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年表
运河开凿热潮
利物浦的商人看到纽里运河利润可观，便纷纷出资开凿连通默西河的桑基运河。1757年，桑基运河全面投入运营，煤炭的运价定为每吨10便士。1759年，运河工程师詹姆斯·布林德利（James?Brindley）想在英格兰建设一张纵横交错的水路交通网；1766年开始向南开凿大干流运河（Grand?Trunk?canal）。哪里有需要用到煤炭、铁矿石、黏土等重质资源的工厂，哪里就会开凿运河，因而运河数量激增。到1820年，水路交通网已初具雏形。然而到18世纪90年代，英国批准了很多过于雄心勃勃的运河项目，有些运河并非商业需要，而有些运河则由于施工难度大而导致成本成倍增加。截至1830年，英国内陆水道的通航里程达到6450千米（4000英里），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中部城市都离可通航的河流或运河很近。
运煤运河
1761年后，布里奇沃特公爵（Duke?of?Bridgewater’s）为了将沃斯利（Worsley）煤矿开采出来的煤炭运往曼彻斯特，特意开凿了长达11千米（7英里）的布里奇沃特运河。游客们骑着自行车，看着运煤驳船从横跨在艾威尔河（river?Irwell）上的高高的渡槽驶过，惊叹不已，但布里奇沃特运河真正的奇迹在于曼彻斯特地区的煤炭价格受其影响暴跌了50%以上。布里奇沃特公爵因此跻身英国首富行列。
人口激增
1750—1850年
1750年后，虽然很多英国人和爱尔兰人选择移民去新殖民地，但是两国的人口仍在急剧增长。虽然脏乱城区的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但人口整体上呈迅速增长趋势。
数字游戏
虽然人口统计数据只是从1791年的《苏格兰统计报告》和1801年的人口普查开始才变得足够准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整个乔治王朝时期和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英国的人口持续增长。1751年，英国和爱尔兰的人口大约有1000万，而一个世纪后就超过了2700万。此外，城镇人口越来越多。1700年，大约20%的英格兰人居住在城镇。到1821年，这一比例已经翻了一番。工业中心的人口增长率令那个时代的人们感到震惊，也引起了他们的担忧。在他们有生之年，曼彻斯特这座集市城镇成为拥有30多万居民的“棉都”。小小的大学城格拉斯哥（Glasgow）靠着发展烟草贸易及后来的重工业一跃成为“大英帝国第二大城市”。从1750年至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伦敦人口从65万左右增长到将近250万。约克、埃克塞特、布里斯托尔等老牌中心城市的人口也在增长，但增长速度较慢，很快就被那些新兴的大型工业中心赶超。
城镇问题
人口迅速拥入市中心，这让当局措手不及。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的过度拥挤让现有的城市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明渠和暗沟根本无法处理大城市每天所产生的大量排泄物，而且很少有地区能够供应优质可靠的淡水。在较贫困的地区，公共卫生状况糟糕，加上贫民窟过于拥挤而且通风差，这些都为霍乱传播提供了最佳条件。1831年，霍乱首先传入港口城市桑德兰。
马尔萨斯人口论
大多数评论家认为，人口增长导致消费者和工人的数量增加，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英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对此持悲观态度。他在1798年曾经预言：人口不断增长，很快就会造成粮食供不应求，到1850年，大面积的饥荒就会爆发。马尔萨斯主张通过道德约束将人口维持在一个可持续的水平，下层社会尤其如此。以后的政府受他这些观点的影响，改变了处理穷人问题的方式，政府不再给子女多的家庭发放“院外”救济金，而是设立了纪律严明、男女分开的济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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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生育
1750年后，在工业国家英国，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里新开的磨坊、煤矿和铁匠铺找工作。这些城市移民中有很多人年龄都在15岁至25岁之间，他们发现自己几乎马上就能领到比较高的现金工资。很少有年轻人需长期做学徒并满足行业标准，才能挣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他们在城里找到未来结婚对象的机会也多，而且很多来自农村那个小圈子里的年轻人早已将传统社会和宗教的限制抛在脑后。结果，很多人都早婚早育。1770年后，兰开夏郡和约克郡那些工业城镇的出生率远远高于东南英格兰（South?and?East?Anglia）那些更为保守的集市城镇的出生率。
肥皂与科学
随着运河及后来铁路的开通，廉价的煤炭被源源不断地运到城里，用热水洗澡、洗衣服、擦洗屋子也就变得方便多了。改革家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Place，1771—1854）指出，由于有大量的热水、肥皂和棉花，在他有生之年，下层社会的清洁标准有了很大提高。1770年后，棉布衣服价格低廉，清洗也方便，不像以前穿的厚重的毛料衣物那样很少清洗。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肥皂从奢侈品变成了日常用品。1789年，安德鲁·皮尔斯（Andrew?Pears）开始生产一种半透明的肥皂，而位于格拉斯哥的大型化工厂圣罗洛克斯化工厂（St.?Rollox?chemical?works）则生产了一系列工业和家用漂白剂。家里变得更干净、更温暖了，这更有利于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新生儿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他们活到成年的概率也比以前高很多。1830年，5岁的婴幼儿数量是一个世纪前的2倍。这得益于科学上的新发现，特别是格洛斯特郡的爱德华·詹纳医生在疫苗接种方面所做的研究。由于他的研究，1810年，天花死亡率已有所下降。
自然神论者和循道宗教徒
1700—1800年
18世纪，很多英国圣公会的神职人员并不欢迎宗教狂热，他们担心这会引起社会动荡。循道宗教徒和一些早期的福音派圣公会教徒把福音传给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穷苦大众，而处于观望之中的地方执法官们显得惴惴不安。
精神上的平静
在18世纪的英国，国教是最主要的赞助来源之一。正因如此，很多人纷纷加入圣公会成为神职人员。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像耶稣基督那样过虔诚信教的生活，而是能够拥有稳定的社会地位。对很多圣公会的教区牧师来说，周日的弥撒难免会干扰他们的社交活动、业余爱好或者所谓的学术兴趣，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很多人深刻认识到，由于清教教徒的过度狂热，英国社会在17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一直动荡不安。这些人注重稳定，因而更愿意接受自然神论神学家的思想，那些思想理性而温和，例如，约翰·托兰德（John?Toland）创作的《基督教并不神秘》（Christianity?not?Mysterious）就摒弃了宗教信仰中诸如预言和神迹这些超自然元素。对这些信徒来说，自然神论是一种合乎情理的信条，它与科学研究所揭示的对世界的新理解非常吻合。
格里菲斯·琼斯
并非所有圣公会教区牧师都只顾潜心研究而不顾自己的信众。很多牧师非常关注社会现实，他们关注当地的校舍，对教区里的穷人也照顾有加。那些大城市里的牧师则大力开展运动，减少酗酒和不学无术这些困扰下层社会的恶习。
格里菲斯·琼斯（Griffith?Jones）是这些福音派圣公会教徒中最早也是最积极的一位，他认为救世的关键在于教育。琼斯是卡马森郡的兰德沃（Llanddowror）教区的教区长，他通过布道和开办巡回学校让更多人学会了读书识字。这些学校在一个地方待上几个月，再转移或巡回到下一个村镇。仅1737年一年，他就开办了37所巡回学校。琼斯在他的学校使用威尔士语授课，虽然他的学生说的也是威尔士语，他本人却因此受到了一些人的猛烈抨击。
循道宗教徒
18世纪30年代初，在牛津大学求学的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和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Wesley）兄弟二人以及他们在牛津大学“圣社”（Holy?Club）的那些朋友名噪一时。他们研读《圣经》治学严谨，严格遵守斋戒戒律，不喜欢参加大众娱乐活动。因为他们做事喜欢循规蹈矩，所以得了“循道之人”（Methodists）这么个绰号。18世纪30年代末，他们开始打着“循道宗教徒”的名义进行传教活动。1739年，蒙受神恩的传教士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Whitefield）率先在布里斯托尔附近的金斯伍德（Kingswood）为矿工们进行露天布道。约翰·卫斯理最初还担心野外布道是有罪的，但他很快也开始效仿怀特菲尔德。当时，几乎所有像样点的圣公会教堂都将他拒之门外，他别无选择。于是，约翰·卫斯理便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他每年长途跋涉数百英里，在英国各地巡回布道，把福音传给千千万万的会众。卫斯理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直到年逾八旬，他还深入到英格兰北方煤矿和康沃尔锡矿的矿工中间，跟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一起做礼拜。
圣公会的反应
其他的圣公会神职人员并不接受循道宗教徒。他们讨厌循道宗教徒那慷慨激昂的讲道方式，尤其对循道宗使用未经任命的在俗传教士来传教和履行牧灵职责极为不满。循道宗传教士在城外讲道时，都会聚集大量赶来聆听的劳动人民，地方执法官们对此恐慌不已。会众规模经常会超过2万人。对每一个参加集会的信徒来说，这很可能是他当时见过或者能想象到的最大规模的集会。卫斯理和他的同事成为众矢之的，理由是他们煽动社会动乱，助长宗教狂热，干扰宗教活动秩序。圣公会暗示这些巡回传教士是教皇或詹姆斯党派出的密探。起先，民众轻信了这话，很快就被煽动起来。他们袭击循道宗传教士，袭击知名支持者的住宅。然而由于循道宗教徒在穷人中布施恩德，广行善事，而且他们严格恪守道德准则，循道宗教徒最终得到了认可和赞赏，他们所遭受的迫害也逐渐平息。除了巡回布道，卫斯理还经营慈善机构，开办小教堂，管理孤儿院和学校。卫斯理自己过的这些敬虔生活完全没有脱离英格兰圣公会，这是无可非议的。卫斯理去世时享年88岁，他一生行善，在他的激励下，年轻的圣公会信徒和循道宗信徒更加关注改善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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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激进主义运动
1815—1820年
1815年后，英国迎来和平年代，而此前的战时经济却遭受重创。严重的失业和社会贫困引发了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运动，但遭到了政府的残酷镇压。
社会贫困
反法战争久拖不决，这对英国广大工人阶级来说喜忧参半。战争刺激了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各个工厂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这为劳动人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政府要偿还的战争债务越来越多，导致很多日常必需品的价格上涨，而且赋税也增加了。1793年至1815年，面包价格几乎涨到了原来的3倍，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却增长甚微。在有些行业，工人的工资长期处于下降状态，那些使用手摇织布机与蒸汽织布机竞争的织布工更是如此。1815年，随着和平的到来，工厂与政府签订的供应合同终止，结果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同时，将近20万名退伍军人拥入就业市场。在战争年代，由于粮食和肉类价格上涨，那些贫瘠的土地也被农场主开垦出来耕种，而现在他们削减了开支，很多农业劳动者变成了无业游民。战后，英国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之后便进入了物价不稳定和经济衰退时期。
《谷物法》
1815年，利物浦勋爵领导下的托利党内阁面临着9亿英镑的国债，每年光利息就需要支付3000多万英镑。为了平衡预算，他们通过了《进口法案》（Importation?Act），又称《谷物法》（Corn?Law）。法案规定，除非英国本国的农作物价格超过规定价格，否则禁止从国外进口高价谷物。《谷物法》旨在保护英国的农业和货币储备，却导致了面包及其他食品的价格空前上涨。投机商哄抬粮价，大发横财，而英国各地的失业民众却食不果腹。1816年，政府取消了对富人征收的战时所得税，全国各地民众的不满情绪愈演愈烈。为了偿还国债，政府开始对糖、茶、啤酒、烟草、蜡烛和肥皂等日用品征收高额关税。这种从直接税到间接税的转变自然对社会中的贫困阶层打击最大。激进的演说家们呼吁议会应该进行改革，不能只保护富人利益，而要服务于国家利益。此言一出，拥护者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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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骚乱
尽管《结社法》禁止工人参加工会组织（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在战争期间，工人们为了生活还是采取了一些行动。诺丁汉郡的纺织工人戴着虚构出来的草莽英雄、来自舍伍德森林（Sherwood?Forest）的内德·卢德（Ned?Ludd）的面具，趁着夜色突袭纺织厂，捣毁了新的织布机。在兰开夏郡和柴郡，一群穷困潦倒的纺织工人试图摧毁使用动力织布机的纺织厂。当局迅速而强有力地镇压了这些小规模的骚乱，但威胁仍然接踵而来。1816年，激进主义者在伊斯灵顿（Islington）的斯帕·菲尔兹集会，最终引发暴乱，武装暴民们冲上伦敦街头。1817年，曼彻斯特的失业工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他们前往伦敦向摄政王请愿，要求得到救济、实行议会改革，史称“毛毯纺织工游行”。政府为了尽快抓到激进派领导人和煽动者，对每起案件都暂停实施《人身保护法》。
“彼得卢”
1819年，由于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示威者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组织大型集会，呼吁进行改革。惶恐不安的地方执法官命令义勇骑兵队逮捕了激进主义演说家亨利·亨特（Henry?Hunt）。在随后的混乱中，11名示威者被杀，还有400多人受伤，他们大多是被骑兵用马刀砍伤的。这次袭击针对的是手无寸铁的抗议人群，其中还有妇女和儿童，因而人们讽刺地称之为“彼得卢”（Peterloo）。彼得卢事件发生后，举国震惊，政府却通过了一系列的高压法案，禁止激进主义者举行公共集会和发表言论。1820年，一起在晚宴上刺杀内阁成员的阴谋被曝光后，民众对这些高压法案所产生的不安情绪逐渐平息。密谋者们当场被捕，他们似乎是受了政府间谍的怂恿才策划了这起阴谋。同年，苏格兰激进主义者发动暴动。参加暴动的矿工们试图占领福尔柯克附近的一家兵工厂，结果，11名示威者被军队击毙。危机过去了，部分原因在于经济逐渐适应了和平时期的需求，社会形势好转。
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举行的示威集会最终导致流血冲突，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被骑兵部队杀害。
清洗运动与大饥荒
1750—1850年
1745年后，很多苏格兰高地人移民到了北美。有些人是出于自愿，而有些人则是在“清洗运动”中强制被驱逐出去的。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爆发大饥荒，随后便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潮。
人口过多？
18世纪末，虽然苏格兰北部曾发生过1745年的那场灾难，但那里的人口仍在不断增长。然而，移民正在成为高地社会的一个恒定因素。1763年至1815年，数以万计的苏格兰高地人被征召入伍，他们组成新的高地兵团参加英法战争。还有一些高地人则是在18世纪60年代初庄稼歉收后，被殖民地的千里沃野所吸引而自愿移民的。1775年后，加拿大成为许多苏格兰高地人移民的首选目的地，这是因为据说他们信仰的天主教在新英格兰不受欢迎。
绵羊的到来
由于南方养羊农场主的到来，许多高地小农户被赶出了他们世代耕种的农田。在卡洛登战役结束的那段和平时期，宗族首领不再需要宗族勇士以服兵役或者实物形式来缴纳地租。高地的地主们现在渴望能够跻身爱丁堡或者伦敦的上层统治集团，为此他们需要现金地租。南方的养羊的农场主愿意给现金，而且他们给的现金之多，没有哪一个小块土地占有制（run-rigs）下的农民出得起。1785年，位于希尔峡谷（Glen?Shiel）的一处牧场以310英镑的天价租给养羊人。这块土地在以前只能从佃农那里赚到10英镑。1826年，拉姆岛上的所有居民都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饲养了8000多只绵羊的农场主。
1814年，纳弗河谷事件
最臭名昭著的强行迫迁发生在萨瑟兰，那里的斯塔福德侯爵（Marquis?of?Stafford）驱逐了1.5万名小农户，腾出土地放牧绵羊。斯塔福德侯爵把海边的土地租给佃农，他们可以靠经营小农场和捕鱼为生。然而在纳弗河谷（Strathnaver），斯塔福德侯爵的代理人对那里的农民进行了野蛮驱逐。他们放火烧毁农民的房屋，致使一名妇女被活活烧死。随后的审判引起了全国人民对强行迫迁问题的广泛关注，那些流离失所的高地人也赢得了公众的同情。尽管如此，清洗运动在整个19世纪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850年后，清洗运动开始愈演愈烈。一些腰缠万贯的南方人移居苏格兰高地，他们买下大片私有土地，驱逐那里的高地人，然后在此猎捕鹿和松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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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作物之王
——马铃薯
1800年至1841年，爱尔兰人口从450万增加到850万。然而除了阿尔斯特省，爱尔兰其他地区并不盛产煤和铁，所以不断增加的人口不得不靠种地为生。天主教教徒对土地的所有权受到限制，这就意味着农田转租制度已经形成。因此，很多爱尔兰农村人不得不在小农场务农。1840年，爱尔兰有将近一半的农场占地都不到3英亩（1.2公顷），而占地超过15英亩（6公顷）的农场几乎没有。马铃薯的亩产量是谷物的两倍，因而成为农民种植的首选作物。农作物之王马铃薯是大约400万爱尔兰农村人的主食，不过很多家庭只能靠着在苏格兰和英格兰西部的农场里打打零工来勉强维持生计。
“腐烂的马铃薯臭气熏天”
1845年，单一种植的危害开始凸显。爱尔兰种植的马铃薯作物普遍遭遇晚疫病侵袭。这是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疫霉菌，会导致植株枯萎、块茎腐烂、散发恶臭。在随后一年，晚疫病再次来袭，马铃薯减产四分之三，数百万人因此陷入饥饿和贫困。政府的救济措施是临时的、不充分的、缓慢的。从美国进口的廉价玉米不经过费用昂贵的加工，就根本不好消化。修路等公共救济项目虽说提供了工作，但由于连月来的营养不良，男男女女早已疲惫不堪。1846年至1847年的冬天特别寒冷，这对虚弱无力的人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1845年至1849年期间，估计有100万爱尔兰人死亡；另有200万人移民，这些人大多去了利物浦、格拉斯哥和南威尔士，而稍微有点钱、胆子又大一点的人则铤而走险，他们搭乘“棺材船”（‘coffin?ships’），横渡大西洋去了美国或者加拿大。在爱尔兰大部分农村地区，人口锐减，全村十室九空。不过，虽然这场发生于1845年至1849年的大饥荒造成了灾难性的人员伤亡，但它为19世纪60年代进行的农业用地整治提供了新的基础，也为高效提高粮食生产提供了机会。然而英国政府为自己的无能和拖延付出了政治代价——在大饥荒结束后，英爱关系长期受到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