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我在原来的列宁图书馆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二十多年过去了，而且整整一个时代结束了。我还能忆起，当年这本苏联时期的禁书第一次大量印刷进入书店和报摊，立即被抢购一空。我记得，这本书像所有的禁果一样格外珍贵，《路标》的作者都是列宁最讨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突然人们对它不再感兴趣，受众开始关注其他对象：与过去相比他们更重视现在，他们关心的不是昨日的话题，而是新出现的公共空间、令人兴奋的媒体、电视台和爆炸式增长的图书市场。为什么今天要把注意力转向《路标》呢？
促使我谈论它的主要不是个人经历，也不是对古籍的激情，即使让一部被遗忘的书籍重见天日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很刺激。相反我深信，《路标》确实是一部世纪之作。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部在20世纪初涉及了所有有关知识分子和俄罗斯命运的关键问题的书，却几乎没有入欧洲有教养阶层的法眼？欧洲有关知识分子的大辩论为什么不但彼此隔绝，而且甚至南辕北辙，导致两种不同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并以体系误解而终结？简言之：欧洲知识界没有统一的历史和一致的话语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意味着什么，而且追述欧洲知识分子的历史会带来什么裨益？阅读100年前的《路标》的好处是什么？
《路标》的作者们的功绩不在于——像人们常断言的那样——他们预言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即将来临，而是在于他们对现状的批判性剖析能力，对时代精神状况所做的判断。从昔日《路标》一书中无法找出今天该怎么办的直接行为准则。《路标》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大辩论的组成部分。但欧洲知识分子大辩论为什么会相互隔绝，怎样才能获得完整的欧洲知识分子史？最后要提出的问题是：今天《路标》一书还能告诉我们什么？总之，今天我不是要从外部给俄罗斯知识分子提建议，而是作为研究知识分子史和思想史的历史学者略抒己见。
《路标》的功绩：对时代精神状况的判断
关于文集《路标》的评论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该文集作者们的勇气和敏锐受到一致好评，正是凭借着这两点他们一反时代精神潮流，对革命知识分子提出了批评，出于同样原因，他们被诽谤为沙皇政权的卫道士。列宁在其著作中一再攻击《路标》是“自由主义变节行为的百科全书”，托洛茨基讥讽其作者是只会自恋和极端以自我为中心地“深入自己意识的每个皱褶中”的人。他们被誉为先知，被诽谤成反动派或是受到嘲笑。显然他们触及了有思考能力和教养良好的社会阶层的敏感处。在此我不想盲目地给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下定义。知识分子这个词在欧洲涵盖面很广。每个国家显然都产生了独具特色的知识分子：法国有义务感的知识分子善于思考，德国教授们热衷政治，俄罗斯大学生们充满“智性”和革命精神。这总是超出了单纯的知识范畴。在知识分子的语义中包含着：承诺，以批评为职业，道德法庭和权威，对整个社会的兴趣与责任。根据语义，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也会有负面含义：他们自以为在道德层面上比别人强。这首先是指在公共领域抛头露面的作家、政治评论家和文学家等。对这一点概括最贴切的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总之他们发出的声音是明白无误的。最近一段时间这类人物的名字也是家喻户晓的：汉娜·阿伦特，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诺姆·乔姆斯基，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德国的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类型属于一种社会组合形式，在这种社会中批评可以是职业，智力劳动可以成为自己的职业，因为存在思想和图书生产的市场，以及与此相应的公共空间。因此知识分子在广义上离不开现代公民社会。
出版了文集《路标》的作者们当时都已经是有经验和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哲学家如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谢尔盖·布尔加科夫（Sergei Bulgakow）和谢苗·弗兰克（Semjon Frank），政治评论家和政治家如彼得·司徒卢威（Pjotr Struwe）和亚历山大·伊斯戈耶夫（Alexander Isgojew），法学家波格丹·吉斯雅可夫斯基（Bogdan Kistjakowski）和文学学者米哈伊尔·赫尔申宗（Michail Gerschenson）。他们所有人都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因批评沙皇统治被驱逐和流放过。他们认为，1905年的革命结束后，是该进行自我批评式的总结的时候了。这些作者既不想列出罪行表，也不想进行法庭审判，他们仅仅根据自己的看法指出了一个非常畸形的现象：知识分子追赶任何智力和哲学方面的时尚，唯独没有努力改善自己。与其以自封的救世主身份逞英雄，不如谦虚地先自我完善一下。现在需要的不是“出于原则的对立派”，而是能为逐步改善现状进行建设性组织工作的人。
为此目的，知识分子必须打破由他们自己创造的神话，必须停止将政治凌驾于一切精神生活之上。当务之急主要是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政治条件的改善不会来自外部，更不会经由来自上面的奇迹而实现，它只能从内部，从个人开始。知识分子应该摆脱他们那起美化作用的神话想象，即认为人民是美好的野蛮力量，是善的庇护所。他们必须与革命时期的暴力过激行为和大屠杀划清界限。知识分子的社会肖像也被勾画：在俄罗斯“革命学生”成为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绝非巧合。法学家吉斯雅可夫斯基批评知识分子对法律的冷漠，他用了“法律虚无主义”一词，他对列宁进行了出色的分析，称他为包围和紧急状态的理论家。如果俄罗斯想避免“动荡岁月”和躲过暴政与暴民统治的危险，彼得·司徒卢威说，除了参与建设法治国家外别无选择，1905年《十月宣言》[29]揭开了建立法治国家的序幕。知识分子应放弃其革命雄辩和夸夸其谈，不再激进地简化一切，而是脚踏实地开始工作。转向——转念（metanoia）——是必要的，舍此无法走出纯粹破坏的怪圈。关于我认为最重要的，在此就扼要介绍这么多。
《路标》作者们的弱点是没有积极的纲领。此外，他们对俄罗斯东正教未能予以批评，虽然后者不准备给自己提出社会义务，以及像谢尔盖·布尔加科夫所要求的那样采取一些必要的现代化步骤。《路标》作者们的优势在于：他们有魄力为知识分子和自己竖起一面镜子，并敢于进行逆时代精神的论证。他们要求自己与同道要为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而不是将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其他人”和“上边”。这让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曾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被谴责为变节分子。实际上他们被所有派别厌恶，因为他们既批评沙皇政权，也批评革命反对派。但恰恰是这种——他们自己所主张的——不被公众舆论压力所左右的独立地位显示，独立的公众空间出现了，它能顶住来自左右两面的压力。在革命前的俄国，1909年的辩论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它标志着一个自觉和自主的公共空间的诞生。
随后发生的事件使这场辩论显得过时，并最终消失在未来事件的阴影中：1914年爆发的被称作“原始灾难”的大战，以及由此引发的革命和内战。1921～1922年《路标》的作者们被以耸人听闻的方式驱逐出境，那种做法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苏联政府把近200名领军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路标》文集的作者，赶上了所谓的“哲学船”，送他们踏上流亡之旅。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捡了一条命。这在欧洲知识分子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只是在苏联解体后该过程才再次被人们回忆起来。[30]
争取自主权：欧洲背景下的《路标》
在欧洲20世纪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像1909年这种暂停、自我诊断和自我反思的时刻一再出现。在此不求给出完整或系统的概述，仅指出一些独具特色的发展阶段，不可能超出信息综述范围。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史，但也许有一些跨越国界的立场和话语，因为问题本身是超越国界的。
在20世纪初欧洲知识分子史中，英雄人物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的《我控诉》（J’accuse）应该占有一席之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两极分化，在对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的表态中法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才得以确立。果断和勇敢地反对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表明，个人也是能有所作为的。佐拉和他的战友们直接创造了知识分子影响力的神话，甚至在几代人之后欧洲知识分子还能沾这种光辉的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会如何表现的问题，成为知识分子自我认识和其“使命”争论的核心；就像围绕《路标》所展开的争议中，俄罗斯知识分子试图阐明他们该如何对待革命事件以及在其中应起什么作用。与德雷福斯事件类似，它是一场毫无保留和毫不留情的自我启蒙。可不可以批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批评是不是个禁区，因为这等于将他们推向对手？一场产生了大范围屠杀的革命能否被称为大屠杀，或是是否应该继续使用革命知识分子的术语？难道不该终止那种方便的假设，即“上边”——政府、沙皇制度，独裁政治——要对所有的罪恶负责，而在自己身上寻找失败的部分原因吗？与德雷福斯事件相似——且不谈具体完全不同的冲突缘由——事情关系到无情的自我诊断和这么做的勇气。知识分子在巴黎是要抵抗有民族情绪和排犹情绪的主流，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是要找到脱离自我神话化和替暴力辩护的主流的方法。[31]
不久之后，当各国于1914年为大战进行全国总动员的旋风刮起时，表明自主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过时或者彻底崩溃：为欧洲和平奔走呼号的人成为难以察觉的绝对少数，一些和平主义者和有时激进的教派在做此事，而欧洲知识分子的主流纷纷奔赴前线，抢着为“捍卫文化与文明而战”。这是真正的崩溃：1914年，知识分子几乎在欧洲各国都成为民族主义动员的急先锋。
难怪欧洲的知识分子在不久后就受到意识形态上的良心谴责，并开始进行清算。因此，第二个发展阶段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自我控告。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1923年的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s），他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伟大理论家，其同类——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要求他“背叛本阶级”，加入工人运动；另一个是1927年的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他谈到“知识分子的背叛”（“trahison des clercs”），并要求回归普世道德的绝对价值和原则。这体现出，面对没有得到解决的社会问题，传统的确定性消失殆尽，知识界成员普遍陷入不确定性，并感到“良心不安”。[32]
人们可以把那些知识分子的出现视为第三发展阶段，他们因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西班牙内战而以反法西斯主义的名义与斯大林的苏联结盟。作为反法西斯主义者保持其智力和道德操守，同时又对莫斯科公审[33]噤若寒蝉，与斯大林沆瀣一气，这怎么可能呢？1936年和1937年，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和尤奥·福伊希特万格就他们的苏联之旅所写的报告文学揭露出大量丑闻，由此引发的争议也围绕着一个问题，即知识分子到底自主的还是随波逐流的。
第四次知识界大辩论已经发生在新格局中，即冷战时期。对共产主义的批评怎样表述才能同时避免成为替资本主义的辩护呢？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如何表述才能不被利用为替共产党政权的辩解呢？20世纪50年代初，知识界围绕着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和伊格纳修·斯隆（Ignazio Silone）参与撰写的文集《一个不是上帝的上帝》（Ein Gott，der keiner war），当然还有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Gefesseltes Denken）爆发了大论战，揭出了大丑闻。争论的问题是，如何能在冷战双方的前沿阵地坚守批判位置，而不被任何一方所利用。
先锋派知识分子掀起的新一波浪潮可以说发生于1968年。这既适用于西方阵营也适用于东欧集团。毫无疑问，在西方学生运动如布拉格之春和华沙1968年3月的抗议活动中，大学生和作家都起过突出的作用；他们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苏联的地下出版物活动中同样是积极分子。因此，新一轮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辩论又爆发了：参与的知名人士有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让-保罗·萨特，当然也包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莫斯科的安德烈·萨哈罗夫。此外，这也是在对“博学之士们”进行批评时第一次重提《路标》一书，使它成为参照系。
在东欧革命的准备期，在重组改革和推行开放政策时，知识分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达成了共识。人们只需想一想乔治·康拉德（Gy?rgy Konrád）和伊万·塞列尼（Iván Szelényi）的小册子《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z auf dem Weg zur Klassenmacht），以及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活在真相中》（In der Wahrheit leben）；想一想莫斯科报纸上和电视中的革命，以及那个事实，即从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边缘人物突然当上了部长、总统和政要。毫无疑问，倘若没有地下反对派公共空间的形成，就不可能出现政治变革。然而，这种成功似乎也标志着知识分子的使命完成了：在1989年和1991年后不久，就有一些文献谈论“知识分子的黄昏”与“知识分子的衰亡”。[34]
这显然表现出，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意义急剧下降。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知识分子的高雅文化突然遭遇了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大众文化。随着国家审查制度的消失，传统的敌人不复存在。固有的定位参数不起作用了，急需新的职业概述。在新的价值体系中地位与关系不好使了，钱成为决定性因素。在所有的后社会主义社会，适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局面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然而，危机感和失去方向并不是这种社会，甚或是俄罗斯所独有的。
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危机”——对知识分子的谴责和他们的自我谴责——并不是俄罗斯的特殊问题，更确切地说，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普遍的欧洲现象，在特定的局面中它会一再出现。这显然总是危机局面，是需要解释和修正的时刻，是预示改弦更张和战略突破的时代。这时总出现知识分子相互揭露、英雄化和妖魔化的现象，他们在过度自信和自我意识丧失之间摇摆，或是摆出前卫姿态，或是听天由命。知识分子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极端之间进行着自我分析和自我解释。
尽管明白无误的是，上述各种不同的话语并无直接联系，而且拥有话语权的人彼此也不直接交流，但仍然存在一种内在联系：20世纪欧洲的危机背景，特别是1914～1945年高度戏剧性的战争、革命和内战时期，或者——如果算上漫长的战后时期——1914～1989年的“短暂的20世纪”。
如果人们试图从知识分子的话语中找出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的话，那么我认为应该是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论点。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受过教育和有牺牲精神，这使得他们注定要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或者反过来说，由于他们的狂妄自大、自由散漫和小资产阶级的举止，原则上他们无法起一些积极作用。
一般情况下，这类指责和自我谴责让人们注意到：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特殊权重被彻底高估了，那不过是一种不断重复的错觉，即他们被授权创造历史。这显然是不折不扣的职业变形（déformation professionelle）。知识分子大辩论几乎总是围绕这种自我幻想和自我风格化。真正的历史性抉择自然不是知识分子做出的。上述辩论的主要结果是：不断尝试去领悟，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是否以及拥有什么样的权重、意义和影响力。
20世纪：危机四伏与欧洲知识界的软弱
如果人们把知识界称作“反思精英”，那么人们的印象是：知识界在激进运动此起彼伏的欧洲，无论是源于民族主义或是共产主义，处处吃败仗。在历史事件中需要决策和行动的时刻反思是多余的，它是一种障碍和限制，阻碍了行动。历史中出现的运动和极权统治不需要反思和自主的知识界，而是需要正常工作、提供服务和执行命令的知识界，“小齿轮和螺丝钉”或者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在欧洲许多地方知识分子分裂成两个阵营：一边是积极的代言人、鼓动者和宣传家；另一边是被踢出局、边缘化和受迫害的人。只有在少数情况下，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能够成为运动的先锋并证明自己的能力。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其知识分子出身的领袖肯定属于这类人，哪怕只是暂时的，人们只要想一想列宁、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和布哈林等人。但通常大多数知识分子顶多是运动的积极同情者、同路人（Poputschiki）、边缘人，许多人很快发现自己已经踏上了移民和流放之路。
20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虽然也是其成员飞黄腾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的历史，但它首先还是知识分子软弱和流亡的历史。然而奇怪的是，那些在历史上未能受到器重的反思精英们彼此也没有发现对方，而是互相错过了。他们的路径有交错，但他们在路上没能互相遇到。我们上面所叙述过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情况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众所周知，《路标》一书的作者在1921～1922年被送上“哲学船”强行驱逐出苏联。他们成为苏联境外知识分子文化的载体，但他们的观点普遍未能得到同情。他们被视为东正教旧沙皇俄国的代表，属于反动派，他们的流亡地通常是首都——柏林和巴黎，他们在那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即使后来的流亡者，如维克多·塞尔吉（Victor Serge），还包括托洛茨基，也几乎没有遇到一个良好的环境。因为大多数欧洲知识界对十月革命的俄罗斯都充满很大期待和同情，整整一代知识分子觉得这个国家虽然穷，却是应许之地，它是这个令人鄙视和厌恶的充斥着剥削、贫困和文化危机的世界的对立面。有这种想法的不乏最有名的人物，如罗曼·罗兰、阿瑟·库斯勒、约瑟夫·罗特、安德烈·纪德、瓦尔特·本雅明、萧伯纳、约翰·斯坦贝克。甚至在一段时间后，当1933年后德国和奥地利的移民与难民抵达巴黎时，俄罗斯流亡者仍旧未能与他们接触和交换极权统治下的经验。移民和流亡者关于新经验没有共同的语言，所以虽然瓦尔特·本雅明和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列夫·舍斯托夫（Lew Schestow）和尤奥·福伊希特万格、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和伊万·蒲宁（Iwan Bunin）都在巴黎找到了避难所，但他们没有作为知识分子相遇和进行交流。这种状况在美国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彼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在哈佛大学，德国的知识分子难民在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35]，或者——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美国西海岸。他们未能彼此见面并反思虽各不相同却仍有共同点的经验。这里再次证明了有规则就有例外：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沃特马·古里安（Waldemar Gurian）是个皈依了天主教的俄罗斯犹太人，对汉娜·阿伦特来说他是个重要的基准点。
在漫长的战后时期双方仍然存在刻意的视而不见以及顾左右而言他。人们几乎可以说，在东西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有接触彼此的恐惧。西方有批判精神的知识界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反美，经常亲苏；东欧有批判精神的知识界反共、反苏，多数亲西方。双方的实际生活态度都是反对独裁、主张平等，从根本上追求民主，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直到东欧集团解体、欧洲结束分裂局面前一直是这样。这种两极分化的感知痕迹今天仍旧在起作用。
如今，在冷战成为历史后，而且古老西方亦成为往事后，也许是时候回溯一下20世纪知识分子的话语了。意识形态大战落下了帷幕，现在需要做的事是：叙述知识分子的许多不同的、献身某种理念的历史，他们的功绩和失败。现在该对以前极为复杂的意识形态进行历史梳理了。人们可能会清醒地看待史实，免于自视过高与神话化，而这类危险往往是知识分子难以逃脱的。但是现在可以做到，把迄今孤立的知识分子飞地和分散的知识分子群岛互相联系起来，总结出其精神财富。这样欧洲知识分子的话语史就将成为欧洲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史。那么我们就会更多地了解知识分子，他们的罪孽和壮举、缺陷和美德、狂妄自大和牺牲精神，而不会落入自以为是和固执己见的窠臼。
影响：《路标》的现实性——丢掉幻想和自我剖析的勇气
1989年和此后，东西方均出现了许多文章，大谈“知识分子的黄昏”和“知识分子的衰亡”。其原因众所周知：反思精英们失去了其地位和重要性，一小群有教养的精英不再拥有对事物的解释权，金钱的统治权得到确立，大众文化受到推广。知识分子的最终让位看来暂且成为大势所趋了。[36]
然而，如果没弄错的话，对新主体的寻找已经开始，这个主体应能承受或是启动改变。鉴于各种危机和碰撞，人们正在寻找拯救的出路、革命的主体，并以一种新口吻在谈论启蒙的必要性。但还没有出现一个新的革命主体或是一个阿基米德支点，从那里人们可以对世界进行解释甚至改变。全球化的批评者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谈到了“诸众”（multitude），认为诸众可以成为行为的载体。其他人要求新的解释或是批评知识分子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即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如今人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冷战的结束不是和平时代的来临，而是新杂乱无章和混乱无序时代的开始，世界已经失控。到处响起凄厉的警报器声，又到了“深夜前的五分钟”时刻。
在这种情况下，《路标》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难道它不仅仅是可以归档的历史文本吗？至少对俄罗斯来说，它在很多方面确实只有史料价值。不会再出现革命青年形成新统治的危险局面；今天的人口状况正好相反，人口老化和衰减。如今没有文化禁欲主义，也看不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激进教团”。无人再渴望新的乌托邦项目。人们希望最终能过上不受干扰的正常生活：孩子们能够上学，自己可以赚钱或是去度假。在经历了“极端的年代”（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语），时常处在恐怖和戒严状态下后，人们最大的渴望就是恢复常态和常规，而非急着教训社会，或者甚至想建立教育独裁的知识界。相反，倒是祭司和毛拉被推到前沿，仿佛先前由启蒙负担的任务，现在落在了娱乐界或各宗教传道者身上。
另外，该书似乎又并未过时。我们只要想一想吉斯雅可夫斯基对冷漠主义与法律虚无主义的清醒分析，他认为正是意识缺乏导致惯例形式必不可少，社会在这种形式中组织和表达自己；或是想一想对重视日常不起眼的工作的呼吁，它们是公民社会赖以生存和构建的基础。
对今天俄罗斯的“时代精神状况”进行分析，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做出评论，既不是我的任务，也超出了我的职责。情况对我来说不够明朗，很难估计，我感到惶惑。我只知道，现在的情况与我所了解的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人们就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和肩负的使命展开了公开辩论，辩论是簇新与无情的。那几乎就像是重新开始一场被中断的讨论，如果我想到伊戈尔·克亚姆金（Igor Kljamkin）1987年的杂文《哪条街通向圣殿》（Welche Stra?e führt zum Tempel）。[37]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形势完全改变了。政府与反对派、权力与知识分子之间不再有那种明确的分离和对立。人们可以找到二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犬儒主义已经在媒体中蔓延；我们可以从安娜·波利特科夫卡娅（Anna Politkowskaja）[38]的面容上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那种古老的美德——极为认真和富有牺牲精神。现代大众文化带着它所有的特征也占领了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市场。像世界各地一样，大众对纯文学作品不是很感兴趣，他们更爱看描写性爱和犯罪的作品，销量最高的书籍不是从前那些地下出版物作者的作品，而是如今的畅销书。无论我们往什么方向看：到处都是新的复杂性、新的可能性。人们活在当下，活在现世，而不是为未来活着。消费主义比共产主义流行。很多以前无法企及的事，如今都是平常事；许多过去不言而喻的事，现在都不复存在了。人们必须从头开始适应和安排自己的生活。西方曾经是一个常数，成为用来定向的点，代表着特定的普世价值，现在也消失了。
随着固定坐标系的缺失，西方也遭遇了与新危险密不可分的危机。环顾四周，人们的印象是：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西方也灭绝了，他们成了一个正在走向终结的时代的化石。这里也存在意义和地位的损失。对世界事件的解释权似乎过户到圆桌会议、脱口秀和智囊团手中。不知怎么回事，清晰的轮廓已经消失，怎么都行。后现代主义甚至把它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大空虚和无意义感正在蔓延，唯一好像知道危险何在的是新激进分子和新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承诺取向、安全与未来。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世界改良者激进教团”（谢苗·弗兰克语），他们准备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武器，以自杀方式来袭击这个世界。公民公共空间蜕变的论点已经流行很长一段时间了。经典的公民公共空间赖以存在的报纸、沙龙、公共场所和机构都已经穷途末路了，它们被新媒体所取代。文化似乎流于娱乐和八卦。虚拟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区别似乎已经如同金融泡沫和实体经济一样难以辨认了。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金融和经济专家都解释不清，目前银行、市场和交易所在发生什么事！
在这样的时刻找不出合理解释的窘迫在增长，直接和基本的困苦也在增加。激进化和快刀斩乱麻的趋势在增长，但愿意理解和对解释的需求也在增加。所以，一种新的好斗行为已经在蔓延，但人们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的新思索也在萌生。事实证明，启蒙运动的经典任务并非一劳永逸地完成了，并非一切都是同样真实的，就像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和反现代的神话学家所宣传的那样。因为有一段历史是可以研究的，人们能把它从神话和意识形态中区分出来。要想避免不幸，无论如何是需要承诺和做好牺牲准备的，这无须质疑。确实有面临危险和值得捍卫的东西，不久前还遭到嘲笑的古老美德，现在又受欢迎了。所以，如今又是该清仓查库的时刻了，检查一下有哪些思想包袱，有些完全无用的是时候丢掉了。现在是转念、折回和检查的时刻，重读《路标》我们可以获悉，自我剖析和自我批评能够达到多么严肃和激进的程度。要知道这些具体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必须自己找到答案，1909年《路标》的作者们是不会代劳的。
（为纪念《路标》出版100周年，2009年4月6日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原列宁图书馆——的演讲）
[1] 这是一句拉丁谚语，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日光每天自东方升起的自然现象；其二是指文明的缘起和播散，因为基督教的发源地从欧洲视角看是东方。——译者注
[2]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准备赞助的项目，因遭到了公民、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的激烈反对而未能实施。——译者注
[3] 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战役中盟军四个主要登陆地点之一。——译者注
[4] 即黑龙江。19世纪中期以前，黑龙江本是中国的内河。1858年不平等的《瑷珲条约》签订后，黑龙江开始成为中俄大部分地区的边界。2004年，中国和俄罗斯签署最后边界协定，将两国国界以黑龙江为基本界限划清。——译者注
[5] Ryszard Kapu?ciński，Imperium.Sowjetische Streifzüge，zit.nach Felix Philipp Ingold，Russische Wege，München 2007，S.40，41.
[6] 卡斯滕·格克属于例外，见其文章：“Raum als Schicksal？Geographische und geopolitische Entwicklungsbedingungen in der Geschichte Ru?lands”，in：Karl Schl?gel （Hg.），Mastering Russian Spaces.Raum und Raumbew?ltigung als Probleme der russischen Geschichte，München 2011，S.27-46。
[7] 关于合租公寓现在已有一些研究，如：Paola Messana，Soviet Communal Living：an Oral History of the Kommunalka，London 2011；Cordula Gdaniec，Kommunalka und Penthouse.Stadt und Stadtgesellschaft im postsowjetischen Moskau，Münster 2005；Ekaterina J.Gerasimova，Sovetskaja kommunal’naja kvartira kak social’nyj institut：Istoriko-sociologi?eskij analiz （na materialach Leningrada，1917-1991）；Sandra Evans，Sowjetisch wohnen.Literatur-Kulturgeschichte der Kommunalka，Bielefeld 2011。
[8] Vgl.die Beitr?ge in dem Kolloquiumsband：Mastering Russian Spaces，München 2011.Auch Emma Widdis，Visions of a New Land：Soviet Film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Haven 2003.
[9] Pjotr Tschaadajew，Apologie eines Wahnsinnigen.Geschichtsphilosophische Schriften，Leipzig 1992，S.174.
[10] 此处要提到以下地理学家的作品：A.I.Treivish，B.B.Rodoman，V.L.Cimburskij。
[11] 综合性论述见：Stefan Wiederkehr，Die eurasische Bewegung.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in der russischen Emigratio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und im postsowjetischen Russland，K?ln 2007，hier S.273。
[12] 正式全称是青年民主反法西斯运动，直译为“我们的”。由瓦西里·雅克缅科（Wassili Jakemenko）于2005年3月1日成立，创建大会则在2005年4月15日举行。他们是普京对外强硬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译者注
[13] 综合性论述见：Stefan Wiederkehr，Die eurasische Beweg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in der russischen Emigratio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und im postsowjetischen Russland，K?ln 2007，hier S.236，249，238，253.
[14] Leslie Dienes（1938-），美国地理学家。——译者注
[15] 负责纳粹德国战争机器所需劳动力和各项工程建设运作的组织，创建于1938年。——译者注
[16] Fedor Stepun，Das Antlitz Russlands und das Gesicht der Revolution，Berlin/Leipzig 1934.
[17] 引自Felix Philipp Ingold，Russische Wege，S.37，89。
[18] 引自Felix Philipp Ingold，Russische Wege，S.86，54.
[19] 引自Felix Philipp Ingold，Russische Wege，S.98.
[20] 引自Felix Philipp Ingold，Russische Wege，S.172，179.
[21] Wassili Kljutschewski，Geschichte Russlands，Stuttgart u.a.1925，Bd.1，S.35.
[22] 油元是指一国出售石油所赚取的报酬，此名称于1973年由美国乔治城大学的Ibrahim Oweiss教授发明。——译者注
[23] Theodor H.von Laue，Sergei Witte and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Russia，New York 1963；Karl Schl?gel，Petersburg.Das Laboratorium der Moderne 1909-1921，München/Wien 2002.
[24] Donald Filtzer，Soviet Workers and Late Stalinism：Labour and the Restauration of the Stalinist System after World War II，Cambridge 2008；Working Class，Juri Lewada，Die Sowjetmenschen 1989-1991.Soziogramm eines Zerfalls，Berlin 1992；Alexander Sinowjew，Homo sovieticus，Zürich 1991.
[25] Stephen Kotkin，Armageddon Averted：The Soviet Collapse，1970-2000，Oxford 2000.
[26] 俄罗斯奥伦堡州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27] 1909年2月20日，意大利作家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1876-1944）为未来主义文学艺术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马里内蒂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宣言中表达了对速度、科技和暴力等元素的狂热喜爱。汽车、飞机、工业化的城镇等在未来主义者的眼中充满魅力，因为这些象征着人类依靠技术的进步征服了自然。——译者注
[28] Wegzeichen-Zur Krise der russischen Intelligenz.Essays von Nikolaj Berdjaev，Sergej Bulgakov，Michail Gersenzon，Aleksandr Izgoev，Bogdan Kistjakovskij，Petr Struve und Semen Frank.Eingeleitet und aus dem Russischen übersetzt von Karl Schl?gel，Frankfurt/Main 1990.
[29] 迫于强大的罢工压力，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接受了谢尔盖·维特的提议，于1905年10月30日颁布了《十月宣言》，许诺通过选举成立政府。——译者注
[30] Leslie Chamberlain，Lenin’s Private War：The Voyage of the Philosophy Steamer and the Exile of the Intelligentsia，New York 2008.
[31] Michel Winock，Das Jahrhundert der Intellektuellen，Konstanz 2003.
[32] Julien Benda，Der Verrat der Intellektuellen，München 1978 （Paris 1927）.
[33] 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期由斯大林主导的一系列“摆样子公审”。——译者注
[34] Alexander Solschenizyn，“Intelligenzler”，in：ders.u.a.；Stimmen aus dem Untergrund，Frankfurt/Main 1976，S.225-272；Gy?rgy Konrád/Iván Szelényi，Die Intelligenz auf dem Weg zur Klassenmacht，Frankfurt/Main 1978.
[35] 一个位于纽约市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主要科系包含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公共政策、美工设计与艺术音乐相关科目。——译者注
[36] Martin Meyer （Hg.），Intellektuellend?mmerung？Beitr?ge zur neuesten Zeit des Geistes，München 1992.
[37] Igor Kljamkin，“Kakaja ulia vedet k chramu”，in：Novyj mir，Moskva 1987，Nr.11，S.150-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