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特里赫特、尼斯、里斯本等。只要一提到“布鲁塞尔”就能听到嘲讽或看不起的评论，其中大多数都是完全不恰当的。在马斯特里赫特、尼斯、里斯本——也许还有博洛尼亚——条约得以签订，这凝聚了大量心血：经年累月所召开的数百次会议、协商、咨询，各种级别的代表团碰头会，数千小时的谈判和经常的彻夜不眠。它们是以条约形式凝成的欧洲结晶，它们是我们理智和妥协能力的客观化与条款化，它们暗示着我们既不头脑发热也不麻木不仁。对这些条约嗤之以鼻是不公正的。首先，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如今所置身其中的欧洲：穿越国境不会这么容易，超市中的商品不会这么琳琅满目，也不会有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如此快捷与方便的欧元。[35]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民族都热衷于参与这些条约：条约不是雾里看花，不是条款组成的海市蜃楼，而是能让我们在多民族的联盟或联邦中和睦相处的规则。
阿塔蒂尔克国际机场。一再令人惊叹的是：现代土耳其将聪明才智、管理技能和稳健品味结合得多么好。我认为这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的完美结合：数千年来小亚细亚所产生的古老商业与工匠文化、奥斯曼帝国传承的管理天赋以及美国式的北约实用主义。到达阿塔蒂尔克国际机场后人们马上就能感受到这一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潮，特别是来自老奥斯曼帝国区域——从斯科普里（Skopje）到撒马尔罕（Samarkand），从开罗到麦加——的人潮，在还未引起飞机抵达后的混乱之前就被马上分散开来。需要签证的人——如不久前蜂拥而至的俄罗斯人——交五美元，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在相关窗口拿到签证。事情就这么简单：落地签。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彬彬有礼，巨大的到达大厅的地面一尘不染。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拜占庭——这座拥有1500万人口的城市——人们从飞机上看到它坐落在黑海与马尔马拉海海滨——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人们必须找到用条约方式明确规定和睦相处的方法，类似于现代汉萨同盟或是城市共和国联盟。欧盟方式并非智慧的最终定式。
柏林和其他地方的俄罗斯人。柏林的俄罗斯人变成了通俗文学中的主题，不再引起轰动，除非重新出现忠诚大街那样的枪击事件。他们无处不在：超市里有专门供应俄罗斯食品的专柜，游戏场上陪伴幼儿玩耍的是俄罗斯保姆。人们在健身房和桑拿场所能听见俄罗斯人大嗓门地谈生意，在特快列车上他们则在不断地和世界各地联络——莫斯科、伊尔库茨克（Irkutsk）和海法（Haifa）。他们无处不在：土耳其或法国海滨，巴登-巴登和卡尔斯巴德温泉浴场，或是爱尔兰任何一个小村庄。人们觉得所有俄罗斯人都在出游途中，但不再以代表团或旅游团的形式，而是自由行，自己挑选路线，事先经互联网预定旅馆。他们取代美国人成为各地的观光客。但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旅游，而是一种漫游，强度各异，逗留的时间也不同：从短暂访问和购物游、学术逗留到最终安家，其中混合着度假、寻找安全落脚点与逃脱的成分。这是往返于第一住宅与第二住宅间的旅行，在不稳定和明显随时会发生什么的日子里，旅行成为权宜之计。人们从年轻人身上首先可以看到，他们不是第一次来这里，而是轻车熟路、举止得当、见过世面。但这对一方来说是人才流入（brain gain），对另一方则意味着无可挽回的损失，哪怕两代人都无法弥补的损失：人才流出（brain drain）。
图书市场、思想市场。对此人们如何才能做出综合评论呢？东边回归到古登堡印刷术时代，结束了自制图书——秘密出版物的时代，出版业重新步入正轨；在西边人们则说，纸质书将被互联网和电子书取代。书店里的景象也各不相同：书籍铺天盖地或是寥寥无几，老式的书店中书籍杂乱无章地堆放着，新式的书店中则井井有条。图书业可以反映出所有偏移，它是非当代共存性存在的地方：一方面是东边的图书市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接轨，另一方面也有倒退，即破烂货和取悦大众的书籍越来越多。但这也是一种正常化：经典的（国营）出版社消失了，这就像久旱之后降下第一场雨，草地上百花齐放就成了不争的事实。
讲述历史与创建博物馆的良苦用心。人们到处都想甩掉20世纪的幽灵，一种强烈的意志——至少是精英们——想降服幽灵，把不体面的事彻底埋葬。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其他倾向：释放凶恶的幽灵，让死者服务于当前的日常小政治，让他们为自己效劳。自己无法应付现实，就上演对幽灵之战。这种现象到处都有，特别是那些召唤民族神化即可带来选票的地方。可另一种发展趋势亦很强大：布鲁塞尔创建欧洲博物馆只是例证之一，它是这类创意的集大成者。格但斯克/但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博物馆和波兰的犹太人博物馆则是另外的例子。柏林修建逃亡、驱逐与和解历史中心证明，要想让一段历史最终能成为历史，就得讲述它、陈列它、展览它。在欧洲几乎到处都可以观察与分析这一过程。一段长期被塞在地窖中讳莫如深的历史，需要其特定的时间，才能被揭示和讲述。历史在被叙述前需要时间的沉淀，但首先是：要耐心倾听历史的叙述，不要一味条件反射地进行反抗。
周年纪念日、重大纪念日、回忆政治等。欧洲从战争中重新恢复过来了。这一点也体现在它又可以具体地回忆这段历史了，在那场灾难刚刚过去时，人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当时人们仓皇地从过去逃入现在，一心扑在建设上，所解决的也都是些当务之急。对此仅仅回避是不够的。如今人们有了相反的印象：欧洲上了年纪，它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它对自己的历史多少已经释然了，而且它以这段“已经解脱了的过去”为戒。过去的事都已清清楚楚，而现在的事则模糊不清、悬而未决，或至少是含糊不定的。当前的事比过去的事难办，过去的事毕竟已然过去而无法改变了。遗忘历史与热衷历史都是对现实的回避，是对当代处理问题不当的一种代偿。庆祝周年纪念日的浪潮、用纪念日时间来代替现实时间、用回忆与纪念文化来替代亲历文化，这些都是令人震惊的征兆，大概是源于现实损失与对现实的逃避。这里很可能也存在西欧与东欧的不对称性。
欧元奇迹并非魔术。新货币迅速且顺利地被引入，我们大家很快就习惯了在整个欧洲区域使用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各国货币是民族文化元素，几乎起着认同作用，有很强的象征意义——马克、法郎、里拉和德拉克马等都是如此。但欧元就这么顺便地登上了欧洲货币的舞台，我们已经根本无法想象再退回到使用各国货币的日子。还有什么能比欧洲新货币的流通更能证明欧洲化的可行性呢？即使是希腊危机也不能提供相反的证据，而且该危机从根本上说并非共同使用一种货币所引起的。欧元是成功实现欧洲化过程的润滑剂。
吉卜赛人引起的恐慌——宽容的界限。欧洲，特别是西欧，一向为其民主与自由的原则感到自豪。那是在富有和稳定的时期，许多想在阳光下争得一席之地的民族彼此间保持着安全的距离。一旦欧洲陷入战争，人人“为活命而奔逃”，又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对此无人知晓。此间发生了一些紧急情况，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欧洲的宽容度到底有多大，对差异能容忍到什么程度。欧洲的人种中吉卜赛人无疑仍旧是最令人觉得陌生、最不愿也最无法适应环境的族群，他们不在任何地方定居，而是毫无顾忌地跨境四处迁徙，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常有悖于多数社会的一般规则。奥西希（Aussig）/拉贝河畔乌斯季（ústí nad Labem）[36]建起的城墙、匈牙利对吉卜赛人的袭击以及法国和德国对吉卜赛人的大规模驱逐与遣送，都表明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是多么的有限。
消费主义作为平民宗教。一旦在很短时间内全社会都更换家具、室内布置和生活环境，那就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变化。在过去20年中这种情况以一定方式发生在东欧，各国程度不同，有时很奢侈，有时较浅薄，但所有国家都出现了这种现象。从在商店前排长蛇阵买东西到作为顾客和买主的人到处受到招揽，从商品匮乏到商品过剩，从光有钱、没有关系许多东西仍旧买不到，变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这种文化转变意味着什么？这是冲蚀的关键时刻，重新塑造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世界。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不受禁锢、包罗万象的消费以及人们对此的相应态度在人际关系的重组中起着什么作用？我认为，其作用是极为和平、个人化和去政治化的，那是财富形成和人们变得富有的时刻，是充满魔幻和魅力的时刻，舍此则社会变革不可能成功。当超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一个国家的商品供应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们的反应常常是嗤之以鼻和保持距离。这是一种概念的残存表现，即革命是英雄们的事，也只能由他们来完成，没有英雄主义、禁欲主义的激情革命无法想象。但如今人们更该说：没有商品的魅力就没有平民社会的繁荣。“经商者不开枪”，对我而言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报纸上的通栏大标题，其内涵对整个时代都富有教育意义。和平力量包括商业、市场以及消费。消费者不打仗，不打内战。消费者不愿过物资匮乏的日子，不想让商品流通被打断，而是希望市场运转正常，不受外界政治干扰。谁有了自己的财产，都不愿意再放弃。有可能失去什么的人不会再对一切无动于衷，要是有人想夺走他的东西，他也许会奋起反抗。没有所有权、财产和对财产——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的享用，这样的平民社会完全是痴人说梦。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出现的购物中心同时也是世俗主义的庙宇。
欧洲的公共领域：莫斯科审判。我们到底生活在何处！一年多以来莫斯科在审一个案子，两个被控告者——企业家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chail Chodorkowski）[37]和普拉东·列别杰夫（Platon Lebedew）——坐在一个玻璃笼子里，一年多来那里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宣读了数千页案卷。尽管有相反证词和证据，他们还是被宣判为有罪。对此西方公共领域没有发出呐喊。冷战时期敌友分明，必须支持谁和反对谁也是一清二楚。如今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了。
从外面归来。如果人们从外面回到欧洲——如经8个小时飞行从上海或北美归来，对欧洲的感受就最深刻。事情就是如此，我们马上能认出它来：从人们行走的方式、房屋的间距、车流、一辆有轨电车以及摆出的种类繁多的报纸。与东亚城市中密集的人口冲击力相比，欧洲显得空旷、生活节奏缓慢。这里的城市看上去古老沧桑，像玩偶之家，是想参观古老世界的旅游者们的必经之路：漂亮，但不是最现代化的。可它却是强有力的。人们知道它不是外强中干的，如有需要，它是能有所作为的。我们有点儿分裂，时而自我怀疑，时而自我信任。再多也说不出来了。二者皆有：镇定自若与歇斯底里，人们倾向于虽身处逆境仍决心冒险奋斗、不平则鸣，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人们积累了很多睿智的社会经验。有时人们受到诱惑，寻找简单甚至可以说是过于简单的解决办法；但人们也知道，通过协商与妥协所得到的结果最终要比一锤定音式的雄辩或过程好很多。在世界史的动荡与骚乱现实中，这里的五亿多人如今能和睦相处，回顾历史，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进步。历史的教训仅仅是：什么事都不能强迫和揠苗助长，而是要静待时机成熟。这是一场不断变化的游戏，局面由各种力量制衡。不可或缺的是自信和应付自如，不可受社会癔症和惊慌失措的影响，尽管这看上去有些迟缓和缺乏动力。
（2010年11月6日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罗马广场聚会发言《不堪重负的大陆》删节版）
欧洲地缘
疆界（Grenze）这个词——俄文和波兰文中写作granica——是为数不多进入德语的几个斯拉夫词语之一。这必然事出有因。[38]欧洲中部的居民是边境与过境这类事情的专家。他们一生中的很多时间都用在出入境和办理必要的相关手续上了。他们几乎是职业比较者，在进行实地研究时他们精神高度集中、全神贯注。他们比较了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的过境点与多佛尔-加来海峡[39]通道的区别，以及后者与敖德萨和伊斯坦布尔间边界的差别。我们过境时往往要等很长时间，足够我们记下自己的感受。我们懂得了存在数百年的设施完备的边界不同于新建的人为边界。我们在那里进行了长期研究，学到的东西受益终身。世界政治气候的任何大变化都会对边界产生直接影响，在那儿我们能找到一连串的新措施，它们都是边界官僚主义想象力的体现：让过境许可与退休年龄挂钩，创设新的旅行主力的类型，实施连坐法，进行搜身和X光检查。我们不应忘记这类经历：过境过去是、现在仍旧是一种别具一格的通过仪式。
有边界的国家是幸运的
中欧人的过境经验并非到处适用。我记得1992年加里宁格勒地区对外国人开放后不久我第一次前往加里宁格勒/柯尼斯堡的情景。我坐汽车从维尔纽斯经考纳斯来到边境城市苏维埃茨克（Sowjetsk），即梅梅尔（Memel）[40]河畔旧称蒂尔西特（Tilsit）的老城，横跨那条河的桥叫路易丝女王桥。当时立陶宛刚独立不久，边境检查还属于即兴发挥，边检人员的动作还不够理直气壮。水泥路障让汽车不得不以障碍滑雪的方式前行。边检人员穿的崭新制服上面有新主权国家的标志并走上车来验护照。对大多数乘客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他们一辈子都在从维尔纽斯、考纳斯或克莱佩达（Klaip?da）驶往加里宁格勒，还从来没有人向他们要过护照，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根本没有护照。两位女人愤怒无比，出于无助她们开始抱怨和哭泣：“什么？我们到这儿为什么需要护照呢？这里从未有过边界，也没有边检。真让人没法相信。”这两位说俄语的妇女是来加里宁格勒拜访亲戚的，对立陶宛公民来说这儿突然就成了国外。最后她们只好下车，打道回府。她们无法理解，一个幅员辽阔、里面没有带边界的主权国家的大国突然就不存在了。她们迄今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那里有一百多个民族、几十种语言和宗教信仰，但没有边界，除非是圈起来的不开放的城市和军事禁地。这意味着：苏联虽然事实上被无法逾越的“铁幕”包围着，但边界和越境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对有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解放，对另一些人则意味着压抑和恐惧的感受，总之是一种动摇其所熟悉的生活习惯的过程。
疆界是所能想象的定义清楚的事物，它们区分了内外，它们位于这边与那边之间。它们是分隔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的界墙，它们告诉人们谁属于这里，谁不属于这里。边界是最重要的空间体验，其对立面无边界亦然。它们告诉人们：这里有什么结束了，这里有什么开始了。它们划分了领土，没有它们土地就仅仅是一片无形的空旷地域。它们提供了形态，没有边界我们无法生活，没有边界我们就会迷失自我。然而边界往往又令人联想到限制、约束和受到限制。边界是不自由、障碍和狭窄的密码；相反，越境、无边界甚至是无限制在语义上更有价值，而且具有积极含义。尽管人们清楚，不尊重边界的文化与不许越界的文化都无法存在，却从未有过对边界的歌颂。
我们每个人眼前都会浮现这类清晰可辨的边界——柏林墙，这道边界没有商量的余地，它是既成事实，它分开了东西两大阵营，多方位地展示着其象征力量。随便越过它是要受到惩罚的。谁无视国家主权，随意越境或是企图叛逃，谁就会遭到枪击。它是独特的建筑物，把一座城市像做外科手术般精确地一分为二，犹如用笔画在地图上一样。墙前艺术性地留出了开阔地带，配有照明和警告装置，数千人负责其维修、优化与使用，自然也有隔离与检查设施。它是一种安全工具，用于阻止不受欢迎者和控制人们的出入境。
哪儿有尖锐冲突，而且这种冲突短期内难以解决，哪儿就有这类边界。矛盾无法克服、对立必须延续的地方总是需要这类设施。这类墙并非总是艺术性的或高科技的，比如城墙或中国的长城。在相当不稳定的国家彼此反目为仇屡见不鲜的一个世纪中，疆界的划分通常采取了更现代化、更灵活，几乎可以说是普遍可行的方式。除了把互相争斗、正处于冲突中的各方或各国分割开来的界墙——柏林的东部和西部、塞浦路斯/尼科西亚的土耳其和希腊，把北美与墨西哥分开的现代边界设施——还有可移动的特殊形式的临时铁丝网。它不那么昂贵，需要时可随时随地拉起，紧张局势缓和后可以再拆掉。用铁丝网隔开的地方更标志着战线、冲突线。这类界线可以迅速改变性质：从区分线变为战线，从战线变为前线；相反，前沿阵地不知何时又可变回休耕地和无关紧要的区域，让人看不出这里曾经是区分着善恶、左右、自由与束缚等的边界。[41]
区分线和边界边缘区
一般的边界是一道线，它区分着不同国家的领土和主权。这种界线标志着统治权和这种权力的有效性。边界界定的是领土、疆域和统治区域。一般而言，界柱，或许一个岗楼或格栅栏足以标志边界走向。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界线都是看不见的界线——绿线，它们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隐形地图上，显示着我们的从属性和对谁忠诚。世界上大多数边界是看不见的：它们在海上，区分着公海与领海，或是穿过荒山野岭与沙漠，那里没有区分领土的界柱。格外坚硬而无法实际跨越的界线同时是想象出来的、看不见的界线，它们只以习俗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
边界的极端形式是体现为地图上明确清晰的线路，特别是那种像用剃须刀在纸上分割出来的、确定世界各殖民地的线路。它们标识的是影响力范围，定义的并非本国领土的直接扩张。这种势力范围通常是在没有炮声的国际会议上经协商决定的。它们都是从外部被强行决定的，常常是抽象几何形的，有时照顾到某条河道的走向或是某种资源的存在，总之这些边界勾画出的是一种领土主权，这种主权与部落社会、氏族或游牧民族的领土没有关系。这是建立在无限制基础上的限制。殖民国家的领土主权凌驾于部落社会的领土主权之上，部落的地图制作要遵从帝国的制图学。正如美利坚合众国的概念范畴将印第安部落的狩猎地据为己有一样，这种事发生在世界各地白人站住了脚的地方。[42]只要被压迫的“社会”不要求独立，这种疆界就平安无事，“死气沉沉”。在反殖民主义的解放大潮中，一旦殖民地要求独立，包含和排除、从属和外来的坐标系就会彻底变化，这种挣脱“人为枷锁”的诉求就会表现为武力冲突，让殖民地成为泡影。一连串风起云涌的反抗旨在推翻现存殖民地疆界。在发生反抗的地方，纯粹在纸上划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已不可能，人们必须考虑当地民族与社会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权。边境调控若想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就应顾及“现有状况”、历史传统、语言和文化背景。
东欧——划界的实验室
20世纪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更迭就体现在边界变动上，而且是以它为后盾的。欧洲历史恰恰可以根据其边界的变动来书写，也就是不从首都和中心的角度来看欧洲，而是从边界、从边缘地带的角度来观察它。新近兴起的边疆学和边界拓展学在中欧和东欧找到了异常丰富的资料，可供人们细致入微地研究划界的多种形式、变体和功能变化。纸上划分——多少以精准和聪明的方式——在此也起着重要作用。20世纪在欧洲出现了许多巨大和痛苦的边界变动，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变动甚至还有可以精确说出的先例或首创者，这种人可因其创意而沾沾自喜，他们也因此被载入了史册。
中欧和东欧地区在历史上就因为它是典型的“边界移动”区域而引人注目，该术语出自中欧小说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他生活在奥匈帝国解体前的战前欧洲。同样并非毫无意义的是边界的称谓还有多重色彩：国家和地区如乌克兰、波兰前东部领土（Kresy）[43]；民族自画像如“基督教的壁垒”[44]；时代性标签如“铁幕”“柏林墙”。欧洲重组的密码与划界联系在一起：“寇松线”、“波兰走廊”、“维尔诺问题”、“切申问题”和“奥得河-尼斯河线”。边界和边界制度的所有形式与状态——软边界和硬边界、人为的临时边界和神圣的永恒不变的自然边界——在此均有体现。[45]作为导致边界移动的交点而被称为重大转折点的事件有：战争、革命、国家解体和国家建立。属于这类节点和压缩点的有两次世界大战后以武力方式出现的边界移动与和平会议，在这类会议上（除赔款、废除军备等外）人们规定了新边界。具体地说有1919年的巴黎和会——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圣日耳曼条约》、《特里亚农条约》、《色佛尔条约》、《塞纳河畔讷伊条约》，1945年二战结束前夕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1975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确认现状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终因苏联解体以及南斯拉夫内战引起的独立宣言和边界的重新划分，使中欧和东欧的地缘政治发生了激烈变化。如今对边界问题的勘探结果已不仅仅以外交协议或国际会议文件附件的形式出现，边界问题本身成为被关注对象，人们研究其起源、它对形成集体认同的意义、它对公民法的影响、它作为发生冲突和调解冲突的现场的地位。边缘地区的冲突一旦成为关注中心，人们就会重新审视权力中心，看它们有没有能力解决冲突。
边界问题一直在欧洲制造悬念是事出有因的。无论我们往哪看，到处都有充满争议的地区和边界：卡累利阿（Karelien）、达尔马提亚（Dalmatien）、比萨拉比亚（Bessarabien）、多布罗加（Dobrudscha）、维尔诺、梅梅尔地区、上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公投区、苏台德地区、阿尔萨斯—洛林、奥伊彭（Eupen）。不该忘记的还有最近苏联解体后——普京称其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以及南斯拉夫崩溃后所出现的边界。仅以上列举的边界变动就明确显示出，这些历史区域的边界在20世纪几乎一直处在动荡之中，其边界制度亦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崩溃或重组而变动。[46]中欧东部存在了一百多年的有效边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再次认可了当时的边界——让位于1914～1945年世界大战和革命时期的国家与边界的崩溃。
巴黎和会各代表团云集了知名的地理学家、人口统计学家和制图学家，在停战期间“地图上的战争”并未中断，这一切并非偶然。那种认为清晰的和有科学论据的边界可以避免纠纷地带的产生的论点显然不过是幻想，因为一般来说引起纠纷的不是边界本身，而是隐藏在其后的各种势力，是它们把边界变成了刻骨仇恨与殊死搏斗的目标。
帝国、民族国家、同一个世界
并非想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但人们可以此为出发点，即帝国的疆界与功用完全不同于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而后者又有别于全球化时代后民族形式的边境。较新的对帝国的研究直接指出了其跨种族和跨民族的整合力量，过去那种认为帝国是“各民族的监狱”的想法作为一种太过简单的老生常谈得到了修正。看来帝国长期以来作为一种平衡力量保证了内外疆界的稳定，使帝国化和种族、语言与文化的异质性成为可能。对外的帝国疆界与对内的异质性显然可以并存，而种族、语言与文化同质的民族国家的扩建是与严格的边界划分同步的。
导致帝国崩溃的民族崛起运动——几乎同时——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以及列宁的民族自治权宣言中得到了充分赞同。在实践中，欧洲这一历史区域内的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是：国家、领土和民族三者取得一致。随之而来的后果中包括边界的走向和民族的融入，被融入的民族在冠名民族的国家中成为少数民族。战争间歇期充满了边界纠纷和对同质化的追求，在实现同质化的过程中，民族、种族原始神话与意识形态起了很大作用。边界纷争与边界不稳定在战争间歇期成为几乎所有国家不稳定和缺乏合法性的重要证据。
纳粹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国家、领土和民族三者一致的理念进行了基本修正，它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宣布要创建种族同质的大空间，这种空间应以新型殖民-帝国主义大帝国的方式得以实现。“第三帝国”给欧洲带来了新的疆界体系：海陆空全线开战，平行存在并彼此渗透的帝国直辖领地、从属领地、受保护国、总督府、帝国管理局。这些军事和民政管理机构等级森严，明确规定了从属性与排除性，直至哪些人必须在死亡地带被屠杀和灭绝。[47]
纳粹主义被粉碎后——根据1945年《波茨坦协定》的规定——新秩序的重组是与在新的边界内创建种族基本同质的国家同步的。然而东欧的边界又笼罩在新社会和新的政治秩序下（东欧集团、铁幕、竹幕、遏制）。战争的结束和战后秩序的建立伴随着大规模逃亡与移民，这股潮流在冷战时因区分线的设立而中止。总而言之，人们可以说，在欧洲，边界划定和边界制度的历史就是权力与统治得以实现的历史，自然也包括权力与统治的被破坏、军事化以及非军事化。
作为“文化综合体”的边界
地图上的边界线是对复杂性所进行的不可饶恕、同时又是绝对必要的简化，舍此地图就无法使用。只有对某些东西缄默不言才能突出其他的东西。想什么都显示的话，什么也显示不了。定义即否定。领土和国家边界是最显而易见的，但也只是多种界线中的一种。就像有各种包容性和排他性的主权国家，界线的形式数不胜数。语言地图向我们展示的是语言界线的走向、语言岛和语言共同体。人口地图让我们看到的是种族共同体间的界线和接触区域。在教派和宗教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宗教和教派信仰与礼仪之传播领域的分界线。每种地图都有其专门的和有限的表述力。划界与边界的形成在那些地方是最困难的，即国家领土、种族、语言和文化不一致的地方，除了西欧“经典”的民族国家法国和英国外，这种不一致在其他地方到处可见。只有训练有素的眼睛才能看见那些幻象边界，它们都是些老边界，时过境迁，它们已然不复存在。
真实的边界总比人们在图上所能找到的要复杂。制图员在地图上用线标出的把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分开的边界，实际上是连一根界柱都没有的天然景观——不引人注目的过渡。边界则纯粹是头脑的产物和设计。在标出了交战双方部队位置的作战地图上，距离和标出的地形也许无误，但决定战役胜负的因素无法在图上体现，如后勤供给、军事指挥官的战略才智和决定胜负的战斗道德。语言地图哪怕制作得再精细——确实有真正惊人的珍品——也无法标出边界地区的口音与辅音音变，这些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细微变化令人几乎难以察觉。一般的地图自然更是无法提供有关人们头脑中地图的信息，后一种地图意味着从属感和忠诚，这是任何地图都无法体现的。其实这类信息可以在家庭故事、家族小说和占卜书籍中找到。但有朝一日它们也可以成为座右铭，那时人们就可以挑衅边界卫兵。在想象出的空间和边界与那些在历史中众所周知的地图和边界间，几乎总是存在一种联系：每一个国家，在它通过独立战争、革命获得国家形式前，它已经长期作为人们的梦想存在过。在激起人们想象力的诗人和制图员之间有着亲密的联系。
史上有些统治的形成并非建立在牢固的疆界基础上，那时进行统治和接受进贡的是一些中心和宫廷。但固定的领土边界是很久后民族国家的发明。国家靠边界来定义的理念经由欧洲各国学校墙上悬挂的地图进入了人们的头脑，民族的诞生伴随着相应空间画面的产生。疆界存在于现代国家公民的头脑中。[48]
色彩缤纷的地图想让人们得到同质与紧凑的印象，这在边界和过渡区域是不存在的。哪怕是能够叠印色彩与线条的最聪明的制图员，也难真实地再现各种语言与风格杂糅在一起的复杂性。点、线、线影，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证据、标记、表征和符记。
然而否认有各种边界的存在是荒谬的。美国与加拿大以及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虽然没有河流、海洋或山脊的阻隔，但它们并非只是一条国界线，尽管有上百万人跨越该国界，它们仍旧是受到双边一致承认的边界。莱茵河的上游分开了法国与德国，多瑙河则是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的界河。撒哈拉沙漠阻隔了马格里布（Maghreb）和黑非洲。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将欧洲与亚洲大陆隔开。密西西比、稍后的落基山脉、接下来的太平洋，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是遥远西部的最外围分界线。在奥得河畔的某个地方，我们离开了说日耳曼语的区域而进入斯拉夫语区域。在山里有界树。描述各地风光的地形地貌时，我们会划出一些界线，它们标志着不同的降水量、等温线、冷热温差以及特定动植物的分布程度。对于某些已经消亡的文化蔓延的范围，我们根据考古发掘和把这些区域连接在一起的线路来定义。大航海时代可以被描述为未知领域边界移动的时代，这既指空间领域，也包括其引申含义。很长时间以来，河流都经常被用作边界，山岭、海岸线作为屏障也堪当此任。1494年签订的《托尔德西利亚斯（Tordesillas）条约》从北极到南极画了一条线，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国间瓜分了已知的世界，这条线也成为史上影响深远的界线。在老城与新城、闹市区与郊区、市中心与暴力街区之间也有界线。有些界线虽未标出，但得到各方的承认。有些界线遭到拒绝，它们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若想隐匿起来，必须得越过边界。跨越边界预示着惊世骇俗的举动。边界等于庙宇和禁地中的“圣域”。在一些大城市中，经常仅隔几座房屋，人们就“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这种看不见的边界会成为真正的边界，变成内战中市民们战斗的区域。甚至在居所和寓所内也会有界线，这种界线界定的是私人生活中最核心的区域，不仅仅是东方国家的闺房所显示的。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线是最敏感、最微妙和同时最坚固的界线之一。从其移动中可以看出整个文化是完好无损，还是已经千疮百孔。
所以几乎无法避免的是：边界本身成为各种理论和意识形态辩论的焦点。最典型的争论发生在“自然边界”论者和认为边界“首先是社会的，其次才是空间事实”的理论信奉者之间。这两派的代表分别是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和格奥尔格·齐美尔。[49]这并非仅仅是地理学与社会学两个学科之间的争执。人们在拉采尔的自然主义和自然化中发现了一些反动和不变的东西，相反齐美尔的社会学空间概念代表着一种现代和动态的见解。不仅如此，拉采尔的人文地理学被认为与后来纳粹的生物自然主义遥相呼应，而齐美尔的空间社会学则被看作犹太人与其所谓无根性的特征。边界问题被意识形态化为拉采尔的“自然边界”和齐美尔的“社会事实”，以及它们进一步被拔高为对峙的“泛德意志空间感”和“犹太人的无根性”，这些都是时局紧张状态的证据，它们本身都有待解释和解除。
只有一种思考可以帮助人们走出决定论和结构主义的陷阱，即避免一方或另一方单方面解除相应关系。否认自然条件——河流、海岸和大山——在历史进程和构造发展方面起过作用是完全荒谬的；认为边界与边界走向是超越历史和亘古不变的同样荒谬。所有的边界都有其生成期、适用期和崩溃期。边界是“人为”的，但是有一定先决条件。有比较持久和不那么持久、比较稳定和不那么稳定以及比较有弹性和不那么有弹性的边界。如果人们说所有的边界都是逐渐形成的，那就意味着它们都是历史性的。当然令人不安和恐惧的前景是：所有能给共同体一种坚固的关系框架和秩序的稳定东西都会液化。边界的流失与所有相对的和形成相对性的东西一样让人恐惧。若是所有的东西都一成不变，边界固若金汤，那生活会惬意得多。边界的历史化可能意味着为修正论和民族统一主义制定使用说明书并证明其合法性；它还意味着声明废除被默认与合法的边界会引起骚动、混乱和内战；它也意味着质疑默默运转的日常工作与规则。边界是人们有序生活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越界——在它成为流行词之前——是极为危险的与有风险的事。
欧洲历史即边界史
以快动作播放整个欧洲历史，人们看到的就是连续不断的权力更迭与边界移动，长期受到承认的边界线被声明废除。此过程从未中止过，这种修正时而以和平方式时而以暴力方式进行。书写历史就是对这种发展与修正运动的回溯性追述。史学研究尤其是沿着边界进行的，其长项就是边界移动。史学研究把边界移动作为最精确的指示器，它们表现的是动力、进攻与后退。边界是建立在空间与时间基础上的历史书写中被最优先描写的地点。人们以边界来测量冲击的强度、进攻的力度、创新的可持续性或是非可持续性。这里是试金石，可以试出什么能够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什么只是昙花一现。亚历山大·库利施尔（Alexander Kulischer）将此现象称作历史运动的潮汐，这里所指的恰恰是其历史的一面，哪怕是自然生成的那面。他认为永恒的变动正是历史运动的主要试剂。[50]
另外，边界亦是特别受到关注的地带：这里人们可以研究混合、交换与合并过程，从中经常可以产生新的东西。边界提供了识别特殊质量的地点。在边缘地带人们看问题有别于在中心，在中心难免孤芳自赏。许多新发展是从边缘地带和外部边界开始的，新王国的核心是在旧王国的外部边界地带形成的，这种论点也许没错。从边缘地带和边界的这种特点中人们当然又可以发展出一种意识形态，把边缘变成真正的核心，把边缘化提升为“真实本身”：边界作为原生与原创的发源地，混合体作为最高一级的存在。
边疆理论——不仅适用于美国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51]（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是一位[52]从边疆解释整个社会的大师。他的能力远远超过那篇挑衅性论文的作者。事后人们肯定理解了，为什么对许多欧洲人来说美国式的空间经验变得如此重要。简言之，在这里人们成为社会形成的目击者，人们可以亲眼看到一个社会的所有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在欧洲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只有通过史学的艰辛复原才能重见天日——无遗漏地快速回放：空间变为领土，领土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一种空间形式的冒险其实更是一种时间形式的冒险。一种历史和社会经验的疆土化，社会在公众面前的构成，这就是“美国空间”之魅力所在。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知道其观点的局限性和“历史性”：他对边疆在美国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意义的思考只有在边疆和西部开发本身成为历史后才有可能。具体地说，当时（1890）正值美国人口普查部门负责人证实，真正的边疆地区已不复存在。特纳通过其论文提供了一把理解美国历史的钥匙。人们可以从中意识到边界——无论是前线、边疆、边境、疆界——意味着什么。特纳对它们进行了还原、解码和阐述。在被众人仅仅理解为一条线的地方，他把它变成了交叉点，把它展开成美国史诗。
在特纳的分析中，那些让美国成为美国的充满活力的因素——人口统计学的、交通地理学的、法学的、社会学的、机构的和精神的——跃然纸上。“美利坚合众国在社会历史中就像一张白纸。”所有发展阶段都得经历，所有阶段都有其代表性的人物，也有其要走的典型道路。当东部的一切都是原有欧洲殖民机构的转型，是已经存在的形式的发展时，美国的原始经验在西部得以生成，这里出现的是新的真正的美国精神。“美国社会的发展总是重新开始于边疆。这种不可动摇的新生、美国生活的这种流动性、向西部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可能性、与未开化社会之质朴的不断接触，这一切所形成的力量决定了美国的特性。审视这一民族历史的唯一适当的着眼点不是大西洋海岸，而是伟大的西部……边疆是最快和最有效的美国化线路。荒野制约着移居者，它能识别出谁是欧洲人，这从衣着、技能、手艺、旅行习惯和思维习惯上均可看出。欧洲人离开火车车厢就坐进了桦木独木舟……他必须适应自己所遇到的环境，否则就灭亡。他就这样找到了通向印第安人的林中空地之路，然后他沿着这些小道继续向前。他就这样一步步地改造了荒野，但结果并非古老欧洲的重现，也不是日耳曼萌芽的简单生长……事实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美国式的东西。”[53]美国边疆教给人们的东西对其他各处的边疆都适用：边疆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们是相当好的隐藏在其后的活力指示器，告诉人们活力的有效范围。
大边界的简单性
因为现在铁幕不复存在，所以欧洲显示出它是一个没有边界就无法生存的大陆。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之间各处的老分界线已经长满蒿草，但它们在现在活着的这代人头脑中留下的差异远远没有消失。大墙似乎东移了：从柏林的市中心移往奥得河，并继续移往布格河（Bug）。划分世界的标记被拆掉了，但仅仅是为了给新的划分世界的标记让位而已。推翻暴君们和他们的城防工事的喜悦转变为设立新的边界设施的狂热。现在由于分割欧洲东西部的时代樊篱被打破，不同的时代才能彼此发生碰撞。因为旧权威被摧毁，所以人们需要别的权威。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心愿，因此也能号召进行大屠杀。过去在反对共同敌人时大家目标高度一致，现在彼此成了竞争对手，人人都想动手实现自己的目标。许多国家要想从废墟中重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确保新特权一事更急迫。新的统一体是以谴责多样性为代价的，一方的统一是以对其他方——尤其是陌生人——的排除为前提的。在自主的欧洲蔓延着声名某某为敌、某某为异己的现象。发现自我而不诅咒他人显然是无法做到的。长期以来人们所传布的宽容现在仅仅还适用于对待自己。人们之所以谈论人权，是因为它又有受到侵犯的危险。我们不是边界消失的目击者，而是其变化着的目击者。现在出现的欧洲不是没有边界的欧洲，而是正在学习带着边界生活的欧洲，或许也不尽然。
铁幕之简单，犹如它所确定的现状之自然。分裂的欧洲一目了然。战后欧洲赖以生存的体系建立在对立双方可消灭彼此的威胁上。其稳定性系于犹他州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jarsk）[54]两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互相制衡以及维也纳和日内瓦的峰会。任何最微小的举动都会在奥马哈（Omaha）和莫斯科地下中心的雷达屏幕上留下痕迹。尽管旅游者只是想看看那些名胜古迹，他们的行动还是被记入档案。那个时代唯一的颠覆行为是秘密警察们干的，后来是持不同政见者们干的。此前从未有如此多的才智和力量被投入彼此对敌方的监视和包围。世界上最强势的国家竭尽全力要保持经济的平衡，世界上最聪明的脑瓜绞尽脑汁维持现状。这种平衡哪怕稍有倾斜，就会有爆发战争的危险。但人的才智证明这场危险的游戏没有玩砸：并未出现毁灭性战争。人们赢得了欧洲复苏所需要的时间：什切青（Stettin）和但泽的工人、布拉格的维权人士、布达佩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利用了扩军备战现状中的和平机会。当仅靠武器解决不了事情时，他们挺身而出。裁军可以开始了。
人们在互相围困时需要纪律和精确，在处理特殊情况时必须遵守非此即彼的规则。欧洲战后的边界是符合特殊情况的边界。它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即使我们不直接生活在边界附近，它也将我们的生活一分为二。它给人一种安全感，即那种不惜一切的极端武力威胁所能带来的安全感。世界因它而一分为二：黑白、善恶、自由或不自由。在艰难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迷失自我，但始终不可改变的是那条边界的简单性。它是坐标系中的交叉点，是用来定位空间的，那是生死线，标志着一代人的成功与失败。互相为敌的欧洲在这里背对着背，铁幕是其秘密的内核，是它的脊梁。欧洲地图上的分界线曾是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最精确表达，所有原先的东西都换了位置：布拉格与乌兰巴托结为了姐妹城市，华沙和北京都修建了“文化宫”，东柏林从那时起属于东欧，而西柏林却准备变得比美国更美国化。1989年这个内轴消失了，因为曾经需要它的世界不再需要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