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绍有历史意义的场所：陆军元帅吩咐修造的栎树林荫大道，城堡，教堂，火车站——从那里可以很快到达位于柏林本德勒（Bendler）大街和利希特费尔德西区霍尔滕西恩（Hortensien）大街50号的住宅。村子里孩子们上学的学校，墓地里掩埋着俄罗斯强迫劳工的角落。在前往克莱绍的途中人们可以见到去从前大玫瑰集中营的指示牌，或是埋葬格莱德尼茨（Gr?dnitz）劳改营的强迫劳工和犹太人的地方。这一带的风景是西里西亚最美的，却也打上了可怕的苦难与蔑视人权的烙印。这是德国20世纪的风景，还在德国人被迫离开这里之前，他们就失去了这里。这方面也不乏证据：庄园入口处的一棵橡树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那些1946年8月必须撤离这里的德国人的名字，红军进村的路和芙蕾雅·冯·毛奇于1945年秋在英国朋友的帮助下最终离开这里的那条路。
克莱绍消失了，连名字也不复存在了，只有在档案和人们的记忆中还有此名。曾经大名鼎鼎的庄园变成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搬走的德国人的房子里住进了波兰人，他们自己也是迁徙来或被驱逐的：他们来自战后的波兰东部，那里被割让给苏联了。
最先衰败的总是那些毫无保护措施的坟墓。一个过去与世界紧密相连的地方——战前克莱绍的社会生活涉及面很广，从伦敦到开普敦，从欧根妮·施瓦茨瓦尔德（Eugenie Schwarzwald）在维也纳的沙龙到布鲁塞尔，变得与世隔绝。在离新边界不远的地带，只有极少数人还知道这个地方和它的历史。在很长的时间里，大约二三十年间它就这样默默无闻。
但有一种类似场所精神的东西，其工作从不停歇。通过历史机缘和大胆出手，这个地方再次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这感人的一幕发生在1989年11月12日，就发生在城堡和马厩之间的地方，奥波莱的主教在搭起的华盖下举办弥撒。这次活动中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和赫尔穆特·科尔相遇，这为克莱绍的新生揭开了序幕。一件事情终于有了结果：以波兰主教们1965年联名写信开始的互相接近的进程有了长足新进展，相邻的两个民族的关系开始正常化。在德国人对波兰人犯下所有那些历史罪行后，这几乎是让人难以想象的。克莱绍/克日舒瓦的那次历史性会晤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三天后。那是一个幸运的瞬间，整整一代人穷其一生都在等待这个瞬间。它让克莱绍再次走进德国人的视野，也让克日舒瓦拥有了新的意义：它架起了一座通往老克莱绍的桥梁，使连续性成为可能，这是没有一个战略家或公关专家能够想到的。新克莱绍不是要抹去有关老克莱绍的记忆，而是发扬它的精神——场所精神。在这里，民权抵抗活动与史上的传统建立起精神联系，当时那些思想先驱就认识到并承认专制过后会有一个全新的欧洲诞生。新克莱绍要感谢伟大的历史变革，1989年这场变革席卷了整个欧洲，从莱比锡到布加勒斯特，从莫斯科到华沙，从布拉格到索菲亚。
克莱绍和其遗产能够被重新发现，很多力量都为此做出了贡献。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掀起了一阵考古热。一位法律史学家——卡罗尔·荣卡（Karol Jonca）——在他那个系的档案室发现了在布雷斯劳大学注册的学生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的相关资料。瓦尔德堡地区（Waldburger Land）的社会改革者和志愿者运动再次浮出水面。当地的史学家和牧师——先是卡齐米日·库茨尼基（Kazimierz Kuznicki），然后是博莱斯瓦夫·卡鲁扎（Bo?eslaw Kalu?a）——参观了这里并安排修缮了墓地。同时在边界的另一边，学界开始编辑人们在逃亡途中所写的信件。在讨论有关尤金·罗森斯托克-胡絮（Eugen Rosenstock-Huessy）的精神遗产和抵抗运动之遗产的学术会议上，与会者彼此建立了联系。共鸣的火花生发在阿姆斯特丹和布雷斯劳、美国东海岸和柏林之间。幸存者与边界双方的亲属恢复了联系，西里西亚的被驱逐者与波兰前东部的流离失所者，东柏林的民权活动家与波兰的民权活动家，教堂负责教授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的人与布雷斯劳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克莱绍圈子那代人的亲属与团结工会那代人也都纷纷建立起联络。
1989年6月在布雷斯劳召开的会议——会议外波兰第一次半自由的选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会议内讨论的是克莱绍圈子的精神遗产——犹如长期互相隔离的线路之间忽然发生了短路。早就互相属于的东西走到了一起。与会者前往的克莱绍成了催化剂、起点，为互相理解提供了框架。人们可以将之称作新克莱绍的创立，也许将其叫作克莱绍的复活更好。一切都很顺利，水到渠成。没有修正论，这也不是互相讨价还价，算旧账；而是一个新起点，重新发现一段长期被遗忘的历史。克莱绍的重新发现和重新创建是一项伟大的合作，几乎是一件共同创造的艺术品，完全不同的人参与了这项工作：教授、神职人员、神学系大学生、建筑师、联合企业的领导、政治家、外交官和前外交官。它是多方面跨国合作的结果，合作存在于布雷斯劳和阿姆斯特丹之间，柏林和美国佛蒙特州之间，以及波恩和华沙之间。
这里发生的事情具有代表性：自由但志同道合的精神的相遇，此后人们称之为网络、网络化，它是基础倡议力量的证明，说明有时与大政方针合作也会成功。其结果是新欧洲有了一个新据点，在那儿新老力线拧成了一股绳。其意义远远超过创建一个会议场所，这是一种双赢，对我们德国人和波兰人都极为重要。
现在人们在谈论新克莱绍，正如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于1998年6月11日在国际会议中心剪彩仪式上所说，“欧洲的青年人”应该在此相识。当时涉及的一些话题如今在新克莱绍都已家喻户晓。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克莱绍是一个聚会场所，在那里人们谈论在20世纪所经历的极权主义经验、抵抗运动、话语的力量或“生活在真相中”的意义。他们谈论欧洲，尤其是中欧和东欧的自由传统、20世纪所经历的暴力和暴行，当然，这主要是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所作所为。
另一个主要题目是欧洲的边界变化和民族迁徙。20世纪最猛烈的冲击之一是大规模的人口转移，“人种学的土地重划”，大规模押送，再定居，驱逐，包括对欧洲犹太人的成批杀戮。此外，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在1943年5月从维也纳前往苏瓦乌基（Suwa?ki）的途中非常清楚地目睹了华沙犹太人区的争夺战。当出现最初的大规模——希腊-土耳其——人口转移时，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在1923年称其为“欧洲的种族隔离”。没有一个中欧和东欧的国家未受其影响，在欧洲这个大调车场没有一家人不被卷进这种大迁徙。深受其苦的莫过于生活在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中欧和东欧各民族，尤其是在地图上被移来挪去的波兰。1939年开始疯狂进行种族“清洗”的德国人自己最终也难逃同样的命运。克莱绍本身就是边界变化和双重失去家园的例子：失去西里西亚和失去东部波兰，新的移民来自原东部波兰（新克莱绍的开拓者之一是埃娃·翁格尔［Eva Unger］博士），他们得重建家园：景观、房屋和庭院、市场。把一个地方变成自己的家经常或通常意味着：重建被战争夷为平地的城市景观，向无人居住的地区移民。西里西亚的城市就是这样的区域之一，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曾这样描述这类地方：“景观毁损严重。”欧洲其他类似地方有：沃里尼亚（Wolhynien），加利西亚，克里米亚，白俄罗斯，原东普鲁士以及波兰文化的古老中心——维尔纽斯、利沃夫，以及塞萨洛尼基、达尔马提亚海岸、比萨拉比亚、多布罗加。欧洲穷，至少因清洗和边界调整的飓风变得比过去穷了，半个多世纪后，中欧的城市和风景才再次基本恢复并获得新生。有多少人的人生被这种变故改写？！克莱绍/克日舒瓦在新欧洲地图上只是一个小点。其他类似地方有位于立陶宛、波兰、白俄罗斯三国交界地的塞伊内（Sejny）和加里宁格勒地区。此外位于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接壤地带的戈里奇亚（Goricia）/格尔茨（G?rtz）也是这样的地方。萨拉热窝在战争中也受到重创，但已恢复过来。另有捷克、巴伐利亚州和萨克森州之间的边境地带，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接壤的地带，摩拉维亚-小波兰之角，格尔利茨（G?rlitz）/兹戈热莱茨（Zgorzelec），有波兰-乌克兰语大学的卢布林，当然还有华沙附近的纳托兰（Natolin）或再往南位于布加勒斯特的新欧洲学院，克拉考的德西乌斯别墅，再往西的布吕赫欧洲学院，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欧洲大学以及斯武比采的波兰学院（Collegium Poloncium）。最近新增加的欧洲人文大学，以前在明斯克，现在搬迁到维尔纽斯。
当然，这不只涉及过去和历史，而且关乎我们眼中的今日欧洲。对有眼睛能看和有耳朵能听的人来说，它在发展，尽管有各种公民投票和卡珊德拉式预警。问题是，测量点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安放探测器？欧洲的增长不是靠宣言，而是靠常常不被人注意的持之以恒的潜流，是后者把欧洲凝聚在一起。欧洲的增长依赖的是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货物、人员和思想交换靠这种网可迅猛成倍地增加。过去是大边界和世界尽头的地方，如今日复一日有数百万次过境在此发生，这已经成了常规，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始终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最可靠的证据。曾经有一段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岁月，似乎全欧洲人都上了路，蚂蚁商贩活跃在集贸市场，边境口岸和领事馆门前挤满了过境和办签证的人。现在这类活动更加秩序井然。但毫无疑问，整个坐标系统已经改变。欧洲将被重新测量。那些被边界隔开的城市如今又成为邻城。边境那些死寂的区域又被吸入运动的旋涡。无人问津的交通路线被重新启用。任何乘坐过柏林—布雷斯劳或波森—华沙—莫斯科列车的人都能证明这一点。人们仍在努力，再次达到欧洲曾经达到过的水平，如四小时内从柏林抵达布雷斯劳。这不仅关系到交通、修路、技术和基础设施，而且牵涉到开拓生活视野与未来生活，我们或我们的孩子在哪儿上学、去哪儿休假：不仅在巴黎，而且在克拉考；不仅在西班牙海岸，或许也在奈达或扎科帕内（Zakopane）。对于克莱绍/克日舒瓦来说，这意味着：西里西亚与其宏伟的大都市布雷斯劳重新回到中欧的怀抱。良好和快速的交通联系缺乏，这关系到消除距离，创造邻里关系以及新的、稳固的日常生活。克莱绍早就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地方，欧洲丰富的多样性和混杂性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过去争端与猜忌不断的边界和过渡区，现在作为有双重历史的疆土尤为重要，它们成为维系新欧洲的夹子和铰链。
克莱绍是那种人们可以在那里领略欧洲之美的地方之一。欧洲在经历了灾难后还有力量重新开始，这真是一个奇迹。谁能相信，曾被夷为平地的明斯克和华沙，柯尼斯堡/加里宁格勒或是柏林能够再有人居住，并成为适合居住的地方。战后的欧洲曾有焦土区域和无人居住的荒凉地带。这些地方正在复苏，它们为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很多灵感。
今天城堡展览的标题是“生活在真相中”。它试图展现欧洲公民各式各样的抵抗专制的行动。这里可以看到的图片有：安德烈·萨哈罗夫和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团结工会的斗士、《七七宪章》的签署者以及持不同政见者和前将军彼得·格里金科。我们还能看到亚切克·库仑尼（Jacek Kuroń）站在城堡楼梯上和瓦西尔·施图斯（Wassyl Stus）在劳改营放风时的照片。这都是些面孔有些类似的、光彩照人的人物。对峙始终存在：人民法院的威胁姿态，被告除了话语一无所有。这里重要的是人和人格，而不太是党派——毛奇的“志同道合者圈子”是一种超越党派的联合行动，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能对其负责的态度，而不是人也可以有的意见。在本次展览中，20世纪欧洲自由传统的各阶段不是被并列展出的，而是作为整体的。如果愿意，人们可以从20世纪欧洲公民抵抗运动的画面中获得借鉴。
欧洲重组，重点将出现位移，东欧不再需要代言人，它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它讲述自己基于另外经验的历史，这些经验是我们——在比较幸运的西欧——不曾经历过的。我们必须学会懂得，只要不是所有人都讲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存在对经验的垄断和对欧洲历史下定义的垄断。在这方面欧洲才刚刚起步。当从来不能讲述的历史终于可以被讲述时，从根本上说那是一种极为美好和动人的状况。但倾听这种讲述也是异常痛苦的，因为它几乎总是与某人受到的侮辱、羞辱、痛楚、暴力和暴行有关。倾听而不是告知，求真相而不是争对错，讲述历史和敢于面对历史——这需要一个空间，该空间靠信任支持和加固，其中误会也可以被接受，因为基础无疑是完好的。这里没有人陷入歇斯底里，也没有人为了党派利益搞鼠目寸光的把戏。在此同样关乎中欧民权运动的成果、他们所塑造的风格及公共领域。这个空间足够强大，可以容忍差异，因为在基本观点上没有异议。在这种受保护的空间中，人们能够悼念所失去的家园，而不会被怀疑为修正论者。这里可以谈论自己受到的创伤，而不会导致我们给他人造成的痛苦的合法化或相对化。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尊重他人的尊严。这是一种新的公共文化，它把老朋友圈子中的得体举止和亲昵谈吐与开放社会的日常惯例联系在一起。这种公共空间以一定方式对媒体的爆炸性效果具有免疫力，其主要优点是镇静，它最不能容忍的是党争类争吵。中欧知识分子当年为此曾发明了一个术语——反政治，它恰恰不是说要远离政治。在政治决策前进行讨论的时代并没有结束，知识分子并未像一些人在1989年后认为的那样已经过时，而是他们积极参与的方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了。
这些都是欧洲地图改观后出现的问题，对这类问题人们可以在一些有特殊意义的地方进行探讨，比如克莱绍。早就清楚的是，不只是波兰和德国的版图有变化，许多其他国家如乌克兰，它的意外出现再次导致欧洲地图的改变，还有那些从南斯拉夫血腥解体中独立出来的国家，以及一些城市，新欧洲地图上自然不能没有它们的名字：圣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和伊斯坦布尔。
对几乎所有这一切，人们在克莱绍思想先驱那里都能找到强有力的箴言，他们对法西斯后和极权后欧洲的论述强调的是每个人的独特价值，和他的“我在这里，不能不这样做”的立场以及“小家园”——ma?a oiczyzna——的重要性，那里是人们生活的地方和区域。他们还谈到了世界主义和胸怀世界，这总能让人脱离狭隘和地方主义，他们当然也没有忘记信仰的力量。
克莱绍/克日舒瓦在很长时间内淡出了我们的视野，现在它又回来了。几小时之内人们即可到达那里。它不仅仅只是一种念想，它是一个地方，一个充满历史掌故的地方，一个工作坊。无论在任何季节，尤其是现在这种季节，克莱绍都是一个迷人的地方。首先它是那些享有特权的交点之一，在那里人们可以重新测量欧洲——老欧洲与新欧洲。
（2005年6月15日为庆祝新克莱绍芙蕾雅·冯·毛奇基金会创立所作演讲，芙蕾雅·冯·毛奇和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出席了大会）
同时叙事或者历史叙事性的局限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其小说《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中让主人公乌尔里希抱怨：“这种生活的法则，人们渴望有这样的法则，因为已不堪重负，梦想生活能简单，不是别的，而是叙述的秩序！那种简单的秩序即人们可以说：‘当这件事发生后，那件事发生了！’这是简单的次序，是以一维的方式反映生活之惊心动魄的多样性，就像一位数学家会表述的，这让我们感到平静。发生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一切都被贯穿到一条线上，也就是那条著名的‘叙事主线’，生命线也是由它组成的。那个能说‘当……的时候’、‘在……之前’和‘在……之后’的人有福了！他可能会遇上倒霉事，或者他可能饱尝痛苦，但只要他能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把它们再现出来，他就会感觉胃里舒服得像被太阳照着似的暖洋洋的。这正是长篇小说的艺术优势之所在：游子可以冒着瓢泼大雨骑着马行走在乡间公路上，或是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跋涉在雪地中，把雪踩得呲呲响，读者均会感到舒适自在。如果这种永恒的文学叙事技巧——就连保姆都用讲故事的方法哄小孩入睡——这种屡试不爽的‘对感知的透视性压缩’不是已经属于生活本身的组成部分，那就很难理解了。大多数人从根本上说是自己的叙事者。他们不喜爱诗歌，或只短期喜爱，若是生命线中织入了一点儿‘原因’和‘目的’，他们就会憎恶所有超出此界限的意识。他们偏爱秩序井然的事实，因为其中的必然性一目了然，在混乱中他们因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个‘过程’而觉得安全。现在乌尔里希注意到，私人生活赖以维持的这种原始的叙事性对他来说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在公共领域一切早已无法叙述了，一切都脱离了那根线，扩散成无尽交织的平面。”[31]穆齐尔在此述及的不仅仅是叙事的一种可能的人类学起因，而且也指出了其局限，也许提出的是现代小说之局限的主题。但这也同样适用于史学。
线性和面积：关于依次对并列的优势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不管我们是有意地进行掌控还是无意地顺从命运安排，在“始终在理论上仅有微弱说服力的时间的主导地位”（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语）方面变化不大。历史描述一般按时间顺序，其基本模式是编年史和年代学，无论事件持续时间的长短，均按发生的先后、过程和顺序来讲述。至于时间所占的这种主导地位的论据似乎不容置疑：连续性、顺序性、进程性，这些似乎与历史发展动力相适应的特性与叙事和书写过程本身一致；被叙述的时间[32]和叙述时间都同样致力于先后次序。无论自觉或不自觉，每个历史叙事都倾向于让时间性和线性与其他维度相比占据优先地位，没有这些其他维度就不会有历史，历史就不会“发生”并无法被讲述：地点、空间、现场。作为历史存在的其他维度，地点、空间、空间性的特征不是通过先后与顺序来体现的，而是通过并列、共存和同时性。这种并列和同时性显然无法通过线性的叙事顺序来体现。叙述和写作都是连续的过程。并列和同时性需要其他表达形式：面积、图像，特别是地图，它们把事件的并列、共存和同时性，或是某一时刻事件在一个地方、一个空间的进程捕捉记录下来。叙事发展的表达形式是为了展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而不是把它们简化和固定在一维线性叙述中。历史叙事的形式问题太悠久，常被误解为“风格”问题和文学技巧问题，甚至被当作怎样把复杂的史料用读者容易理解的方法表述出来的问题。历史叙事的问题首先不是文学性质的问题，而是认识论性质的问题。修辞的问题与“文字的优美”或“可读性”无关，而是与表达形式有关，用什么形式能把事情描述得中肯，或更尖锐地说：诚实。
历史叙事的问题像希罗多德——“希腊的第一叙事者”（瓦尔特·本雅明语）——以来的史学一样古老，但每一代显然都要重新面对它，直到“宏大叙事”被宣布结束。我们这代历史学家几乎经历过所有自我分析和自我反思的酸浴，进行过可以想象的各式各样、各种强度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批评，以致在该领域已经没有残留的天真原始思维了。“怀疑的时代”（娜塔丽·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语）早已进入史学。我们演练一切，变换一切：理论与叙事的关系，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关系。我们为历史哲学的剩余部分可能藏身的最后避难所通了风，甚至可以说把它烧毁了，我们丢掉了所有与“叙事大师”有关的幻想，我们明白了那个警告——世界只能“局部地”被思索。所以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历史学家们感到惭愧，他们必须为自己讲述的历史和故事而辩解，因为它们也——这一点我们不是通过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才知道——被先入为主的观点、叙事策略和修辞手段结构化了。我们当然知道，无论每一个故事如何天衣无缝，它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一个或明或暗的解释。“与哲学类似，”哈拉尔德·魏因里希（Harald Weinrich）多年前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史学发展也逐渐产生了一种情结，即为自己的叙事特征感到羞愧。对史学来说，真正科学的是那种历史——尽可能多地讨论，尽可能少地叙述。”[33]此后，情况出现了很大变化，像骑着旋转木马似的，我们轮流经历了语言、图像、空间等的转向，终于抵达了叙事的转向：“我们生活在叙述的瞬间。叙事的转向在社会科学中已经完成。”（马利·安德烈斯语）但一种转向取代另一种转向的速度加快也可以被解释为“疯狂的静态”，这是从一种片面逃入另一种片面。实际上，历史认知应尽可能使用所有的史料资源。因此君特·布策（Günter Butzer）说得没错：“叙述的概念是张王牌。每当史学理论与科学方法发生冲突时，人们就会打出这张牌。如果对历史之可把握性的疑虑过大，人们就貌似谦逊地退回到讲故事上去：无论是海登·怀特、保罗·韦纳（Paul Veyne）、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还是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他们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如果史学有一个本质特征的话，那首先就是叙事。此前人们不是这么看的……”[34]
同时性与同地性：对事物的综合思考
不是“宏大叙事”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是其形式无法驾驭叙事对象。下面的一些思考不是来自什么文化研究的元话语，而是来自对一个特定题目——莫斯科1937年，即“大恐怖”之年进行史学梳理时所要解决的问题。当这种尝试结束时，人们认识到，不是“宏大叙事”走到了尽头，顶多是其叙事形式不适合叙事对象。哪怕只是粗略了解一下这一年所发生的事件，那个多事之年的事情——全部发生在当地——并非都是恐怖事件：1936年12月通过了新宪法，1937年1月进行了人口普查，2月举行了第二次大型摆样子公审和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活动，奥尔忠尼启则（Ordschonikidse）自杀，征服北极，始于1937年8月的大屠杀和苏联选举运动的展开，引起轰动的娱乐片的首映和大型建设项目的开始，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找到一种叙事形式，它能概括叙述相互并列与交织的暴力和振奋、紧急和正常状态、令人目瞪口呆的社会升迁和晴天霹雳般的灭杀、有针对性的大规模屠杀和社会混乱。这两方面的状况都是同时同地存在的，而且不是按照历史学家的回顾性结构发生，而是出现在同时代人的经验视野中，因此有大量的人证和文件资料。为了记录这种不同极端的共存，既需要立体镜-全景式概述，也需要特定的个人视角。所有的事情不光同时发生在瞬间——一年是精简压缩了的时间——而且也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几乎在视力和听力所及范围内：纪念普希金的庆祝活动和摆样子公审是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的；红场上运动员入场式与群众集会游行交替举行，后者要求处死人民公敌；电影院工作室里消失的演员被揭露为间谍；国际地质大会的与会者参观了一个大型项目，那里其实是劳教营——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一边新民主得到宣传，另一边几乎有近百万人按计划被杀戮。这些过程的特殊性，这种并列与交织要求一种特定的叙事形式。如果人们想重构同时代人——犯罪者和受害者——的经验视野，就不可避免地会体会到那些人因不同极端的同时性所遭受的困惑与麻痹。只有知道或至少能猜测到边界溶解和失去可分辨性大概是怎么回事的人，对此才有“发言权”。我们那些受纳粹恐怖所左右的敌友泾渭分明的概念——谁属于自己人，谁必须被消灭，对理解斯大林体系的任意和偶然性以及神秘性没有什么帮助，在这种体系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敌人。关键是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表现形式，来展示这种自我毁灭和无从区分敌友的过程。
根本问题不是人们时常谈论的史料来源问题，也不是人们对同类所犯罪行之不可言说性，实际上真正严重的问题是表述问题。如果明摆着，这段历史只能在其发生地以同时性的方式来适当展示，才能表述清楚，那么人们又怎么能以语言叙事的方法——这种方法依靠的先后次序——来表述呢？维特根斯坦那句话——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也暗示着中止全部行动和会失败的可能性。对历史学家这个职业来说，必须保持沉默是不可或缺的边界体验，一种独一无二的边界体验。
下文不是在进行自我解说或自我解释，而是在完成一种探索，作为一种工作报告它可能会引起更普遍的兴趣，因为它涉及的基本问题是动态和静态，可以把叙事和状态描述汇集到一起。几乎所有最初设想的计划都过时了，直到某一时刻事情自己“水到渠成”了。而这种“时机成熟”似乎才是可言说性和成功的标准，这时历史学家可以悄然退场，变成工具，他把自己的声音借给曾经的参与者——受害者和犯罪者，他从容不迫，也没有条条框框。但要达到这种境界事先要经历不少弯路和歧途。
现场的都市浪游（瓦尔特·本雅明）
都市浪游指的是一种闲逛方式，人们以此探索城市空间，以便对城市的概貌有全景式了解。至于浪游时得去哪些核心地点，这早就不言而喻：从前的莫斯科贵族大会大厦——摆样子公审就是在那里进行的，举行阅兵和庆典的红场，监狱和刑讯室，位于郊外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乡间别墅地界的射击场，沿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劳改营营房和新建的电影院、剧院，等等。这类都市浪游很快就被证明不合时宜了。都市浪游者的行走方式已经不适合大型阅兵场了，有迹象表明，这类都市浪游者已被有组织并受到特工人员监视的旅游者所取代。都市浪游者的速度落后于事件发生的加速和运动的极端化，那年让人震惊、始料不及的消息和事件一下就令那种速度过了时。本雅明为发现“19世纪大都市”所找到的节奏不适用于1937年的莫斯科，坦率承认这一点并非易事。
打碎时间：蒙太奇（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
显而易见，人们寻找一种叙事方式：其特点是尖锐的变化，没有连续性，断裂，碎片。若是人们立刻想到谢尔盖·爱森斯坦——电影蒙太奇的大师和理论家，那这并不太出人意料。所有能提供固定辨向与坐标的东西都消失了，震惊、断裂、平步青云、晴天霹雳般的灭顶之灾，这些都是这种方法让人容易想到的。在此人们还可举出其他模式和范例，比如瓦尔特·肯波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的《回声探测器》（Echolot）。但很快这种模式就被证明不“起作用”。蒙太奇虽然能再现碎片和不连贯的东西，但它体现不出力度和极端化的过程，这些是“1937年”的显著标志。蒙太奇让一切都处于漂浮状态，就像在太空悬浮的失重的物件组成部分，运动中止了，蒙太奇也被证明作为表现手法的复杂性不够。
城市宇宙（苏克图·梅赫塔［Suketu Mehta］：《最大城市》［Maximum City］）
作为微观与宏观世界之间的中间层，城市出类拔萃地被证明是同时性极为突出的地方，是完全不同的流程同步化的地方，也是在最狭小空间内生平和行动空间交集的地方。自从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的《彼得堡》（Petersburg）、海米托·冯·多德勒（Heimito von Doderer）的《施特鲁德尔的阶梯》（Strudlhofstiege）、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曼哈顿中转站》（Manhattan Transfer），当然还有苏克图·梅赫塔那本描写孟买的书以来，我就熟悉这一点。当然肯定还有很多其他作者在其作品中也涉及地点、时间、情节、同时性与同地性的题目，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或是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这些都是描述有关抛物线和空间的书籍。在阅读城市小说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作家和诗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的无限优势，他们可以自由地连接故事情节、生平、地方志和杂文式反思。福尔克尔·克洛茨（Volker Klotz）在其了不起的作品《被叙述的城市》（Die erz?hlte Stadt）中展示了，如果——像在维克多·雨果，安德烈·别雷或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作品中——空间并列与时间先后相比占了上风，会出现什么情况。“一座由生活经历体现的城市，一本由生活经历构成的小说。没有相连的情节时，这些生活经历如何表现？至少不是作为连续不断的序列，自身和相互之间都是如此。即使多斯·帕索斯认为，对象将会反抗这一点……在对不连续性和同时性的表现形式中显现出城市生活的规则，城市神秘地逃脱了那些它毫无方向跌跌撞撞一路闯过的险境。”[35]作为历史学家只能羡慕作家和诗人所能享有的无限自由，而我们历史学家被召唤，或是——在地上爬行着——注定得去寻找事情的蛛丝马迹，屈从于原始资料的否决权。文学那种对时间间隔的随心所欲的创造与叙述权，令我们只能望洋兴叹。但它提供了能够让我们学习的许多具体事例。
时空体（米哈伊尔·巴赫金［Michail Bachtin］）
时空体这个从语言上合并了时间和空间的术语——（Chronotop）源于米哈伊尔·巴赫金，他使该术语理论化。在《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研究》（Formen der Zeit und des Chronotopos im Roman.Untersuchungen zur historischen Poetik）一书中，巴赫金论述了文学如何处置真实的历史时间、真实的历史空间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真实的历史人等问题：“时间在此得到浓缩，它收紧了，并以艺术的方式变得可见；空间赢得强度，它被融入时间、主题和历史的运动中。时间的特性显露在空间中，而空间则被时间赋予意义并确定了尺寸。”[36]巴赫金的时空体是为小说研究——古代冒险小说、骑士小说，也包括拉伯雷的作品——发展出的术语，不是为了史学。尽管如此，人们也可以从中获得关于历史叙事的重要启发。这种启发或结论就是，历史进程和态势一方与它们的表现形式一方之间彼此会产生关联；灾难性事件的洪流需要另一种表现形式，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体裁，而不是把时间作为长久、恒定和既定的东西来处理。
偶然性和态势角色（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
在其研究德国唯心主义的诞生的著作中，迪特·亨利希探讨了为什么耶拿和魏玛能够成为思想史上一个重要新流派的发祥地。这种研究为人们提供了必要的信心，以及敢于参与魔法和相信偶然性的力量，在有关大流程和集体主体的话语阴影中，在逻辑或辩证法结构的主要及特殊方式中，它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朦胧存在。偶然性，以及对各种力量的配置和态势在不同时刻的独一无二性的领会中创建出那种自由空间，舍此人们很难对所找到的历史资料进行毫无顾忌的思索。这样的演练并非不重要，只有这样才不落俗套。
最后：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chail Bulgakow）的小说——文学处理方法作为历史书写的参考
未曾预见到的是：会出现一部作品，它家喻户晓，也许是因为太著名了，以致人们根本不再试图把它当作密码去读取。在《大师和玛格丽特》（Der Meister und Margarita）一书中有很多值得解读的层面，下面仅简要介绍。人们所归纳的布尔加科夫的特征——魔幻现实主义、梦幻现实主义、把难以置信的事当作确实发生的事，这些与1937年的问题很接近：各种界限均被打破，虚构与现实、伪造和梦幻的过程、各类阴谋、充满了特工与间谍的世界，每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小题大做，每个事故都是蓄谋已久的破坏行为等，任意的断言本身成为梦幻般的现实。布尔加科夫的魔幻现实主义似乎是某种东西的文学形式，这种东西还需要一种历史叙事，其核心恰恰不是恐怖或乌托邦的历史，而是所有重要区别性的丧失，一切处于一种自我迷惘和自我毁灭的混乱无序之中，甚至分不清受害者和犯罪者。这本是最基本的分界线，它区分着善恶、友敌、真假，现在它无效了。布尔加科夫小说的主题或时空体是崩溃的各种区别和极端随意性空间的出现，那里一切皆有可能。
同样令我吃惊的是，几乎当时所有可以体验的莫斯科的具体场景都出现在小说中：合住公寓、阅兵式、送殡、行刑、摆样子公审、沃普尔吉斯之夜[37]、高耸入云的建筑、斯大林统治前混沌和田园诗般的老莫斯科。而且其描述方式最终给了我开启叙事秘密的钥匙：以飞行在城市上空的形式，从高处观看社会结构，一目了然，在同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件具有的同时性。这样玛格丽特的飞行就能够成为故事展开地带的车辆和导航仪。这种鸟瞰的原始形式所获得的全景式概览是居高临下的观察方式，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就已使用过这种手法。
总而言之，飞行的运动方式（不是都市浪游）、城市作为整体（以鸟瞰的角度去感知）和涉及主要行动与犯罪现场（如它们被记录在小说和事件编年史中）——大约40幅画面或发展阶段构成一部小说，其中并存与先后，以及各种不同东西的共存与运动的极端化走到了一起。发现布尔加科夫于我而言是无比幸运的事，因为这有助于对一个过程进行综合思考，对其给予连续叙述，舍此项目就会失败：它或者仅仅成为（因此也就是多余的）斯大林主义的图解，或者成为一系列毫无任何内在联系的戏剧性场景。
我讲述这些，不是为了提供自我解释，而是为了给我自己——或许还有别人——概括和澄清叙事生成的过程，弄明白寻找合理的甚至是正确的形式不仅与风格或文学抱负有关，而且形式与合成才是关键问题。在这里也许那个美丽的公式仍然适用：形式服从功能。我相信，按照这种全景式立体俯视法，对所发生的事情就不可能，是的，也不允许再进行某种简化了，这类简化来自对事件的分离和隔离。人们也不再需要“体系”，不再需要思索过程的历史的逻辑，那些简单和一向存在的泾渭分明的区分标准不复存在了。对于史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只能试图去叙述，但不进行后来者惯有的那种吹毛求疵式的审判和道德说教。不仅对俄罗斯和斯大林主义应该如此，而且也包括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
初步结论如下：存在类似否决权的东西和地方特权。如果放弃对空间的感知，在这种地方共存的东西很容易被彼此隔绝；并存在这种地方的东西若是从先后角度审视则太容易被分离，会太容易被纳入一种目的论的线性；在这种地方呈现的是混合关系，对其同时和同地的感知保证了一种不可化约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产生了不同的感知方式、角度和看法，这些是由空间中同时发生的事情挑起和保证的。因此这里原始史料的类型和相关资料变得重要了，它们在以编年史方式叙述的线性历史中则居次要地位：有形的、实际存在的文献能揭示行为者的彼此关系和他们的行为，这是生活在“时代家园”中行为者互相交织和彼此隔绝的生活状态造成的（伊利亚·爱伦堡语）。这里需要和训练的是一种不同的精神，它非常重视现象学的东西并认真对待表层的意义。在继承和传奇已经失去了垄断地位的地方，同时结构才终于可以亮相。现在已经不再像于尔根·施拉姆克（Jürgen Schramke）在其对现代小说理论的重要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即关键是发展的内在联系；而是同时存在的参照关系。不仅是历史瞬间和线性发生的事件起着作用，不容忽视的还有关系网中重点水平方向排列的节点。[38]
无须标新立异：要改变历史叙事的构型
这里不是要为史学中的空间维度及其所包含的启迪可能性平反。此间发生了很多事情，许多问题业已得到澄清。伯恩哈德·瓦尔登费尔斯（Bernhard Waldenfels）再次系统地研究了空间和时间的对称性，他写道：“地方/空间和时间的二重性无法逾越，也不能取消。时间和空间的任何一种等级化都会导致片面性，让人们最终从时间中导出空间，或从空间中导出时间……”[39]他还明确指出，人们常说的“空间的回归”非常不确切，就好像空间曾“缺席”或“失踪”。这里如同所有近年来所宣称的转折一样，这个单子还可任意延长——语言学转向、图像转向、空间转向、听觉转向等——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的片面性的繁荣局面，以致不断增加的对复杂性的意识和扩展历史认知渠道被轻率地当作新的片面性而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坚持彼此分离的空间叙事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如此看来，对各种转向的持久性声明，也是一种逃避行动，这种行为回避的是以下这个复杂的问题：在历史认知可能性无限丰富、史料庞杂得几乎无法梳理的今天，人们怎样才能讲述历史；怎样才能找到一种表现形式来表述几乎无从下手的繁复历史？如果人们认为，叙述是人们借以对世界和自己获得一种图像的手段，那么叙事即使改变形式，也没有“消失”。接下来要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成就，能力，细腻或粗糙，造作或可信，天成或人为，或是让我们干脆说——叙事的真实性。叙事显然有适当的和不适当的，强迫和非强迫的，成功和不成功的，杜撰和可信的，巧夺天工和七拼八凑的。若是人们接受这种说法，即叙事形式首先是认识论的问题，而不是文学问题，若是人们认为，这对史学来说与事实和虚构的区分同样重要，那么人们就会感到惊奇，我们对“历史叙事的构型”——此处借用并改动一下对历史学家也有很多启发的文学经典理论家埃伯哈德·莱默特（Eberhard L?mmert）的书名——几乎没有展开什么讨论。[40]
叙事的问题在与此有关的学科范围内几乎不可避免地受到关注：它们是文学和文学研究，戏剧和表演艺术，以及新近兴起的传媒学。我认为，在很多方面我们要感谢出于怀疑元历史而对史学进行的——隐秘或公开的——批判性检验，特别是进一步认识到思辨仍旧是“语言形式的囚徒”，离开语言自然不可能有历史修撰。但我们同样知道，再现历史与史料有关，对这些史料我们无法随心所欲地支配，也不能发明，它们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能找到，或者找不到。所谓的语言转向揭示了这门学科的弱点，但作为方案，它本身患的病正是它想治愈的。史学离不开语言，但它不屈从于语言，从根本上说它也不属于雄辩术范畴，它必须忠实于史料、过程和事件，这些不会消失在语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