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废墟中崛起”[68]，塑造人的车间
东欧革命后城市精神的复活可能会让人忘记还有过另一个奇迹。东欧的许多城市——其中不乏最大和最美丽的城市——曾成为战场，也就是说它们曾是人们经过深思熟虑而确定的系统破坏的目标，这种破坏来自海陆空三个方面。城市被宣布和当作要塞，对它们的破坏是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一条街到另一条街、一米到另一米地进行的，最后剩下的只有瓦砾和灰烬，有的城市甚至灰飞烟灭。这意味着城市建筑物体现的历史连续性被打断了，纯粹从外表看城市不复存在，至少是在历史的瞬间。在那里人们只能生活在地洞中，这样的城市有华沙、明斯克、维特比斯克（Witebsk）、平斯克（Pinsk）、斯大林格勒、柯尼斯堡中心地带、德累斯顿、柏林、维尔茨堡（Würzburg）或鹿特丹。其中很多城市被破坏得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考虑是否值得再去那里居住。
此外这些区域中也有外表没有遭到破坏的城市：伦贝格、切尔诺维兹、罗兹、热舒夫、里加、维尔纽斯、考那斯、格罗德诺、诺维萨德（Novi Sad）及许多其他城市。但这些城市的城墙虽在，在那里住过的人却在一夜之间消失了，他们去了犹太人区和集中营，被毒气毒死或是被抛进了万人坑。城市是一种总体艺术品，它是数代人的劳动结果，在20世纪这一极端主义和极权主义进行竞争与勾结的世纪，极具破坏性的力量在此总体艺术品上发挥了作用。那些1914年之前多民族帝国给我们留下的城市，在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攻击下纷纷崩溃，或至少是严重变形。那种民族与社会的清洗狂试图把城市“清洗干净”，去除所有不符合设想的同质和封闭社会所需要的东西。从前多民族共存的区域最后被同质化了；起初有不同社会结构的城市，最后也没有留下空间给塑造人的车间——人们的复杂聚居地城市。此过程大致延续了30年，从1914年到1945年。东欧和中欧是遭到极端清洗的地带，在冷战开始之前那里就成了一块白板。没有30年的战争，没有后来世界大战和内战的交替出现，人们根本无法理解后来的战后时期。民族与社会的清洗与对公民社会基础的破坏是互为条件的，而公民社会又是所有都市氛围的核心。没有对民众力量的杀戮和对城市实体的蛀空，极权就不可能得到巩固。
还有一点必须要说明：在东欧城市形成的历史中有一点不容忽视，它体现着城市化的矛盾心理，并成为人们理解今日新都市风格特殊品质的前提。20世纪前半叶东欧曾是一场巨大甚至是过度城市化进程的发生地，它完成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其发生方式——跳跃、令人震惊、承受着最巨大的压力——导致了剧变：农民大规模地失去土地，遭到驱逐，开始了背井离乡式的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出现大量移民，整个社会都在动荡。随之而来的后果是：遭遗弃和荒芜的村庄，失去往日风采的景色，人满为患的城市，平地而起的工业区，极其有限的基础设施，地洞和窝棚。从前中产阶级的住房被分拆和改造成市政住房，那里的卫生条件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第三世界的贫民窟的卫生条件不相上下，老城区居民人口增加了一两倍，老的核心人口消失与溶解，和其同步出现的相应文化后果是：传统流失，文化水准下降，日臻完善的文明习惯彻底崩溃，文化趋同。摩西·卢因（Moshe Lewin）用“流沙社会”来形容这种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并述及城市的“乡村化”。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被戴维·霍夫曼（David Hoffmann）在其研究中称作“农民大都市”。[69]城市的乡村化——在各个国家出现的时间有所不同——是人们所经历过的城市化经验中最具戏剧性的。此外，在完成把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任务过程中，城市作为适应和同化机器的巨大力量再次得到证实。若能再次把20世纪的欧洲城市的融合功效作为主题予以研究，并与今天大规模移民状况下的融合话语进行对比将十分有趣，虽然如今许多方面——文化、语言、宗教——的情况与从前完全不同。
要想理解东欧城市当前进程的规模，讲一点历史题外话是必要的。上述回顾旨在强调，欧洲城市证明了自己有能力给某个可能失控的过程一个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各种力量得以生成，并成功地保证了有节制的解构和自我限制的革命。东欧城市是解构的现场和革命的舞台，并证实了一个事实：今天的城市仍旧形成了那种空间，没有它就谈不上政治上的公共领域，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也不会被取代。就在人人都在谈论城市穷途末路了、过时了的时候，欧洲城市证明自己是进行融合与战胜危机的工具。
东西双方的清算
东欧城市的许多东西看起来像是在追赶现代化。那些在西欧城市早就成了问题的东西，在这里仍旧是奋斗目标。在东欧，人们不是限制私家车和扩大公共交通，而是疯狂追求私家车和缩减公共交通；不是怀疑在城市边缘新建商业街是否恰当，而是狂热沉浸于购物消费，每个购物中心的骨架落成典礼都被当成城市庆祝活动的大事来做。当西欧人以一定的保留态度审视著名项目和新的城市地标性建筑时，这类东西在东欧仍旧是提高吸引力的手段。东边国家权力的弱化是人们求之不得的事，西边人们对放弃作为文明成就的福利国家倍感震惊。当东欧城市的居民人口同质性还很高的时候——后帝国形式的莫斯科（它同时也是欧洲最大的城市）除外——西欧城市的外来移民或有移民背景的人却越来越多。在东欧国家有关民族的叙事和神话再次展现了其合理性，而在西方社会它们却似乎永远失去了其合理性。
如果相信专家们的预言，那么我们城市的前景惨淡。人口老化，从而使护理和赡养费用高涨，成为年轻人和随后几代人的负担。工业领域的就业迄今为止吸引了无数新人，将他们拉入和融入社会生活，现在其凝聚力已基本丧失，就连一向积极乐观的年轻人都感到越来越难克服在获取相应资格的路上所遇到的困难。这样就产生了一些封闭的社会和文化圈，这些不同圈子的人借助新通信技术的可能性以在自己的圈子内生活，只要他们通过福利国家的福利构架得到主流社会的维护和支持。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不断壮大并继续增加，但不明朗的是社会能否承受得住这种日益增加的多样性。整个系统早已面临超负荷运转的压力，大家都清楚：“这样下去不行”，“我们在超前消费”。人们在这方面也能嗅到停滞与痛苦的气息，重组改革刻不容缓。大家都明白必须从根上改变，各党派都知道压力、情绪、不满和误解可以被利用，借怀恨来煽风点火是很容易的，比较困难的是要求公民——他们谁都不是傻瓜，知道现状难以为继——作为自己城市、小区和街道的居民行动起来。有关医疗改革、老人护理、哈茨Ⅳ法案[70]和教育发展等事情非常复杂。在我看来，几乎只有专家和职业政治家清楚这些问题和相应措施。我坚信不疑，而且每位公民对此都有自己看法的是：不对我们高度发达的系统进行解构，不降低我们的各种要求，没有更高质量的公民参与，就不可能继续维持我们仍旧算高的生活水平。若无一种迪特尔·霍夫曼-阿克斯特黑尔姆（Dieter Hoffmann-Axthelm）在其著作《第三城》（Die dritte Stadt）中所概述的新的社会契约，就无法脱离现状。[71]
对欧洲旧状态的清算目前也已在西欧开展，东欧开始进行的清算却并非仅仅为了自由这一伟大思想，而是由于那里的体系黔驴技穷了。但当时越来越好的前景还是有的，对有些人来说这甚至就是明天或后天即可实现的。相反，对发达、富裕、经过长时期的和平发展而成熟起来的社会来说情况完全两样，放弃什么总是要困难得多的事。这么做时要冒更大风险，例如当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在最初的混乱情况下基本供应彻底崩溃时，货币交易消失，人们返回以物易物和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明摆着的是：俄罗斯将不会爆发很多外国人所预见的大饥荒。很大一部分供应渠道不依赖国家和市政机构，而是公民自己动手解决的，无论他们是在被称作达恰的乡间小屋亲手种粮种菜，还是通过依然存在的与农民的联系弄到食物。重返自然经济使这个国家免遭灭顶之灾。在德国或其他西欧国家是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这里已经没有可供耕种的土地，也不存在与农民的联系了。我们的系统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很高，所以也更为敏感和脆弱。
我个人认为冥思苦想各种出路和方案是毫无意义的。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20世纪90年代初没人会想象得到，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人在东欧经济崩溃时会在集市贸易和购物旅游中找到出路，平凡工作岗位上的普通人会以这种方式来暂时解决养家糊口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功劳，国家才没有崩溃，供给才得以维持，这意味着他们是和平过渡能够成功的真正担保人。我举这个例子，不是为了提供我们能够和应该怎么做的蓝本；我只是想指出，在看似毫无指望的情况下显然仍旧有出路，这类出路往往超越既定的期望和程序。其实，找出这类举措和那些自寻出路的人，收集思想结晶和新的行动可能性，本该是作为早期预警系统的社会学的任务。20世纪70～80年代，我们研究过持不同政见者的朋友圈子、他们的网络及其效应。也许我们应该更细致地深入研究市场经济的开端和发生在偏僻的边缘地带及地下状态的自救行为。令我吃惊的是，大规模的自我组织形式——市场、旅游活动、商业及职业移民毕竟涉及了数百万人口——从未成为分析的对象。现在它们都已属于历史，变成历史学家的研究题目。
我能肯定存在解构、节约和合理化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是人们决定不迁往郊区，从而节省空间、时间和能源，这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而是本着节约的精神。这种方式可能是人们决定使用公共交通，从而告别肆意挥霍堵车时所浪费掉的宝贵时间。这种方式可能是人们志愿去一所学校帮助土耳其或黎巴嫩青少年，或者去安宁病房和老人护理院做义工。我有一种印象，不仅对社会分裂为互相封闭的小圈子、平行社会和教条式的宗教社区的恐惧在增长，而且逃避这种两极分化和逃脱隔离的愿望和需求也在增加。
迄今为止我对城市生活的节日化一直持怀疑态度，这包括所有的城市马拉松，克里斯托弗大街纪念日[72]，文化狂欢节，各城区举办的不同国家的节庆活动，各类科学、博物馆和文化之夜。有时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似乎城市里只剩下娱乐一件事了。根据“面包与娱乐”[73]的座右铭，这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去支持的。但是，许多这类活动吸引了广大群众，他们喜欢这种聚会。这意味着：城市节日、爱的大游行、集体观看世界杯足球赛显然满足了人们社交的基本需要，公共场所的演出活动显然不仅仅是出于商业策略，而是也为了满足人们的交际、活动和从属于某一团体等基本需要。如果对公共空间的塑造——重建某个社区中心，恢复某个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市集，在首都的中心新建一座宫殿——这类重要话题引起许多市民的兴趣，这就说明了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具体的地点、城市、位置对公众和政治生活仍是不可或缺的，哪怕它们似乎暂时失去了这种功能。与某个地方的认同或通过这个地方进行的认同甚至意义更大，与一个地方的休戚与共往往比与一个国家的还要容易，也更持久，甚至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古老帝国就已经是如此了。每座城市都是某个共同体的主要历史叙事载体，它们不只是新来者定居下来的死的、被动的场所，而是新人想要融入其中的地方。地方和城市能给人们提供一种归属感，在全球化的时代它们完全没有失去这种功能，相反，全球化运动越彻底，与某个地方培养起一种关系就越重要。在一切都处在运动中时，这种关系给人提供了支持。在压力重重的时代，我难以想象目前在欧洲有什么有机体能比城市更适合进行调解工作。它们是通过谈判解决未来冲突的地方，它们是发展一种文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在这种文化中拆解不是失败，放慢速度也不是损失，而可以被当作收益。密集是城市居住的基本特征，它生成了繁复性，这一向令人着迷，却也让人很难忍受和承受。我们将会看到，欧洲城市是否会处理以及如何对待它们重新赢得的繁复性。
（2010年6月9日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所做的报告［社会研究所的系列报告之一］，首次发表于社会研究所新杂志《WestEnd》[74]，2011年8月，第1册，第3～20页）
[1] 此话源出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该人吹嘘自己曾经在罗陀斯岛上跳得很远很远，人们就对他说了这句话。此处的意思是，现在该是你一显身手的时候了。——译者注
[2] 均为柏林市行政区名称。——译者注
[3] 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阿波罗的祭司，因神蛇以舌为她洗耳或阿波罗的赐予而有预言能力，又因抗拒阿波罗，其预言往往不被人相信。——译者注
[4] Manifest zur Neugründung Europas von unten，initiiert von Ulrich Beck und Daniel Cohn-Bendit，Allianz-Stiftung 2012.
[5] Peace-Corps：根据1961年3月1日美国政府10924号行政命令成立的一家志愿服务组织，目前和平队在70多个国家有活动。——译者注
[6] 有关在巴库举行的欧洲歌唱大赛的详细报道见各德语大众传媒。
[7] 有关在波兰和乌克兰举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见：Konrad Schuller，“Euro-Volk”，und Reinhard Müller，“EU-Frust”，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vom 2.Juli 2012，S.8。
[8] 通常指德国和奥地利一些爱去托斯卡纳休假的左派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译者注
[9] 在军事术语中经常作为表示一次作战或行动发起的那天，也常用来指代D日计划，即诺曼底登陆。——译者注
[10] 电子音乐界的国际盛会，1989年由德国柏林数位DJ发起，每年吸引100万～150万人参加，2010年在杜伊斯堡发生踩踏事件后被宣布永久停止举办。——译者注
[11] 世界上最著名的系列性摇滚音乐节。——译者注
[12] Tobias Rapp，Lost and Sound：Berlin，Techno und der Easyjetset，Frankfurt/Main 2009.
[13] Jadwiga Staniszkis，Poland’s Self-Limiting Revolution，Princeton NJ 1984；Hans Magnus Enzensberger，“Helden des Rückzugs.Brouillon zu einer politischen Moral der Entmachtung”，in：Sinn und Form，1990/3.
[14] Eindringlich der Film von Minze Tummescheit “Jarmark Europa”，Deutschland 2004.
[15] 即波兰格但斯克，此为其德语旧称。——译者注
[16] Raymond Aron，Pl?doyer für das dekadente Europa，Berlin/Frankfurt 1977.
[17] Karl Schl?gel，“Die Ameisenh?ndler vom Bahnhof Zoo”，in：Die Welt vom 17.M?rz 2009.
[18] 东德著名建筑。——译者注
[19] Karl Schl?gel，“Ein Stück Stadtwüste lebt”，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vom 28.Februar 1989.
[20] Ursula Weber，Der Polenmarkt in Berlin.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kulturellen Kontakts im Prozess der politischen Transformation Mittel-und Osteuropas，Neuried 2002.
[21] Malgorzata Irek，Der Schmugglerzug Warschau-Berlin-W arschau，Berlin 1998.
[22] Karl Schl?gel，“Die west-?stliche Karawane.Der gro?e Stau bei Frankfurt/Oder”，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vom 25.Mai 1996.
[23] 此四座城市均在波兰。——译者注
[24] 德国首都柏林的一个著名区域，以高比例的移民和第二代移民而著称，具有繁荣的多元文化。——译者注
[25] 位于布达佩斯的著名旅馆。——译者注
[26] 因健康、信仰或是政治原因拒绝服兵役者，可在非营利性质的政府机构如康复中心或养老院进行的一种替代役。——译者注
[27] Richard Nikolaus Eijiro Graf Coudenhove-Kalergi（1894-1972），奥地利政治家、地缘政治学家、哲学家。他是欧洲一体化的倡导者，创建了国际泛欧联盟并担任其主席达49年。——译者注
[28] 关注新欧洲之文化与社会的一个欧洲项目于2011年9月15～25日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译者注
[29] 公元718～1492年，位于西欧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基督教各国逐渐战胜南部穆斯林摩尔人政权的运动。——译者注
[30] 15世纪被驱逐前那些祖籍为伊比利亚半岛、遵守西班牙裔犹太人生活习惯的犹太人，属犹太教正统派的一支，约占犹太人总数的20%。——译者注
[31] Ossip Emiljewitsch Mandelstam（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卓越的天才诗人，著有诗集《石头》、《悲伤》和散文集《时代的喧嚣》。——译者注
[32] 以每年一度为瓦格纳的音乐剧举办的拜罗伊特音乐节而闻名。——译者注
[33] 又译海参崴。——译者注
[34] 新近出版物：Katharina Kucher/Gregor Thum/S?ren Urbansky （Hg.），Stille Revolutionen.Die Neuformierung der Welt seit 1989，Frankfurt/Main 2013。
[35] 不同评估：Hans Magnus Enzensberger，Sanftes Monster Brüssel oder die Entmündigung Europas，Frankfurt/Main 2011；Robert Menasse，“Der europ?ische Landbote”.Die Wut der Bürger und der Friede Europas，Wien 2012。
[36] 捷克地名。——译者注
[37] Michail Borissowitsch Chodorkowski（1963-），俄罗斯企业家、政论作者和公众人物，1997～2004年任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2005年因欺诈和逃税被判刑八年，2010年年底又因被控洗钱和盗取石油被加判六年徒刑。莫斯科地方法院裁决，霍多尔科夫斯基获减刑，只需服刑至2014年。——译者注
[38] 据称“边界”一词首次出现于13世纪托尔恩市（Thorn）的一份契据中。
[39] 加来海峡（Pas de Calais）是法语对多佛尔海峡（Strait of Dover）的称呼。该海峡位于英吉利海峡的东部，介于英国和法国之间，是连接北海与大西洋的通道。——译者注
[40] 即尼曼河。——译者注
[41] 有关边界的文献现在已经汗牛充栋，参见Hastings Donnan/Thomas M.Wilson，Borders.Frontiers of Identity，Nation and State，Oxford/New York 2001，S.159-178。
[42] Vgl.das Kapitel zu “Jefferson’s Map” in：Karl Schl?gel，Im Raume lesen wir die Zeit.über Zivilisations-geschichte und Geopolitik，München 2003.
[43] Kresy本意为“边疆”，是指波兰东部历史边界附近的一片区域，该地区现属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译者注
[44] 这是教皇利奥十世1519年对克罗地亚人的赞誉，因为他们抵抗了奥斯曼帝国向欧洲的扩张。——译者注
[45] Vgl.die Pionierarbeiten von：Oskar Halecki，Europa.Grenzen und Gliederung seiner Geschichte，Darmstadt 1957；Kate Brown，A Biography of No Place.From Ethnic Borderlands to Soviet Heartland，Cambridge，Mass.2004；Alexander V.Prusin，The Lands Between.Conflict in the East European Borderlands，1870-1992，Oxford 2010.
[46] Hans Lemberg （Hg.）：Grenzen in Ostmitteleuropa im 19.und 20.Jahrhundert.Aktuelle Forschungsprobleme，Marburg 2000.
[47] Mechthild R?ssler/Sabine Schleiermacher （Hg.），Der “Generalplan Ost”.Hauptlini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Planungs-und Vernichtungspolitik，Berlin 1993；Ulrike Jureit，Das Ordnen von R?umen.Territorium und Lebensraum im 19.und 20.Jahrhundert，Hamburg 2012.
[48] Vgl.den Abschnitt “Kartenlesen” in：Karl Schl?gel，Im Raume lesen wir die Zeit，München 2003；über “Kartenkriege” vgl.Guntram Herb，Under the Map of Germany：Nationalism and Propaganda 1918-1945，London 1997.
[49]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有：Georg Simmel，“Soziologie des Raumes”，in：Schriften zur Soziologie，Frankfurt/Main 1983，S.221-242；Friedrich Ratzel，Anthropogeographie，Stuttgart 1899。
[50] Alexander Kulischer，Kriegs-und Wanderungszüge.Welt-geschichte als V?lkerbewegung，Berlin/Leipzig 1932.
[51]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1996.
[52]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美国历史学家，1893年在芝加哥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宣读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成为“边疆理论”创始人。——译者注
[53]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1996，S.3，4.
[54]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首府。——译者注
[55] 此为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塔林的德文名称。——译者注
[56] 格鲁吉亚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首府。——译者注
[57] Walter Siebel （Hg.），Die europ?ische Stadt，Frankfurt/Main 2004；Martina L?w，Soziologie der St?dte，Frankfurt/Main 2008.
[58] 此处参见我有关中欧与东欧城市的随笔：Das Wunder von Nishnij oder die Rückkehr der St?dte，Frankfurt/Main 1991；Promenade in Jalta und andere St?dtebilder，München/Wien 2001；Marjampole oder Europas Wiederkehr aus dem Geist der St?dte，München/Wien 2005。
[59] Lew Wladimirowitsch Rudnew（1885-1956），苏联著名建筑师。——译者注
[60] 即华沙十周年纪念体育场。——译者注
[61] Joanna Warsza （Hg.），Stadium X.A Place That Never Was，Warszawa/Kraków 2009.
[62] Architecture au-delà du Mur.Berlin-Varsovie-Moscou.Sous la direction de Ewa Bérard et Corinne Jaquand.Préface de Krzysztof Pomian，Paris 2009；Arnold Bartetzky/Marina Dmitrieva/Alfrun Kliems （Hg.），Imaginationen des Urbanen.Konzeption，Reflexion und Fiktion von Stadt in Mittel-und Osteuropa，Berlin 2009.
[63] Norman Robert Foster（1935-），英国著名建筑师。——译者注
[64] Rem Koolhaas（1944-），荷兰著名建筑师。——译者注
[65] Zurab Konstantines dze Tsereteli（1934-），格鲁吉亚-俄罗斯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译者注
[66] Vgl.Bart Goldhoorn/Philipp Meuser，Capitalist Realism.New Architecture in Russia，Berlin 2007.
[67] 莫斯科市城西边缘部的著名别墅区。——译者注
[68] “从废墟中崛起”（Auferstanden aus Ruinen）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歌的标题与第一句歌词。——译者注
[69] David L.Hoffmann，Peasant Metropolis.Social Identities in Moscow，1929-1941，Ithaca/London 1994.
[70] 哈茨（Harz）是德国大众公司的前副总裁，因其协调劳资矛盾的出色能力而受到施罗德政府委托，于2002年草拟了一系列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改革方案。该方案共有四个部分，其中重点对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进行改革的部分为“哈茨Ⅳ法案”，法案于2005年1月开始实行，其核心是在失业福利中加入更多的刺激因素，让人们尽快重新就业。法案规定，如果失业时间超过一年，那必须领取二类失业金，补助金额大为减少。——译者注
[71] Dieter Hoffmann-Axthelm，Die dritte Stadt.Bausteine eines neuen Gründungsvertrages，Frankfurt/Main 1993.
[72] 又译克里斯托弗大街游行日，是在多个欧洲城市举行的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群体的年度庆典和游行活动，旨在反对对LGBT群体的歧视和孤立。——译者注
[73] 罗马作家尤维纳利斯（Juvenal）断言，罗马人为了“面包和娱乐”（Panem et circenses）将其主权拱手送给了皇帝和他的官吏。——译者注
[74] 此处WestEnd主要是地理概念，一般指某一城市西区终止的地方，伦敦、慕尼黑和法兰克福均有此地名。据说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就在西区，但此处也有文字游戏的成分在内，它引起人们的联想：“西方穷途末路了吗？”有人将刊名直接译为《西方的终结》则欠妥，幽默感并不丰富的德国人不会以此用意来命名刊物。——译者注
德国的D大调发声练习[1]
人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1989年不过就是个日期而已。我们这些当年亲历了那场变革的人——作为活跃分子或旁观者——自然而然熟悉的人和事，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亲身经历的人与事。那是一段生活、一个周期结束了的珍贵的瞬间，值得永远怀念；但那个瞬间与其他人毫不相干，它仅仅是另一个舞台和另一场演出的默默无声的前提条件，现在在那儿登场的是完全不同的演员。为了放眼别的东西，人们必须告别老照片。只有随机应变才是可取的，而不是生搬硬套历史上的类似情况。若想变得或保持脚踏实地，最好能适度遗忘一些事情，对太熟悉者亦要保持一定距离。1989年已成过去，一个历史性的日期，一种回忆。谁若太长时间地凝视着这个日期，就会对现在视而不见。人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答案是学不到什么或能学到的不多。成功更多地取决于进行抉择的历史关键时刻，这种时刻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它出现或者不出现。
正当人们想要告别过去，因为新时代吸引了我们的全部注意力、才智和精力时，人们有必要再次回顾那蜿蜒、曲折和费力的发展过程，它最后以战后时代的结束而告终。即使战后出生的那代人仍旧完全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中，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也获悉了德国的罪行。为此人们应该找到怎样一种语言？在一个长期被两种敌对势力分割的国家，怎么可能找到脱离冷战语言规则的自己的语言？在首先必须讲清德国人给其他民族带来的损失时，又怎么去诉说德国人自己的损失？也许那些看不见的后果、那些长期的后果恰恰是最持久的。看来我们的发声练习还远远没有结束，顶多是换了音调，也许是从D大调改到E大调。
我们需要一座德国统一纪念碑吗？
柏林到处是想要探索这座城市的人。他们徒步走在路上，埋头研究着地图和旅游指南。他们骑着自行车在这座广阔的城市穿街走巷。他们从轻轨和高架火车的窗户向下仔细观察着这座城市。要想弄清楚柏林墙曾经的走向已经不容易了。每个人都尽量多跑多看。既有走马观花式的节目安排，也有比较深入细致的观光游，每个人也可以自由行的方式在城里逛。这座城仍旧大得看不过来，周边还有荒地，也有未被轻轨网覆盖的地方。柏林不仅天高，而且地也热。尽管当年有弹孔的房子现在已经消失，可无论走到哪儿，脚下的土都是焦土。新轻轨车站翻新得让人以为它们从未受到过损害，用的是上了釉的砖或是浮雕装饰。参观计划也分不同层次，初来乍到者也许可以去看勃兰登堡门、德国国会大厦、波茨坦广场、菩提树下大街、选帝侯大街和哈克市场；已经比较熟悉这座城市的人也许该去萨维尼广场、博物馆岛、克罗伊茨贝格和犹太博物馆；而那些每次来都想有新经历的人也许可以去看奥伯舍恩魏德（Obersch?neweide）区的工业建筑、白湖（Wei?ensee）区的犹太人墓地、20世纪20年代的居民点和位于霍恩施豪森（Hohensch?nhausen）区的斯塔西总部。十多年前看上去还相当清静的城市现在熙熙攘攘。人群中既有前来观看杯赛决赛的球迷，也有热衷于黑色旅游[2]的人；有专门去画廊对新展出的画作进行品评的行家们，还有瑞安航空公司的飞机一降落就成群结队赶往各类俱乐部的旅客。
不久的将来柏林的游客又会有一个新的游览目标了：民族自由与统一的纪念碑，它是德国重新统一的象征，好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一时刻。这座将建于原宫殿广场的纪念碑叫作“公民在行动”，它是一座“社会雕塑”[3]，市民们可以走上去并让它动起来。这个装置明显受到了竞标各方的一致批评，它非常贴切地被先后称作“统一之沙拉盆”、“德国跷跷板”或“诺伊曼[4]秋千”。一座纪念碑远在老百姓真正开口揶揄它之前就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但只要它不被官方否定或遭遇不可抗的天灾，它肯定会被建造，而且还会成为大事件。
柏林并非唯一想把历史性时刻体现在城市景观中的城市。在中欧和东欧，城市到处都成为清算旧状态的实施现场。这首先意味着：推倒纪念碑，更改街道和广场的名称，变换颜色，象征性地重新编码，然后超越老状态。这一过程往往是秋风扫落叶，事实是：革命不创造、不建设，后者是建设时期的任务。清除比较容易。所以在整个东欧各国首都均出现了石雕和雕塑堆放地，那里成为摆放被拆卸的领袖像和标志的最终场所。有些城市创建了有室内装置的博物馆和纪念场地，如果做得好，那里会散发出旧时代的味道或再现审讯室的氛围。昨日英雄雕像被推倒的地方往往竖起了从前英雄的雕像。很多地方还发掘出更为久远的朝代，以便帮助恢复受到伤害的民族意识，这类过去的场景有些根本没有存在过。柏林经历过部分这种历史的旋涡，这其实就是它让每一位旅客感到着迷和惊愕的地方，许多游客自己的城市——他们在那儿过了一辈子——已经失去了这种魅力。柏林的变化仍旧一目了然。一切都被重新分了类，经历了重新组合：重要的和不那么重要的；昨日不再有趣的故事和属于未来的人们从未听说过的故事。令人欣慰的是，这座城市已经克服了柏林墙带来的苦难，它留下的丑陋痕迹——诸如荒芜的街道、废弃的桥梁和曾被封死的地铁隧道——亦已消失。让人高兴的是，这座城市的脉搏不再由东西边界来确定，而是由一座作为有机整体的大型城市的迫切需要来决定。幸好漫长的战后时期在柏林留下的荒地和通道现在得到了建设，城市的结构得到了恢复。认为荒地必须永远保留，以便随时能忆起这块“开放性伤口”的想法是幼稚的；觉悟不是靠荒地保持，而是由公民的回忆和知识维持。图片、牌匾和纪念碑在诉说：事情发生在这里，是这样发生的。柏林很多重要地点都见证了分裂和统一：在恐怖地形图户外博物馆[5]留下的柏林墙残迹，东边画廊[6]，贝尔瑙尔（Bernauer）大街[7]，当然还有查理检查站，这个边境检查站所能勾起的回忆是最生动的（人民警察跳过当时还很低的铁丝网）。但和历史事件联系最紧密的地方首推勃兰登堡门。
在柏林到处可以看到分裂的遗迹和消除这种遗迹的努力，这其实不需要表演和模拟，更无必要在一个与分裂和统一经验鲜有关系的地方进行，如原宫殿广场。为了让困难与进步历历在目，“在行动的公民”不需要“德国跷跷板”。反正他们穿行于萨维尼广场和亚历山大广场、威默尔斯多夫和普伦茨劳贝格、泰格尔和舍内菲尔德之间，对各种事情进行着干预。轻轨是穿过城市的往返运输工具（常出故障），城里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正常进行。公民在行动时并非想演戏或是尝试什么，他们不想荡秋千，不想模拟什么，而是想被认真对待。城市所演示的东西要比富有想象力的舞台所能提供的节目更令人着迷。
柏林不需要策划自己。奇怪的是：这座城市对那些特殊的地点，也许还有这些历史发生地所带来的责任十分缺乏思考并且态度轻率。他们把很大一部分想象力都用在发明一些空间和场所上，这些空间和场所与不该忘记的历史毫不相干。后出生者根据自己的口味设计场所和空间，那些发生过真实事件的地点遭到忽视或被边缘化。人们修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屠杀纪念石碑，却不愿让游客去探访万湖会议会址——位于大万湖畔（Am Grossen Wannsee）56～58号的一幢别墅，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决定正是在这里被做出的。这不啻是在低估当地人和外来游客，他们深知发生历史事件的真实地点与模拟的完全两样。当他们走进7月20日反抗希特勒的起义者遭枪杀的本德勒（Bendler）大楼的院子时，他们感受到了这一点。当他们沿着格鲁内瓦尔德轻轨车站的铁轨——柏林的犹太人就是从这儿被送往毒气室的——漫步时，他们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当他们在自己住房前的人行道上读到这里从前的犹太居民都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时，他们清楚地感受了里加的犹太人区、特莱辛施塔特集中营和明斯克。这是一个相当不显眼的方式，发生过滔天罪行的地方就这样被掩藏和定格在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中，就像维滕贝格广场——这里是通往卡迪威商场的必经之路，喧嚣的人流络绎不绝——的路标上所书：我们绝不能忘记发生恐怖事件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