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日在图宾根德国斯拉夫语言文学研究者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略有删节，刊于《东欧》，第59年集，第11册，2009年11月，第15～36页）
“俄罗斯空间”：空间掌控和空间拓展作为俄罗斯历史书写中的问题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自从人们开始对自己和自己的历史进行思索，他们就想弄清，他们的行为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甚至依赖于他们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有一段时间这个问题不再显眼，甚至消失，然后似乎一夜之间又突然重新出现，就像现在这样。在苏联还存在时，我们谈论“体系”，其所指相当清楚：那是一种政治秩序，每逢5月1日和9日以及11月7日，人们在电视屏幕上就能看到坦克车队和远程导弹驶过红场。一群老年男性，他们身着灰色西装、戴着帽子，站在列宁墓上方的检阅台进行检阅。苏联在地图上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一大片常常染成红色的领土——“地球面积的六分之一”，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去过这个国家，或是哪怕有过这样的愿望。它离得太远，要想到“那里”去，办手续时所需克服的官僚主义障碍太麻烦。即使办妥了一切手续，人们一般也是前往苏联地图上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即其欧洲部分的景点：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也许会绕道去一趟克里米亚或高加索地区。若是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穿过整个大陆，从莫斯科到太平洋，可谓圆了人生的一个梦。但这首先需要时间，除了大学生或是退了休的有钱人，谁又会有这么多时间呢？有一种空间画面，它有自己的固定坐标、精彩闪亮点和确定性。它也包括对这个国家广袤无际的想象，它的辽阔，更不用说其气候，它那零下几十度的极端最低温度总是让人感到恐怖。伟大的波兰记者和作家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是这样描述那里的——他的文字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和昨天一样的平原。和前天也毫无二致（我想冒失地补充：与一年前，甚至是几个世纪前都没有什么变化）……所有的时间尺度都迷失在广袤、单调的大地上，没有了任何效力和意义。小时失去了形状，成为无形的，它们被延伸得像是萨尔瓦多·达利画作中被扭曲的时钟……乘坐西伯利亚铁路上的火车旅行，人们能看到这个国家的什么真相呢？其实什么也看不到。大部分时间火车驶过的地方都隐藏在黑暗中，即使在白天目力所及的地方也不过是白雪覆盖着的、一望无际的沙漠。在任何一个无名小站，寂寞的夜里苍白的灯光犹如幽灵，盯着穿过暴风雪向前急驰的列车，列车迅速消失，被下一片森林吞噬得无影无踪……一个俄罗斯人在叶尼塞（Jenissej）河岸或沿阿穆尔河（Amur）[4]的针叶林深处会想到什么呢？无论他向哪个方向走，道路似乎都没有尽头。他可以沿着那条路走上几天、几个月，走来走去他仍旧在俄罗斯境内。”[5]
奇怪的是，对这个国家的那些日常知识或想象，包括那些俄国通脑子里装着的画面，在描述和书写俄罗斯历史时鲜有提及。表达广袤体验和迷失在浩瀚无边的国度中的感觉成了作家与诗人的事。拍摄一望无际的地平线和西伯利亚壮观河流的任务则落在记者和制片人身上，这些人——德国恰好有这方面的杰出范例——努力捕捉画面因其局限性难以表现的宏大景色。这种广漠也正是让许多人秘密向往的核心，他们想离开窄小的欧洲。与这种辽阔相比，坐上城际列车几个小时之内就能从一头抵达另一头的联邦德国实在是不值一提！从这种狭小网状的世界前往俄罗斯旅游，总像是一次进入自由、通畅、无垠之旅，除了在美国66号公路或泛美公路上的冒险，那种体验是在别处无法经历的。
如果苏联或俄罗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这种经验，在俄罗斯史学中没有或长期没有得到体现，那必定是有原因的。这听起来有点夸张，甚至像是一种谴责。因为，几乎每本俄罗斯或苏联历史书开篇自然都会先介绍那里的自然条件：地质、地理、土壤和气候、植被生长期、景观特色、矿藏资源和交通线路。[6]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自然和文化空间关系的描述只是一个开场白，提供的是一种框架，在历史事件的展开中此框架后来就不起作用了。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直到不久前都必须等待那类研究，即不仅将俄罗斯帝国的现代化视为政治措施、机构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而且把这种现代化当作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基础设施在技术和组织方面得到了迅猛和集中的发展，从而产生了那种社会空间并保障了帝国现代化得以成功实现。也就是：若没有铁路，就不会有1900年前后的现代俄罗斯！
换言之：有关共产主义或党的文献汗牛充栋，相关的学术辩论和拉帮结派也被研究得细致入微，这些也不是了无趣味的；但直到最近都没有一项——是的，没有一项——研究关注过20世纪苏联人的核心生活地点——合租房。所谓合租房，也就是把原来大资产阶级的住宅划分开，不再只住一家人，而是每间房都住上一家人，有些甚至是三代人挤在一间屋里。原来的单户住宅，现在必须挤满20个人或40个人，此外他们还来自这个广袤的国家的不同角落，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背景。他们被迫生活在一起，不是临时和过渡性的几个月，而是无法估量的期限，也许一辈子，也许几代人。没有私人空间，被迫集体居住意味着什么？对苏联人私人空间的研究的缺乏——这只是一个例子——不能归咎于缺乏资料来源，而是与着眼点和视角构成有关，也就是说与以下问题有关，即生活环境、社会生活的场所是否出现在历史学家的“雷达画面上”，它们是否被认为是“重要的”。通过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Nadeschda Mandelstam）的自传或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杂文我们了解到更多这些方面的状况。[7]
或者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无论我们阅读哪些有关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存条件的作品——索尔仁尼琴或萨拉莫夫（Shalamov）的《科雷马故事》（Erz?hlungen aus Kolyma）——里面都说到温度。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在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必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无法换衣服，而且没有足够的营养，人怎么能活过一个星期。但在斯大林主义时代，没有一篇论文述及严寒。如果我们这些后出生的人不知道何谓严寒，又怎么能认识斯大林主义呢？可严寒不被提及。
如果我谈论空间维度在俄罗斯史学中的缺乏，如果我强调这一点并希望这种现状能够得到改善，这些只是浮现在我眼前的三个例子。对此我想贡献一些自己的观察与反思，我的意图完全可以说是系统的。
首先要说明的是：了解历史思维中的空间维度或这种维度的复归不是我个人的想法，而仅仅是我接受和强调了一种史实。我只想概括描述，在苏联成立之前的俄罗斯史学中，空间的烙印就很强，在许多方面这仍在或是说又重新发挥着激发灵感的作用。接下来我想稍微提一下，如果俄罗斯历史中那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场所和空间能受到其应有的重视，那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会带来什么。最后我要说一说大家亲眼所见的俄罗斯空间的变化。我希望最终能弄清楚，对空间敏感的俄罗斯史学在哪些方面更有价值。
在有关这一主题最近几年的出版物中——可能挂一漏万——我想特别强调费利克斯·菲利普·英戈尔德（Felix Philipp Ingold）的俄罗斯文化史巨著，空间主题是其主线；然后是艾玛·维迪斯（Emma Widdis）关于斯大林主义时代空间图像生成的著作；罗兰·斯域高夫斯基（Roland Cvetkovskis）对作为一种加速的现代化的研究；马克·巴森（Mark Bassin）有关帝国空间结构的研究和弗里乔夫·申克（Fritjof Schenk）论述帝国空间在铁路修建过程中和其后之发展的作品。我自己在几年前以《在空间中我们读出时间》（Im Raume lesen wir die Zeit）一书描绘了“俄罗斯空间诠释学”的轮廓。[8]
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的空间复归
没有比历史本身更彻底的展示课了。因职业关系需要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有时会成为见证人和耳证人。在某个瞬间，他们不仅仅是历史学家，而且是——也一直是——同时代人，但是是有觉悟的同时代人。做同时代人是一种不可靠的特权，对有些人来说这意味着能参与关键时刻，对另一些人来说也许就是一种巨大不幸。一个帝国的灭亡是一种自成一格的直观课，这种现象一般几百年才发生一次。一切，几乎一切都改变了。
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就是这样一种结束。这种结束成为一个空间解体的教训，该空间的形成经历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代替它的从此——有些无助地——被叫作“后苏联空间”。2004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把1991年发生的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地缘政治的最大灾难”。即使人们不接受这种最大灾难的说法，即使从另一角度来看，苏联的解体意味着统治、征服与不自由的终结，不可否认的是：这远远不止是政治改革或“体系变迁”，后者的成分也许甚至是最少的。不容怀疑的是：以前苏联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根本转变。苏联的终结是：政治结构和统治的结束；统一的国家领土的消失；数百万苏联公民变成边界另一边的少数民族群体和二等公民；一个中央集权的综合经济区解体，划分了新的边界，思想道德大崩溃。或者更概括地说：数以百万计——往往是几代人——一直生活在一起的人，他们的生活关系和背景不复存在。帝国的解体导致了新边界线的划分，出现了新邻居和新敌人，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些出现在自然风景、家庭和人的头脑中。地图被重新绘制，先是标有边界线的真实地图，然后是人们脑海中的意境地图。
在这种旧状态和关系解体的时刻产生的领土，会使人说不清它们的归属：这是有争议的地区。它们甚至可以成为突破线，是的，成为前线。生存空间与生活视野仿佛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这是一种令人深感烦扰、不安和迷惑的过程，会动摇遇到这种情况的人的自信。如果对这种状况进行分析的人能亲自体验这类烦扰、不安和无助，那不失为一件好事，这样他们不仅会懂得在普遍的混乱中找到稳定支撑点的渴望是多么压倒一切，而且他们也会给自己提出一些长期以来未曾提出过的问题。这些在最戏剧性局面下新提出的尖锐问题就包括：苏联空间的凝聚力，这一空间将被什么代替？或者说可否论及早在苏联时代以前就存在的力量和传统，它们能否经受住苏联的终结？甚或更简洁地表述：俄罗斯的命运是否取决于其自然地理位置？这样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又回到彼得·恰达耶夫（Pjotr Tschaadajews）的那句名言，即它出现在俄罗斯自我审视其在历史和世界上的位置的最初时刻。彼得·恰达耶夫于1837年——也是在一种不确定性和自我审视的情况下，其起因是拿破仑的进攻、俄罗斯精英与西欧的相遇、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失败和俄国内部诸多未解决的问题——写道：“有一个事实左右了我们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从未中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蕴含了全部历史哲学，体现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时代，同时也决定了这些时代的特征。这个事实——它同时是我们政治尺度的基本因素和我们精神昏厥的真实原因——就是地理事实……”[9]
俄罗斯空间的主题以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又成为热门话题。在这种话语权中，就像人们对领土和边界等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中一样，也——或许主要是——涉及人们所说的：认同问题、归属或不归属的问题，在世界上确立一种特定的俄罗斯方式，最终也关乎未来的俄罗斯形象，即俄罗斯联邦作为主要继承者的形象，如果不是以微型模式继续帝国的所作所为的话。总之，这不是过时历史中的过时问题，而是关乎生存的自我审视，各类戏剧化、意识形态化和各种新神话的建构都需要这种自我审视。
“地理事实”得以再更新的最显著迹象就是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热。莫斯科书店中摆着数不胜数的有关地缘文化和地缘政治问题的书籍，其中也包括为学校和大学出版的文化学方面的教科书。文化学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里面的内容都是以前在马列政治课上被介绍过的东西。地理学家们的文章很长时间内只能在专家圈内小范围流传，现在可以被更多读者读到了。[10]经典著作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有关地中海的书终于得到了翻译。人们就空间问题组织了各种大型会议并出版了诸多特辑。那些欧亚主义者的文章出自那批俄罗斯历史学家、语言文学学者以及地理学家之手，他们在流亡索非亚、布拉格、柏林和巴黎时清楚地认识到，俄罗斯是一个完全自成一体的世界，即欧亚世界的核心，它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而且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形成鲜明对照，他们认为俄国的出路不在于俄国革命，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帝国的革新。王子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依（Nikolai Trubezkoi）、格奥尔基·弗罗洛夫斯基（Georgi Florowski）、彼得·萨维斯基（Petr Sawizki）和彼得·苏夫琛斯基（Petr Suwtschinski）——还有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的著作现在又开始重新编辑出版。经典的地缘政治书籍得到再版或翻译，而且发行量还不小：其中包括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1904年他因提出“历史的支点”（历史的轴心）理论以及被他定位于中亚的“欧亚心脏地带”理论而闻名；在文集中也有地缘政治家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的文章，有些人称他为“希特勒背后的男人”；或是提出了“大空间理论”的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扮演了特殊角色的——格外声大气粗的——是那些所谓的“新欧亚主义者”，他们是在欧亚主义者之后涌现的一批学者和知识分子，于20世纪20年代走上了流亡之路。他们的纲领是走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亚洲的第三条道路。为此他们激进地融合了反自由主义、反美主义和反犹主义。这已经明显地体现在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chmatowas）的儿子尼古拉·古米廖夫（Nikolai Gumiljow）身上，经过多年的监禁和苦役后，他成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中心人物和偶像，并在古典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之间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冒险地“发展”了前者的理论。倾听这些观点是有益的，因为这些观点尖锐而声调清楚地告诉人们这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当然，在保守派、爱国主义者、新斯大林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和激进的欧亚主义者之间也有各种色调的差异，在此我们无法深入分析——斯特凡·维德克尔（Stefan Wiederkehr）在这方面进行了出色的研究，但即使是新保守主义者，如主张放弃暴力和反对为极右派开脱的亚历山大·S.帕纳林（Alexander S.Panarin），也很清楚——如他1994年所强调的——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需要“像宗教改革和欧洲启蒙运动时期那么大规模的精神转折……”才能“克服从家庭到军队到处可见的群体性道德沦丧……”他呼吁一种新的“大文本”，“将多民族文化和多种族统一在一个‘新的历史共同体’中，在此过程中让人们意识到欧亚作为整体的超民族优先权。”[11]
1993年2月，极右派和欧亚主义作家亚历山大·普洛卡诺夫（Alexander Prochanow）更为尖锐地写道：“欧亚……是原汤，用它不断做出了每顿饭，每次这块大陆作为一个大国都被赋予了新的轮廓而崛起。”新欧亚主义的思想先驱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整合文学知识、希特勒崇拜和愚民主义的手法令人惊讶，他解释了地缘政治与欧亚主义潮流为什么会繁荣。2001年他在欧亚运动的宣言中阐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崩溃和西方在‘冷战’中取得胜利后……没有确凿和稳定的、能够与自由主义（现由美国所体现）进行竞争的意识形态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时刻，求知欲最强的头脑、最纯洁的心和最炽热的灵魂就转向了欧亚主义者的遗产。他们在其中发现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意识形态温泉，它能以理想的方式满足目前这一历史时刻的要求……新欧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科学、地缘政治和文化潮流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它起源于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亚主义，吸收了俄罗斯东正教正统的精神体验，同时还补充了俄罗斯民粹主义者（民粹派）和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批判精神，它以全新的方式理解祖国历史中苏联阶段的成果，此外它还学习掌握了传统主义哲学、保守革命和地缘政治等方法……所以新欧亚主义在今天的俄罗斯就成了唯一严肃的世界观平台，构成一种科学学派与社会和文化创意的体系。”亚历山大·杜金比任何人都知道该如何利用媒体，特别是电视和互联网，而且他确实有通向权力高层的关系，比如总参谋部和总统办公室。他有多激进，这从亲克里姆林宫青年组织“纳什”（Naschi）[12]出场的宣传背景音乐即可看出：“‘纳什’本是……欧亚秩序的同义词……‘纳什’是这一大陆统一、看不见和最后的前沿，是国家的前沿，是绝对东方的前沿，欧洲位于其西部，‘我们的’欧洲，这个欧洲与‘西方’势不两立……欧亚大陆的教团是保守革命，是地缘政治意识的大觉醒……我们必须把海洋的仆人扔进大海……只有当我们的大陆自由了，当最后一个北约人被投入盐水中，我们才会放弃斗争……欧亚主义的战士你们准备好了吗？”杜金认为俄罗斯人是“构建帝国的民族”，通过莫斯科-柏林、莫斯科-东京和莫斯科-德黑兰等轴心的形成，俄罗斯将构建起新的反对美国统治世界的大空间。“欧亚大陆注定是一种地理和战略的联合。这是一个严格的科学和地缘政治的事实。俄罗斯不可避免地必须是这种联合的核心。俄罗斯民族必定成为这种联合的驱动力。这种使命与俄罗斯人的文明使命完全一致……新欧亚大陆帝国的地理和政治前提在世界历史和国际地缘政治中早已注定。对此进行争论是毫无意义的。”顺便说一句：在杜金的欧亚帝国版图上，除了阿富汗、中国北部和蒙古，还有芬兰和罗马尼亚。[13]
这种观点无疑是极端和少数的，肯定也是含糊不清的，却在很多方面具有代表性。此外苏联的解体让既定的研究乱了套。苏联解体几乎立即导致研究机构的大洗牌和更名。所有以前名字中有苏联或东欧和俄罗斯研究所的研究机构，现在几乎都改称俄罗斯和欧亚研究所了，这么一来研究目标的范围和研究视角都发生了变化：迄今以苏联为主的空间现在被当作欧洲、俄罗斯和亚洲空间，研究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新研究视角的出现体现在，美国俄罗斯史学家中一位中年领军人物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出版了新著《蒙古联邦？穿越后蒙古空间的交换与管理》（Mongol Commonwealth？Exchange and Governance across the Post-Mongol Space），他完全重新考虑了一个空间的内在联系，此前该空间只被视为欧洲的边缘区域，而且传统上还带有“蒙古桎梏”的负面记号。
这一坐标的位移是巨大的，可以说是构造震动的回声：它随着苏联帝国的终结而出现，如今仍在继续。并不需要多大想象力，而是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知道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苏联解体的那一年，1991年，俄罗斯的地理疆界曾部分地被削减到彼得大帝改革前的范围。波罗的海沿岸省份或波罗的海共和国重新获得了自己的独立，俄罗斯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只剩下圣彼得堡和加里宁格勒。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帝国在西南部的扩展失效了。乌克兰宣布独立。被称作“俄罗斯城市之母”的基辅，以及敖德萨和克里米亚，都在俄罗斯境外。只在一个狭窄的地方，俄罗斯还有通往黑海的出海口。曾被俄罗斯统治一个世纪之久的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也成为独立和拥有不同主权的国家。整个西部、南部和东南部边界走向发生了变化。一度曾位于苏联的欧洲部分中心的城市，如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w am Don）、阿斯特拉罕（Astrachan），几乎成了南方的边境城市。历史上属于俄罗斯的地方现在是“外国领土”，人们只消想想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Sewastopol）或敖德萨。过去是苏联东方的地方现在也成了国外。远东的边界在形式上是不成问题的，但谁都知道，这里大片人烟稀少的地区是与人口稠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壤的，那儿正在进行无声的移居，时间一长将从根本上改变人口结构。
但变化的还不仅仅是领土的外貌，这只体现在边界的走向上。数百万俄罗斯人居住在新边界以外的地方，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准备移民，他们坐在自己的手提箱上，一代新侨民俄罗斯人在迁徙。
一套技术、后勤、通信的基础设施是在几十年的苏联时期建设起来的，有的往往更老，在领土分裂后这套设施也显得过时了。从前把联合企业、港口和城市连接在一起的线已被切断。即使在依然存在的俄罗斯联邦内，一种自发的、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出现的移民也在所难免，人们从北部那些国家预算不再考虑的城市前往南部城市。迄今人口就相对稀少的北方经过这种迁移失去了更多人口。与“行星莫斯科”或莫斯科—圣彼得堡走廊地带相比，北方只有极少数地区拥有稠密的人口、资本和投资。但即使如此令人迷惑的难题仍未说全。俄罗斯联邦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边界线，这些对外边界有时也是军事和经济同盟的界限。圣彼得堡离欧盟和北约不远，加里宁格勒是北约和欧盟境内的外飞地。美国在克里米亚进行军事演习并在格鲁吉亚训练武装力量，还在中亚国家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国际和美国公司在里海开发石油和天然气。因此“俄罗斯群岛”（莱斯利·戴恩斯［Leslie Dienes］[14]）的概念没有错。仔细审视，俄罗斯是一个零散的国家，是由几个城市聚集区拼凑在一起的，就像是陆地上的岛屿国家。与暗示同质性的地图图像相比，至少这让人们对实际状况有比较现实的想象。问题是——在我的眼中——一个民族、一个政府、一个社会或国家，如何面对如此支离破碎的领土？面对“群岛”状态？如何才能保持它的凝聚力、一体化和完整性？
在这些条件下，所有古老的俄罗斯的国家性和认同性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我们如何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定义自己？哪里是我们的边界？闭关自守还是向世界敞开大门？中央集权还是放权？纵向等级制度或横向网状连接？国家发展走依赖原材料和原材料丰富的自然区域之路，还是尽量减少这种依赖，发展经济中的生产部门？俄罗斯是否是个附属物，成了西伯利亚自然区域和其极为丰富的资源的人质？国家的发展应该按照西方模式还是东方模式，或是该在二者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就这些问题人们在展开较量，这种较量是激烈的、煽情的、意识形态化的和严肃认真的。在此提到这些，只是为了替人们重新说明俄罗斯局面给出历史框架和指出其唇枪舌剑的激烈程度。所有关于认同性的辩论均须认真对待，这不是演戏，虽然也有演的。
俄罗斯空间作为俄罗斯文化的固定形象
谈论“俄罗斯空间”对德国人来说并非易事。这个词有负面内涵，受过污染。纳粹用过“俄罗斯空间”一词，指的是他们不是在印度，而是想在欧洲大陆建立的殖民帝国。“俄罗斯空间”代表着一望无际的麦田，“作为谷仓的乌克兰”，各种矿产资源，包括高加索和里海的石油；它也是“托特组织”（Organisation Todt）[15]的工程师们幻想着能在那里修建高速公路和洲际超宽轨距铁路的区域，这种火车应把煤和矿石从顿巴斯（Donbass）运往“帝国锻造厂”并把德国度假者送往克里米亚。俄罗斯空间对德国所谓人口过剩的区域意味着“生存空间”，为“生物和种族生命力的更新”提供了场所。纳粹德国国防军把这个准“生活空间”弄成了斯大林格勒、新罗西斯克（Noworossijsk）、普尔科沃高地（Pulkowo-H?hen）和明斯克等各处的焦土，一个大陆、一个国家变成了废墟。
德国对“俄罗斯空间”的幻想包括一整套计划：对原始性和纯正度的呼唤，古老和野蛮也不失为一种拯救力，这是一种优势，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文明面对这种优势也必须进行自我保护。“俄罗斯空间”包含着一个恐惧程序。其中有对可行性的设想，包括土地和景观拥有无限可塑性。它是德意志东方主义的主要投影领域。后来又加上了对战俘经历的回忆，人们只要想一想约瑟夫·马丁·鲍尔（Joseph Martin Bauer）的小说《极地重生》（Soweit die Fü?e tragen）中主人公克莱门斯·福雷尔（Clemens Forell）的冒险经历，以及后来根据此书拍摄的电影。
但与这些幻想无关，俄罗斯空间是真实存在的。它不依赖于德国种族理论家或地缘政治家的构想。关于俄罗斯空间、俄罗斯历史空间和俄罗斯国家形成有着十分丰富和出色的文献，无愧于此研究对象本身。俄罗斯空间存在于画家伊凡·I.希什金（Iwan I.Schischkin）、艾萨克·I.列维坦（Isaak I.Lewitan）和康斯坦丁·F.尤奥（Konstantin F.Juon）的风景画中。自从人类能够思索，它就让人念念不忘：作为福祉，作为命运，总而言之它是俄罗斯存在的基本形态。诗人们描述了俄罗斯空间、俄罗斯文化的立足点和俄罗斯风景，他们也参与了俄罗斯文化空间的塑造：从伊凡·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到展示内战场景的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俄罗斯空间拥有自己的声音：火车车厢定期发出的碰撞声，伏尔加河或叶尼塞河上船舶停泊处扩音器中传出的告别乐曲，这些被一个在慕尼黑生活和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俄罗斯人——菲多·施特鹏（Fedor Stepun），凭着移民特有的记忆充满激情地写了下来。[16]
俄罗斯空间不是西方的东方主义的发明，而是俄罗斯文化自身的结晶，尽管它很少受到过像哲学家伊凡·伊林（Iwan Iljin）那么严格和确定的表述：“俄罗斯人注定要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生活。自然无情地要求他们适应自然。它截短夏天，延长冬天，让秋季暗淡，使春季充满诱惑。它给了人们辽阔的空间，却让大风、阴雨和积雪充斥其间。它提供了平原，却让平原上的生活充满困难和艰辛。它奉送了大江大海，却把争夺出海口作为艰难的历史任务一同赠予。它在南方展开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却从那里引入了一路抢劫的游牧民族。在干燥地区它慷慨馈赠了肥沃的土壤，并让沼泽地带长满茂盛的森林。俄罗斯人注定得生活得坚忍不拔，他们不知道何谓呵护。大自然要求他们百折不挠，在许多方面规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艰苦的劳动和清贫拮据。”这些往往不仅仅是对一个地区或空间的描述。安东·契诃夫已不止确认山水的特殊性，而是进一步揭示了山水和心理的关系。他述及“梦想着成就草原般辽阔的大事业”，“不停地分析”，并一口气列举了“无边无际的平原，恶劣的气候，灰色和粗鲁的老百姓，他们那沉重、冰冷的历史，鞑靼枷锁，官僚主义，贫穷，缺乏教育，省会城市的潮湿，斯拉夫式冷漠等”，为的是得出以下结论：“在西欧人们灭亡是因为那里的生活环境太狭窄、令人窒息；我们这里则是空间太辽阔，空间大得让小孩子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17]
俄罗斯空间和俄罗斯山水的特点——根据费利克斯·菲利普·英戈尔德的研究——几乎总是通过与西欧的空间对比得出的。决定了俄罗斯景色的有田野、草原、沙漠、森林，其特点是土地宽广辽阔、河流蜿蜒曲折、天高地远。俄罗斯景观的对照物几乎总是中欧或西欧的风景：小巧的海湾和峡湾，高地丘陵和高山，深深的峡谷。人们聚居的地方歪斜、暂时、可怜，在大自然中毫不起眼，几乎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不过，这也有另一面：它承诺着辽阔、自由和无限，人们不受束缚，可以在空间中到处游荡，给流浪、漫游、朝圣者和游牧民族不在一处久居提供了绝好条件。俄罗斯文学中充满对英雄和这种景观的描写：来自草原的男人，毫无保留地热爱自由，不受羁绊，到处流浪。
最善于表达气质与自然，以及俄罗斯灵魂和俄罗斯空间之间的联系的人之一，就是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jajew）。离开苏联流亡后，他曾在德国短暂生活过，并从俄罗斯的生存环境推导出“俄罗斯的国家类型”。他直截了当地谈论“俄罗斯灵魂的地理学”：“在不可思议性、无限性和无穷性上，俄罗斯的土地和俄罗斯的灵魂之间，自然地理和心理地理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在俄罗斯人的灵魂中同样有这种不可思议性与无限性，一种对无穷的追求就像俄罗斯土地一样辽阔。因此，俄罗斯人很难控制和塑造如此巨大的空间。俄罗斯人民拥有巨大的原始力量，相较之下他们并不擅长于形式。与西欧各民族不同，俄罗斯民族并不是以文化民族见长，它更是一个喜欢坦承和热情的民族，它随心所欲，容易走极端……两种对立的原则共同塑造了俄罗斯之魂：自然、异教、酒神的元素和苦行僧的正教观念。人们在俄罗斯民族身上可以看到相反的特质：独裁，国家庞大，无政府主义，自由；残忍，倾向于暴力或善良，人性化，温和；笃信礼仪和寻求真理；个人主义，对个性和非个性集体主义的深刻意识，民族主义，自我赞扬和普救说，适用于所有人的人性化；末世和救世式笃信，外表虔诚，寻找上帝和好战的无神论；温顺和狂妄自傲；奴隶制和反抗。”这里揭示了国家自然状况的辽阔和无限与生活在那里的人的精神或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再引用一段别尔嘉耶夫的话，他认为俄罗斯特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俄罗斯之魂的博大”：“俄罗斯人的灵魂是广博的，就像俄罗斯的土地和田野。斯拉夫的混沌在其中肆虐。俄罗斯空间的巨大没有促成俄罗斯人发展自律和自主，它在这硕大的空间中消散了。这不是俄罗斯民族的外部命运，而是其内部命运，因为外部的一切都只是内部的象征。”[18]
俄罗斯气质的全部复杂性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情绪化，缺乏纪律性和细节上的一致性，自我怀疑和依赖权威，非理性，有信仰能力，反对理性的暴政，慷慨，最高纲领主义。这些如果不是从现有的大自然中产生出来的，那也存在对应关系。就连俄罗斯特有的对自由的想象也是从空间衍生的，如格奥尔基·费多托夫（Georgi Fedotow）所言，他认为不受束缚的哥萨克人、漫游者和强盗是体现俄罗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的主要角色，这是一种摆脱什么的自由（volja），而不是去做什么的自由（svoboda）：“强盗是莫斯科式自由（volja）的理想，就像伊凡雷帝是沙皇的理想一样。由于自由（volja）类似无政府状态，无法在礼貌的共同生活中存在，所以俄罗斯的自由理想就体现在崇拜以下各类事物上：沙漠、洪荒的大自然、游牧生活、吉普赛人生活、放荡、忘我的激情、强盗生涯、叛乱和暴政。”[19]
这些引语足够了。它们表明，空间是俄罗斯特性自我解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空间在俄罗斯史学中的意义
俄罗斯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也看到了该国的自然环境，即俄罗斯的生存空间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像谢尔盖·索洛维约夫（Sergej Solowjow，1820-1879）这样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下述论点。他认为俄罗斯之所以未能形成反独裁统治的社会力量，是因为所有农奴制和专制的反对派都会消失在浩瀚的空间里：“国土的辽阔，行走的不受阻碍，巨大的空间，这一切导致本就稀少的人烟更加涣散（razbrod）。只要稍遇障碍——这种障碍是团结一致的力量能够克服的——人们就选择了放弃，因为联合是困难或不可能的。放弃是简单生活中的一个简单办法，而简单生活又受制于流动性和遇到障碍绕着走的习惯。”对索洛维约夫来说，草原和森林导致不同的生活方式亦是不言而喻的：“草原为游牧民族哥萨克人的原始放荡生活提供着持久的条件，而森林则构成对人的更多限制，让人不能拔腿就走，而是脚踏实地，定居在一个地方，相反哥萨克人是自由和总在途中的。因此俄罗斯北方人平静、沉稳，其结果是他们从事的工作也比较固定；而南方人则不稳定。”[20]
在《俄国史》（Russischen Geschichte）中，伟大的历史学家瓦西里·奥西波维奇·克柳切夫斯基（Wassili Ossipowitsch Kljutschewski，1841-1911）系统阐明了这种关系，他对空间关系和历史进程有着透彻的反思性理解。对他来说，所有历史都开始于对自然先决条件的描述：“当开始研究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时，我们首先遇到一种力量，这股力量仿佛把每个民族的摇篮都牢牢地攥在自己手中，这就是那块土地的自然构造。”[21]然而这种想法并不限于必不可少的序言中，而是在全书中得到了辩证展开。作为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是对山水格外敏感的观察者和分析家。
但他并非环境决定论者。这首先可以特别清楚地从他对俄罗斯国家性质的发展史的描述中看出，这是移民、殖民和空间领土扩张的历史；从他对交通和通信，特别是水系对历史景观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所赋予的系统意义亦可看出这一点；最终还有气候的重要性和受其制约的动植物种类，以及草原和森林对俄罗斯文化生成的意义。辽阔和开放性，也包括空间的无遮拦，不会自动导致国家权力的浓缩和集中。在此，历史因素在起作用，不同的力量线与动机的起因并非植根于气候和土壤条件：古俄罗斯人的发展与拜占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属于东正教范围；蒙古帝国作为抗衡力量，曾让俄国的欧洲部分与拉丁欧洲长期分隔，从而使俄国走上了一条特别但并不一定是特殊的发展道路。卡斯滕·格克（Carsten Goehrke），为数不多的德语区国家的一位俄罗斯史学家，一向对历史的空间和地理维度感兴趣，他提出一个问题，即如果基辅和莫斯科与西方的联系从未被切断过，那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倘若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挡住通路，那哥萨克人和设陷阱捕猎的人的足迹还会不会抵达太平洋？当然会有以空间条件为基础的吸引力——首先在南方，然后在一望无垠的东北欧亚地区；当然有逃生、躲避和扩张的机会，这类机会一再延误了当地社会的形成，并阻碍了能与中央集权抗衡的民间区域力量的生成。然而肯定没有仅仅由于空间条件就产生的逻辑与合法性。
克柳切夫斯基的现代俄罗斯历史学令人想起1900年左右的莱比锡学派和“年鉴学派”——确实存在知性和人脉关系，它们是1900年左右俄罗斯的普遍觉醒的组成部分，它们同样也与俄罗斯-苏联的现代派共命运，这一现代派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压力与暴力下销声匿迹了。可以说，当时掀起了一股自我探索俄罗斯帝国晚期历史的热潮，人们广泛展开了对这一巨大的多民族帝国的人种学的自我调查，对俄罗斯帝国的地理、种族与文化空间进行了鉴别。但这些知识和科学工作被打断的时间长达数十年。随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后来的斯大林化，史学有了范式转变，这些也无法在这里详细说明。简而言之：在历史思维的普遍社会化和权势化过程中，在着眼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造中，自然空间性完全消失了，或者它仅仅作为对手和敌人出现，成为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去战胜的对象。现代化和阶级斗争的激情现在被转移到大自然身上，尊重自然界本身固有的规律和任意性被谴责为与自然搏斗中的客观主义，甚至是失败主义。
空间的消失以及苏联空间的拓展
从现在起一切皆有可能，苏联的地图将被重新绘制。新的高速公路、运河的修建、新城市和工业区改变着国家的面貌：在以前无法进入的地带，矿藏得到开采，哪怕这些矿藏在北极圈以北和永冻层中；如有必要，河流的走向作为自然界的“错误”会得到纠正或被改道；水路要连接环绕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五大海域，最长远的计划甚至要修建通往太平洋的水路。这一切使这个巨大国家瘫痪的距离即使不能完全被克服，也要通过海陆空方面的技术革命得到缩短。消灭距离曾是20世纪20～30年代的一个战斗口号，它同时还号召人们成为时间的主人。革命中的俄国是一个疯狂开展激进运动的国家，一切都须加速。没有任何地方像苏联这样相信飞机的力量，它能缩短空间距离并让国家脱离落后状态。没有任何地方像这个国家那样把机车视为加速和进步的象征与比喻，这里每年秋季或早春的烂泥地都会导致人们无路可走，从而让很多地方与世隔绝。对新技术在克服空间距离和加速可能性方面的绝对信赖使人期望以此战胜距离、无路可走以及落后。革命力量不再向浩瀚国土带来的问题低头。过度兴奋的运动和加速隐喻证明了它们的目的：克服惯性和缓慢、广漠和距离——这些阻碍着甚或是威胁着帝国的一体化。人们可以说，苏联统治的确立——无论公开承认与否——是用尽一切方法所进行的一场战斗，目的是建立一片连在一起和受到认同的疆土。在这样一片疆土上，辽阔空间的阻力被克服或打破。体系、国家、结构、政权、计划，这些都是最主要的坐标，所有的努力旨在实现上述目标，稳定并保卫它们。把苏联建设成一个以新面貌出现的帝国是一项大手笔的同质化工作，是制造一种大一统的空间和文明。它毕竟“运行”了好几代人之久，超过了70年。
那种把苏联斯大林主义社会想象成一个有良好秩序、一切俱在掌控之中的社会的做法是一种简单化，粗略地讲：它就是学术上的无稽之谈。如果人们不忘记苏联的空间维度将极有裨益。一个大国不能通过来自中心的指令统治，甚或掌控。不具有技术通信手段和基础设施的政权是一个非常无力的政权。一座城市，哪怕它再崭新，在五年计划期间内像变魔术一样从无到有，在一个广袤的国家它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在许多方面它令人想起殖民地的创建或是一个被围的前哨，周围充满敌意。官僚机构的计划在中心可能很周全，但如果各地缺乏执行人员，并且执行不受控制，那这些计划大部分就是纸上谈兵。一个总是处于动态的国家——摩西·卢因（Moshe Lewin）称之为“流沙社会”，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witsch）管苏联叫独一无二的“吉卜赛营地”——很难固定人们的住所和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直接暴力——民兵、秘密警察、军队——和游牧社会，即“变迁中的俄罗斯”，是并存现象。所有的恐吓言辞，以及斯大林主义在公共空间的自我展示，不过是一个本质上虚弱的国家权力的搔首弄姿，就像暴政永远不是绝对权力的标志，而是软弱无力和自我主张的表现。那种绝望的尝试，即对空间实行垄断绝不放手，也是如此。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带有规则和计划的拜物主义过分强调计划和权威，这恰恰说明，在实践中计划、规则和权威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与认可。表面上社会井然有序，特别是在公共空间；实际上社会处于混乱之中，已如野马脱缰，奔跑在自己选定的路上。架构权力同时就是架构应急体系结构，是搭建一种弱合法性的权力。苏联一直——不无道理地——把自己理解为一种“被围困的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