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提到一个与之相关的内容，即幕府的财力问题。家康十分重视财政问题，在武家诸法度之中也加入了一条关于诸国武士应厉行勤俭的命令，对这条命令的注释是“富者愈发得意，贫者耻其不能，俗世之凋敝莫过于此，非严管而不可”。把将军之位让与秀忠之后隐居于骏府的家康，在去世之时积累的财富包括金四百七十箱，银四千九百五十三箱，银币五十五捆，即便粗略估算下来，也有将近二百万两之多。秀忠虽然命令将这些财富分与尾张、纪伊、水户德川御三家，但老臣本多正纯仅分给尾张与纪伊两家各三十万两，水户家十五万两，将其余部分贮藏在久能山中。到元和七年，因为御三家出于各种需要而借出一部分，久能山中还剩余一百万两。从宽永九年到十三年之间，家光则将这些钱全部搬到了江户。而一旦通过上述内容了解了幕府初期的财政状况和金银的丰富程度，根据家康积蓄、秀忠保存、家光活用的三种不同处理办法，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三个人的不同性格。
家光通过手中大笔财富的支持，异常迅速地完成了日光的重大工程。也许有人会说即便这是因信仰而起的工程，却也因为信仰而消耗了太多的财力了吧。其实并非如此，这一工程使得幕府增添了威严，在让诸大名顺服这一层面上无疑有着非常深远的功效。家康虽然在很早之前就作为杰出的武将而被广泛认可，但他长期处于信长和秀吉的领导之下，因此在其他的大名，诸如前田、毛利、岛津、伊达等家看来，家康虽是同辈者中特别有实力的一位，却也并非高于众人的。对于家康与秀忠两代来说或许是这样，但到家光一代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家光乃是生而为将军者，从未有过作为一介大名与他人比肩同级的经历。这就使得家光拥有了可以对诸大名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的力量。据传，父亲秀忠亡故之时，家光不仅反对将前将军之死的消息暂时密不宣告的提议，还于当夜向全体前来吊丧的大名们做出了如下宣言：
吾之祖父与父亲，皆历经实战而终成统一大业，吾则尚未有此经验，故而若诸位有希冀此事者，如其所愿，归国修兵与吾一战亦无不可。
此时，伊达政宗欠身而出，说道：
若有胆敢忘却德川家恩典之狼子野心之徒，何用将军御驾亲征，政宗一人便要将其荡平。
此言一出，众人皆惊服。这一故事流传甚广。
每次将军更替之时，都要重新向诸大名颁布武家诸法度；之前的两代将军更替之时，都要求诸大名分别提出立誓服从的誓纸和血判，而到家光的时候，则向诸大名传达了以下的指令：
各位侍奉将军三代之久，故自今以后无须复呈誓纸也。
大名之中，有因为本人死后无嗣继承而一家破灭的，也有很多因为违背武家诸法度而遭受惩罚的，如元和五年福岛正则四十九万八千石领地被没收归公。之前也提到过，领有骏河、远江、甲斐三国五十五万石之地，世称骏河大纳言的家光亲弟弟忠长，在宽永九年因为日常行为多有不谨慎、滥杀无辜达数人而被问责，五十五万石领地被没收，忠长被流放高崎，之后不久自杀身亡。即便是将军的亲弟弟也受到了如此严厉的处分，因此诸大名对于将军想必十分畏惧。而将军拥有这种权威，是因为他们是受人崇敬的“东照宫”、受人敬仰的“大权现”家康的直系、后嗣，是家康设计的大政方针路线的执行人，因此将日光东照宫重修得庄严宏伟的这一举动，实在是为了展现将军的威严而做出的。
大名的概要
如上所述，到了第三代家光的时代，德川将军的权威作为不可以被撼动的东西而确立、固定下来。这里本想简要描述一下大名的概要，但令人头疼的是，大名方面的变动数不胜数。特别是元和、宽永年间，大名家断绝消失的情况非常之多，不过这里要说一说趋于稳定时的状态。大名分为谱代、亲藩和外样三类。外样大名以前曾是德川氏的同辈，出于时间场合的不同，有时还可能是德川氏的竞争对手，因此幕府不得不对这类大名保持警惕，于是那些实力强大的大名都被安置在远离中央的地方。加贺前田家一百零二万石，萨摩岛津家七十七万石，仙台伊达家六十二万石，肥后细川家五十四万石，福冈黑田家五十二万石，安艺浅野家四十二万石，长州毛利家三十六万石，肥前锅岛家三十五万石等，他们都是力量强劲的大名。与他们处于完全相反的立场之上的是亲藩大名，也就是德川氏一门。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尾张、纪伊、水户三家，他们被称为尾、纪、水御三家。他们都是以家康的儿子为初代家主所创立的。尾张义直领六十一万石，纪州赖宣领五十五万石，水户赖房领三十五万石，三人都被封于战略要地。御三家拥有在将军本家后嗣缺乏的情况下入继将军之位的特权，因此享有特别的待遇。除此之外，亲藩大名还包括越前的松平家，不过松平家在忠直作为家主的时候遭受处分，领地遭到很大削减，之后领有三十二万石，以对相邻的前田家保持牵制作用。还有很多从越前家分立出来的分家，比如松江十八万石、川越十七万石、明石十万石等。谱代大名是德川氏原来的部将受封而形成的，幕府信赖这些大名，并以其为主力，将他们广泛地安置在关东、东海、东山、近畿地区，即江户和京都的周边，以及联络二者的道路沿线，滴水不漏的防御体制由此得以确立。其中最重要的是彦根井伊家三十五万石，姬路酒井家十五万石，小滨酒井家十万石，佐仓堀田家十一万石，福山阿部家十一万石，冈崎本多家五万石等。领地俸禄在一万石以上者被称为大名，在一万石一下者则被称为旗本、御家人。旗本是可以面见将军的上层武士，御家人则是比旗本略低一等的下级武士。将军亲自统帅这些旗本、御家人，以江户城为据点，拥有直辖领四百二十万石，加上旗本领地共计六百八十万石，大概相当于日本全国的三分之一。如果再将谱代大名全都加上的话，那么日本国就有一大半是由德川氏一门或者其属臣所领有的了。由此可以了解，这是一种即便是外样大名中有那么两三个有什么非分之想，也不会造成多大危害的体制。此外，这其中还包含了战时警备体制。这一体制是德川时代两百多年间一直维持不变的，而这种体制的最终完成就是在三代家光在位的时期。
家光居于这一体制的中心位置，其下设置了老中、若年寄、寺社奉行、町奉行、勘定奉行等职位，以便执行政务。
岛原之乱
岛原之乱是家光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称其为重大事件，是因为它最终导致了宽永十六年锁国令的颁布，日本与海外的交通由此遭到隔绝。日本之名号被西洋所知晓，大概最早可以追溯至蒙古来袭之初，即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在追随元朝国王的时候知道了日本，并在其著作中将日本以“ジパング”（Zipang）之名加以介绍，宣称其为金银丰富之岛，由此煽动起了西洋人的探险热潮，由此为起点，最终演变为了哥伦布（Columbus，1506年去世）发现美洲（1492）等结果，可是西洋人出现在日本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最早也只能上溯到天文十二年（1543）葡萄牙人漂流到种子岛这一事件。从这以后，商人也好，传教士也罢，纷纷前来，一方面传来了火枪，进而促进了战术的革新，另一方面基督教也广泛传播，在日本发展了大量信众。
最初在日本传播基督教的是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1506—1552）神父。他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于天文十八年自鹿儿岛登陆，经过四十余天的学习掌握日语之后，开始进行传教活动。他先是在山口地区布道，之后还前往京都；在旅途中他完全光脚行路，而且肩挑着同行旅人的行李走在马匹的后面，对极其艰难的事情从无厌拒，由此受到他感化的信徒逐渐开始涌现。不过沙勿略本人在两年后离开了日本，并于次年（天文二十一年）在广东附近的岛上去世，享年四十六岁。从沙勿略开始，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日本布道。这些传教士的报告中留下了关于当时日本的世间百态和日本人的性格相当详尽的描述。沙勿略的书信中就写道：“像日本人这样厌恶盗窃行为的人民，世界少见。”综合其他传教士的报告可以看出传教士们认为：日本人尊敬父母，相信不孝父母之人必将遭受神明的惩罚；日本人看重名誉，排斥贪欲，有勇气且忍耐力强，即便遭遇灾害也并不悲伤；面对危险不害怕，喜怒不形于色，以多言为贱而少言寡语。
从沙勿略来到日本的天文十八年起，到天正十五年为止接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所谓“南蛮人”（经由南洋来到日本的西洋人）往来频繁，在贸易活动兴旺的同时，基督教也广泛传播，信徒数量大幅上升。特别是在九州，大友以及有马等大名也都狂热地信仰基督教，中部也有包括高山、细川、小西等大名信徒出现。天正十五年的九州征伐之时，觉察到了这一点的秀吉做出了禁止基督教、将传教士驱逐出国的决定，这在前面章节中已经提过。然而秀吉仅仅是禁教，贸易活动依然进行，因此实际上基督教徒依旧在不断增加。家康因为决定实施繁荣贸易的方针，所以最初对于基督教的政策是比较宽大的，但是其间听说了葡萄牙人所怀有的政治野心，出于对其的警戒，在庆长十七年的时候宣布废除在京都的教会，并禁止布道活动。到秀忠的时代，贸易港口被限定在长崎和平户两地，基督教徒受到打压。
宽永十四年（1637）发生的岛原之乱，就是对这一打压行为的反抗。基督教徒以十六岁的少年益田时贞为首领，固守在古旧的废城中进行抵抗，幕府为此任命板仓重昌进行讨伐，并要求九州诸大名予以协作配合。重昌是板仓伊贺守胜重的次男，周防守重宗之弟，其父亲也好，兄长也好，都是担任过京都所司代一职、声誉极高的人物。重昌虽然也算得上是很有声望的重要人物了，但由于仅仅是领地一万石的小领主，自身力量相对薄弱，却还要指挥锅岛和细川等这样的实力大名，实际上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听闻一揆民变的势力反而愈发强大的消息，幕府在十一月月末又改任老中松平信纲为征讨使。信纲本身虽然也不过是区区三万石的城主，但他深得将军信任，并出任老中这一重要职务，因此诸大名自然能够服从他的命令。听说改由信纲任征讨使的消息之后，重昌于十五年正月元日强行发动总攻，结果伤亡惨重，就连重昌本人也不幸战死。三天之后，信纲抵达现场，改战略方针为攻其粮草，挟十二万大军将城池团团围住，到二月二十八日最终攻陷城池。
岛原之战中，一揆叛乱方面的人们基本都是百姓，固守之城也是紧急加固的破旧古城，在此守卫的人数也不过三万数千人而已。而攻打一揆这一方则是在幕府的命令之下悉数出兵的锅岛、有马、立花、细川、松仓等诸藩大名，其总兵力达十二万余人，耗费五个月的时间进行镇压，最开始的追讨使板仓重昌战死，之后赶来的松平信纲乃是被世人称作“智慧伊豆”之人，但他也不过是攻其兵粮，并未出兵交战。特别是在重昌战死那一天的战斗中，幕府军死伤四千，一揆方则据说只损失了九十人，实在令人无言以对。如果与四十年前在朝鲜与明朝大军作战之时相比较的话，进行作战的居然是同一批日本武士这一点，实在会让人惊叹。
碧蹄馆之战（文禄二年）之时，面对向朝鲜京城逼近的两万明军，自清晨开始由立花宗茂率领区区二千五百名亲兵迎战，奋战至敌军疲困之际，下午则由小早川隆景率一万余大部队最终将敌军击溃。蔚山围城（庆长二年至三年）之时，正在修筑城防工事的浅野幸长被突然赶到的四万明朝大军团团围困，闻听此消息的加藤清正带领区区五十人的部队及二十支火枪赶来救援。此时蔚山的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兵粮极端短缺，甚至都难以期待己方会有援助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总计两千人的守军依然顽强固守，毫不屈服，在加藤援军出人意料地到来之后随即反扑，击退明军。战后仅是清点遗留在城门附近的明军尸体，便有一万三百八十六具之多。泗川之战（庆长三年）中，岛津义弘领导不足五千名士兵遭遇数万明军围困，仍然开城门迎敌突击，取敌军首级三万八千个以上。就是这位岛津义弘，在庆长五年的关原之战中从属于西军，凭借屈指可数的兵力笔直地从东军阵中冲杀而过，获胜当然是不可能的，却能够甩掉追兵、安然返回萨摩。经此一战毛利家的领地被削减了八十三万石之多，岛津家却得以保持自己原本的领地毫无改变。这就是四十年前的日本武士。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这些武士在四十年后以十二万大军在与三万余人的起义军作战之时，一交战便伤亡惨重，不得已采取攻其粮草的战术，最终靠时间才解决问题呢？三四十年间持续和平，无事太平的状态的确值得高兴，但在这期间武士们的身心都开始衰退了吧。宽永年间就已经是如此状态，经历了元禄时代，经历了文化、文政时代到幕末之时，旗本八万骑事实上也难有什么作为，其景象也就大概可以想象得到了。
锁国
岛原之乱很重要的一点影响是幕府为了惩前毖后而愈发强化和巩固了锁国的政策方针。葡萄牙人被从长崎的出岛上驱逐出境，并不再被允许重返日本。只有与基督教毫不相关的中国人，以及反对天主教并且从不涉及除贸易交流之外其他事项的荷兰人方被允许继续像从前一样进行贸易通商，而荷兰人的商馆也被从平户迁到了长崎。在到此为止近三十三年的时间里，平户一直是与荷兰人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不过在宽永十八年，这一重要性被长崎取代了。
除了荷兰人与中国人之外，其他外国人不被允许来到日本，日本人出行海外也遭到禁止，其结果是日本不仅无法面向海外发展，甚至就连关于世界形势的认知都退入了未知的黑暗之中。骏河人山田长政在元和、宽永时期，曾经在暹罗国（今天的泰国）立下了拯救国王的战功而深受重用；明朝在末年真正意义上的生死存亡之际，曾恳切地请求日本施以援助等。幕府在这些与海外相关的事情上全都选择闭眼不看，奉行与我完全无关的政策，仅靠一直仰仗“权现大人”的威光来全力保证国内的长治久安。这一制度在德川幕府第三代家光时期完成，之后历经第五代将军纲吉治下华丽的元禄时代、第八代将军吉宗治下以经济紧缩政策为主的享保时代等，虽然也多少有些变化，但一直得到持续，直到幕末，历经了十五代将军、历时二百六十余年的德川时代结束时才宣告终结。
家光任将军一职共二十九年，于庆安四年（1615）四月亡故，享年四十八岁。
[1] 即土井利胜，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幕府重臣。——译者注
[2] 江户前期幕府御用画师，狩野派家主。——译者注
[3] 即秋元泰朝，幕臣，谱代大名。——译者注
[4] 即甲良宗广，幕府作事奉行，专司营造的工匠。——译者注
61 山鹿素行
林罗山
家康对学问特别感兴趣，收集整理古代经典，并将其出版，还让学者们对这些古代经典进行讲解阐述，这一点在前文中已经提过。被家康招募来开设讲义的人，首先是藤原惺窝，之后是惺窝的门人林罗山。永禄四年，也就是桶狭间之战的第二年，惺窝在播磨出生，七八岁就开始在禅寺中学习，后来成为僧侣，进入京都的相国寺修行，然而其志并不在佛教，而在于儒学。后来机缘巧合，惺窝被招募至江户，受家康的要求开讲《贞观政要》。此后，惺窝想要渡海远赴明朝以探究学问，遂从筑前[1]乘船出海；中途却因为遇到暴风雨而漂到了鬼界岛，故而未能达成自己的目的。直到这时，日本的儒学依然还都是在传授汉唐的学风，一般情况下兴起于宋代的朱子学基本是被无视的，一直到惺窝这时才首次尝试根据朱子的学说对古代经典进行解释，所以惺窝打算远赴明朝这一举动，想来也是为了追究这一新兴学说的源流吧。虽然西渡明朝之事如前所述一般以失败告终，但取而代之的是惺窝通过与朝鲜学者之间的交往，以朱子学的解释方式将四书五经的句读、训读进行了确定。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是指《易经》《书经》《诗经》《春秋》《礼记》，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儒学的基本古代经典。在惺窝之后，也时常会有学者对四书五经的句读、训读进行修正，不过以朱子学来解释四书五经是从这时开始的，在江户时代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习惯。惺窝倾心于儒学研究，以至于就算在服装的样式上，也要尽量模仿中国的儒生。他于元和五年九月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在惺窝为数众多的门人中，林罗山、堀杏庵、那波活所、松永尺五等人都名声在外，不过最为重要的人物还得说是林罗山。罗山于天正十一年生于京都，他八岁的时候，有一次适逢一位浪人朗读《太平记》，罗山在旁边听过之后，马上就能够把听到的内容背诵出来。只要是听过一次的东西，他就不会忘记，因此人们都说“这孩子的耳朵是囊耳，进去过一次的东西就不会漏出来”。罗山十三岁元服成人，之后进入建仁寺求学，因为被规劝留在寺里做僧侣，但罗山本人不想成为僧侣，所以到十五岁的时候就回到家中，并于十八岁的时候创立私塾，讲授朱子学。这是庆长五年即关原决战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在相同的时间里，一边是家康掌握了武家政权，另一边则是罗山开创了自己的私塾，对这件巧合的事情，罗山的门下十分重视。庆长九年罗山与惺窝第一次见面，随即拜其为师。能将如此俊杰的英才归入自己门下，惺窝感到很高兴，还送给罗山儒生的服装。罗山此时年仅二十二岁，这一年他将自己读过的书目加以整理、列出目录，如果我们翻阅目录就会发现，其阅读书籍的总数已经达到了四百四十余部之多。如果查阅他亲笔写下的“行状”[2]，可以了解到罗山在读书之时乃是“五行俱下”，也就是说以一目五行的速度进行阅读，而即便是在这样的速度之下，罗山还是可以将内容全部记住。我们对此除了目瞪口呆之外，实在无话可说。
庆长十年，罗山第一次面见家康，由此得到了后者的信任，最终出仕幕府，并按照幕府的安排更换造型为僧侣模样，也从信胜改名为道春，成为幕府的政治顾问并担任文教指导，这一重要职务之后则由林氏子孙代代相传。此职俸禄三千五百石，对于学者来说，这一待遇是超群的。罗山任职约五十年，在明历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就在他谢世前几天，发生了被称为“明历大火”的大火灾，大半个江户化为灰烬，罗山的家和仓库也都被烧毁，藏书被付之一炬，据说正是因为对这一灾难悲痛不已，罗山的病情才会骤然加重的。罗山一生著书立说，完成著作一百四十七部，文集七十五卷，此外还有诗集七十五卷，当然，这一数字是后人在编纂之时，为了与他在世七十五岁的时间相应和而故意设计的。
山鹿素行的一生
可以说，在惺窝和罗山的影响下，江户时代学问研究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而且，江户时代学问的特点，大体上是由这二人基本确定的；当然这一特点之中，还存在很多应该进行修正，或者需要加以反省的地方，其中一点就让我们通过山鹿素行的一生经历来认识吧。山鹿一族原本是九州出身的家族，不过素行的父亲出于种种原因迁至会津，元和八年，素行也出生在这里，到六岁就跟随父亲去了江户。素行从六岁开始学习，不过根据他本人的自传：“盖因本人不成器，遂至八岁左右方将四书五经等囫囵背诵下来。”九岁的时候，他进入林罗山门下学习，在入门的考察中，素行在诵读考试内容的《论语》序和黄山谷的诗时，得到了“鉴于是跟随乡村学者进行学习这一点来看，虽然有些错误的训读习惯，不过这么小的年纪就能读得这么好”的褒奖。十一岁的时候堀尾山城守（松江二十四万石）以二百石的俸禄招募其出仕，被素行拒绝了。十五岁之时素行初次开设《大学》的讲义，听众已经为数众多；次年则根据人们提出的希望相继开设了《孟子》和《论语》的讲义。由于世间对这些讲义的评价都相当之高，因此纪州家、阿部家、前田家等大名家都提出了招纳素行为家臣的建议，可是都被本人拒绝了。这期间里曾有人向将军家光举荐素行，素行也在等待这一出仕的时机，遗憾的是未曾想到家光突然亡故，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承应元年，素行终于接受了来自浅野内匠头长直亲自的邀请，出仕于播州赤穗藩，俸禄一千石。赤穗是五万三千石的小藩，就算是家老重臣大石家的俸禄也不过一千五百石，三十一岁的新晋家臣就能够获得千石之高的俸禄，堪称非比寻常的优待，何况这还是对于客卿的待遇，由此可以看出藩主的良苦用心。素行于八年后辞掉了这份职务变为浪人，在江户自由地进行研究和讲学。到宽文五年著《圣教要录》一书，并将其刊行出版。这本书中的文章通过强而有力的论证指出，在罗山的指导下被确立为幕府文教方针的、素行本人到目前为止也一直认为是正确的学问实际上是错误的；同时，书中还主张应该从宋学和朱子学的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直接接受孔子本人的学说教诲。这一论调无论如何也太过于激烈了，因此素行的门人们认为应该先从内部这些志同道合之人中间开始进行消化理解，不过素行反对这种做法，表示“此道乃天下之大道，不该将其卷而怀之”，最终还是把它出版了。
将军家光去世之后，辅佐其继任者家纲、作为顾问指导幕府政治的保科正之，实际上是家光的亲弟弟，继承保科家，成为会津二十三万石的藩主。此时听闻素行对于幕府文教方针的非难，正之异常愤怒，当即做出了对其进行惩处的命令。宽文六年十月三日下午一点稍过，素行收到了来自大目付[3]北条安房守的传唤状。素行判断“定非轻易可了之事”，于是吃过晚饭、沐浴，匆忙间写下遗书，特意不让母亲知道，还赶到寺院给父亲上了坟。之后素行前往安房守住处时，却被亲切地告知“由于你写了不必要的书籍，所以要被发配到浅野内匠头之处，现在要立即动身前往赤穗，有什么想和家里联系的事情都可以交给我来进行”。当时素行的回答着实精彩，“蒙受好意，感激不尽，然吾亦常常离家出行，并无特需挂念交托之事”，也就是说不需要任何联系。
素行即日起被发配往浅野家，十月九日动身去赤穗。如果是在今天的话大概当天就能抵达，不过那时候一路上花了十六天的时间。为了方便起见，就把路上的住宿地点也写在这里吧。
户塚 小田原 沼津 江尻 金谷 滨松 赤坂 宫（热田） 桑名 关 石部 伏见 郡山 兵库 加古川 赤穗
路程大约一百五十五古里（六百二十公里），耗时十六天。
之前领受千石俸禄，受到客卿待遇却擅自辞任离开的素行，这回作为罪人被发配到此，一般来说就算是受到冷淡的待遇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浅野家一方对于再次迎来素行的光临感到十分欣喜，在衣食住行方面都小心翼翼地接待，其态度十分恳切，甚至每天早晚两次都会由家老大石家向素行送去蔬菜。
获罪被发配到赤穗这一年，素行四十五岁。从这时起十年间，素行被禁止离开赤穗，而在这十年里，素行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将关注点放在了“日本”上。素行最初是与罗山一样学习宋学的，但在写作《圣教要录》的时候转而开始否定宋学，从空洞的理论中解放出来，主张对道德加以实践，以及对实务进行实习，提出不单要脱离朱子，甚至连孟子都不能作为模范，必须要把学习的内容上溯至孟子以前的时代。也就是说，素行学问的第一阶段是宋学，第二阶段则是古学。然而无论是哪个阶段，其思想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以中国古代的教养为本源之所在，全部都尊崇中国，相信在那里有大道的本源。这一点在流放赤穗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素行本人留下的《配所残笔》一书中以很坦率的方式直接地表达了出来，这里将这部分内容翻译成现代文抄录如下：
我从很早开始就喜欢中国的书籍，夜以继日地诵读不倦，因此虽然对近些年新舶来的书籍不太熟悉，但是我几乎没有遗漏地看过到十年前为止传到日本的书籍。受此影响，我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尊崇中国；而日本因为是小国，所以在什么事情上都比不上中国，圣人也出自中国，所以我想日本是不会出圣人的。这么想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从古至今的学者们大都这么想，羡慕中国，模仿中国。直到最近为止，我头一次开始意识到这种思路是错误的。“眼见不如耳闻，舍近求远”这一点，简直就是学者们的通病。仔细想想的话，日本才是最受到上天恩赐的国家。第一，天照大神的子孙们自“神代”时代以来君临天下连绵不绝，乱臣贼子不出，革命之事未见，这就是所谓的“仁”之德性。第二，皇国的上古时代，具有圣德的天皇相继遵循大道确立制度，因此礼法清明，四民安泰，这就是所谓的“智”之德性。第三，武威兴盛，有近伐外国之武功，而无外敌侵占日本之先例，这就是所谓的“勇”之德性。智、仁、勇三德并有，也就是圣人之道，而如果我们一条一条地比较历史功绩的话，日本反而是要远远优越于外国，因此日本才是真正的中国，才真正应该被称为“中朝”。
这样的思想，虽然在素行于宽文八年写下的文章里面已经可以看到了，不过宽文九年的《中朝事实》是最终完成了这一思想的结晶。宽文九年（1669）素行四十八岁，这之后又过了六年，素行得到了来自幕府的赦免通告，时隔十年再次回到江户，此后又以研究和讲学度过了十年，在贞享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故去，享年六十四岁。
欣赏素行的学问，前来聆听其讲义的人相当多。大名里面，以松浦肥前守和津轻越中守等人为主要听众，不过与素行缘分最深的自不必说还是浅野内匠头。之前以千石俸禄迎来素行，之后又为遭流放的素行提供优待的内匠头长直在宽文十二年去世，素行被赦免回到江户的时候，已经是其孙长矩的时代了。长矩这一年刚刚九岁，等到年满十八岁的时候，就成为素行的门人，还递交了师徒的誓约书。素行过世之时，内匠头长矩十九岁，他的家老大石内藏助良雄二十七岁。
赤穗浪士
素行去世十六年之后，元禄十四年三月，幕府在迎接朝廷派遣的敕使之时，任命浅野内匠头长矩为接待一职。像这样的场合，因为仪式繁复，所以需要由担任式部职的吉良上野介进行指导。吉良属于旧足利一族，当时虽然仅拥有四千二百石的领地，不过和上杉家有着两重或三重的联姻关系，自视甚高，端着高家[4]的架子，觉得理应收到长矩的谢礼。可是浅野做事非常较真，结果既没送过什么谢礼，也没有尊敬吉良并恳求其进行指教的意思，所以在马上就要迎接敕使的时候，吉良以言行侮辱了浅野。内匠头忍无可忍，用腰间的小刀以迅猛之势砍伤了上野介。内匠头马上被制止住，并被送往田村家宅邸。将军纲吉对此亲自做出了裁决，命令内匠头切腹自尽，并向上野介传达了恳切的慰问。内匠头在三月十四日黄昏切腹，英年三十五岁。
关于此事的急报传到了赤穗。第一次报告是早水、萱野两人在十四日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即刀伤事件之后立刻从江户出发，于十八日晚上十点抵达赤穗。之前素行耗费十六天所走过的一百五十五里路，二人用了五天的时间就赶完了。赤穗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家老大石内藏助不慌不忙地平息了藩士们的暴怒，为浅野家的复兴费尽周章。在认识到幕府的处置十分偏颇，家门复兴得不到允许之后，作为最后的计划，大石策划潜入吉良宅邸，在对方严格的戒备下，于元禄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夜晚果断施行了刺杀吉良的复仇行动，并将割下的上野介头颅供奉在主君的墓前，之后四十六人集体切腹自尽。事件中最关键的部分，即攻入吉良宅邸时所采用的战术，是山鹿一派的军法，进攻时所击的鼓点也是山鹿流的击鼓方式，更重要的是其根本性的精神方面，可以说是深受素行的感化。潜入作战的时候，内藏助良雄四十四岁，其子主税十五岁。当时加入作战队伍的有时年六十岁的小野寺十内，他俸禄一百五十石，担任京都留守居一职，在发生这件事之时，尚未告知母亲和妻子就回到赤穗，与大石共同进退。在他于元禄十四年四月十日的一封写给其妻丹子的信中，他的志向得以明确地表达，在此抄录其中一段：
如我等所熟知，当家（浅野家）自创业之初，虽小门小户亦历经百年至今，承其恩泽我等得各有所养，怡然度日。如今内匠殿下虽身遭不白之冤，吾亦应报代代主公百年以来之恩。且虽不才如我，日本国中一族亦多，如是之时若彷徨不决，则是一家之伤、一门之耻，脸面全无。故而吾深以为应全吾节，洁身而死。非是敢忘老母、不思妻子，然则武士之义理，乃舍生之道，望汝明我必欲告诉之意，莫深叹惋。（中略）所余金银家财区区，以为赡养（老母），若母存命长久而财物用尽，汝应与母同道饿毙以全吾节。此一节亦万望知之也。
[1] 日本九州地区国名。——译者注
[2] 记载某人生前的行动、业绩或履历的传记。——译者注
[3] 大目付是在德川家光执政时期创设的主管监察诸大名行为的幕府官职。——译者注
[4] 出自足利将军一族的武士家族，在江户时代负责公武之间的礼仪事项。——译者注
62 山崎暗斋（上）
山崎暗斋的一生
与山鹿素行几乎同时出现的学者中有一位叫作山崎暗斋。素行生于元和八年，贞享二年六十四岁故去。暗斋则生于元和四年，逝于天和二年，享年六十五岁。也就是说暗斋比素行年长四岁，那么按顺序上来说似乎本应该先讲述这一位。但是提到暗斋其人，与其自身一生的活动相比，他的特色其实在于其思想精神的强大和影响的深远，他的思想精神通过门人代代传承，在一二百年的时间里一直生生不息。因此将他与其门生们合在一起讲述更合适，故而选择将其放在了素行后面。
素行活动的地点在江户。而与之相对的，暗斋则是京都出生，并在京都开设讲义的。素行并不只进行哲学研究，还很看重军学。这大概是素行希望对在岛原之乱中暴露出积弱状态的武士，依照自己的研究进行锻炼的缘故吧。有好几位大名都试图以一万石或两万石的俸禄招募素行为己用。浅野家以千石将素行召来，据说也是为了让其设计修建赤穗城。素行的著述中也包括《武教小学》《武家事纪》等，门生之中有很多大名和旗本，他们都是实力雄厚或者地位很高的人。而与之相反，暗斋这一方则简直可以说是有些土气了。暗斋没有像素行以《圣教要录》对幕府的文教方针勇敢地进行激烈挑战，并因此被发配至赤穗这般戏剧性的经历，所以总的来说对他感兴趣的人也就少了不少。但如果仔细进行观察的话，暗斋的学问实际上极其深刻，受到他的教育指导而成才的门生们的活动实际上也相当波澜壮阔。
暗斋于元和四年出生于京都，父亲原本是武士，后来改行做了医生。暗斋在少年时曾登上叡山求学，不过十五六岁的时候转而进入京都的妙心寺，变成了禅僧。之后暗斋前往土佐，并入居吸江寺，不过在二十五岁之时读到了朱子学的书籍，由此认识到佛教对于人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无视，领悟到其对于道德的否定是错误的，于是切断自己与佛教界的关系，转而专注于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研究。
作为自室町时代开始的传统，佛教与儒教到这一时期为止一直是长期共存的关系。进一步来说，研习儒教的基本上都是佛教的僧侣，几乎不存在不是僧侣而专注于儒教的儒生，藤原惺窝也好，相国寺的和尚也好，都是如此，就连林罗山也以僧人的形象出仕，被称作法印道春。因此，即使暗斋继续作为妙心寺的和尚来研究儒教，谁也不会对此说三道四。然而暗斋则认为，儒教的根本宗旨在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道德是极为重要的，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为五伦；而佛教则认为要从这些关系中脱离出去，进而五伦之道德便会变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这样的理论是错误的，是摧毁人生的东西。意识到这一点的暗斋，自从确信了这一事实后就离开了寺院，并脱离了原本的僧侣身份。从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明白，暗斋对于道理的追求到了何等深入和何等执着的程度，他一定会亲自实践其所琢磨出的道理。
暗斋从十五岁开始的十年间，作为禅僧，称“绝藏主”。宽永十九年，在暗斋二十五岁的时候，他的思想像前面说到的那样发生了转变，于是他在二十九岁那年还俗，改名为山崎嘉右卫门。其后他专心于儒学研究十余年，到明历元年春天之时，开办家塾，开始举办讲义。所讲内容始于《小学》，其次为《近思录》，再次为《四书》，最后为《周易程传》，以此为一轮讲义，需要两年时间。这一课程相当受好评，门生不计其数。这之后，暗斋还曾罕见地前往江户，并难得地受到了保科正之的知遇，前往会津进行讲授，不过他始终以京都为自己的活动中心，以在家塾里教授门人为自己的本职，并最终于天和二年（1682）九月十六日在京都二条猪熊家中故去，享年六十五岁。
暗斋学问的特色
除了会津的保科正之，暗斋还得到了笠间的井上河内守和大洲的加藤美作守等人的赏识，不过出仕大名并非其本意，又因为长期在京都指导门生的缘故，暗斋一生的经历都并不精彩，再加上他的著述缺乏系统整理，虽然有《文会笔录》和《垂加文集》得见于世，但是从本质上理解其学问的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另外，暗斋的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深奥，即使是优秀的门生，也往往逐渐追赶不上，因此在这里仅举几个方面来思考其学问的特色，然后再通过观察那些正确地传播了他的学问的门生们的著作和事迹来加以认识吧。
第一，仅就结论观之，暗斋的学问容易被误解为是十分独断的，但实际上在得出结论之前，暗斋已经通过广泛的观察和精细的调研，积累了十分充足的研究成果。最清晰地反映这一情况的是其门生游佐木斋的自传。木斋是仙台人，在二十一岁的春天首次探访暗斋的学塾。两三天后，关于《论语》中《泰伯》一章的内容，木斋问道：“关于这一章有很多的说法，那么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暗斋反问：“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啊，相关的集注都背下来了么？”
“多少还是记得一点的，不过还不全面。”木斋这样回答。
“如果看过《大全》的话，有谁反对朱子的解释，有谁赞成，这些都一条一条记下来了么？”暗斋问道。
“不，没记住。”
“《通鉴》前编里面有胡三省的论述，这个记得么？”
“不记得。”
“《读书录》里记载了好几种说法，这个记得么？”
“不记得。”
“那这话不就没办法说了吗？如果真的对这一条有疑问的话，就把刚才提到的书籍都好好调查一番，一条一条地进行分析，然后明确问题究竟是在哪里，然后再带着问题来问我吧。”
木斋惶恐地退了出来，广泛地调查了各种书籍，将同意朱子的学说整理为一册，反对朱子的学说整理为一册，并反复阅读直至记了下来，在这之后拜访老师并提出疑问的时候，老师这样说道：“很好很好，这样才能变成学问啊。因为这一处极其重要，所以没法轻描淡写地进行说明，我去年的时候出版了一册书《拘幽操》，找来这本书研究一下吧。”
于是木斋找到《拘幽操》加以熟读，然后第二天再次拜访老师，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这样啊，我了解了。”
暗斋这样说后又进行了认真的讲解。木斋最初师从于其他的学者，原本是抱着“毕竟他是很有名的人，那么就去见一面好了”这样半开玩笑的心情去探访暗斋的，不过在此之后则是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进入暗斋门下求教。木斋在自己的自传中写下了上述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暗斋在推导出结论之前，究竟对多么广泛的各种学说进行过探讨，又对这些内容进行过何等严格的分析和批判了吧。
第二，虽说暗斋是一位儒者，特别在朱子学上造诣精深，不过他到晚年的时候则开始倾向于神道的研究，据说门人之中不断有人因为抵触这一变化而离开的。不过在暗斋开设家塾进行讲义的明历元年（时年三十八岁），他就写成了《伊势大神宫仪式序》，根据《日本书纪》来追忆神代时代，举出《天壤无穷》神敕，并说“此乃王道之元（はじめ）”，从他引用了被称作“垂加神道”的神道思想中作为其本源的语言内容这一点来看，可以明确得知暗斋是在他对佛教进行批判的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了神道思想。而在明历三年，暗斋在决定要创作题为《倭鉴》的日本史著作之时，特地去参拜了供奉着为编纂《日本书纪》立下大功的舍人亲王牌位的藤森神社，并进行了祈祷，随后又前往伊势大神宫进行参拜。在那之后，暗斋会时不时前往伊势进行参拜，万治元年、二年，宽文三年、八年、九年都进行了参拜。既然倡导重视人伦，那么相对于父母，自然要回溯至更遥远的祖先，相对于皇室也自然会想起更远古的神代时期，由此而言，他前往伊势大神宫进行参拜一事也就变得理所应当了。
第三，就这样由考察日本的历史、思考国体问题出发，暗斋就算是在儒学本身之中，也在批判各种学说上花费了很多工夫。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是否承认“革命”这一问题。中国之不幸，在于革命时常兴起，国家几番出现又灭亡，建立又崩溃。中国的产生远在四千年以前，拥有值得骄傲的古代文明，然而作为国家而言则无论哪一个都是短命的。夏历十七世，满四百年而亡；殷历三十世，延六百余年而亡；周三十七世，经八百七十七年崩溃；秦仅持续三世十五年，西汉十三世二百零七年，东汉十三世一百九十六年，之后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则二十帝二百九十年，经五代；宋则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元虽强大然仅一百六十二年，明二百九十四年，清二百九十六年。有力之人则以武力颠覆国家，这无论是于五伦还是于道德都是不应之事。而出于这些原因，在中国即使是非常优秀的学者，在面对革命的问题上也很容易提出站在胜利的一方并为其辩护的学说。其中表现出坚守绝对的忠义，持全面反对革命思想的是韩退之的《拘幽操》。山崎暗斋正是发现了这首诗，对其十分推崇，并不仅将其视为一篇短篇诗歌，更将其印刷出版而成书一册。刚才提到的游佐木斋也是，求得此书后认真阅读，由此学问才日臻极致。
与《拘幽操》的思想精神相同，暗斋在自己写就的论述中国历代革命的《汤武革命论》中有这样的论述：汉高祖本为秦民，唐高祖曾是隋臣，因此他们夺取天下也就是臣下对君主的反逆，而宋朝也好明朝也好都是一样的；上溯至殷商也好周朝也好，作为开国明君而被加以歌颂的人，实际上都是在践踏道义；真正遵循道义的，唯有东汉光武帝一人而已。这是对孟子的批判，更是对孔子和朱子论述中不足的地方加以的补充，或者说对其进行彻底的讨论。至此能够完成对其进行彻底讨论的原因，虽然其中一点可能是因为暗斋的儒学并不满足于炫耀学识的广博，而是保持着认真细致地探究道理的严肃态度，不过在此之上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暗斋对日本史的思考，尤其是他时常拜伏于伊势大神宫的神前，敬仰“天壤无穷”的神敕，被日本国体的尊严所深深打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暗斋能够彻底地阐述“革命否定论”，自然也有暗斋本人的卓越之处，然而将暗斋指引到这一地步的其实恰恰就是日本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