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面对的是苏联文明遗产。在国家分崩离析之际，苏联时代的同质性才显露出来。苏联是一个商标，空间同质化首先通过标记、一定的风格、具体品味和特殊饰品来完成。苏联远远不止是“政治制度”，它曾经是生活世界、生活方式。这里的景观有其自身的魅力——帝国的魅力：从明斯克到塔什干文化和休闲公园中都建有凉亭，管乐队在里面演奏乐曲，儿童们在公园骑旋转木马，在那里的俱乐部中人们则可以跳舞，很久以前，20世纪60～70年代，吟游诗人还在那儿演唱他们创作的愤怒歌曲。
20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可以被讲述为对俄罗斯空间统治权历史的证明和维护，以及想把它长期转变为苏联空间的失败历史。俄罗斯空间转化为苏联空间失败的历史还没有被书写。这将是运动、场所、空间、边界的历史，既在象征意义上，也在实际意义上。历史研究是对苏联的空间和场所进行大范围的考古发掘。
现在后苏联空间被重新编码，重新排列，重新配置。群岛的形象不符合仍旧令人想起面积“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国家形象。这个国家进入了大漂移期。如果你走在圣彼得堡—莫斯科走廊带，你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大都市走廊的延伸，它西起伦敦、鹿特丹，经柏林和华沙到达这里。这里行驶着高速列车，人们在互联网上遨游，计划前往迪拜旅游，他们研究兑换率和股票市场的行情。在此走廊地带之外的人还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莫斯科是权力的中心、垂直线的顶端。各机场挤满了要去世界各地的人。这个城市夜间灯火通明，像拉斯维加斯。莫斯科国际商务中心因经济危机停建的项目有朝一日会再次开工，俄罗斯塔楼将会成为欧洲最高的摩天大楼。各地疆土将会获得新标记：在圣彼得堡会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塔楼，在海参崴海湾则是一种远东地区的金门大桥。为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速度找到共同点很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应该停止这么做，并承认一个事实——没有一个单一的俄罗斯空间，而是有很多，而且几乎快要建成的新兴城镇会发生衰败、萧条、没落，甚至会倒退回19世纪。人们必须在这个国家四处走一走，离开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这样才能看得更仔细。人们必须追踪新路径和新迁移，以便找出这个国家在向何处去。
有关俄罗斯空间的新话语的出发点是：苏联空间的崩溃和对随之而来的认同性的质疑。一如既往，在这样的辩论中老问题在新视角下被再次提出，已有的答案被再次重复，达到戏剧化和新的神话化。在多声部合唱中，要分清什么是原创，什么是冗余，什么是清新，什么是怨恨和反动，这并非总是易事。在我看来，把“俄罗斯空间”意识形态化的主要形式是：认为俄罗斯的所有缺陷或成就都直接来自一个源头——俄罗斯空间。某些圈子不把俄罗斯空间理解为俄罗斯联邦的领土（Rossiyskaya Federacija），而是作为俄罗斯种族（russkij）空间。最后我希望不要以简短的套话来结束，而是对俄罗斯空间进行描述或叙述。我虽然不能像环球旅游者和探险者那样，借助幻灯片向诸位提供直观信息，但我也许可以给出暂时答案，即人们如何能高效加工俄罗斯空间的经验，而不必逃向历史哲学结构。
欧亚空间不是神话，而是技术问题
对于德国铁路柏林动物园火车站底层5号售票窗口的那位女士来说，解决俄罗斯空间问题根本不在话下。当我这个夏天决定乘火车从柏林前往上海时，我只需要去一趟火车站。排了20分钟队后轮到我，我对售票窗口那位女士说，我想买一张从柏林动物园火车站到上海的单程票。她甚至连头都没有抬，往电脑中键入所需路线。是的，有票，至少在夏季有柏林直达伊尔库茨克的列车，开车时间是星期三的15∶07，抵达伊尔库茨克是下个星期二的23∶20。从那儿换乘莫斯科—北京的特快列车，然后再搭乘夜车从北京前往上海。
这段旅程的通常出行模式是乘飞机，这种跨越欧亚大陆的飞行一般需要九个小时。在相应的气象条件下，人们像在地图册上一样可以看到整个欧亚大陆：夜间神秘的平原笼罩在黑暗中，为数不多的城市群岛犹如细线。
坐火车的经历则完全不同。旅程超过12000公里，需要十天。夏季因需求大，票不好买，而且人们还必须及时办理签证。但一旦这些办妥之后，旅客就有机会沿途观察和研究空间是如何被管理和产生的。一站站，一公里一公里，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从一个边境到另一个边境。在有些地段火车行驶得如此慢，以至于若是遇到出轨它会就那么停下。这种火车不是模仿飞机造型的城际列车，也不是高铁，坐在这种列车中人们很容易看出火车发明于19世纪。一个星期的缓慢行驶，人们看着窗外风景穿过整个大陆。车厢内的情况是：车窗挂着绣花窗帘，夜间窗户像在飞机上一样被莫名其妙地遮挡住，就像怕给外面什么人当作攻击对象似的。行驶在柏林—伊尔库茨克这一段的列车像过去一样驶过敖德萨、辛菲罗波尔（Simfaropol）、基辅、哈尔科夫、圣彼得堡、鄂木斯克（Omsk）和新西伯利亚。火车绕行莫斯科，人们可以一直坐到伊尔库茨克。驶过柏林总理府和国会大厦五天后就到达新西伯利亚，十天后抵达上海。
人们行驶过约10000公里的长形走廊地带。经过所有欧亚大都市的后院，人们可以看到：车站、厂房、工业区；上万公里的涂鸦墙；去工业化区域——工业废墟、废弃的工厂和仓储设施，一条穿过欧亚的锈带，直至中国边境。火车行驶在黑暗中，当它接近大城市时，天空突然放亮，在远处就能看到华沙、莫斯科、叶卡捷琳堡的摩天大楼，特别是哈尔滨和沈阳的。火车驶过的走廊地带也架设着电线，铺设着天然气和石油管道，有工业区和村庄，村里有被风吹歪的房子。从奥得河到太平洋，一路上有时还能看见正在吃草的羊群或一头牛。
是的，俄罗斯空间既一望无垠，又人烟稀少，巨大的西伯利亚河流宏伟壮观，火车穿越它们需要很长时间。但在俄罗斯空间内或穿过它的旅程同时亦是一次时间之旅，它启示我们，没有时间和历史的空间是不存在的。比如我们经过的地方有Njegoreloje，对福伊希特万格（Feuchtwanger）或罗特（Roth）来说，这里是他们前往所谓新世界的大门。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火车经过一个名叫卡廷（Katyn）的火车站，1940年数千名波兰军官在此站下了车，他们不知道将会在那儿被屠杀。成千上万的人就是通过我们行驶的这段路被送往遥远的北方或马加丹（Magadan）战俘营的，那些活了下来的战俘后来也是经这条铁路线又踏上归乡之途。
我们驶过的这段铁路线是人们在一百余年前设计和建造的，为的是把太平洋和大西洋连接起来。它是征服欧亚空间的世纪之作，建造这条铁路线是要让它成为连接整个大陆城市带的生命线。后来的情况始料未及，这与俄罗斯空间无关，而是源于那个“极端年代”的骚乱动荡，那些灾难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这段铁路线造成了破坏，令其瘫痪。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它让平民出行的工具变成了运送士兵的手段。革命和内战时期，在红白相争的战斗中对这条铁路线的控制决定了胜败。本是用来连接欧亚的铁路线，在俄国革命后成为苏联境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运输工具，但它也运送了大批被驱逐出境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用它调集了预备役部队，击败了希特勒的军队。冷战时期人们已无法想象能有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汉堡，以及从上海到鹿特丹的火车。
所有这一切均与地理无关，而是与世界政治冲突、边界划分和历史有关。铁幕落下、远东崛起改变了整个场景。西伯利亚仍旧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应该消失在那里的空间，例如霍多尔科夫斯基（Chodorkowski）。但如今它也是手机铃声不断响起的空间，西伯利亚不再与世隔绝。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片边远的辽阔大地又回归到交通、通信和贸易的世界地图中。物流公司的决策层在考虑，不断增加的物流是否不该通过苏伊士运河来运送，而是经过更直接的路径，把迄今需要的30天缩短到10天。也就是说，21世纪伊始，人们又开始思索和考虑一个100年前就被思考和规划过的项目。这意味着，20世纪放弃或受阻的事，现在终于要实施了。经过长时间的延迟，虽然最终俄罗斯空间甚或俄罗斯灵魂之谜未被解开，但也许过去一再令我们着迷和思索的空间还是得到了掌控。
（2009年11月5日在慕尼黑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基金会的演讲）
俄罗斯的第二次现代化
在苏联解体20年后的今天，那些灾难性场景幸好得以避免，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预测会出现这类场景是种时髦的说法，而且不无道理。当时某些聪明的观察家已经看到正在来临的类似魏玛共和国的处境，但俄罗斯没有陷入这种局面。多亏世界能源市场价格的上涨，俄罗斯成为一个富有，甚至是超级富有的国家。除中国外，它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这些财富几乎直接来自自然资源，其中只有一部分是通过现代化获得的。然而时间越长，这类财富越显示出其敌视现代化的一面。一个国家有这类收入，就无须再去思索提升绩效、提高生产力和效率的其他形式了。
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是新问题，从彼得大帝颁布的诏书中即可看出：“我们俄罗斯相较于其他国家盛产金属和矿物，地大物博。迄今人们没有热心研究这些物质，特别是已经找到的矿藏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因此，我们与我们的臣民本可从中获得的好处就被忽视了。”
虽然国家政治领导层早就知道这类以油元（Petrodollar）[22]形式存在的自然资源的负面后果，尽管他们早已指出，要解决一味依赖原材料和能源出口的问题，使经济多样化，虽然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ij Medwedjew）多次指出进行“纳米革命”的必要性；但是，发誓要进行这种革命总是要比做出具体和强硬的决定容易许多。在分配有时汩汩喷涌的自然资源时若不懂得放弃或限制，就根本不可能进行纳米革命。
作为一个在俄罗斯行走的外国人，我经常震惊于进步与落后的鲜明并存，就好像一个人同时生活在18世纪和21世纪，一方面无像样的路可走，另一方面置身高科技时代。一个不久前还是第二超级大国的国家，却至今没能开发出一定程度上完善的道路和街道系统。直到不久前一直担任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的谢尔盖·米罗诺夫（Sergej Mironow）曾指出，从前的超级大国苏联至少有两件事情得到保持：核武器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一个生产了一系列宇宙空间站的国家，如今宣布该国平均寿命——尤其是男性——为61.4岁，这样的数字一般只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中！
今天人们在莫斯科见到的俱乐部、年轻人和生活方式，与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离城市60公理外的村庄却一派萧条，基础设施全面瘫痪，人好像一下穿越回19世纪。一个累积了数十亿油元的国家，却无法维持其教育体系和研究机构，失去了最优秀的人才。人才流失的规模空前，甚至超过了20世纪。
极端的两极分化不仅体现在大都市区域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与经济落后的其他俄罗斯州的反差中，而且存在于城市本身：一方面是我们在自己生活的纬度难以想象的奢侈，另一方面是穷得不能再穷的弱势群体。这些人有多么无助和贫病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一个没有社会中坚的国家：没有现代化文化就无从谈起现代化
对许多首次来俄罗斯的人来说，他们很难理解：面对那些肆无忌惮和没有底线的行为，完全没有能与之抗衡的社会和文化中心，也没有缓冲剂和平缓手段。人们依稀记起，他们对这种对立和极端事件并不陌生，即发展中国家城市里那些腐败的政治精英，以及想方设法免遭灭顶之灾的、在毫无希望的局面中苟且偷安的居民。
集约化和现代化的阻力在俄罗斯是超强和根深蒂固的。大概可以说，想克服这种阻力几乎是无望的。难道不是有例子能一再表明，现代化之路在俄罗斯已经走过并是可行的吗？
大型成功企业的建设——无论是工业企业、运输公司，还是铁路现代化——证明经济现代化是可能的。但问题始终是：这些是属于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例子还是例外？这些是成功的个案，且受外部推动和控制，还是它们系该国自我确定并毫不动摇地推行的项目？
众所周知，一个工厂的建设不仅是技术或组织的过程：其间要制订计划，画出生产线设计图，建造大厂房，然后雇用在那里劳动的工作人员。文化因素一直在发挥作用：培训和准时已成为常规的纪律和耐性。每个工作进程都需要连续性和问责制，即使在没有检查员在场的情况下也要保证做到这些。人们必须要感到对整体和最后的产品的责任感。简而言之：这关系立场、态度，这些需要很长时间，也许是祖祖辈辈传承才能养成的，且先不提技能与资格。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情况也正因此十分困难，因为它错综复杂，甚至混乱。一方面，旧的安全体系——计划、工作岗位的保障——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权利要求和生活成本大幅提升，以致普通的生活已经变成了生存之战。一方面，没有了物质匮乏和排队现象；另一方面，所有的东西通常都比存在自由竞争、顾客是上帝的市场贵，因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而是出现了垄断。一方面，许多新的可能性出现了；另一方面，相应的资格却尚未具备，这类资格经常必须通过自己动手的方法去获得。
即使如今俄罗斯变得比过去自由多了，能够决定职位、许可证和工作委派的机构仍旧大权在握，没有它们任何地方都无法做出决断。对别人创造的财富，大家都想分一杯羹。腐败不是赘生瘤，而是整个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缺了它一切无法运转。外国公司通常会带着它们传统的习俗、期望和礼仪走进这种环境，在这两种企业和工作文化接触区内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和冲突。这些接触区是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实验室，也是积累现代化经验的空间。那里的实践经验是教科书中找不到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回顾一下有数百年历史的俄罗斯工作和工业文化的独特性是颇有裨益的。
革命前俄国反对现代化势力的元素
尤里·克力山尼茨（Juri Krischanitsch），决心进行现代化的彼得大帝的改革先锋，已经看出俄国人和“德国人”在工作文化上有着本质区别：“我们这个民族处于野蛮人与开化的民族之间……我们理解概念慢，心地单纯；他们则都很狡猾。我们到处闲逛，大手大脚，从来不记收支账，我们的财富不是慷慨赠人，就是挥霍殆尽；他们却是吝啬和贪婪的，利欲熏心，一天到晚只想着如何填满自己的钱袋。他们嘲笑我们的节日和好客。我们干活偷懒，钻研学问不努力；他们勤奋，从不错过好时机。”他也没有忘记指出俄罗斯人“嗜饮和浪费”的倾向。
在21世纪初去扯那些陈年往事，这显得似乎有些牵强。但工作文化和商业惯例是经过许多代人积累形成的，不是在速成班就能学到的。存在各种不同的工作文化。欧洲城市是现代化的起点。那里出现了手工业、手工作坊和行会，它们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特定的职业道德为劳动分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经销商和贸易商与外部世界——并很快与海外世界——交织在一起。除了有效率的劳动分工和生产力，除了预算和簿记，让欧洲城市成为城市的是城市的自由，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是公民自由的诞生地，其经济形式——市场、交易、私有财产和贸易关系——自然是受法律保护的。俄罗斯却缺乏这种发展，它一直是城市稀少的国家。“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在这儿不算数，尽管一再出现城市居民反对采邑贵族和沙皇的叛乱。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所进行的一切自上而下推行城市自治的尝试，比如人为地培植中产阶级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虽然有一些世代富商，如杰米多夫（Demidow）和斯特罗加诺夫（Stroganow）家族，他们得到相当于西欧国家大小的领地用于生产，但并没有形成或很晚才形成单独的城市资产阶级。贵族、地主和以使用农奴为基础的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村的生产首先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自己需要的东西自己制造。因此，在俄罗斯不是城市，而是农村构成高度发达的手工业的发源地。第一个因素是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农业效率低，与上升期俄罗斯帝国的金融、军事需求发生了冲突。1861年最终废除农奴制最主要的动机不是人道，而是因其生产效率低所导致的地主经济无法与新的市场竞争匹敌的痛苦。于是出现了城市与乡村的脱钩，我们观察到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入城市，新的阶级关系出现：企业家，商人，工人和所谓的“第三种要素”，即自由职业者。
第二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工作地位。农奴的工作是不自由的，为别人打工，一会儿作为徭役，一会儿作为进贡，这种工作犹如诅咒，它刚刚能养活家人和村社。俄罗斯的乡村不是独立农户的集合体，而是一个为养活地主的农奴而设置的生活社区，是地主制经济的附属物。这同样适用于手工作坊和工厂，只要那里的工作不是自愿的，而是通过沙皇的命令使用农奴完成的。
从来没有人设想通过工作会获得什么。富裕或在天国得到一席之地，这类想法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东正教对此生根本不感兴趣，也不注重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第三个起了作用的因素是对财产和占有物的态度。村社中没有私有财产，简而言之，所有的财产都是共同财产，这些东西定期重新分配，以便土地能适应家庭成员数字的不断变化。因此人与占有物之间几乎不能产生固定关系。“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财产关系像俄国这么薄弱和不稳定”，哈克斯特豪森男爵（Baron von Haxthausen）如是说，他是19世纪俄罗斯生活的精准观察家。
1860～1914：奋起直追
因此，毫不奇怪，只有当农奴制和地主制经济解体后，才产生了能够发展现代关系的空间。农民们获得了自由，他们可以迁徙，在城市中赚钱。曾占主导地位的村社的地位被动摇，形成了一个能干和富裕的农民阶层，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在第二代或第三代——涌现出那些企业家和白手起家的男人，他们推动了俄罗斯的工业化：修铁路、搞航运、创办钢铁厂或石油业。在这些企业家中旧礼仪派占有非常高的比例，这个教派是17世纪从东正教中分裂出来的，他们在俄罗斯所发挥的作用近似于西方的商业和经济生活中的犹太人或清教徒。
1860～1914年这几十年是改革开始并迅猛发展的时期，特奥多尔·冯·劳厄（Theodor von Laue）在他对沙皇帝国末期最杰出的改革者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进行研究的著作中对这一点做了描述。[23]当时俄国是工业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城市人口数字的增加也令人印象深刻。俄罗斯全才德米特里·门捷列夫（Dmitri Mendelejew）于1906年推测，20世纪中叶俄罗斯人口将达到大约4亿。科学、艺术、文学和音乐开始迅速繁荣，这个时代后来被称作“白银时代”。如果说俄国曾在世界文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那就是在1900年前后。俄国以惊人的步伐赶超他国，接受、借鉴和学习别国经验，培养起现代化并组织良好的工人阶级，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去国外留学。所有现象都让人觉得有些像今天中国的状况。这种发展趋势的终结不是因为俄罗斯帝国的繁荣不再，或爆发了危机，而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推向了深渊，相比较之下革命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被视为能摆脱1914年大灾难的出路。
苏联的现代化——20世纪的总结
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中的大多数有长期在国外生活的经验，知道何谓现代世界，他们临危受命，要带领俄国进入现代化时代。那一代思想精英，无论保守还是左倾，在要把俄国建设成伟大的和现代化的国家这一点上是毫无分歧的。列宁的名言称“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现代化的雄辩术给一切打上了烙印。苏维埃俄国应该在各个领域成为领先国家，不仅在社会改造方面，而且在建筑、电影、教育、设计和技术方面。曾经的俄罗斯帝国陷入一股乌托邦计划的浪潮，实现现代化的意愿是无条件和无顾忌的，为此人们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甚至是暴力手段。人们可以说：越是在落后的社会，乌托邦思维越炫耀自己。这是对跳出落后奔向未来的想象。
俄国革命最伟大的成就是，农民得到了他们世世代代所期盼的土地。俄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俄国从一个大庄园主的国家变为一个由数以百万计的小业主组成的国家，农民们如愿以偿，感到满意。十年后斯大林又夺走了他们的土地，让他们陷入一种新的、更艰难的农奴制，目的是牺牲俄罗斯乡村为工业化筹资。
但俄国革命还有其他反现代化的特征。内战和流放使知识精英元气大伤，他们或丧命或流亡，令企业和富于创意的行业一蹶不振。当工厂多年停产、城市大闹饥荒、由于缺乏合格的管理人员很多技术工人被招募进国家和管理机构时，历经两三代成长起来的俄国工人阶级就突然消失了。
这种现代性的损失有多种表达形式：专业技能荒废，已经达到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倒退，教育水准无法维持，导致平均主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有国际经验的工程师、管理人员、大学教师，常常被不懂业务但政治上可靠的人代替。只有在一些从根本上离不开过去那些专家的专门技能的领域，特别是在军事和工业技术方面，国家才会做出妥协。
终结的开始：来自上层的斯大林革命
然而真正从根本上为苏联直至解体定型的转折点始自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即农业集体化和在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1929～1937年）以恐怖手段推行的工业化。这展示了专政能够做到什么，同时它也证明，所付出的人力成本如此之高，以致这个国家再也未能从中恢复过来。
1927年斯大林谈到必须将“布尔什维克的激情和美国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集体化应把用木犁的苏联变为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国家。农民们反抗国家再次没收土地，约200万人被驱逐出境，1932年大饥荒造成几乎600万人死亡。受害者首先是能干和高效率的农民，即“富农”。数以百万可以成为支撑者的中农阶层就这样被消灭了，中产阶级本来可以从他们之中补充新成员；随之消失的还有手工业传统、高效的劳动方式和专门的道德观念。改建——在斯大林时期也被称作改革（perestrojka）——的主要场所是新涌现的工业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工人的工会组织已经没有发言权了，有话语权的是那些独裁的“红色厂长”。工作被从军事角度进行组织：作为战胜自然和俄罗斯惰性的战役，作为社会主义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工人们组成劳动小组互相较劲。
工作时间被一改再改，一会儿是每周工作五天，一会儿得连续工作十天才能休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以前从未见过一台机器，而且也不会阅读和写字，他们也要被整合到生产过程中。工厂秩序，也包括住房和生活条件，一塌糊涂。在生产运动的忙乱中——把工作当作冲锋陷阵——根本无法想象有序操作或遵守纪律。这导致了一连串的事故、故障和损失，但这些不被认为是劳动组织缺陷造成的，而是作为特务、间谍和坏分子的破坏被揭露，对此人们展开了批判运动并对一些人判了刑。在1937～1938年大恐怖时期几乎有上百万人被有计划地干掉了。
除了“大清洗”中的人员损失，对苏联工业文化所产生的最严重的长期负面后果之一就是：正常的工作程序被瓦解，运动化、军事化的劳动风格得到贯彻。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隐匿，间谍恐惧，风险畏惧，缺乏对整体的责任感。基础科学研究和军事部门的卓越成就靠创建高收入科学家的特殊劳改营——沙拉什卡（Scharaschka）来保障。索尔仁尼琴本人就在这样的营地待过，他在其小说《第一圈》（Der erste Kreis der H?lle）中描写过那里的情况。
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法抵消苏联生产组织方式对创新和进步的阻碍。尽管在个别领域成就瞩目——空间技术、控制论、核物理——苏联体制仍旧难逃停滞命运。某些特征一直陪同苏联体系到终结：红色厂长们的“一人独裁”；工人们倾向于跳槽，因为在紧急情况下没有替他们说话的工会组织；工人缺勤和频繁更换工厂，这已成为苏联职场生活的一种长期特征。计划经济与其人为的报表数字导致浮夸风，一些产量只存在于纸上，其中包括那些“仿佛”存在的成果。生产质量无所谓，唯一追求的是吨数——“吨数意识形态”，实际需求也不予考虑，冬天卖夏天的衣服，夏天卖冬天的衣服。
这种做法从管理角度也得到了支持，而这是不合理的、不经济的，最终也是财政无法负担的。因为厂长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生产计划，所以他们就总是囤积一些材料及劳动力，以备不时之需。这样资源的浪费就被植入体系。没有正式机构代表他们的工人却知道如何显示自己的力量：他们威胁要跳槽或是——如果罢工是非法的，并会受到严厉制裁——举行“意大利式罢工”，即磨洋工并以此来要挟厂领导。[24]
强迫劳动作为一种原始经验
此外还有一个方面尚未被提到，但它是无法被忽略的：很大一部分的社会劳动在长达几十年之久、历经几代人的时期内都是强迫劳动，即囚犯和奴隶的劳动。苏联的所有大型建筑工地都在使用被流放者、遭驱逐者和劳改营犯人。古拉格是安排强迫劳动的场所，都是人们从不会自愿去或者只有获得相应红利才会去的地方：在马加丹的极寒天气下采金，去诺里尔斯克（Norilsk）开采镍矿，前往沃尔库塔（Workuta）挖掘北极圈以北的煤炭，去开挖运河。从事这类劳动的都是大量劳改营犯人，他们之间也举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干得最出色的人有时还会获得证书。劳动在这里——至少在宣传中——仍然是一种“重铸”（perekowka）的手段，尽管有上万甚至数十万人死于非命。
奴隶劳动是斯大林工业化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即使在这位独裁者于1953年死亡后仍旧如此。劳动不可避免地盖上了非自愿的戳，是被强迫的。随着20世纪50年代这些劳改犯被释放，他们把被强迫劳动的经验也带进了“正常苏联人的”生活世界。如果说强迫劳动是数以百万计人的经验，而且延续了两三代人之久，那么不言自明的是，它给“自由劳动”也打上了这种烙印。
从大诺言到“不负责任的经济学”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宣传说所有苏联公民都是所有者，因为企业根据名称来看都是全民所有的。但事实上员工没有什么发言权。普遍的态度更可能是：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属于大家的，那么它实际上就不属于任何个人。那么，也就没有人对它负责。这不仅导致人们冷漠对待生产设备和产品，肆意浪费，同时也导致层出不穷的盗窃行为出现。若是所有东西都属于所有的人，那人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使用。虽然总有因“反社会行为”被判刑的人和群众法庭，但普遍的冷漠更为严重，东德的异见人士鲁道夫·巴罗当年在其尖锐的分析著作《选择》（Die Alternative）中把这种冷漠称作“不负责任的经济学”。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样的系统如何会运转了这么长时间？首先是它的承诺：脱离最严重的苦难和至少让孩子们能过上好日子。这种热情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持续了一段时间。可怕的战争结束后，人们又得重建家园。斯大林之后国家已经无法再用恐怖手段和仅靠宣传来维持局面了。斯大林的继任者进行物质刺激，改善培训，劳动和管理方式不像以前那么专制，特别是改进了消费品供应，组织了休假旅游等。这样又维持了差不多20年。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体系间的较量中，苏联和整个东欧集团最终拼不过对手。苏联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进入了多年的停滞期，那些年充满了痛苦，其余的世界在这段时间里在能源危机的阴影下步入了后工业时代，信息和通信革命渗入了一切关系。
人们如何能概括地表述苏联现代化的努力所带来的后果都有哪些特征？在很多方面这种努力可以满足一个发展中国家起步期的需求——“独裁下的发展”或“独裁下的教育”，并且在一定时间内也取得了可衡量的成就（其中包括教育、扫盲、工业化、建立军事和国防运行体制等）。然而总体上讲，这种努力把苏联带进了一个死胡同。最能干的人已经被剔除、受到迫害并遭消灭。新政权除了为几十万人打开了社会升迁之门外，同时也开始了排除异己的过程。独裁的指挥结构在紧急状态下——危机、战争、从德国拆运成套工业设备——可以发挥其作用，但它破坏了有机和平静的按部就班的工作文化的发展，这种文化离不开踏实、开放、自律和创新。由此产生的停滞即使通过物质刺激也无法克服。这样该体系就懵懵懂懂地走向了自己的尽头，1991年12月21日苏联几乎悄无声息地寿终正寝了。
苏联现代化的长期影响
但人们该如何描述这个1991年后命运沉沉浮浮的国家呢？它——史无前例——要一下子应付所有挑战：政治机构、所有制形式、经济类型都需重组，心态亦要改变，用一句话概括，即换一种活法。
令我感到惊奇，而且至今没有找到真正解释的是：苏联的解体没有导致大灾难，没有引发“大爆炸”，那种结果本是大家内心几乎已经做好思想准备的。[25]这个国家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如果考虑到城市的变化以及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改变——在发展，若是说到新基础设施的修建或机构的健全，那么这种发展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这给人留下了极端矛盾的印象，一切都是悬念，任何时候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俄罗斯联邦的居民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大努力甚至是用力过度之后，又经过20年变迁，其间国家崩溃、通货膨胀、危机四起，犹如坐过山车忽高忽低，如今他们首先生活在平静中，也希望继续不受干扰地生活下去。因此大概不会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对付俄罗斯危机，这种妙招更不会来自外部。人们只能寄希望于俄罗斯人的生存意志、随机应变和学习新东西的能力，以及他们的创造力，或许还有所谓“政治精英”的责任感。
显然，还没有出现直面严峻的形势并有勇气说出真相的政治人物。这样的领导必须是信任人民的领导，因为他知道，倘若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现存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迄今为止一向是：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真正英雄是其公民，他们有对付危机的经验，在看上去纯粹无望的一片混乱中能够临危不惧，从而避免陷入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那种认为对这个巨大的国家只能用中央集权的办法来统治，因此必须加强垂直权力来维系这个国家的想法是幼稚的。从中心有限的观察角度来看的话，通常习惯把重点放在控制和监测上，而不是注重培养公民的主动性和活力。但是，如果不相信民众的活力与创造力，俄罗斯就无法走出死胡同。
问题多和大到任何一个政府都注定要失败，要是它只知道从上面下达命令和进行控制的话。扩建与重建跟不上时代发展的破损基础设施——交通、通信、市政和医疗系统，这些都是世纪性项目——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这些都是长期投资，无法实现快速赢利。需要完成老工业向新工业的结构转变，这对一个不久前还是以钢铁和煤炭生产为主的国家而言——这些产业聚集的地区就像是一条单一的锈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教育体制必须重组，以便能留住最好的人才，防止他们移民国外。要想胜任这些工作，最主要的同盟者只能是老百姓。尽管这些年风云变幻，老百姓还是知道了在一个正常的国家生活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被允许过这种日子的话。
疯狂消费作为对常态的向往
我相信，席卷俄罗斯的消费——疯狂消费——不过是这种愿望的表达：终于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了。消费的意志表明：存在一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当下，而不仅仅是一个牺牲我们自己才能换来的未来。生活中并非只有英雄壮举和伟大梦想，苏联历史从来不缺这类重大事件；生活同样离不开日常小事。进入平庸是一个令许多人失望的过程，但说实话，它也意味着脚踏实地和活在当下。人们的要求并不高：在俄罗斯劳动也必须能获得相应的报酬；在俄罗斯也必须能买到日常生活用品，而无须排长队；同理，也应该能即刻踏上旅途，而不必几周前就去排队买票；在俄罗斯也该有愉快度假的机会，不仅是前往加那利群岛，尽管那里比在伏尔加河乘游轮或去黑海沿岸更便宜。在我眼中，捍卫这种常态与捍卫民主和人权一样重要，它表明，只有当人们面对权力的为所欲为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时，才能捍卫他们所希冀的常态。
多数人的利益与猖獗的官僚主义和寡头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后者在最近10～20年中有了迅猛增长——不仅发生在选举期，其实主要并不发生在这种时刻，而且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小冲突中。这方面的例子有：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加里宁格勒发生反对提高汽车进口关税的示威；在莫斯科人们抗议名人疯狂飙车并要求限制他们豪车的特权；人们对交警执法的随意性（盖伊［GAI］[26]）及民警和官员的乱收费表示愤怒；人们愤慨于政府的不作为和不能保障公民的权益，对可能出现的基本威胁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人们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走上街头抗议强拆、地产投机和在乡间小屋地带的野蛮建筑工程，反对砍伐森林（最近一次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的示威集会有3000人参加），反对煽动年轻男子进行无法打赢的战争。此外不信任和失望还表现在“用脚投票”方面，一百多万中产阶级移民国外，大多数是高素质的公民。为了以防万一，人们还把钱转移到国外。国家权力无法和不愿为公民利益尽力，这方面的象征是：莫斯科前市长尤里·卢日科夫逃离被大火和浓烟包围的首都，以及其离谱的理由；还有普京大权在握的亮相，他亲自驾驶灭火飞机飞过被大火肆虐的俄罗斯森林。人们不得不担心，国家政权和其代表试图为自己开脱责任时，仍旧会寻找替罪羊，而且能够找到，以便转移民众的不满和仇恨。这是一种危险的短视游戏，这无须特别强调。
不劳而获的富裕导致颓废
今天的俄罗斯首先需要平静与时间，以便“重新站住脚”。有一种想法是幼稚的，即认为顷刻间、错愕中就能产生新的财产和占有关系，并能发展出新的工作方式和工作风格。如今俄罗斯巨大的私人财富不是经过几代人的劳动积累的，而是一夜暴富，因国家垄断的崩溃和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像政变那样该出手时就出手弄到的。问题是，他们此后是否发展出了自己的企业文化、对个人财产和国民整体有了新的责任感？我未看到这些，而是看到一种奇妙的组合：利用机遇与野心勃勃，这与那些人额头上写着的一无所知有关，他们根本不知道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要付出多少艰辛。那些大寡头和大官僚们对在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小型企业——也包括外国的——所流露出的蔑视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彻底暴露了他们的暴发户和寄生官僚心态。他们花钱的方式也能泄露他们是如何赚到这些钱的，即不费吹灰之力，一夜暴富，慷国家之慨。间或也有伟大的、具有创造性的企业家，他们有能力在21世纪改变俄罗斯的面貌，这是显而易见的。但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件表明，对于这类通过个人奋斗脱颖而出的男人，人们更愿让他们去坐牢，也不愿让他们得手。俄罗斯“精英”现在已经经历了从穿运动服到穿覆盆子色休闲式西装上衣，再到穿布里奥尼西服套装的转变。如今俄罗斯国家杜马召开的全体会议无异于一场时装秀，首先能看到的是意大利名牌男装，但这还远远不等于他们的确领会了资产阶级企业家古典风格穿着的精髓。
如今该出现的巨大变化不可能在一哄而上的混乱中完成。平静和时间意味着：政权放弃随意性和不可预测性，确保程序和决策的公开性，把责任分摊到众人肩上并下放决策权。要认识到，辽阔的俄罗斯由许多地区和不同地貌组成，不仅仅只有首都。要实现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民主程序，因为没有法规就不会有安宁与稳定，而这又是进一步发展不可或缺的。这也意味着，要放弃那些——国际国内——哗众取宠、毫无意义的面子项目（如2014年索契奥运会），集中精力做好完全普通的“功课”：修桥，铺路，基础设施的维修，西伯利亚铁路的现代化，为现代化旅游提供配套设施，保证生产程序的安全，让国家井井有条。为了俄罗斯能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必须放弃帝国及其梦想。但这即使在苏联解体20年后仍非易事。
（2010年9月10日在沃尔夫斯堡所做演讲的删减版，首次刊载于《德国与国际政治》（Bl?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2001年第8期，第49～61页）
世纪之作——《路标》（1909～2009）
2009年对我们同时代人来说，不仅会作为严峻的金融崩溃之年留在记忆中，而且也是纪念日繁多的一年。欧洲没有忘记：80年前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7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愉快的回忆当数1989年的大转折，整整一个时代结束了。欧洲人也没有忘记一些较小的数据，例如，2009年2月许多欧洲报纸撰文纪念《未来主义宣言》（Manifeste de Futurisme）[27]发表100周年。几乎在同一时间，也就是1909年2月，俄罗斯出版了一本在俄罗斯思想史中留下了鲜明轨迹的书，然而欧洲对此书置若罔闻，就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似的，若是不考虑一些研究俄罗斯历史的专家们的关注的话。文集《路标》（Vechi）——收录了论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文章——的出版，在俄国——不仅仅在首都——是精神生活中史无前例的事情。这本文集的撰稿人均为当时著名的哲学家、时事评论家和政治家，它在很短时间内就多次再版，而且印数很多。但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一场激烈辩论，参与者都是当时的名流。表面上看辩论的是知识分子在刚刚结束的1905年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评估是充满自我批判精神的。《路标》的出版以及围绕它展开的争议是最有力的证据，证明俄罗斯帝国末期产生了独立和成熟的知识分子。《路标》和由此引发的辩论记录了一个自治公共空间，以及我们今天所谓的公民社会的诞生。
我非常感谢这一举措，即在《路标》出版100周年之际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举办纪念活动。出于个人原因，我也对组织这次活动感到高兴。二十多年前，我在这里研究过关于1909～1921年俄罗斯知识分子自我理解的辩论，其成果是另外一本书，即关于圣彼得堡在1909～1921年作为欧洲现代主义实验室的研究。当时在第一阅览室，科学院院士和外国研究人员有权阅读其他人无法接触的资料，我那时借阅了所有与《路标》有关的文献。后来我在1990年为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的“另类图书馆”（Andere Bibliothek）翻译并出版了该书的评注版。20世纪20年代初俄罗斯曾发行过该书的节选本，译者是埃利亚斯·赫维奇（Elias Hurwicz）。此外该书还有美国英语版和法语版。[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