慎行事，以表忠诚。乔治一世和二世都没兴趣参加内阁会议，因此皇室的行政权力事实上逐渐移交给首席大臣或首相。两位国王都满足于让沃波尔处理事件的细节，并管理复杂的保护人关系网以维持辉格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尽管国王仍然可以罢免他的首相，不论其是否获得议会的信任，行政的权力却不可避免地从君主转移到了内阁领导人手中。虽然沃波尔从未获得过首相头衔，但他在1721年到1742年的长期执政对首相职位的发展至关重要。
大事年表
保护人
辉格党控制了王室意味着辉格党控制了武装部队、教会、司法和发展中的公务员队伍。只有可靠的辉格党人才能在这些职位上获得成功。辉格党对议会的控制权建立在他们的“获赠官位”（‘placemen’）人员的方阵上。大约四分之一的下院议员在政府中担任轻松的次要职位，而且薪水丰厚。
选举“腐败”
政党管理者还能够控制大量选区中诸多议员的选举。腐败的自治城市比比皆是，那里的选民人数很少，可以被贿赂。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包括汉普郡的旧萨鲁姆（Old?Sarum）和萨福克郡（Suffolk）的邓威奇（Dunwich），前者是一座废弃的中世纪土垒，后者曾经是一个繁荣的羊毛港口，但大部分已沉入大海。其他袖珍选区的代表通常是当地的大地主，他们的影响力大到足以提名这些议员。上议院的同僚通常会选择他们的亲属坐在下议院，让他们获得议会经验。纽卡斯尔的佩勒姆公爵（Pelham?Duke）控制了14个下议院席位。在苏格兰，县选举通常由“羊皮纸大王”（parchment?barons）决定——律师们携带着他们有权势的客户控制的虚构选民名单，在各个选举间穿梭。《1716年七年届期法》（The?Septennial?Act?of?1716）也为辉格党的管理者提供了帮助，因为它确保了昂贵的大选每7年才举行一次，而不是3年。
稳定的政府
这一体系的产物并不都是腐败的地方人物，例如，精明能干的威廉·皮特（William?Pitt）“当选”为旧萨鲁姆的议员。这一体系造就了稳定的政府，甚至培养出了强有力的托利党反对派。这种稳定促使18世纪的英国政治发生变化。1712年，托利党把年轻的辉格党人沃波尔送进了伦敦塔关押。1714年，托利党人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下台后不得不逃往法国。然而，到了1750年，一位名誉扫地的议员受到的惩罚更有可能是被排除在保护人的“食槽”之外，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庄园。
英国与欧洲
1700—1763年
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of?Spanish?Succession）结束时，英国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欧洲舞台。在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Seven?Years?War）中，英国彻底击败了与其争夺全球霸主位置的对手法国。
马尔伯勒的战争
1702年，安妮女王接手了威廉与路易十四的战争。幸运的是，她还获得了一位当时英杰——马尔伯勒公爵（Duke?of?Marlborough）约翰·丘吉尔（John?Churchill），他的部队称他为“约翰下士”。1694年英格兰银行（Bank?of?England）的成立也使英国有了筹集更多战争资金的金融工具，增强了英国建立联盟和保持盟友持续战斗的能力。1704年，马尔伯勒指挥一支来自七个国家的欧洲军队，在多瑙河畔的布林德海姆（Blinheim）让法国人尝到了40多年来的第一次重大失败，拯救了维也纳。在西班牙属地荷兰，马尔伯勒在拉米伊（Ramillies）、乌德纳尔德（Oudenarde）和马尔普拉凯（Malplaquet）赢得了更多的胜利。尽管马尔伯勒在1711年失去了王室的喜爱，但他的胜利确保了新的大不列颠王国的第一次外交胜利。根据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Treaty?of?Utrecht），英国获得了阿卡迪亚（Acadie）的大部分土地，阿卡迪亚是从魁北克（Quebec）延伸到新英格兰（New?England）的法属北美的大片土地。直布罗陀（Gibraltar）和梅诺卡（Minorca）也被英国征服。根据另一项条约，英国获准插足利润丰厚的西班牙奴隶贸易。更重要的是，所有欧洲国家都默许了英国作为一流国家的崛起，以及法国实力的衰落。
詹金斯耳朵之战
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在掌权的大部分时间都奉行与法国和平相处的政策，他更喜欢繁荣和稳定，而不是战争。他以避免在欧洲发生军事冲突而自豪，据说他吹嘘“今年欧洲有5万人被杀，但没有一个英国人”。然而，英国参与的西班牙奴隶贸易在1739年引发了麻烦。西班牙美洲当局抓捕了一艘英国私掠船，据称还割掉了船长的耳朵。之后，詹金斯船长在恰当的时机把存放着腌制耳朵的瓶子拿到下议院进行了展示。国民的愤怒迫使沃波尔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卷入了一场战争，战争的开头进展不错，英国占领了西班牙在中美洲的波托贝罗（Portobello）的银厂，但最终，这场战争以沃波尔的辞职告终。
大事年表
（续表）
乔治的战争
1740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中欧爆发战争。当法国介入后，英国及其荷兰盟友也纷纷加入战争。1743年，乔治二世亲自率领一支由英国和汉诺威部队组成的联军驻扎在德廷根（Dettingen），他是最后一位亲自指挥战斗的英国君主。
为争夺世界而战
1748年，辉格党首相亨利·佩勒姆（Henry?Pelham）维持了欧洲不稳定的和平。在他死后的175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爆发了第二次战争，真正的战争对手英国和法国很快卷入了战争。这两个国家都积累了大量的海外资产，双方在印度和北美的贸易、影响力和领土上都处于竞争关系。因此，对这些新生帝国来说，战争真正的奖赏就是统治世界。这场战争的开局对英国并不利。1756年，英国丢失了梅诺卡和马德拉斯，法国的蒙卡尔姆侯爵（Marquis?de?Montcalm）率军挺进加拿大。第二年，坎伯兰军事能力上的不足在德国的战斗中展现出来，但这也是战争的转折点。1757年，英国成立了一个以威廉·皮特和纽卡斯尔勋爵为中心的新政府，随后罗伯特·克莱武在孟加拉的普拉西取得惊人胜利的消息传来，在那场战斗中，一支3000人的英国部队和当地士兵组成的军队击溃了15倍规模的敌军。
1759年
——胜利之年
皮特向欧洲的战争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金钱，他希望把法国继续困在欧洲战场，然后“在易北河沿岸赢得加拿大”。这个政策在1759年8月的明登战役（Battle?of?Minden）中取得了成果。皇家海军的制海权在西印度群岛和西非为英国赢得了一些小胜利，同时确保了法国很难加强它在北美的部队。沃尔夫（Wolfe）的大胆行动让英国在9月占领了魁北克。胜利的一年以法国舰队在布列塔尼附近的基伯龙湾（Quiberon?Bay）被摧毁而结束。1760年，法国在印度和加勒比海的剩余属地遭到了扫荡。1763年的《巴黎条约》确认，大不列颠已经赢得了一个从加拿大延伸至东方的帝国。
失去北美
1763—1783年
英国在北美的问题始于1763年的胜利时刻。在20年内，13个殖民地成功地击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赢得了独立。
胜利的代价
在许多美洲殖民者眼中，法国人的离开消除了接受英国保护的必要性。许多殖民者可能仍然觉得自己是英国人，却越来越不愿意为这个特权买单。1764年，大湖区土著民族的庞蒂亚克（Pontiac）起义表明，防御是必要的，伦敦希望殖民者支付理所应当的费用。然而，从1764年到1767年，殖民者对英国对糖浆、玻璃、茶、法律文书和报纸等一系列物品征收的税和关税表示不满。针对每一项新负担的具体抗议演化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
渐行渐远
北美骚动的时候正是乔治三世试图夺回其祖父和父亲失去的一些皇室权力的时期，这引起了人们对君主再次试图独裁的担忧。不管怎样，许多殖民者对王室几乎没有什么感情，他们是来自英国圣公会正统派或苏格兰人和爱尔兰叛军的宗教难民的后代。4800千米（3000英里）宽的大西洋确保了殖民地迅速脱离英国，并在自信中逐步成长。英国当局采取的笨拙有时甚至野蛮的应对措施加剧了这种分离身份的认同感。1770年的波士顿惨案（Boston?Massacre）永久地疏远了马萨诸塞州和许多其他北方殖民者与英国的感情。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Quebec?Act）将加拿大边境延伸至俄亥俄河（Ohio?River），从而威胁到北美向西扩张的希望。英国对法裔加拿大天主教教徒的容忍深深地冒犯了新英格兰的清教教徒。汤姆·潘恩（Tom?Paine）等激进分子敦促北美殖民者采取行动捍卫他们的自由。
独立战争
1775年，列克星敦（Lexington）和康科德（Concord）的战斗打响了，殖民地民兵开始与英国正规军交战。很少有人料到，拥有专业的军队、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完整制海权的英国会在镇压叛军志愿民兵方面遇到严重困难。不同的殖民地之间几乎没有合作的传统，初出茅庐的国会部队完全不正规，而且装备简陋。尽管英国于1775年在波士顿附近的邦克山（Bunker?Hill）赢得了第一场战斗的胜利，但北美反抗的深度表明，这场冲突不会很快得到解决。1777年，来自加拿大的救援部队由于不断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在纽约（New?York）的萨拉托加（Saratoga）投降，英国将中部殖民地从更激进的新英格兰分裂出去的希望破灭了。事实证明，华盛顿将军很善于让他那些吃不饱的士兵留在战场上，随着战争的发展，北美殖民者对他们事业的信念也在增强。1778年法国加入了这场战争，一年后西班牙也加入，英国的海军优势被削弱。英国此时一边与殖民者作战，一边盯着它在印度、加勒比海和地中海的领地。1781年，北美的英军主力部队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被一支规模更大的法美联军包围，最终英军选择投降，战争也随之结束。
大事年表
第一帝国的结束
1783年，英国在凡尔赛接受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五大湖以东的加拿大边界被固定在如今的边界线上，因此美国人向西部扩张的大门重新打开了。多亏了盖伊·卡尔顿爵士（Sir?Guy?Carleton），英国人保留了在加拿大的利益，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巧妙地守住了魁北克。1783年后，估计有5万名效忠于英国的人从美国移居加拿大，他们在加拿大建立了新的家园，帮助建立了新不伦瑞克（New?Brunswick）和安大略省。他们的到来，以及他们对“无政府主义”美国的敌意，提供了加拿大作为英国领土所必要的人力和决心。美洲殖民地的丢失也对英国的国内政治产生了影响。国王和他的托利党大臣们基本上名誉扫地，“农夫乔治”打算对国内事务发挥更直接影响的希望破灭了。18世纪80年代以后，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改良农业和收藏书籍的个人兴趣上。紧随对法七年战争而爆发的对美的长期战争，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变化，随着对原料的需求继续发展，这种变化席卷了整个英国。
英国与法国大革命
1789—1792年
法国大革命起初受到英国许多人的欢迎，特别是那些希望进行某种程度改革的人。然而，随着法国陷入政治恐怖和战争，英国对革命的看法变得两极分化，政府开始压制自由主义思想。
幸福的黎明
100多年来，英国宣传家一直在比较君主立宪制的优点和法国波旁专制主义的缺点。因此可想而知的是，各种阶层和政治背景的布立吞人最初都欢迎1789年从法国传来的重大消息。宿敌陷入不安，英国宪法的优越性被进一步证明，这些让托利党人兴奋不已。辉格党人则为旧体制的终结而欢欣鼓舞，他们仔细观察着巴黎，看看能从法国议会政府的实验中学到什么。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等持有激进观点的英国人甚至亲自前往法国观察新世界的创建——“能活在黎明时光是何等幸福”。共和派诗人罗伯特·伯恩斯（Robert?Burns）也在法国的革命中找到了许多推动力，他独特地把反教士主义和对阶级不平等的反思融合起来。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大多数布立吞人至少短暂地同意过著名辉格党人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James?Fox）的观点，即巴士底狱的倒塌是世界历史中最好、最伟大的事件。
埃德蒙·伯克
但在最初的时候，也出现了不赞同法国大革命的声音，那就是盎格鲁–爱尔兰辉格党人埃德蒙·柏克（Edmund?Burke）。柏克一直同情美国革命者对乔治三世的不满，并对1781年丢失殖民地的托利党政府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然而，柏克对法国发生的事件感到不安，在他1790年的著作《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on?the?Revolution?in?France）中，他准确预测了革命将陷入暴力无政府状态和军事独裁之中。柏克是法国大革命最早的批评者之一，而且从长期来看，他并不是唯一的批评者，因为英国各地的有产者越来越担心，英国可能会出现效仿滥杀的雅各宾派（Jacobin）的例子。
托马斯·潘恩
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引起了激进派小册子作家托马斯·潘恩的书面回应。1776年，潘恩的《常识》（Common?Sense）鼓励美国殖民者起义。后来在1791年，潘恩出版了《人的权利》（The?Rights?of?Man），驳斥了保守主义的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否定。在柏克呼吁传统和权威的领域，潘恩借鉴了当代美国和欧洲天赋人权的思想。其中之一是人民有权在自己愿意的情况下改变他们的政府。潘恩的思想在英国北部新兴制造业城市的中下阶级中引起了共鸣。1792年，激进俱乐部及“通讯社团”在英国各地蓬勃发展，作为与法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行动，人们种下了自由之树（Trees?of?Liberty）。英国政府对潘恩书中的观点及其受欢迎程度感到震惊，尽管潘恩当时身在法国，但仍因煽动叛乱而受到审判。
战争与镇压
1793年1月，路易十四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和英国在当月就开始了战争。这场战争从开始就是意识形态的战争，正如乔治三世所观察到的，法国革命政府的存在威胁着“每个文明国家的秩序基础”。现在，雅各宾派的支持者不仅在政治上有嫌疑，而且已经被认为是潜在的叛徒了。整个英国的统治阶级都被革命的幽灵吓坏了。在苏格兰，反动法官布拉克斯菲尔德爵士（Lord?Braxfield）仅仅因为鼓吹议会改革，就判处年轻的激进派人士托马斯·缪尔（Thomas?Muir）14年监禁，在新南威尔士（New?South?Wales）的刑事殖民地服刑。紧张不安的政府暂停了《人身保护法》（Habeas?Corpus）并逮捕了已知的激进分子。托马斯·哈迪（Thomas?Hardy）是一名鞋匠，也是伦敦通讯社（London?Corresponding?Society）的秘书，他被逮捕并被控叛国罪。不过他很幸运地接受了英格兰法律的审判，然后被无罪释放，但他的合作者——苏格兰人罗伯特·瓦特（Robert?Watt）被判有罪并被处决。
《结社法》
政府敏锐地意识到，在不断发展的工业城镇中，工厂工人特别容易接受激进的想法并按呼吁行动起来。政治头脑发热的人可能会因奸细的煽动而公然走上街头，但冗长的工作时间和低工资意味着许多工人也开始结社以追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待遇。政府对雅各宾主义的恐惧导致了1799年和1800年出台了两部《结社法》（Combination?Acts），该法案规定工人加入工会是非法的。
反抗拿破仑的战争
1793—1815年
英国希望通过建立联盟和保持对海洋的控制来击败法国。1805年，法国入侵英国的希望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破灭，但直到又过了10年，法国的人力损失和英国的经济封锁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战争起因
法国发生的屠杀和大规模处决让英国公众感到震惊，但英国发动战争是出于战略原因。法国在1792年颁布的《博爱法令》（Edict?of?Fraternity）承诺支持所有国家进行反压迫斗争，这似乎是针对动荡的爱尔兰。法国占领比利时违背了英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维持低地国家的中立。法国计划恢复安特卫普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这同样威胁到了伦敦的地位。因此，英国开始了持续20多年的敌对行动。
大事年表
第一次反法联盟
战争的第一阶段对英国不利。小威廉·皮特希望建立一个反对法国的欧洲联盟，利用英国的财政实力为盟国的军队提供资金。到1797年，这一政策似乎已经崩溃。法国的革命军热情高涨，大举进军荷兰，迫使荷兰人放弃与英国的同盟关系。普鲁士退出了战争，而西班牙则投靠了法国。1796年，位于意大利的法军在年轻而富有魅力的指挥官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Bonaparte）的带领下横扫阿尔卑斯山。法国在陆地上似乎势不可当，而英国皇家海军在执行封锁任务时受到严重兵变的阻碍。到1797年，英国最后一个盟友奥地利提出和平提议时，英国已经孤立无援了。
1798—1801年，地中海的斗争
在意大利北部的指挥官和西班牙盟友的帮助下，法国控制了地中海的西部。1798年8月，纳尔逊（Nelson）在尼罗河口摧毁了拿破仑的舰队，这粉碎了法国向地中海东部扩张的计划。1799年，英国海军让土耳其和那不勒斯王国（Kingdom?of?Naples）一直陷在战斗之中，第二个反法联盟也组建了起来。但是在拿破仑的领导下，法国于热那亚附近的马伦戈（Marengo）取得了胜利，这个联盟也随之崩溃。拿破仑现在是法国的第一执政官（First?Consul），也是柏克10年前预言的法国专制统治者。英国海军又取得了两次胜利——1801年的哥本哈根海战以及1800年占领了战略要地马耳他（Malta）。
1804—1805年，入侵年代
新加冕为皇帝的拿破仑意识到，尽管他可以控制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但若想维持长期的霸权，他必须消灭那些“岛民”。在1804年至1805年间，他在布洛涅准备了一支庞大的驳船入侵舰队。然而，在皇家海军前往英吉利海峡清理法国舰队前，拿破仑的入侵军队就不得不转移到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迎战奥地利和俄国的联军。1805年12月，拿破仑在那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摧毁了皮特组建的第三个反法联盟，并将这位灰心丧气的首相早早送进了坟墓。然而，10月，英国皇家舰队在西班牙海岸的特拉法加摧毁了法国舰队，使英国完全掌握了制海权，进而确保英国不会遭遇任何入侵。正如海军上将约翰·杰维斯爵士（Sir?John?Jervis）向上议院解释的：“我并不是说法国人不能来。我只是说他们不能坐船来。”
经济战争
1806年，拿破仑开始了一场反对英国制造业的经济战争，他禁止自己的同盟国与英国开展任何贸易。1807年，英国人对他的“大陆体系”（Continental?System）做出了回应，英国枢密院命令实施反封锁，停止了与拿破仑阵营和欧洲其余中立国之间的所有贸易。两年后，英国在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peninsula）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威灵顿的辉煌胜利牵制了法国军队，让他们无法去支援其他地方，特别是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的军事冒险失败之后。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是为了迫使俄国人留在大陆体系内。但入侵俄国的战争变成了一场灾难，拿破仑损失了大约50万人，其中许多人死于寒冷和疾病。从这一刻开始，资源的计算就对科西嘉的天才不利了。1813年，第四次反法联盟在莱比锡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尽管两年后的滑铁卢，英国军队才是最终战胜拿破仑的最大功臣。
18世纪的爱尔兰
1695—1800年
1775年后，爱尔兰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威胁到英国对爱尔兰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控制。出于对爱尔兰民族情绪复苏和1798年起义的忧虑，伦敦政府于1800年将爱尔兰与大不列颠联合起来。
对天主教教徒的歧视
1691年后，英国和爱尔兰议会通过了一些法案，旨在限制爱尔兰天主教人口的权利，并确保占主导地位的新教盎格鲁–爱尔兰人（属于已建立的爱尔兰教会）的统治地位。刑事法律明显是为了鼓励天主教教徒服从爱尔兰教会而设计的。如果受益人皈依已建立的教会，那么他们有权获得更大份额的遗产，一些天主教的领主以这种方式保存了他们的财产。总的来说，到18世纪70年代，这些法律的效果让天主教教徒拥有的土地数量减少至不到10%。然而，没有出现大规模抛弃旧信仰的情况，旧的生活方式也靠着秘密的罗马神职人员和非法的“篱笆学校”（hedge?school）维持着。
惩罚性法律
根据惩罚性法律，天主教教徒被排除在都柏林议会、法律界和司法机构之外。天主教教徒购买、租赁或继承土地受到法律的限制，他们被禁止拥有用于军事目的的枪支或马匹。天主教教徒也被禁止教书和出国留学。天主教的牧师职位受到严格控制，一些刑事立法也专门针对持不同政见的阿尔斯特长老会（Ulster?Presbyterian）。
商业法律
除了这些民事上的障碍外，法律还被用来限制和控制爱尔兰的经济。由于担心竞争，查理二世的议会已经限制了爱尔兰对英国的牲畜贸易。1699年，爱尔兰羊毛商人被迫将全部产品出口到英格兰，并且要承受高额的关税。商业法律保证了林业和农业成为18世纪爱尔兰的主要产业。对木材和木炭的需求导致了过度砍伐，进而使林业的规模迅速下降。对于越来越漫不经心的盎格鲁–爱尔兰地主来说，农业具有更好的可持续性和盈利能力。到了18世纪60年代，爱尔兰成为腌制牛肉和黄油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英国军队和殖民地定居者的供应商。作家兼政治活动家斯威夫特（Swift）认为，对天主教爱尔兰人的法律和商业歧视使他们的处境“比法国农民更糟”。所以可想而知，许多人移民到了美洲殖民地。
大事年表
格拉顿和爱尔兰志愿者
尽管亨利·格拉顿（Henry?Grattan）是一名新教教徒，但他也是主张所有爱尔兰同胞都应当享有立法自由的爱国者。格拉顿是爱尔兰议会的一名出色的议员，他利用美国革命的危机迫使伦敦做出让步。1778年，原先驻扎在爱尔兰的大部分英国军队被派往殖民地，人们担心法国可能会在这时进行入侵。因此各种宗教背景的爱国爱尔兰人组成了志愿民兵以保卫该岛，法国因此受到了威慑。然而，这些志愿者同样表达出了强烈的爱尔兰民族情感。他们越来越激进，呼吁爱尔兰和英国之间进行自由和公平的贸易。格拉顿利用爱尔兰的民族情感浪潮和伦敦的忧虑实现了这一目标。1780年，《商法典》被废除，两年后，都柏林议会有权在没有英国议会及政府审查的情况下颁布法律。
爱尔兰与法国大革命
法国革命者的理想在爱尔兰找到了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1792年，共和派的沃尔夫·唐恩（Wolfe?Tone）和一些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亚麻布商人成立了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Irishmen），以确保改革后的宪法能够保障所有爱尔兰人的权利。爱尔兰人联合会很好地争取了所有阶层的新教和天主教爱尔兰人加入他们的事业。他们还获得了法国的支持，1796年，法国试图派遣部队入侵爱尔兰西部。随着局势的恶化，爱尔兰政府鼓励新教志愿兵（yeomanry）对天主教民众进行教派攻击。1798年，一场起义爆发了，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沃尔夫·唐恩也在这场起义中死去。不过，伦敦决定对爱尔兰的事务保持密切的关注，并将爱尔兰和英国议会联合起来。英国以解除天主教的限制来说服天主教支持《联合法案》（Union?Bill）。而赢得都柏林议员的支持只需要贿赂和贵族身份就够了。从1801年1月起，爱尔兰议会被废除，100名爱尔兰议员、28名贵族和4名主教加入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议会。
养活国民
1660—1800年
在从传统公共耕作转为资本化科学耕作的过程中，英国农村社会和陆地景色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农业现在成了一门生意，为不断发展的工厂城镇提供财富。
走向资本主义农业
从复辟时期到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不断增长的人口和不断上涨的价格激励着17世纪的土地所有者采用新的耕作方式，这些创新通常是模仿自荷兰。到了1650年，许多英国农民，特别是东盎格利亚的农民，已经改良了他们的草地，开始种植三叶草和芜菁等饲料作物，并因此饲养了更强壮的牲畜。在靠近伦敦的英格兰南部，现代农业技术的投资可以得到更好的回报，在都铎和斯图亚特时代，大部分土地已经被篱笆或栅栏围了起来。到1700年，富裕的佃农和自由农形成了新的阶层，他们从管理良好的集中性土地及为市场生产食品中获利丰厚。
变革的需要
尽管如此，在英格兰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村民们仍然以非常浪费的敞田制（open-field?system）进行耕种，他们只不过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将土地划分成分散的小块地带，几乎没有改变或试验的动机。创新型农民无法管控周围邻居，因此他们无法防止杂草和病虫害从一块田地蔓延到另一块田地，而且动物们可以不受阻碍地从牧场游荡到耕地上。传统的土地耕作方式意味着大部分可耕地要长期休耕，因此可耕地将变成普通草地或林地而无法得到充分利用。饲料作物很少种植，因此大多数牲畜不得不被屠宰和腌制以供冬季食用。苏格兰的农业也是类似的自给自足体系，即用犁耕或马铃薯培植床进行耕作，这种农业可以为中世纪的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但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17世纪90年代艰难的饥荒时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圈地
将土地重新分配为紧凑且易于管理的地块，引发了一场农业和社会革命。圈地需要议会批准，土地调查、法定所有权的准备，以及排水系统、篱笆和道路建设等改进农场的基础设施也需要议会批准。圈地从一开始就是昂贵的，受益者几乎总是最富有的农民和土地所有者，他们可以借入必要的资金来改善他们的新土地。一旦教区教堂的门上张贴了圈地通知，许多贫困的村民很快就会被挤出他们的耕地和公共牧场。议会敦促圈地专员确保所有村民的合法权利都得到考虑，但土地重组的过程和成本意味着许多农民（农场工人）在新的土地上只能得到很少的土地或根本得不到土地。整个小农阶层要么因为无力改善土地而不得不将其出售，要么将自己的劳动力卖给更幸运的邻居。许多人完全离开了土地，搬到不断发展的工业城镇寻找工作。
资本主义农业的胜利
18世纪资本化、科学化的农业成功激发了英国公众的想象力，从温莎庄园的“农夫乔治”一直到下面的臣民均是如此。更长的租约成为激励佃农的手段，让他们在知道自己将获得红利的情况下，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土地上。农业先驱托马斯·科克（Thomas?Coke）将一位把沼泽变成草地的富有进取心的佃户的租期延长了一倍。杰斯洛·图尔（Jethro?Tull）的播种机、斯莫尔（Small）的铁质摆杆犁和后来安德鲁·米克尔（Andrew?Meikle）的脱粒机等机器帮助提高了农业的产量和利润。清洁和滋养土壤的科学轮作制得到广泛采用，增加了任意时间高产农田的可用面积。数千亩的湿地通过挖掘地下沟渠的方式排干，并在沟渠中还填充了碎石以防泥土回埋。选择性育种和为牲畜提供丰富的饲料使牲畜体重增加了1—3倍。创新性的育种学家，如罗伯特·贝克威尔（Robert?Bakewell）和后来阿伯丁安格斯牛品种创始人休·托马斯（Hugh?Thomas），都是当时小有名气的人物。艺术家们接受委托，在画布上画下获奖的牲畜的形象。英国各地的农业协会都是通过展览、竞赛、讲座和出版物来促进农业的发展。
煤炭、钢铁、蒸汽与棉花
1750—1830年
18世纪，英国的工业生产速度被许多评论家称为“革命性”的。新的机器和工作方法，以及不断增长的需求，使英国成为一个工业强国。
指分散的手工工场。——译者注
在“家内制” 之外
1700年以前，有许多相关行业的工匠长期聚集的中心。谢菲尔德钢铁工人公会，也称为哈拉姆郡（Hallamshire）的卡特勒公司（Company?of?Cutlers），成立于1624年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然而，在1740年之前，工业生产往往是小规模的，各个流程就分散在专业的工作间周围。大多数工人希望为自己工作，以自己的速度成为独立的主人。然而，这些工作间规模太小，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适应不断增长的需求并利用技术变革的成果。在自己后屋工作的熟练手工织布工让位于工厂时代的“棉花棚”。后来的评论员将旧手工艺产业的消亡浪漫化并发出了悲叹。然而，在“家内制”的工人往往工资过低，因为18世纪的贸易者与19世纪的任何工厂老板一样热衷于降低成本。此时已经出现了一些更大的生产单位，如约翰和托马斯·隆贝（Thomas?Lombe）在德比郡的德温特河（Derwent）上建造的丝绸厂，到1717年，这家工厂雇用了300多名工人。
水和蒸汽
水力机械长期以来一直用于工业，不仅用于磨粉，还用于为缩绒机和金属车间的风箱和锤子提供动力。快速流动的河水在18世纪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家水力纺织厂于1771年开工，随后还有许多其他水力工厂陆续建立，如柴郡的斯泰尔（Styal）的库里班克纺纱厂（Quarry?Bank?Mill）和拉纳克郡（Lanarkshire）克莱德瀑布（Falls?of?Clyde）上的新拉纳克纺织厂（New?Lanark?Mill）。然而，变化的速度实在太快，9年后，第一座蒸汽驱动的磨坊就建成了。蒸汽动力的发展是为了应对挖得越来越深的煤矿和锡矿的排水问题。萨弗里在1698年发明的水泵和纽科门（Newcomen）在1712年发明的发动机都使用蒸汽，这两种机器都使用大气压力来抬高水，不但效率低，而且很笨重。詹姆斯·瓦特（James?Watt）改进的蒸汽机，与马修·博尔顿（Matthew?Boulton）精确加工的汽缸，以及威廉·默多克（William?Murdock）的“太阳行星齿轮系”，创造出一种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的机器。到1870年，全英国有超过10万台蒸汽机在工作。工业越来越集中在煤田上方，由于动力织机的发明，奔宁山坡上的早期纺纱厂大多已被废弃。尽管如此，水力在蒸汽时代仍被很好地使用。马恩岛的拉克西矿坑（Laxey?pit）的大水车建于1854年，而达勒姆县的基洛普（Kilhope）铅矿则于1866年安装了一架水车来粉碎矿石。
早期的矿工使用烛光在地下工作，因此要冒着点燃渗出气体的危险。1815年以后，安全灯的发明大大改善了这一情况。
“大资本家”
棉花产业的发展得益于纺纱和织造技术的几项突破。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Arkwright）在德比郡的克罗姆福德（Cromford）纺织厂将这些技术结合起来，生产出更结实的多用途纱线。阿克赖特很快就看到了蒸汽动力的潜力，并于1780年在他位于沃克斯沃斯（Wirksworth）的新工厂安装了博尔顿–瓦特机器。为了有效地使用这些机器，他安排工人们每12小时进行轮班。阿克赖特的创新为他赢得了财富和爵位。
大事年表
煤炭和钢铁
指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英国炼铁大师，首次成功用焦炭冶炼铁矿石。——编者注
1700年，煤炭是富人家庭的生活燃料。到1850年，它已成为英国工业力量的支柱，煤炭的年开采量从400万吨增至1200万吨，增长了3倍。在1700年，钟形坑和横坑（水平）矿山的旧开采方法已达到极限，但在深井里作业难度很大。汉弗莱·戴维（Humphrey?Davey）在1815年发明的安全灯使矿工们能够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工作，同时不会点燃矿井深处出现的空气和甲烷的爆炸性混合物——沼气。1795年后，约翰·巴德尔（John?Buddle）的排气泵开始取代矿井风门开关管理员，这些管理员整天蹲着打开和关闭活门，将空气推到下面。到了1830年，蒸汽驱动的风扇使矿工能够在更深的地方挖掘“黑钻石”。一旦达比 王朝的铁匠大师们在什罗普郡（Shropshire）的煤溪谷（Coalbrookdale）完善了用焦炭冶炼铁矿石的方法，英国对煤炭的需求就变得更大了。以前的铁匠们使用木炭炼铁，他们甚至将一船船的铁矿石运往苏格兰高地，因为那里的熔炉有着丰富的木材供应，例如，阿盖尔郡的博诺（Bonawe）。使用焦炭，以及“精炼法”或搅拌熔融矿石以释放杂质的方法，使得优质铁的制造成本变得更低。大型工业企业出现在英国各地，如梅瑟·蒂德菲尔（Merthyr?Tydfil）的斯法尔夫法工厂（Cyfarthfa?Works）和福尔柯克的卡隆钢铁厂（Carron?Iron?Works）。
交通革命
1700—1820年
都铎王朝和斯图尔特王朝时代，在英国和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驮马仍然是最有效的交通工具。然而到1820年，一个由运河和收费公路组成的庞大的交通网络彻底改变了货物运输的规模和成本。
古老的道路
18世纪初，旅行和货物运输是两大难题。生产出来的商品需要用长长的驮马队运往市场，这些驮马队由40匹或更多匹驮马连接而成。对于个人来说，最快的旅行方式仍然是骑马。1603年，蒙茅斯伯爵骑着马风驰电掣般地把伊丽莎白的死讯传递给了爱丁堡的詹姆斯六世，用时还不到60小时。他的这一纪录直到19世纪初才被打破。英格兰议会和苏格兰议会都通过法令，授权地方官员调集人力、物力修路，但这些法令大多成为一纸空文。石桥寥寥无几，在英国大部分地区，即使到了18世纪，摆渡人也还在靠着在渡口背旅客过河为生。
收费公路的出现
1660年后，随着第一条收费公路投入使用，英国的道路状况得到了改善。收费公路的成功令英国各地的商人和地主备受鼓舞，他们纷纷成立了收费公路信托基金，他们有权从收取的通行费中拨出款项来改善道路。这些新修的道路更加笔直，不但设有收费闸口，还配备了警察；很多当地人对在他们常走的道路上通行却要付费而愤愤不平，由此引发了布里斯托尔和约克郡的严重骚乱，闸口和收费站遭到破坏。尽管如此，在收费公路上通行还是要快很多，特别是18世纪80年代以后修建的那些柏油马路。这些马路用碎石和沙砾铺成，路面中间略微拱起，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雨水和霜冻对道路造成的破坏。到1810年，英国建成的收费公路总里程将近1.6万千米（1万英里），每天进出伦敦的公共马车有1500多辆。全国有数百家客栈，这些客栈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客栈不仅为旅客提供茶点，还为旅客提供马匹、马车夫及随行护卫的更换服务。1784年，英国皇家邮政开设了特快邮政马车服务。自此，伦敦及其他区域性大城市的报刊便有了自己的产品分销系统。收费公路把首都和其他各地连接起来，即使是在最僻静的山谷里生活的村民，也能了解到国家大事。
“工业动脉”
英国建设的第一条航道是沿自然河流开发的很短的河道船闸系统。1564年，英国开凿了一条连通大海和埃克塞特内陆港的人工运河，但这条运河的长度还不到3千米（2英里），深度也只有1米（3英尺）。由于造价昂贵而经济价值又微乎其微，埃克塞特运河建成后，运河建设进入了停滞状态。不过这种状况在18世纪得到了改观。当时，工业模式和人口模式正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运河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加可观。纽里运河（Newry?Canal）就是这样一个日进斗金的项目。这条运河连接波塔当（Portadown）和爱尔兰海，长达30千米（20英里）。煤矿开采出来的煤通过它可以更加便捷地运往都柏林和英格兰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