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世界工厂
1830—1875年
19世纪，英国技压群雄，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1851年，英国举办万国工业博览会，全面展示了英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充分彰显了英国人对这些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但到1875年，英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已经受到严重威胁。
经济霸主
得益于技术革新、丰富的煤炭供应、廉价的生铁，以及国内市场和殖民地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英国技压群雄，赶超欧洲竞争对手。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煤炭开采量是法国、德国、俄国和比利时总开采量的9倍。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很多城镇居民住的地方就紧挨着煤矿的皮带输送机或者工厂高耸的烟囱。辉格党政府和托利党政府不愿插手工业问题，普遍奉行“自由放任”政策，这也推动了工业的发展。结果，英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统治地位。
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
公务员亨利·科尔（Henry?Cole）在参观完巴黎商品交易会之后，第一次萌生了要在伦敦举办工业博览会的想法。1851年夏，他说服阿尔伯特亲王（Prince?Albert）提供赞助，在海德公园举办了万国工业博览会。展品陈列在一栋别出心裁的建筑内。这栋建筑由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Paxton）设计，用玻璃和钢铁这些预制构件组装而成。英国的讽刺杂志《笨拙》（Punch）给它取名为“水晶宫”。在建成后5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水晶宫内就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3万多件展品。高耸的玻璃大厅牢牢吸引了英国公众的眼球。成千上万的人通过新建成的铁路网拥向伦敦。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去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仅仅持续了6个月就闭幕了。随后，水晶宫被拆除，然后在西德纳姆山（Sydenham?Hill）重新矗立起来。不过在这短短的6个月里，博览会就吸引了600多万名游客前来买票参观。英国用赚取的门票收益建设了一系列的公共工程，例如，阿尔伯特音乐厅、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等。万国工业博览会也是英国人民族自豪感的一次集中体现，此后，“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一词便用来表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克里米亚战争，无能暴露无遗
1854年，英国对俄国开战，这种自信心的脆弱性很快就暴露出来。虽然主战场位于俄国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但由于电报的发明，《泰晤士报》的读者便能通过威廉·罗素（William?Russell）发回的专题报道了解战事进展。在这场由战壕、大炮和精准步枪组成的现代战争中，英军暴露出的问题有兵力部署不足、弹药补给匮乏，再就是指挥不当。英军指挥官是一名贵族，他的军衔还是花钱买来的，根本就没有指挥能力。随着技术的革新，英国那些陈旧的社会体系逐渐被淘汰，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英军在巴拉克拉瓦（Balaclava）战役中白白葬送了一个轻骑旅以后，军队上的买官卖官制度就被废除了。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约60年，她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1837年，维多利亚即位，这是她始料未及的，在她统治初期，她主要忙于结婚生子。1861年，她深爱的阿尔伯特亲王去世后，她便开始过起了隐居生活。在她的晚年，英国进入了一段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帝国强盛的时期，她也因此成为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象征。
棉花危机与大萧条
截至1861年，兰开夏郡的2000家棉纺厂生产的棉纺织品已经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然而，这些棉纺厂使用的原棉严重依赖于美国南方蓄奴州的供应。1861年至1865年，由于美国的北方联邦海军成功封锁了南方邦联的各大港口，原棉供应被迫中断了4年之久。兰开夏郡和格拉斯哥等其他一些棉花城市陷入一片萧条，成千上万的人失业，政府不得不拿出公共基金来救济贫困。奇怪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什么骚乱发生。很多受到影响的工人都支持美国的北方联邦，特别是在北方联邦把黑人解放事业作为主要战争目标以后。1867年，棉纺厂恢复运转，但1875年后，大萧条波及英国各行各业，棉纺织业自然也不例外。
世界经济霸主宝座易主
1875年至1900年，英国贸易停滞不前。其他国家大多得益于英国的技术和资本，经济有了迅猛发展。南北美洲平原和乌克兰大草原生产的小麦及其他粮食潮水般涌入世界市场。虽然这意味着英国的产业工人可以吃上更便宜的粮食，很多农民却因此遭殃。在其他行业，由于德国、美国、法国、俄国和日本的工业生产现在已经能够满足本国市场的需求，英国产品很难销到国外。英国的工厂只能忙于发展帝国贸易，但到1890年，英国在关键行业的霸主地位已被更富有革新精神的竞争对手所取代。
选举权的扩大
1832—1884年
在整个19世纪，选举权逐步扩大到一般选民。有的人担心这会引发革命，而有的人则认为这是一种逐步实现变革的方式。
腐败的议会
直到1832年，议会也未能实施改革。虽然英国人口已经增至2400万，但全体选民总共才43.5万。在一些选区，例如威斯敏斯特，选举权相对公开，选民人数也多。但另一个极端是很多选区普遍存在腐败现象。骚乱、贿赂、酗酒可谓司空见惯。选民们盼着受贿，他们把自己手中的选票当成一种个人财产，而不是当成一种权利。公开投票很容易受到恐吓——1784年，就连乔治三世也派仆人去竞选活动现场胁迫那些想给激进派候选人福克斯投赞成票的选民。选举活动持续了好几天，由于地方选举是错开进行的，大选最终结果可能要几周后才能出炉。
改革危机
最大的荒谬之处在于，那些对政府财政贡献巨大的工业城市几乎连一个议会代表也没有。在由地主阶级把控的议会中，几乎没有中产阶级的一席之地，然而随着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他们逐渐掌握了经济权力。政治联盟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议会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中产阶级的商人大多都支持政治联盟所提出的主张。随着时间的推移，1780年的那些激进思想——扩大选举权、平等合理地分配议席、定期组织选举以及减少选举腐败，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共识。1831年，新成立的辉格党政府决定改革议会。由于辉格党首次提出的《改革法案》遭到搁置，大选提前进行，结果辉格党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辉格党再次提出《改革法案》，却被上议院否决，英国各地一时骚乱不断。在布里斯托尔和诺丁汉，公共建筑被暴民夷为平地，政府不得不派军队来恢复秩序。当《改革法案》第三次被提出时，上议院威胁说还会否决此项法案。为了使《改革法案》能在上议院全案通过，辉格党政府首相格雷（Grey）请求威廉四世大量册封辉格党党员为新贵族。国王没有同意，随后格雷就辞职了。威灵顿公爵奉命操控议会通过一项弱化版的法案，但示威人群聚集在他的伦敦官邸外，并高呼“法案，整项法案，只要法案”，于是他明智地打起了退堂鼓。国王向格雷承诺“你要多少贵族名额，我就给你册封多少”，格雷这才再次上台。1832年6月，在格雷的推动下，《改革法案》终于形成法律。
大事年表
改革如同隔靴搔痒
1832年通过的《改革法案》取消了严重腐败选区的席位，而这些选区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南部和西南部。下议院席位被分配给了英格兰北部、中部地区和苏格兰中部的那些较大的工业城市，以及伦敦的一些新兴地区。选举权得到扩大，新增选民21.7万。然而，这次议会改革并不彻底。富裕的中产阶级被吸收到国家政体中来，那些在工业城市举行示威游行、呼吁议会改革的激进分子和工人阶级并未能获得一席之地。很多人认为辉格党背叛了他们，于是就寻求其他途径来推动变革。
冒险之举
在接下来的35年里，推进选举权改革的浪潮此起彼伏。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迪斯雷利（Disraeli）首相充分意识到，推进改革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1867年，他向议会提交了他的《改革法案》。他希望此举能增加保守党得票数，从而“把辉格党踢出局”。然而当法案通过时，进步的保守党成员和自由党成员对其做了修订，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城镇工匠也获得了选举权。这就新增了100万选民，选民人数也较以前翻了一番，但绝大多数英国成年人仍然没有选举权。尽管如此，英国人民无须拥上街头发动革命，也肯定能有权选择政府，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明朗。
秘密投票
1872年，选举开始采用秘密投票方式，而不再采用公开投票方式，此举几乎杜绝了选举中的行贿受贿现象。在爱尔兰，选民们在投票时再也不用担心那些手眼通天的地主日后来迫害他们了，这极大地推动了爱尔兰自治运动的发展。1884年，第三部《改革法案》对郡和市镇的选民资格做了统一，使选民人数在现有300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00万。席位分配更加合理，很多历史悠久的选区失去了议员席位。虽然英国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但更多的人开始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
铁路狂热
1830—1850年
1830年后，蒸汽机车迅速取代了马拉货车轨道（wagonways）、运河和收费公路上的大马车服务。铁路成为王者，它对英国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马匹到蒸汽机车
很久以前，煤矿和一些采石场一直都用木质轨道来帮助马匹牵引装满货物的货车车厢。早在1728年，长达13千米（8英里）的坦菲尔德轨道上，每天都有1000多辆货车从达勒姆山煤矿驶往泰恩河。1803年，康沃尔郡工程师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Trevithick）在煤溪谷进行了蒸汽机车试验；1804年，他在潘尼达伦（Pen-y-darren）的矿车轨道上再次进行试验。1814年，乔治·斯蒂芬森（George?Stephenson）在纽卡斯尔附近的基林沃思煤矿制造出了一台蒸汽机车，这台机车载重30吨，时速稳定在6.5千米（4英里）。斯托克顿至达灵顿路段的铁路公司的股东们看到这一成功后，随即任命斯蒂芬森担任他们公司的总工程师。1825年9月，斯蒂芬森制造的动力号机车牵引着36节载有煤炭、谷物和500多名乘客的货车车厢，沿着轨道行驶了15千米（9英里），最高时速达到24千米（15英里）。1829年，斯蒂芬森制造的火箭号机车在雨山试车选拔赛（Rainhill?trials）中拔得头筹。不久以后，第一条永久性的客运铁路便投入运营。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运营第一年，全年运送旅客就达44.5万人次。1835年，这家公司的股东们拿到了他们的巨额投资分红。
全国铁路网
想投资铁路的投资者大有人在，其结果就是一张遍及英格兰各地的铁路网迅速铺开。1837年，连接伯明翰西北部和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大枢纽铁路（Grand?Junction?Railway）全线贯通。1841年，由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Isambard?Kingdom?Brunel）负责修建、连接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大西部铁路（Great?Western?Railway）建成通车。农民、地主、运河所有者、收费公路信托人、客栈老板和猎户都担心铁路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因而强烈反对修建铁路，尽管如此，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张遍及英格兰各地的全国铁路网已初具雏形。截至1870年，英国的铁路里程增加了8倍，年运送旅客超过4亿人次。
地铁
在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发展日新月异。在这座不断扩张的城市，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伦敦修建了第一条地下铁路——大都会铁路（Metropolitan?Railway），并于1863年1月开通运营。仅在运营首日就迎来了4万名乘客，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地铁的潜在需求是多么巨大。到1884年，地铁内线网络已经形成。伦敦早期的地铁是蒸汽机车，虽然地铁内有很多通风口可以排烟，但还是浓烟滚滚。1892年，随着电气化铁路的出现，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安静、更健康了。
大事年表
“铁路之王”
19世纪40年代，铁路狂热席卷英国。1844年至1846年，议会收到的关于建议新建铁路的议案由49项增加到219项。投资商们争着抢着也要投资铁路建设，那场景恰似运河狂热那会儿，他们很容易说服自己去支持那些往往不赚钱的方案。成功的约克至中部地区铁路公司（York?&?Midland?line）董事长乔治·哈德逊（George?Hudson）就是那个时代的伟人。哈德逊利用他所掌握的财富和他作为议员所积累的人脉，吞并了竞争对手的公司，他把这些公司合并成立了中部铁路公司（Midland?Railway?Company），从而建立起了他的铁路帝国。1849年，哈德逊因被指控腐败而跌落神坛，但英国的铁路系统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像他这样的铁路投机商和合并者大有人在，这些人有远见、有干劲，还很贪婪。
铁路的影响
铁路是遍布英国各地的一股强大的统一力量。铁路实现了全国时间的统一，也保证了各种商品和工业品的可靠供应，特别是全国性报纸和一便士邮政。与收费公路时代和运河时代相比，蔬菜和乳制品这些易腐烂变质的食物可以更快地运到市场销售，也更新鲜。中央政府能够派遣审计员和巡视员到镇议会和地方教育董事会监督检查地方事务。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居民可以远离城市，搬去树木茂密的郊区居住。英国各地的工人阶级可以乘坐火车去布莱顿、斯卡伯勒、布莱克浦和达农这些迅速发展起来的海滨城市旅游。到1875年，手头稍微宽裕点的游客可以晚上坐上卧铺火车离开伦敦，第二天便能在苏格兰高地享用早餐了。
联合、抗议和罢工
1830—1900年
1832年出台的《改革法案》令英国工人阶级大失所望，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工人阶级纷纷成立各种组织，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尝试。
罗伯特·欧文成立的“全国大团结工会联合会”
1799年，《结社法》禁止工人联合起来就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进行谈判。19世纪20年代，议会设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此事，随后《结社法》就被废除了。由于这次法律变革，英国各地涌现出许多新的工人协会，很多已经存在的“友好”社团和“互助”社团现在也能宣称是工会组织了。然而，威尔士激进主义者、慈善家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意识到，这些组织规模太小，分布又过于分散，根本就难成气候，于是他就在1833年成立了一个综合性团体——全国大团结工会联合会（Grand?National?Consolidated?Trade?Union）。不久，全国大团结工会联合会就宣称已经拥有50多万名会员，还说可能要举行全国大罢工。许多工人和激进主义者都把实现他们目标的希望寄托于全国大团结工会联合会。
托尔普德尔蒙难者
多塞特郡托尔普德尔村（Tolpuddle）的6名雇农因为对每周从他们的工钱里克扣1先令的做法不满而成立了工会。辉格党政府感到恐慌，于是就怂恿当地的执法官对这6名雇农提起公诉。他们被指控秘密宣誓。宣誓对工会会员而言，既正常也必要，但自从1797年发生海军哗变事件以后，宣誓就变成非法的了。托尔普德尔蒙难者就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例子，那6名雇农被判处流放澳大利亚7年。这一判决引起了公愤，政府最终被迫赦免了那6名雇农，但全国大团结工会联合会深受其害，很快便分崩离析了。19世纪50年代，工联主义重新抬头，但仅限于工程师等高薪专业技术工人中间。工程师联合会（Amalgamated?Society?of?Engineers）等新成立的“模范”工会收取会费高不说，而且由于很少组织罢工，因而积累了大量准备金，给会员发放福利也就有了着落。虽然1888年伦敦火柴厂女工罢工和1889年码头工人罢工都取得了小小的胜利，但截至19世纪末，由低收入工人发起的工会运动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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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运动
1829年，合作社支持者罗伯特·欧文开办了“劳工交易所”（Labour?Exchanges），劳工们可以在那里交换商品，不过商品的价值不是用金钱来衡量，而是用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时间来衡量。1844年，以28英镑为启动资金创办的罗奇代尔合作社（Rochdale?co-operative）更为成功。这家合作社商店出售的商品价格公道，质量上乘，社员们还能参与年终分红。罗奇代尔合作社对掺假食品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那些掺假食品——例如掺了白垩粉或者熟石膏粉的面包——大多都流入了工人阶级居住区。不过罗奇代尔先锋社也要求社员不要过多地追求物质生活，为此，先锋社为社员们开办夜校，举行茶话会，还建设了一家拥有5000多册藏书的图书馆。罗奇代尔先锋社的成功经验引得英国多家合作社纷纷复制。
《人民宪章》
宪章运动为工人阶级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提供了一条更直接的政治途径。由于有了新的铁路网，1838年，来自英国各地的工人协会代表齐聚伯明翰，一致同意了由伦敦激进派人物威廉·洛维特（William?Lovett）起草的共同行动纲领。这份纲领就是旨在彻底改革议会的《人民宪章》。宪章派提出以下要求：所有年满21岁的男性都能享有选举权，进行秘密投票，取消对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让穷人也能竞选议员；为了保证议员能够反映选民们的呼声，宪章派随后又要求支付议员报酬、选区平等和举行年度大选。1839年，《人民宪章》在获得了100多万名工人的签名后被提交议会，结果遭到否决。1842年，第二份《人民宪章》征集了300万人的签名，然而在1848年，伦敦南部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声援第三份《人民宪章》，引发更多保守人士对革命的担忧。尽管这三次宪章都被否决，但大多数宪章派都遵守法律，不过以费格斯·奥康纳（Feargus?O’Connor）为首的主张使用“武力”的宪章派认为，只有举行大罢工，甚至是武装反抗，否则议会不会同意他们的要求。
英国改革
1830—1870年
在1833年至1845年期间，辉格党和罗伯特·皮尔的新保守党通过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这些法案确立了政府对社会改革的责任，并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一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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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
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社会制度应该是有用的，受此启发，19世纪30年代的辉格党政府开始解决在长期自由放任的情况下形成的弊病。在英格兰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大量劳工被拖入了贫困救济体系，因为他们从当地的税率中获得了善意的但令人沮丧的工资补贴。这一制度于1795年首次在伯克郡的斯宾汉姆兰教区实行，它只是鼓励劳工拥有更大的家庭以获得更多的补助。它还允许雇主限制工资，因为他们知道负担会落在教区所有纳税人身上。结果贫困率翻了一番。
济贫院
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颁布后，申请救济的身体健康的劳工必须进入新的济贫院，那里的条件尽可能地不吸引人，以阻止懒惰的人。在这些几乎是惩戒性的机构中，男女被隔离开来，以防止再出现更多需要公共照顾的儿童。穿着制服的囚犯被强制执行严格的行为准则，他们忍受着单调的粗茶淡饭或稀粥，并被安排从事重复性的艰苦劳动。1846年安多弗丑闻（Andover?Scandal）暴露了许多被收容者遭受的非人道待遇，此后大多数济贫院的生活有所改善。然而，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对济贫院的恐惧成功地鼓励了劳工寻求就业而不是申请救济。随着“斯宾汉姆兰”补贴的结束，雇主也被迫提高工资。在北方，磨坊的工作更容易获得，教区委员会更愿意雇用失业男性从事有用的社区工作，如修路和铺设排水管道。
工厂
长期以来，社会改革者对工厂工人不得不忍受的长时间工作和危险条件感到震惊。1802年和1819年通过的法律试图限制儿童在纺织厂的工作时间，但由于没有检查制度，很难执行。1833年的《工厂法》弥补了这一缺陷，任命了工厂检查员，负责确保雇主不雇用9岁以下的儿童，并确保遵守每周工作时间的新限制（13岁以下儿童为48小时，青少年为69小时）。1844年的进一步立法要求雇主对所有危险机械进行筛查，并让年轻工人有时间接受义务教育。由于“10小时运动”的努力，1847年和1850年的法案将所有工厂工人的工作日减少到最多12小时轮班，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并将周六下午改为假日。在19世纪60年代，这些改进扩展到大多数其他行业的工人。这类法案需要准确的信息才能取得成功，这促使政府于1836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出生、死亡和婚姻的强制登记。
矿场
矿井里条件极端恶劣，在那里，年仅4岁的儿童与他们的父母一起工作，每班工作14小时或更长时间。1842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矿井的报告描述了地下的悲惨条件，使公众感到震惊。当时女孩拖着煤车在矿井上行走的画面，使维多利亚时代追求发展和平等的人们感到非常震撼。随后立法出台了一系列安全措施，限制儿童和妇女从事地面工作，并任命检查员以确保这些措施的实施。
住宅
迅速的工业化和对靠近工厂或矿场的廉价住房的需求，意味着工业工人的住所密集且建造速度快，通常由“偷工减料”的建筑商建造。他们很少提供淡水和足够的排水系统，因此1770年至1830年间建造的许多新街道的卫生状况还不如中世纪村庄。后院里堆满了垃圾，吸引苍蝇和害虫，而污水则渗入河道。在这种情况下，支气管炎、肺结核、伤寒和霍乱等疾病很常见，并很快蔓延到富人居住的地区。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Chadwick）关于工人阶级地区卫生状况的报告促成了1848年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建立。这些委员会最终将与1835年成立的改革后的区议会一起工作，以改善19世纪城镇的基础设施。
教会的工作
1800—1900年
19世纪经历了一次虔诚和信仰的大复兴。这在基督教传教士在国内穷人和远方“异教徒”中的工作中得到了最实际的体现。
一个虔诚的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最公开虔诚的时代之一。在英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福音派圣公会的影响，他们将教会从18世纪的沉寂中唤醒，并鼓励教会在国家生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福音派教徒也受到鼓舞，发起了反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罪恶的运动。他们的队伍中包括反奴隶制的威尔伯福斯（Willberforce）和扫烟囱的冠军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Shaftesbury）。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公共生活的基调是由福音派对家庭祈祷、公共礼拜和教堂建筑的喜爱形成的。牧师运动或英国天主教运动改变了英国教会的礼拜方式，为许多工业区的单调气氛带来了一抹教会色彩。
国家教会
1851年3月30日星期日，在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进行了一次教会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1800万总人口中，当天有700多万人去了教堂。在这些人中，只有一半是英国圣公会教徒，而其余的人则定期去各式各样的非传统的小教堂。尽管英国教会仍然主导着公共生活，但它在劳工阶层中的成员很少。在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传统的教区结构因快速的城市化而分崩离析。在许多工业城镇，一个牧师名义上负责数万人的生活。在这里，真正的精神力量是不墨守成规的教派，而不是传统教会。1829年天主教解放运动后，一个新的罗马天主教教会逐渐形成，主要是为了满足利物浦、格拉斯哥和伦敦日益增长的爱尔兰人口的需要。
传教士的冲动
福音派在非洲传播福音的愿望与反对奴隶制的运动有关。英国于1807年禁止参与奴隶贸易，并于1833年在所有英国领土上废除了奴隶制——由于奴隶主获得了2000多万英镑的赔偿，英国的纳税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非洲酋长和阿拉伯奴隶主继续从事这一贸易，令那些参加伦敦传教士协会公开讲座的人感到恐惧。年轻的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David?Livingstone）于1840年开始在非洲工作，他有两个目标：传播基督教福音并寻找穿越非洲南部和中部的新路线。1853年至1873年间，利文斯通进行了三次伟大的探险——前往维多利亚湖、尼亚萨湖和尼罗河源头。他希望商人们能追随他的脚步，从而创造财富，提高生活水平，这样今后就不会有任何部落被迫卖掉自己的孩子。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也有传教士。在汤因比馆（Toynbee?Hall）的实验中，大学生们住在白教堂的穷人中间，从事社会工作。威廉·布斯（William?Booth）的救世军进入最贫穷的地区，拯救穷人的灵魂并满足他们的身体需求。
传教士之王
司布真（Charles?Spurgeon）是维多利亚时代传教士的典型。15岁时，他在一场暴风雪中见证了信仰，两年后他被任命为浸信会牧师。司布真是个天生的传教士，他的演讲“复兴”了成千上万人的信仰。随着会众的扩大，他的教会不得不搬到更大的会堂。经常有1万名听众，而在1857年，听他在水晶宫布道的人数是这一数字的两倍多。他在南华克的大都会会堂有容纳5000名信徒的座位，另外还可容纳1000名站立者。司布真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利文斯通临终前发现了一本他的翻过多遍的讲道稿。
字面上的真相
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教会信徒相信《圣经》的字面意义和历史真相，但他们的信仰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抨击。现代地质学之父詹姆斯·赫顿（James?Hutton）已经证明，地球比《创世记》中宣称的要古老得多。然而，他在1795年出版的细致的科学著作《地球理论》（The?Theory?of?The?Earth）对大众思想的影响不大。到1850年，德国科学史学家、《圣经》学者和考古学家的工作已经将《圣经》置于其背景之下，并揭露它的许多不一致之处和后来的补充。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英国，从而解释了1859年后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和托马斯·赫胥黎（Thomas?Huxley）的工作所引起的公众骚动。与许多欧洲社会不同，受过教育的英国公众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对创世和人类发展的理性和唯物主义解释。
科学的好处
1850—1900年
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一系列的科学突破彻底改变了英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共卫生、教育和通信方面的改进预示着现代社会的诞生。
李斯特喷雾剂
随着医学知识的增加，医疗保健标准也提高了。1860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护理学校在圣托马斯医院成立，使英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公立医院的患者接受了专业化治疗。到1854年，约翰·斯诺（John?Snow）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伦敦和其他许多维多利亚时代大城市的周期性瘟疫——霍乱，是一种由污染的水传播的疾病。听诊器在19世纪50年代已被普遍使用，改进后的显微镜也开始为医学研究做出贡献。然而，医学界是保守的，对变革有抵触。为了降低手术后的高死亡率，约瑟夫·李斯特（Joseph?Lister）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格拉斯哥发明了一种石炭酸灭菌喷雾剂。它很快被苏格兰的一些医院采用，然而多年之后，李斯特的发明和细菌性败血症的理论才获得普遍接受。
公共设施改善
富有进取心的市议会可以利用其新权力和时代的技术来改变公民的生活。哈德斯菲尔德就是其中的典型。1869年，其新的区议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立即着手修建水库和管道网，以提供清洁用水。到1890年，该镇拥有了蒸汽动力有轨电车系统、公共电力供应、免费学校和宏伟的市政建筑。到1880年，拥有400万居民的伦敦落后了，无法应对其发展产生的各种问题。成千上万的家用烟囱和数百台蒸汽机加剧了臭名昭著的伦敦雾霾的污染。在1888年伦敦郡议会成立之前，没有适当的污水处理系统，也没有什么家庭用水。富裕的格拉斯哥最能说明维多利亚时代城市的巨大反差。其宏伟的市中心以无与伦比的规模建成，而西部的富人区则享有这个时代的所有优势，包括通过一条雄心勃勃的56千米（35英里）长的输水管道从遥远的卡特琳湖输送的家庭用淡水。在克莱德河的另一边，离富丽堂皇的市政厅不远，是戈尔巴尔斯（Gorbals）肮脏的贫民窟，是贫困、肮脏、赤贫和暴力的代名词。
冷冻食品充足
1880年2月，克莱德建造的SS斯特拉斯莱文号停靠在伦敦，装载着保存完好的澳大利亚冷冻羊肉。第二年，更多的羊肉和黄油货物随之而来。在这10年结束前，冷藏船从全球各殖民地运来了廉价食品，使帝国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同时也使节俭的英国家庭主妇感到高兴。更大的钢质船舶的建造使冷藏船更加经济，到19世纪末，伦敦港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1900年的英国消费者也比他们的任何祖先享受到了更广泛的饮食。
大事年表
乐善好施的企业家
并非所有的市政改善都由政府推动。精力充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企业家们赚取了财富，但往往又将其重新投入他们的社区。威廉·阿姆斯特朗（William?Armstrong）是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曾作为律师、科学家、工程师和军火制造商获得成功。他在泰恩河畔埃尔斯威克的液压起重机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和军备公司之一。阿姆斯特朗将他的巨大财富用于公共利益，帮助纽卡斯尔提供清洁的水供应，并捐赠公园用地供公众娱乐。他的慷慨捐赠被用来创办学校，包括1871年的纽卡斯尔物理科学学院。在他去世时，他留下了10万英镑用于新建一所公共医院。英国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都受益于类似的私人慈善活动。
迈向电气时代
到维多利亚时代末期，一个从小就在烛光下学习阅读的人可以瞥见即将到来的电气化未来。通信方面的改进正在让地球缩小。1866年，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电缆将伦敦与美国连接起来，1870年铺设了通往印度的电缆。1901年维多利亚去世后几个月，就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发送电报。化学家约瑟夫·斯旺（Joseph?Swan）于1878年在纽卡斯尔展示了他的专利电灯泡，并在1883年开始生产。1876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Graham?Bell）完善了电话，三年后建立了第一台伦敦电话交换机。1896年，高地的威廉堡（Fort?William）成为英国第一个拥有电力路灯的城镇，这要归功于其巨大的水电铝冶炼厂，该厂加工从爱尔兰运来的铝土矿。整个英国都在被科技改变。
教育和休闲
1837—1900年
1837年维多利亚登上王位时，她的英国臣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文盲。然而，到了1900年，蓬勃发展的大众媒体是国民识字率提高和可支配收入增加的标志之一。
一个未受教育的国家
在英国，中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那些接受公立学校古典教育的富裕男孩。越来越多的“学院”也为中产阶级提供科学等学科的实用教育。与维多利亚社会的其他部门一样，慈善机构和私人慈善事业也提供了某种服务。许多人在英国圣公会的罗伯特·雷克斯（Robert?Raikes）于18世纪80年代开创的主日学校里学会了阅读。贫民免费学校运动提供了人们基本的识字能力，并以便士储蓄银行、时尚俱乐部和禁酒教育的形式提供社会帮助。系统性的教育提供始于1833年和1844年的《工厂法》，该法案迫使雇主为其童工提供日常教育。然而，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学校都提供有限的课程，由未经培训的工作人员在狭窄的环境中授课。
新闻界
1841年，三分之一的布立吞人无法阅读和签署他们的结婚证书。到1900年，识字率的提高支持了一个覆盖英国社会大部分阶层的全国性媒体。在18世纪，印花税有意让报纸价格昂贵，但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种“知识税”逐渐被废除。纸张和印刷品广告税的取消与转轮印刷机和机械排版等革命性技术相结合，产生了一种廉价、流行的报刊。到1900年，仅在伦敦就有32份日报，满足了所有阶层的好奇心。通过铁路网的发行也帮助全国性日报建立了巨大的发行量。到1890年，《每日电讯报》在全国各地有30多万家庭阅读。半便士一份的《每日邮报》创刊于1896年，由于其民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调，价格低于其竞争对手，很快建立了每日50多万的读者群。《世界新闻报》等周日报纸以丑恶无耻的法庭报道和刺激性内容为基础，达成了同样惊人的发行量。
轮转印刷机的发展使得长卷的纸张可以快速印刷，从而能够大量生产日报。
公立学校
长期以来，进步的声音一直呼吁国家参与教育，但正是法国、皮埃蒙特（Piedmont）和俾斯麦（Bismarck）的普鲁士等拥有学校系统的国家在工业和商业上的成功，鼓励了英国决策者们对其产生更大的兴趣。1867年选民的扩大也强调了确保国家公民有能力进行明智投票的必要性。1870年的《教育法》规定学校教育为义务教育，尽管它只是为了填补现有机构留下的空白。不管怎样，地方学校董事会的成功带来了进一步的改善。1890年，寄宿学校的费用被取消，教育年限在1893年和1899年获得提高。到1900年，教育已成为国民经济核算中最大的项目，尽管大多数英国儿童仍然就读于义务学校。在苏格兰和威尔士，长老会和循道宗的传统有助于鼓励提高识字率。特别是苏格兰，它有着丰富的成功的乡镇学校和慈善学校的遗产，像安德鲁·贝尔博士（Dr.?Andrew?Bell）这样的教育创新者也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无论如何，1872年引入的寄宿学校，最终确保了旧苏格兰议会在每个教区设立一所学校的愿景得以充分实现。
体育和购物
1850年后，许多城市工人能够享受一个自由的周六下午，并可以通过乘坐火车达成廉价旅行。足球和橄榄球等起源于街头游戏的体育运动，到那时已经在公立学校和大学中被编入法典。19世纪60年代，地方体育俱乐部开始大量涌现，到1865年，大量的球员将这些比赛变成了全国性的组织运动。从19世纪70年代起，大量的观众观看了足球比赛，俱乐部很快实现职业化。职业橄榄球联盟在1895年脱离业余比赛的范畴。由于约翰·邓洛普（John?Dunlop）的充气轮胎，19世纪90年代是自行车运动的黄金时代。成千上万的人在周六午餐时间逃离城镇，前往附近浪漫的乡村享受自由，周六下午可以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城市中心发展起来的大商场里度过。巴黎人发明的百货商店很快流行起来，1838年爱丁堡的詹纳斯百货公司和1853年都柏林的德兰尼百货公司的成立日期就是明证。位于贝斯沃特的怀特利百货公司（Whiteleys）是伦敦第一家专门建造的百货商店。在19世纪90年代的高峰期，它雇用了6000名员工，他们在不工作的几小时里住在公司宿舍。
爱尔兰自治
1798—1893年
解决爱尔兰土地问题的失败不仅导致了饥荒，还导致了多年的动荡和暴力。最终，格莱斯顿抓住了关键，准备给予爱尔兰自治权。
解放者
1798年爱尔兰人联合起义的失败，使律师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O’Connell）相信要寻找一种非暴力的方式来废除新教统治。他的天主教协会为其废除对天主教教徒的民事限制和废除《联合法案》（Act?of?Union）的运动募集捐款。尽管在1828年当选为克莱尔郡议员，奥康奈尔还是没能在议会中就任。由于担心爱尔兰发生叛乱，威灵顿将自己的保守观点放在一边，说服了足够多的保守党议员，于1829年通过了《天主教解放法》（Catholic?Relief?Bill）。天主教教徒现在有了投票权，但前提是他们必须符合较高的财产条件。威灵顿希望这能确保爱尔兰向英国议会及政府方面派出温和派代表。
芬尼亚兄弟会
在19世纪40年代大饥荒之后，更具暴力色彩的群体开始出现。1848年，青年爱尔兰的武装叛乱以失败告终，但芬尼亚兄弟会，一个爱尔兰–美国组织，对秩序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芬尼亚试图用武力解放他们在曼彻斯特和克勒肯维尔被监禁的同伙，这被视为令人震惊的恐怖主义暴行。在爱尔兰，1867年因杀死一名警察而被处决的三名芬尼亚运动成员被称为曼彻斯特三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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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教会
爱尔兰天主教教徒一直对必须支付英国圣公会爱尔兰教堂的维护费用感到不满。1839年，佃户和警察之间爆发了异常血腥的小规模冲突，这场战争被称为“什一税战争”，此后，什一税的支付额被削减。然而，这个问题是挥之不去的宗教怨恨，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Gladstone）希望在其第一次执政时化解这一不满。爱尔兰教会因此于1869年解散。次年的《土地法》旨在为被驱逐的佃户提供补偿，以补偿他们对土地的改良，但该法未能保证公平租金和为土地使用权提供保障。越来越多的小农户被驱逐，导致越来越多绝望的农民在农村掀起一波野蛮暴行的浪潮。
爱尔兰无冕国王
到19世纪80年代，爱尔兰农村处于革命的边缘。世界性大萧条和廉价美国谷物的涌入使得爱尔兰的传统耕作方式无法维持。地主们别无选择，只能对他们的庄园进行现代化改造。然而，随着小租户被驱逐的数量增加，“兼职者”为报复前地主而进行的犯罪行为也在增加。更为有效的是，如果地主拒绝接受其对每块土地价值的估计，爱尔兰土地联盟就会组织租金罢工和抵制活动。驱逐佃户的地主和土地代理人，如梅奥郡的查尔斯·博伊克特上尉（Captain?Charles?Boycott），发现自己被当地社区孤立和忽视，无法购买商品和服务。在议会中，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Stewart?Parnell）将松散的自治联盟转变为资金充足、纪律严明的爱尔兰议会党，从很多方面来说，它是第一个现代英国政党。在这个由80多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议员组成的集团的领导下，令人印象深刻且坚定的帕内尔开始拖延和阻挠所有立法，直到爱尔兰问题得到解决。然而，格莱斯顿试图在1882年与这位“爱尔兰无冕国王”谈判达成解决方案的努力被令人震惊的暗杀事件所破坏——爱尔兰事务大臣及其副手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被一个被称为“不可战胜者”的神秘的民族主义组织刺杀身亡。公众对谋杀案的愤怒使得格莱斯顿无法维持他对爱尔兰的和解态度，许多英国人将此归咎于帕内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