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园附近作为公共寓所的苏联。美国历史学家尤里·斯莱兹肯（Yuri Slezkine）的出色小品文之标题“作为一个公共寓所的苏联”——这是一篇探讨苏联国体结构复杂性的文章——令人惊讶地亦贴切适用于慕尼黑英国公园伊萨河畔的楼群，那里五十多年来一直是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慕尼黑总部所在地。[25]20世纪80年代，当团结工会威胁到波兰的共产党政权时，那里曾出现过炸弹袭击案，此外那里安静得就像英国公园所能呈现的那样。那是一排简单粉刷成白色的楼群，属于20世纪60年代经典现代建筑的变种，四周有围墙和阻拦车辆的栅栏，后来增加了严格的安检措施。办公室设施简约，看上去有些斯巴达式：那里有美国办公室常见的金属柜和可移动书架，走廊的软地毡总是一尘不染。那里大概是慕尼黑最国际化的地方，甚至在德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是如此。人们可以想象一下午休时咖啡厅的场面，在那里能听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的所有语言，此外还有电台在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时播音所涵盖的那些国家的语言。俄罗斯语，立陶宛语，爱沙尼亚语，白俄罗斯语，乌克兰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中亚的各种语言和方言，多种高加索语言。咖啡厅的玻璃柜里各种颜色的美国果冻色彩缤纷，服务、速度和礼节都是一种巴伐利亚-美国式的混合风格。英国公园附近隔墙后面的楼群隐藏着一个微型苏联，它受美国国会资助，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元文化的综合体，里面有极为出色的研究苏联与东欧问题的专家和行家。他们在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属于不受欢迎的人，所以只能被迫远距离对播音接收国的局势做出分析。他们常常住在慕尼黑郊区的门控社区，互相来往，却完全孤立于周围的巴伐利亚环境。广播电台拥有出色的调研部门、一流的文档资料和有天赋的档案管理员。“地下出版物档案”和其他许多藏品多年来在这里得到收集。1989年后，这些藏品构成布达佩斯和布拉格新成立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的核心档案资料。伦敦BBC广播公司和华盛顿的美国之音的情况类似。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德国或苏联侨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生存状况的研究报告，包括关于他们创办的报纸和出版社的情况。无论是慕尼黑、伦敦还是华盛顿的“广播城”历史都是冷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它们不仅仅是研究政治、火箭和宣传。
古斯塔夫·韦特尔（Gustav Wetter）[26]的《辩证唯物论》（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启蒙读物。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特别是柏林墙建成之后，每个学生都得去柏林参观。这确实是对一座前线城市的访问，随处可见废墟、被战争炸毁的建筑物和街道，在西德这类建筑物和街道早就被修缮好了。学校班级被高强度地带领着参观了很多地方，听了很多讲述，但真正留下印象的是这座城市的巨大、残缺和尚未复苏，其宏大规模在德国其他地方已经见不到了。若我没记错的话，介绍资料的一部分来自报纸报道，如东欧情报部门的绑架活动，但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述。我最早认真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一个为期两周的研讨会上，那是1966年我们毕业班组织去苏联旅游之前安排的活动，目的是对我们进行深入和系统的启蒙。研讨会的负责人是一位耶稣会神父——法尔克（Falk）教授，基本学习资料是耶稣会教士古斯塔夫·韦特尔——他是当时最精通“苏联的意识形态”的人——撰写的两卷本有关历史和辩证唯物论的著作。令人惊讶的是，在一所由本笃会僧侣管理的巴伐利亚寄宿学校，可以选修俄语课，当时举办这种研讨会不是为了揭露或反驳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去介绍它和理解它。但那次研讨会也涉及政治、农业集体化、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地位等话题。冷战时期分裂的世界居然有巴伐利亚州修道院管理的那些可以学习俄语的学校，这意味着：世界并不像那些只会遵循体系思维定式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密封和系统。
给赫鲁晓夫写信。我记不清这是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Jewgeni Jewtuschenko）来德国之前还是之后的事了，这位年轻的苏联诗人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激昂地在开放式舞台上朗诵了他的诗《斯大林的回归》（Stalins Rückkehr）和《巴比雅尔》（Babij Jar），引起很大轰动。总之，我写了一封信给尼基塔·赫鲁晓夫，告诉他我对俄语和俄罗斯文学感兴趣，问他从哪里能弄到俄文书籍。大约三四个月之后，我收到一大摞书，捆绑得很整齐，外面用粗糙的棕色牛皮纸包着，这种牛皮纸在西方早就找不到了。后来我才知道，只有在苏联邮局才能大量发送捆得这么结实的书籍。按我今天的理解，包裹的内容相当好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初的精神状况：其中包括一本厚厚的小说，作者是斯大林主义分子弗谢沃洛德·柯切托夫（Wsewolod Kotschetow），还有一本包装精美的出版物《诗歌日》（Tag der Poesie），其艺术设计继承了20世纪20年代俄国构成主义传统。20世纪60年代，斯大林时代的气氛还没有消失，人们已经在尝试再次弘扬早期前卫艺术的不安分精神。
格林德根斯（Gründgens）[27]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合影。我不知道这张照片是谁照的，但仅凭该照片这位摄影师就可以在伟大艺术家的画廊中占据一席之地。我第一次发现它是在帕斯捷尔纳克的传记中，传记是20世纪50年代在莫斯科当记者的年轻人格尔德·鲁格（Gerd Ruge）写的。照片拍摄了这位演员和这位诗人，他们当时面对面站在莫斯科剧院舞台的背后，格林德根斯刚刚与汉堡剧院的剧团一起演出完《浮士德》。离德国人把可怕的战争打到俄国失败后不足二十年，德国戏剧中出类拔萃的《浮士德》就用德语在莫斯科上演。格林德根斯还没有卸去梅菲斯托的脸妆，脸上涂着大片白色，有着充满个性的下巴和突出的鼻子，他的对面站着帕斯捷尔纳克，后者在1910～1912年曾是马尔堡大学的学生，也是《浮士德》一书的译者，他的面部轮廓让人联想到一匹血统高贵的马的头骨——下巴前倾，嘴的线条分明，令人难以置信的鼻子和给人印象深刻的额头浑然一体。人们似乎能看到获得诺贝尔奖后的帕斯捷尔纳克不得不忍受的痛苦。该照片让艺术家相遇的瞬间得以永恒保存，20世纪虽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但艺术家最终仍旧是艺术家。帕斯捷尔纳克和格林德根斯在舞台后面，四目相视，对我而言这完全是难能可贵的严肃和幸福的瞬间，尽管战争烧毁了曾经把俄国和德国联系在一起的一切。
停滞的时间。只要在弗里德里希大街或东火车站——也叫西里西亚火车站——登上火车，人就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区，哪怕直到苏联边境的布列斯特都属于中欧时间（MEZ）区。人们脱离了习惯了的快节奏，那个与必须和能够跟上时代步伐有关的速度的专制不翼而飞了。人们进入了放松和减速的区域，完全没有理由浪漫化这种区域，但有必要确证这一点，因为若不这样人就只能谈论胁迫、恐惧等消极特征。在后来的年代，在末日、社会主义的停滞期、“勃列日涅夫”衰败期，人们能切身体会到一种沉重和疼痛。但是，时间的独裁消失后也有让人觉得愉快的事。时间充裕，人们想去拜访的朋友总有时间，总是在家。如果人不胡作的话，生活没有大的意外，简单而清晰。一切都被事先安排好了，对职业和技能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尽管实际上这可能只是一种虚构，然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反正也无所谓需求。人们不必为未来的工作岗位担忧。人们很早结婚，很快就有了孩子，也许孩子的父母还在上大学。尽管有种种限制和约束，生活氛围还是安稳的。从西方来的人一直受到关注，来自外面的人有很多可以讲述的，人们不用过分努力就肯定会得到众星捧月般的待遇。因此人们坐在著名的“莫斯科厨房”里，被形形色色的人围绕着：物理学家的真实身份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则在业余时间编辑诗集。在莫斯科并不宽敞的公寓中人们仿佛置身于篝火旁，友谊和信任构成了一个安全的世界。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人们对此就看得更加清楚。过去毫无疑问会相聚的朋友如今都在路上，他们在博洛尼亚和巴黎参加会议，他们得挣钱，他们挣的钱足以去周游世界。人们不用讲述什么，现在他们自己去四处观看。大边界消失后陌生人的重要性大为减弱。开放后时间的统治权也不期而至。历史似乎被解放了，各种事件层出不穷，有时人们都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激动人心的时代意味着人要重新整合整个神经系统，要开阔自己的生活眼界。冷战时期东欧的封闭社会存活在同质时代，这一点在其今天已经分崩离析后才显得更加明晰。离开对时间的不同感受和不同时期的政权，冷战史就是无底深渊（在此人们常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即不去思索时间本身的历史工作是相当浅显的）。
在空间中消失，自由。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对年青一代来说这些已经是毫无意义的史前符号了——肯定是一种强制性关系，它是靠警卫、封锁、墙壁、铁丝网和铁幕维系的，再往东铁幕甚至像人们常说的变成了竹幕[28]。但若想毫无缝隙地进行统治与控制，这个帝国还是太大了。东欧集团有着明确和不可逾越的边界，但在其中领土最辽阔的国家苏联境内是没有边界的：从俄罗斯去格鲁吉亚或乌兹别克斯坦，从列宁格勒去塔林或里加，其间是没有边界的。在某一封闭集团的内部没有边界，这对小国林立的欧洲的一些国家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在强制性关系内部有着大量盲点和巨大黑洞，人们可以在这些地方消失，藏匿起来，那里有逃生走廊和无界空间。人们知道这些。[29]那些被囚禁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某国的公民对窘境感受最深，他们也特别爱出门，去一切可以去的地方：富有接待游客经验的捷克斯洛伐克，巴拉顿湖（Plattensee）和黑海沿岸，贝斯基德山（Beskiden）或上塔特拉山（Hohe Tatra）。我曾在最人迹罕至的地方遇到过来自东德的大学生：在高加索格鲁吉亚的军事公路上，在开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火车上和在列宁格勒附近的乡间小屋中。他们露宿在克里米亚的悬崖上，或是参加地质学家在帕米尔山脉或阿尔泰的探险。再后来，当帝国已经开始分崩离析时，我与一群波兰人——中年男子——坐火车离开莫斯科。他们刚在乌兰巴托旅游多日后回来，在那儿他们收集了许多半成品宝石，准备回到家后去卖（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波兰危机开始时）。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老江湖，去过很多地方。几年前他们曾前往朝鲜和太平洋沿岸进行过类似旅游。人可以从能发现一切的雷达屏幕上消失，这是我的最初经验之一。搭车，野外露营，坐火车不买票——无处不在的禁锢和物资匮乏令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自己上路去远方。认为所有行动都是有组织的和受到控制的想法是相当幼稚的，这是事后的计划崇拜的表现。当然存在国家组织的旅游和工会的度假别墅，但更多的人是自己出门去玩的。东半球的休假期也是一个特殊时期：人们往往摆脱了控制，是尝试、散漫、放纵和无度的日子。安东尼奥尼在《扎布里斯基角》（Zabriskie Point）一片中所拍摄的画面——加利福尼亚州沙漠中的肆意狂欢作乐——与20世纪60年代索契夜晚海滩的场景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中央电报局。手机被发明前的时代。即使在西方，要想象手机被发明之前的通信状况也绝非易事。那么在东边，具体到苏联的情况就更是难上加难了。20世纪80年代初，大学生想打国际长途电话就得去位于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的中央电报局。在那儿先得进入想打长途电话者的长蛇阵，在莫斯科这种大城市想打这类电话的人可就太多了。终于排到后得填表，写上自己想拨打的电话号码和通话对象的姓名，然而再回去等，直到自己的名字被叫到，等待时间可达2～4个小时。话费要事先支付，只要钱一用完，通话不经事先警告就被掐断。这个过程既辛苦，又费神，根本不利于沟通。最好在逗留莫斯科较长时间时能习惯中断与国外的联系。不言而喻的是：所有拥有电话的外国人都必须预计到自己的电话会被监听。跨境交流方面的官僚主义升级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我记得自己往德国邮寄所购买书籍的过程：列宁图书馆专门有一个部门负责此事，负责人是个非常和蔼可亲且知识渊博的图书管理员，她干这个肯定是大材小用了。并非所有在这个国家购买的书籍都可以寄往国外。十年以前出版的书籍需经特别批准才可以寄，1945年以前的书籍被视为珍贵古旧书籍，是绝对禁止输出的。要是我没记错，对想寄出的书籍要提供一式六份的列表，需要填写的项目有：作者，标题，出版地，出版年，出版社，页码，印数和价格。由于在一年之中购买的书籍太多了，为了完成这一表格我在国际邮局走廊那儿坐了一整天，而且对这些书让不让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这些书后来在国际邮局当着主管人员的面被打包。只有人到了国外，书也到了——情况可并非总是如此——这才算完事。
四通八达的大帝国。这里只有一家航空公司——俄罗斯航空公司，但这家公司的飞机飞往各地，这些地方或者彼此毫无关系，或者联系甚少。从莫斯科乘飞机四小时可到达到处是棕榈树的苏呼米（Sochumi），呼吸到巴库上空的石油味，或走进格鲁吉亚姆茨赫塔（Mzcheta）的昏暗教堂。瓜果梨桃来自本国，石油、天然气和钻石也产自本国。机场航班指示牌上显示的目的地或是航线中所标示的城市涵盖欧亚大陆的所有区域，各机场的运作模式都是一样的：拥挤的长蛇阵、货币、价格和窗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友好服务。哪怕各地区的景观再不同，苏联那一套在哪儿都一样。选择在什么地方建市的规划是中央规划机构做出的，然而看上去如此同质的区域其实是迥然不同和四分五裂的——在语言、审美和气氛方面。在塔林有个卧城[30]，初看上去与莫斯科或卡马河畔切尔尼（Nabereschnyje Tschelny）的卧城毫无二致，但塔林有哥特式教堂、市政厅和市场，这些地方800年来几乎一直没有变化，在塔林人们仿佛置身于哥特式的中世纪欧洲。莫斯科和塔林之间有多条“哥特分界线”。在亚美尼亚能看到苏联现代建筑，也能参观被发掘出的乌拉尔图废墟，这一有数千年历史的王国的文化受到两河流域的影响。所以，苏联公民可以生活在一个国家，却是不同的世界。该国如此之大，以致人们可以忘掉大边境。在整个欧亚大陆行走，人们甚至不需要护照。
东德书店。西德游客在东欧旅行都出手大方，他们有天赐的西德马克优势。在布达佩斯他们出入的饭店是在家乡慕尼黑或科隆不敢光顾的。手中有西德马克，他们就住得起豪华宾馆，让成群结队的服务员来服侍自己，并请乐队来演奏吉卜赛乐曲。我想大多数人对这种变化是会感到尴尬的。本就不富的大学生们一般试着用外汇差价来买书。在整个东欧地区书籍都要比西方便宜许多，因此几乎每个西德大学生在旅途的最后都会去书店：布拉格护城河街的书店，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友谊书店，或是基辅克雷斯查提克大街的书店。在这些共和国的首都也都有东德书店，那里可以买到“蓝封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8年后这套书很抢手；此外还有装帧漂亮的红封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如普列汉诺夫，有的人甚至会买三卷本的列宁选集。当然也有其他在西德和西柏林搞不到或很难搞到的书：东德最好的出版商推出的全部古典和现代作品，这些书的装潢艺术非常棒，还有精美的艺术画册。我记得德累斯顿艺术出版社出过介绍20世纪20年代苏联建筑的书，是马戈梅多夫（Chan-Magomedow）的伟大作品；还有拉丽莎·沙多瓦（Larissa Shadowas）研究马列维奇（Malewitsch）的著作。在我的记忆中，东德书店总是顾客盈门、你来我往，所以书籍——同时也意味着思想——的交换从来没有间断过，书籍文化的传递和传播从未中止过。例如彼得斯（Edition Peters）和莱比锡的Breitkopf & H?rtel音乐出版社都出版过巴赫、舒伯特和莫扎特的乐谱，这在西方几乎都是无价之宝。这类书店还有另一种意义：人们领悟到，在第比利斯（Tiflis）、基辅或里加存在德国文化，无论是世界的分裂还是冷战都无法削弱它，而所谓的德国式争吵（querelles allemandes）[31]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居然毫不起眼。
东方快车，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不通向东方，而是通向东南方，通向巴尔干地区，从慕尼黑经菲拉赫（Villach）和克拉根福（Klagenfurt）、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和贝尔格莱德、斯科普里（Skopje）前往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和伊斯坦布尔。年复一年，每当科隆的福特公司开始放假或是巴登-符腾堡州的学校假期开始，都会有一眼望不到头的轿车队伍开上高速公路。其中有土耳其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堪称现代版民族大迁徙。若干年前这种迁徙的主要媒介还是火车，特别是东方快车，它完全没有传说中豪华列车的异国情调。疲倦的人拿着沉重的箱子，渴望着回家乡度假，他们几乎全部是男人，穿着看上去不合身的西服。在每一个大火车站都会上来新乘客，每节车厢里都有凑在一起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他们大多乘快车去里耶卡［Rijeka］）、波斯尼亚人、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希腊人。火车停车的时候，人们冲出去买新鲜的水、水果和一些吃的。后来更常见的是全家人开车走在高速公路上，车顶上都装满了东西。成千上万人都堵在高速公路上，因车祸而丧生的估计也得有好几百人。这就是一条苦难之路[32]，它把西方与巴尔干以及东南欧连接起来，但它主要经过那些人们除此之外不会前往的国家：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是另一种东方，它其实并不属于那里，谁有一本普通护照都可以入境，在边境可以迅速而简单地获得签证。南斯拉夫有西方的汽车，在报亭能买到西方画报，还有现代化的服务业。当年在非黑即红的欧洲，南斯拉夫就构成一种例外。现在人们几乎忘了，在东西对峙的时代就曾有过这种可以体验的有趣现实——第三方。战后的南斯拉夫若是能恢复前往那里的高速公路，能把老东方快车改造成高铁，则会比就扩展后的欧洲所展开的许多辩论有用得多。
1968年的布拉格。被窃的年华。我未能亲身经历华约部队入侵这座城市。我的签证在两天前——8月21日过期了，我必须离开这个国家。但要发生什么事已显而易见。人们每天都坐在电视机前，电视报道了军事演习中军队调动的情况，也引用了西方情报部门的分析。但几周前出现了酷似20年后冷战真正结束时的场面，后来的改革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可其间相隔了20年，那是整整一代人的年华。看到很多人在电台、电视上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打破套话，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新鲜的词语、大胆的思想和长期遭到禁止的东西都能在报纸上读到，被迫销声匿迹的人又重返公共空间和众人的记忆，那是一种梦幻般、振奋一切的状态。城市中遍布外国游客，布拉格再次成为欧洲中部的大都市。甚至瓦茨拉夫广场树木上的树叶都知道，不同寻常的事就要发生了：它们跟着震颤，人们都能听到它们振动发出的声音。布拉格又开始放射光芒了。在这个8月的夜晚我正走过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边境，走在从布德维斯通往林茨（Linz）的路上。当时正值午夜，签证马上就要过期。边境卫兵提起我那装满书的沉重箱子，我们握手告别。奥地利这边已然看不见任何灯光，但我在一家旅店还是找到了一间过夜的小屋。
（2008年11月9日在法勒斯莱本城堡所做同名报告的轻微删节版，首次发表于《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协会通讯》，2009年6月，第56年集，第83号，第4～25页）
德国国歌那些事
“多美好的一个星期天啊！”人们想如同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当选联邦德国总统后那样大喊一声，即便今天这个周日刚巧是6月17日[33]，这个日子曾经是民族的纪念节日，两德统一后它很快，可以说是仓促地被取消了，另一个节日代替了它。也许这是个巧合，“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34]具有时代批判精神之作品奖”今年选在6月17日颁奖，因为我了解组织颁奖工作的基金会是非常谨慎和小心翼翼的，所以我更愿相信，这一安排并非仅仅是时间表上的巧合。1953年6月17日在东柏林和东德其他城市爆发的工人起义和德国国歌那些人人耳熟能详的段落——“统一、正义和自由，为了德意志祖国！”——之间的关系，可不是瞎编和臆想的。
这类荣誉的一个义不容辞的美好责任就是：那些没想到自己能获此殊荣的人，这回有理由去更深入地了解为此奖冠名者的“生平和著作”。这意味着暂时离开自己所熟悉的领域，也就是自己平常所研究的学科，进入一个不了解或不太了解的范围。我是研究东欧历史的，不是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不是文学史家，当然更不是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专家。当然，在准备今天的发言时，我查看了此前获奖者的演讲。令我感到惊讶的是，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的生活是那么五彩缤纷，他曾涉足过太多领域，以至于每个在我之前的获奖者发言的侧重点都不同，都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迄今几乎未被注意到的不同的他。每个人对他内涵丰富的作品都有不同的理解。如此一来，颁奖词和答谢词几乎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每个人都做了新的尝试：有的围绕这一人物发挥，有的仰望这座纪念碑并试图得出自己的结论。人们对他的阅读方式各有不同：仔细拜读、持批评精神、尖刻讥讽、大加赞赏。鉴于其自相矛盾，有时甚至是癖性特殊的性格，人们也常感到困惑，其性格经常被形容为“难以相处”，与他打交道确实并非易事。
因此我第一次更加详细地研究这位不安分者的生平。我自然没有因此而成为法勒斯莱本专家，即使今后我也会把这个头衔留给别人。但我有了一个发现：在我知道有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其人和他是何许人之前，我对他其实就不陌生，因为我和许多人一样是唱着他的歌长大的：《所有的鸟儿都来了》（Alle V?gel sind schon da），《森林里传出布谷鸟的叫声》（Kuckuck Kuckuck ruft’s aus dem Wald），《小蜜蜂，嗡嗡嗡》（Summ，summ，summ），《森林里的小矮人》（Ein M?nnlein steht im Walde），《别了，冬天！》（Winter，ade！）和《圣诞老人明天到》（Morgen kommt der Weihnachtsmann）。在我知道《德意志之歌》（Das Lied der Deutschen）的作者前，我早就会唱德国国歌了。
即使是老生常谈，但它仍旧是事实：很少有歌曲会像《德意志之歌》这样被如此不同的人在各种不同场合唱起，无论是在国家欢迎仪式上或其他权力仪式上，还是在更轻松愉快的场合，比如国家足球队获胜后在某体育场。如果允许我这么说的话，我们是其歌曲的歌手，即使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一点。哪怕我们犹豫是否该跟着唱，他的歌也回响在我们耳边。我们犹豫着不张嘴，是因为我们相信有好的理由这么做，即使仅仅由于背不出被删减得只剩下第三段的国歌歌词。[35]
这首歌的历史及其接受史被充分研究过。露特·克吕格（Ruth Klüger）称它为“我们民族认同的重写本”。它于1841年8月诞生在当时属于英格兰的赫尔戈兰岛（Helgoland），几经辗转，却仍旧以本来面貌传到我们这里。在经历了三月革命、1848年革命和德意志帝国创建的各个时期后，它于1922年在魏玛共和国被当时的总统艾伯特（Ebert）定为国歌。在希特勒纳粹统治时期，第一段国歌唱完后马上接着唱霍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之歌[36]。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分裂和再次统一，这首国歌一直常唱不衰，正如埃伯哈德·罗泽（Eberhard Rohse）所述，人们借同一首歌表达着不同的情愫：抒发对爱国与民主的向往，当作表白或反对歌曲来唱，作为民族主义士兵之歌，甚至是作为帝国主义沙文主义的战斗歌曲。魏玛共和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或民主的联邦德国都将其作为国歌。“德国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用相同的歌词唱着一首不同的歌。”赫尔曼·库尔茨克（Hermann Kurzke）如是说。这么说来，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各不相同的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形象：难道他是个哈哈镜，折射出完全不同、互不相容的希望和表演？难道他在如此长寿的一生中（1798-1874）恰逢如此动荡的百年——它开始于令人震惊的法国大革命并将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始灾难”——会让人格外惊奇吗？在这个人的一生中，在他那一代人的一生中所有现存关系都被颠覆和推翻。他们见证了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几乎悄无声息的消亡、革命法国的帝国扩张、普鲁士和整个欧洲旧世界的崩溃；他们同时也看到了反对王侯权力和外来统治的世界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大规模巷战和谍战、国际市场的力量、工业化的前进步伐和交通工具的革命——哪怕是再偏远的省份都被卷入其中。他们目睹了一个诸侯林立的分裂小国走向了统一，亲身经历了发展的步伐势不可挡的创业时代的繁荣。这是现代公民社会和现代国家诞生的时刻，充满力量，但其动力也是难以驯服的。这远远不是一般人的一生所能经历的。这个人的一生就像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纪一样多变和矛盾重重。[37]
对于后人而言，到给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身上去寻找认同总是容易的，甚至是具有诱惑力的，特别是如果这些人是正面英雄的时候，或是情况需要时与其对立的人物。因此对一个经历了68学运[38]年代的人，我视自己为这类人，不难体会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反对诸侯和旧制度的激情，而且同情他。霍夫曼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反对派的行头有过如下描述：“每个身穿德国外套、留小胡子的人当时都算是非常危险的人物，人们相信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看到这段话每个人都会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他忠于自己的批判性见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不惜为此失去在布雷斯劳大学的教授职位。经历过职业禁令，或是为了就职得去各种机构跑断腿的那代人，谁读了他下面这首讥讽俗人——特别是教授们——的诗句不心生敬佩？哪怕读者本人也是教授。
谁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都垂涎头衔、勋章和金钱？
谁是世上最满足者并顺从任何政府，
只要他尚可苟延残喘？
你们问：这种男人会是谁？
他们是，他们只能是德国文人。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人们很难赞同他替犹太人想出的改善处境的主意——“解放”，一首写于1840年的诗被冠以这样的标题，他认为犹太人只有“通过自由之门”，也就是远离他们那“整天想着放高利贷和欺骗”的神，才能得到解放。人们更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法国人恨之入骨。其实这种仇恨并不难解释，因为当时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奋斗是和反对外来统治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的。那时不能理解仇恨法国和热爱自由怎么能联系在一起的，仅仅是那些简单地将世界划分为非黑即白的人。
我与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也可以说还有一点直接关系。我所在的大学，20年前重建的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欧洲大学，在其1811年关闭并迁往布雷斯劳的时候把图书馆的书籍打包逆流运往了新校址，这些书籍成为新的大学图书馆的基本藏书。那位对这批书籍进行了艰辛编目工作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这一点有现在波兰布雷斯劳大学（Alma Mater Vratislaviensis）马雷克·霍拉普（Marek Holub）的研究为证。[39]在德国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如今这批书——在经历了战乱、波兰大学创建和奥得河百年洪水之后——以数字化形式作为虚拟图书馆重新返回了它们的老家。人们可以在网上点击、浏览和打开目录。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如果您同意的话，属于古老书籍世界的守护者；此外我们还得感谢他，这位在那座城市从未感到过幸福的人——“布雷斯劳对我来说是有些令人感到陌生的地方，我从未觉得自己生活在一座德国城市。”“这儿离德国真是太远了。”——是他让我们认识了这座西里西亚大都市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普鲁士强力兼并西里西亚后，他是为数不多能看到这一地区的斯拉夫历史并承认它的人之一。1829年他写道：“很久以前西里西亚也是完全属于斯拉夫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充满激情的民歌收藏家，他也收集了很多波兰歌曲并将其出版。这肯定也是布雷斯劳和法勒斯莱本之间的关系如今这么密不可分的原因之一。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追溯奥得文化圈的历史并试图让这个题目成为我所在的大学的研究重点，了解到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的这一面对我来说亦是一个重要发现。
尽管有这么多接触点，让我进一步走近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的却是另外一件事，现在我就来说说此事。此奖是颁发给“具有时代批判精神的作品”的，其中之一就是我此生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的题目：德国人重新面向东欧，他们曾与东欧脱节，是自己把自己甩出来的，经过很长的战后时期、受铁幕和一条穿过他们国家的边界的阻隔，他们被排除出东欧。有一本我在1986年，即柏林墙即将倒塌前出版的书的标题对我来说具有纲领性意义：《中心向东：德国人、失去的东部和中欧》（Die Mitte liegt ostw?rts.Die Deutschen，der verlorene Osten und Mitteleuropa）。我列举这个书名不是出于怀旧，而是因为它蕴含着一个庞大而强有力的主题。这个题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工作方案，不是我抽象地给自己设定的，而是就这么“出现了”，所谓“可遇而不可求”。1989年所发生的不同寻常的事情居然以令人惊讶的方式让我在这篇杂文中提出的观点和追求的目标——“中心向东”——得以实现：铁幕的消失使得我们又可以接触一个世界，它对我们来说已经几乎陌生得如同月球背对着地球的那一面。刚刚还存在于泛黄相册中的风景，突然又变成了邻国的景点。曾经被切断的路径突然又通车了，终点站又成为中转站。欧洲得到了重组，逃往西方的事也在不经意间结束了。战后西德人最憧憬的地方曾经都在西边，现在这些地方遇到了竞争对手。现在旅游不再仅仅是去巴黎或纽约了，也许是去邻近的布拉格、布雷斯劳和布达佩斯。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许多以前只存在于文献中的城市，这些地方涌现了有故事的照片，许多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大约20年前，在世界还分裂为东西方时，有谁又能想象会出现这样的事：欧洲足球锦标赛在波兰和乌克兰举行，成千上万的球迷前往以下各地看球：但泽、布雷斯劳、伦贝格、基辅或哈尔科夫。电视观众和球迷之前最多也就听说过这些城市的名字。
但这一切与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又有何相干呢？我属于那代对德国国歌心存芥蒂的人。这些人——至少是我们中的大多数——无法不假思索地张开嘴，更不能扯着嗓子吼出国歌。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唱不出开篇那句“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作者和他那个时代的歌手所要表达的意思：创建一个德国，它将超越自私的各自为政的诸侯林立的境界，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共同事业限制诸多公侯们的利益。作为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成长于冷战阴影中的人，这首国歌对我和许多我的同代人来说已经无法再唱了，它被滥用了，一唱起它就让人想起闪电战的胜利，还有那些不仅是以德国人的名义，而且就是德国人所犯下的罪行。尽管作者、歌词，尤其是海顿的旋律本来是无辜的，就像李斯特的前奏曲，它们全都诞生于纳粹德国国防军的捷报传来之前。但这所涉及的并非仅是一首国歌，而是所有有关荣誉、忠诚、民族和国家的概念。直到有着梦游者般特立独行态度的康拉德·阿登纳——他曾是被纳粹罢免的大科隆市市长——才敢于1950年4月18日在西柏林饱受战争蹂躏的泰坦尼娅宫让这一旋律再次响起，并分发一首还被禁止的歌曲的歌词为止，这首在纳粹时代遭到滥用的《德意志之歌》才获得了新生。
尽管我现在已经分析和理解了它，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学会过这首歌的歌词，恐怕这辈子对它都只能心存余悸了。诗句和旋律的根可以扎得很深，不是仅靠思维就能改变的，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霍夫曼的儿童歌曲。
然而比“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受到更多误解和污染的是另外两行歌词，它们出于同一原因不再被唱起：“从马斯到梅梅尔，从埃施到贝尔特。”这两行歌词憧憬着一个大德意志梦，所有德意志人都统一在一起，包括奥地利，而不是普鲁士德国的小德意志解决方案。正如《德意志外国人之歌》（Lied vom deutschen Ausl?nder）所述：
没有奥地利，也不再有普鲁士！
只有一个统一的德国，辽阔雄伟，
是上帝赐予的自由德国！
“从马斯到梅梅尔，从埃施到贝尔特”，这是一个巨大区域的文学密码，灾难发生前德意志人曾在其中活动。这种文学的划界语义模糊，甚至没有详细的地理界定。它们所指的那片空间中当时不仅生活着德意志人：从波罗的海，也就是贝尔特，到阿尔卑斯山以南，即埃施；从普鲁士及德国的东部边界，也就是梅梅尔，到莱茵河左岸德意志人聚居的地方。最迟到1866年克尼格雷茨（K?niggr?tz）战役，这一被憧憬的大德意志分裂为两个民族和民族国家——德国和奥地利——就最终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了，正如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在其历史巨著中引人深思和悲伤的评论所言。
希特勒也把《德意志之歌》中的这两行歌词拽入了深渊，从而让整个世界也跟着坠入深渊。纳粹灾难的一个常常被低估或是被掩盖的长期后果就是：至今人们都很难谈论德国在东欧的历史。这一历史长达数个世纪，它早于12年的纳粹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古老东部和中部欧洲的衰亡。纳粹12年的倒行逆施毁掉了数百年和许多代人的工作成果，但此前的那段历史是无法抹杀的。这两行歌词的消失标志着整个地平线的消失，暗示着一种对往事重提的恐惧，提起这个题目很快容易做错什么事或是遭到误解。如何才能将一个大话题从可怕的纳粹历史的旋涡中拯救出来？面对古老东欧的衰亡、欧洲犹太教中心的毁灭以及1945年后德国人从东欧的消失，人们怎样才能谈论曾经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过的德国人的成就，以及东欧往日的辉煌和美丽呢？德国人在东欧犯下滔天罪行后，在此阴影下还怎么谈论那些让他们自己最后也成为受害者的罪行？如何让人们既不会忘记历史上的巨大损失，又不会在生活于今天的人中间挑起新的冲突和敌对行为？人们该怎样谈论自己这边的受害者，而不会陷入自怜，甚至招来质疑或颠倒历史因果关系的猜疑？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继续提出类似问题，它们说到底是同一个问题：德国人，不仅是战后流离失所者，而且是所有德国人，怎样面对1945年后的损失——这种损失导致德国整个精神结构的失衡，怎样对付这种局面才不会陷入怀旧或图谋报复的死胡同？一方面人们得彻底认输，另一方面巨大的文化遗产又活生生地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这根钢丝该怎么踩？这条路很难走，而且充满风险，因为它似乎布满了地雷，而且夹在两个前沿之间。冷战的世界，哪怕是在后期，是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世界，双方都充满猜忌，缺乏忠诚和认同感。脱离东西方阵营的游戏规则和语言规则，是无限耗费精力的，而且时常需要勇气。要等待很长时间，直到1989年那个奇迹之年，处处剑拔弩张的局面才最终消失。
我与东欧世界的接触开始得很早，早在我自己第一次去那里之前，也早于我能在巴伐利亚一所高中开始学习俄语之前。我的俄语老师是个“流离失所者”，也就是难民，他不愿返回斯大林的帝国。与德国各地一样，我们阿尔高那个村子当时来了数以百计的难民，他们来自“奥得河和尼斯河以东的区域”，其中有些人就住在我们院里，我们这些孩子是跟他们一起长大的：有一家人来自布雷斯劳，很快又搬走了，因为乡下没有适合这些高素质的城里人可干的工作；另外一家来自埃格尔一带，男的是个真正的波希米亚音乐家，女的来自摩拉维亚，曾在维也纳当厨娘，她能做出村里没人能够想象的美味佳肴。他们就是那人数超过1200万名的难民中的几个，他们失去了一切——房子、院子和家乡，他们得再次白手起家。但他们脑袋里保留着家乡的画面——集市、墓地、婚庆和风景，这些向每个游子施展着它们无尽的魅力。但时间越长，这些图像褪色得越多，失去的世界难以企及，而且几乎不可能告诉那些对家乡一无所知者，他们失去了什么。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外来者和本地人中间有一条深深的鸿沟。事后我们知道，一切都以事先难以预料的方式向好的方向发展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和遭到驱逐者重新融入了社会，这场前所未有的人口革命是伴随着领土变化而发生的。德国人在东方和西方不仅掌控了局面，而且——至少在西方——还创造了经济奇迹。
但内心的界限还是存在的，这从一个人的外表很难看出。人们不能说存在某种禁忌，恰恰相反：各级政府中都有流离失所者，他们保持着老乡间的关系，维持着自己的习俗，得到了官方的关心和财政支持。然而他们的知识和回忆大体上保留在自己人之间，时间越长，这种知识和回忆越被边缘化，虽然从文化上拯救失去的世界的事本该是所有人，甚至是全民族的事。
我一直想说的那种机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马斯到梅梅尔”，这句歌词被污染和联想了，它不再是三月革命前德意志人的浪漫之梦，而是被等同于希特勒的大德国狂想，纳粹德国国防军的进攻，焦土，狂怒的作战命令，没有生存空间的人民和对犹太人的谋杀。在发生了所有这一切后，谁也不想否认，那两行歌词不可避免地无法再唱了。但这在文化上也是一种间接的沉默、遗忘和丢失的迹象，而其丢失的对象是原本没有必要丢失的。德国和欧洲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失去了家园、无处藏身、没有领地的东西，它们仅存在于精神王国中，作为回忆，作为概念。受到纳粹污染的诗句阻碍着人们进入一个此前就已存在的世界，无论人们愿意与否，对那个世界的兴趣是存在的，哪怕被怀疑要贩卖顽固分子的货色。一种已经站住了脚的社会共识体现在语言规则中，尤其是在政治敏感范围。很快在苏联占领区就不再用难民这个词，而是称移民，这自有其意义。同理，20世纪50年代初东德几乎以快要自我否定的方式努力使用正确的地名弗罗茨瓦夫，而避免用布雷斯劳。语义上的细微差别折射的是现实状态。很长时间人们能从一个人用加里宁格勒或柯尼斯堡、但泽或格但斯克看出其政治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新东方政策。后来那一时刻出现了，玛丽昂·登霍夫女伯爵（Marion Gr?fin D?nhoff）[40]给她的回忆录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没有人再提起的名称》（Namen，die keiner mehr nennt）。这种不再用的地名不光东普鲁士有，其他地方还有很多，而且还有更多的地名已经无人知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