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Anna Stepanowna Politkowskaja（1958-2006），出生于纽约的乌克兰裔俄罗斯记者，因反对第二次车臣战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而闻名。2006年10月7日她在其莫斯科寓所的电梯内被枪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她2007年度吉列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译者注
欧洲的新叙事
随着铁幕的消失，半个世纪来各自存在并分别为自己的合理性和果断性而疯狂的两种经验视野汇聚了。是的，在一种新的现实降临的时刻，历史本身退居到第二位。现在更重要的是气定神闲，意识到此时此地。倘若歌德说的没错，每一代人都会改写历史，因为他们积累了自己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问题，那么1989年以后的这代人的视野不再是被分成两个阵营的，他们肯定将发展出自己的叙事，不，他们已经在这么做了。这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如此之大，整整一代人都会为此耗尽精力，而且他们还可能失败。这意味着，重写欧洲人那些可怕与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创建可视化的经验视野，而我们后来人以及比我们更晚出生的人是无缘亲历这个过程的。一个灾难重重的时代——接连不断的战争、内战、种族和社会“清洗”——登峰造极地体现在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性屠杀上。任何一代人，只要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他们又怎么能够通过综合与汇总的叙述来感同身受呢？目前欧洲还处在回忆之中，人们前往重大事件发生的场所，似乎那里凝聚着所有的历史经验。欧洲惧怕去探索历史，历史上发生的事冷峻坚硬、无可辩驳，没有协商余地，不只是主观感受，而且是客观发生的冰冷的历史事实，无法再逆转或纠正。在经过太久的回忆与思考后，现在该进行另一项工作了：正视和面对那些历史事件和经历，这些还根本没有变为整个欧洲的叙事，也不知欧洲人何时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必将证明，欧洲人——多声部的欧洲合唱团对自己的叙唱究竟能否容忍与承受。
经验的不对称性，回忆的不对称性
在重新联合的大陆，欧洲人怎样对待他们那分裂与各具特色的回忆呢？特别是对德国人来说，熟悉“对方”的回忆意味着什么呢？有没有产生整体欧洲回忆文化的可能性？能够想象存在一个类似欧洲回忆空间的东西吗？
莱比锡是个接近东欧的好地方。尽管乘火车去那儿并没有20年前铁幕消失时人们梦想过的那么容易，但是在从西边来的人眼中，这座城市已经在前往东欧的途中了。莱比锡与东欧和其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只消想一想莱比锡大学的创立、远途贸易路线的走向、在其枢纽点出现的莱比锡博览会。人们也不该忘记在冷战时期莱比锡博览会所起的作用：一年一度，展会期间东西半球之间会有短暂的接触，犹如闸室。当然人们更不能忽视今天莱比锡重新获得的关注，那里的书展以及科研工作均已享誉全球。
光阴荏苒。几乎难以置信，距离1989年已经过去20年了，这是一代人的时间跨度。有些中学生和大学生出生在那一奇迹之年以后，对他们来说这些不折不扣都是“史前史”了。我们——无论是否亲身经历了——都觉得那恍如隔世。我们中间谁还记得，当年在西柏林上大学时地铁经过的一些车站被砖砌死，还有人在那里巡逻？谁还确切地知道柏林墙的走向？谁能想起今天新波茨坦广场曾经是波兰市场，那片沙地上停着房车，还有废弃的磁悬浮铁轨，位于当时边境地带的柏林爱乐厅和国家图书馆建筑看上去就像是太空船？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贡献类似的例子：现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欧洲大学也有波兰学生了，他们出生于团结工会事件之后，所以对这类例子不是很感兴趣，但他们的年龄肯定超过华沙市中心那些闪闪发光的高楼大厦。事情刚刚过去20年，当时第一次出现了令人难忘的公开辩论，在辩论中人们确实在商讨什么，民众示威发生在一处准神圣空间，以往那里只举行过军事阅兵。或是那一时刻：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市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Anatoli Sobtschak）第一次称呼其市民为“女士们、先生们”。公民革命精神席卷整个东欧，从那以后许多事情再次发生了变化。我们已经习惯了新的状态，以致我们忘记了漫长的痛苦和那个短暂的无政府状态的夏天。我们也忘了战争首次又返回了战后的欧洲。
20年是很长一段时间，但若是说起长期记忆和长时段，那它又是弹指一挥间。长时段的时间间隔不是男女总理们的执政期，而是辈与辈甚至是时代与时代之间的间隔。正如1989年数代人的老视野灰飞烟灭一样，新的视野应运而生。发生了这些根本改变后，记忆——我们对过去的想象——若不随之改变才是奇怪的。这本身没有什么可怕的，而是仅仅证明了历史意识的生命力，每一代人都重新获得过往的图像，向历史提出新的问题，重新把握也必须重新把握历史。
以下观察来自某人，他清醒地经历了1968年和1989年的历史事件，其欧洲经验中令他没齿难忘的要算边界了。我把自己归于在分裂的天空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这代人内心的地图上深深打上了这种烙印，火车是要停车检查的，被问到的愚蠢问题总是与炸药和枪支有关，书籍是会被边防人员没收的。这些边防人员自己也愿意过境，如果他们能够的话。
改变了的坐标。1989年的转折开启了新的体验空间。战后几代人成长于其中的坐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边、西边的划分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介于两者之间——中欧。几十年无法接近的城市，突然成了近邻。过去人们只能从文学、电影或家族叙事中了解一些城市和景观，现在一下子可以前往那里了。人们在其中可以任意走动，随便观看。这种开放几乎改变了一切：经验空间、行动半径、假期计划，甚至人生规划。现在不仅可以去蒙彼利埃（Montpellier）或牛津，而且还能去布拉格和克拉考上大学。一些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变化重塑了欧洲：产生了新的连接欧洲各中心之间的轴线，因此在旧的国界线以外早就出现了别的路径和轴心——都市走廊、高速区、高科技、电子货币、互联网。这构成一种生活方式，人无论走到哪里，这些东西都是相同的。这个新欧洲就这样被日复一日不断重新连接的网络维系在一起，货物、人员、观念通过它进行交流和传播，鹿特丹和莫斯科之间、马尔默和罗马之间的强大潜流成为整个大陆日常工作不可或缺的方式。凝聚欧洲的真正支柱正是这些走廊、这些潜流，它们跨越了旧疆界。人们不可小看这种“平庸的日常生活”的文化后果：欧洲被重新混合，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社区出现在那不勒斯和巴塞罗那，俄罗斯人则在柏林和斯德哥尔摩形成社区，布拉格和莫斯科更是涌现了外籍人士社区。无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得如何，伊斯坦布尔都是欧洲大都市，人们只要去机场看看就明白了。来来往往的人们的足迹早已超出了国界。为了克服作为行走障碍的老国界，许多强大的力量都在携手奋斗，因此没有必要悲观。现在的地图与我小时候学校墙上挂着的迪克（Diercke）[1]地图已完全两样：当年不同的民族国家都标着不同的颜色，战后欧洲的边界不是拇指宽，就是用虚线标记的临时边界。新地图更让人联想起近代早期的长途商道和朝圣路线，想起各圣城之间的连接和国际运输路线。边缘与中心、远国与近邻，一切都得到了重新调整。在这张新欧洲地图上，甚至标上了出现冲突的最新场所——伦敦的塔维斯托克路地铁站，莫斯科地铁，马德里-阿托查的郊区火车站，这些地方都发生过爆炸事件。最新的地图上注明了欧洲最易受伤害和最薄弱的地方——大都市的公共空间。
感知的不对称，兴趣的不对称。众所周知，直到1989年，在被称为西欧的地区没有人往东边跑。即使在分裂的德国人们的兴趣也不大。东欧的情况完全不同。那边的人对西边发生的事一向感兴趣：文学、思想、时尚，但最重要的是自由。1989年亲眼四处看看的大好机会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东欧人上了路：短暂停留，教育和考察之旅，读大学，学成之后寻找报酬更好的工作。东欧在弥补被剥夺了很久的东西：最大规模的探索活动。在西欧——哪怕这个词成了一个辅助概念——不是这样。这边的好奇心是有限的，有时种种恐惧甚至占上风（怕求职者涌入，产业迁移，犯罪率提高等）。然而情况毕竟不同了。扩大了的欧洲不是“老欧盟国家加上新加入欧盟的国家”，而是一个重新聚合成的欧洲，经过新的检验，它开始了解自己的新形象。新的欧洲不仅仅是东欧和西欧的相加，而是拥有了新意义。
不对称的回忆，分裂的长期后果。经过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分裂期，欧洲有了各不相同的经验。谁经历了什么完全取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地缘政治的各种偶然性。欧洲在社会、政治、文化、精神各方面都分道扬镳了，以致许多今天让人觉得是创新的东西，其实在战前已经是现实了。经验的多样性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兴趣中心、不同的视角、对不同主题的不同敏感度。要是不这样，那才是怪事。对刚刚过去的这段历史的感受，不同的转折点有不同的含义。无论说出哪个日期，人们的经验都不尽相同：我们只要设想一下1918年，1937年，1938年，1939年，1941年或1945年；或是战后的1948年，1953年，1956年，1961年，1968年，1981年，甚至是1989年，各年的数据是多么不同啊！每个日期都与特殊的经验和视角联系在一起。这些不同的经验是难以根据“整体欧洲叙事”的需要来概括的。
1989年及演化期。奇迹年犹如复苏历史记忆、重新赢得语言和改写民族国家叙事的密码。但对一切都变了样的奇迹年的想象，甚至所谓“转折点”的说法都太具宣传色彩和不够贴切。没有零点时刻，而是经过长期酝酿的东西突然扩大了。1989年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而它在每个“东欧集团”国家内的进程又都是大不一样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与共产主义的经验，也就是其自己国家的共产主义、自己的去斯大林化的经验、自己的巅峰点、人物和环境。在这方面一些来自德国的指手画脚也证明了，这么做的人完全一无所知。有一种清算过去的历史，它要比“转折点”悠久得多。
然而，1989年也是破坏偶像和推翻纪念碑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历史时刻”都在这一年，这一年内这种时刻多如牛毛，而且前所未有地都得到了现场直播，都伴随着或其重点就在于纪念碑的推倒与新建。在莫斯科克虏伯起重机在登山运动员们的支持下，把卢比扬卡广场上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纪念碑从基座上清除掉，没过多久，在仍旧是克格勃办公大楼前经过清理的交通岛上竖起来自苏联第一个劳改营的一块巨石，它来自索洛韦茨基群岛。旧权力的标识——国歌、国旗被废除，新的被设计出来，或是直接再次使用了革命前的。在破除偶像时被炸毁的大教堂，在极短的时间内又被修建起来。人们以为被一劳永逸地消灭掉的东西，又在各处标志性地死灰复燃了。
那些存储着社会与民族记忆的档案和库房被打开了。以前在正常情况下只能在国外、“在西方”进行的历史梳理工作现在可以开展了。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发现了很多史料，没有人能够再阻止文献的出版和校勘工作。以前从来没人关注过牺牲者，他们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赢回了面孔、面相和尊严。
总之，有了一个空间，历史记忆的正常化在其中首次成为可能。这是重印的黄金时代，被长时间阻挡住的洪水或是躺在抽屉里的记忆瞬间爆发，这是自我发现、自我探索和自我描述的时间。一些已经消失和枯萎的体裁——传记、城记重新出现，一些出于保密需要从来没有印制过真实地图的地点现在有了可靠的地图。死者被挖掘出来，并得到重新安葬，如1956年匈牙利起义遭镇压时的牺牲者，或死于流放的俄罗斯文化和学术的权威人物。一个修复运动开始了：沦为仓库或公共厕所的宫殿和教堂得到修缮，它们常常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再不被抢救就会永远消失了。
东欧和中欧的双重经验作为经验与认知优势。东部和中部欧洲是世界大战和革命时代的主要舞台，30年战争也爆发在这里，在许多方面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暴力。欧洲大陆的这一区域沦为内战的主要前沿阵地，也是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之间角逐的主要场所。欧洲犹太人在此遭受种族灭绝性屠杀，系统化的社会和民族清洗在此进行，这里亦是最大的战争机器的操演场，留下了一片焦土，大规模人口被迫迁徙和逃亡，“解放”在许多方面则不过意味着一种外来统治取代了另一种而已。在此区域的地图上没有任何一处、没有任何一个家庭、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平未被打上这种双重经验的印记。[2]它是“极端年代”的核心区域。欧洲对这一事实尚未达成共识。人们说“战争就是战争，占领就是占领”，但同样明确的是：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和不同的占领区政权，它们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在劫难逃，没有任何出路。在中部和东部欧洲的意境地图上，有些地名让西方人听起来充满异国情调——特罗斯特内兹（Trostinez）、索洛韦茨基、卡廷、文尼察（Vinnica）、娘子谷（Babij Jar）。对这类完全不同的经验进行共同反思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这需要时间。对待历史没有固定模式，没有某些人愿意出口的“德国模式”，因为有些情况要比德国的情况复杂得多。
德国和苏联的统治致使所有过程都令人绝望地交织在一起，困惑难解。这些国家的内部进程与外部干涉共同作用，以致因与果、责任和罪责，以及整个错综复杂的管辖权问题都变得极其混乱和困难。人们需要一套专门语言，才能把在卡廷森林对波兰军官实行大屠杀的双重经验和德国波兰总督府中作战司令部的灭绝政策联系到一起。这几乎也适用于所有“位于其间”的其他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犹太居民在德国作战司令部的命令下被屠杀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WD）大规模驱逐这些国家的居民是密不可分的。一并提到这两件事还原的是一种历史经验，而不是把它们混为一谈，轻描淡写和自我开脱，至少不是这么做的初衷。对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拆除红军纪念碑一事所展开的争论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其复杂程度令人不愿涉及这一话题，因为时机尚未成熟，气度也未养成，人们还无法公正地对待与此事有关的各方：为把这些地方从德军占领下解放出来而牺牲了的红军战士和那些成为新占领军牺牲品的爱沙尼亚人。在有条件反思的文化中，对这件事的争论得不出什么结果。在此人们首先要学会倾听，深入一种经验中，先不要忙着简短地下评判。
第二个空前复杂的例子是苏联这么长时期的苏共统治，它毕竟涉及几代人。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死亡和那些死去的人，人们通常难以想象死了多少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已被遗忘，因为随后的内战和内战引起的饥荒更为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集体化过程和对所谓“富农”的大规模驱逐导致了几十万甚至是数百万人的死亡。不到一年的时间——1937年的大恐怖——又有50万人死于非命。但是，这些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所掩盖，这场战争在苏联领土上夺去了约2700万人的生命，还没有算上战争结束后头两年因饥荒而死去的人。尽管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瓦西里·格罗斯曼（Wassili Grossman）这样的作家，还是没有产生能倾诉这一切的简练语言。[3]几十年间，没有空间能记载这些牺牲者的姓名、命运和相貌，人们也听不到他们的故事。这种沉默有许多原因：一个不想听到自己罪行、怕被追究责任的政权；没有能组织第二次纽伦堡审判的战胜国；从劳改营归来的人被定性为“人民公敌”，他们耻于讲述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尤其是情况本身十分复杂。许多“清洗”运动中的受害者在此前的集体化运动中曾是害人者。许多“清洗”运动中的飞黄腾达者在卫国战争中又被卷进战争的绞肉机。这样整整几代人就被剔出了世代传承的周期。许多“随波逐流者”本身也成为体系的牺牲品，那些只知道德国灾难的人根本弄不明白这种情况。
我深信不疑，当所有无名的数百万牺牲者都被核实、提到、听到时，我们才能严肃地谈论一种欧洲的共同回忆。欧洲进步和苦难的历史中有不同的震中，没有人有权只谈论某些牺牲者，而讳忌其他牺牲者。
西逃的终结。1989年，德国率先进行统一大业，欧洲以一定方式奋起直追，德国人在分裂结束后又重新获得统一。一段历史再度走近了他们，他们又融入自己摧毁并脱离了的关系网。现在整个历史和这段历史所发生的场所再次浮现在眼前：既有毁灭的历史，也有此前数百年与几代人的历史，那时候的德国人不言而喻是东欧的固定组成部分。被有些人称作“漫漫西行路”的德国历史再次回到它一向上演的地方——欧洲中部。古老的历史关系也随之回归德国人的视野。这表明：在灾难史之前还有一段历史，它鲜为人知，却比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历史更悠久，研究这段历史会大有裨益。
拓展历史视野。西欧人若想了解他们的东部邻国，就不可避免地要研究他们的经验。这任务可不容易，并且要警惕过于“不着边际的记忆”。知识、同情以及移情能力其实都是有界限的。众所周知，甚至在德国人们也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在奥斯维辛投下的阴影中看到和识别出其他东西：波兰人、苏联战俘、强制劳工。欧洲的历史并非终结于目前欧盟的外部边界。忘记了斯大林苏联恐怖时期受害者的回忆，把古拉格囚犯排除在外的回忆，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有选择的、不值得信任的，称不上是真正的欧洲回忆。
历史修订和解释权之争。1989年开启了对历史暴风骤雨式的重新评价和重估，范围涉及过去50年，有时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历史。每个国家的具体做法不同，有的宽容，有的彻底，还有的进行再意识形态化和编织新的神话。争议发生在许多层面：纪念碑，街道名称，课本和教科书，就对集体意识有中心意义的数据、纪念日、节日所展开的公开争论，创建纪念馆和博物馆。几乎每个国家在这方面都经历过戏剧性高潮、节点和纪念碑之争。毫无疑问，这些关系着对历史必须做出的重新诠释，同样也关系着名副其实的解释权和意见领袖权之争。一个地方的“空白”的消失经常与另一个地方所产生的新的“空白”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不仅仅是史学和历史知识中的问题，而且是国家或集体认同的问题，关系着所谓宏大叙事的有效或失效。
关于过去的话语在许多情况下是借古讽今、含沙射影的争辩。这让它变得有趣、重要，但也危险：历史纠纷问题成为日常政治和党派利益的工具。
这类争议如何进行是一个政治文化、历史文化以及怎样对待过去的问题：客观或挑衅，强迫或镇静，意识形态或启蒙开明，多元或单一，吹毛求疵或替人着想，非难式或启蒙式，怀旧情怀或活在当下。一句话，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样的历史文化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形成的，即使是被认为在面对过去方面做得还不错的德国，也是经过长时期的激烈冲突才做到的。为什么别的国家不同样需要一定时间呢？新的更合适、“更真实”的历史图像不能奉命而成，而是要在相当复杂的辨析研究中逐渐生成。
抽象的“东欧”是不存在的，就连集体回忆都是各具特色的。战争和极权主义的双重经验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中欧和东欧，但这段历史总是具体发生在某个地方，即各有其特殊性。因此，到处都存在自己的话语权，讲述的是各不相同的“个案”，无论是正面的英雄们或是——多数情况下——创伤。在此我不敢开列单子，这类辩论的单子既不完整，也无法公正。人们先后讨论过塔林红军纪念碑，在里加协助过纳粹党卫军或交替协助过前者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奸，发生在考纳斯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人们对波兰的耶德瓦布内（Jedwabne）和凯尔采两地对犹太人的杀戮，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对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作为少数民族的处理问题展开辩论。引起纠纷的事有利沃夫的班杰拉纪念碑、布达佩斯的“恐怖之屋”[4]、罗马尼亚锡盖图（Sighet）纪念馆。在俄罗斯，人们就开放档案馆、找出大规模处决地点和教科书中的“宏大民族叙事”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而战后德国的历史直接就可以根据历史的不同话语被当作双重历史来撰写，各种辩论涉及大屠杀纪念馆、德国国防军罪行展、个别书籍或作者如格拉斯，直至反映德国被驱逐者历史的中心博物馆的创建问题。
回忆与纪念，或人类能够承受和需要多少回忆？有一种记忆是会遗失的，即人自身经历过的直接记忆。人死后这种记忆就会消失，它被纪念所代替。迟早有一天直接记忆不复存在，我们后人永远也无法获得他人的切身经验。而且尊重这种差异也属于纪念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把这仅仅当作一种常规仪式来演练。移情进入另一代人的经验视野，不是参加一个速成班或通过善意的规劝就能做到的，相反，这需要教育教养、机敏识相和善解人意。若是因回忆过去而忘记了现在，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缅怀死者，而不是基于尊重活人，那是不管怎么说都不值得信任的。除了众所周知的历史健忘症，还存在其对应物——历史痴迷症，这种强迫症的好处是——至少暂时——能够逃避现在。[5]有时在明晰而结束了的历史中徜徉比在扑朔迷离的当代行动要容易。人们可以躲在已经掌控的过去，从而——至少暂时——逃离无限复杂的现在。回忆和纪念的商业化表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此外回忆和纪念也不是可以任意去搞的，不能随便让它们为“回忆策略”和“历史政治”服务，像有关“回忆的话语”中往往假设的那样。它们有自己的节奏和动力。
如果每一代人都真的重写历史，那么这意味着没有代与代之间自动传递的信息，变化了的条件反映在对历史的兴趣和历史画面中。当然，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没有和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激烈辩论过，而是生长在新条件下——始终生活在和平时期或是几代人之前就已移民，他们头脑中的历史画面肯定不同。至于那些因一个大帝国的解体而产生的新国家，可想而知其重组和形成新的、现代历史画面有多困难！那里各民族的历史曾如此交织在一起，以致秘密警察的档案卡都是用一种文字书写的，无论监控对象是乌兹别克人、乌克兰人还是立陶宛人。人权组织“纪念”（Memorial）的阿瑟尼·罗京斯基（Arseni Roginski）报道过如今创建跨越国境的数据库的问题。在后殖民和后帝国主义时代，如何书写现代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民族历史，而不编织民族国家的创建神话？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历史文化和政治秩序。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人们才能自由地面对历史。这虽是老生常谈，却是事实。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历史，而是只有从不同角度和感知对历史做出的不同解释。能查阅档案，自由发布资料来源，进行独立的史学研究，尤其是拥有独立的公共领域，这些虽然还不够，却构成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它们虽然无法绝对保证不产生新的神话和再意识形态化，但所关系到的不只是取消审查，而是一些更重要的。
合适的回忆和史学建立在承认与尊重前辈的基础上。我们活着的人决定了死者能否获得声音，因为他们是沉默的，只有我们帮助他们出声，他们才能发言。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因为只有我们活着的人能够决定，谁可以被听到和谁注定要沉默。历史工作是在承认与尊重的基础上将古人形象化的工作。但连活人都不尊重的人，怎么可能去承认和尊重死人呢？今天盛气凌人的权威姿态与后人对死者的居高临下的权威态度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威权人士对过去颐指气使，他有权下定义，对他来说只有“一种”真相。合理和尽可能接近真相的回忆和史学之主要根据地，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地方是公民社会，那里会形成最能促进合理历史的能力。专制条件是仇视回忆的，成熟的历史文化离不开公民文化。
让人重返历史现场。我认为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其中一件是——这几乎又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概括——行为者均消失在转型、历史进程或领袖崇拜的阴影中。人类历史的舞台已经被打扫得看不见人影了。让人重返舞台，还他们以自己的名字、面孔、面相和生平，这在我看来是重大任务。如果考虑到，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让我们迄今不了解那些大大小小的人物的生平，那么我们也许就能意识到变更有多彻底。这几乎就像平庸的日常生活从感知与科学分析中消失掉一样。一个始终典型的例子是：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讨论，我们有数以万计的专著，但——直到最近——没有一项有关多家合住公寓的研究，而合住公寓是至少三代苏联公民的主要生活地点。
在历史场所的旧地重游。欧洲的历史景观地图得到了重绘，会收入人们感兴趣的新的景点，纪念场所不是老生常谈，不是比喻，而是真实的地方。每种政治秩序都要为世界重新绘图和制定新的编码，有的层面从而消失，并用新的标识系统来定义已知的世界。这样就产生了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复杂的文化、符号和语义文本：山水、城市、公共和私人空间。1929年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自然景观当然与工业化奋战后留下了巨大的铁与锈的废墟时的截然不同。每场大的运动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并消除了其他痕迹。1989年以后东欧到处都在进行了不起的发掘工作：遭到排斥的诗人的诞生地，曾被改造成集中营的寺院，执行屠杀的地方，集中营区域内摇摇欲坠的简易棚屋，被迫离开的家乡，被驱逐出境者所乘火车行驶的路线。一句话：欧洲的历史场所名副其实地被重新勘测。
欧洲回忆作为在制品。叙事空间。尝试进行欧洲历史叙事和撰写欧洲简史的努力并不少。如这方面的作者有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黑特·马柯（Geert Mak）和托尼·朱特（Tony Judt）。[6]这表明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看到和了解欧亚大陆上这块小小地盘中的所有内在联系。但这种纵览通常都有些鸟瞰的味道：离得太远，以致无法提供综合性叙述，其中也聚集了太多相互冲突的经验。目前暂时还不可能出现这种综合性叙述，叙述无法超越叙述者的眼界。只有形成了欧洲经验视野，才会出现真正的欧洲叙事，即在不久的将来都不会有这类叙事。目前的最佳做法不是追求一种合成的、肯定是痉挛性叙述的共同历史，而是应该试着让人们听到各种叙事声音。这很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叙事中也会出现伤害和侮辱。这是充满各种苛求的历史，是复调历史，有时会是不和谐和痛苦的。如果欧洲人能听得下去他们自己的这种历史，那效果就比目前所能预期的要好得多。所以欧洲迫切需要的不是一段共同的历史，而是一种空间，在其中互相竞争的各种解释和各民族国家的叙事都能得到聆听，不会遭到打压。
不是为追求大团圆的结局。谈论欧洲而不涉及其力量、美丽和辉煌是毫无意义的，不是因为我们一定要追求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研究欧洲，不了解其无与伦比的财富，其差异、文化、语言和艺术品，是注定要失败的。摧毁了欧洲，让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的20世纪，只是一个层面。现在是应该展示一下其他层面的时候了。有一些进程能让我们看到，欧洲曾创造过多么辉煌的成就，其密集和凝聚力曾达到什么程度，让我们这些出生在20世纪的后人深感震撼。这些进程包括：世纪末[7]的青年风格和公民社会，它们不仅出现在维也纳和布鲁塞尔，还出现在里加和奥拉迪亚（Oradea）；世界大战前的工业化和全球化，罗兹和圣彼得堡的纺织和金属厂；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前的多民族社会——的里雅斯特，塞萨洛尼基，伦贝格，威尔纳（Wilna）；当代奇迹，专制欧洲国家掀起的民主浪潮——布尔诺/布林，布加勒斯特，华沙-莫克托夫（Mokotów）。人们也可以回溯更早的时代，去追寻汉萨同盟的踪迹，它所建立起来的清楚联系历经20世纪的灾难而不衰。
如果欧洲仅仅只能供人回忆，那它就沦落为老年人保留区，全球游客的一种主题公园和玩具屋。每一个在欧洲各地转过的人都知道，欧洲生机勃勃，人们在勤奋工作，一切都——超越了昔日的边境——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十分自然，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分裂过似的。
（2008年3月6日在莱比锡德国东欧研究协会年会上所做的报告，略有删节）
消失的地貌：欧洲经验与德国经验
分配给我的题目——“消失的地貌：欧洲经验与勃兰登堡经验”（“Eine Topographie des Verlusts：Europ?ische und brandenburgische Erfahrungen”）不适于“演讲”。即使唤起背井离乡者对家乡最美好的回忆，我们也无法做到让成功的逃亡者忘却他们所经历的所有恐怖经历。我们似乎可以尝试谈论那些失去的景观：施滕贝格（Sternberger）的土地，诺伊马克（Neumark），梅梅尔领地（Memelland）辽阔的天空，库尔斯沙嘴，布雷斯劳的市场——这些只能让人想起那种媚俗的明信片，它们本身是无害的，也许至多令人有些尴尬，因为这是对过去的一种无奈的形象化尝试。我们不能回避曾经发生过的可怕事件，而去幻想一个太平世界。
我在此所说的，请不要理解为一种修辞手段，我开始谈论事情本身，即涉及一个困难的题目，对此很难找到适合的声调。如果沃尔夫·约布斯特·西德勒（Wolf Jobst Siedler）言之有理，那么他在很早以前曾正确地指出，德国文学还欠缺描写逃亡和驱逐的伟大史诗，人们一直在毫无结果地等待着出现接近索尔仁尼琴史诗般著作的作品。若是文学作品处理这样的题材都嫌棘手的话，那当代历史不是就更令人望而生畏了吗？也许人们应该对这个问题去戏剧化，直接说出其困难所在，并说出研究这个问题时所观察到的现象，我们很多人研究此问题已经历时数年了。也许人们应该直陈己见，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并不是第一批艰难地涉及这个题目的人。特奥多尔·席德尔（Theodor Schieder）也谈论了它，他出版了五卷本的《德国人被驱逐出中欧和东欧的文献》（Dokumentation der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aus Ost-Mitteleuropa），马蒂亚斯·贝尔（Matthias Beer）称其为首批研究德国的大项目。在写于1960年的《德国人被驱逐出东部作为科研问题》（“Die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aus dem Osten als wissenschaftliches Problem”）一文中，席德尔指出当代历史学家的危险处境和研究对象的差别，后者体现在：一方面是再现一段历史，“它与当前的生活还没有完全脱钩”；另一方面是“在精神层面唤醒”一段“完全属于死者的历史”。作为参与着的观察者和观察着的积极参与者，他该如何应付这种局面呢？“德国人被驱逐出东部是最近历史中的一个德国劫数。作为历史观察的对象，它囊括了与任何当代史研究有关的所有问题，这些疑难问题的多样性还在增加：这一事件无情地涉及数以百万计人的命运，摧毁了他们数百年来的生活秩序，让几代人的生活历史顷刻间化为乌有。我们所有亲身经历了此事的人对此都历历在目，因此似乎还没有对它进行平静的科学洞察的空间。但当代史工作的复杂和艰难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历史学家在描述当代历史事件时，往往遭到事件参与者的指责，说他缺乏能力和切身经验，无从对自己没有亲自参加的抉择做出评判。”席德尔提出，要警惕这种纯粹的“经历理论”，这种理论相信亲历者的每句话。“相反，我们的责任不仅是历史地对待其他时代和民族，而且也要不断‘历史地’对待自己，即把自己置于研究批评的法则之下。纯粹的‘经历理论’不再是科学的历史，‘认识你自己’这句老话对历史研究领域来说也是最高戒律。我们必须试着把那些可怕的经历、深厚的情感印象上升到更高的意识层面，把它们放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这样它们才能因其异常可怕而作用于我们的意识。”[8]
人们必须把上述这句话当回事。它是一种元理论反思，思索的是一般历史认知的可能性条件，尤其是当代历史学家的研究。人们自然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席德尔自己没有做到“认识你自己”：作为参与着的观察者，作为既是历史运动的活跃分子又是历史学家，作为1939年10月波兰备忘录的作者，他隐瞒和没有涉及自己的职权与能力。但是其他人如格茨·阿利（G?tz Aly）已经说过其必要性了，此处不是为了揭露什么。[9]我们怎么解决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把个人经验和历史上“驱逐”这个大行动整合起来？怎样才能将所谓“客观”和“主观”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区域和全球世界史的交织阐述必须是什么样的？在同情被驱逐者和受苦难者的同时，如何保持后来人的距离和态度，以便拥有分析所必需的冷静头脑？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时是怎么做的，但我们不知道20世纪的历史学家应该如何做。人们可以怀疑是否会有这样的史学——历史的史诗和史诗的历史——以及在“宏大叙事”结束后是否该追求这样的史学。我相信，对此进行初步思考是重要的，舍此就不能让人看清历史认知的局限性，舍此就无法让人变谦虚，特别是在有关描述逃亡和驱逐的历史这种极为有争议的领域里。
要弄清楚：最可信的是亲历者的报道，他们说出的是直接和毫无顾忌的主观感受，这些感受因为亲身经历了存在的痛苦而得到认可。德国人被驱逐出中欧和东欧的“文献”中收集了多达数千页的这类报道，几乎令读者读不下去，其质量是出类拔萃的。我们只能倾听。痛苦的经历、对死亡的恐惧、特殊情况——发生的事件的典型状态——这些是无法解释和转达的。当人们开始谈论它们的那个瞬间，它们已经不真实了。如果我们坚信历史不是“坦白的历史”，不是简单的被涉及者的自述，那又会怎样？如果我们不想听自白，而是想要报告和分析，从而使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呢？如果我们不对可信度顶礼膜拜，而是作为后现代开明人看穿了所谓“直接存在的真相”的天真呢？
席德尔当时指出，该事件没有相关的文件证据，只有口头报道，从而只能勉为其难。自档案开放以来，这些报道逐渐在很多方面有了管理当局和能查到相反证据的地方，这使这项研究获得了全新和广泛的基础。
但是，要把一个巨大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用一种历史语言来阐述，困难还不止这些。很多论据被证明是不恰当和无帮助的。毫无疑问，人们当然要探究“恶”，它在极端的历史条件下冲破一切束缚，但这种人类学的抽象同时导致远离具体的历史调查。没错，对德国人的驱逐——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要放在“欧洲背景”中来看待，但即使我们知道其他人也遭受了暴力对待，这也并不意味着一种“雄辩式安慰“（米夏埃尔·施瓦策［Michael Schwarze］语）或和解性见解。指出驱逐事件是在欧洲范围内普遍发生的事并不一定会给个体经验带来大改观；相反这却能成为辩解的论据。比较的方法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指出其他人也遭到驱逐、被迫迁徙，虽然方式有所不同，这还无法一定让人释怀。没错，德国人遭到驱逐和迁徙不过是报应，暴力的钟摆是他们启动的，现在不过是反弹回来而已。但这里的“不过”已经是一种简化，认为天理自动会惩罚，即“报应逻辑”，从历史角度来看事情不应该采用这种逻辑。把驱逐和迁徙当作对德国人所犯罪行的惩罚，这基本上没错，但这同时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一般遭到驱逐的并非始作俑者和犯罪分子，而是无辜的平民、老人、妇女和儿童。围绕驱逐这件复杂的事所展开的雄辩中充斥了特别多的伪逻辑、抽象和必然性修辞。这总是相当好的证据，证明还有许多历史性启蒙工作要做。如果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格外难处理，也许需要发展出新的叙述方式，那么还要加上最登峰造极的：在日常斗争中对历史观察与思考予以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事物的本质决定了迁徙和驱逐在战后的德国必然成为政治利益和世界观之争的组成部分。这种政治化和工具化大概是几十年来所谓“历史化”的最重要对手。几乎不可避免的是：人们不光谈论历史事件的过程，而且争论与此相关的权利要求。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特别容易成为被赫尔穆特·弗莱舍尔（Helmut Fleischer）称为“辩护史学”的关注对象，即不是注重叙述事情可能会是怎样的，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为赞成或反对什么提供论据和辩护上。出于许多原因，叙述驱逐事件的历史特别容易流于自以为是和道德说教，成为政治工具。要想把驱逐这件复杂的事历史化，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和去意识形态化。这里的取舍绝不是天真地设想能有超越“认知和利益”的研究，而是要更多地关注历史感知在温和、节制或过度等方面的问题。
您也许会问：谈这些干什么，他说这些不言而喻的事想达到什么目的？我做这些铺垫工作是尝试为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创造一定的氛围。因为我相信，只要我们没有有意识地创造一个理论空间，在其中能够不互相猜疑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事情就不会有进展。战后和冷战时期剑拔弩张的状况不是讲述和倾听故事的有利时机。这些故事是否有朝一日会被汇聚在一起——如果它们能够被凑成“宏大叙事”的话——或是离这一天是否还为时尚早，这还都是未知数。我们先不必操心此事。
思索自己的利益和自己与此事的关系，属于对历史认知可能性条件的探讨，不是作为本身就能够担保其可信度的表白和保证。但如果人一生中相当长的时间都在琢磨这类问题，那表明他对一件事、一个领域很熟悉，有相应的历史经验。我不是来自一个流离失所的家庭，我不是被驱逐者，我和我的父母没有失去东欧的家园，这是一个重要的限定、界定。在某种程度上我没有发言权，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又有一定发言权。我成长的环境里没有难民是难以想象的，我甚至会说，有很多东西我得感谢他们。在《勃兰登堡——第二故乡》（Brandenburg-Zweite Heimat）这部电影中看到的很多画面，我在施瓦本的村子里都亲身体验过，我是在那儿长大的。他们是村里的陌生人，也是有趣的和能激发灵感的人，他们代表着广阔的世界和与外部的联系。他们更灵活、摩登和刺激。对我来说，他们就是通向外部甚至是东欧的桥梁——布雷斯劳、卡尔斯巴德、茨纳伊姆（Znaim）[10]。锡本布尔根（Siebenbürgen）[11]，尽管我当时还没有到过这些地方。难民意味着：女人抽烟，她们的指甲上涂着红指甲油，她们说的德语更文雅；这些人来自城市，后来又搬进了城市。其中一些人的家乡是我自己后来去过的地方，他们不敢回到那里——西里西亚、东普鲁士、巴纳特，因为他们不愿失去脑海中故乡的美丽画面，或者他们仍旧心有余悸。这些人正是那些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当地遇到的人，他们知道那里“从前”是什么样子，我通过阅读才能获得的关于当地的信息，对他们来说则是一种秘密知识，他们带着这种知识在那里通行无阻。这些人也总想让别人明白，没去过那些地方的人不可能了解那些地方，而且他们总怀疑别人想剥夺他们什么，他们像要垄断似的监护着自己被驱逐的经历，这是只有他们才拥有的东西。除了他们自己，不该有任何人知道或说清楚这些事情。后来人们明白了，不能成为旧账的人质，过去的经历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视角，而且也能在相当大程度上让他们拥有隧道视野和盲目性。至今仍然没有什么大变化的是：同情和距离，理解和非从属感以及格格不入。同样，这也不仅仅是个别现象。我认为，失去了家园的德国人和没有失去家园的德国人，他们内在的、精神上的鸿沟仍然存在，虽然外表上已看不出什么差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