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这么多之后应该清楚了：我不是主张恢复“从马斯到梅梅尔……”那句歌词。我们在经历了20世纪灾难性的混乱历史后——无论幸运与否——对国歌进行了删节，只保留了最后一节。但我的真正意思是，常见的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危言耸听的行为其实是不恰当的，更为得体的做法是，应对一向讳莫如深的这件重要事情重新评价，这首先意味着：从单一民族叙事的狭隘框架中走出来，在欧洲意义上对其做出全新诠释。我主张我们需要对“德国人和东欧的德国文化”这一复杂的题目进行欧洲化，对它进行再描述，即把它从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长期以来所沾染的民族主义臭气中解救出来。这一话题，还有流离失所的环境以及随之产生的不满和怨恨都导致了一种边缘态势。我们应该把它们重新引入开明和更为自信的德国社会的视野中，这种社会不再将其视为一种危险和负担，而是将之看作文化财富的增值。这是一种变“历史包袱”为文化资本的工作。这种工作把哀伤的事转化为动力，为德国人和东欧其他民族的合作提供灵感。
巨大的分界线消失后欧洲重新进行了分类，在改变后的欧洲，“东欧的德国人”这个复杂的综合体也找到了新的、合适的位置。与此有关的题目丰富得如同其背后蕴藏的超过800年的历史。无论我们在东欧走到哪里，只要我们有兴趣和注意观察，都会看到德国人留下的痕迹：汉萨同盟城市的高耸入云的建筑；位于里加的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和理查德·瓦格纳的纪念碑；维尔纽斯犹太教堂所在的那条街从前叫德意志大街，那些牧师和学者世家属于爱沙尼亚和利夫兰（Livland）[41]人文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ndorff）曾在库尔兰（Kurland）[42]的庄园大屋拍摄过《致命一击》（Der Fangschuss），该片讲述的是德国波罗的海世界的终结。这些痕迹还包括保存完好的柯尼斯堡阿尔贝蒂娜大学（Universit?t Albertina）的教学大楼，以及矗立在楼前的康德纪念碑复制品或大教堂东北侧的康德墓。潟湖，库尔斯沙嘴——拥有松树林和沙丘的梦幻风景，它们藏匿在反映冰上难民队列的黑白照片上。约翰内斯·波勃罗夫斯基（Johannes Bobrowski）出生在蒂尔西特的一幢房屋中，今天叫苏维埃茨克。人们徒劳地寻找着汉娜·阿伦特住过的动物园大街，她是在柯尼斯堡长大的犹太人。建筑师埃里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在阿伦施泰因（Allenstein）、柯尼斯堡和布雷斯劳留下了杰作。不该忘记的还有汉斯·夏隆（Hans Scharoun），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颁奖仪式的房子就是他建造的，他独具特色的早期作品还包括在布雷斯劳沙伊特尼希（Scheitnig）别墅区的单身公寓。我们无法一一列举那些战前被照片和明信片记载下来、未经毁坏的地方的面貌，战后这些地方被陌生人——他们自己也常常是背井离乡者——接管和使用，从而获得了它们的第二生命。痕迹随处可见：房屋、墓地、纪念碑、广场和街道。这种取证工作早已展开，尤其是在当地，因为这些地方的新居民知道，他们若是不了解那里以前的历史，就无法进行规划和建设，也不能把那里变成自己的家园。不承认柯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的双城身份，以及它有着不止一种历史，那就很难令这座城市获得一个真实与还算相宜的面貌。布雷斯劳还有其他名称：Wroc?aw、Breslaw，Civitas Vratislaviensis[43]。没有各族人民——德国人、犹太人、捷克人——齐心协力做贡献，就不会有布拉格现代派建筑和布拉格文学。罗兹在成为“东部曼彻斯特”中的“应许之地”前，叫利茨曼城（Litzmannstadt），那里生活着的“罗兹人”分别是德国人、波兰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倘若没有那些住在切尔诺维兹的犹太作家写出的作品，德国近代文学还不知要逊色多少呢！要想描写和讲述这段历史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人们得掌握德国人生活过的那些国度的语言，才能如实了解和领会当时德国人在各地的生活环境。当年的拉丁文和现在的英语可能是其中最好的方式，民族敌对情绪至少在语义上得到了克服；虽然一些词语如今以膨胀的方式变成了流行语，但人们必须在词语的真正意义上来跨民族和跨文化地使用它们。人们必须掌握文化史的全部内容，从各种法律形式到基础设施和现代化过程的影响。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这项工作能在科学的心脏——大学里进行，而不是交给别的什么机构去运作。
德国在东欧的历史从来不仅仅是德国人的历史，只有把它作为相互交叠和紧张关系的历史来探索、展示和叙述，才是适宜的。像所有的历史一样，它是杂糅和污浊的历史：充满了仇恨敌意、恶语相向、怀疑指责、哗众取宠和社会嫉妒，但数百年来这种共存也曾是可行的。失去这种共存让德国人——但不仅仅是他们——变得贫乏了。与东部的关系遭到破坏后，德国人被剥离出一个丰富的文化共融背景，1945年后所赢得的世界主义——至少在开放的西德——几乎无法补偿失去与东部的联系后德国人不得已的自我乡土化。现在是摒弃自以为是，看看周围情况的时候了。各种修正论无可奈何地过时了。1989年后，我们置身于一种环境中：现在我们可以讲述和聆听自己的历史，而不必大动肝火。我们甚至不必构建一个唯一真实的完整故事，缺了紧张和暴力的因素这大概也是做不到的。最佳状态是：先听各种版本的故事，听进去并保持沉着冷静。这是很难做到的。另外这不仅适用于德国人，我们不是唯一失去了“东部领土”的。波兰人亦有他们失地的历史，甚至比德国人失去得还要多。出自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44]之笔的他们的民族史诗[45]毕竟是这么开头的“Litwo！Ojczyzno moja！ty jak zdrowie”（“噢，立陶宛，我的家乡！”），不是也没有人觉得这是在号召修正边境现状吗？数百万俄罗斯人是曾经的苏联帝国同类人中的第一批人，他们也必须放弃其祖先与父母居住过的地方。塔什干（Taschkent）、第比利斯、基辅和维尔纽斯现在已是不同独立国家的中心，人们得设想一下后帝国时代的状况，那也是20世纪欧洲的一种背井离乡的情景。他们所有人都必须学会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局面。
走出民族叙事的窠臼，这种必要性不是要求我们在政治上改正自己，而是由于它是处理历史的最合适的方式，因为仅用具有民族局限性的方式是无法叙述打破了民族疆界的历史的。自身经验告诉我们这并非易事，我们只要想一想，哪些人——无论是德国还是波兰方面——曾经试图垄断和利用被驱逐者之事来兴风作浪，尤其是在大选前，历史被用来当作党派斗争的替代性场地。一般而言，看上去似乎1989年以来出现的开放和正常化局面随时都会因这类争吵而前功尽弃。
我敢肯定，作为心灵独立、叛逆和活跃的人，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会站在那些人，即当老路狭窄不通并充满官僚主义障碍时走新路的人的一边。一句话，他会迈步奔向新欧洲。他这个对失踪了的手稿和罕见来源嗅觉异常敏锐的人，肯定早就去那些现在可以自由进入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寻宝了，他也一定发现了稀世之宝并立即对它们进行了编辑整理。他熟知如何巧妙地骗过警察和特务，怎样利用通行证和有限逗留许可，他肯定在冷战时期就已经试图穿过铁幕了，现在欧洲不存在边境了，他更是会在新欧洲到处行走。国家有关部门几乎追不上他，他以自己神秘的方式快速与反对派和有不同政见背景的人建立了联系，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类人分别叫作七七宪章、劳工保护委员会、团结工会和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作为诸多小册子和非政治性诗歌的撰稿人，多家被禁止的出版社的作者，他在地下出版物和地下刊物氛围中一定感到如鱼得水。无论在什么地方——广场、火车站、酒馆——作为歌手登场，他都吸引了众多观众。他在德国境内和境外的行走速度之快，即使150年后一位习惯了乘城际列车和飞机旅行的人都会对此感到费解与神奇。短短几个月他就推进了数千公里，交通工具是驿马车、轮船，后来则是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火车。他就这样从法勒斯莱本出发，不断扩大半径：前往黑尔姆施塔特和哥廷根，不久又去了波恩、莱顿（Leyden）、柏林和布雷斯劳，后来又不断前往欧洲所有的主要城市——维也纳、布拉格、佛罗伦萨、罗马、巴黎、哥本哈根、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我们从未发现他描述自己看见了什么值得一看的，即使偶尔提到什么也多是大加贬损，他写的几乎总是关于自己的事：他的歌、人们对这些歌的反响，也有生意上的成就，最终就是社交。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是个以自己为主角的社交空间的创造者，这意味着：他是公民活动、结社、协会和俱乐部发展的推手。那时正是市民社会即将诞生的时期，或者像我们今天大多会说的：公民社会，即这个社会不只由生意人、工厂主和名人构成，而是由成千上万的各种协会的活跃积极分子组成，在德国尤其如此。他的非政治性歌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种强有力的分子形成发出的声音，这种形成不是首先出现在街垒战中，而是在协会碰面的饭店和酒馆，没有这些就不会有社会运动。人们可以把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的游程陆续画出来，从中可以看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轨迹，亦可看出一位百折不挠的遭驱逐者和流亡者的行程。并非巧合的是：他的熟人中有一个名叫卡尔·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46]的人，在1843年去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的一次旅行中他把贝德克尔介绍给了费迪南德·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47]。用贝德克尔的方法可轻松地重塑三月革命前的政治地貌：其中心、幕后、印刷机和被禁止的文章秘密流传的路径。如果加上他的歌曲，那就同时留下了声音的轨迹，它领引我们走进让市民社会粗具规模的房间。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的行程也描画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轮廓，想象的共同体是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在他那本广被引用的书中为民族下的定义。其歌曲——从《森林里的小矮人》到《德意志之歌》——为这段动荡的历史配了乐：用时髦的德语可以这么说——三月革命前的时期作为音景。有朝一日总会有一位音乐人跻身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获奖者之列，我们将会得到启发：团体与民族，也就是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要通过歌唱和音乐。
我谈及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旅行的惊人灵活性和广泛性，不是因为我自己去过很多地方，把旅行当作学习和研究的一种高级形式，或是我认为我们需要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这个超级权威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原因在于我们自己不能找到足够强有力的论据；而主要是因为我们目睹的现象让我想到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当时所积极参与的对想象共同体的建设。今天是6月17日，这个星期天不仅令我们想起1953年的起义，而且告诉我们今天还须保持头脑清醒和镇静：希腊大选、法国大选、埃及大选，欧洲出现了结构性转变的症状，甚至是命运性抉择。存在“欧洲危机”，像所有危机一样它也让人们看清，什么是站不住脚的，而什么又是势在必行的。危机蕴含着令人丢掉幻想和启蒙的潜力，只要危机没有把人打倒，那通常走出危机时他会更强大。局面正如大家感觉到的那样严峻，但我们也不该歇斯底里和惊慌失措。欧元区不等同于欧盟，而欧盟也不等同于欧洲。欧洲需要布鲁塞尔、欧洲央行与欧洲议会，但不是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或通过布鲁塞尔、法兰克福或斯特拉斯堡，甚至不总是通过欧洲的大都市。然而欧洲总是能同舟共济，不是得益于良好意图和政治宣言，而是由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完全不引人注意的日常工作，这种良好运转是慢慢演练出来的。这个欧洲已经超越了小国林立、边界重重的状态，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再倒退回过境验护照的时代，当然这不包括某些地点的安检和搜身。人们也许不是浪漫主义者，但他们自然乐于乘廉价飞机和高铁前往地中海。统一欧洲大陆的并非职业政客，而是那些承运商，那些跨国的长途汽车线路，那些伊拉斯莫斯大学生和那些穿梭于卡托维兹和曼彻斯特、布加勒斯特和贝尔加莫之间的人。看到这些非政治运动和尚未政治化的运动，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会感到喜悦，舍此就不会有其他进一步的改善。他会加入这些运动，很可能哪里有行动他就出现在哪里：去克拉科夫的雷内克（Rynek）参加文化之都的庆祝活动，去斯图加特总火车站或基辅的独立广场加入示威者的队伍。他总一如既往地在民间追寻消失了的歌曲和旋律。他当然知道官方的《欧洲之歌》——贝多芬谱曲的席勒的《欢乐颂》，实际上他一直在为新欧洲寻找一种最合适的声音，这当然不可能通过简单规定或预订而获得。他甚至会抄近路前往夜间灯火通明的巴库湾林荫道，只为参加在水晶宫举行的欧洲歌唱大赛，好知道新欧洲的曲调是否已经调整好。我相信，能够写出《德意志之歌》如此美丽歌词的人也能写出一首完美的欧洲人之歌。但是这需要时间，现在尚需等待。
（2012年6月17日作者获“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具有时代批判精神之作品奖”的答谢词，略有删节。）
一个展览会上的图片：转型时期博物馆的宣传小册子
1989年后的中欧和东欧曾是人们在科学术语中所谓的过渡期或转型期的主要场所。一个新生的正规研究分支在花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情况下得以建立。20世纪90年代转型研究（studies in transition）——过渡理论曾是热门领域。但是，如果我们想对这个改变了欧洲的动荡时期的概貌有所了解并相信转型研究的工作成果的话，那我们就输定了。该研究的任务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自发产生的混乱进程给予概览式追踪，当时的局面最后导致了苏联解体、前东欧集团消失。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各方面的专家应该解析出一些主线，也就是“发展路径”，好以其专业知识为政治精英提供帮助、评论以及决策论据。他们的工作围绕着的大问题是“已加速的社会变革”：国民经济的去国有化、财产的私有化、建立自治机构、发展政治结构和形成党派等。至于这些知识性调查研究对实践上制定重要方针有何“裨益”是有争议的。囿于体系的思索在面对东欧的现实现象时总是手足无措，而“体制”的完全崩溃令人震惊也就不足为怪了。危机进一步恶化，对体制研究进行反思以及对社会主义进行分析，这些在1989年后均没有像一些人所宣告的那样真正出现。可以想象系统思维者们的理论武装很差，在某些地方人们在体制崩溃后几乎可以观察到类似幻肢痛和戒断症状的表现。这门全副武装的高端科学的敌人，而且是熟悉的敌人，不翼而飞了。体系批评通常无须涉及具体的地方和给出具体场所，但如今具体的场所和空间又出现了。体系体现在模式中，实际上其中是没有时间的。现在时间又被释放，不同的时间激烈碰撞。关于理论模式影响力的回顾式评估能对“转型过程的控制”产生多大影响，其结论是五花八门的。有的观点认为模式决定了转型的速度及成败，相反则有人认为模式充其量不过是学界想出的点缀而已，是自我指涉的又一个蝴蝶结、话语时代的阿拉伯式花纹。对此，20世纪末的科学史迟早会给我们一个定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过渡社会、过渡、转变和转型的说法本身就带有一种奇特特性。过渡的说法暗示着，目前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现象在质量上是不尽如人意的。经验和现实仿佛被打上了括号。当前的现实似乎有必要为自己进行辩护。只有它显示是落后的或需要克服这种落后时，它才是重要的。当前的所有现象都注定是暂时的，会被未来的其他什么东西取代。在“强势”过渡理论中，出发点就是方向或指向性，甚至可能是历史和社会的可塑性，其过程本身具有内在逻辑。所谓的“过渡理论”解释的是如何符合“转型过程中的逻辑”。换句话说，该理论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强大的目的论特性。它成了政策咨询和各类咨询公司的看家本领并非偶然，这些专家号称知道——现在不得不说：号称曾经知道——旅途会通向何方。过渡理论从根本上说对当前不感兴趣，它那（虚假的）稳操胜券的态度来自对过去和未来的规范性假设：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国有财产转变为私有财产，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等等。它着眼于纯粹和极化的形式、理想类型和模式。每种分析所面临的大问题——找到描述现在的语言，即布洛赫的“黑暗的生活瞬间”，不是它的问题。它感到自己的责任不是研究世界的现象，而是其本质，有时甚至是其法则和逻辑。现象存在于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它没有用更敏锐的目光去注视现象，而是仅仅指出了其过渡特征，从而使自己的价值大打折扣。因此现实的图片仅剩下了强塞在两极间的残余物：弥漫、灰色、模糊，而且还肮脏。
如果每个在中欧和东欧逗留的人都深切感受到的现实并未出现，那这一定与理论构成、模式图览和理论家的状态都有关。在这些分析中人们没有给城市面貌的迅速变化留出位置。其中也没有出现那些永远年轻的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领袖，他们改头换面，变成了新型企业家。在模式中也没有巨型集贸市场的位置，它们有的建在大城市里，但大多是在城外的绿草地上。模式里也没有预计到数十万的购物游客，即那些蚂蚁商人，他们往返于基辅和伊斯坦布尔、里加和斯德哥尔摩、塔林和赫尔辛基、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日本之间。学术界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时，其实他们已经又准备要消失了，让位于“规范的”的贸易和商业方式。在此不是要谴责科学缺乏必要的色泽，不够生动直观，也不是埋怨它缺乏“明白易懂”的表述能力，而是它把现实本身排除在外了，仅此而已。
人们想获得20世纪90年代的画面，但这在图书馆汗牛充栋的转型研究文献中难以实现。因为转型研究太迟钝和不灵活，所以它无法对意想不到和令人惊讶的运动及时做出反应。它太拘泥于统计数字，而这些数字根本不再能揭示双重现实。转型研究的写作是从书本到书本，所引用的资料陈旧，新的现实和形式在其中还完全没有被提到。转型研究不是走出书斋前往汹涌变化的世界，踏上正在发生一切的土地，而是把自己禁锢在陈旧的现有知识中。在一个一系列国家解体、很多社会脱离常轨、许多生活方式不复存在的时代，转型研究怕冒发现新大陆时必须冒的风险。转型研究不敢“解放思想”，它宁愿墨守成规。它没有想到世界会天翻地覆：虽然它熟悉昨日世界舞台上的演员、各个研究机构和院校的负责人、各种国际会议和委员会的谈判首领，可它不认识草根出身、现在有权决定游戏规则的那些人。正儿八经的研究一向对不属于它的人怀有一种恐怖，它对新现实感到非常厌恶。它更喜欢像迄今为止那样在国际会议上抖威风，那里人们互相熟悉，而不是走出去接触尚需探索和启蒙的现实。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和转型研究专家们的谈话，他们对有人会去集贸市场或新欧洲的边境口岸了解情况感到奇怪。可他们也认为这类现实报道毕竟是“有趣”和充满“异国情调”的。
人们把现实留给记者们。他们是快速反应部队，专门负责筛选现实和保存现实。现场电视台的摄像机捕捉画面，这类图像不可逆转地标志着某事的结束或一个新的开端。麦克风记录下新的声调，此后就以这种声调来谈论世界。作为普通的电视观众，人们在及时了解到最新情况的同时，从认识论方面又不准备为自己得出结论。
时间测量，实地考察
注重现实的分析会有其研究领域、碰头地点和测量站。人们可以按固定的时间间隔并按一定顺序去这些地方，随后人们就会发现有关社会变革的一些节拍、冲击力和表面现象。人们可以了解事件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和大历史（longue durée）[48]。通过长期观察人们可以让目光更敏锐并赢得判断力。画面和印象是主要的，它们不再是“印象主义的”。如果莫斯科的天际线几乎每半年都会改变的话，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向俄罗斯首都投资的压力。若是圣彼得堡仍然在等待启程的时机，就像一艘搁浅在时间的沙洲上的油轮那样，这说明要想让俄罗斯帝国的首都重新恢复活力需要什么样的力量。要是人们在下诺夫哥罗德（Nischni Nowgorod）见到一幢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它重新启用了当地典型的建筑方式，这透露了地处“边远地区”的城市的自治程度，它们不再唯首都的马首是瞻，而是又找回了自我。
人们据以得出结论的指标几乎到处相同，眼睛看到的“第一印象”最重要。一个城市的面貌自上次访问后有何变化，是更为都市化了还是变土了，人们的穿着和出行有什么不同？所有的细节均很重要：报纸的广告占多大份额，尤其是房地产广告；电影院里在上演什么电影；在超市中顾客以什么速度被接待；火车站大厅的状况和买票的手续是怎样的。发展得好不好的万无一失的指标是：过境的程序，酒店前台服务的速度和礼貌。评估一个城市的状况，街头咖啡馆的数量很说明问题。如果集贸市场和售货亭已经从市中心消失，这表明经济生活已恢复正常。要是没有那么多的人穿着运动服和锐步运动鞋四处走动，那说明原始积累已经完成，新一轮发展已经开始，人们开始拥有自我意识并开始自我表现。火车站的状况能说明火车时刻表是否可以信赖，如果人们从容地在等公交车，这就证明它会来。一个伟大的遗忘时代已经开始：年轻人竟然不知曾经无处不在的长蛇阵为何物。如今去过柏林、维也纳和伊斯坦布尔的人已经想象不出与世隔绝的滋味。一些恐怖的场景没有出现：转折之后席卷了原东欧集团的消费和乱丢包装的热潮开始降温。其他事件让人们曾经最抑郁恐惧的事变得微不足道：巴尔干地区和北高加索地区的暴行在半个世纪后演变成真正的战争，而不是模拟的战争，战争又返回了欧洲。人们现在已经学会适应新的社会表现型人物：那些总是坐有黑色车窗的黑色轿车的人，停车后则有戴入耳式耳机——耳机线消失在后颈部——的光头年轻男子替他们打开车门。所有迹象都说明一定问题：地铁、公共汽车和火车价格上涨，新买的带条形码的书籍，新餐厅的装潢设计。人们找到可靠标志去判断，现代化到底只是个别出现的孤岛现象，还是遍地开花的永久性现象。看一眼外墙就能知道市中心的房屋价值高低以及房屋市场的私有化程度。宜家的胜利让我们明白，整个社会都在置办新家具，而那些过时的家具都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人们可以测到东欧大都市时间的加速以及外省时间的减速；看到数字化时代的降临以及前现代时期的生计经济的回归。刹车时轮胎在碎石路和林荫道上发出的噪声让光滑的柏油路上的刹车声显得柔和不刺耳，一个时代的声音就这样走到了尽头。气味的消失：白海（Belomor）牌Papirossy香烟[49]的刺鼻味和变质食品的味道都无影无踪了。原来叫体育，现在称健身；原来的简易度假村现在叫保健中心。华沙市中心的高层建筑的数量，塔林或波茨坦广场的玻璃塔都是在以建筑物的方式否认曾经耸人听闻的“历史的终结”的论点。曾遭禁锢的时间被松绑。过去东欧集团唯一过剩的时间现在已成为稀缺货。东欧机场办登机手续的流程表明这些国家的时间已经与世界时间接轨了。过去十年每次到该地区旅行，都能体会到旧时代逐渐瓦解、新空间已达到时间的同质化。创造新的时间区域，从而获得新的生活经验与视野。实地考察如果不仅局限于参观景点，而是考察生活进程，那它就是对时间进行诊断的形式。从公共场所的改变上人们可以读出衰败期和孵化期。正是这种情况，让同时代人成为历史学家，让历史学家成为同时代人。
那些能够把凝结过渡时期的图片安排在一起的专家们，即有权筹备转型期展览的策展人，大概不是专业的观察家和评论家，也就是说不是知识分子和作家。在过渡期内他们仍然主要负责编织欧洲梦和批评不幸偏离了这些梦想的现实。若是能有格奥尔格·齐美尔这种大师级的人，他们站在新欧洲的中心——布达佩斯、华沙或圣彼得堡——架设起自己的天线，近距离观察和分析新社会的构建过程那该多好啊！然而确实出现了一个新阶层，他们知识丰富、机动灵活，他们将收集改变后的欧洲的图像。这些人也许是物流专家和运输商，是他们开辟了新运输路线，他们都是在扩大了的欧洲寻找最佳路径的专家。其中可能也包括各种经销商和走私者（武器、人员、毒品），其具有攻击性的智力要胜过那些战略家，后者自以为是整个发展过程的主人。修建新的桥梁道路的工程师们做出的贡献可能要超过那些不断声称要打造“欧洲大厦”的空想家。一位为货币和资本流通建立了新基地的银行家根据自己的见解评判“转型时期的经济学”，倾听他的观点会让人学到很多东西。日复一日与过境者打交道的边境公职人员讲述的故事更能发人深省。一类新的跨国工作的外籍员工已经形成，他们根据不同的经济或政治形势不断变换工作地点：今天是布拉格，明天是布达佩斯，以后或许是布加勒斯特和基辅。欧洲也有了自己的有智慧的蚂蚁商人。
一个展览会上的图片
也许现在是时候举办一次展览会了，当事情正在发生时我们无暇办这样的展览。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目光，这个时期过去之后大概才会有平静的目光，它“直视”、宿命般平静，也带有忧伤。开始期距离事件还太近，气氛紧张而忙碌。也许现在时机适合：不断变化的世界崭露了头角，历史悠久、优雅从容和过分自信的欧洲的教条主义正在消失。新欧洲可能会被当作异国情调遭到排斥的时期结束了。花了太长时间人们才开始再次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作为事后庆祝而安排的过渡时期展览会将会收集到众多图片，这些图片是转型研究未曾展现给我们的。这些图片是以家族叙事形式代代相传下来的，它们也体现着每代人的时间视野。它们主要是彩色照片，用柯达或富士胶卷照的，甚至有视频图像，总之不会是战前和战后时代的黑白照片了。展览目录中出现的不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历史性瞬间，如齐奥塞斯库的退场、柏林墙的开放、萨哈罗夫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而是周围改变着的环境、分子过程和毛细血管分叉这类见微知著的变化。人们可以看到白蓝红条纹的聚乙烯袋子，它们出现在火车站台、长途汽车站院子、边境口岸和渡轮上。它们仿佛象征着对边界的渗透和对商品流通的颠覆，它们是整整一代蚂蚁小商贩的行李，这些人的足迹踏遍全欧洲，到处都成为他们经商和积累经验的地方。展览会上会有以圣索菲亚大教堂、塞萨洛尼基（Saloniki）港口码头或巴勒莫（Palermo）为背景的照片，游客们前往那里，却不是为了观光[50]。相册中的照片体现着新的世界经验：现在土耳其海滨或者西班牙和意大利出现了。旅行社的宣传小册子不仅仅是广告，还是去西边大玩特玩的审美证明，只有西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旅游热可以与之相比。相册中出现的城镇往往地处偏远地区，现在又脱离了被遗忘的状态。人们在本次展会上会重新见到过渡时期物质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东西：装在塑料瓶里的各种颜色的饮料和果汁；来自土耳其的休闲鞋；为扩建乡间小屋从建材店买回的货物清单；第一批出了名的街头咖啡馆用过的塑料椅子；铝和塑料门窗框架；终于被丢弃的棉门帘；不再被收藏准备传给下一代的儿童读物，下一代更喜欢视频游戏；社会主义的勋章、奖章、证书，它们现在被摆到游客云集场所的货摊上待售；被推翻并需要处置的纪念碑；学校和文化中心废弃的图书，没有哪门课程会再用到它们；遭到淘汰的家具。这些是一个时代的外壳和不复存在的生活方式的图像。
（发表于《水星：德国欧洲思想杂志》，2005年10月9日，第911～917页）
[1] 直译为“D大调发声练习”，但这里的D也可以是德国的缩写，为作者一语双关的文字游戏，故加译“德国的”。——译者注
[2] 指人们到死亡、灾难、痛苦、恐怖事件或悲剧发生地旅游的现象。——译者注
[3] 德国著名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1921-1986）提出的艺术概念。——译者注
[4] 2010年德国文化部部长诺伊曼（Bernd Otto Neumann，1942-）曾为该设计颁奖。——译者注
[5] 在盖世太保和党卫军总部遗址上建起的一座户外博物馆，用于介绍纳粹的犯罪历史。——译者注
[6] 世界最大的露天画廊，位于柏林东火车站至奥伯鲍姆桥之间，绘画的载体是著名的柏林墙。——译者注
[7] 柏林墙纪念地。——译者注
[8] 本节用一出戏剧来比拟德国的历史事件，因而运用和引用了许多剧评和文艺方面的术语。——译者注
[9] 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一词在英国伦敦地区的俚语中用来形容奇怪的东西。1962年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创作了同名小说，20世纪70年代被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改编为电影。它介绍了一个男孩在政府的调教和实验后从一个性暴力者变得对性厌恶的过程，是暴力美学的经典之作。——译者注
[10] 英国前卫摇滚乐团平克·弗洛伊德的第九张录音棚专辑，于1979年发行。——译者注
[11] 德国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于1938/1939年流亡瑞典时创作了历史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译者注
[12] 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的人物。——译者注
[13] Michail Michailowitsch Bachtin（1895-1975），出生于俄国，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家。——译者注
[14] 此句系揶揄，转用的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句话：“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译者注
[15] 此处指两德统一后原东德地区的新纳粹分子对外国移民的杀戮。——译者注
[16] 关于德国国歌详见本章“德国国歌那些事”一节。——译者注
[17] 贝多芬作品第112号。——译者注
[18] 拉丁语deus ex machina，意为舞台机关送来的神，相当于天降神兵、有如神助等。——译者注
[19] Marienborn，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一个地名。——译者注
[20] 一种庆祝跨越了一道社会界线的仪式，如成年礼。——译者注
[21] 使用西里尔字母不少是斯拉夫语族的语言，包括俄罗斯语、乌克兰语、卢森尼亚语、白俄罗斯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马其顿语等。——译者注
[22] 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Schriften，Bd.V/1，Das Passagen-Werk （Abschnitt Mode），Frankfurt/Main 1982.
[23] Andrij Melnyk（1890-1964），乌克兰军官和政治家，自1938年起担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主席。——译者注
[24] 《第三人》是一部1949年的英国黑白惊悚片，其中一些惊险场景是在维也纳的地下污水管道中拍摄的。此处指维也纳的污水管道。——译者注
[25] Yuri Slezkine，“Th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in：Geoff Eley/Ronald Grigor Suny （Hg.）：Becoming National：A Reader，New York 1996，S.203-238.
[26] Gustav Andreas Wetter（1911-1991），出生在维也纳附近的默德林（M?dling），1936年加入耶稣会，苏联历史与哲学专家。——译者注
[27] Gustaf Gründgens（1899-1963），德国著名演员、导演和剧院经理。——译者注
[28] 竹幕（Bambus-Vorhang）是铁幕在亚洲的扩展，指的是冷战期间的东亚社会主义阵营。——译者注
[29] 新近出版物：Anne E.Gorsuch/Diane P.Koenker （Hg.），Turizm.The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Tourist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Ithaca/London 2006。
[30] 又译睡城，是大城市周围承担居住职能的卫星城。——译者注
[31] 此为法国流行语，认为德国人喜欢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争得面红耳赤。——译者注
[32] 拉丁语Via Dolorosa，即“受苦难的道路”，是耶路撒冷旧城的街道，是耶稣背着十字架前往其被钉十字架的地点时所走过的路。——译者注
[33] 1953年的这一天东德人走上街头举行了示威活动。起因是6月16日300名建筑工人的经济罢工，后来示威者提出了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释放政治犯，举行全德自由选举等政治口号。该示威活动在苏联驻军的参与下遭到血腥镇压。西德随后将这一天定为“德国统一日”。——译者注
[34] 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1798-1874），德国诗人、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德国国歌作词者。——译者注
[3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现行国歌的曲谱由著名古典音乐家海顿作于1797年，歌词由自由主义诗人奥古斯特·海因利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教授作于1841年8月26日晚。第一段开头为：“德国！德国！高于一切，高于世间的一切”，在纳粹统治德国时期这一段特别受重视。现在的国歌只用其第三段，强调的是“统一、法制与自由”。——译者注
[36] 德国纳粹活动家霍斯特·威塞尔（1907-1930）填词创作的歌曲，又称《旗帜高扬》（Die Fahne hoch）。这首歌是纳粹党的党歌，1933～1945年期间也是德国的第二国歌。——译者注
[37] 引自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Das gro?e Lesebuch，hg.von Heinz Ludwig Arnold，Frankfurt/Main 2011；Bernt Ture von zur Mühlen，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Biographie，G?ttingen 2010。
[38] 指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西德的学生运动。——译者注
[39] Marek Holub，Im schlesischen Mikrokosmos-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eine kulturgeschichtliche Studie，Wroc?aw 2005.
[40] Marion Hedda Ilse Gr?fin D?nhoff（1909-2002），德国《时代》周刊出版人之一，曾任总编辑。——译者注
[41] 欧洲北部的历史地区，即现在的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的大部分领土的旧称。——译者注
[42] 现在拉脱维亚西部的一个旧地名。——译者注
[43] 分别为波兰语、拉丁语等各种语言对该地的称呼。——译者注
[44] Adam Bernard Mickiewicz（1798-1855），波兰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译者注
[45] 即《塔杜施先生》，又名《在立陶宛的最后一次袭击》。——译者注
[46] Karl Baedeker（1801-1859），德国出版商，以出版一系列旅行指南著称。——译者注
[47] Hermann 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德国诗人与翻译家。——译者注
[48] 也译“长时段”。——译者注
[49] 一种特殊的东欧型无过滤嘴卷烟。——译者注
[50] 为了移民。——译者注
俄罗斯空间
在我这一代，有不少人都完全有理由希望能活着看到一个不同的俄罗斯：这个俄罗斯彻底摆脱了20世纪的恐怖和苏联解体后的混乱。这个俄罗斯不再意味着过激行为、乌托邦式的承诺和巨大牺牲，俄罗斯终于只是一个“像其他国家一样的正常国家”！人们早就明白，历史不会遵守计划或行车时刻表，俄罗斯走的是自己的道路，为此它也需要必不可少的时间。这通常会让一些人——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非常无奈和失望，这些人几乎一生都在与这个国家打交道。那种痛苦有些类似单相思，但更多的是困惑。秋切夫（Tjutschew）的名言“用理智难以理解俄罗斯”似乎再次得到证实。然而人们也可以说：是该审核一下我们的范畴、标准和分析矩阵的时候了，而且也必须允许没有固定结论的调查研究了。那么困惑就不是必须接受反正要发生的事的廉价借口，而是愿意探索新的未知领域的理由。这种经历了数百年时间成长起来，而且并非仅仅靠武力维系在一起的帝国空间的解体过程，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从A到B的过渡模型所能描述和涵盖的。因此，当权者以及分析师同样以为自己是这一进程的舵手，这很显然是种错觉，实际上他们充其量不过是被驱动者或参与其中的观察员而已。今后俄罗斯也会让最疯狂的想法的追随者没有喘息之机。也许现在时机才刚刚成熟，俄罗斯知识分子最彻底的自我反思之一——第一次俄国革命后不久于1909年出版的杂文集《路标》（Wegzeichen）——终于在欧洲其他国家找到了迟到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