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货市场是出现在东欧的一种主要现象。它应运而生是因为：计划经济寿终正寝，人们自己出动去寻找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货物，以便建立一张新的供货网去代替已被撕破的旧网。他们这么做是出于自己的创意和点子，也是自负盈亏，自己承担风险。杂货市场的鼎盛场面已经不复存在，它将会成为未来某些学科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这些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也包括历史学——在必须展示果断力的时刻不幸错过了时机。唯一一些洞察其进程的人大概就是那些商贩，外加那些对公共秩序负责的机构，首先是警察，其次是边境、市场所在街道和新商道上的稽查人员。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几乎没有一座城市没有集市和杂货市场，几乎没有一道边境是人们不可以利用两边货币汇率差来赚钱的。几乎每个港口或每个边界城市都从这种经商新潮中——无论是购物旅游还是蚂蚁商人——获了利。[20]
当时我到过罗兹/图申（Tuszyn）、维尔纽斯（Vilnius）、切尔诺维兹（Czernowitz）、敖德萨、赫梅利尼茨基（Chmelnyzkyi）、华沙与布拉格等地的集市，并走过那些经商路线：考那斯—华沙、塔林—赫尔辛基、敖德萨—伊斯坦布尔、明斯克—伊斯坦布尔、布达佩斯—中国。被贩运的商品包罗万象，从内衣、假名牌服装到果汁、烈酒、汽车和家具。大杂货市场中的存货清单和一排排货架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需求以及不同时期的抢手货。
整个市区的外观和功用都起了变化：体育场变成了商贸中心，林荫大道成为购物中心，市中心人头攒动，成千上万人都来逛黑市，就像20世纪90年代初莫斯科的景象。
社会主义体制的终结让许多职业消失，同时又产生了很多新职业。过去培养了太多的教师、钢琴家、办公室主管和调度员，却缺少法律工作者、编程员和各行各业的专家。在新老职业交替的过渡期间出现了一些身兼数职的生存现象，这是人们在旧的生活世界崩溃后适应新生活的主要功绩。在杂货市场我们到处可以遇到一些有双重或多重身份的人，他们身兼数职，往往干着低于自己受教育水平的工作：记者当起了行商；警察现在穿上黑制服，看管杂货市场上的简易售货棚；教师为了养家糊口，干起了把汽车从鹿特丹开往马里扬泊列（Marjampole）的营生；女校长们超前地在叶卡捷琳堡和中国天津之间做起了单帮。
杂货市场象征着旧经济形式的崩溃，同时它们——在最佳情况下——也是新市场经济的开路先锋。在市场上人们不仅讨价还价，而且也在学习。前后二十年间，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人跨越了边境，他们逛了伊斯坦布尔、巴勒莫、那不勒斯、赫尔辛基和乌鲁木齐的集市，也在那里住宿。他们见了世面，其中一些人学会了经商。乘坐柏林—华沙或是克拉科夫—维也纳火车跑来跑去的不是波兰的清洁女工，而是女职员或女教师，许多曾经当过波兰清洁女工的人，如今都成了身价不菲的女企业家。[21]
这类变化也有其发展历史。我能忆起那些波兰旅游团，游客多数是男人，他们去蒙古甚至是朝鲜旅游，然后从那里带着矿物甚至是宝石回家。我也能忆起最早从莫斯科飞往阿布扎比（Abu Dhabi）的游人，当时还根本没有人谈及这个旅游胜地的“后起之秀”。我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本介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werdlowsk）/叶卡捷琳堡的旅游指南书上印着：“联合酋长国印制。”伊斯坦布尔和天津，德里和沈阳都是旅游目的地，这在以前的苏联和东欧集团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事。购物旅游不仅仅是商业行为，它还与其他事有关：越境、物流、见世面、掌握外语以及世界主义。每一次旅游人们都会把新经验带回家乡，每次在外国逗留都让人觉得家里的老样子更加令人惊奇与难以忍受，当然了，也有人觉得那是失去了的天堂。这类实践和知识是任何有关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教科书都传授不了的，它们就这样生效了，先是在头脑里，然后是现实中。这方面也有成千上万的例子：咖啡馆怎样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服务意识如何逐渐形成，旅行社怎样成为最重要的行业之一，汽车又是怎么成为出行与权势象征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新路线、新坐标、新网络
在分裂的欧洲许多路都被阻断，曾经的交通枢纽变成了终点站。1989年情况彻底改观：咫尺天涯又成为比邻而居，中心与周边的关系发生了位移。一些新开通的道路其实只是古老路线和道路的重新启用或现代化，不少人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都可举出例子：柏林—布雷斯劳、布拉格—纽伦堡、维也纳—布拉迪斯拉法（Bratislava）、维也纳—萨格勒布（Zagreb）、华沙—考那斯、塔林—赫尔辛基、赫尔辛基—圣彼得堡、敖德萨—伊斯坦布尔等。这不仅仅代表这些通道在技术层面恢复了使用，而且也往往意味着中断了近一个世纪的古老文化纽带重新连接到一起，焕发了活力。蔚为壮观的是，过去在边境被叫停和延缓的交通，如今如何畅通无阻地通过，在沿着过去铁幕蜿蜒的老边防站这一点特别明显，现在它们都旧貌变新颜了。随着欧盟的扩展，这些边境也消失或东移了，从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移到波兰与白俄罗斯交界的泰雷斯波尔（Terespol）。现在甚至一些老的边境与检查设施都被拆除了，人们过境无须停留与出示护照。20年前人们根本无法想象，这一切来得这么快。无须很多想象力，只要稍微注意观察，就能明白如今跨越边境的力度有多大。过境不是个别行为，也不是示威游行，而是再也不会中断的活动，它们每小时、每天、每周都在发生，年复一年。货物、人员和思想的流通成为我们尚属正常运转的日常生活的基础。这需要精确的估算，时间、风险和距离，一切都得在掌控之中。这是可以想象的最稠密与最可靠的网络，没有欧洲范围的物流就谈不上欧洲文化，没有交通与通信网络欧洲话语也就无从谈起，没有中介专家也就没有互相理解的可能性。
观察这种发生在边境的活动会让人心潮起伏。我有时会让自己奢侈一下，到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的德国和波兰边境处去观看来往商客，他们穿行于乌拉尔与鲁尔区、鹿特丹与德黑兰、里昂与赫尔辛基之间。尽管这些游客随身带着电视机和导航仪，但这些现代商客和传说中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商队相比在趣味性方面毫不逊色。[22]
办手续窗口的所见所闻
人们在一些地方能特别观察到新动向，比如火车站，新近也包括长途汽车站，当然还有人们去申请签证的大使馆和领事馆。有趣的还有过境边界，那儿也是语言和货币发生转换的地方，人们试图从货币差价中获利。最近十年肯定还包括廉价航线办理登机手续的窗口。廉价航线改变了欧洲的航线图，先是在现实中，然后逐渐在人们头脑里。收集一下这些航空公司宣传小册子中的航线图，有时我们坐飞机时出于无聊会信手翻翻，就能得到最近十年来欧洲空运范围变化的概貌，与此同步，我们对欧洲的概念也随之发生了转变。那些受到称赞的廉价机票中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目的地：格但斯克、热舒夫、锡比乌（Sibiu）、利沃夫（Lwiw）、顿涅茨克（Donezk）、蒂米什瓦拉（）和卡托维兹（Katowice）。历史地域如加利西亚或波美拉尼亚（Pommern）被与莱茵—美因经济区连接到一起。人们在贝尔加莫（Bergamo）和伦贝格、基辅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wsk）间穿梭飞行。人们从克拉考飞机场各办手续窗口就能看出，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Sheffield）每周工作日的起止时间以及那里的暑假什么时候结束。圣诞节前特雷勒堡（Trelleborg）与萨斯尼茨（Sa?nitz）渡船入口处总是挤满数千人，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回家，他们的家在凯尔采（Kielce）、弗罗茨瓦夫（Wroclaw）、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卢布林（Lublin）[23]。所出现的这种大流动一方面导致这些人的家乡没有了手工匠人、电气技师、木匠和水管工，另一方面在其他地方形成了新的城市与村镇，它们出现在英国中部、爱尔兰和法国。同时，这也产生了分居家庭，孩子们常常由祖父母带大。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人在外面打工，打工地点分别是：阿利坎特（Alicante）、米兰、伦敦或哥德堡（G?teborg）。人们从这些地方把钱寄回家，这些钱让中部波兰的村庄边缘地带盖起了一座座新房。从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寄回的钱也促进了许多新地区的生成。人们对这种活动已经不再感到新鲜，而是司空见惯。这些流动人口非常熟悉情况，对伦敦的维多利亚区和汉堡的火车站了如指掌。他们发展出一套打包行李和在路上的窍门，这些窍门只有动身上路成了家常便饭的人才能掌握。就连返乡也带来了变化。人们在波兰各地，包括南部波兰最偏远的省份，都能遇到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年轻人，在摩尔多瓦（Moldawien）甚至会有人用瑞士德语或葡萄牙语同外国人打招呼。
尽管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一些爱喝酒的人在纳沃纳广场（Piazza Navona）或里加和塔林的老城闹事确实很让人烦，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嘲笑新的廉价航线带来的旅游热。虽然他们没有相应的历史知识，但他们起码能够知道欧洲有值得一看与值得经历的事，这对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新鲜事，对一些人来说肯定也是有趣的。其实这正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总之要胜过仅仅通过教科书来了解世界。
微妙的转变
在边境不复存在之后，旧的图像世界也随之崩溃并构成了新的图像世界。遭到中断的交往又得以恢复，无论愿意与否，这种接触都硕果累累：头脑中的世界观与图像世界已经定型的那一代人又得到机会，重新脱离旧窠臼，形成新看法。这可以通过旅游来完成，旅游现在才变为可能或有趣的事；这也可以通过阅读来完成，现在人们终于有了阅读的理由；或是通过以前没有机会的意外接触。人们听到或学习一种语言，人们在迄今为止从未去过的陌生城市东瞧西看，了解这些城市的文化背景，过去——只要人们只能在自己那半边走动——这些则没什么意义。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现在有了图像世界、声音世界、语调、联想和思想交换。这些甚至也有了机构特征：人们在机构活动中相逢，讨论会或会议使从前的各说各话变成了对话，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中的新面孔和新题目层出不穷。现在的划分不再按东西，而是按年长年轻，或是看独树一帜还是因循守旧。这很早就开始了，现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经对1989年以前的日子没有印象了，他们经常甚至无法想象当时的情况，也根本不知道一些名字和人物。他们从来不必跨过我们记忆犹新的边境，我们讲起的许多发生在1989年以前的事，对他们来说都已经成为史前史了，古老得如同古希腊罗马时期，若是他们对此还感兴趣的话。这样他们的头脑就可以接受全新的图像和形象塑造。很晚出生是一种特权，据此所积累的生活见识和预期眼界是老一辈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地下新城
学术话语中的“转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柏林这座城市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在机场大巴上我听到有人在我身后说波兰语，在韦格特连锁店、电脑商店，尤其是在卡迪威百货大楼则到处可以听见俄语。我在克珀尼克（K?penick）区的大街上看到挂着里加、维尔纽斯、卡托维兹或保加利亚各地车牌的汽车。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24]则更是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自都柏林的民间歌手；来自巴西的吉他手；来自瓦拉几亚（Walachei）的吉普赛人的孩子；来自施瓦本地区的游客；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游客，他们在此有第二套住房。虽然来的人越来越多，但柏林足够大，因此游客们也就分散开来。人们在此逗留的时间也长短不一：来购物的人一般只待几天，在这座旅馆不是很贵的城市里总能找到住处；也有的人住在熟人家或别的什么地方，这种人逗留时间较长；更有留下来打工的，这儿挣的钱在家乡很值钱，这类人不再是旁观者或发现者，而是变成了柏林通，从新手变为被接纳者。人们学着在这座陌生的城市中走动，说不定什么时候总会出现机遇，人们会抓住它，城市也从中受益。一切都是自愿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争取优势。出游变成了较长逗留，单纯花钱变成了赚钱。人们加入一个网络，从而也使这个网络变得更强。就这样，在现实的城市旁边与它的地下又生长出一座新的城市，柏林现在处于双城阶段。在柏林本地人的城市中开始出现了外地人的柏林，这个柏林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与工作。现在它的历史还不长，在现实存在的老柏林的晶状结构中它还处于隐蔽状态；但有朝一日它会公开存在，打破柏林这座城市迄今为止理所当然的状态。柏林将成为另外一座面貌一新的城市，它与柏林墙倒塌前的柏林仅仅名称相同而已。国际化改变了颜色：两种势力对垒的封闭式国际化不同于开放式国际化，这座城市现在才发现自己曾经是多么与世隔绝。建造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林荫道（John-Foster-Dulles-Allee）、国会大厅、洛杉矶广场、贝尔萨林广场（Bersarinplatz）、列宁林荫道以及格林卡和普希金大街的国际化属于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广场与大街都得卷入世界观之争。
若是看看华沙与莫斯科，那变化更彻底。从那里的角度看，柏林就像是一个大疗养胜地：住房便宜，有奢侈的老式住宅和三座歌剧院，宽阔的大街不愁没有停车位，大学林立，旅馆不贵，乘20分钟轻轨就能到达绿森林湖区。这里简直就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游乐园。
到处都在变化。21世纪初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若在欧洲各大都市搞社会调查肯定忙不过来。
欧洲新形象如何在头脑中生成
有些人会感到失望，在此对欧洲那些最核心的东西谈得不多：价值体系、整体传统，特别是统一的文化。也许有些人会问，为什么在此大谈货运，而不说说人道主义、宗教改革、欧洲启蒙运动的成果、中产阶级、自由民主，总之那些能让欧洲骄傲与自命不凡的东西。人们完全有理由坚持认为欧洲文化有特点与魅力，但如果人们去过欧洲以外的地方，在世界各地见过世面，那他的看法往往马上就会不那么绝对。欧洲是一个无穷尽的话题，几乎像上帝与世界一样总是被人重新谈及。欧洲之所以成为欧洲，其本质是自我反省、怀疑、多元、宽容等，这几乎让人难以琢磨20世纪文明的断裂怎么能够发生，又是以什么名义发生的。许多大会、研讨会、演讲和博物馆都以欧洲为议题。存在着专业的欧洲人和欧洲雄辩术，无须开口，人们就能理解。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疲劳，这并不一定是欧洲人的疲劳，而是与不再令人感兴趣的老生常谈的题目、一成不变的欧洲形象、缺乏亲历经验以及欧洲话语中的概念僵化有关。这总是标志着什么结束了，语言变得空洞了。这同时也意味着，新经验还有待形成，语言也会随之得到调整。许多欧洲话语都是多余的，因为它们仅仅是自我肯定，而不是对不同经验的叙述，是一种建立在“共同基础”上的交谈，而不是很多无法统一、令人迷惘的历史的展开。人们为什么要跟一个从未见过科索沃修道院的人谈论塞尔维亚呢？如果某人从未去过圣彼得堡，为什么要与他谈论俄罗斯与欧洲呢？只要还不了解克拉考或敖德萨，西部与东部的文化差异从何谈起呢？
有很好的理由禁止某类欧洲话语。西欧超前消费，现在是时候打住了，先要仔细看看进入经验的原始积累过程，收集一些画面。吹毛求疵之前先要了解情况、实事求是、观察感知，讲述一下战后50年来没有时间或机会讲述的故事。
因此欧洲疲劳并不是十分确切的说法，而是一种老生常谈的话语失去了魅力。这种话语的题目是众所周知的：欧洲是梦想还是噩梦？欧洲的边界走向如何？欧洲作为文化空间等。这类话语中断一下并非什么损失，我们花时间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这么做是值得的。人们能够看到意想不到的事物：那么多美不胜收的城市。有一个统一的欧洲，其版图要早于1945年、1938年甚或是1914年。那些我们只在发黄的老照片上看见过的风景，它们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切尔诺维兹不仅仅是文学史中的名称，而且是人们可以游览的一座真实存在的城市的名字。若非一切都是错觉，人们对这个欧洲的兴趣非常巨大，也许没有大得像那些狂热者们最初所希冀的，但无论如何要大过某些人所相信的，这些人只用加入欧盟国家的数据来衡量人们对欧洲的兴趣。欧洲是比尔森（Pilsen），那里是生产斯柯达/大众汽车的地方。欧洲是“盖勒特旅馆”[25]，奥地利或荷兰有钱的退休老人在那里的温泉浴池中游来游去。欧洲是欧洲大学（Europa-Universit?t Viadrina），那里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国外，大部分来自东部。欧洲是：柏林的大学生决定前往伦贝格或罗兹。欧洲是：服民役[26]者在圣彼得堡或喀山（Kasan）照料老人，他们返回时所拥有的当地语言和风土人情知识是我那一代的教授都无法具备的。欧洲是：布加勒斯特玛格鲁（Magheru）林荫大道书店、布达佩斯安德拉什大街书店和莫斯科环球书店（Biblio-Globus）同时推出某位作家的作品。欧洲是：贝尼多尔姆（Benidorm）、瓦尔纳（Warna）或雅尔塔（Jalta）的海滩上的人同样来自四面八方。欧洲当然也是对发生在武科瓦尔（Vukovar）、萨拉热窝和格罗兹尼（Grosny）的暴行的不敢正视。欧洲是：当在此区域内产生了共同的经验后，数代人开始借助相同的概念和语言来交流，而不存在翻译问题。欧洲也是拥有统一标准的豪华宾馆。欧洲是：人们有欧元，但不知道如何解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大问题，如失业、反工业化、排斥非欧洲移民。这意味着：好坏两个方面的欧洲已密不可分了，其程度远远超出起誓仪式与未来憧憬所允诺的。成长中的欧洲有许多共同点，大大超出预言家们所愿意承认的。卡珊德拉从来都不是一个出色的诊断者，她的职业决定了她得预言未来，而未来是无人知晓的。对错综复杂和难以看透的当下，即恩斯特·布洛赫所说的“黑暗的生活瞬间”，她没有太多发言权。现实欧洲要比出现在教科书中的丰富得多，现实欧洲也比所有事出有因的梦想都更激动人心。
给欧洲航线颁发查理曼奖！
若没有水滴石穿的渐进作用，历史叙事中的精彩瞬间根本不可能出现。没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欧洲人，那些为欧洲说话办事的欧洲职业政治家和外交家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大家都知道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巴黎或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的舞台，“欧洲的代表们”在这些舞台上活动。我们仅仅了解这些人每天如何登场以及他们说了些什么还不够，因为那里总是出现同样的名字、面孔和手势。亚琛的一些市民——堪称最早具有欧洲意识的欧洲人——创立了查理曼奖，奖励“对欧洲政治、经济和思想一体化做出贡献的名人”。1950年以来的获奖名单中不乏欧洲各界名人，从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Graf Coudenhove-Kalergi）[27]到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从让·莫内（Jean Monnet）到欧元。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继续补充这份名单。然而人们也可以为那些人和机构颁发此奖项，没有他们的努力，欧洲在1989年后不可能迅速融合到一起。有资格获得该奖项的候选人不少：交通部长和其工程师，他们修桥铺路、开辟铁路线，缩短了欧洲人之间的距离，为新欧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应该考虑的还有货运商和物流人员，他们致力于缩短距离，营造邻里关系。当然不应被忘记的还有旅行社和廉价航线的创建人，他们彻底改变了我们头脑中的欧洲地图，所以如今我们不仅知道巴勒莫和里斯本在哪儿，而且知道塔林、里加和敖德萨在哪儿。正是这些航线做出了贡献，才使人们在莱因-美因地区与加利西亚之间、华沙与英国中部地区之间、伦贝格与那不勒斯之间的往返穿梭成为可能。廉价航线让柏林与莫斯科变成近邻，人们眼界大开，不再是井底之蛙。克拉考如今与都柏林也紧密相连，没有工作人员的往返穿梭，整个国民经济都不能正常运转。在离边境很远的城市中的房屋装修、对老弱病残者的照顾都有赖于这些往返流动的人员。亚琛查理曼奖评选委员会在今后评选过程中若是看看那些相关航空公司的时刻表、价目表和订票方式，很容易就能明白这类候选人为什么应该得奖。委员会将会发现，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能马上被找到。每一次搜索过程都成为进入新欧洲的愉快的视觉之旅。然而这类欧洲航线公司的职责并不是让人靠想象来望梅止渴，而是让人前往一个真实存在的欧洲。多年来欧洲航线夜以继日地进行着这项工作，按部就班、踏实可靠，不受政治气氛、大选和议会任期的影响，其特点是：跨国、覆盖全欧、数以百万计的分子运动。让欧洲这架发动机运转不衰的正是这种潜流。在迄今为止的获奖者中，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像如欧洲航线这样的事物那样有权这么讲。
（2011年9月24日在伯尔尼“绝对中心”[28]大会的发言）
测量：一位昨日欧洲人的观察
对出生于1989年之后的人来说，前朝遗老遗少分析问题的角度根本不存在，他们关心的是其他问题。
令人奇怪的是，迄今尚未有针对前朝遗老遗少的面相学和类型学。在精神面相学方面我们的研究囊括告密者、特工、内奸、间谍、随大流者、难民、流亡者和叛教者。这些形形色色有代表性的人物足以构成众多肖像画廊和图片库，在那里他们的类型和性格特点等得到描绘，自然还有那些常用来形容他们的词汇。
20世纪盛产前朝遗老遗少。每一次突变、每一次转折、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有整整一代人被甩出局，他们因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而落伍，或是被历史的车轮碾压，失去了自己的职位，遭到了清洗，从此在被遗忘的角落苟延残喘。这种命运在世界史中屡见不鲜：当希腊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并成为罗马帝国的边缘省份时（那是一个反思、放松和文化繁荣的幸福时代）；当罗马帝国自身成为蛮族放牧山羊和鹅群的牧场时；作为难民逃往意大利或莫斯科公国的拜占庭后裔；在收复失地运动[29]中得以幸存的塞法迪犹太人[30]；在自己的领土上被白人征服的土著，从此他们只能仰视新世界；逃往科布伦茨（Koblenz）和圣彼得堡宫廷的法国贵族，他们是法国旧秩序的真正代表，也是现代早期恐怖的异常珍贵的见证人，他们是法国旧秩序文化的集大成者；俄国革命的输家，无论他们留在俄国、背井离乡或遭驱逐，他们都详细描述了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他们之所以能够描写这一切，是因为他们的眼睛对差异十分敏感。在俄国历史中“前朝遗老遗少”——（原有人）byv?ie ljudi——找到了最确切精辟的代表，这并非偶然。这类人在认识方面享有特权。他们的认知角度是与众不同的，也许甚至可以说其角度就是一种特权：这种角度处于一种既属于体系又不（再）属于体系的状态。这类人知情并了解内幕，他们比后来人在认知上肯定占有优势。他们是知情者，往往认识活跃分子本人，知道环境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它们是如何改变自己的（直至到让人无法辨认的程度）。他们了解内幕，即使不知道整个帝国的秘密，也知道某些特定行当的猫腻。他们熟悉名流不为公众所知的那一面，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从钥匙孔窥视世界历史者。他们了解“时代的喧嚣”（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sip Mandelstam］[31]语），所以他们能更好地察觉到颜色的渐变、声调的转换、噪音的强度以及风俗习惯和交往方式的改变。他们是自成一格的见证人：他们并非简单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而是思索己之所见与同时代其他人之所见的差异何在。
属于前朝遗老遗少的有19世纪知识阶层成员，他们是“昨日世界”之代表。例如其中的左翼革命者，他们遭到十月革命的碾压与超越，因此只能作为失败者从下面或侧面观察与评价这场革命。当自己落伍成为边缘人物后，他们看到从前的同志超过了自己，成了气候。处于这种位置难免产生怀恨、偏见和妒忌，让人无法更全面与更公正地进行感知。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落入疯狂改变信仰和刚愎自用的陷阱。然而这时人亦可获得格外犀利的认知能力，这是与贴近、亲密以及熟悉分不开的。反革命营垒中前朝遗老遗少更是不胜枚举，他们依次成为势必沉沦的旧世界分崩离析时的碎片：贵族、大庄园主、神职人员、知识阶层、工人革命者、军官、流亡者和富农。从他们看事物的角度出发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样人们可获得全面概貌。变节分子的目光也很锐利，他参与一件事至某一时刻，然后叛逆。但他对环境仍旧是熟悉的，他要能为自己的参与和脱离辩解，这需要必不可少的圈内人的相关知识，即通过若即若离而了解到的知识。社会主义晚期持不同政见者们亦是一种“自成一格的前朝遗老遗少”。这些1989年被碾压、遭清除和被忽视的人们看到了一切：那些阿谀奉承者的飞黄腾达、重大希望的破灭、自杀、早逝、大变革时期的解体与重组。
我所进行的思考，其方式与其说是世界史式的思考，不如说是长时期的实地思考与测量。我总是不断前往一些敏感地点，去记录那里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些测量都是些选择性的例子，不具全面性，不能以点概面，它们总是一个地方的数据，不具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但它们不仅仅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所发生的事情，而是以微观世界的状态让人感兴趣。这种穷其一生的测量汇总在一起就构成了对某些地带与空间的重新测定。许多人觉得这太微不足道，但有时候见微知著。这些不断被测量的领域包括：作为结晶体的城市，40多年来城市在其面貌、气氛、居民构成、风格、速度以及交通状况方面的不断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街道、交通路线、交通工具的快慢、观光客的构成或所运输的货物的变化等。当然还有戏院和歌剧院的节目单、商店和超市所供应的货物品种、旅游路线和休假计划、室内装潢的变化以及新品牌对迄今封闭区域内的市场的占领。
由此构成的分析矩阵与通常进行政治评估的言论没有多大关系。后者的内容有限，这一点人们从电视访谈节目中总是同一些人不断出场即可看出，这种节目中的经验之谈都是来自相应的渠道。与这类话语相反的并非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权威人士——专家，这些人对某个国家或行当了如指掌，他们因专业知识而成了书呆子。真正有发言权的人应该类似于民族学者，他既在场同时又有局外人的身份，他有足够的时间观察，而不是像大会的节奏那样匆忙或是要遵守编辑部为出版物规定的截稿时间。他的媒介不是社论，而是报告文学，其所报道的世界不是我们熟悉的，而是要花很多时间与精力才可以进入的。
从这种视角既可洞察，亦可曲解。长期观察的结果是一定程度的信任，这种信任则源于对各种力量与其累积过程的了解，这是人们在日常纷繁的政治生活中靠匆忙的指手画脚和政治宣传所无法获得的。
需要事先说明的一点是：我的出发点不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是1989年，更确切地说是从东欧集团解体到西方金融危机这20年。旧状态的结束始于1989年的东欧，现在也波及西欧。“老的”东欧与西欧已经不复存在。力量与坐标已发生位移，该过程至今尚未结束。在这种世界史转变的大潮中欧洲打拼得不错，其辞旧迎新的过程整体来说无可指摘。最大的失误和新欧洲的堕落是在南斯拉夫崩溃时它的不作为。欧洲当时不够警醒，未能阻止南斯拉夫陷入战争。尽管如此，欧洲总的来说还是控制住了局面，从政治、文化、精神和机构各个方面扬弃了旧边界，创造了新空间。今日欧洲是一种新的经验与生活空间，虽然不尽如人意，但还算运转正常。对此做出贡献的有：布鲁塞尔欧盟管理机构、货运商、建桥者、伊拉斯莫斯大学生、公司创建者和外来打工仔、“波兰女清洁工”和柏林附近的柏林高等研究院、欧洲足球杯赛和城际旅游、易捷航空公司和申根公约、欧盟补贴和罗马尼亚籍老人看护者。最近20年出现的这种人员、思想和货物的新交织是非常强大的，所有的谅解备忘录和宣言与此相比都相形见绌。当然，人们不该神化这种“脚踏实地的欧洲”，把它弄成意识形态。夸张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人们也要指出这些情况，因为它们是真实的事实，尽管它们一般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雷达屏幕”上。只有发生大灾难和意外事件时，震耳欲聋的崩溃才会吸引人们的耳朵与眼球。人们一般不谈论普通按部就班进行的事情，只有当它们中断或受阻时才成为话题。我这样阐述的意义不在于绘制出一幅相反的画面，在普遍烦恼的气氛中提供一种引人乐观的说法、一种解药。为了让人对起作用的各种力量获得更精确的图像，我要在我们的感知图上加入一些东西。
贝尔加莫。从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用飞机从北意大利机场，如阿维亚诺（Aviano），飞往贝尔格莱德和科索沃，去那里扔炸弹；现在其他飞机在贝尔加莫升降，那里是米兰和整个北意大利廉价航空公司的空港。航行业务24小时不间断，因为贝尔加莫不仅是意大利最漂亮的城市之一，而且是购物者的天堂，人们从英国中部和德国均可前往，购物中心就在机场对面。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在大显示屏上看到众多目的地：许多航班飞往罗马尼亚和乌克兰。这说明，在劳动力缺乏的意大利北部富有工业区和劳动力过剩的区域之间已经形成了有规律的往返运输。每天都有飞机穿梭于贝尔加莫与利沃夫/伦贝格、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蒂米什瓦拉和克卢日（Cluj）之间。意大利北部能够正常运转，全依赖其餐馆、养老院和疗养院——此系老龄化社会的基础设施——得到上述各地的人力支援。异地的新伦理关系和生活世界正在形成，如今这些都已不再是问题了：看电视、孩子们由祖父母带大、大量货币流动。汇往家乡的钱让布科维纳或特兰西瓦尼亚（Transsilvania）建起了新的居民区，使新的社团和新的多元社会得以生成。此外还有其他连接：虔诚的香客和朝圣者前往卢尔德（Lourdes）或特拉维夫（Tel Aviv），去瞻仰圣母或圣地。这种远距离往返穿梭发生在许多区域之间：波兰东南部与莱茵-美因地区、波美拉尼亚与英国中部、乌克兰与爱琴海诸岛、罗马尼亚与阿利坎特周边区域。从这些往返交通中——其频率、密度和取消过程——可以看出经济形势。它们标志着一个大陆的正常化，这个大陆在两大阵营界线消失后重新“站住了脚”并获得了新生。
慕尼黑哈克尔桥长途汽车站。每个人都可以在他居住的城市测试一下，看看自己置身于什么网中。欧洲的地图得到了重绘，在新地貌——先是在交通领域，然后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过程中最有力的推手是运输和长途汽车公司。每当过度疲劳的司机把一辆车开到迎面而来的车道上，一趟回波兰的行程结束于一场重大车祸时，这些公司都能登上报纸头条。但从不见有人报道那些成千上万、数十万日复一日行驶在路上的车辆，正是它们保障了欧洲境内人员与货物的正常运送。每个人都可以去柏林广播发射塔旁、多特蒙德总火车站旁或慕尼黑新建的长途汽车公司试试：在那里生活在罗马尼亚的德裔少数民族人和乌克兰人相遇，他们乘车经布雷斯劳前往伦贝格；去上阿玛高（Oberammergau）看耶稣受难剧的人与前往布拉格进行年度游的音乐协会的人邂逅，后者中途在此停留。这些都不是什么充满异国情调的联系，而仅仅是普通人建立和利用的日常联系。
欧洲杯赛，欧洲歌唱大赛。不仅布鲁塞尔代表着欧洲，如今的欧洲随时随地都可见到。“欧洲文化之都”——如伊斯坦布尔、鲁尔区、锡比乌和维尔纽斯——不仅仅是为了开发旅游业和基础设施而搞的补贴宣传手段，而是那里确实值得一看。这一点人们很容易从欧洲范围种类繁多的大型活动中看出，无论是索波特（Sopot）的欧洲杯赛还是巴库的欧洲歌唱大赛。欧洲是一个云集着歌唱家、乐队和观众的大舞台，这些人利用这一舞台并在上面庆祝。欧洲不仅存在于政治与管理层面，不仅体现在交通运输上，不仅是一个有高度文化的区域——雅典和拜罗伊特（Bayreuth）[32]、莫斯科大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而且是用来举办大型活动的区域。波兰人和英国人前往柏林动物园一带参加爱的大游行，他们每周都飞来这里度周末，为的是在各种俱乐部消磨时间。欧洲的日常生活与庆祝活动都是有特点的，不仅仅局限于节日演讲或星期日布道。举办足球赛时，一旦那些从国外专程赶去的球迷们把球场变成名副其实的斗兽场，届时的欧洲经历既可以是美好的，亦可能是可怕的。
哥达隧道。还有一些改变欧洲的大事并非随着议会任期的节奏发生，而是要间距几代人之久。挖掘阿尔卑斯山隧道就是这样一件欧洲级别的大事。它几乎改变了自然史，让欧洲人几百年来铭记在心的那座山的全貌彻底改观：一条隧道打破了要隘的特权，它是物流与工程艺术的杰作，将改变欧洲。其目的不仅仅是缩短苏黎世和米兰之间一小时的运行时间，而是欧洲心脏地区的地理战略位置的凝聚与改变，它肯定将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如瑞士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当我们渴望前往柠檬花开的故乡时能更快地如愿以偿，改变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土地价格等。
伊拉斯莫斯。学术朝圣无须重新发明，从中世纪盛期起它就存在于索邦学堂和帕多瓦大学，以及萨拉曼卡大学和克拉考的雅盖隆大学之间。但伊拉斯莫斯大学生交流计划是让人经历欧洲的新模式，校际学生交流已成为课程安排的有效组成部分。无论大家是否都利用这一机会，所有人都可以去外国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这已然是件平常事了。这样欧洲就变小了，变成了学习的地方，人们在这些地方流动或被送往这些地方交流。这意味着，掌握多种语言将会成为一件现实的事，100多年前伦贝格集市上女摊主们就会用五种语言兜售自己的货物，这种语言能力将不再是无法企及的范例。极为有益的是，如今的年轻人一开始就可以进行双语学习，英语则成为通用语，一种像曾经的拉丁文一样的第三方语言，中立而可靠。正是借助这第三方语言，欧洲人可以就所有在这块大陆上产生分歧的问题进行谈判，远离猜忌。
堵车，交通瘫痪。民间智慧普遍认为，拥有汽车与文化无关。但人们很少真正涉及的题目是自由，也包括出行与越境自由，它恰恰是与灵活性，即如今最重要的行动媒介汽车分不开的。汽车身份的转变——在东欧集团国家从公共交通工具过渡为私人与个人交通工具，这让人们赢得了更多的独立和自由，尤其是行动自由。人们无须拜物和替汽车康采恩做免费宣传，作为开车一族——我自己也开车——人们尤其不该看不起那些终于能享受独立与无阻碍出行的自由之人。私家车的普及体现了灵活性与独立性的增长，是个性化的表现形式和公民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个大家都待在家里不挪窝的社会不可能拥有公共领域。从交通方式的演变中亦可看出普通交往方式与政治交往方式的改变。在公共交通中不能顾及他人者，在政治交往中更不会考虑别人。遵守游戏规则，尊重别人的优先行驶以及左右转弯权——若非在大街的交通中，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还能对生死攸关的问题进行更高程度的演练？街道交通的文化与其实践体现着顾及他人的文化。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都市，如莫斯科的交通混乱就是一个相当明显的标志，说明那里所有的规则都不算数了，缺乏自我组织、自我立法与社会自治能力，这将会导致原先运转不灵的社会瘫痪。
启蒙之路——城际旅游。启蒙有自己的路，有时几乎难以辨认，往往不是壮观的国王大道或主要街衢，而是秘密路径。未经宣布的启蒙常常与自命的启蒙同样重要。人们可以在柏林、慕尼黑或法兰克福的广告柱上看到招贴画，那是为波罗的海海岸、里加的青春艺术风格建筑或塔林老城做的广告。土耳其航空公司想载我们去参观小亚细亚的古城风貌，西班牙旅行社想向我们展现阿尔汗布拉宫的魅力。瑞安航空公司为新航线——目的地是波兰与乌克兰边界附近的热舒夫——做的半版大的广告，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加利西亚的基本信息。启蒙无处不在：各航空公司的航线图上，飞机上，自然还有旅行社和德国铁路的小册子中。它们向我们介绍了但泽的魅力、布达佩斯的温泉浴场和布拉格的名胜古迹，经常包括所有重要的基本信息：旅馆、前往途径、网页、城市交通图、文化节目以及酒吧和夜总会。感谢互联网，人们事先即可了解要去的地方，他们知道哪里有最好的饭馆和最激动人心的俱乐部。这样产生的文化空间其实是没有国界的，欧洲城市的风光就这样被创造，人们在其间行走自如。欧洲人不光飞往普吉或马尔代夫度假，而且发现了近处的奇遇——自己所在大陆的空前丰富与美丽。
柏林—布雷斯劳。人们会感到绝望：多年以来这段铁路就在修，但几乎毫无进展。从柏林前往弗罗茨瓦夫/布雷斯劳仍旧需要五六个小时，这段路程战前曾只需要不到三个小时。欧盟定义过欧洲境内的水陆空交通线路，对新交通空间的描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蓝图在有些地段很快得到实施，但在很多地方鲜有突破。人们到处发现，被战争毁坏、冷战时又遭废弃的基础设施，现在必须维修或彻底重建。堵车一方面是运输与交通大大加快的明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现有基础设施的超负荷与落后。这大概就是1989年至1990年期间那个得天独厚的时刻所错过的时机之一：决定建设横贯欧洲的大项目——把新欧洲连在一起的交通路线。倘若新建了从鹿特丹和汉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Wladiwostok）[33]和上海的交通路线，那这对未来而言肯定是比改组过时了的北约更好的投资。货运商与货运公司这一群体的理智有时会胜过各国党派与议会的理智。
克拉考—都柏林间的穿梭往返。从克拉考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可以看出欧洲的状况：繁荣与停滞，这里劳动力稀缺而那边劳动力过剩，收入与生活水平的落差，以及货币的兑换率与稳定性。从排队的人数则可看出都柏林什么时候是工作日，什么时候是周末，孩子们的学校何时放假和圣诞节回乡潮何时开始。迁徙决定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家庭和爱情生活、健康和心灵、建造私宅和未来的养老金。在某些区域许多行业与某个年龄段的人都消失了，留下来的都是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所有欧洲国家都被卷入这个无声的变动过程，许多这类变动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波兰人前往英国与爱尔兰打工，同时波兰人又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到波兰打工。当俄罗斯人涌向世界各地时，莫斯科的一座座摩天大楼正由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外籍劳工们建造。旅游旺季时，在蒂罗尔为游客提供管理与服务的人来自德国东部。目力所及到处是相互依存与社会化。[34]
玛丽亚广播电台的喋喋不休。开车时，这家波兰电台播出的连祷、《玫瑰经》和布道让我感到很不安，虽然我没完全听懂，但多少也懂了点儿。那是天主教教会的声音，我当学生时听过梵蒂冈电台。那是一种虔诚、恭顺的喋喋不休，间或会穿插些不俗的雄辩和辛辣的词语。教化、划界、诅咒和回头是岸的呼唤，后者充满了恐吓。令我不安的是它离我近，至少比我听不懂并只能在报纸上阅读的阿訇的致辞近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