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家？苏联解体20年后的亲俄派和俄罗斯知音
生活不只是由轶事组成，然而轶事中有时浓缩着一些独特的东西。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2003年圣彼得堡庆祝创建300周年，一艘游轮经过波罗的海沿岸各港口驶往该城。当时我有幸和其他俄国通以及俄罗斯的朋友们一起，协助近1000名乘客，为他们的圣彼得堡之行做准备。我们在船上的电影厅举办了各种讲座：有关俄罗斯纷繁的历史、俄罗斯艺术和博物馆等。当白色的轮船经喀琅施塔得（Kronstadt）驶近该城时，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期待着亲自体验这个国家。因为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访问俄罗斯和这座城市，所以大家都有些不安、躁动和紧张。也有一些年纪较大的人，他们当年是在所谓的“远征俄罗斯”时认识了这个国家。这些人都饶有兴趣、开朗豁达，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乐于积累新经验，放弃冷战时流行的对苏联的看法和偏见。在经过仔细研读旅游手册和博物馆指南后，人们对上岸很好奇：人们想象着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宝藏，前往皇村叶卡捷琳娜宫和漫步涅瓦大街的感受。
但后来的现实完全不同，不知道是由于旅游行程安排得不好（当时签证和入境规定方面存在不确定性），还是当地的人为错误，这我无法断言。反正那些准备上岸并高度紧张的乘客在长达约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不许下船，后来他们被带往圣彼得堡最偏远的工业港口，举目四望，那里除了铁锈和煤灰以及停靠着几艘破船的船坞外，根本见不到有着金碧辉煌建筑的圣彼得堡。所有人再一次回到了船上的餐厅和影院，为了排除人们心头出现的不悦，那里在举行起着类似心理治疗作用的各种于事无补的练习。当人们最后终于获准离开轮船时，又下起了瓢泼大雨，一个由老兵们组成的铜管乐队以悲伤和忧郁的方式打着伞演奏。乘客们登上由崭新的车组成的车队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整天非得待在一起，而不是像他们平常所习惯的那样可以去城里自由活动：签证仅当日有效，团体签证不能分开行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奇怪和不可理解的。几天前我作为历史学家想方设法把这座城市大夸特夸了一通，结果登陆就出师不利，出现不和谐音，令人大失所望。人们无法设想到达这座传奇城市以后会有这种遭遇，作为豪华游轮的乘客，人们不习惯这种待遇。我最后一次去圣彼得堡时听说那里现在为豪华游轮开辟了专门码头，但只有团体签证才可上岸的疯狂规定仍旧有效。
唤起了别人期望的我不断问自己，是不是没有做好准备而误导别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作为出于职业原因几乎一辈子都在和这个国家打交道的人，作为比一般游客更了解情况的人，我无法就一些最简单和一般的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为什么该去一个官僚主义如此严重的国家旅游，如果它事先就能彻底败坏人们的兴致？如果作为顾客不被招揽，反而几乎被视为负担，我为什么要在这么一个国家旅游？为什么要到一个国家旅行，如果在那里不是真正受到欢迎，而是要拼尽全力去克服种种障碍和壁垒？在全球旅游的时代，为什么要对俄罗斯的过境手续和程序妥协？那些不是提供服务，而是想从来到陌生国家完全无助的游人身上获利的出租车司机，人们为什么非得成为他们敲诈的对象？既然有那么多友好礼貌的国家，在那儿一扇门不会在你面前被粗暴地关上，而是走在你前面的人会替你撑着门，人们为什么还要容忍如此无礼的待遇？既然我们有这种自由，去那些不必接受、忍受和忍耐什么的国家旅游，为什么我们要强迫自己受这份罪和忍受这一切呢？
这一切听起来有些矫情，诸位或许会问，在知情的听众面前讲这些干吗，特别是这还是在被称作“庆祝性”活动上的演讲？我们这些研究俄罗斯及其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人，我们访问该国，传授相关知识，想让我们的同胞，尤其是年青一代对这个国家感兴趣，“带他们游俄罗斯”，但我们却遇到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一如既往地读俄罗斯文学，去参观苏联前卫艺术作品的展览，看施隆多夫导演将托尔斯泰的作品搬上银幕，但这一切都敌不过另外一个俄罗斯，这个国家登上了舞台，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不断遇到相关提问并且必须予以回答。诸位都知道这个国家，它是那个俄罗斯：在蔚蓝海岸、肯辛顿和伦敦西区拥有别墅；为被宠坏了的后代雇有法国和英国家庭教师；印刷精美的小册子和专业建筑杂志中推荐的室内布置，在莫斯科郊区卢布廖夫卡（Rublijowka）或柏林的绿森林别墅区的豪宅中均可见到。这个俄罗斯手提装满现金的箱子，在世界各地购买地产，乘私人飞机往返于卢加诺（Lugano）、达沃斯和贝尼多尔姆（Benidorm）。在这个俄罗斯，客机坠毁、大坝和管道事故频发；在这个俄罗斯，记者和律师们殒命街头，却从没有一个杀手被抓住过；在这个俄罗斯，到处行驶着黑色豪华轿车：切诺基、悍马、兰博基尼和迈巴赫。
我们已经厌倦了人们反复跟我们提起这个俄罗斯，提起那些不知道什么是私有财产的人，因为他们的财产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而是通过掠夺。我们听人说起那些俄罗斯新贵在塞浦路斯和蒙特卡洛赌场的所作所为，听得耳朵都长茧了。对不知第几次杀人的职业杀手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的智慧可以说是用尽了，只能说这是转型社会惯有的混乱，这种过程并非独一无二。美国也用了很长时间，那些强盗大亨才发展成后来的望族如梅隆、洛克菲勒和卡内基。除了这些过激行为外，我们不应忽视还有别的东西：一个正常的、一般的和普通的俄罗斯，像“你我一样平常的俄罗斯”，总之这个俄罗斯是我们可以走近和理解的，我们曾经理解过它，或至少相信理解过它。
“亲俄派”和“俄罗斯知音”，这些词在公共领域和政治辩论中即使不带非难色彩，也具批评味道。根据过去十年中隐含的指责，“亲俄派”和“俄罗斯知音”要求在观察和评价俄罗斯时使用特殊标准。从根本上说，“俄罗斯知音”对俄罗斯缺乏批判精神并怀有歉意。每当谈到普遍人权和公民权利时，亲俄派都会要求温和对待俄罗斯的情况，认为它拥有得到理解的特权，直至重提费奥多尔·秋切夫的名言——用理智难以理解俄罗斯。在评估德国与俄罗斯政府之间的关系时，当讨论铺设波罗的海海底天然气管道时，以及外国基金会在俄罗斯的工作受到妨碍或澄清记者遭到谋杀的问题上该采取什么态度时，人们所用的词起了作用。这些词与国内政治和党派政治的紧张状态有很大关系，绝非仅仅是某些现象的信号或标识。人们从中可以识别出，谁是严肃或比较严肃地对待人权的。
“亲俄派”和“俄罗斯知音”，这些词也用于反对扭曲俄罗斯的情况——无论是臆想还是真的——或德俄关系。这些情况和关系有着超过百年的传承：这里要提及《陶罗根停战协定》、俾斯麦、《拉帕洛条约》和其他有纪念性的场所。会出现的情况是，这些反映德俄关系的正面线索会被作为纯粹的感伤主义而遭否认。
如今在德俄关系中找出伤感的色彩或倾向不是难事。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可怕冲突太深、太严重地深深刻入了我们社会的心理和精神结构中。特别是战争的经验令父辈和祖父辈刻骨铭心，迄今为止这种经验要对德俄关系的心理基础负责。它怎么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呢？战争、占领区政权的暴行、劫掠、无边的苦难、数以百万计的死者、亲眼看到的罪行、抓捕和战俘囚禁，这些怎么能不留下痕迹和以家族故事的方式世代相传？在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中以极端仇视的方式兵戎相见的俄罗斯人和德国人，他们完全有理由在生存的每一个微小角落都感觉到这种敌意。这不是人们轻易能从头脑中或思维活动中清除的。
在战争结束了半个世纪后，对这个国家的报道还能体现出这种基本底色。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主要电视台派驻苏联及俄罗斯的记者们——弗里茨·普莱特根（Fritz Pleitgen）、德克·萨格尔（Dirk Sager）、克劳斯·贝德纳茨（Klaus Bednarz）、格尔德·鲁格（Gerd Ruge）——所做的大型报道，他们接近这个国家的方式均离不开历史悲剧的影响。俄罗斯不是“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的国家”，这与精神的亲缘关系甚或“俄罗斯之魂”的特殊性无关，而是与两个民族在20世纪相遇的残酷性有关。为俄罗斯形象在德国的形成起过决定性作用的那些人，他们对这个国家怀有深切的同情，这种同情是一种巨大的资本，不该轻易拿它去冒险。人们有时感到惊奇，尤其是在温馨和舒适的圣诞节期间，俄罗斯世界的图像是多么强烈和彻底地进入了德国客厅：西伯利亚的河流、堪察加半岛的火山、西伯利亚中部的露天采矿城市、大江大河、寺院设施、被风吹得摇摇欲坠的小屋和夯入永久冻土的预制板建筑废墟。我提到这些是想说：除了当前每日新闻中播报的政治消息外，还有一个巨大而坚实的关于俄罗斯的丰富形象。这是件好事。这些证明：俄罗斯不只有灾害、事故、罢工、暗杀和人口下降。俄罗斯还拥有大江大河，它幅员辽阔，无论是越过它还是驯服它都要付出巨大努力。有一整块大陆，它行动在自己的时间中，没有人对这种时间具有统治权和影响力，从外部窥视这个国家的人更没有这种能力。我不相信如今存在对俄罗斯的神秘化，对该国东部的美化，甚至是“光自东方来”（ex oriente lux）[1]的潮流，虽然在20世纪初这种潮流确实出现过。对我来说，未来也不会出现这样一种视俄罗斯和欧亚为救赎的意识形态。原因在于我们的新闻报道太翔实、警觉，对浪漫化起着免役作用，这方面德语媒体也有一些人的名字值得一提：如克斯廷·霍尔姆（Kerstin Holm）、索尼娅·策克利（Sonja Zekri）或马库斯·阿克雷特（Markus Ackeret）。
尽管如此，为什么我们获得这个国家的适宜形象还这么困难呢？我们如何衡量它？我们的比较点何在？许多我认为有划时代意义的东西，对比较年轻的同时代人来说都平庸得不值一提。也许不是全部，但很多东西还是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显示出一种“发展”，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那些我此生亲眼看到的变化。今天当我在研讨班或讲座中谈到社会主义后期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情况时，我常常怀疑自己在谈论几乎是史前时代的陈年往事。几乎很难向如今成长起来的、这拨在“此后”才开始他们有意识的生活的年轻人讲清“此前”的生活状况。这个大厅的在座者中可能还有一些人能忆起那些日子。那个时代的一切都进行得非常缓慢，人们意识得到几乎静止的时间。就像置身被堵住的河流，人们无法判断时间是在向前还是在倒退。那是一个“铅一般沉重的时代”，那种缓慢过程几乎能让人感到一种身体的疼痛。前往苏联——从广义上讲就是去东欧集团——就是一次时光倒流的穿越。谁在那里逗留，就会有一阵脱离时间，“消失了”，可望而不可即。这是另一种时间体验，对于手机时代的孩子们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作为访问学者往家打个电话是件费时又费力的大动作，也许得花一下午甚至一整天时间。这种程序颠覆了人们所熟悉的时间概念。如果得花一整天做这件事，看表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如今用手机可以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找到任何人，边境和边检都被撤销了，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只有那些人才能体会，即那些亲身在这一切都完全不是天经地义的时代生活过的人。今天即使行驶在西伯利亚铁路上，都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自从有了手机和发射塔，西伯利亚就不再是曾经的样子了。
或者我们再举另一个当代人很难理解的程序为例：往家里寄书。人们在国外待一年买的书会很多。我们得为这些书列出清单，前往列宁图书馆的有关部门送审，获得批准是手续之一，此外还要在清单中详细列出作者姓名、头衔、出版社、出版地和出版年、页数、印数和价格，而且这份清单还要一式六份。工作量这么大，我们在回国前几个星期就得开始动手。
当年日常行动之艰辛是如今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举几个例子：购买火车票或飞机票，在各地办理住宿登记，更不要说最简单、最基础的吃饭问题。今天在俄罗斯的大城市到处可见快餐店、咖啡馆和餐馆，人们很难设想，曾经有一段时期得有专门的本事，才能找到吃饭的地方。要想保持平常的生产和效率标准，是要以付出一定努力为前提的。会发生这样的事，即在到达工作岗位——图书馆、档案馆和实验室——之前，人就累得筋疲力尽了。这意味着对日常生活的驾驭制约着其他一切事情的基调与节奏，因为日常生活的艰苦与折磨人是非同一般的。
相比较而言，至少在大城市今天的生活节奏快了很多，以至于让人几乎觉得眩晕。对于一个来自柏林或慕尼黑的年轻人而言，或是在阿姆斯特丹和纽约居住过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都不在话下。为什么要大肆张扬这些正常生活的出现呢？
然而它既不光是个人回忆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怀旧情绪，而是关乎我们的评判以什么为参照系的问题。对我这一代人来说，从高尔基大街中央电报局打国际长途的程序过渡到使用手机是划时代的跳跃。我会说：不愿谈论这一划时代跳跃的人，他应该对苏联的解体保持沉默。从思想和语言上对这个时代的跳跃进行梳理是问题的核心，这是我所要说的。
在我的感觉中，所发生的事情仍旧是非常不可能和根本难以置信的。苏联的终结并非仅是变换一下装潢而已，不光是政治体制和行政结构的崩溃，而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结束。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影响，我们每个人都能立刻举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例子，这些例子显示出这种破旧立新的变革的全部力量。
莫斯科，还有所有苏联的城市都是灰色的，无色而单调，好像有个魔术棒一夜之间就让它们变成了色彩缤纷的东方集市。对于在苏联时期没有去过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人来说，如今的大街和建筑外墙一片灯火通明，城市的夜间照明方式表明有来自巴黎和拉斯维加斯的灯光艺术家参与了设计，这也许并不值一提；但对我们这些在苏联漆黑灰暗的城市中上过街的人来说，这种变化堪称奇迹。颜色的变化不仅仅是颜色发生了变化。颜色的改变说明：有要展示自己的主体，他们认为自己重要或是要让自己变得重要，存在一种竞争，人人都想与众不同，突出自己。全球知名品牌像风暴一样席卷了这个国家，甚至连最偏远的小镇也没放过：对此有人可能会报以微笑，但在一个封闭了几十年和数代人的国家，符号和画面世界一直是密闭和同质的国家，突然出现了万宝路广告，电视中渗透进了音乐电视网（MTV）的美学和杰尼亚（Ermenegildo Zegna）的设计，这就意味着什么了。未来的文化史学家将研究和还原这一基本和不可抗拒的过程：形式的分解、崩溃和重建。可惜的是，在科学领域里——无论是历史学、社会学或是文学——最重要的证据，即那些预示了不可逆变化的证据，往往是最不受重视的。
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些目瞪口呆的游客——至少是我——感到震惊的都是些什么呢？我们熟悉那些预制板建筑间的彼此相隔甚远的通衢，或是距离大街很远的住宅楼，人们总要费很大劲才能克服这些距离和空旷，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比如春天或秋天那些无路可走的季节开始时。从上一次到下一次访问，一切突然变了样：阴郁的地下通道和地铁入口处成为售货通道，在那儿能买到所有的东西——廉价首饰、产自各地的各种果汁，人们能闻到新出炉的面包味或香水味。以前只能听到人们匆匆赶去上班的脚步声的地方，现在突然有了噪声，市场的喧闹声热闹得就像是阿拉伯的市集。商品匮乏、永远得排长蛇阵、对顾客充满敌意的世界似乎突然消失。从现在开始商品好像一下琳琅满目了，只要你有足够的钱。走上大街，一眼望不到头的宽阔大街也改变了面貌，售货亭和各类集市先是无政府地蔓延，然后就秩序井然了。处于城市化之前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被城市化了。流通、分配和商品交易的世界似乎突然占据主导地位，而不再是工业或办公室工作。
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几乎是自然史的力量。这类变化不是肤浅的，整个城市的景观、社会的审美口味或行为举止都发生了改变，最终人际关系也变了样。这一切不是导演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不可逆的。这是通过训练有素的社会学观察力所捕捉到的现实，它让我说：是的，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变革，它并不是对进展目的论的一种悄悄的信仰。对这种历史进程的逻辑化背后隐藏着不仅仅是相应的恐惧，即对未知、不确定和不稳定的东西的恐惧。对这类模式的相信与其说是一种对待历史——没人能知道历史会如何以及向什么方向发展——的态度，不如说它证明观察者对安全有一种需求。我更感兴趣的现象是力量的角逐，在进行较量的场所中明亮的色彩与脏兮兮的灰色、开创新生活的激情与人类生活的平庸和卑鄙在最残酷的条件下混合在一起。
对我们这类喜欢读书的人来说，书店、旧书店、报纸和杂志市场当然是衡量时局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自上次访问之后我必须再次承认：图书大厦（Dom Knigi），环球书店（Biblioglobus）或位于Maly Gnesdikowski大街的、码放风格杂乱的法兰斯特（Falanster）书店中摆出的图书品种可谓十分丰富。尽管没有目录，而且买不到外地的书籍，如萨马拉（Samara）和新西伯利亚（Nowosibirsk）等地出版的书籍，但新出版物的种类之多以及题材之广令人难以置信。有价值的东西都被翻译了，更确切地说：大多数外国基金会赞助过的书籍、整个思想界都进入了俄罗斯图书市场，甚至包括那些我们说出他们的名字还觉得心里不安的人。这里几乎可以买到所有西方作家的作品，人们不禁会问：谁会读所有这些专著呢？首次出版和翻译之间的时间距离大大缩短了，这说明思想交流的速度加快了。虽然可能缺乏在这方面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然而有相关的虚拟互联网网站和博客，而且比其他发达国家的要大得多。
衡量变化的另一个指标是交通：堵车成为进步的标志，人们放弃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转而躲进了私车空间，即使被迫堵在路上数小时之久。在曾经看不见车子的影子的高速公路和大街上，莫斯科这座拥有340万辆汽车的城市的交通瘫痪得令人抓狂。城里到处能听到汽车的轰鸣声，在莫斯科这座大城市中从环道和林荫大道疾驰而过的汽车发出的咆哮声，肯定是生活中最残酷和最不人道的方面之一了。那些开车的人至今没有学会，哪怕是出于自身安全的原因也不该把车开得那么狂野。我上次去莫斯科访问时，四天之内在街上就看到三个被撞死的人，他们躺在柏油马路上就像被碾得稀烂的野生动物。人们原以为通过交通可以培养出自律，其实它是人之不堪一击的最明显和最野蛮的例子之一。还有一些东西让对这个城市已经有几十年了解的人都无法相信：惊人的价格——一杯普通的卡布奇诺6欧元，还有房租；按庞贝式风格装修的新建别墅；现在不允许公共交通工具通过的庭院和通道，那里由大量佩戴入耳式耳塞的年轻男子控制；络绎不绝的黑色豪华轿车，这种密度在西方大都市是罕见的。但人们也可以再次提出相反证据，证明在规范化和便民措施方面已经恢复或新创了许多东西：Zamskworetschje的街头咖啡馆，中产阶级光顾的自助餐厅的运营效率，年轻人认为网吧是理所当然应该有的。
我在各个机场读了目的地显示牌，在多莫杰多沃（Domodedowo）机场最近四小时内的目的地有：阿什哈巴德（Aschchabad），埃里温（Erewan），塞萨洛尼基，蒂瓦特（Tivat）——这个地名我都没听说过，慕尼黑，两次航班飞往特内里费岛，撒马尔罕，莫纳斯提尔（Monastir），瓦尔纳，达拉曼（Dalaman），辛菲罗波尔（Simferopol），特拉维夫，博洛尼亚，布尔加斯（Burgas），法兰克福，基希讷乌（Kishinew），多次航班飞往安塔利亚，布哈拉（Buchara），苏黎世，巴库，芝加哥，沙姆沙伊赫（Scharm El-Scheich），伦敦，维也纳，基辅。总之一句话：目的地既包括不复存在的旧日帝国的地盘，也有新的广阔世界，尤其是地中海、红海和大西洋各处的海滩。
对知道过去的出入境手续意味着什么的人来说，能迅速通过边检真是一种让人高兴的体验，也许有时还掺杂着对象征性行李检查的惊奇：人们毫无麻烦就通过了检查，除非你是来自塔什干、比什凯克（Bischkek）或阿什哈巴德（Asch habad）的打工仔。
俄罗斯已经与国际接轨了，现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听得见俄罗斯习惯用语了，这些地方可以是利古里亚海岸、博登湖岸、开往特雷勒堡的渡船、黑山（Montenegro）或是巴黎。俄罗斯人成群结队地旅行，什么档次的都有，什么地方都去，这种大规模的国际化和欧化是前所未有的，除了那些——无论是1812年或1944年之后——以自己的方式认识了外面世界的成千上万的军队士兵。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亲自去国外走一走，外国不再是谣传或电视画面，作为直观教育，几乎没有什么比这种方式更具可持续性了。我深信，没有这种数以百万计人的蜂拥而出，就无法解释铁幕消失后特定经验的产生和实践的步伐如此之快。
这方面也存在不足：这本该是最令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兴奋的题目之一，即研究这些分子电流，也就是追踪我所说的“潜流”，分析它们的长期影响。重要的是要看到：莫斯科虽然是通向世界的主要门户，但早就不像以前一样是唯一的门户了。今天人们可以从萨拉托夫（Saratow）飞往伊斯坦布尔和塞萨洛尼基，从叶卡捷琳堡飞往天津，从圣彼得堡飞往北京。边境变成多孔的了，以前只有经过莫斯科才能到达的边远地区不再与世隔绝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老莫斯科城——到处是巨型脚手架和苫布——如何掀起了一阵拆旧建新的旋风，新莫斯科城又是如何出现的，对此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五彩缤纷，力的颤动，各种噪声几乎令人恐惧。新老帝国的所有财富都聚集到首都，这里的权力和金融中心拥有垄断地位，莫斯科市作为苏联的前首都囊括了旧都和新都的一切特权。各种力量共同阻止了局部战争的出现，尽管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局面——我们眼前还浮现着莫斯科白宫因炮击而起火冒烟的画面——这自然促成了这座城市或多或少的和平转型成功。我们都知道莫斯科是个特例，它是欧洲最大的大都市，约有居民1500万人。莫斯科这颗行星突然开始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把它背后那片广袤的土地甩在了后面，让那里在许多方面——基础设施、经济——发生倒退并对莫斯科形成依赖。人们只要离开莫斯科周边50～100公里的富人区——近20年来这里大兴土木的真正热潮可能比莫斯科市新金融区的规模还要令人印象深刻——就能看到落差有多大，同时也会明白，若是我们想理解和描绘“俄罗斯”，用概括和平均数字是说明不了问题的。
还有些地方能让人陷入深深的绝望，因为人们看不到那些地方如何能够重新获得力量。那是些异乎寻常的贫困和潦倒之地。只要从Sawjolowsker火车站乘轻轨向北，例如去基姆雷（Kimry）看看就够了，那是伏尔加河上游的一座老城，它在沙皇帝国后期曾是繁荣的制鞋行业的中心。轻轨沿莫斯科—奥尔加运河驶过，运河上的货物交通已经中断，那里在斯大林时代曾经是德米特罗夫（Dmitrow）劳改营，现在则停着莫斯科国际游艇俱乐部的各式游艇。如今人们在基姆雷仍旧可以看到往日繁荣和富有的痕迹：也许没有什么地方能看到这么多漂亮的青春艺术风格的建筑和木制别墅，但现在它们的状况令人痛心。从莫斯科乘车只需两小时，人们就能见到这些俄罗斯现代主义的珍宝，但它们已如此衰败，满目疮痍，令人语塞。即使至苏联解体20年后，依然没有人对这些珍宝——“资产阶级颓废的表现”——感兴趣，那些别墅被火烧焦了，可能是有人纵火，亦可能是电线故障所致。伏尔加河岸高处的公园人行道上躺着醉鬼们，偶尔有黑色吉普车驶过，车上配有散热格栅与深色车窗。
因此几乎每个在那里周游过的人都会有这类经历：鼓舞人心的和令人寒心的，所熟悉的古道热肠，以及令我们猝不及防和伤害我们的漠然冷酷，例如地铁入口处的摆动门，这种门总会极为规律地被走在前面的人不管不顾地甩手关上。
但也有完全不同的画面，如9月中旬莫斯科的“城市日”。整座城市灯火通明，斯大林时代的高层建筑和宾馆像拉斯维加斯的赌城大道一样张灯结彩，通往市中心的路禁止车辆通行，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只想和城市一起欢庆并等待这一天庆典结束时燃放的烟花。那里的年轻人在柏林和慕尼黑也会遇到，他们喜欢运动，年轻男人比以前更男性化，年轻女性越来越美丽与优雅，到处喜气洋洋并拥有城市的从容。当然，因为潜在的恐怖袭击危险，政府也采取了安检措施。市中心新翻建的“莫斯科酒店”仍像是一艘巨大的远洋客轮，黑沉沉已经很多年了，好像人们对其能否建成下水完全无所谓。丽思卡尔顿酒店前豪车云集，特维尔大街奶油色光彩夺目的服装精品店几乎无人光顾。但接着报纸上就登出了通知，到本周末红场禁止所有游客通行，那里要为特定观众举行为期一周的军乐会。这回又遇上了这类事：一方面是世界大都市的气氛，几乎有些自命不凡，然后又下这么一项政令，问都没问公民的意见，就把公共空间当私人问题处理了。使公众的地方私有化，阻塞大众通道，武断决定什么该被拆除或拆旧建新，这些都是齐头并进的。
类似的情景也出现在圣彼得堡。深秋的城市展现在傍晚的白光中，河岸旁的皇宫犹如瑰丽珍宝，将数公里外都照耀得熠熠发光。然而城市杜马和州长一夜之间突然做出决定，要在奥克塔中心修建400米高的盖茨普洛姆塔[2]。它本该象征着圣彼得堡的历史在继续前进和该城迈步跨入21世纪，结果却成了权力完全不受控制的标志，天然气垄断企业成为帝国古都的主人。
上述均系一些小事，有人会问，为什么该纠缠于这种事情？这类对细枝末节的分析能起什么作用？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曾在《欧洲家族》（Rodzinna Europa）中说过，从如何端茶杯上即可看出文化界限。他说得对：细节、缜密的描述和现象学方面的研究有时会比统计数据更有帮助，而且人们根本不知道那些统计数据是否真实。公共厕所的状况比贸易统计数字更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现状，这方面的变化大概也比统计学家图表上的上升或下降曲线更有说服力。
因此一切现象中都融入了惊奇，对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惊奇，以及经过沉思之后对这种变化的诘问——为什么有些东西根本没有改变或是变得更糟糕了。一方面我们看到售票柜台已经改为电脑操作；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某总领事馆的场面依旧一片混乱。最简单的事情似乎是无法做到的：规规矩矩排队，并有一套人们可以信赖的签证程序。相反，那里的程序不透明，一片混乱，似乎是有意在制造压力。办理一份文件或申请一次签证非得变成羞辱和让人抓狂的过程，一个大国怎么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存在？！
许多年，有时甚至是从记事起一生都在与这个国家打交道的人，他们都疲惫不堪了。这类人聚在一起时常常交换最新经历：旅行变得更困难了，不仅签证一如既往地难办，而且没有一般的酒店可住了。对一般旅客而言酒店已经贵得离谱，更不用说服务方面毫无改善。有的地方的档案馆比过去难进了，有的甚至根本不让进了。特别是：人们已经听腻了不绝于耳的抱怨，即这一切都是外国介入造成的。
俄罗斯的朋友们都身心疲惫了，很多人都苦恼。他们在思索，并几乎总是认为进步不快是因为死去的先辈们阴魂不散、没有强有力的民主传统和切实可行的公民社会之日常规范。作为历史学家，人们可以指出19世纪大改革后的地方自治运动、1905年后的杜马选举以及1900年前后俄罗斯向整个欧洲辐射出的令人着迷的独特魅力。谢尔盖·佳吉列夫（Sergei Djagilew）掀起的“俄罗斯热”（Saisons Russes），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语言和造型艺术的迅猛发展，这些都是世界此前未曾经历的。但当代发生的事情亦是对宿命论的反驳。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历了没有计划的东西：当时我们生活在一个沉重的时代，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突然毫无征兆地发生了，最后导致整个苏联帝国的解体。后来几年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俄罗斯，已经令人难以置信。出现了“急流勇退的英雄”［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语］，告别权力比用具有攻击性的空洞雄辩言辞战斗需要更大的勇气、胆量和果敢。那个时刻是真理的语言与自由的语言相逢的时刻，这种语言就是俄语。不久后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在圣彼得堡说：我们是在监狱中阅读《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所有报纸的，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不是媒体发明的，而是对自由与同感的追求，也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爆发出的热情的基础，西方有些人嘲笑地称其为“对戈尔巴乔夫的热情”（Gorbimania）。正是我们这些与年轻人打交道的人感觉到：兴趣在增加，新读者涌现，谈到俄罗斯电影我们会想到玛雅·戈尔多夫丝卡娅（Maja Goldowskaja）的《索洛夫基的钟声》（Glocken von Solowki），厄勒姆·克利莫夫（Elem Klimow）的《去看看》（Geh und sieh’），以及长期被禁演的田吉思·阿布拉泽（Tengis Abuladse）的杰作《忏悔》（Reue）或是亚历山大·阿斯科尔多夫（Alexander Askoldow）的《女探长》（Kommissarin）的上演。这种新声音让欧洲脱离了冷战后期的僵化状态，人们第一次重新认识了一个俄罗斯，它的强大不是因为拥有导弹，而是因为它的语言、它所传递的消息和它的文化。那些日子看电视，就好像在看着一个国家诉说自己所形成的思想。
如今看来，这段历史、这一历史瞬间在俄罗斯被解释为垮台、崩溃和没落的前奏，意味着俄罗斯在世人面前屈辱投降了。随之而来的一切——苏联在1991年的正式解体，无政府和混乱的去国有化和私有化方式，所有负责秩序的主管机构的瘫痪，私人势力集团的膨胀，暴力机关的私有化，商品供应的崩溃，老年人、退休人员和残疾人遇到的危机——确实带有灭顶之灾的特点，许多人认为这是国家行为，是改革，有的人认为改革成功了，其他人则认为失败了。但一个存在了数百年的帝国的消亡是不可能用党派之争和议会任期所惯用的范畴及雄辩方式去讨论的。欧洲的其余部分——一般来说——对此过程都失语了，尽管它们自己——当然是在很久以前——也经历过帝国的灭亡。所有概念方面的词不达意——一个帝国的解体被当作改革项目——只是表明，我们多么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指责戈尔巴乔夫，或是后来指责叶利钦，说他没有“方案”，差不多是指责他未能驾驭历史进程，这种指责既幼稚又脱离现实。
此后一晃又是20年过去了。这期间有戏剧性高潮，甚至是血腥的。1991年8月发动政变未遂，叶利钦宣布一个骄傲和自信的俄罗斯联邦——Rossija的独立。苏联解体，出现了后苏联时代众多充满离心力的独立国家。1993年在炮轰议会大楼的事件中有数十人丧生。1998年的卢布狂跌让苏联公民所拥有的财产再度贬值。然后，经济从最低点开始复苏：人们迎来了经济增长的时期，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带来了滚滚财源，一些人一夜暴富，但政府并未采取真正大手笔的现代化措施，就连该改造的基础设施的问题也未得到解决。城市周围修建了道路和高速公路环线，汽车市场和私车交通迅猛发展。超市、商厦、购物中心、美式巨型超级市场在大城市通往城外的公路干线旁拔地而起。各处的机场为苏联人民走向广阔世界起到了桥梁作用。这个国家早已离开了共产主义，而且是毫无过渡地直接抵达了消费主义的最后阶段。各城市周边到处掀起建筑热潮，但北方不再得到政府补贴的城市则是一派荒凉景象，人们忙着从那里撤离。大迁移开始了：从新独立的共和国迁往曾经的祖国，来自中亚或高加索边缘地区的劳动力现在做着迄今俄罗斯人所做的工作。在历时多年的建设热潮中大城市吸引了大量工作移民和外籍劳工，城外城到处出现：它们有的是集装箱，有的是宿舍和廉价住所。在机场人们可以了解到后帝国时代人员流动的空间走向：塔什干，比什凯克，杜尚别（Duschanbe），埃里温，巴库，基希讷乌。
俄罗斯，这个伟大的和一望无际的国家是个事物彼此不同步的国度：繁荣城市旁有鬼城，人们在逃离北部城市的同时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疯狂建设新城。列车仍一如既往地运行在帝国无垠的铁路线上，然而变得独立自主的城市与过去完全两样，它们各自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就好像一向如此似的。几乎每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的奢侈区，知情者出入那里的酒吧和饭店，同时也有自行衰败的区域，那里的生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艰难。
我一直感到惊奇，这个大国是如何忍受并克服了苏联的解体，除了北高加索部分地区发生了战争外，其他地方大体上保持了平稳。这首先当然不该感谢政治领导们的危机掌控，他们关心的主要是他们自己。“人民”不得不独自应付局面。当基本供应瘫痪时，人民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实行自给自足。在所有的钱都贬值的瞬间，人民开始以物易物，把乡间小屋变成再生产和储备食品的基地，并如此度过了危机。成千上万的人那些年出了远门，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和资格，以购物游客的身份前往伊斯坦布尔、巴勒莫、特拉布宗（Trabzon）、塞萨洛尼基、天津和乌鲁木齐。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正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个人危机掌控计划，是他们的行动和来自底层的自我创意使国家挺过了混乱和危机。当时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俄罗斯曾掀起过一波侵吞国家财富的浪潮，寡头政治的俄罗斯和暴力与监控的俄罗斯曾想站住脚，强迫国家接受他们的品位、节奏和语言规则。
对国家而言幸运的是，它得以享用不断升值的自然资源——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但这同时亦是一种不幸，因为这让国家感受不到那种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压力。现在，当全球金融危机也波及俄罗斯时，真理的时刻——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就来临了。现在就该看看这个国家应对和制伏危机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了。
也许现在才能看到，过去十年不为企业、民间和活跃力量松绑的代价有多高。或许现在才变得明显的是，那种独裁观念，即认为大国应该实行从上到下的垂直控制，相对于依靠实行区域自治超过任何其他的手段而言，是多么于事无补。也许现在才能看到，媒体口径一致，把电视改变成一个赶潮流的天地，一个充满了广告、肥皂剧、软色情片和伪爱国复古文化的大杂烩，这直接促成了社会和公民意识的麻痹，而没有这两种意识国家就无法找到走出危机的路径。
一个穷途末路的政权手上仍有一张牌，那就是敌人，敌人越不确定越好：包围着国家的外敌，想整垮苏联并看到俄罗斯一败涂地而从中获益的敌人，在国内有同盟者——这些人以特务和“第五纵队”的身份出现——并资助和操控他们的敌人。敌人有许多面孔：他可以是外籍工人、外国商人、基金会、恶狠狠的犯罪分子或是“陌生人”。敌人精力充沛，再繁殖能力强，从人口统计学上看充满威胁地呈上升趋势。自相矛盾的是，当每年都有几十万人因为国外有景点可看、安塔利亚和柏林的物价比索契和莫斯科还要便宜出国旅游时，认为俄罗斯受到国外和陌生人威胁的观点反而大大增加，而且绝不仅仅局限于狭窄民族主义圈子内。在危机时期能找出要对一切负责任的人或替罪羊是很受欢迎的。后帝国时期的冒犯成为一种政治权力的游戏材料，这种权力不是想办法克服自己的弱点，而是一定要寻找别人的短处。用培养被侮辱感来取代“失败的文化”，就像沃尔夫冈·席沃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以历史事件为例所显示的那样。如果社会凝聚力的其他资源枯竭时，怨恨的文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经煽动而形成。
我们应该认真倾听，听出敏感性的起源以及它们在什么地方是事出有因的：当然，说起最近有关战争爆发的辩论，我们这里讨论更多的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而不是不光彩的1938年《慕尼黑协定》。并不新鲜的是，奥马哈海滩[3]登陆纪念日每年的庆祝规模要远远胜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周年纪念日。历史经验和记忆的这种不对称性势必还要陪伴我们很长时间，这也是冷战时期世界被划分为不同阵营的长期后果之一。
尽管这些都是真的，但同样真实的是：一味自怜不是长久之计，在此基础上既不能立国，亦不能实现现代化。一个大的主权国家只能自救。人们可以从外部提建议，作为同情者和旁观者——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状况与这些人息息相关——我们却无法提供处方。倘若在这个国家内部能展开有关何去何从的公开辩论，如果能生发出一种贴切描述异常复杂的现实的语言，那我们可能不会那么一筹莫展。开弓没有回头箭，返回到冷战——像人们有时猜测的那样——是不可能的。世界已经成为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了，它是崭新的，其形式是神秘的，往往也是吓人的。在这个世界，钚的足迹随着新航线的开通进入更广阔的新世界；耳朵里塞着入耳式耳塞的保镖在豪华精品店让人给他们毛茸茸的爪子美甲。在这个国家，新的世界主义与近乎古老的对陌生人的恐惧混合在一起，那里超市的灯光24小时从不熄灭，新富们在老沙皇的皇宫举办各类庆典，镍业公司的亿万富翁收购美国篮球队，喀山克里姆林宫要塞城堡上矗立着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规模的蓝顶清真寺，在阳光下熠熠发光。从前有数千人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城市，如今被废弃，重新返回大自然的怀抱。每年9月1日，女孩子们头扎白蝴蝶结、男孩子们脖子上围着红围巾走进学校。疯狂的人们开着玛莎拉蒂在莫斯科的花园环路上飙车。什么地方出现过这些现象？前所未有的财富一夜之间完成了集中，权力顶端的人来自曾经的神秘帝国的最核心部门；无耻的掠夺，但那里仍然有默默无闻的英雄主义者在工作：档案和图书管理员在工作，虽然他们靠工资无法生存；女教师和女医生们在坚守岗位，尽管她们离开这个国家收入可以翻几倍。如果不想失去判断力，人们在头脑中必须给不同节奏留出空间。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运用分析能力和聪明才智，敢于冒大险。
我们自己也早就经历了那种无奈：一个美丽的时代结束了。1989～2009年是一段漫长的路：从苏联体系的崩溃到世界经济危机，从社会主义乌托邦消失到投机泡沫破灭，我们发现自己又置身于一个老办法不再管用的世界中。幻灭，即失去幻想，这其实就是自我启蒙的一种方式而已，这会给我们带来好处。我们不是输家，我们只是生活在极其激动人心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