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语日本史（出版书）》
作者：[日]平泉澄
译者：黄霄龙/刘晨/梁晓弈
内容简介：
《物语日本史》有上、中、下共三卷。上卷讲述了从日本建国到延喜、天历年间的历史；中卷展现了从宝元、平治之乱开始的源平合战至室町幕府的终结为止的武家政治；下卷首先描绘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以及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统一大业，最后讲述了德川幕府安于太平之时的黑船来航、攘夷开国的明治维新、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众多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
目 录
序言
1 国家建设
2 神武天皇
3 皇纪（上）
4 皇纪（下）
5 神代（上）
6 神代（下）
7 日本武尊
8 神功皇后
9 应神天皇
10 继体天皇
11 圣德太子（上）
12 圣德太子（下）
13 大化改新
14 天智天皇
15 藤原京
16 平城京
17 记纪、风土记
18 万叶集（上）
19 万叶集（下）
20 大佛
21 和气清麻吕
22 坂上田村麻吕
23 最澄与空海
24 平假名
25 片假名
26 《古今集》
27 《竹取物语》
28 《源氏物语》
29 延喜式
30 菅原道真
31 延喜、天历
32 藤原氏的全盛期
33 八幡太郎义家
34 后三条天皇
35 院政
36 保元之乱（上）
37 保元之乱（下）
38 平治之乱
39 平家的全盛
40 源三位赖政
41 平家逃离京城
42 源义经（上）
43 源义经（下）
44 源赖朝（上）
45 源赖朝（下）
46 承久的计策（上）
47 承久的计策（下）
48 北条时宗
49 后醍醐天皇
50 楠木正成
51 建武之中兴
52 吉野五十七年（一）
53 吉野五十七年（二）
54 吉野五十七年（三）
55 吉野五十七年（四）
56 室町时代
57 织田信长
58 丰臣秀吉
59 德川家康
60 德川家光
61 山鹿素行
62 山崎暗斋（上）
63 山崎暗斋（下）
64 本居宣长
65 水户光圀
66 井伊直弼
67 桥本景岳
68 吉田松阴
69 孝明天皇
70 明治维新
71 西乡隆盛
72 明治天皇
73 两大战役
74 大东亚战争
译者序
“平泉澄=皇国史观”，这是现今日本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观念。
平泉澄从大正十二年（1923）起，直到昭和二十年（1945）日本战败投降为止，都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教授日本中世史。当时，他还常到海军大学、陆军大学演讲，在政界和军界都有巨大的影响力。日本战败后，平泉受到了撤销公职的处分，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白山平泉寺（即白山神社，福井县胜山市）。虽然平泉此后没有再回到大学任教，却一直没有停止演讲等各种活动。
昭和四十五年（1970），已76岁高龄的平泉澄写下《少年日本史》，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物语日本史》。平泉澄作为一位老者面对日本青少年讲述了他自己理解的本国历史。书中的论调，是他战前的一贯主张，即“皇国史观”。
所谓皇国，即以天照大神为皇祖的万世一系的天皇所统治的国家。皇国史观，就是认为日本国是皇国，将日本的历史看作皇国的历史的史观。
关于这一史观，日本中世史学者永原庆二在《皇国史观》（岩波ブックレットNo.20，岩波书店，1983）中有一针见血的分析。正如永原氏所指出的，皇国史观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的儒者、国学者的国体论和尊皇论。并且，其与明治时代之后的天皇制与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史观以彻底、强有力的形式出现在日本社会，是在进入昭和时代之后，例如昭和十八年（1943）文部省编纂的《国史概说》，它是文部省直接向日本民众展示日本历史的最终版本，即“正统的国史”。
平泉澄及其部分弟子，就是皇国史观的代表人物。
《物语日本史》的叙事特色
暂且抛开平泉的“皇国中兴”等论调，《物语日本史》和目前各种各样的日本通史普及读物相比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正如书名显示的，本书是以“物语”的形式来讲述日本历史的。全书语言简明，叙事生动，节奏轻快，每一章节即是一个小小的物语，虽然洋洋洒洒数十万字，内容几乎涵盖整个日本历史，却不会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感到枯燥乏味，非常适合现代人快节奏的零散阅读。
第二，本书大量引用了日本的古典资料，包括和歌、物语等文学作品，也有“六国史”、《风土记》、《吾妻镜》等基础史料。如上卷中大量引用了《万叶集》、《古今和歌集》和“百人一首”等和歌集中的著名和歌，不仅展现了大和、奈良时期等日本早期文学的风采，更将平安时期的贵族文化的华美优雅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卷在描写乱世中的各种战斗画面，以及著名片段中的人物对话时，大篇幅地引用了《平家物语》和《太平记》；在描述日野俊基、后醍醐天皇、宗良亲王等朝廷一方的人被流放，或者逃亡各地的场面时，又引用了他们的和歌，抑或是后人为其所作的和歌来代替叙事，从而更加细腻地描绘了历史人物的心理动向。
第三，以人物为中心进行叙事。特别是下卷，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位著名的“天下人”，到本居宣长、吉田松阴，再到明治天皇等人，基本每章都以人名作为标题。人们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而历史又是由人们的具体活动所构成的。在历史的舞台上，人们扮演着“剧中人”和“剧作者”的双重身份，既充当了历史的主体，又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活跃在历史前台并起重要历史作用的历史人物，亦不例外。[1]以人物为线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深入历史事件，我们阅读的不是一个个写在史书上的既定史实，而是曾经真实地发生在某个历史人物身上的故事。
《物语日本史》对于中国读者的意义
强烈的主观性以及贯穿始终的“皇国中兴”的说教口吻，是《物语日本史》全书的主调。平泉用这种方式向日本的少年儿童去宣扬他一生的主张。正如他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提取历史的精华，诚实地将父辈祖辈的辛苦与功业传达给子孙，期待着子孙们能够继承这一精神”。
那么，我们中国读者应如何来读这一部《物语日本史》？
首先，前文已提到过，因为本书是“物语”，引用文学作品会让读者觉得更有趣，平泉引用的古代和中世的古典文学作品，确实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作为外国读者，在了解日本基本历史的同时，也能从中对日本各个时代的著名古典作品获得一定了解，并且进一步由此窥探日本人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和感受方式。
但必须要注意的是，平泉对古典作品的引用和对描述对象的选择，都是为了更好地输出他的观点。永原庆二早已指出，平泉引用《太平记》，是要让少年儿童感动、兴奋，加深他们尽忠报国的信念。另外，不仅是《物语日本史》，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手法还常见于皇国史观的各种教科书和读物。平泉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基本都与现在史学界的认识有差异，比如对足利尊氏、织田信长、明治天皇的评价。读者们可以参考各卷中的译者注来体会，特别是下卷，例如，在对近代日本的国际关系以及大东亚战争的叙述中有诸多不符合史实之处，这也是其历史观的一种体现。本书为维持其书写的完整性而对这部分未做删减，但对于其中的不合理之处，中国读者应当有理性认知。平泉呼吁日本的少年儿童去敬仰这些经他雕刻过的历史人物，通过这种方式让少年儿童的心灵受到感动，这是皇国史观教化的一种手段。了解这一点，我们也就能更好地理解中日之间时不时就会纠结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本质所在了。
其次，客观评价平泉的历史研究。众所周知，平泉早已被日本学界驱逐，现在的日本史研究者大部分不会再引用平泉的论著。但是，确实有部分学者对平泉的研究成果给予了一定的评价。平泉的各种著作中被评价为较有学术意义的是《中世社寺与社会的关系》（『中世における社寺と社会の関係』，至文堂，1926）。二战结束后，石井进、网野善彦等几位日本中世史学者对平泉这本书中有关“アジール”（避难所、圣地）部分给予了一定评价。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在日本中世史学界中，有一些年轻学者呼吁：不能将“平泉史学”一棍子打死并动辄认为平泉澄等同于“皇国史观”，而应该重新审视、评价他的各种学术观点。也就是说，要将平泉澄的历史观和他所做的史学实证研究分开来评价。这样的呼吁主要出现在南朝研究的领域中。
的确，作为研究日本史的人，阅读平泉的论著时要多少找一些学术观点上的共鸣并不难。以前面提到的《中世社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平泉从社寺和民众生活等角度将社寺评价为社会的中心（social center），的确和不少现在的区域社会史的学说是相似的[2]。如何准确把握、评价平泉的实证研究，以及其实证研究和史观的关系，是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的问题。
最后，《物语日本史》与其说是一部日本通史，不如说是一部日本现代版的《神皇正统记》，一部渗透着平泉个人的历史观的历史书，一部古典作品。我们在把平泉澄作为一位日本历史人物去理解的同时，将这套《物语日本史》当作一部古典作品去阅读即可。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物语日本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的史学史。更进一步来说，当代的日本学者怎么评价平泉，也是反映当今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学界的思想变化的一面镜子。
这套书分为三卷，基本对应日本古代（壹）、中世（贰）、近世和近代（叁）的历史。专攻日本古代史的梁晓奕负责壹卷，专攻中世史的黄霄龙负责贰卷，专攻近世史的刘晨负责叁卷。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这篇小序的完成，很大程度得力于梁晓奕、刘晨两位译者兼同行所分享的翻译心得，在此对他们表达真挚的谢意。
《物语日本史》的翻译中有两个很大的难题，一是文中大量引用了古典作品和史料原文，二是必须结合现在日本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去解说原文。虽然我们三人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水平有限，仍难免出错。甚望博学高明的读者予以指教，以待将来有机会改正。
黄霄龙
2016年7月31日于神户
[1] 《全面辩证地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光明日报》2014年2月1日，第3 版。
[2] 例如宫岛敬一的《战国时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浅井、六角氏与地域社会》（『戦国期社会の形成と展開—浅井·六角氏と地域社会—』，吉川弘文馆，1996）。
序言
希波克拉底有云“人生矩促，技艺长存”，又有俗话说“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为了让艺术成就能够长久流传、身后的名声荣誉能够万世不朽，就有必要让子孙后世理解和继承自己的功业。如果这些事情子孙不能理解、后世无法继承的话，那么这个人的人生就和泡沫一样转瞬即逝，他的所有成就也随着他的去世而烟消云散了。因此教育的真谛就在于让子孙后代理解和继承先人的功业，自古以来国家重视教育、家族严持庭训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然而，自明治以来日本就以西洋文明的引进为要务，我的本意虽然不愿如此却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到昭和二十年以后，由于占领政策的压制，想要继承父辈祖辈的精神、彰显他们的功业，变得完全不可能了。我在当时的小学生身上，看到了这一政策留下的惨痛伤痕。
这是终战两三年之后的事情。为了参加某个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秋天的祭典，我穿着木屐走在一条山道上。日光遍照山间，天气不太冷也不太热，风景秀丽，这一段山道我走得十分惬意，渐渐地放慢了脚步，被三四个开心地唱着歌儿的放学归来的儿童追上了。我问他们：“你们知道‘君之代’吗？”
“‘君之代’？没有听说过啊。”
“那你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吗？”
“日本？这也没有听说过啊。”
“那么，你们知道美国吗？”
“美国？这个倒是有听说过。”
听了孩子们的回答我不禁愕然。世界上曾经有过几个国家被征服、毁灭，以至于整个民族的命运与文明的传承都就此断绝的先例，而我现在痛感同样的事情正切实地发生在我的身边。
到了昭和二十七年的四月，占领终于结束，日本成为独立的国家，长年处在监视居住之下、被禁止公开发言的我也终于得到了解除禁令的通知。在一年后的昭和二十八年五月二日，我为了庆祝前辈的八十岁生日而前往福井县，顺便受托在成和中学进行了一场演讲。我并不知道这所学校，学校的学生也并不认识我，这次演讲可以说是互相并不了解的双方之间的一场遭遇战。演讲的时间很短，中心内容也非常简单。
诸君！你们很不幸地长年生活在美军的占领之下，接受了无法了解事实真相的教育。然而现在占领结束了，你们必须要正确地认识这些重要的史实。
我以这样的一句话开始了演讲，然后简单地介绍了两三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当时学生们的表情和因感动而发光的眼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千位学生的视线，无论是我站在讲坛上的时候还是结束了演讲以后都一直集中在我身上。这些视线与其说是看着我，不如说是像箭一样射在我的身上。当我结束演讲准备回去的时候，学生们都主动地跟出来围在我身边，当我坐上出租车以后也紧紧地围着出租车，甚至爬到了出租车顶上。他们沉默着什么话也没有说，也没有任何粗暴的行为，只是始终看着我，不愿从我的身边离开。在和他们告别离开的两三天之后，我收到了多封来自学生们的真情流露的信，其中既有男生寄来的，也有女生写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感动的一次演讲。
成和中学给我的感动之难忘，使得我在十几年后接受时事通信社的委托、准备写一本日本通史的时候，采取了向纯真的学生们发起号召的行文方式。当时我已经七十六岁了，不知余生还剩下几天，因此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抱着这就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后的礼物的心情写的，换言之，这本书就像是我的遗书一样。因此在这本书里我没有采取学者一样罗列事实、自夸博学的形式，而只是提取历史的精华，诚实地将父辈祖辈的辛苦与功业传达给子孙，期待着子孙们能够继承这一精神，痛切而又诚实地落笔叙述。这本书名为《少年日本史》。一旦定下了这一方针，我下笔如有神助，一泻千里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写出了原稿用纸一千页的底稿。
万幸我的这一心情得到了有志之士的理解，这本书不但得到了一般大众的喜爱，也受到了各界有识之士的好评。然而很不幸地，由于时事通信社的变革，这本书没能在时事通信社出版，此后改由皇学馆大学出版部出版。
我的一生可以说是饱经磨难，而我所撰写的书也往往和我一样要遭遇诸多苦难，我已经将这视为人生的一部分而坦然接受了下来，而这一次讲谈社却出乎我意料地提出了再版《少年日本史》并将书名改为《物语日本史》的请求。讲谈社提出，本书的精装豪华版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出版，但是为了符合这本书作为祖父送给少年们的礼物以及遗书的双重性质，希望能够在讲坛社出版发行它的分册文库本，以求能够凭借其廉价的优势，让世间更多的人读到这本书。最初，讲谈社的诚挚建议让看惯了挫折与磨难的我一度有些困惑，但我最终还是满怀感激之情地接受了这一提案。在此，我只希望这一份小礼物能够像一条满载希望的小船，在风平浪静中到达彼方。
昭和五十三年十二月十日晨 于白山寒林之中
平泉澄
1 国家建设
元服
诸君！大家听说过牛若丸的故事吗？没错，他就是那个在五条大桥上，与武藏坊弁庆决斗并漂亮地获胜，由此获得了一位一生忠实于他的家臣的那个勇敢的少年。
那么大家知道这位牛若丸，与那位从鹎越[1]的绝壁上飞驰而下、在一之谷大破平家大军的源九郎义经，是怎样的关系吗？不错，两人其实是同一人。他在少年时代被称为牛若丸，长大成年后就改称九郎义经。这一变化就发生在元服之时。
所谓的元服，可以说和现在的成人式差不多。儿童、少年在经过成人式之后，就被视为大人，一方面周围的人都会以对待大人的礼节对待他，另一方面他也需要开始肩负作为一个大人的责任。
正因为如此，古人都非常重视元服，家人会在孩子元服时为他举办隆重的仪式，只有牛若丸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命运非常凄惨的人。他出生于平治元年，在那一年的年末，他的父亲源义朝战败，第二年的年初就被处死，牛若丸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将他抱在怀里东躲西藏、躲避追兵。后来他一度在鞍马山中修行，在出鞍马山前往奥州平泉的途中，于近江（现滋贺县）的镜之宿独自一人给自己举办了元服礼，改名为九郎义经。传闻那时候他十六岁，当然这算的是虚岁，用现在的算法他只有十五岁。
除了牛若丸这一例外，其他人的元服仪式都正式而庄重。例如八幡太郎义家，他是义经四代之前的先祖，也是著名的武将，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他的事迹。他被任命为陆奥守，前往镇压地方叛乱，在路过勿来关（现在的福岛县磐城市勿来町）时，看见盛开的樱花被风吹落，有感而发，咏歌一首：
吹く風を なこその関と 思へども
道もせに散る 山桜かな
（此关名为“勿来关”，因此我一度以为就连山风都不会吹到此处，但是没想到被风吹落的山樱已经铺满了道路。）
这首歌后来很有名，歌中的“なこそ”是一个地名，用汉字写作“勿来”，也就是“不要来”的意思。“道もせに散る”的意思是吹落的山樱铺满山道，使得道路都显得狭窄了。源义家身为一名武士，手中的弓箭就连鬼神也感到畏惧，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英勇的武士，却为樱花散落而感动，并能在马上咏歌一首，他的这一风流姿态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传唱。这位源义家，在儿童之时被叫作源太，七岁时，在石清水八幡宫的神前举办了元服的仪式，此后才改名为八幡太郎义家的。
义家有两个弟弟：一个是义纲，我们不知道他的幼名，只知道他元服后称为贺茂二郎义纲，由这个名字可以推测他的元服礼一定是在贺茂神社里举办的；另一个是最小的弟弟义光，这一位的名气更大，他听说兄长义家在奥州苦战，为了援助兄长也奔赴奥州。有一个名叫丰元时秋的青年，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义光。他虽然出身于音乐世家，然而由于父亲时元过世时年纪尚幼，没有获授吹笙的秘曲，时元在将曲谱托付给义光之后就去世了。时秋见到义光奔赴战场，也一路追寻他的足迹而来。关于曲谱的事情，时秋一句话都没有提，只是默默地追随义光，然而义光也知道他的心情，就在走到足柄山（现在静冈县与神奈川县的分界线）的时候下马，屏退下人，以盾牌为席坐在地上，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吹起了笙，希望将秘曲教给时秋之后他就能回京都去。由此可见，义光不仅是一位勇敢的武将，也有着深厚的艺术造诣，同时还特别重视人情，知道为他人考虑。源义光的幼名也没有流传下来，然而从他元服之后称为新罗三郎义光这一点来看，他的元服仪式毫无疑问是在近江（现滋贺县）的新罗明神（在三井寺以北的地方）前举办的。
立志
一般来说，镰仓时代的武士们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名字还叫作“某某丸”，到了十六七岁时就元服并改名，由此可以确定成人式多在十五岁前后举办；然而也有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元服的，如前所述，八幡太郎义家在七岁时就举办了元服礼，小时候名叫正寿丸的北条时宗也是在七岁时元服并改名为时宗的。毕竟这一位也是在十四岁就担任幕府的重要职位，十八岁时就以幕府代表的身份负责与蒙古交涉，二十四岁时击退外敌，三十一岁时在博多湾消灭外国的百万大军的英雄，他在七岁时就有与成人相符的见识与资格也并不奇怪。
排除源义家与北条时宗这样的例外，镰仓时代的武士们一般在十五岁前后元服，在此之后周围的人就会把他当作大人对待，同时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此之后必须为自己的言语与行动负责。在元服之前，他们都还是儿童、少年，说话做事即使有些小错误也都会得到周围的宽待，而在元服之后，一方面会受到周围人的尊敬，另一方面也必须承担起大人的责任。可以说，元服是一生中重要的转折时刻，在此时要完成由少年向成年的转变。
这一转变在形式上表现为元服礼，在心理层面上就表现为树立志向。要成为独当一面的大人，就需要收起儿童时的散漫之心，明确树立自己的目标，这就是立志。大家知道孔子吧。他是中国古代的哲人，生活的时代比耶稣还要早近五百年，是和西方的耶稣、印度的释迦相提并论，长久以来给人们以深刻影响的伟大哲人。孔子曾经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十有五即十五岁，也就是说孔子在十五岁时确定了人生目标，三十岁时确立了立足之地、不再动摇。此外，想必诸君也听过别人吟诵下面这首有名的诗作：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死不还。
埋骨岂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2]
可以说，立志，就是确定人一生的目标与方向，让人生走上一条固定的轨道。
那么，就个人而言，形式上的仪式是元服，心理上的要求是立志，把这一理解推广到整个民族来考虑，我认为相当于一个民族的立志与元服的东西是国家的建设。日本民族的起源要追溯到很久以前，然而那时的日本人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没有统一的意志与共通的责任感。将这个分裂的组织团结在同一个目标之下，以一个共通的意志将他们统一在一起，使他们在面对其他民族时能够负起责任，这时候我们才能说国家的建设完成了。
有的人说日本民族是一个混合民族，这并不是事实。当然，日本民族作为一个包容力强大的民族，接受其他民族并将他们融合吸纳，这样的具体例子我们可以找出许多，然而构成日本民族的中心与主体的部分具有完全属于日本的独特性，这一民族特征并不会由于其他民族的混入而被削弱。已经有优秀的学者通过骨骼与血液的研究证明了日本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独特性，并确认了日本民族分布在由扬子江（长江）下游地区，经冲绳群岛，直到九州、四国、本州及其周边诸岛的范围内。由这一血型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无论周边民族怎么混合，都不会成为日本民族。
日本民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这一点可以从最根本的血液和骨骼的研究中得到证明。然而，如果我们的国家建设不成功的话，这一民族又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这一点我们只要考虑一下扬子江下游地区诸民族的情况就一清二楚了。他们即使在血液与骨骼上与日本民族相同，但在精神层面上没有与日本民族共通之处。这正说明了通过国家的建设，将民族团结在一起，面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想必现在大家也能够明白了吧。最后再重复一遍，对于个人而言，最重要的节点是元服与立志；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节点除了国家建设外别无他物。
[1] 日本兵库县神户市地名，源平合战的古战场。——译者注
[2] 本诗作者为幕府末年的僧侣月性，此诗在当时颇有名气，后因毛泽东转引而在中国也广为人知。——译者注
2 神武天皇
柴野栗山
那么，究竟建设“日本”这一国家的英雄人物又是谁呢？是谁成为日本民族的中心，高举共同的理想，促成了日本民族的团结，决定了日本的方向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神武天皇。说到神武天皇，大家可能会感觉这是个很遥远的人物，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要说为什么的话，请大家先回想一下自己的姓名。我们把姓和名分开，只看姓的部分，姓在日语中又被称为“苗字”，大家的苗字都是什么呢？山田、木田、小岛、村上、夏目、手塚、饭沼、依田、多田、小国、山县、清水、田尻、浅野、土岐、船木、石川？大家的苗字是以上其中一个吗？或者是佐竹、武田、小笠原、秋山、南部、里见、新田、大馆、今川、畠山、细川？这些里面有大家的苗字吗？这些都是源氏的苗字，而且属于源氏中的清和源氏，也就是清和天皇的直系后代。而说到清和天皇，他是神武天皇血统的继承人，我们以神武天皇为第一代天皇，他就是第五十六代天皇，刚才我提到过的这些苗字的人们，他们的祖先近可以追溯到清和天皇，远则可以追溯到神武天皇。
你说“我们家的苗字不一样”？那么你们家的苗字又是什么呢？村冈、三浦、畠山、相马、梶原、北条、名越、金泽、伊势、杉原、和田、千叶？这些之中有哪一个是你的苗字？拥有这些苗字的人都属于桓武平氏，是桓武天皇的直系后人，而说到桓武天皇，他是神武天皇的直系后代——第五十代天皇。
除了这些苗字之外，还有像近藤、进藤、武藤、尾藤这样的苗字，如果算上佐藤、加藤、后藤、斋藤等的话就更多了。这些苗字和林、富樫、竹田、河合、稻津、结城、松田、佐野、波多野等苗字一样，他们的先祖可追溯至左大臣藤原鱼名。鱼名是距今一千二百余年前的人，他的祖父是藤原不比等，而不比等的父亲就是大织冠藤原镰足，这一位想必大家都知道，他是天智天皇的重臣。如果再追寻他们的先祖，会发现他们一族从太古时代起就是皇室的重臣，藤原氏是天种子命——这位是侍奉于神武天皇身侧的大臣——的后人。如此一来，无论是斋藤也好，加藤也罢，佐藤也好，后藤也罢，又或者是前面提到的其他家族，都是神武天皇的重臣的后人，都是帮助神武天皇完成建国大业的英雄的子孙后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距今两百多年前的宽政四年（1792），有一位名叫柴野栗山的学者，他前往探访神武天皇的御陵，看到当地荒凉的景象时心痛不已，咏了如下一首诗：
遗陵仅向路人求，半死孤松数畂丘。
非有圣神开帝统，谁教品庶脱夷流。
跳过中间的一部分，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百代本枝亿不计，几人来此一回头。
柴野栗山要表达的意思是，神武天皇的御陵现在已经荒凉破败，不为人所知，以至于现在要前来参拜都已十分困难，问了多位路人才好不容易找到正确的位置，到了一看却发现神武天皇的御陵荒凉得只有小丘上一棵半死的松树而已。如果没有神武天皇领导日本民族建立日本这个国家的话，日本民族就一直是一盘散沙，无法脱离低级的生活，身为日本人怎么能够不感激神武天皇这个大恩人呢？不仅如此，日本人都是神武天皇的后代，由神武天皇至今经过约百代，换算成年数是两千数百年，在这两千余年的时间里他的直系（本）与分家（枝）不断增加，子孙后代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到现在恐怕已经可以以亿为单位来计算了吧。可以说，神武天皇不仅是日本人的恩人，也是日本人共同的祖先，尽管如此，日本人却谁也不来参拜神武天皇的御陵，这件事情是多么悲哀啊。
这位柴野栗山是赞岐（现香川县）出身的学者，他此后出仕幕府，是重新制定了幕府教育方针的伟大人物，他对于神武天皇的感激与崇敬之情也值得敬佩。“百代本枝”这句话，如果我们反过来想的话可能更好理解：大家都有父母双亲，这就是两个人；而父母又各自有父母双亲，也就是你的祖父母与外祖父母，这就是四个人；再往前数一代就有八个人，而再往前数一代就是十六个人、三十二个人、六十四个人……一代以平均三十年来计算的话，从我们的世代往前数仅仅两百年，你的先祖就有六十四人之多，把两百年换成两千年，祖先的数量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通过刚才的计算想必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点了。而且这不仅是一个人的事情，所有日本人都是一样的，这么一来我们可以说，整个日本民族在生活在这个岛国上的几千年的时间中，不知不觉中都成为彼此的家人与亲族，换言之，整个日本民族的血液都是相通的，日本民族是一个巨大的血缘亲族团体。而在这个巨大的血缘亲族团体正中心的就是皇室，皇室是所有日本人的本家，而皇室的祖先就是完成了国家建设大业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然而日本人忘记了神武天皇的伟业，没有人前往神武天皇的御陵前参拜，柴野栗山感叹的就是这件事情，而柴野栗山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它准确地表达出来，我们不得不佩服他渊博的知识与直率的情感。
神武天皇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神武天皇的经历。他最初诞生在日向国（现在的宫崎县），由于看到日本国分为无数小国互相争斗的混乱状况，下定决心要将这个混乱的日本统一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领军出航，一路征服了宇佐（现在的大分县境内）、冈田宫（推定位于现福冈县境内，下同）、多祁里宫（现广岛县境内）、高岛宫（现冈山县境内）等地，进入浪速地区（现大阪府境内），在由河内翻越生驹山进入大和地区（现奈良县）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天皇的兄长五濑命也在作战中身负重伤。这时天皇说：“我们是日神的子民，却面向着太阳作战，这才受到了神明的惩罚。假如我们崇敬神明，让日神的光芒从背后照耀我们作战，就一定能够消灭敌人。”于是他率领大军改变行军路线，从大阪湾南下进入纪伊地区（现和歌山县）。重伤的五濑命在这里不治身亡，被埋在了灶山。天皇继续率军进入了熊野地区，这里山势险峻难以行军，正当天皇受困于此之时，在梦中天照大神告诉他会派遣八咫乌给他带路。后世的大伴氏的先祖日臣命在八咫乌的引导下领兵前进，进入了宇陀地区（现奈良县境内）。天皇登上宇陀的高仓山的山顶远望四方，发现四周都是抵抗天皇的人，从国见岳到矶城再到葛城地区，都有抵抗天皇的“八十枭帅”存在。“八十”不是一个实数，而是古代日本常用来形容数量之多的形容词，“枭帅”的意思是勇敢的人，我们可以想象在大和地区原本就有诸多豪强，他们原本互相争斗不已，而现在转而一致对抗神武天皇。天皇逐一瓦解了他们的抵抗，在与最后一个抵抗者长髓彦作战的时候，由于对方的顽强抵抗，天皇的军队久攻不下，陷入了苦战。就在这时，天气转阴，下起了冰雨，一只神奇的金鸱停在了神武天皇所持之弓的顶端，发出闪电般耀眼的光芒，使得贼兵目不能视、难以作战。长髓彦的部下里有一位叫作饶速日命的人，他原本是神武天皇的同族，看到长髓彦冥顽不灵、执迷不悟，于是就杀死长髓彦、归顺神武天皇。这就是后来物部氏的祖先，物部氏一族长久以来都以其武勇守护国家。
最终，天皇平定了四方的“八十枭帅”，在橿原宫即位。世人为了赞颂神武天皇的武功，自古以来称他为“于畝傍之橿原也，太立宫柱于底磐之根，峻峙搏风于高天之原，而始驭天下之天皇”尊其名为“神日本磐余彦天皇”，汉风谥号神武天皇。
目前为止，我们快速了解了神武天皇的一生，但毫无疑问，神武天皇的东征建国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绝不是一件能够轻易完成的事。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天皇从离开日向国到最终平定大和地区，一共花了六年的时间；而据《古事记》的记载，天皇单是途中停留在各地的时间就有十五年之久，这么算起来，最终完成整个东征花了十七八年的时间。建设国家就是这样一件如此重大而又艰难的事情。如果看近代的例子，美国的《独立宣言》是在公元1776年颁布的，但是之后华盛顿领导的军队陷入苦战，直到1783年美国的独立才最终得到承认，这一过程长达八年。而中国的诸多王朝中，最强大并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汉朝，它的初代皇帝名叫刘邦，刘邦举兵推翻秦朝统治就花了近四年时间，在秦亡之后又用了近五年时间与项羽争夺天下，从举兵到建国，花了八年多的时间，经历无数艰辛，最终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立了汉朝。而且项羽也是自称“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英雄、大豪杰，刘邦与他的战斗过程极其艰苦，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神武天皇面对割据四方的“八十枭帅”时，或是通过武力征服，或是使其心悦诚服地归降，最终完成日本民族的统一大业，这究竟是多么不易。正是因为神武天皇有着统一日本民族的伟大理想，并为这一理想付出了终生的努力，无论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都没有退缩，才能最终实现日本民族的统一。后世被他的英雄气质所感动，给他献上了“神武天皇”的谥号。
3 皇纪（上）
六国史
神武天皇的国家建设对于日本而言，确实是一件非常伟大而又重要的事件，然而关于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却还无法正确而详细地知道其中很多具体内容，这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没有留下记录。而要说为什么没能留下记录的话，很不幸的是当时的日本还没有文字。当时的日本人还没有发明出文字，也没有从外国引入文字。
在中国，使用文字的历史很悠久，早在数千年前就已有书籍。汉字首先传到朝鲜，然后经由朝鲜进入日本，此时正值应神天皇在位。阿直歧、王仁、阿知使主先后在应神天皇十五年、十六年、二十年来到日本定居，将学问传到日本。王仁是汉高祖的子孙、西文氏的祖先，而阿知使主则是东汉灵帝的子孙、东文氏的祖先。他们以学问出仕朝廷，此后不久日本的历史开始被记录下来，在此之前的事情都是靠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现在我们说起口头传说，会觉得非常靠不住，但这是因为现在的人们可以依赖文字记录，记忆力反而衰退了。即使是现在，在那些不怎么依赖文字的人里，仍然有记忆力强大得令人震惊的人存在，更不用说古时候的人了。而且在太古时代，有一群叫作语部的人，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把故事背下来并传给后代，因此即使没有当时的文字记录，上古时代事情的大致经过仍然能够流传下来。这些事情从应神天皇的时代开始，逐渐被文字记录下来。第一次整理这些记录并编纂日本历史的人是圣德太子，他在推古天皇二十八年的时候编纂了《天皇记》《国记》和其他历史书。这些书籍由苏我氏保管，但苏我氏在皇极天皇在位时的大化改新中灭亡了，《天皇记》《国记》等书籍也在那时被付之一炬，只有其中一小部分被抢救出来，回到了朝廷手中。然而毕竟这部分记录十分片面，而且各家的记录也有许多谬误，于是在第四十代的神武天皇时，朝廷将这些记录重新整理了一遍，并对之前各家口头传说中的谬误也进行了修正，然后将这些内容全部交给一个名叫稗田阿礼的人，让他背诵。接受这道敕命的稗田阿礼时年二十八岁，是个十分聪明、有着过目不忘之才的人。然而人的寿命总有尽头，第四十三代的元明天皇命令拥有深厚汉文教养的太安万吕，将稗田阿礼背诵的东西全部用文字记录了下来。太安万吕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在和铜五年（712）正月完成了全文并将它献给天皇，这就是有名的《古事记》，它分为上、中、下三卷。
《古事记》是根据旧来的口头传说编写的书籍，与此不同，自圣德太子以来，朝廷就在推进一个编纂日本历史的计划，希望通过历史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参考外国的历史记载，整理各家的记录，由此补充口述历史中缺乏的年月记录，进而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日本历史书。这项计划最终在第四十四代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五月完成，由担任总编的舍人亲王献给天皇，这就是《日本书纪》。《日本书纪》的内容更为详细，共有三十卷。这是日本的第一部正史，当时就非常受到重视，此后日本接连编纂了它的续篇，依次是《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三代实录》，这五本正史与《日本书纪》并称“六国史”。
纪年混乱
如前所述，现存日本编纂的第一本历史书是《古事记》，在此之后的是《日本书纪》，然而《古事记》是在第四十三代元明天皇时代成书的，《日本书纪》的成书时间则是第四十四代元正天皇时代，那时距离第一代神武天皇时代，已经过去了四十几代，以年月来计算的话则至少过去了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即使我们假设从应神天皇时代起，日本就逐渐开始以汉字记载历史，而这些记录也在此后成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材料，但是应神天皇也已经是第十五代天皇了，离神武天皇还有十几代人的距离。这十几代人的历史没有文字记录，完全靠着口述流传下来，关于建国时的事情，因为不同人的口述而产生一些差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此关于神武天皇的东征，《古事记》里记载他在安芸国（现广岛县）停留了七年、在吉备国（现冈山县）停留了八年，而《日本书纪》里则将前者的时间记为约七十天，而后者的时间也不过三年，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不过，虽然在这些细节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关于事件大体经过的记录都是一致的，例如关于天皇东征道路和停留区域的记载都相吻合，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神武天皇东征的事情确实曾经发生过。
然而有一件事情非常麻烦。《古事记》里虽然记录了历代天皇的名字以及他们在位期间发生过的事情，却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也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和下一件事情之间隔了多久的时间。也就是说，虽然《古事记》作为一部故事集很有趣，但是想要列一个年表，用时间顺序整理其中记载的事情，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相对地，《日本书纪》则明确地记载了年份，时间的经过与事件的发生可以一一对应。尤其是明确地记载了神武天皇即位于辛酉年春正月朔日，日本的纪年就以此为元年，由此算出的纪年称为皇纪。以皇纪来计算的话，昭和四十五年（1970）相当于皇纪2630年。
然而，《日本书纪》的纪年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古代有许多长寿的人。如果说长寿只是八九十岁的话可能还可以理解，但是动辄百余岁甚至二百余岁的人还在继续活动，这就不得不说十分可疑了。这样的问题同样也发生在不重视纪年的《古事纪》里，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编纂之前，就产生了年代记述上的混乱，因而对两者的记载产生了影响。也有人对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过分崇敬，以至于完全相信两者中明显不实的记述，这一点并不可取。例如神武天皇，据《古事记》来计算他的岁数是一百三十七岁，据《日本书纪》算来也有一百二十七岁；同样地，第十代崇神天皇，据《古事记》他的年龄高达一百六十八岁，而《日本书纪》中记载他也有一百二十岁。即使我们都相信前述的年龄，还有完全无法解释的问题，那就是第十四代的仲哀天皇。仲哀天皇是日本武尊之子，然而如果完全相信《日本书纪》的记载的话，仲哀天皇的诞生是在日本武尊去世三十六年之后。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日本书纪》中的纪年有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同样影响到了《古事记》的记载。由此可见，在这两部著作成书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生了纪年的混乱，或者说出现了明显过长的纪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