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此即彼的消失
东欧的革命破坏了明确的边界，其实革命并没有炸毁它，而是瓦解密封的空间。纯与不纯的混合开始了。一切都是在我们所熟悉的、只能看到一个“集团”的地方静悄悄地进行的。新的国家格局一夜之间就能形成，如果没有自律这是无法想象的。这是知道下一步风险的结果，根据所有的经验下一步总可能是最后一步。在非此即彼的模式中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在历史经常陷入的灰色区域中要想知道何去何从往往需要更大的智慧。东欧和中欧的革命家顺应时代的潮流而动，他们早就打破了非此即彼——对军事战略家而言这是安身立命之本——的常规，他们是打模棱两可牌的大师。对他们来说，决定一切的革命运动比目标重要，目标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一再重申目标对局势不会有什么改变。他们是策略天才，更懂得进退。他们给政治理论史增添了“有节制的革命”这一起死回生的妥协方案。他们足够自信，敢于和将军们、虐待自己的人以及那些可鄙的家伙进行较量。作为往日的囚犯和持不同政见者，当他们与强势的掌权者坐在同一张圆桌旁时，他们的自信丝毫没有减弱。他们的强大不在于他们拥有对明日的憧憬，而在于他们能够掌控现在。他们的美德叫作果断沉着。他们让当权者退了位，并使旧秩序的崩溃拥有了具体形式。在历史上他们做了人所能够做的：他们为正在进行的过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抓住了多次失败后出现的机遇。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在没有进行战争的情况下促成了新国家格局的出现，各处的“体制的变更”几乎都是在没有暴动和恐怖的状态下完成的。
欧洲过境
进入大边界时代后的欧洲，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变化始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空间，柏林墙的消失产生了另一个空间。现在开车从柏林到弗罗茨瓦夫/布雷斯劳只需要两个多小时。从前的边界已经不复存在，过去人们在那里吓得不敢喘气，执勤的官员百般刁难，人人都自动调整自己的体内时钟。在海吉什豪洛姆（Hegyeshalom）、海布（Cheb）和兹戈热莱茨（Zgorzelec）人们还能参观阻碍旅游的官僚主义关卡遗迹，黑尔姆施塔特（Helmstedt）仅仅还是个停车场或是一个漂亮的小城，只有年长的游客才知道它以前扮演过更重要的角色：两个世界间的过境渠道。我们工作、休息、学习和生活的空间变成了另外一个空间，我们头脑中的世界从而也发生了变化。人们想有所经历的旅游不一定要漂洋过海，也可以去邻国转转。既然已经看过纽约了，不妨最后去布拉格瞧瞧。现在人们去那儿不仅是观光，也是去工作或做生意。这就要求交往要畅通和实用。过境事出有因。在买东西、上学、休假、找工作时，人们没有想着要去认识什么人，而是就那么认识了。过去充满异国情调的区域消失了，人们对它既有过恶意也有过善意的偏见，现在人们对它有了新的评价和偏见，但仍旧是褒贬不一。
新的经济区出现了。人们从欧洲内部货运的发展和加速上可以看出这一点：波兰、斯堪的纳维亚、东南欧的载重汽车队在柏林的德国10号高速公路上相遇。从德国联邦铁路的行车时刻表中可以看到客流方向发生了哪些变动。新工业区的轮廓业已形成：作为开路先锋的是谈判代表和经理们的黑色轿车，它们穿梭行驶在比尔森和沃尔夫斯堡、维也纳和布拉格、慕尼黑和德累斯顿、汉堡和什切青的高速公路上。边界区又成为人员和货物流动频繁的交通枢纽。有关新区域形成的最精准的晴雨表大概当数货物流通，来自世界各地的物品进行上百万次的中转，商人们往返于圣彼得堡和柏林、伊斯坦布尔和敖德萨、波兹南和乌兰巴托、中国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古老的商道——琥珀之路和丝绸之路——又重新得到使用。布列斯特（Brest）和格罗德诺（Grodno）边境的拥堵现象说明，路况和铁轨体系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流需求，人们必须想出新主意。
为维持柏林墙所花的所有力气以及这堵墙的倒塌让欧洲看上去元气大伤。其中部分地区好像倒退到《雅尔塔协定》时期，甚至是《特里亚农条约》前的起始点。人们所熟悉的整个战后欧洲的状态犹如一种自然状态，突然间变成了一种人为状态，而且不算数了。欧洲这块岩石碎裂成了群岛，一些区域合久必分。在柏林墙倒塌后的欧洲又出现了封闭的城市、分裂的城市、被围的城市和开放的城市。世界的划分看上去又回到了罗马和拜占庭对峙的紧张状态。有些人认为西方又面临风险了，还有些人认为布格河另一侧已经不是欧洲了。每个人都坚持自己心目中那个唯一真实的欧洲。就这样人们一点点地把舍此不成其为整个欧洲的许多地盘逐渐划分出去。辽阔的疆域不复存在，人们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其间自由行走，周围出现了新的闭塞小城。有的地方流动人口大增，有的地方则骤减。里加和列巴尔（Reval）[55]附近的波罗的海海岸一片萧条，来自西方的数量有限的游客无法取代从前来自苏联的大批游客。自从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后，它就和疗养院与其他机构——如果这些机构在国外或被解散的话——的客户隔海相望了。苏呼米（Sochumi）[56]的林荫道上有手榴弹爆炸，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知识分子在苏联体制内曾使用同一种语言，现在他们在互相排斥方面各显神通。老的经互会经济区已不复存在：曾经提供过铁、石油和天然气的苏联没有了，现在这些资源只能用国际市场价格来购买。维尔纽斯和塔林的发电厂停工了。想进入西欧市场的东欧和中欧经济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因此就出现了一系列过渡阶段：破产、危机、失业、绝望。经销商游客的大潮中掺入了难民潮，欧洲机场与火车站的新游客中出现了新的背井离乡者的身影。
东欧集团封闭世界的标记仅仅还作为遗迹和废墟存在。从前这类标记以国际化方式存在于整个集团内，现在它们是国家化的；从前它们代表着集体议题，现在则成为私人与个人议题；从前它们匿名存在，现在则可被识别。一句话：“体系”和“东欧集团”不复存在了。过去只要不与体系发生矛盾，人们就如鱼得水。现在人们得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圈子、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找到路径。除了东欧集团外还有另一个东欧，而且欧洲也与欧洲人自己心目中的欧洲形象不尽相同。从前世界已经结束之处，现在是它开始的地方；历史在山穷水尽的地方又柳暗花明了。在我们曾以为了解的“体系”后面还有尚待发现的新大陆。
边界的变体
边界没有消失，它不过是改变了存在方式。它像新的环境一样多种多样，它以看不见的方式活在人们的记忆、手势和习惯中。在有些地方它成为自然疆界，语言与山脊是其标志。但也有相反的情况：从前没有边界的地方现在划分了边界。习惯于在没有边界的领域中自由行走的人们，现在必须准备接受边界、检查、过境和随之而来的刁难。边界隔开了家庭与不同辈分的人，迄今他们虽然也有矛盾，却一直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大边界经历了所有可以想象的变化阶段：它被拆除了，除了那些没钱走出去见世面的人或是那些拿不到有效身份证件的人，它挡不住任何人了。对所有那些在漫长的出逃之路上学会闯过更复杂的障碍的人来说，它构不成障碍。大边界的消失让人们能更清晰地看见一道鸿沟，它要比带岗楼和铁丝网的物质建筑本身更顽固。正在致力于废除死刑的欧洲却被新的死亡地带和战壕撕裂。到处都涌现了所谓自然疆界的布道者：在古老的大道和交通枢纽出现了新的强盗和手持机关枪的猛男，他们是新的划地为界的征服者。在新欧洲搞地缘政治并非难事。一杆枪就能让一个人在已经相当非军事化的世界里成为有权决定他人生死的主宰。到处都能看到新的国家标志被升起或更换。一条边界似乎经常造就一个国家，而且排除异己好像是“自我”认同的首要条件。自治如果离不开排除异己，那就只能是一种羸弱的自治。
过境文化：学会在生活中容忍边界
边界是国家的外框，那里是国家间进行接触与产生摩擦的地带。尽管我们尚未到达首都，它们已然向我们泄露了行程的终点。它们像是不可或缺的政体一样。边境设施的牢固性与边境内部局势的均衡性成反比，并与内部构成的压力成正比。防御工事越是雄伟，越说明它要保护的东西已经过时了。其主权标志则是威胁姿态或承诺，全凭需要或行动方向来决定。专政从远处——从其入口即可看出。专政体制在国门处设置障碍，它们用磨砂玻璃和遮挡视线的墙不让人们看见里面的情况。向边界开过来的汽车只能在障碍物间缓慢行驶。旅行者被领进小房间和用丽盛板隔开的隔间，在那里陌生人对他们进行搜身，看看他们是否携带了违禁印刷品。言行稍有不慎随时都会惹祸上身——至少在人们的逗留期间——这一点哪怕是再无忧无虑的人都心领神会。边检人员有时做出的和蔼可亲的姿态并不是真的，他们随时可以展示另一副面孔。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过境者是这些权力的仆人唯一可以显示其权力的对象。即使是最落后的专政体制的国家，其科技的进步也最先体现在边界：电脑代替了用手写的卡片。过境的程序令人恐怖：想过境的人先要通过一束光柱，在耀眼的光柱中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到他，因为他可能走进充满威胁的无人地带，所以他很小心地向前走动；他压制住想对这种侮辱人的程序进行抗议的本能，因为他想抵达自己的目的地。过去这半球各处的入境口曾是多么雷同啊！白炽灯，对游客的好奇，来苏水和家用燃料的味道，出现在许多窗口后的工作人员的面具脸，还有那些入境前必须要填写和签字的多如牛毛的表格！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一切似乎都是陈年往事了。人体扫描代替了搜身，取代古老检查方式的是监控、情报和生物识别技术。现在监控早在踏上旅途和过境前就开始了，它们始自航空公司的数据库和移民局的规则。新的游客分类，即根据他们持有何种护照以及属于什么法律体系的分类方式出现了。机场成为大型分类设施，那里日复一日地放行数百万名乘客，大多数情况下运转正常，这不能不说是纪律与常规的奇迹。
然而别的东西代替了吓退人的边界，不是无边界性，而是不再标识疆界起始和终止以及越境的边界。可供选择的不是世界主义的梦想——这永远只是少数人的梦想——而是人们可以容忍的边界。边界决定了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区域，在没有边界或无限的空间中生活并非好事。我们所依赖的边界标识的只是过渡地带和转折点，它规范了畸形和无形的东西。这种边界不令人害怕，而是构成一种魅力，它意味着所有新的经验，所有离别与重逢。边界标志着有差异的财富。边界意味着要对自己家园承担的责任，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到别处做客的可能性。在没有设防的区域过境堪称荒唐，若无过境的经验欧洲会贫穷得多。欧洲的财富可以体现在其交界地带，人们可以属于这类地带而不通晓该国语言。这种地方产生的艺术品只能出自杂居地带，如意大利的建筑和东正教的信仰等。那里的音乐也兼收并蓄，有摩拉维亚、匈牙利和德国元素。那里的思维方式也只有在临近东方的地方才可能产生。在交界地带，犹太教堂、带交叉拱顶的哥特式教堂和白亭子共存于边区的沿海地区。在这类杂居地带，即使是缺乏训练的耳朵也能在自己的语言中猜出那些外来而费解的俚语的意思，这种地方的人一辈子还没过完，就已经有过多个国籍。
欧洲的边界是它应该拥有的，它们的形态各异，有弥漫性的，有对抗性的。哪种形态的会最终取胜，假以时日必见分晓。但这不是在边界决定的，而是取决于那些认为边界必须如此划分的全体国民。要想知道未来欧洲的边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只需看看那些因边界而彼此隔开的社会。那些自己都无法自治的社会，人们不能指望它们跟上新的也是更为复杂的欧洲的前进步伐。
（杂文《赞美边境》扩充版，见卡尔·施勒格尔《游牧民族的星球》，柏林，2006，第121～147页）
欧洲城市穷途末路了吗？
如果城市真的像烧瓶一样能让人看到一个社会的所有矛盾，那么在此重大危机时刻——过去的局面无法维持下去已是显而易见——它也会是我们的社会所要经受住的撕裂考验的演示现场。如果这是真的，城市也必须成为各种力量结盟的舞台，人们必须同舟共济才能渡过难关，但愿这类联盟能够出现。
前景暗淡
人们只需阅读德国城市协会的声明和论点即可了解局势的严峻：其中谈到市政服务、幼儿园、学校和医院已经不堪重负，节约措施越来越不利于解决各种矛盾。这一切都是以老练实干家的克制语气叙述的，而不是用警告者那种惊慌失措和歇斯底里的腔调。从根本上说事情并非涉及恐怖的情景，就像20世纪90年代中期伦敦南区布利克斯顿（Brixton）所发生的那样，当时青年人与警察发生的冲突升级为长达数天的街战，那时人们以为沃茨（Watts）和芝加哥黑人聚居区的种族暴力在欧洲也初露端倪了。五年前巴黎、里尔、马赛和其他法国城市的暴力街区又出现了暴乱，街战不仅扩展到城郊，而且导致了戒严和宵禁，数百辆汽车遭焚烧，伤亡者众多，这些都显示出国家体制的疲软无力。虽然这些武力冲突后来得到了和平解决，但面对由此引发的诉讼，人们仍旧显得很无助。这些诉讼旷日持久，诉讼过程暴露出此前累积了多少沮丧、绝望和无望。早就不再进行残忍厮杀的城市又迎来了一种全民内战。特别令人害怕的是，这种进程似乎势不可挡，个人根本无计可施：学校的堕落让毒贩可以肆无忌惮地在校门口贩卖毒品；教师们害怕若无大智大勇则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家长们带着孩子一再迁居，因为在他们居住的市区找不到适合孩子的学校，但还有一些家庭不幸没有迁居能力。城市就像某种民俗学所一再强调的那样，越来越多元化，但它也成为一种新的、此前所没有的极化和敌意的上演场所。信仰问题就这样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一座清真寺的建造让邻里不和，一名记者在十字路口像牲口一样被人刺杀，年轻妇女在汽车站会受到威胁，仅仅因为她们与其他人一样想生活在城市中：现代而不必屈从于氏族中男人的男权。所有这些都不是沃茨纵火案和从远处就能看见的上升的烟云，也不是从底特律闹市区到通用汽车公司之间被烧毁的数公里长的地带，更不是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游客无人敢走的纽约布朗克斯区；但令人不安的东西正在酝酿中，虽然还没有爆发。倘若所有过剩的想象力都被用在用喷雾器疯狂涂鸦、毁坏自动售票机和电话亭上，那么有时也会伤害市民和行人；如果这些人在很晚的时候乘坐地铁并天真地认为，提醒同车的乘客不要在车厢内吸烟不会遭报复的话，那一定是有什么不对劲了。所有风气野蛮、人心不古和公共领域消失的迹象——此前没有录像监控人们在公共领域也会感到安全——都揭示了一件众人心照不宣的事：这些现象单靠警察和治理政策是无法遏制的。
欧洲城市穷途末路了吗？
上述一切被观察到的现象似乎都证实了一点，即那些认为欧洲城市已经穷途末路的判断言之有理。城市早就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凝聚力与认同凝聚力，其初衷已经改弦易辙。城市作为历史上建成的城市仅仅是个壳体，对新的经济形势和共同生活来说已经无用武之地了：它成了化石、舞台背景和傀儡，最多还可用来吸引国外的观光客，特别是来自远东的财力雄厚的游客；或者它还可以是跨国大公司拿得出手的地址，而这些公司在外墙后面准确安装了高科技设施，至少从外面看与建筑文物保护风格并不冲突。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城市作为工业生产地的作用减弱了，会造成污染的工业被转移到境外，工作岗位也随之迁移。这么一来主发动机也就疲惫了，过去正是大工业吸引着一波波的移民，并把他们培养和训练成同类群体，现在这台最重要的一体化机器退出了历史舞台。从前市场在城市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集市广场是最中心的公共区域，随着新媒体和通信技术的兴起，城市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一些最重要的作用——公共领域、商业和金融——已不再依赖城市过去所能保证的中心地位，技术与交通革命让过去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城市周边地区获得了全新的意义，这表现在向周边移居的势头不可阻挡，这使传统的城乡差别成为历史。在城市扩张期所建成的城市的解体同样反映出在城市中形成的社会已遭到无可挽回的腐蚀。[57]
所有这些基于经验的论据都很好地说明了，欧洲城市作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作为市民社会的诞生地、作为最基本的欧洲认同已经穷途末路了。与这些有理有据的观察结论唱反调是毫无意义的，它们难以被驳倒。人们很快就会因为死死抓住一个虽然值得同情却早已过时的形象不放而受到指责。在欧洲城市根据经验已经开始解体时，抓住这种理想型城市不放几乎显得有些教条主义。也许人们甚至会被指责为怀旧和感伤，但这可以理解，事出有因。
就像这组活动的总标题所概括的那样，旅途确实通向无人区。无人区的意思是：人们熟知的坐标和标识不算数了。人们离开了熟悉的海滨，在未知的道路上探索，并不知道能否走出危机。去探讨没人知道答案、也不可能知道答案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是蛮干。但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条件，从而让这种探索不会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
阅读城市
对这类探索活动来说，每个人的方法各异。城市联盟的代表看问题的角度肯定不同于每年都在特定的时间——必须有序可循——在奥拉宁广场（Oranienplatz）搞街战的人，这种人认为他们的情感需要宣泄，因此他们应该被允许小小地干一仗。周末愿意以去其他城市旅游的方式见世面的人，他们的视角也有别于柏林新克尔恩（Neuk?lln）区区长，后者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贯彻自己认为正确的做法：自己区域的小学中的德语课标准不能降低。要从各种不同角度顾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既要考虑本地人的需求，也要考虑外来者的需求，这样才可形成大家均可接受的蓝本。至于我的角度，它构建于很多阶段性经验之上。我提及这一点不是为了向诸位详述自己的生平，而是要从科学理论的角度展示专门的观察点和获得相关认知的历史地点，在此可概括如下：
第一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都市布拉格的经历。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60年代，到中欧这座真正的大都市一游对某种人来说算得上是一种原始经验，这种人所在的国家仅有几座大城市在战争中没有遭到破坏，而那些被炸毁的城市在重建过程中又失去了它们的历史风貌。我在布拉格才学会把城市作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文献、符号和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来解读。对我而言，布拉格凝聚了在古老欧洲毁灭前其城市的所有特点，它是繁复性和文化遗产的奇迹。第二件了不起的经历则是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个城市社会在特殊情况下的蜕变，具体地说就是20世纪60～80年代西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的变迁，那里折射出一座城市被腐蚀、变得荒芜和野蛮的全部细微差别，当然也包括其更新的力量，其更新过程让人理解了约瑟夫·罗特的名言：人们逝去，城市长存。个人与城市的生存周期是不一致的，或者说是不相等的，二者拥有不同的时间。第三件令人难忘的经历就是最近二三十年中欧和东欧的变化，这里发生的有目共睹的变化堪称一场充满刺激的经历。这也许是我的观察的原动力和出发点，也是我对探索活动所能提供的一点贡献：让城市来训练我们拥有面相学和现象学的目光，而不是死盯着一种理想类型或模式不放，这方面的经验范围不应仅局限于西德或西欧的城市，而应打破铁幕界限，拓展到一切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刻。从那时起什么都变了样。[58]
在此我先强调一下成效：我对欧洲城市未来的信心来自仍旧像奇迹一样、无法完全得到解释的事实，即在经历了20世纪的灾难后欧洲有能力重新证实自己，它在一种社会形态面临终结的时刻有能力以或多或少平和而人道的方式对社会生活进程进行重组。它在可能发生重大危机的瞬间避免了事先难以绝对排除的大混战，并将生活引入另一种模式。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要说欧洲城市正在复兴，它正在更新并迎来了欧洲城市化的新阶段。我所说的欧洲城市不是那种理想化的城市，诸如“城市的空气让人感到自由”之类的，而是那种不仅有进步史，而且有倒退史和灾难史的欧洲城市，人们每每不愿提及后一种经历，就好像它们总是被动受害，而从未扮演过扩张和侵略角色似的，正是这种角色导致了后来的灾难性发展。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东欧城市成为对过渡进行管理的首选地点，也是人们有控制地拆旧建新的主要场所。中欧和东欧的城市成为真正的实验室，城市在这里得到新生并重新赢得了自己的风格。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灾难，这更凸显了该过程的风险曾有多大和人们会失去什么。因为过去20年中欧洲经历了20世纪最后的一些城市大屠杀，它们是我们大家亲身经历过的屠城的尾声：萨拉热窝被围困并受到狙击兵枪击；俄罗斯坦克把格罗兹尼弄得像地震后那样房倒屋塌。世界大战后人们首次得在城市中挖掘隧道和地下迷宫以求活命。这意味着：我的观察范围发生了一点儿位移，从这个角度人们也可以看到别的东西并做出不同评价。
格奥尔格·齐美尔与波兰市场
幸运的是，并非一个人每天或每代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亲眼看到一个时代如何结束，一件事如何了结，其他的事如何开始，在一般条件下经年累月才会完成的事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浓缩进行，让人感到如在看缩时摄影图像。我敢肯定，鉴于新产生的兴趣以及现象的芜杂和稠密，格奥尔格·齐美尔会重写其论文《大都会与精神生活》（“Die Gro?st?dte und das Geistesleben”），马克斯·韦伯也会积极关注相关现象，以便检验其欧洲城市的理想类型。如果他们有幸在欧洲的变化过程中有这种得天独厚的观察视角，那他们都会如愿以偿地创造出以下理论：市场、贸易、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精神促进了城市诞生的理论；主体性、中产阶级和公民新生的理论；公民的公共领域作为社会行为的决定性条件的理论。他们都会为自己的分析和观察找到活生生的资料，没有它们概念就仅是空洞的词语：时尚与配饰，后者向我们宣布了社会主义的终结；现代建筑告诉我们后现代主义也已进入该领域；手机和互联网让一个此前只能窃窃私语的社会开始喋喋不休和聊天。简而言之：1989年后的年代已成为以断奏方式进行的欧洲城市新生的经典范例。
要想展示上述过程并非易事。不是作为城市信徒，而是作为通过阅读齐美尔、马克斯·韦伯，也许还有瓦尔特·本雅明的著作而拥有犀利目光之人，我们大概应该占据有利于观察现场的位置。从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观察到：封闭社会是如何终结以及怎样与外界重新建立起联系的；市民是如何占领城市和对公共空间进行重新编码的。过去那种像碉堡一样起着阻挡和威慑作用的巨大建筑变成了符合老百姓需要的建筑；官僚主义的再分配体制以及因此而不可避免的延迟和耽搁转变为讲时间、速度和竞争的新体制，旧体制所决定的匮乏、等待和配给的时代变成了供求紧密契合的时代，过去用于政治宣传的公共空间如今让位给了广告。
有些地方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旧貌换新颜了。回顾起来，从表面上看好像都是些偏僻和充满异国情调的边缘地带，敏感的人在那里实际上会成为某一过程的目击者，这种过程可以被称作在蒸馏管中观察城市的制作。这种地点是柏林的波茨坦广场、华沙的游行广场或国家体育场、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或敖德萨城外宏伟的“七公里”市场。
那里的演变痕迹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对其历史人们必须去发现和予以再现。1989年早春柏林墙倒塌前，在高耸的柏林国家图书馆后出现了波兰市场，那一片沿着柏林墙的荒芜地带原本只有兔子和游手好闲者出没，如今那里成了统一后的柏林的新中心，盖起了索尼和梅赛德斯-奔驰中心。那里先是无人问津的地带，一夜之间就成了有数十万人光顾的市场，后来一段时间又变成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柏林墙旁的不毛之地成为新的中心，市场变成了画廊。因历史性灾难，战后长期跟不上时代步伐、被世界遗忘的一个位于市中心的城区又得到了恢复，西柏林作为与世隔绝的孤岛的局面结束了。是波兰市场的精神促进了柏林的新生，人们在1989年庆祝时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华沙市中心的游行广场曾被德国人烧毁，后来列夫·鲁德涅夫（Lew Rudnjew）[59]建造的雄伟的华沙科学文化宫好像会永远矗立在那里，如今那里成为所有华沙城市想象力的中心。人们大兴土木，市中心的建筑高耸入云，在离城很远的地方即可看到其轮廓。斯大林时代建造的文化宫如今有了竞争者，过不了多久它就仅仅是华沙众多摩天大厦中一幢有异国情调的建筑了，这些建筑标志着华沙进入了21世纪。20年前这里的广场还空空荡荡，后来人头攒动，人们把阅兵广场变成了欧洲最大的市场。这里的进程也和别处一样：城市的诞生靠的是那些被国家的分配和照料政策弃之不顾者的行动，他们得自己想办法，就像后来维斯瓦（Wechsel）河彼岸布拉格体育场的情况。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华沙体育场[60]本是华沙重建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初它不再用于体育比赛，而是成为整个东欧和中欧的商贸中心。每天早晨商贩们都赶来参加欧洲的大集市，他们来自立陶宛、俄罗斯、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土耳其。那里每日客流量达到数十万人，营业额也是全国第一。已经中断的商业联系在此得到了恢复，来自欧洲各地的数十万人不是因民族友谊而相聚，而是为了各自的生计和互通有无。在这个市场里可以听到各种语言，买卖的商品更是琳琅满目：从白俄罗斯倒闭厂家生产的工具箱、按公斤出售的产自库尔斯沙嘴的琥珀，到来自伊斯坦布尔市场的土耳其皮货和产自中国天津的暖水瓶。如今这里仅仅还能看到市场的遗迹，现在消费领域的想象力体现在新建的购物中心里，游客们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坐汽车前往，只有华沙最大的少数民族越南人还固守着他们的佛教小庙般的店铺。简而言之，城市形成包括以下内容：货物交换，货币交易，人们按不同行业居住在帐篷和简易房中，为这里聚集的不同宗教信仰者提供的保安服务和寺庙，不该忘记的还有物流体系，它让华沙东火车站成为东欧的中心。体育场也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地：1968年为抗议华沙条约成员国入侵布拉格，雷尚德·西维茨（Ryszard Siwiec）在此自焚，1983年出生于波兰的教皇在此举办了弥撒，1989年史提夫·汪达（Stevie Wonder）在这里举办了演唱会。这说明这里不仅仅是个贸易场所，它像展示了永恒之城罗马往日风貌的大斗兽场一样还是个殉难地。[61]
莫斯科也发生过类似情况：在城外的卢日尼基体育场附近，当然也包括在市中心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1991年这位契卡创始人的纪念像被拆除，对面被放上来自索洛韦茨基群岛劳改营的巨石以纪念被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迫害致死的人，至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后继机构克格勃仍旧在广场附近的一幢大楼里办公。现在要在20世纪90年代黑市的旧址，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儿童世界”商场那里修建一座巨大的购物中心。我们也可以以红场为例，20世纪90年代那里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红场上举办了国际马戏艺术节，马戏帐篷就搭在摆放着列宁遗体的陵墓对面，马戏音乐不绝于耳；帕瓦罗蒂和滚石乐队也都在红场演出过——这就等于把一个几乎是神圣的场所世俗化了，市民们占领了那个提升权力和压低民众以及举行有威慑力的阅兵之场所——哪怕只是暂时的。
城市的再登场
有一种说法是城市已经失去了其作为政治性公共领域的功用。然而实际上毫无疑问的是，在1989年城市是最重要的转折演变场所。无论我们何时提到那一年的历史瞬间，我们指的都是它们出现的地点——城市。我们眼前浮现的是人们在莱比锡环形大道上示威游行的场面，11月4日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集会场面，布拉格文策尔广场上聚集着数十万名民众的场面。我们回想起那些进行力量较量的地方——但泽和什切青被占领的造船厂，自然也包括华沙摆好圆形谈判桌的大厅。大都市的大街和广场成为展开决定性辩论的舞台。旧人在此退场，新人在此演练自己的新角色。这里测试的是另一种调子。人们揉揉眼睛不禁自问：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前不久若是有人断言一段历史面临终结，还会引起大哗。人们得以发表政治意愿的具体空间已经不再起作用，这些都转而发生在通灵和虚拟领域了，也随风而逝了。突然间又有了真实的参与者和供他们戏剧性交替登场的舞台，这令观察者非常吃惊，他们认为在当今世界这类行为方式和旧式激情已经不再流行了。结果政治公共领域几乎是经典式的空间重新出现了。
显而易见的是这并非偶然。城市之所以成为这类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是因为这里培养出了具有批判精神的大众，转折也是他们促成的。要想知晓具有批判精神的大众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就要先回到此前的时代去。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个人或知识阶层整体起的作用有多大，这其实又是并首先是一种城市现象。俱乐部和文化宫的小组，研讨班和聚会，沙龙和朋友圈，那里形成了一种氛围，它构成了反对派的公共领域与另类社会的核心。发生在社会边缘的朋友聚会，持不同政见者的网络和他们的自出版，完全自成一体、锻炼自由思维的礼仪，诸如此类的旋律被找到后，经过一次试唱，整个环境都动了起来。弱势群体在城市中相聚，在城市中他们可以行动并与外界——如有必要与美国之声或《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取得联系，他们还可以相约进行最初的示威活动。城市为人们提供保护，是可以撤退的空间和战场，人们对那里的情况比当权者和他们受过训练的秘密警察更为熟悉。持不同政见者的圈子是混合社会和微型世界，这个圈子体现的是社会的跨度。在莫斯科厨房中讨论过的题目已经囊括了后来公共领域所磋商的全部题目，这些磋商是在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时代进行的。
新的自我意识，城市作为主体
这些运动频繁的年代充满了人们对自我发现的真实热情。他们寻找空白点，并以新的眼光看待作为悲剧命运上演地的城市。寻找痕迹的人上了路，革命前的文学作品得以重印。城市的地貌和地图被重新绘制，旅游指南和各种其他描绘性作品供不应求。人们可以把这段时间解释为把城市据为己有的时期，城市从“国家组织形式”变成独特的、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我永远忘不了1991年8月列宁格勒政变时的画面，数十万人从涅夫斯基大街前往皇宫广场去保卫他们当时已改用原名圣彼得堡的城市。我也忘不了莫斯科的盛大游行场面，人们从莫斯科的白宫前往国际展览中心和红场，去庆祝成为主权国家的俄罗斯联邦。由此一种骄傲产生了，即对自己所在的城市、地区和区域的热爱，它包括往昔，更着眼未来。
从一开始人们就准备对现有城市的面貌进行改造：许多街道的名称被改写，重新命名或改回原名；曾消失在仓库的纪念碑被重新竖起，另一些纪念碑则被拆卸并运往偏僻的堆放场所，以便用于教育未来一代代的学生们，他们应该知道曾经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一股拆卸狂潮席卷了整个东欧城市，声名狼藉的雕像，如捷尔任斯基以及其他一些无害甚至是著名诗人的雕像都被捣毁，他们死后要为斯大林的罪行担负责任。因为每个名字都与一段历史紧密相连，所以这类改名和重新编码是重要的，然而这更是一种象征性的演示，对城市空间的实质性改造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可更为紧迫的任务恰恰总是这类实质性改造，因为转折首先不是为了满足缅怀太平过去的渴望，而是为了让城市把握未来，至少是能应对现在的挑战。这些任务不仅仅是改名和让纪念碑换地，而是更重要的事：保证城市的功能，使其现代化，修建符合21世纪水平的基础设施。城市，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此负责的专家和公众又开始对自己城市的问题进行干预，他们谈论和幻想自己下一阶段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中。过去一直在严密监控下孤立生活的城市，现在必须准备打开城门，因此需要机场和各种能重新和世界相连的设施。过去主要接待代表团和有组织的旅游团的城市，现在需要大量符合国际标准的旅馆。过去充斥着国家和政党官僚主义机构的城市，现在极为缺乏现代化的办公空间。过去私人汽车作为一种特权只有少数人拥有的城市，现在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修建高速公路、环城公路、车库、加油站和公路休息区。不该忘记的还有从未得到过解决的住房问题。城市空间被再分配与再定义，城市内部出现了迁徙，这是与隔离和新的种族隔离，群居和门控社区以及高档旧建筑区中的环境恶化和豪华公寓紧密相连的。无论是作为外国康采恩的分店还是新出现的寡头政治企业集团的代办处，谁想在新游戏中拥有共同参与的权力，就必须往市中心移动。到场和体面应酬的义务让企业和房地产公司向市中心进军，现有地皮在此压力下被炒出了天价。现在除了城市和社区之外还有企业和别的建造委托人，所谓的公共财产垄断被打破了，自我展示和竞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整个国家的财富都集中到城市和首都，对城市形成压力，它不得不让出足够的土地来盖楼和修建公共设施、办公楼和商店。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一个混乱的、不透明的和暴力的过程。必须有超乎寻常的巨大力量的参与，人们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整个城市的面貌，以一年为周期盖起高耸入云的塔楼，用成群的摩天大楼创建全新的中心，如果想在新莫斯科西部建起凡尔赛宫和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那样的人间天堂和在极短的时间内能用最新的通信技术把城市带入下一个世纪的话。[62]
这种繁荣是个信号，标志着那些一度脱离了世界发展的城市又重新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全世界的设计师和建筑师都来介绍自己的拿手项目并一试身手。各处都在用新建筑来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历史在继续前进，这样就出现了那些标志性建筑，它们证实了这些城市的现代性和面向未来性。因此在里加的道加瓦（Düna）河畔就不仅有斯大林时代的文化宫，还有钢质的、水泥和玻璃建造的塔楼；在保持着中世纪风貌的塔林人们也能在很远的地方就认出新建的城区；在维尔纽斯甚至建起了可以与老城的轮廓相媲美的行政区域。莫斯科修建的全新中央商务区有一个联邦塔楼和一个俄罗斯塔楼，还有翻新的救世主耶稣大教堂，其圆顶对新莫斯科天际的影响甚至超过原始建筑。然而真正的建筑热潮大概并非一开始就出现在市中心并体现在狂拆旧建筑和修建新建筑上；而是在城外，体现在城市扩张上。比豪华旅馆、酒吧和新莫斯科寡头们的俱乐部更能清楚衡量和判断一个国家的真实生活水平的正是郊外。从建筑特征上人们永远可以看到后社会主义时期头20年中城市的发展轨迹。不再时髦、听天由命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及各个国际设计与建筑事务所轮番上场，它们要帮东欧城市褪去乡气并使其重新国际化。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63]在华沙和莫斯科大兴土木，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64]则为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设计新建筑。同样不容忽视的还有：未来人们也能看到建筑委托人、元老、教父、城市最有权势者给城市定下的基调，这一点在莫斯科体现得最明显，那里的市长尤里·卢日科夫（Juri Luschkow）在其当政期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混合痕迹，既有“勃列日涅夫的”表现欲和对新俄罗斯与新拜占庭流派的借用，也有一些采列捷利[65]的拙劣艺术品和少许新一代独立并与国际接轨的年轻建筑师的作品，这些建筑师了解自己国家的建筑史。[66]
然而，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恰恰不是那些引起轰动的对城市面貌的改造，领导这类改造的大师们也为拉斯维加斯的脱衣舞场和协和广场设计过灯光照明；不是新的对城市景观的大师级描述，而是分子式的变化，后者能告诉我们更多有关城市发展和都市风格的信息。从出现最早的合营与私营商店那天起，一座新的城市就成长起来了。它偏爱的建筑形式不是富丽堂皇的银行大楼，而是售货亭和经过改造的集装箱；不是购物一条街，而是小铺子。这类小铺子和售货亭聚集在城市热闹的交叉点——火车站、地铁通道以及人来人往的广场，它们让人最先体验到社会主义城市那些宽宽大大的大道一旦挤满了人和提供服务的小商小贩会出现什么情况。它们在城市中起初像珊瑚礁一样短暂即兴涌现，后来就成为长期固定的了。小铺和杂货市场打破了预制板房住宅区的单调，从现在起宽阔的大街上有可以瞧和可以买的东西了。城市的色彩从令人消沉的灰色变为常常被称作亚洲式的刺眼斑斓。从前一片漆黑的地方，现在有了24小时营业的店铺。这一切都证明城市恢复了活力和凝聚力，这是没有人事先预料到的。城市成为主体，它走着自己的路。
这种密集和结晶是城市形成和新的城市风格的明显迹象。这种过程令有些人兴奋，让他们参与其中；而另一些人则对此感到害怕和厌恶。几乎所有齐美尔、伊利亚斯（Elias）和帕克（Park）所观察到的特征都可以得到令人一目了然的分析。时间的加速：时间不再是无穷无尽的，像人们在莫斯科的厨房中谈论上帝和世界时那么宽裕，时间现在成了稀缺的宝贵财产；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时间、期限和债务经济学；以货币化形式出现的、凝滞的时间之终结是有其代价的。迄今为止人们所倚重的人脉关系网被取代了，或者说被建立在经济计算基础上的关系补充了。由此一切都变得更带强制性、更可估算，但也更冷酷无情。新的时代开启了新的途径和可能性，但能把它们利用到极致的是那些既了解情况的内行，同时还具备新时代所需要的铤而走险精神的人。这样生活的节奏就加快了，却也更加残酷和艰辛。社会等级被改组，地位标准发生了变化。现在看重的不再是特权阶层中的官阶或是诗人头顶上的光环，而是拿到股份公司的股份，在卢布廖夫卡（Rubljowka）[67]有别墅和开兰博基尼跑车。人们不再无节制饮酒，而是去慢跑和到健身房系统健身。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兴起，它是新教禁欲主义和引退到乡间别墅的混合，乡间别墅的钟的摆动节奏仍旧不同。人可以同时生活在两个或者是更多的时代，在高速和高科技地带之中，或离开城里几公里之处，那里20世纪修建的基础设施已经失去了其功用。城市居民一夜之间就得适应新的生活条件，从分配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从国家负责各方面供给到国家相关部门彻底崩溃。在职业和专长不算数和失去价值后，他们得从头学起，也许甚至还要再次走进学校。然而一座城市的平衡就是其市民所能维持的平衡，在出乎意料、几乎毫无出路的情况下他们必须重新站住脚，及时放弃原来的生活目标。本来这种时刻是爆发社会癔症、恐慌和制造恐慌的时刻，是煽动者号召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所有问题的时机，但几乎出人预料的是，没有发生上述情况，这肯定与基本法和城市居民的训练有素相关。练习忍耐，不仅仅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物质匮乏期人们学会了忍耐，而是人们也明白，蛮干和暴力并不能带来更好的结果。人们不抱幻想，知道可能性并不是无限的，不能等待奇迹的出现，更不能指望一个即将寿终正寝的“体制”会创造奇迹。去幻想化不是对什么东西的失去，而是启蒙的净收益，这才让自控成为可能。这里自然也掺杂了一定恐惧，担心冲突可能会失控，以防御性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也许比较困难，但更容易取得成效。人们不能低估那些给了城市居民信心的时刻，他们知道能克服一切困难并获得圆满结局。这些就是改变的标志，那些不可或缺的感受和确信来自亲眼所见的印象、周围的变化和生活自身。这方面活生生的证据是，莫斯科没有陷入肮脏与混乱，那里的人们有能力让他们的城市重新秩序井然。华沙的摩天大楼也向人们证明这座城市的历史没有终止于纳粹的破坏和1945年后的重建，而是迈步跨进了21世纪并将继续前行。人们亲身感受到不再必须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方，而是可以随便去任何地方看世界。数百万人也利用了这种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