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均为日本古国名，相当于现京都府南部与大阪府、兵库县东部地区，与现奈良县所在的“大和”合称五畿，也称畿内。——译者注
[6] 进宫朝拜，出席朝廷仪式。——译者注
[7] 关于信长与天皇的关系，学界存在融合与对立两种观点，本书所持信长为拥戴天皇而进行统一的观点未得到广泛认同。——译者注
[8] 大阪是现代日本对这一地区的称呼，近世应使用“大坂”一词，但本书一直使用“大阪”一词，因此翻译时未做修改。——译者注
[9] 石山即后来的大阪城所在之地，为战略要地，也是本愿寺教团总部的所在地。——译者注
[10] 河尻秀隆，信长家臣。——译者注
58 丰臣秀吉
讨伐光秀
就在明智出乎意料地谋反将信长打倒的时候，信长部下的诸将领，却都在信长的命令下分散在各地进行着远征，没有一个人能够火速赶来营救。柴田胜家、佐佐成政正在越中与上杉军对峙；森长可正自信浓进兵越后；泷川一益在上野国对阵后北条氏；发兵阿波国的织田信孝刚刚经过堺市；织田信澄、丹羽长秀、堀秀政驻扎在大阪，正做着征伐四国的准备；细川、池田、中川等人也都因为受命西征而在各自的领国进行着战备工作。在这些分散于各地的人中，距离京都最远、面对的敌人最强劲、面临的局面最艰难的人，无疑就是羽柴筑前守秀吉了。
秀吉本是织田信秀麾下走卒之子，身份低微，年幼丧父，度过了充满苦难的少年时光。秀吉还一度流浪他乡，不过永禄年间开始追随信长，其才识器量得到了认可，逐渐得以出人头地。秀吉最初名曰木下藤吉郎，但是在领略了柴田胜家和丹羽长秀卓越的才能之后，遂改名羽柴秀吉以表明效法二人之心，自称羽柴筑前守。天正元年近江浅井氏覆灭之后，秀吉受封其旧领，入居小谷城，之后又在长浜筑城并移居至此；天正八年移居姬路，并以此为根据地，为平定中国地区[1]而努力。正好在这一时期，毛利氏跨山阳山阴两道，统辖十国之地，正在将势力向播磨国渗透，因此秀吉自然就与毛利氏发生了正面的冲突。然而秀吉干净漂亮地将其击败，随即征服因幡、伯耆二国，甚至进一步攻取备前，侵入备中，围困了高松城。
高松虽是平城[2]，但周围尽是沼泽地，马匹难以前进，仅有几条细细的小路可以利用，因此即使大军压境也很难展开攻势。守将清水宗治是一介刚直之人，抱定死守之心毫不动摇。秀吉见此情景，便阻塞河川，引水成湖，打算用这湖水将困于中央的城郭淹没。毛利发大军五万前来救援，秀吉虽然只有三万兵力，却通过巧妙地布阵使得毛利大军无法展开救援。水面每时每刻都在上升，高松城危在旦夕。毛利氏毫无办法，只得提出讲和。秀吉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毛利方让出备中、备后、出云、伯耆、美作五国；第二，高松守将清水宗治自杀献城。毛利方面表示，第一条可以接受，但是第二条难以接受，和谈陷入僵局。就在此时，六月三日深夜至四日清晨，本能寺之变的消息传到了秀吉这里。秀吉一边封锁这一消息，不透露给其他人，另一边特地平心静气地巡视军阵，巧妙地与敌军展开交涉。结果清水宗治驾一小船而出，在敌我双方众目睽睽之下慨然引刀切腹。秀吉见此情形，遂对于讲和的第一条要求进行妥协，将出云、备后以及其他地区让给了毛利氏，火速完成了讲和。此时，六月四日白天刚过。是夜，秀吉就自高松出发，全速回奔姬路；六月八日到达姬路之后，立刻发出命令准备好各个方面，并将自己所有的金银粮草悉数散发下去。由此可见，秀吉已经做好了这一战胜则进取天下，败则死无葬身之地的觉悟。八日夜晚做好了出阵的准备之后，九日黎明，秀吉全军乘势而动，十三日与明智军会战于山崎，经过激烈的战斗最终将其击溃。当晚，光秀打算逃往坂本城，但其在途中的小栗栖被杀，终年五十五岁。
织田氏诸将领之中，勇武之名冠天下者不在少数，然而听闻本能寺之变以后，都不过是震惊而已，未有人能够迅速出兵讨伐明智者，更有如河尻肥后守一般，因为失误而一命呜呼之辈。家臣之中，唯有秀吉能够游刃有余地与毛利氏完成和议，并抽调军力返回，一口气击败光秀，替主君报得大仇，这说起来简直就是英雄般的壮举。因此一举，秀吉于是得以超过柴田胜家和丹羽长秀这些前辈大将，实际上作为信长的继承者，站到了政权的正中心，就连信长的同盟军德川家康也不放在眼里了。
与胜家的决战
然而，表面上如何先不说，在心里，胜家也好家康也罢，都没有就此居于秀吉下风、接受其指挥差遣的意思。此时的情形是，秀吉无论如何都必须要与他们各自一战，并用实力来决定胜负。很快，与胜家进行决战的机会，过了一年不到就早早地到来了。胜家联络了将据点设在岐阜的织田信孝和退守伊势的泷川一益，计划四面夹击秀吉。不过知晓了这一计划的秀吉，赶在胜家因为北陆积雪过深而无法出兵发动攻击之前，率先于天正十年十二月进攻岐阜，迫使信孝提出讲和并予以同意；次年正月于伊势击败泷川一益，并占据龟山城。三月雪化，胜家终于得以出兵近江。秀吉自长浜进兵贱岳，但是见到胜家的排兵布阵之后，并未急着与其交战，而是在修筑好二十四个营寨作为守备之后，奔赴大垣去镇压再次叛变的信孝。秀吉在观察了胜家军的防御阵线之后，认识到难以攻取获胜，于是自己也扎营安寨、力主防御。而同时，胜家军中，胜家在看到秀吉构筑的二十四个营寨之后同样意识到了进攻的风险巨大，于是打算严阵以待，等待攻击的时机。但是胜家军得知秀吉已经领兵出岐阜、主将不在营寨中的消息，又从秀吉军方面投降而来之人口中得到情报，说二十四个营寨之中，唯独大岩山和岩崎山两个营寨远离其他，乃是守备最空虚、最薄弱之处。于是，胜家的外甥佐久间玄蕃盛政请缨，打算对其发动攻击。胜家认为这种攻击需要深入敌阵腹地，过于危险，所以最初是反对的，无奈盛政几次三番强烈请求，实在难以拒绝，于是在与之约定“攻下两座营寨之后须立即收兵回营”的条件之后，准许了其发动攻击的请求。
佐久间于四月十九日深夜，统领八千兵马开始行动，从余吴湖迂回而过，至二十日黎明突袭大岩山营寨。驻守此处的中川清秀，在之前的山崎合战中与高山右近一起作为秀吉军先锋征讨光秀军，是一位建立过功勋的勇将。山崎一战中虽是作为先锋出阵，此次于贱岳，中川负责大岩山，高山负责岩崎山，两人都位于秀吉军主力的后方。在前线尚未交战的情况下，竟然在此处遭遇敌军，实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中川手下千人，高山手下千人，兵员很少，营寨也是紧急修建而成的，所以十分脆弱，此时遭受猛烈攻击，高山军很快就撤退了。但是中川清秀则毫不惧怕地留在原地，激战数小时直至壮烈战死，终年四十二岁。收到胜利报告的胜家，向盛政下达了立即收兵的命令，然而年方三十正是血气方刚，并且初战告捷的盛政，并未听从叔父的命令，而是就地在野外扎营布阵，折腾了一夜的时间。
贱岳之战
山上的碉堡守卫牢固，呈掎角之势相互照应，想要攻取并非易事，唯有等待柴田军从防御工事中出来，一直在等待这一机会的秀吉，听到佐久间盛政如今终于从大岩山出兵的报告之后，知道绝好的机会已经到来，不由得欢喜雀跃，立即回马直奔贱岳而来。秀吉得知报告的时间是二十日午后二时，地点在大垣。从大垣到贱岳有十三古里（五十二公里），秀吉于午后四时从大垣出发，至夜晚八时至九时之间已经抵达木本，开始排兵布阵。秀吉在撤离之前早已准备好了返回的计划，沿路安排下替换的马匹，故而能够马不停蹄地疾驰而回。
沉醉在胜利之中，布阵于郊野，刚刚满心欢喜入睡的盛政，很快就被告知对方阵地后方不断出现无数松明，明白过来这是秀吉亲率的一万五千人大军赶到了。盛政慌作一团，于十一时左右开始撤退。
柴田军已战至疲惫，再加上受到出乎意料的打击而被迫撤退；而羽柴军方面则以逸待劳地对其穷追猛打，因此柴田军方面遭受惨败，死伤人数相当之多，甚至连胜家也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不过在家臣毛受胜介的强谏之下撤军北之庄（福井），胜介本人则与兄长茂左卫门尉一起守卫着象征胜家所在的马印——金御币，佯装胜家本人进行殿后作战的样子来阻挡秀吉军，随后共同壮烈战殁。
在进行这次追击战之时，秀吉允许其身边随从的小姓诸将可以自行作战以建功立业，而他们就是有名的“贱岳七本枪”：
福岛 市松（正则），二十三岁；
加藤虎之介（清正），二十三岁；
加藤 孙六（嘉明），二十一岁；
胁坂 甚内（安治），三十岁；
片桐 助作（且元），二十八岁；
平野 权平（长泰），二十五岁；
以及槽屋助右卫门尉。
四月二十三日，秀吉进逼北之庄。是夜，胜家在城中举行诀别之宴，犒赏部下兵将之军功，表示部下想要离开、出城都可以，但部下八十余人全部愿意追随胜家一起赴死，于是他们在二十四日午后一同自尽。胜家的夫人小谷之方，是织田信长的妹妹，是十分有名的美女，虽然胜家劝说她逃离，但她拒绝，与丈夫一同自杀。不过她的三个孩子则由秀吉代为养育。三人都是她和前夫浅井长政之间所出，在小谷城诞下的女儿。长女此时十三岁，就是之后的淀君；次女十一岁，之后成为京极高次夫人；三女九岁，后来成为德川二代将军秀忠的夫人、三代将军家光的母亲。
佐久间盛政悲愤交加，在与胜家之子权六一道悄悄地返回北之庄的途中，腿脚受伤无法前行而藏身于百姓家中休养，然而想要获得奖赏的百姓们聚集起来，将盛政用绳子捆起来押送到了秀吉军前。秀吉和他们说：
我要给百姓们褒奖，参与过抓捕的百姓都出来吧。
这时候，纷纷表示自己参与此事的人一共十二人。将他们集合在一起后，秀吉说了这样的话：
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明天说不定就发生在我身上了，你们的所作所为不是身为百姓所应该做的事情，为了惩前毖后，作为褒赏我就将你们处以磔刑吧。
说完，就将上述百姓处以了极刑。
权六是敌军主将胜家之子，时年十四岁，因此虽然尚未元服成人，仍旧堂堂正正地被斩首。盛政时年三十岁，秀吉爱惜其勇武，表示如果能归附自己的话就赐予其一国领地，然而盛政拒绝归顺，最终像男子汉一样被斩首。
秀吉在惋惜盛政的同时，也十分哀悼因为盛政而战死的中川清秀，于是将盛政之女嫁与清秀之子秀成，并立其为一方大名，延续近三百年的丰后国冈（竹田）七万石的中川藩即源于此。
关白太政大臣
与胜家的对战，是秀吉命运的转折点。虽然秀吉曾经立过讨伐明智光秀的大功，但如果败给胜家的话也会身败名裂，即便不至于身死家灭，也将再不可能掌握武力优势。秀吉正是因为非常清楚这一战的重要性，才会从大垣到贱岳、从贱岳到北之庄马不停蹄、片刻无休地持续进逼，发动猛烈的攻势。秀吉自己在当时的书信中写道：
秀吉自知，柴田若获喘息之机，必将东山再起。日本平定与否在此一举，纵然令其士卒同死阵前，筑前（秀吉）亦不应有所大意，就此抛却常识，二十四日寅时攻取本城，午刻入城，将其悉数斩首。
通过这一战的胜利，秀吉不仅证明了自己具有统一日本全国的实力，也用其名誉做出了统一日本的承诺。确定这一点的不是别人，正是秀吉自己。“日本之治世，自赖朝伊始，至今亦应有所增也。”说出这样的话的，正是秀吉本人。若论取得这一胜利的原因，秀吉巧妙地把握胜利的机会、一口气攻城略地这一点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秀吉的前辈丹羽长秀自山崎合战以来，一直高度评价秀吉的功劳及其政治手腕，无论怎样都对其施以援助、护佑这一点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因此秀吉作为感谢，在胜家灭亡之后的领地处置过程中，将越前一国和加贺半国送给了长秀，其余的加贺半国则交给了前田利家。
此前秀吉的本城是姬路城，但为达成天下统一，大阪的位置更好，于是天正十一年十一月，秀吉命令三十余国的大名开始大规模的筑城工程，至次年八月，秀吉早早地入住新城。以这一雄伟庞大的大阪城为中心，都市大阪随即发展繁荣起来。
在朝廷方面，秀吉凭借最先平定明智叛乱之功，获赐五位官位，并获任少将官职；消灭柴田胜家则使其晋升参议；十二年升从三位权大纳言，十三年升正二位内大臣，并很快晋升为从一位关白，而在十四年，秀吉晋升为关白太政大臣；在作为人臣的荣誉达到最顶点的同时，从朝廷那里获赐新姓“丰臣”。奉天皇以号令天下这一信长的理想，如今由秀吉继承，并一步步得到了实现。
九州平定
虽然政治大势是如此发展的，不过想要真的实现统一天下、号令天下的目标，还有几个非仔细解决不可的难题。第一是德川家康，第二是九州的岛津，第三则是关东的北条，他们无论哪个都具有强大的实力，并不是简简单单就会臣服的对象。天正十二年春，家康为支援织田信雄，打算与秀吉一战，为此秀吉计划了宏伟的包围攻击计划。小牧、长久手合战由此而起。这一回在局部的合战上家康获得了胜利，在大局的压制上秀吉保持优势，但总而言之，家康无法击败秀吉，秀吉也很难击溃家康，双方都认识到对方是不那么容易对付的大敌，于是在这一年年底，两军讲和，自此之后家康不再妨碍秀吉的天下统一大业，转而协助这一事业的推行。
与棘手的对手家康之间的矛盾得以解决之后，秀吉如同乘上了顺风船一般，其势力向全国四方不断扩张。天正十三年三月讨伐根来、杂贺佣兵团，平定纪伊；六月进攻长曾我部元亲并将其降服，由此平定四国；八月进攻佐佐成政并将其降服，没收其领地并赐予前田利家。
这一时期，九州的岛津氏实力强大，屡次击败大友氏，并让龙造寺氏苦不堪言。鉴于此，天正十三年十月，秀吉奉敕命[3]向岛津义久发出书状，言明天皇陛下希望敌我双方终止战斗，因此要求义久照此圣命执行，如若“不遵守此旨意，则将即刻施以惩处”。之后由于并未看到岛津氏有恭顺的态度，秀吉遂于十四年八月指挥黑田、毛利及其他大名先行出征，至十五年正月自己亲率大军讨伐。此次兵力总数约十万，在九州造成了巨大的恐慌。秀吉很快攻入萨摩，五月三日于太平寺安营扎寨。岛津义久见无论如何也难以抵抗，于是选择投降，不过秀吉却热情地接受了他的降服，并取下自己佩戴的宝刀赠予义久。就在这时酒被端了出来，义久怀疑秀吉是不是在酒里下了毒，就在他犹豫要不要喝的时候，秀吉表示即使不喝也行，只要把酒杯拿起来就可以，而降服仪式也就此结束。秀吉还同意岛津氏如原来一样领有萨摩、大隅、日向三国，义久因此非常感激秀吉。
岛津氏已然降伏，九州已平定，秀吉于是将丰后国赐予大友氏，将小早川氏安排到筑前国，肥前国归龙造寺氏，丰前国归黑田氏，而将佐佐成政封于肥后国，之后引兵返回。然而由于佐佐氏大行苛政，其领内叛乱四起，骚动甚嚣尘上，秀吉于是严厉斥责成政以至于最后令其自尽，并将肥后国一分为二，将熊本赐予加藤清正，宇土赐予小西行长。
自九州收兵之际，秀吉命令复兴博多。博多过去曾经是九州探题所在之地，从政治上来讲也很重要；不过更为特殊的是，此地乃是依托海洋而商业贸易繁荣兴旺的场所，却因为战乱而焚烧殆尽。秀吉见此情景，便命令黑田与小西复兴博多。
在从九州归来之际，秀吉做出的另外一项重大决定则是对基督教的禁止。此禁令于天正十五年六月十九日发出，在第一条中写到，日本乃神国之所，由基督教国家传授邪法之事，必不以允许。第二条中则提到传教士引诱地方的有实力者毁坏神社佛阁之事，实乃前代未闻，今后日本国的大方针将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第三条中提到因为传教士违犯日本的基本方针，今后将禁止其居留日本，传教士必须于当日起二十天内离境归国。接下来第四条和第五条允许与基督教传教无关系者的贸易和往来自由。想来，秀吉停留在九州期间，与以大友、有马、大村为首的诸大名中信仰基督教的大名之间进行了很多书信往来，大概是因为意识到日本的风俗传统恐怕要染上变革的色彩，才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的吧。
统一天下
天正十五年七月，秀吉返抵大阪。后来的小田原征伐战开始于十八年三月，因此秀吉在这期间有两年半的休整时间。无论是山崎合战还是贱岳之战，秀吉都以疾风迅雷般令敌人毫无喘息之机的猛烈攻击为主，不过自小牧、长久手以来，秀吉的作战方针转变为在作战中尽量减少己方的伤亡，通过对大局的掌控让对手丧失战斗意志。于是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秀吉在考虑对关东和东北进行各种处置的同时，在中央以推行和平事业的方式来安定天下人心。
首先是北野的大茶汤[4]，天正十五年十月初一到初十，天气合适的时候在北野举办。秀吉发出公告：自己会把私人收藏的知名茶具毫无保留地拿出来展示，只要是喜好饮茶之人，无论身份如何卑贱都没有关系，带着一口烧水釜、一只装水瓶和一份茶叶来吧，因为是在野外举行，所以随身带着两帖榻榻米来吧，难得秀吉招待大家来饮茶，如果连这样的茶会都不来参加的心里有鬼的人，那么今后饮茶这种事也就没必要再干了。传说当时在北野的松原地区，还因此建起了八百多个饮茶小屋。
其次是天皇行幸聚乐第。秀吉从十四年开始在京都的“内野”地区开始建造极为华丽的大宅邸，该宅邸于十五年的九月竣工，并被命名为聚乐第。秀吉与信长一样，最为尊崇皇室，因此这座宅邸刚刚落成，秀吉便恭请天皇行幸于此。天正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后阳成天皇行幸，在他“御出”之时，关白秀吉亲自为天皇提裾，并奏请陪同其左右。很多朝廷公卿也陪同左右，武家诸大名也加入陪同行列之中，各自所着的装束[5]都独具匠心，围观的人们看到之后都非常激动。最初计划停留三日，不过天皇对此行非常满意，将停留时间延长到了五天。秀吉对此欢喜异常，不仅向宫中进献了“御料所”，还向织田信雄、德川家康、宇喜多秀家、前田利家等数十位大名下达命令，要求他们感谢皇恩浩荡，发誓永远保证皇室“御料”不受侵犯。秀吉经常提起“赖朝之后就是自己”这样的话，不过无论在以武力威扫天下这一点上，还是在拥戴天皇、严命武士勤王这一点上，秀吉都可以说是与赖朝比肩的“双璧”了。
此外秀吉还在京都东山地区修建方广寺，在此铸造大佛。以铸造大佛殿所需之名义，秀吉于天正十六年七月下达刀狩之令，其中包括“诸国百姓等，持有大刀、胁差短刀、弓、长枪、铁炮以及其他种种武器之行为，应严格废止”等内容，也就是说百姓应该专心于耕种田地等自己的本职工作，持有武器是有害无益的行为。
终于到了天正十八年三月，征战的时机逐步成熟，秀吉决定征伐小田原。秀吉进逼小田原城是在四月三日，其军力总数达三十万。关东诸城相继被攻占，小田原城被孤立、陷入重围之中，因此七月十一日，北条氏政、氏照兄弟终于开城请降，并在城外切腹自尽。同时伊达政宗等奥羽地区的豪族势力也大多赶来小田原归顺秀吉，东北一带不战而定，日本在历经漫长的纷乱之后，终于再次归于统一。此时是天正十八年（1590），秀吉五十五岁。
北条氏一灭亡，秀吉立刻将德川家康转封于关八州，家康则于八月一日入驻江户城。对于家康的旧领地三河、远江、骏河、甲斐、信浓五国，秀吉将其收归自己所有之后，又分别交给了自己所信赖的人来管理。
出兵朝鲜
从这时起至秀吉去世的八年时间里，最大的问题在于出兵海外。此事于日本几乎没有任何好处，对朝鲜则有极大困扰，也就是说这是一件对双方来说都很不幸的事件。秀吉此人，当真是极其杰出的英雄人物；然而他将这一英雄本质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表现，是对于明智和柴田氏的征伐。后来，秀吉的私生活靡乱，其政治判断也出现了很多脱离正轨的情况。之前的信长，就是在强敌消失之后疏忽大意，最终死于非命。虽然目睹了这样悲壮的先例，但如今秀吉也同样骄横了起来。人生在世，无论谁都尤其应该在其全盛之时保持审慎的态度。秀吉就是在日益骄横、不再谨慎行事之时，决定出兵海外，这实在是令人遗憾。不过希望向海外扩张这一点，不仅是秀吉从很早开始就萌发的想法，而且除了秀吉之外，其他人似乎也有这样的想法。天正五年的时候，秀吉就向信长进言，表示希望信长可以赏赐给自己大陆的领地；天正十年，秀吉封龟井兹矩为琉球守，随后又任命其为台州守，这两件事情就都是源于这种希望。于是从天正十四、十五年开始，秀吉就明确地表达了其试图收服唐（即指中国）与南蛮的希望和计划。大概是因为日本过去时常收到来自蒙古的无礼文书，之后还遭受了前后两次蒙古大军的侵略，而这其中汉人的军队，以及朝鲜的军队都参与了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日本由此产生的敌对仇恨情绪，顽固地长期延续了下来，通过这样一个机会被表达了出来。秀吉本来计划借道朝鲜直接攻入明朝，但由于朝鲜的抵抗，故而转变方针首先与朝鲜交战，之后与明朝大军作战。出兵分为前后两次，第一次是文禄元年（1592）四月，十五万八千名士兵渡海，五月二日攻入朝鲜京城（首尔），六月十日抵达平壤，之后进兵咸镜道的加藤清正还抓获了朝鲜二王子，并以庄重而温和的方式对其加以照顾。这之后与明朝之间的和谈开始，本以为短时间里得以恢复和平，然而庆长二年（1597）春，日本再次出兵，十四万士兵渡海，并在战略要地筑城；但由于次年庆长三年八月秀吉病故，根据其遗言，渡海军队全部撤军。这期间还发生了碧蹄馆之战（小早川隆景与立花宗茂）、蔚山守卫战（加藤清正与浅野幸长）、泗川之战（岛津义弘）等战果辉煌的事件，在这里就不一一详尽叙述了。
[1] 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与山阴地区的合称，因与古代畿内（京都）地区的距离位于近国与远国之间而获名。——译者注
[2] 在平原地带建筑的城堡，不依托山岭等自然险要。——译者注
[3] 由天皇授意，通过朝廷公家代为传达的命令。——译者注
[4] 民众大量参与的饮茶会。——译者注
[5] 装束为日本古代礼服的一种，是高品级公武两家在最庄重礼仪场合穿着的衣物样式。——译者注
59 德川家康
家康的成长历程
继承了悲壮陨落的信长之遗志，在数百年的纷乱之后，拥戴天皇再次完成统一日本全国大业的英雄秀吉，在庆长三年（1598）八月十八日这一天合上了双眼，享年六十三岁。接下来出现的问题是，自此以后谁将占据政局的中心，统御群雄。秀吉最初因为没有亲生子的关系，将自己的外甥秀次立为继承人，并奏请朝廷任命其为关白，秀吉于是作为前关白而被称作“太阁”。然而由于文禄二年亲生子秀赖诞生，秀吉的心思发生了变化。秀次则因为耽于游乐，作恶多端，于文禄四年在高野山被迫切腹自尽。无论是秀次还是秀吉，都可谓丑态毕露，所为非德。虽说秀吉的事业本来由秀赖继承就好，然而仅仅六岁的幼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指挥武将众人，执掌天下政务。而且秀吉出于对幼子的珍爱，恳切地请求德川家康、宇喜多秀家、前田利家、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五人，无论如何也要辅佐秀赖茁壮成长。之后由于小早川隆景很快病逝，上杉景胜取代了他的位置，上述五人被称为“五大老”。而实际的政务，则由浅野长政、增田长盛、石田三成等五人分担，他们被称作“五奉行”。
然而，毫无实力的少年作为政治中心几乎没有收服天下群雄的可能，这种不安定在秀吉死后就再也难以消除。公平而论，此时从实力上说居于首位的是德川家康。家康作为信长的盟友，是得到信长尊敬的人；同时，他作为秀吉的竞争对手，是实力得到秀吉所承认的人。拥有这等力量和名望，家康在五大老之中也是超越群雄的存在。于是政权的中心便开始依照自然规律，一点点地向家康倾斜。
家康是三河国冈崎城城主松平广忠之子。天文十六年（1547），由于受到织田信秀的攻击而求援于今川义元，广忠将其子竹千代（也就是家康，时年六岁）作为人质送往今川氏。但是因为在送交途中遭遇劫持，家康反而被送到了织田氏一边，这就出现了城郭服从于今川一方，人质却在织田一方的不可思议的状态。不久广忠病死，冈崎城被今川氏霸占，竹千代也因为交换人质的关系，被从织田家转送到了今川家。当时竹千代八岁，从此以后的十二年里，一直作为寄人篱下的“食客”成长于今川家中。时至永禄三年，今川义元举大兵西上之际，家康被命令向深入敌军腹地的大高城运送粮草，并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任务。然而就在这之后，义元殒命，今川军全面崩溃。于是，当夜家康等月亮升起后便由大高城出奔，回转三河，此时由于守卫冈崎城的今川军已经全部撤退未留一兵一卒，家康表示既然是弃城，由我接收也就没什么不可，如此进入冈崎城。六岁作为人质自城而出的家康，十九岁的时候作为城主总算归来。这之后，家康看到继承今川家业的氏真乃愚人一个，竟然连一点为吊唁亡父而奋战的意思都没有，于是脱离今川氏，于永禄四年赴清州与信长会面，达成了织田与德川两家之间的同盟关系。这一同盟一直到信长故去，前后持续二十二年，两人从未相互背叛，从未相互怀疑，一直相互帮助，这在战国时代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如前所述，家康自六岁幼稚之时起就离开家乡、沦为人质，到十九岁为止在今川义元的手下听凭差遣，二十岁至四十一岁之间虽然名义上说是织田信长的盟友，却一直在其麾下听命，往后一直到五十七岁为止，都不得不在秀吉之下归顺臣服。也就是说，自懂事开始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家康不断经历着各种苦难，但他都忍耐并承受住了。有句古话叫“习与性成”[1]，这五十年的苦难无疑对家康的性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因为如此，秀吉去世后从实力上讲理应由家康号令天下，但因为秀吉的遗言以及大阪方面的意思，家康并未强硬行事，而是选择继续等待时机。
关原之战
上述情况导致政局在十七八年的时间里持续动荡不安。这种状态在经历了两次重大的震荡之后才初步稳定了下来。关原之战就是最初的大震荡。庆长五年，大阪一方的中心人物石田三成与会津的上杉景胜联合，打算扳倒家康。家康为讨伐景胜而从大阪发兵，不过在行进至小山的时候，得到了三成已经在大阪举兵的消息。家康将自己的次子秀康留在当地防备上杉军，自己随即引兵回撤。到了九月十五日，东西两军在美浓的关原一地进行了决战。这时的西军，也就是大阪方的兵力为八万人；而东军，也就是德川方的兵力约七万五千人。战斗从清晨八点开始，战况异常激烈，就连家康也一度咬着手指感到焦虑心痛；但下午以后，一直作壁上观的小早川秀秋背叛西军，率领一万三千人的大军呼应东军，开始攻击西军。西军一方大谷吉继战死，宇喜多秀家、小西行长、石田三成也都纷纷败退逃亡。岛津军同样陷入了极为艰难的苦战之中，不过勇将义弘将一千五百人的兵力聚拢成一团，直冲入东军阵中，与福岛正则、小早川秀秋、本多忠胜、井伊直政等军展开激战，虽然大部分士兵战死，但主将义弘与八十余名兵士得以在战斗之余逃生，返回萨摩本国。
清晨八点开始的战斗，到下午两点胜负已分。所谓“划分天下”的这一战斗，以家康的巨大胜利而告终。庆长五年（1600）九月十五日，通过这一天的“大震荡”，谁也无法比肩家康的实力这一点成为人所共知的事情。石田三成、小西行长等人相继被捕，随即被斩首，宇喜多秀家被流放八丈岛。毛利辉元名义上是西军的总指挥，实际上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完全没有参与战斗，这也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量。不过当胜负已有定论，家康对他的态度也变得异常冷酷，将其领有的十国一百二十万石土地全部没收，多亏投靠东军的毛利一族成员吉川广家的恳切请求，家康才最终同意保留其周防、长门两国区区三十六万九千石的领地。上杉景胜在会津的一百二十万石领地也全部被没收，然后被授予了米泽区区三十万石的领地。被没收领地的主要部分是宇喜多的五十七万石，长曾我部的二十万石，增田、小西、石田、宫部等人各自约二十万石，以及其他共计约八十余名大名的领地。家康将上述领地没收，并分给了东军的诸将士，比如，加贺前田氏受封三十六万石达到一百一十九万石，宇都宫蒲生氏受封四十余万石转会津六十万石，小早川秀秋受封冈山七十二万石，黑田受封福冈五十二万石，加藤清正受封熊本五十二万石，池田辉政受封姬路五十二万石，福岛正则受封广岛四十九万石，就像这样原本属于大阪一方的武将们都受到了特殊的优待，这也是家康为了今后而进行的准备。经关原一战，五大老五奉行体系彻底崩溃，但是即便家康的优越地位已经确立，大阪依然还有秀赖存在，丰太阁的荣光还很深刻地残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样一来，说不定什么时候世间还会发生动乱。这样的动摇最终在庆长十九年的大阪冬之阵，以及次年元和元年的大阪夏之阵变成了现实。不过此时距秀吉去世已经多年，接受太阁恩典的大名也逐渐亡故，特别是加藤清正于庆长十六年、浅野幸长于十八年逝去，再没有能够为了秀赖而全力以赴的大名了，因此即便是真田幸村和木村重成等骁勇善战之辈也无济于事，元和元年五月八日大阪城沦陷，秀赖自尽，英年二十三岁。在这次进攻大阪城的战斗中，没有一位大名站在大阪一方，由此可见此前的关原之战才真正是决定天下的一战，德川氏的霸权从那时起就得到确立，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战后安排非常巧妙，对投靠敌方的人予以彻底打击，对己方的同盟则给予十分甚至是十二分的恩赐，这就使得人们都清晰地明白了个中利害关系。关原合战之前从属于德川氏的人被称为谱代，这之后臣服于德川氏的人则被称为外样，二者身份的区别被极为严格地确立了起来。
德川幕府
如同之前提到的，站在天下政治中心的人从信长变成了秀吉，又从秀吉变成了家康。然而与信长和秀吉相比，家康的姿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长和秀吉都以京都为中心进行政治规划，即使是出于战术上的需要而并不久居京都，也会尽可能在距离京都更近的地方居住，安土城和伏见城就是出于这种思路而修建的。不过家康则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了远离京都的江户，并且即便是自己隐退之后，也选择在骏府（静冈）居住。另外，信长任右大臣，秀吉任关白，二人都是作为朝廷的重臣，拥戴天皇而行天下政治。然而家康则在庆长八年（1603）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开幕府，在江户处理天下政治，并将这一体制固定化，以至于子孙代代相传。也就是说，自天正元年信长推翻足利幕府以来，时隔三十年，幕府时代再次回归。
但事实并非如此。三十年前的足利幕府是开幕于京都，即公武一体的形式；而家康则远远地避开京都，完全独立于朝廷，在江户开设幕府，这一点与镰仓幕府十分相似。也就是说，家康所期望的目标、所选择作为范例的对象是源赖朝。这样说起来，两人的经历其实非常相似。赖朝十四岁被流放伊豆，也是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不得不忍受作为“流人”的侮辱和艰辛。家康六岁的时候被送出当人质，经历了长时间的苦难，即便是成为冈崎和滨松的城主之后，也依然不得不在信长和秀吉在世的时间里隐忍于他们的手下，直到关原一战之后，家康才终于可以自由地指挥诸大名，此时他却已经五十九岁了。两人命运相似，遭遇相似，因此性格上也很接近，家康本人还很尊敬赖朝，对他的事迹专门进行过研究。有一部创作于镰仓幕府时期的典籍叫作《吾妻镜》，书中有对赖朝言行如同亲眼所见一般详尽的描述。家康很喜欢阅读《吾妻镜》一书。此书有一套早期的五十一册写本原来保存于小田原，北条氏在灭亡之际将其赠予黑田家，庆长九年黑田家将此送与家康，家康非常高兴，并将其刊行出版。正是由于对赖朝的事迹有如此深刻的研究，因此在建设幕府的方法，以及统御大名的政策等方面，家康有很多与赖朝几乎如出一辙的地方。[2]
不过无论怎么相似，家康也只不过是在符合自己情况的地方加以模仿。在对待朝廷的态度等方面，家康的政策则要比赖朝严格得多。就在元和元年眼看就要攻下大阪城的时候，家康制定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以及“武家诸法度”，据此对朝廷以及诸大名进行约束，巩固幕府体制。这里将武家诸法度列举如下：
武家诸法度
一、专心修炼文武弓马之道。
一、群饮佚游应加以限制。
一、诸国绝不可藏匿违背法度之徒。
一、诸国各大名、小名，以及各领俸、蓄养之士卒，有被告为叛逆杀人者，应速速放逐。
一、从今以后，除本国人之外，不得招揽他国之人。
一、诸国若有居城修补之事，必须先行上告。应严格禁止不经告知行新城营造之行为。
一、邻国有企图营造新城以及召集党徒者，应尽早上告幕府。
一、不准行私自达成婚姻关系之事。
一、诸大名需行参勤交代之事。
一、衣裳之品级应避免混淆不清。
一、身份低下者不得行乘舆之事。
一、诸国诸武士应厉行勤俭。
一、国主应遴选可负责政务之人才。
上述诸条之宗旨应严格遵守。
庆长二十年卯七月
庆长二十年七月，改年号为元和。关于上述十三条，各自附有详细的说明内容，此处暂且省略不表。这样的十三条法度本来是指导诸大名，对其进行诚恳劝化的内容；可是一旦这样的条目被制定了出来，对诸大名进行处置似乎就变成了幕府的自由。比如福岛正则，贱岳七本枪中的一位，原来是秀吉身边的近臣之一。在关原之战之中，正则作为家康军的先锋部队进攻大阪一方，因这一战功自清州二十万石受封至广岛四十九万八千石，还在随后帮助建造江户城的工程中受伤骨折。然而到了元和五年，由于擅自修缮广岛城，他被追责违犯武家诸法度之罪，四十九万八千石领地被没收，本人被流放信州川中岛。加藤清正之子忠广也是如此，由于其有不端行迹、不问政事，在宽永九年被没收其熊本五十二万石的领地，本人被流放出羽庄内。这样一来，一旦制定了这样的诸法度，幕府可以自由地对朝廷进行干涉，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消灭诸大名，幕府的体制也会愈发稳固。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德川幕府与足利幕府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这大概也是因为家康看到足利幕府时常因为强有力的大名的叛乱而陷入困境的先例，并对此有所考量吧。有一个词叫作“深谋远虑”，即看透了遥远的未来，无论什么样的危险，都考虑到了与之相对应的预先防备措施，以谋求永久的安全，家康正是所谓深谋远虑之人。
如上所述，大阪城沦陷，诸法度颁布，至此已经了无牵挂的家康于元和二年（1616）四月十七日，在骏府城寿终正寝。骏府就是今天的静冈。家康在庆长十年把将军之位让与其子秀忠，从十二年开始移居骏府，世称“大御所”。他逝去之时，享年七十五岁。
家康开创的事业之中有一项对后世影响极大，即奖励学问的事业。家康于文禄二年招徕藤原惺窝，听其讲授《贞观政要》，之后还聆听了惺窝所讲的《汉书》，以及林罗山所讲的《论语》等。另外，家康还在伏见创办学校，任命三要为校长，并在此处指示其出版了《孔子家语》《六韬三略》《贞观政要》等书籍。《吾妻镜》五十一册，采用活版印刷技术，于庆长十年完成出版。之后根据制定诸法度的需要，家康要求手下广泛收集古书并进行抄写，由此古书资料得以大量重现于世间。就这样，自应仁大乱以来，难得一见的古书得以被当作珍宝对待，学问也再一次变得受到尊重。其影响还涉及多个方面，不过这就是之后要提到的内容了。
[1] 出自《尚书》。——译者注
[2] 实际上江户幕府的政策更多因袭丰臣政权，礼仪制度则多模仿室町幕府，与镰仓幕府关系不大。——译者注
60 德川家光
日光东照宫
家康于庆长八年二月被任命为将军，十年四月将将军之位让给了秀忠。秀忠任将军一职十九年，在元和九年七月让位给了家光。家光是秀忠的长子。然而，比起秀忠之子这样的说法，恐怕家康之孙这样的称谓，无论是从家光本人的自我定位来说，还是从世间所接受和理解的印象来说，才更为合适。
首先，家光能成为将军，并非受惠于其父，而是源于其祖父的决断。家光的父亲是秀忠，母亲是秀忠正妻浅井氏，即当年越后北之庄城破之时逃出城外的浅井三姐妹之一，也是淀君的妹妹。家光生于庆长九年（1604），幼名竹千代。竹千代这一名号本是家康的幼名，授意让家光使用这一名号，据说就是家康本人的意思。然而两年之后，自从家光胞弟国松，即之后的忠长诞生之日起，父母二人似乎就开始宠爱弟弟而疏远哥哥家光了。恐怕在父母看来，弟弟更讨人喜欢，更值得期待吧。如果一直这样下去，难免会让人产生秀忠早晚会把弟弟忠长选为自己的继承人的想法。此时，哥哥竹千代的乳母春日局很担心这种情况，于是奔赴骏府向家康诉说凡此种种。据说家康听闻后立即前往江户，将两个孙儿招来，让竹千代坐在上座，国松坐在下座，以明显上下有别的方式对待两人，由此表明了家光的继承人身份。这是元和元年家光十二岁时的事情，次年家康就去世了。临终之时，家康在留给重臣土井大炊头[1]的遗言中仍着重强调了让家光做继承人的事情。出于上述原因，元和九年家光能够顺利继任将军，从恩义的角度来看，他应该感谢的也的确是家康。不过，家光对家康的感情，与其说是出于心服祖父在治理天下的经纶以及才智方面的雄才大略，并由此生发出的尊敬和思慕，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信仰。这样一来，家光偶尔会在梦中梦见祖父，在梦中听闻祖父的教诲，并将其记录下来，收藏在自己随身携带的装护身符的袋子之中。此外，家光还命狩野探幽[2]将自己梦中所见祖父的模糊面容描绘出来。这样的梦之画像，至今仍有八幅保存在日光。
家康在骏府逝世，随后入葬久能山，次年二月被授予东照大权现的神号，四月从久能山改葬日光山，开始作为神明享受祭祀。日光的东照宫由此创立，不过其规模并不壮观，装饰也并不华丽。家光虽然在元和九年成为将军，但在此之后的十年里，其父秀忠一直居住在江户城西之丸，作为将军的后见辅佐人，参与各种事务的决策。直到秀忠于宽永九年（1632）正月逝世，家光才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推行各种政策，他立即开始了日光东照宫的重建计划。秋元但马守[3]为奉行，甲良丰后[4]为大工的营造工事自宽永十一年（1634）十一月开始全速推进，至宽永十三年四月全面完工。从江户时代到大正年间为止，这一巨大的建设工程一直都被认为前后耗时约十三年，费用则是通过向天下诸大名征收而来的。然而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实际营造仅仅用时一年半，而且所用资费全部由幕府支出，包括金五十六万八千两，银一百贯，以及大米一千石。能够投入如此大量的金银，迅速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显示出了当时幕府强大的实力，以至于到了后世，人们甚至难以相信。同时，这一工程也表明了家光对于祖父家康的信仰，工程本身蕴含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