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铺垫即将结束，其意义是创造一个空间，不要一下子就直奔主题，表态说支持还是反对。下面我将依次阐述下列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事情不仅仅关系专业和怀旧的兴趣，那么今天人们对驱逐这个复杂的历史事件的新兴趣的历史定位应该是什么？当前的局面与从前有何不同？
一个欧洲范围内的经验为什么仍旧要在民族历史的框架中讲述，在此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什么叫作再现失去的地貌？从被驱逐者的角度看何谓欧洲？经历什么事情后欧洲才变得一览无余？
认为经历过驱逐事件的欧洲再次变得重要起来的观察是精确的吗？什么原因将会让我们重新研究起东部——德国东部、波兰东部等——问题（对此我深信不疑）？
以及，众所周知，一段时间以来有人建议在柏林建立反驱逐者中心，它将是集研究、信息和纪念馆为一体的多功能机构。现在时机成熟了吗？应该做这样的事吗？如果应该，这个中心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重新研究驱逐这一历史事件的历史定位是什么？
显而易见，有关驱逐事件之历史的讨论状况发生了改变，并且将要继续改变。许多迹象说明这一点。
下面仅举几个证据。
鲁道夫·米尔芬茨尔（Rudolf Mühlfenzl）制作的有关逃亡与驱逐的纪录片在首次播放时，还让人觉得这是巴伐利亚州的特殊发展，因为巴伐利亚广播电视台（BR）所处位置地缘上离驱逐事件发生的地方较近。现在据我所知，许多其他电视台也转播了这个节目。这期节目和东部德国勃兰登堡广播电视台（ORB）播放的纪录片证明了这种变化。其他电视台宣布要制作相关节目，说明人们对此事的兴趣在增加，或者换句话说：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很长时间存在于社会中的话题一直被忽视，现在有机构对此产生了兴趣。
为纪念德国被驱逐者联盟宣言50周年，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在柏林剧场纪念活动中发表了演说，他谨慎和明确地回忆起流离失所者所遭受的苦难，强调了他们的功绩，同时没有忘记提醒某种类型的发言一定得有界限。毕竟是某党总理的讲话，该党在30年前或20年前曾被攻击和诽谤为变节党[12]。演讲过程中有人发牢骚，但没有引起轰动事件。旧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新东方政策及和解与修正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对峙已经过时了，没有人再纠缠这些了。
仅仅这两件事就显示出公众与媒体对这个问题的感知发生了改变。我们也可以更系统地问，为什么变化发生在现在，它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与以前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因为我们从中能够明白，是否确实是真正的、浓厚的历史兴趣和意识在发言，还是这仅仅是机缘巧合顺带出现的边缘现象。如果我说，对这个题目的新探讨是强大而敏锐的历史意识的体现，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学术界的科研压力或是寻找异国情调的有趣话题所致，那么大多数人会同意我的看法。
纪念日总是进行公开反思的机会，而从来不是真正反思的起点。历史时间与日历时间并不重合。向过去提问题的是现在，我们是发问者，而不是相反的被问者。对一个许多人都以为早就解决了的老问题，若是发出新疑问，这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近年来的问题是根据新的历史经验在背后——或眼前——提出的。
像发生在南斯拉夫和其他地方的种族“清洗”所显示的：难民的世纪并没有结束，而是还在持续。
中欧和东欧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讨论的状态：以前接触不到的资料现在可以看到了；过去或多或少是个忌讳的话题现在能公开商讨了，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公开的程度还有所不同。
欧洲，尤其是德国摆脱了冷战的压力。当敌人消失之后，这个国家终于可以探究自己，并尝试一下没有敌人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它进入了主权阶段，此阶段将会显示出，在威胁下形成的结构在无威胁的条件下能否继续存在。
这尤其适用于科学与知识文化。在战后分裂的压力和拉伸条件下建立的国家中，这种文化曾是党文化、阵营思维文化和怀疑文化。思想意识和道德高压一旦突然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会是什么状况？难道这里不会再次出现那种推测：随着谈论驱逐事件，在公开讨论中德国人终于能以受害者身份出现了，在后法西斯话语中他们是没有资格或是被禁止以这种身份出现的？
讨论状态的变化可以有多种起因。
第一是南斯拉夫的经验。这种经验告诉我们，极端敌意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平均水平的文明社会，一夜之间暴行就可冲破内在化的文化的薄膜，社会分裂的形式循着一定标准可以达到战争、毁灭和自我毁灭。这种规模的破坏性经验对1945年以后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在分裂成两大阵营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这将影响人们怎样理解历史。可以把它称作去无害化练习。这种最大规模回归的社会暴力对老一辈人来说屡见不鲜，但那些后出生者以前对此则只有耳闻。暂且不论历史认知的形式，即人可能的体验，具体的历史情结又出现了：种族冲突发生了；“清洗”作为所谓解决冲突的实践而被采用；沿着种族界限有的国家崩溃，有的国家建立起来；清除和清算在进行中。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以为这类做法已经属于过去，结果它们突然又出现了，而且还发生在一个区域，这个区域自巴尔干战争以来就是人口流动和被迫迁徙的历史源头与试验田。这是锐化感觉和产生新关注方面的第一课。
第二是已经成熟的中欧和东欧社会，它们炸毁和了结了旧结构，让它寿终正寝。它们进行的事情是众人早就做好心理准备的：溯本求源，公开举行以前被阻止或只能以扭曲形式进行的讨论。在许多情况下，现在发表的东西是以前早就思索完毕并作为草稿放在抽屉里的。在一些情况下，这意味着人们第一次获悉这种“历史现象”，在某些情况下，在性质上是在以新方式谈论这一话题。具体情况，不同国家完全不同，可以确定的是：人们谈论驱逐这一复杂事件的方式方法、尊严和稳健以及放松程度都是相当不错的标志，证明了公民文化发展的状态。在另类公共领域中——无论重要与否——这些问题往往已被提出和澄清。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成就都是巨大的，人们果断地着手解决东欧与西欧之间讨论状态的不同步和不对称问题，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在东欧的研究和讨论中（这不仅仅总是限于狭义的科学范围内）。我仅举几个例子：我想到的是克里斯蒂娜·克斯滕（Krystyna Kersten）的早期作品，贝纳黛特·尼奇克（Bernadette Nitschke）的最新研究成果，几年前召开的讨论复杂的“驱逐”问题的会议，以及在沃齐米日·博罗杰（W?odzimierz Borodziej）和汉斯·伦贝格（Hans Lemberg）领导下德国和波兰的历史学家共同编辑的文献资料。我想到扬·克伦（Jan Kren）和德特勒夫·布兰德斯（Detlef Brandes）以及扬·斯坦尼克（Jan Stanek）的出版物，还有德国、捷克和奥地利就此题目召开的多次会议。我在想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此间已经出版了多卷有关苏联驱逐各民族与族群的文献资料，出版人分别是民族部、被压迫民族和公民基金会，特别是尼古拉·布盖（Nikolai Bugai）。这些资料为研究领域和公共领域打开了一扇门，让人们能够接触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尤其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种族均质化政策的猫腻。在所有波罗的海国家的首都，现在都纷纷建立了文献、研究和展览中心，那里收集与这些地区的大规模驱逐事件有关的文献并进行研究。其中一部分，一年半以前我们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欧洲大学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展出过，那次会议的主题是中欧和东欧国家历史记忆中的被迫迁移。
第三是研究和话语的欧洲化。说欧洲化也许还为时过早。反正我们正在经历一种全方位的双边化：波兰人和德国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和希腊人，俄罗斯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俄罗斯人和生活在俄罗斯的德裔少数民族，德国人和捷克人，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等等。合作的形式，会议的组织，对遗留问题（直至归还和赔偿的问题）的着手解决，这一切说明，人们不再从单纯的内部视角审视问题，而是让它回归应有的框架条件中，即拿到所有受到牵涉的民族和居民群体中去谈判。这包括了极端重要的方方面面：从基本信息和事实开始，人们终于可以不受惩罚地谈论此事了，无论是在加里宁格勒（谈论德国人）、利沃夫（谈论波兰的利沃夫），还是在辛菲罗波尔（谈论克里米亚共和国）；直至更进一步、更稳健的工作形式，如修缮教堂，在图书馆之间互借书籍，修复公墓，建立纪念馆。
第四，如同战后的德国本身成了历史一样，早期历史又重新受到了重视。如果我们想知道，两个德国分别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就要找出它们是如何成为那样的。几乎不可避免的是，人们把兴趣转向了动荡和混乱，两个德国正是在那种状态中生成的：正是从这摊所谓的原始烂泥中出现了建立两个并存国家的基岩。除了“废墟”或难民社会、贫民窟社会、“关系扑朔迷离”（米夏埃尔·施瓦策语）等描述外，人们对当时的状况还有别的描述，如今人们以新的眼光再次审视这一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最近克劳斯·巴德（Klaus Bade）把战后德国称作“民族大迁徙的枢纽”，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抵达这里，又有数以百万计被驱逐者想返回他们的家园。这种早期的历史不再被用来辩解，而在冷战时期出于体系竞争的需要人们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这么做，但现在无须辩解和必须证明自己正确。其意义当然超出了难民和被驱逐者研究本身，无可辩驳的是，在荒蛮的创业时代被驱逐者和难民在两个德国都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不仅适用于战后的德国，而且适用于几乎所有被洗劫一空、需要重新开发的地区，无论是在新的波兰西部地区，还是人烟稀少的捷克斯洛伐克边缘地带或是加里宁格勒州，即原东普鲁士。
这不仅涉及地貌——所失去的荒凉空间，同时也涉及地志——蒸发了的社会及其重建。一直待在这类地带者亲眼看到了这种变化：有中产阶级的房屋，里面却没有居民；有种着苹果树和丁香花丛的花园，却没有了相应的房屋；林荫道上没有车来车往，墓地甚至没有被掩埋的死者。剩下的只有碎片，因为曾连接着它们的都被炸毁了，这些碎片又被组成新的东西。无论是接收难民的国家还是驱逐他们的国家，只有遥想当年百废待兴的创业时期，许多事情才是可以理解的。若是阅读贝纳黛特·尼奇克有关波兰西部地区的移民融入和那些被分割的城市的著作，才会弄明白一些问题。[13]反正我是第一次重新思考以下问题：土地改革思想的穿透力、欧洲迁徙过程中的社会流动性，以及获取新的无人居住的领土对在人民民主下巩固斯大林政权的重要性。
总之，一个成熟了并能进行反思的社会，就像如今的德国或波兰社会，会回忆起其无法无天的年代以及后来的立宪时代，并尝试重新对此进行诠释。这不是怀旧，而是立足当前。
在纪念德国被驱逐者联盟宣言50周年仪式上，阿努尔夫·巴林（Arnulf Baring）动情地要求：“我们也该被允许哀悼我们死去的亲人。”如果这种要求是合理的话——我相信是这样——那么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要求本身更能体现德国讨论状况的不宽松性。是的，允许我们哀悼，允许我们哭泣，若是人们遭受了巨大苦难，尤其当他们是无助、无力和无辜的时候，就像妇女、儿童、老人和病人别无选择那样，他们确实是逃亡和驱逐的主要受害者。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在德国一直还无法做到让悼念死于非命的亲人这件事成为能够被理解的举动？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悼念亲人了，这成了人之常情，那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是德国人想把自己美化成受害者？一种补充的自我伤害和参与殉难竞争？这是对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政策的犯罪性质的一种开脱，从而达到对其罪行的最小化和相对化？这些问题本身折射的是一种文化和一个公共领域，在这种文化和公共领域中不言而喻的是必须先表明自己是正确的，在其中悼念自己死去的亲属恰恰就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们汇集成一种情结出现在所有那些历史认知和诉诸感情受到破坏的地方。很多因素综合起作用：一无所知，因自身的不确定性而采取的防守态度，简单的报复和复仇理论。我认为，最可持续发展的打破这种情结的不是论据，而是叙述。因此我这里的要点是叙事，欧洲的叙事将脱离话语的意识形态化、道德化、政治化和工具化；开创一种新文化，即注意聆听和设身处地的换位思维，这是历史工作和理解的先决条件。我坚信，让我们能同时既全神贯注又镇定自若地面对欧洲和德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与最灾难重重的事件之一——驱逐，这样的自由空间仍旧不存在。人们仍然不能客观地就事论事，而是一定要分裂成赞成或反对某件事的两大阵营。我以为随着德国分裂局面的结束，终于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但事实证明还为时过早。可谓亡者阴魂不散。
与10年、20年或40年前相比，今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待逃亡与驱逐。这不仅是由于时间间隔的增加和所谓的“亲身经历过的一代”的谢世。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引起的新关注是变化后的欧洲和活跃的历史意识使然，体制化的历史和史学无视这种历史意识必然受到惩罚。
一个欧洲范围内的经验为什么仍旧要在民族历史的框架中讲述，在此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人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谈论欧洲和欧洲经验，例如以教育、公共教育的方式，即用欧洲作为避免“民族主义复发”的善意的灵丹妙药。人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这么来谈论欧洲范围的事，让它成为模糊的密码。特奥多尔·席德尔就是这么做的，在此引用他的话不是为了让他出丑，而是因为它与我们这里所谈的事情有关。他写道：“1945年后的驱逐，如同我开头说过的，是一场德国的灾难，甚至还远不止如此：它是一场欧洲的灾难，它等于承认了欧洲各民族——这些民族历经数百年的辩论证明它们是矛盾的统一体（coincidentia oppositorum）——若不互相毁灭，已无法和平共处了。”[14]人们本来可以同意这种说法，此外还有1950年他在斯图加特发表的《德国被驱逐者宣言》（Charta der deutschen Heimatvertriebenen），如果可辨别的驱逐规模不是遭到刻意回避的话：那些欧洲人，那些欧洲各民族，等等。有些戏剧化的修辞形式不是为了激化和澄清一件事，而是要掩盖真相：什么意思，谁，何时，何地？
当我说到欧洲一体化时，我指的是狭义的欧洲一体化：迁徙和驱逐作为欧洲20世纪的做法，其背景和交互作用被描绘与可视化。可以理解的是，受到创伤者首先关心的是自己所受到的直接被伤害经验，这既适用于人群，大概也适用于个人：想象力、同情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以同样强度来关注所有的人和事。观念上的泛欧洲被驱逐者是一个幻象，尽管欧洲各国、各民族到处都有流离失所者。被驱逐者是有民族、宗教和社会面貌的。
驱逐是一种大规模制造的欧洲经验，这毋庸置疑。在世界大战期间被迫迁徙的人数在欧洲达到4000万～6000万，那是几代人的个人和集体生活体验。令人惊讶的是，对这一欧洲实际情况的形象化显然不存在强大的需求。目前反映整个现象的出版物很少，其中最著名的有尤金·库利施尔（Eugene Kulischer）、约瑟夫·舍希特曼（Joseph Schechtman）和——当然规模与意义都无法与前者相比——戈特霍尔德·罗得（Gotthold Rhode）的著作。在对“民族迁徙”进行整体框架下的思考方面，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格茨·阿利是我们首先要感谢的。对迁徙规模的简明扼要的概括，如今可在克劳斯·巴德的欧洲移民史著作中找到。[15]
很显然，迁徙与驱逐并非不起眼的外围与边缘现象；很明显，它们在20世纪欧洲的生活中起过中心作用，可以这么说，它们是我们文明黑暗面的中心。驱逐情结作为一种欧洲现象，不仅因为欧洲各处都发生了驱逐事件，而且因为它与现代欧洲文化密不可分。
大规模迁徙、搬迁、再定居以及驱逐，这些与现代战争有关，是世界大战时期的现象。它们大规模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员、前线界定、疏散、猜疑和排除等过程中。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经验是其先决条件；它们体现的是从外围向中心殖民经验的移民，对此汉娜·阿伦特曾经在论及现代民族国家被种族歧视的帝国主义架空时做过描述。在边缘地带屡见不鲜和经过试验的东西返回了欧洲：殖民经验。
大量的社会族群迁徙和被驱逐，其可行性是有条件的：得有能力进行筛选、分类、计数、带走、放逐以及最后的消灭。能进行这种操作的只有现代国家，它们拥有有效的官僚机构和后勤体系。小国不制定“东方总计划”（Generalplan Ost）[16]。正如劳尔·希尔贝格（Raul Hilberg）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奥斯维辛是某大区的重镇，拥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铁路网，可靠的客货车运行计划、工作组织，会计和统计。只有当这一切都是现成的，包括运转正常的铁路，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运送数百万人。
这么做的先决条件是一种想法能被广泛接受，这在古老的帝国和帝国集团关系中是根本行不通的：现代民族和领土国家拥有精确的边界，其领土上居住着的种族同质，国家的行政管理涵盖全国。光有冷漠的臣民是不够的，还需要能被认同和能被同化的公民，否则就得遭淘汰。这没有公共领域和某种共识是不行的，这也适用于排除异己和驱逐，总要有受益者。在现代国家，如果没有一种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公共领域做后盾，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因此需要宣传造势和导向。
在现代欧洲——非常简单地说——有两个多少带有强迫性的同质化国民整体——或部分——模式：以人种-民族，也就是种族定义的民族共同体；社会平等的无阶级社会。尖锐划界是向外的，对生活在同一块领土上以及平等社会中的民族共同体而言主要是营造出彼此的一致性。
总之，迁徙和驱逐不是“倒退到黑暗的中世纪”，而是与时俱进。用20世纪的手段解决冲突：大规模的分类、筛选和淘汰是以现代可认同的国民为先决条件的。[17]
通常我们对受害者的了解要比对犯罪者的多。犯罪者一般不是什么怪物，而是“今日普通人”。无论是哪国人，20世纪的犯罪者都有现代轮廓。我们对他们——欧洲文明的平均值代表——还所知甚少。人们既可以谈论善之平庸，亦可以谈论恶之平庸。它们无处不在，大概比例还持平。只需激活它们的态势出现——暴徒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们总是作恶的先锋。几乎总有采取其他行为的可能性，在驱逐的恐惧中正派人的见义勇为就更难能可贵。
尽管几乎每个中欧人和东欧人都经历了迁徙和驱逐，但这些没有作为欧洲的集体经验，而是作为一个民族、一个族群或同胞们的特殊经验被感受。这种感受还沉浸在20世纪对欧洲本质的破坏所带来的痛中。
什么叫作再现消失的地貌？
谁若是从被驱逐者的视角看欧洲，那他看到的是另一个欧洲。人们也可以说：这种人眼界大开。背井离乡者失去的不仅是“房子和家园”、财产和熟悉的环境，而是更多。谈论这些亦非易事。对那些遭受了损失的人，人们无须向他们解释这一切，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而那些没有遭受过损失的人，没有“在那里失去过什么”的人，很难理解别人失去了什么。
失去东普鲁士和柯尼斯堡对德国人意味着什么？失去利沃夫或平斯克对波兰人意味着什么？失去克卢日-纳波卡[18]和蒂米什瓦拉[19]对匈牙利人意味着什么？失去克里米亚对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俄罗斯人意味着什么？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消失对欧洲文化意味着什么，以及生活在俄罗斯的德裔少数民族的消失对俄罗斯文化意味着什么？灭绝犹太人的生活中心和犹太文化对欧洲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继续问。我不确切知道，如何用时髦的当代语言来表述：作为德国东部最重要的大城市，柯尼斯堡——数百年一直是德国文化的中心——的消失肯定意味着什么，但究竟是什么呢？德国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心之一布雷斯劳从德国地平线上消失，这肯定意味着什么，但究竟是什么呢？失去了西里西亚，上述城市由别人居住，这肯定意味着什么，但究竟是什么呢？整个省份和部分国土的居民总交换，这肯定意味着什么，但究竟是什么呢？
东部、东部德国、德国东部，这些地方经过战争和驱逐事件成为受创伤的地带。东部等于：东线，战俘，恣意，死亡，寒冷，饥饿，逃亡，驱逐，流亡，强奸，贫穷，野蛮，荒芜，遗弃，废墟。这一层面的经验叠加在另一层面的经验之上：大自然一望无垠，富饶辽阔，风景绝佳，天高云淡。人们进入另一种视野：生存机遇，不受限制的冒险，遇见其他人，较慢时光的魔力和精彩景观。东部还是——没受到波及或后来间接受到波及者很难立即意识到这一点——驱逐前的驱逐，放逐前的放逐，没收前的没收，是在自己的文化宝藏被毁坏前对教堂、档案馆、宫殿和城市的破坏。这是系统推行的奴役和灭绝政策，直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今天在东欧和中欧行走，人们仍旧能够找到这些痕迹：墓地，阿尔贝蒂娜[20]，劳什（Rauschen）的林荫道，位于奈达（Nida）的托马斯·曼故居，梅梅尔和什切青的军营，但泽的邮局，位于布雷斯劳由门德尔松（Mendelsohn）设计的商厦、夏隆设计的白色住宅和马克斯·伯格（Max Berg）设计的百年厅，特切夫（Tczew）的桥梁，柏林宸（Berlinchen）、克罗森（Crossen）或缅济热茨（Mi?dzyrzec）市的城门。
人们也可以进行一次类似的旅行，去寻找波兰东部留下的痕迹：维尔纽斯的罗萨墓地或利沃夫的Lytschakiwski公墓，德涅斯特（Dnjestr）河畔的卡梅涅茨-波多利斯克（Kamenetz-Podolsk）和霍京（Chotin）要塞，波兰前东部领土上的宫殿和城堡。
有一种独特的跨越边境的回忆与保存的艺术体裁——画册，记忆都被封存于其中。把多年的画册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是十分值得的，因为画册中保存了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图像，随时可以拿来温故知新。
至少细心的眼睛到处均可发现痕迹，而且很容易识别那些文化代码：街道设施，港口的仓库，桥梁的结构，烧砖的方式，公共建筑的统一形状，向柏林看齐的风格和品位，有时也有模糊不清的题字，一幢住宅前脸的年代数字，墓地中的人名，有时在一家小客栈还能看到的压水机。整个东欧就像是庞贝，这个庞贝不仅迷住了那些背井离乡者，而且吸引了那些新移居到那里的人。整整一代青年作家——帕维尔·许勒（Pawel Huelle）、斯特凡·驰文（Stefan Chwin）和其他人——靠对庞贝的这类探索为生，这种地方也就成了他们自己的故乡。
但这也是一个经历过庞贝式毁灭的大陆，它有着新的布局、新的题字和新的文化代码。不仅语言是新的，而且重新建设与继续建设往往并行。这是一种文化吸收和植入新的文化代码的形式。它与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它透露的是新移民的来源与习惯——他们是如何定居在这里的，文化模式的转变，文化精英的形成，手工匠人的精巧，蛮荒之地逐渐被开发的过程。而这也意味着：开荒垦殖，重建家园。
各种代码并不重合，它们甚至往往彼此分隔。城市和风景“从前”是什么样的，这方面的知识保存在躲过战火的相册或家乡博物馆中：比如在乌尔姆（Ulm）、黑尔讷（Herne）、雷克林豪森（Recklinghausen）或菲尔斯滕瓦尔德（Fürstenwalde），也就是说在第二故乡。而定居在他们的第一故乡的另一批人也依旧牵挂着自己的第一故乡。住在布雷斯劳的人怀念着利沃夫的天空，住在什切青的人怀念着维尔纽斯的天空，住在斯武比采（S?ubice）的人怀念着巴拉诺维奇（Baranowitschi）或格罗德诺的天空。被驱逐者随身带着他们的照片，很可能他们彼此——与那些不具备这个秘密的人相比——更能互相理解。他们对中欧和中东欧的印象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后者对这个地区所发生的惨状难以想象，他们对这块地方的吸引力也毫无领略。
我其实很羡慕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我在旅途中总能遇到他们，他们拥有双重知识：他们熟悉那块地方和那里的风景，知道两个时代街道的不同名称。但他们通常寡言少语，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人能理解他们。把两段历史和其后隐藏着的经验放在一起讲述出来并非易事。但是人们必须尝试：得把席德尔和切斯瓦夫·马达杰斯基（Czes?aw Madajczyk）的文献一起读，伦道夫伯爵（Graf Lehndorff）的日记也要与——让我们说——瓦西里·格罗斯曼和伊利亚·爱伦堡（Ilja Ehrenburg）的揭露性书籍一起读。[21]
德国人，首先是西德人，一般对东欧没什么兴趣。他们觉得那里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去过那里。这种异化的长期影响现在——当它已经过时了——才显示出来。人们对马略卡岛比对布拉格熟悉，对迈阿密比对华沙或布达佩斯熟悉。被驱逐者头脑中的第一故乡在战后时期对他们来说就像是最后的锚链，它把自以为是的西德人与那片古老的大陆维系在一起。现在的问题是，被驱逐者利用这种“主场优势”以及他们对故乡所拥有的知识做了些什么，还是这些知识——在通往东欧拥堵的新路途中——被搁置和白白浪费了？
亚特兰蒂斯
当代辩证法正在为东部——德国东部、波兰东部、整个“东部”——在思想上的回归做工作。这不是怀旧。曾经的西欧和东欧之间的关系越密切，世界上的这块区域就越靠得近，史上这里曾是“东部”，甚至是“德国东部”。我们现在建立联系则不可避免地涉及历史地区：无论是作为交换学生、文化游客、银行雇员、分店经理、铁路工程师、学术出访者或干脆只是度假者。新的联络网通常建立在旧渠道上，新线路往往经过老地方或离它不远的地方。联系越紧密，接触越频繁和深入。如果我们想知道自己身在何方，我们总得知道那里从前是什么样子。一度被认为是缺陷的，现在可能会成为长处：叠加在一起的旧的和新的历史景观彼此印证，发展成一种双重财富。旧的过渡景观显示出其复杂性，它们往往有致命的混合特点。如果我们目光敏锐，那所到之处看到的就不仅是一段历史，而是至少两段。一切都有两三重面貌：克尔科诺谢山[22]，但泽，柯尼斯堡，马祖里（Masuren）[23]，布拉格，布隆（Brünn）[24]，波罗的海诸国。这些如今又能见到其不同面貌的地方，它们是欧洲所拥有的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区域。在这些地带行走的人，必须学会破译文化密码。问题是：我们及我们的神经是否足够强大，能倾听这些双重或三重的历史？若是乘火车出游，火车行驶的路线就是被驱逐出境者当年被运送到各处的路线：罗兹、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哈萨克斯坦。若谁在市中心购买土地，那他买到的地皮已经不止一次被征用与没收了。参观容克庄园的人，可能会看到所展示的易北河河东的文化，但大概也会看出它马上就要盛极而衰。到处都是亚特兰蒂斯：曾是墓地的公园，曾是中转集中营的军营，断头桥，以及残垣断壁的地皮。形成撂荒土地的也并非总是社会主义的城市规划，而是此前的大规模战争。不久前曾是大陆的地方现在全变成了亚特兰蒂斯，残存的仅仅是碎片、碎末和原子。下水道盖，铭文题词，通衢街道，城市中心，一件装饰品，古董店淘出的物件，消失了的人行道上的一块铺路石，一句俗语，一个手势，一种暗示。有铁轨的车站仍在，却再无开出的列车；曾被图书馆编目的书籍，现在却遗失了藏身之所。
想在新的中欧走动做生意的人，无论他喜欢与否，不管他是否迷恋历史，他都得面对历史。环境就是如此，几乎已经不存在无辜的地方了。在经过对20世纪的极端简化、净化、矫正和同质化之后，我们到处都遇到了复杂的现实，其复杂性决定了中欧关系的强度和魅力，中欧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失败过。不知他们现在是否至少可以彼此容忍？
另外，也有让人释怀的发现和令人和解的安慰，即使对不可逆的损害、痛苦和被毁掉的生活是不可能有赔偿的：他们经历了迄今为止从未见过的魔幻风景。它给人一种震撼，人在深深被打动时就会有这种体验。我深信，会有这种震撼的。许多人会自问，人是想有这种经历，还是肯定会产生对这类经历的恐惧？这种新邂逅会导致人们研究欧洲东部和已经成为历史的德国东部。
对曾经的往事，人们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当然，我们早已告别了研究语言岛、文化土壤和任何别的民俗陋习的阶段，但我们还没有写出一部史书来描写德国和欧洲东部的现代、非军事、放眼全球、世界主义，甚至是“多元文化”。这也不是一件易事，也许还会引起争论。认为多边关系的深入可以毫无摩擦和冲突，这种想法是天真的；人们会尝试所有可能的解决争端的方式，当然不可能总是机智巧妙与静默无声的。会出现常见的怀旧和媚俗，这还是所提及的最无害的情况。这些人们在犹太人寻根旅游中即可见到：按照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戏剧风格装饰起来的卡齐米日（Kazimierz）[25]或市场附近的艾莉儿（Ariel）咖啡店。寻根旅游早就开始流行了，它甚至成为复苏整个区域经济的因素：德国人去波兰和东普鲁士，波兰人去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波罗的海诸国人和波兰人去西伯利亚或哈萨克斯坦，意大利人去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来自东欧的犹太人的子孙纷纷踏上寻根之旅。人们不该嘲笑这种寻根旅游常常在所难免的乏味安排与程序。每一趟这种旅游都会让人们获得有关这些偏远地区鲜为人知的细微知识，令人认识和熟悉这些地方。至于这类旅游是不是还能起到其他作用，人们拭目以待。我相信，随着不断深入的全球化和难以阻挡的美国化进程，对这一历史区域的关注和兴趣将增长。新的通用语也许会让互相交谈变得更容易。
第一点附言：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我想强调，迁徙与驱逐绝不是一个只有“受波及的一代”，即所谓的“亲历一代”或上了年纪的人才感兴趣的题目。我在有关欧洲迁徙和驱逐的讲座上调查过谁直接与此事有关联，结果很快发现，坐着德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的大礼堂中这类人比例很高。有人的祖母来自布雷斯劳，另外一位的祖母来自利沃夫，还有一位的爷爷每逢夏季都从斯武比采回维尔纽斯的家乡。而且很快我也证明，事情不仅涉及容易界定的德国和波兰的双边关系，而且乌克兰人也有发言权。有些问题与欧洲的宪法有关，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与几代人的生理年龄有关。欧洲的迁徙与驱逐就属于这类问题，今天欧洲的格局就是由此产生的。
第二点附言：对德国东部进行再思考，要对其进行再评价和去纳粹话语化。无论在课堂上、公共话语中还是在文物展览中，该地区咎由自取的破坏或损失都是科研与教育政策首要关心的目标。这段历史的起始和终止都并非在希特勒时期，它是一段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它不是一种边缘现象，而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它的每次介绍——无论是在教科书中还是在博物馆里——若不考虑到这一点，总是会错过事情本质的一面。失去的德国东部不仅仅是流离失所者的事，而是关系所有人。此事太重要了，不能让流离失所者自己去面对，他们的肩膀也太单薄，担不起如此重负。为了对此进行再思索和“解构”，需要出现德国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尝试重建德国的东方学。[26]
前段时间，被驱逐者联盟主席——埃丽卡·施泰因巴赫（Erika Steinbach）博士公开倡议修建“反驱逐者中心”。从根本上说，人们对这种建议只能赞成。但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还有待澄清。
任何人都可以组织一个文献中心，安排展览和进行某方面的启蒙工作等。德国不缺资金、智力和组织手段。如果是私人举措，那应该格外受欢迎，公共部门或许可以稍后再介入。若是由被驱逐者以同乡会的方式筹备则更好。我看过一些试图以图片来讲解历史的展览，比如乌尔姆的多瑙施瓦本博物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参观这个博物馆，这对了解该族群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与文化财富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地区很有帮助。
然而它应该是一个公共部门赞助的中心，耗资不菲（启动资金约1.6亿德国马克）。作为民族历史的首要内容，驱逐事件应该进入博物馆的公共空间，如果是建立相应的欧洲设施，那将是欧盟的任务，需确定设计、地点和管理等细节。[27]
我深信在意识形态大战结束后正视这段历史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正视了这段历史，并能充满关注、细心自由地讲述它，那么我们以何种组织与机构形式展示它就不是首要问题了。
（2000年在波茨坦当代史研究中心所做报告，首次发表时题为“消失的地貌：欧洲经验与勃兰登堡经验”，载：Christoph Kle?mann/Burghard Ciesla/Hans-Hermann Hertle（Hg.）：Vertreibung，Neuanfang，Integration.Erfahrungen in Brandenburg，Potsdam 2001，第11～35页）
一地双名：克莱绍/克日舒瓦[28]
不久前当我在克莱绍（Kreisau）时，我想象自己与一位了解当地情况、亲历了历史变迁的人在各处转。现在还有人能起桥梁作用，讲解后人无缘经历的过去的故事。时代见证人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特权，这种权利是无法被任何东西取代的。对重新发现克莱绍这一历史地区来说，有这类能够承前启后的人是一种幸运：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芙蕾雅·冯·毛奇（Freya von Moltke）[29]。我们后来人必须勤奋积累所能获得的经验，凡是不能依靠自己的回忆的地方就要发挥历史想象力。
夏季的克莱绍，现在这地方叫克日舒瓦（Krzy?owa）。湃勒皮拉瓦（Peile/Pi?awa）河的河漫滩草地，以及曾经的农庄建筑物和马厩之间的方草坪上的草刚刚被修剪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几乎令人沉醉的草香。这里一片寂静，只有远离城市的地方才能这般宁静，甚至连丝毫的遥远噪声都听不到。太阳下山后，坐在饭馆前遮阳伞下的顾客就会感受到近山地带的凉爽。也许会传来一台拖拉机的声音，或是随后人们能听到的青蛙大合唱。夜晚漆黑，没有大城市反射到天际的万家灯火。这里离布雷斯劳只有60公里路程。这儿万籁俱寂，让人想起西里西亚的诗人艾兴多尔夫（Eichendorff）。
可到这儿来的人不是为了聆听湃勒河水的流淌或是享受这里的一片寂静。一些反对希特勒及其政权的人曾经撤退到这块完全祥和的小地方。来这里的人不是为了寻找田园风光，而是要追寻暴政历史留下的遗迹，看看灾难是如何侵入这个安逸世界的。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伯爵曾在一封动人的信中描写过灾难降临前这里的世界，他写这封信的地点离我们今日聚会的场所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即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Prinz-Albrecht-Straβe）8号前盖世太保的监狱，1944年1月19日他被捕入狱。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他写道：“我的亲爱的，我刚好有时间，想告诉你们一些我小时候的事情，也许你们喜欢听。”
今天来克莱绍/克日舒瓦的游客能够看到这里的地貌。今天来这里的人也许知道，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下西里西亚易北河东容克庄园之一，首先人们想了解和看见这座庄园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人们听说这座庄园是普鲁士国王、后来的威廉一世皇帝赠送给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的，以表彰他在统一战争中的军事成就，1867～1891年他住在这里，就像俾斯麦在被授予亲王头衔时也得到了汉堡城外的腓特烈斯鲁庄园一样。但说实话，人们的主要兴趣是要了解其曾侄孙及其朋友与家人的命运。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30]是这样描绘他的，一般他很少如此褒奖一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是我在双方前线见到的在道德方面最伟大的人，思想上他高瞻远瞩，最具顿悟能力。当时，1940～1941年，他的眼界就超越了所有肮脏的狂妄以及希特勒政权表面上所取得的胜利，他猜测到即将来临的灾难。经过艰难的内心搏斗他说服了自己去面对未来的灾难，为它的降临做好准备，也想好了该如何帮助自己的同胞。他理解那种必要性：一切从头开始，哪怕是在失败和屈辱中，好让民族在更好的地基上建造起新的大厦……他体现着一个孤独挣扎者的形象，是我们这个时代鲜见的少数基督教新教的殉道者之一。对我来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良心的支柱，政治和精神灵感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到克莱绍来的还有寻根和思乡的游客，他们比其他人更了解当地的情况，熟悉那一带的山谷和小镇上的市场、教堂。其中有的人的童年是在那儿度过的，有的人是听着父母对家乡的描述长大的。若是去施维德尼兹（Schweidnitz）/希维德尼察（?widnica）和亚沃尔（Jauer/Jawor）旅游，只要稍微绕个道就到了克莱绍，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和平教堂、西里西亚巴洛克建筑的杰作，还能体验西里西亚的宽容。
人们看到一群群四处漫游的年轻人，他们往往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聊得火热。
或者还能看到布雷斯劳大学新入学的学生，他们知道，克日舒瓦是德国历史上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也许还有偶然闯到这里的游客，他们在西里西亚的山谷中漫游，不经意就走到了这里。当他们在山谷的尽头、猫头鹰山脚下看到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会议中心时都很惊讶，中心内应有尽有：接待处、酒店、健身房、各种办公设备。
游客在庄园里走动，很容易就能找到他们的目标：从战前的照片上见过的带楼梯的城堡，楼梯间和唯一的大厅里挂着表现普鲁士荣耀的绘画，大厅是按照其原始状态修复的。附近能看到墓地教堂、坟墓、新教的社区墓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较偏僻的地方有一间山间小屋，背对着庄园。根据老照片这间带门廊和户外楼梯的小屋被恢复了原样，这里就是克莱绍圈子聚会的地方，是史上三次聚会的场所：1942年5月22～25日，同年10月16～18日，以及1943年6月12～14日。这里就是人们思索希特勒之后的德国和欧洲之未来的场地。毛奇在其写于1941年的著名纪要《当前局势、目标和任务》（“Ausgangslange，Ziele und Aufgaben”）中，把战争的结束视为“重构新世界的最有利契机”。1943年他在给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的信中表述道：“对我们来说，战后的欧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边界和士兵、复杂的机构和庞大的规划，而是要在我们同胞的心中重新树立人的形象。”这个漂亮、可爱的地方在反对专制的斗争中是一个人们相遇的地方，大家缔结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准备舍生取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