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暗斋的学问重视人伦，而如此看重人伦之自然归结，就是否定“革命”，以及赞颂从未发生过“革命”的日本历史和日本国体。这与山鹿素行在其《中朝事实》中所言“夫外朝易姓殆三十姓，夷狄入王者数世，春秋二百四十余年，臣子弑其国君者二十又五，况其先后之乱臣贼子不可枚举也”的，着眼点是完全一致的。现在看起来这不过是将平凡的事情进行显而易见的论述，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山鹿素行论述的内容也好，山崎暗斋的学说也罢，对于当时的学界而言，都是惊世骇俗的新学说，是破天荒的主张。不管怎么说，儒学原本都是中国的学问，因此儒学者凡事都是以中国式的方式进行思考，毫无批判地尊崇孔子和孟子的学说。有这样一则逸闻，某时，暗斋向弟子们询问：“现在如果中国派孔子和孟子为大将来进攻日本的话，你们该怎么办？”
弟子们全都非常苦恼，没有人回答。
于是暗斋说：“那时自然是要与孔孟对战，或是斩杀，或是生擒。这才是孔子之教诲。”
暗斋教导至此，弟子们同时如目初开。如果毫无批判地阅读外国的书籍，就会像这些弟子们一样逐渐丧失自主性，而失去了这种自主性的不仅仅是这些弟子们，无论是藤原惺窝还是林罗山都是一样的。罗山认为没有出生在中国而是出生在日本一事是很遗憾的，所以希望至少像阿倍仲麻吕一样渡海去中国，可是“脚下风波千万里”，最终难以达成渡海一事，并因此十分悲伤。由此可见，暗斋和素行破天荒地具有自主性地完成了叹服日本的历史、赞美日本国体的学问。
63 山崎暗斋（下）
《靖献遗言》
如果想要学习山鹿素行的话，读一读《武教小学》和《中朝事实》就好了；可是要了解山崎暗斋，却没有能够一目了然的推荐著述。不过万幸的是，暗斋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优秀门生。这些门生们很好地继承了老师的学说，虽然人走人来，时间流变，同样的精神却一以贯之。十人也好，百人也罢，无论是问谁，得到的答案都是相同的，这可以说是暗斋门下的一大特征。暗斋本人也将门生的教育作为自己一生努力的目标。有评价称“若言其志，则非入仕藩国，亦非屈从王侯，仅为诱引后学，欲将其学传于将来而已”，这一点是很清晰的。
理解暗斋的学问，并忠实地将其学说传承下去的其中一位叫作游佐木斋。这位木斋曾与室鸠巢进行过论战。鸠巢乃是惺窝门生松永尺五之门生木下顺庵的门生，受新井白石的举荐在六代将军家宣时期为幕府工作，特别是因为他受到了八代将军吉宗的信任，可以说是当时学界主流中的一位人物。木斋的思想与鸠巢大相径庭。鸠巢的思想是，道乃世界唯一仅有之物，万国共通之物，即儒教，在此之外，诸如日本之道或者神道等本不应该存在。虽然木斋重视日本的国体，视其为与天壤一样无穷之物，然而恐怕这世间并没有永恒不灭之物，国有兴则必有亡，人有生则必有死，由中国的历史观之，这一点本是很明白的事情。鸠巢说，自己还是很克制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的，而京都的藤井懒斋也与自己抱有同样的想法，并为了将其快速实现，而希望劝说幕府接受这些思想。
木斋在对此进行回答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温和：“君臣之间的道德无论在哪里都不应该有变化，君为君，臣为臣，君不可为臣，臣不可为君。天照大神在将天孙琼琼杵尊降临世间之时，赐予神敕‘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者矣’，这是祝福的话语，更是通过神德与正教得以实现的祝福。因此，我们明明应该对外国遭到革命污染的历史感到羞耻，并对于吾国拥戴万世一系天皇之事感到自豪，然而鸠巢等人以中国为标准来思考问题，将革命当作理所当然，讨论日本也会迎来这样革命的机会，这是相当错误的。本人曾于去年从某个羽黑氏那里听闻这样不吉之言，当时只是将其当作愚蠢之言处理，并未特别重视，然而如今听闻鸠巢与懒斋的学说，深感邪说之毒害或许会在皇国之前途上留下阴影，忍不住感到忧虑。如果这一不幸之事当真发生，我等只得舍身卫道以殉国家，不过我希望鸠巢可以认真反省，并向懒斋发出忠告。”木斋在回答鸠巢的时候，大体上叙述了上述宗旨。
还有一位比木斋年长六岁，较其早两三年进入暗斋学塾的名浅见絅斋。此人乃是暗斋门下名气最大的一位。他一度无法完全理解老师的学说，为张扬自我而脱离暗斋而去；然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认识到自开天辟地以来，揭示了至正之道的日本学者“无出山崎嘉右卫门先生其右者”，遂再次回归暗斋门下。浅见絅斋著有名为《靖献遗言》一书，这本书不仅是絅斋的主要著作，可能也是暗斋一门的代表性著述了吧。此书将中国历史中的忠烈人物在国家遭遇不幸之际，不惜以生命捍卫道义，砥砺灵魂以叙述至诚之意的话语进行收集整理，通过对其熟读并透彻思考，从而砥砺自身的灵魂。所收八篇，取自对屈原、诸葛孔明、陶渊明、颜真卿、文天祥、谢枋得、刘因和方孝孺诸位人物人生最后的言论。絅斋于元禄元年在家塾中对此进行了讲习，阐述了为何要创作这一作品、这一著作的主旨又是什么。他明确阐述了该书的主旨，即如果平时没有非常严格地讲究君臣之间的道义，一旦面临紧要的关头就很容易出现错误。此书乃是要以大义磨砺人心的作品，人们读后会明白学问是多么重要的东西，脱离学问则寸步难行，所有的行为也都不过是妄动而已。
像这些忠义之人，遭遇国难而态度不改，遭受屠戮而坚守正道，这才正是应该赞赏的行为，没有任何应该被指责的地方。而如此说来，这本《靖献遗言》乃是一本应该被广泛地推荐给全天下的作品，反对这本书的理由也应该是不存在的。然而，宝历九年（1759）竹内式部却因为将此书讲解给公卿众人一事被问罪，结果父子二人均遭到流放。式部生于新潟，上京出仕于德大寺大纳言，其学德受到重视，公卿中多人成为他的门生。他讲解的内容是暗斋的学问，特别是诵读《日本书纪》和《靖献遗言》，对公卿们进行鼓舞。日本之中明明没有比天子陛下更加尊贵的存在，然而世间只知道将军的尊贵，而不知道天子的尊贵，这被认为是公卿们学问不足所造成的，于是公卿们奋起精研学问，特别是德大寺大纳言、坊城中纳言等人不仅自己学习，还向当时年纪尚幼的桃园天皇上言进讲。最终这成了问题，宝历八年，正亲町三条、德大寺、乌丸、坊城等足足二十名公卿受到处分，次年竹内式部被以武藏、山城为主的日本国几乎一半以上的地区驱逐，其个人财产被没收。式部时年四十八岁，其子主计十五岁。八年后式部又被抓获并流放至八丈岛并死在那里。对式部所问之罪在于，说到学问则四书五经足矣，讲述《靖献遗言》之类激进的作品是不可饶恕的事情。由此可知，当时幕府的方针，以及天下主流学派的学问，与《靖献遗言》所追求的东西是不相容的。这一点从之后的内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明白。
望楠轩
山崎暗斋也尊崇楠木正成。浅见絅斋也在《靖献遗言》的讲义中褒扬过正成。不过要说起尊信楠公，谁也不及絅斋的门人若林强斋，他甚至将自己的家塾命名为望楠轩，意为以楠公为目标探究学问。享保元年时有门人向强斋提问，如果到了弱肉强食的战国骚乱之时，有志大名该如何是从，以及吾等是否应该驰援京都，捍卫皇室。强斋对此回答道，日本既已确立君臣之义，上下之分，那么为了拱卫皇室，无论身在何处都应该发兵勤王以讨伐叛逆，成功也好，失败也罢，有恩赏也好，没有也罢，全都不予考虑，虽然实际的做法需要随机应变，现在也没法具体言说，但须以忠诚贯彻始终。
强斋在其门人广木忠信去世之时，曾作祭文一篇。看过这篇祭文，就可以很好地了解望楠轩的生活。夏天不用扇风，冬天不近火钵，还有根据日期绝食之事，以期在困苦的生活中也不会有一点点内心的屈从，并以这样的心态求学。落雪的清晨、满月的夜晚，师徒一起饮茶温酒，议经论义，悲今慕古，慷慨相责，生死相托，是为如此。其酒也并非常有，时不时会让门人们少少地买一点回来，其他的门生都羞愧于只买这么一点点酒，故而会以袖掩面去买，但广木则心平气和地提着很少的酒，把大胁指刀往腰里一塞，摇头晃脑地归来。强斋因为清贫，在用纸上很拮据，感染风寒之际为了擤鼻涕很烦恼，这时广木会送纸来。问他是买的么，广木回答说不是，是自己本来所有之物，请尽情使用；而到天气好的时候再看，广木把强斋擤鼻涕扔掉的纸收集起来，用竹子夹起来晒干，把新纸送给老师用，广木自己则用老师扔掉后晒干的纸。望楠轩中的生活贫寒，他们却丝毫不屈服于这种贫寒，师徒一起享受学习，相互激励，而且其学问还是以守护日本的国体为着眼点的，由此可知此乃生死攸关之学。
广木忠信于享保十五年八月病死，若林强斋也于两年后的享保十七年正月故去，然而望楠轩的讲义则由小野鹤仙、西佐成斋等人继承，最终在梅田云滨一代迎来了幕末的风云。
谷秦山
暗斋门下众多优秀的人物之中，不能被遗忘的一位叫作谷秦山。秦山生于土佐，延宝七年十七岁上京，先是遇到浅见絅斋，之后接受暗斋的教导满半年，短暂回归故里之后再次上京，又接受了刚好半年的教导。也就是秦山从十七岁到十九岁的三年时间里，真正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是接受了暗斋的教导的，在他再次回土佐的时候，于次年得知暗斋亡故的消息，马上赶往京都进行祭奠。在暗斋的数百位门生中，秦山是最年轻的一位，排在最末位。然而他的纯真和热诚，以及他的勤勉学习，使这位最后辈的谷秦山，成为最正确地理解暗斋的学术思想并加以继承的人。作为暗斋门下而在世间受到追捧的人也有佐藤直方和三宅尚斋，然而暗斋门下最为正统的传人还得说是谷秦山。之前说到了望楠轩清贫苦学的状态，秦山的生活就与之相同。其家族由于原本是因关原合战而灭亡的长曾我部氏的家臣，在山内藩中被授予了乡士的待遇，不过实际上则不得不依靠努力农耕才能维持生活。元禄元年其父去世之时，家里因为贫困而没办法举行葬礼。之后秦山在参拜先祖墓地的时候，还是拜托朋友才借来一件木棉的夹袄。秦山面对如此贫困也没有屈服，还是对学问全情投入，不过他治学的态度与世间之人沉醉于博识的喜悦不同，而是执着于学问的核心，辨识正邪，非常之严肃。有一位接受暗斋门人桑名松雪教导的学者名曰栗山潜锋，乃才气突出之人，十八岁时作《保建大记》。保是年号保元，建是年号建久，日本之衰退起于保元大乱，至建久年间完全堕落于霸道之手，这是一本探讨衰退的原因、对事情进行分析、评判功罪的作品。这之后，潜锋受德川光圀招徕前往水户，从事《大日本史》的编修工作，却于宝永三年以三十六岁亡故。在其去世之后，谷秦山应门人之请作《保建大记》的讲义，其开讲词非常精彩，这里撷取其中要领简要叙述如下：
各位都是日本人，若欲探究道理，当然应以日本之神道为主。在此之上如有余力，则进而阅读外国书籍，以之为日本之道之辅佐为宜，如能做到如此，则再无超越之学问也。而这也正是《日本书纪》总监修舍人亲王之本意，虽然惶恐，我等内心之志向也是以此为标的。然则如今神道研究较外国学问黯淡，儒学者宣扬外国，却以日本之道乃邪道而加诸非难，并无统一内外学问之力量。本人忧心于此，欲行事以一新学界之风气，然山崎先生故去年久，浅见絅斋虽于晚年有志神道，惜未几病故，如今再无可为我等后盾且得以相依托之前辈。世间虽有知名学者，却多埋头于外国学问，不亲近日本学问，或者热衷于写作华丽的诗文，皆乃不足取之徒。余平生以此为遗憾，直至未曾料想《保建大记》之出世。此乃无比珍贵，古今罕见之作品。此书才真可谓以神道为根本主干，以儒学为其羽翼。故而本人对其特别信奉。日本之学者本应以此学为真学问也。
这是一篇不仅可以考量秦山的风格与见识，同时也可以了解暗斋门下主流学风的重要议论文章。秦山在与三宅尚斋的论战中，将这一思想进行了更为简单明了的阐述：“日本之人应以天照大神为本，唐之人应以孔子为本，此乃道理之极致也；汝等亦为日本人，却弃天照大神，而以孔子为本，谬甚矣。”
前面已经说到秦山家境贫寒一事，不过他所遭受的苦难并没有止步于贫困，宝永四年秦山被藩当局判处禁锢之刑。虽然说是禁锢，实际上就是在自己家中谨慎活动，然而秦山自四十五岁时被限制自由，到五十六岁去世为止的十二年时间里不被允许外出，却一点也没有对此有所怨恨的样子，白天读书写作，入夜则仰望星空痴迷于天文学的研究。秦山曾向涉川春梅学习天文学。春梅既是暗斋的门人，也是天文学方面非常杰出的学者，可以说是开创日本天文学研究的人。
秦山住在土佐，特别是晚年因为被禁止外出旅行，因此他的学问并没有立即影响到天下；然而尽管他一生不幸，却受惠于其优秀的子孙，他的学问得以长久地在其家中代代相传。在秦山死后一百数十年后，其家族中出现了一位继承这些教诲的人，名作谷干城。
谷干城在明治十年西南战役中，作为熊本镇台司令长官，阻挡住萨摩军的前进，率寡兵死守孤城之功勋大概无人不知。此人少年时代受教于其父祖之事，如下所述：
万一国家发生大动乱，要不惜各种途径赶赴京都，尽力保卫天子陛下，没有旅费的话就沿途乞讨，保护御所的时候精疲力竭之时，就靠在御所的外墙上死去，即使是死去也要保卫御所。
这就是秦山在他的家中留下的教诲。
接受谷秦山教诲的众人之中，有一位叫作宫地介直，介直之子名曰春树。宝历十二年（1762）桃园天皇驾崩之时，幕府发出命令停止演奏和欣赏音乐五天。德川幕府的性格实际上可以从这一点上看清楚。基本上在将军病故的场合，如四代家纲、五代纲吉、八代吉宗等去世时都是停止五十天，三代家光去世时则是七十天，之后到十一代家齐去世的时候则发出了长达百日的禁止令。所谓“御三家”，就是尾张、纪伊、水户三家。御三家当主病故之时，禁止演奏和欣赏音乐七天。其次是老中病故之时，停止演奏和欣赏音乐三天。以这样的惯例观之，天皇驾崩之时，却只有三天或者五天。也就是说，幕府虽然表面上重视朝廷，尊重皇室，实际上却只为天皇提供与老中相同的待遇，淡然地进行处置，谁也没有对此感到奇怪。暗斋的门派则自然地对这一点进行了批判。结果，在桃园天皇驾崩之后，幕府一发出五天的音乐停止令，宫地春树便十分愤慨，向土佐藩的大目付提出了意见书，痛陈由于将军的威势愈发强盛，天子的威光日渐微弱，不知不觉间，人们就会把将军当作君主，认为天子不过是现世神而已，社会上将形成这样极端低劣的风气；现在当然无法违背幕府的命令，可是土佐藩内以及每个家族内部，都应该对此特别重视；另外，还有指派身份很低的武士作为藩主的代表参拜伊势神宫的事情，像这样“不经深思熟虑”的态度是不谨慎的；等等。
暗斋的门徒们大多是身份低微，在世俗上毫无力量的人。然而，其学问却是探究日本的本质，并内藏着转而批判现实、开拓未来的力量。
64 本居宣长
契冲与假名应用
在江户时代，日本文学和日语学再次兴盛起来。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为数众多之人中，首先让我们从北村季吟开始说起吧。季吟是近江人，宽永元年（1624）出生，比山崎暗斋晚六年，比山鹿素行晚两年。这个人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日本文学古代经典的注释工作。有名的作品包括《源氏物语湖月抄》《枕草子春曙抄》《徒然草文段抄》等，除此之外他还完成了《大和物语》《和汉朗诵集》《土佐日记》《伊势物语》《百人一首》《八代集》等书的注释工作，他为开拓古代经典讲读的道路所做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为了进行这些研究和著述，他的生活很艰苦，不过在六十六岁的时候得到了幕府的照顾，得以幸福地度过晚年，于宝永二年以八十二岁谢世。
圆珠庵的阿阇梨契冲，晚于季吟生于宽永十七年，早于季吟在元禄十四年以六十二岁去世。契冲本姓下川，原来是侍从于加藤清正、领有一万石的名家，不过在加藤家灭亡之后，据说契冲的父亲出仕于尼崎城主青山氏，得俸二百五十石。契冲虽然出生于有身份的武家，却自幼进入真言宗的寺院作为僧侣修行，甚至一度烦闷到想要自杀的地步；不过他跋涉于深山幽谷之间以锻炼身心，后来闭关于久井，沉湎于佛典与汉籍的研究；三十九岁的时候，出任大阪今里妙法寺的住持，受水户家委托注释《万叶集》，晚年住在大阪高津的圆珠庵整理著述，最后在元禄十四年以六十二岁故去。
契冲的著述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万叶代匠记》，此书是受水户的德川光圀委托对《万叶集》进行的注释，是非常重要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契冲为了注释《万叶集》而在考察《古事记》《日本书纪》《延喜式》《古今集》等古籍的时候，有了不得了的发现。契冲意识到在古时候假名用法的规则已然确立，“い”和“ゐ”，“え”和“ゑ”，“お”和“を”之间存在着不允许被混用的区别，而这才是日语正确的形态。日语明明是非常美丽的样子，但是自从中世以来世间混乱，以至于日语与学问同时衰微，规则被遗忘，用法趋于混杂。必须将这一规则重新找回，恢复日语美丽正确的样子，为此契冲写作了《和字正滥钞》。这是元禄六年的事情，自《古今集》成书的延喜五年起，大概八百年。整理出了在这足足八百年的时间里被世间大乱所扰乱的日语的原本形态的契冲，就这一点上来说，不得不说是日本文化的大恩人。
也有人针对契冲的这一说法，特地写下八卷本著作[1]进行反驳，主张古代的假名用法确定的说法缺乏事实根据，其并不存在什么法则。看到这些之后，契冲非常愤慨，立即执笔写就五卷本著作[2]，将其痛批驳斥了回去。古代经典的正确形态、日语的美丽姿态，实际上是通过契冲才得以发现并被教习传播的。所谓历史性的假名用法，以此为原点开始发展。
说到发展的话，契冲的研究还不能说是足够的，需要等待后来学者的补正。特别是重要的内容，即五十音图在数百年的乱世中，“お”与“を”的位置都是错的，即便是契冲也将其位置认定为：
あ い う え を
わ ゐ う ゑ お
而将其中的“お”与“を”位置调换，恢复为以下正确排序的，就是本居宣长。
あ い う え お
わ ゐ う ゑ を
宣长作《字音假名用格》一书，将这一点明确下来，这是安永四年（1775）的事情。自此往后又过了六七十年，到天保十三年（1842），若狭的一位叫义门的人作《男信》一书，针对到当时为止“ん”和“む”之间没有区别这一点，通过对古代经典的精细调查，公布了“む”的尾音是m，属于ま行，“ん”的尾音是n，应转为な行这一非常精彩的发现。随随便便地使用日语，破坏其正确的形式，打破其魅力的姿态，这是不行的。我们的先祖在遥远的过去，创造出了规则非常正确、十分优美的语言。而它在中世变得杂乱无章，契冲出现，宣长出现，之后义门出现，发现了原本的法则，最终恢复了它原本的形态。
日本国学的发展
比契冲正好晚三十年，荷田东丸出生于伏见稻荷神社的神职家族。宽文九年出生，元文元年（1736）去世，他六十八岁的一生都花在了振兴日本国学这一大目标之上了。到当时为止，研究日本古代经典的人虽然逐渐出现，不过大多秉持着从儒学或佛教抽出一部分精力来学习日本国学的态度，直到东丸这里，才首次脱离了儒学和佛教，并与上述二者相对立，为了将日本国学这一学问独立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投入极大的热情。东丸曾咏唱和歌一首：
ふみわけよ 大和にはあらぬ 唐鳥の
跡を見るのみ 人の道かは
（遍踏大和寻无路，唯见唐鸟不见人。）
更清楚地反映他的见识与追求的，是他向幕府提出的申请创立国学校的意见书。这篇文章用非常漂亮的汉文写成，由此可知东丸汉学教养之深。在文中，东丸哀叹神皇之教衰微，国家之学荒废，沦为从属于儒学和佛教之形骸，通过复兴六国史、三代格、万叶集和古今集之学问而促进皇国之道的兴盛势在必行，为此希望在京都伏见或者其郊外建皇国学校以培养学者，遂向幕府申请援助。虽然这一计划很不幸并未被允许实行，不过东丸的见识和抱负本身实际上促成了国学的独立和后辈的奋起。在申请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古语不通则古义不明焉，古义不明则古学不复焉。先王之风拂迹，前贤之意近荒。一由不讲语学。
这对于一直试图探究日语本意的人们来说，实在是巨大的激励。
东丸所设想的国学校虽然没能实现，不过东丸还是培养出了了不起的弟子，那就是贺茂真渊。真渊于元禄十年生于滨松郊外，三十七岁的时候来到京都并成为东丸的门生，接受其教导四年，在四十二岁的时候前往江户，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也教授门生。他的人生可以说都奉献给了《万叶集》的研究，其著述有《万叶考》《冠辞考》《国意考》《歌意考》等。真渊住在日本桥的滨町，因其家宅名“县居”（あがたい），因此也被称作“县居之翁”，不过他的精神和生活方式全都如同古人一般，被认为心中连一点后世的东西都没有留下。真渊在江户生活了三十余年，在明和六年（1769）十月以七十三岁故去。
真渊的门人中，有加藤千荫、村田春海、楫取鱼彦、内山真龙等相当多优秀的人才，不过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还是本居宣长。宣长是在宝历十三年的时候，拜访了偶然前往伊势旅行、留宿在松坂宿屋的真渊，并接受了其一夜的教导。当时真渊六十七岁，宣长三十四岁。虽然两人直接面对面地言语相交的经历，只有这一夜而已，不过这对于宣长来说，却是其七十二年的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夜晚。宣长在感动于与真渊这样的学术巨擘相接触的同时，也受到其硕学之启发，立下了专心研究《古事记》这一当时最为难读难解之古代经典的决心。于是宣长正式成为真渊的门人，并于其后通过书信接受教导；后来宣长着手写作《古事记传》，耗费三十余年的心血，最终完成了《古事记传》四十四卷（合算附录及目录共四十八卷）。由荷田东丸发起的日本国学，经贺茂真渊到本居宣长这里，完成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暂且可以说是大成了。宣长除了《古事记传》之外，还留下了《源氏物语玉小栉》《初山踏》《玉胜间》等为数众多的著述，于享和元年（1801）九月以七十二岁逝世。他自画肖像画，并自书赞词一事相当有名，赞曰：
敷島の やまと心を 人間はば
朝日に匂ふ 山ざくら花
（人生敷岛大和心，朝日熏染山樱花。）
宣长门人众多，遍布全国，通过弟子们日本国学得以扩展至四方，其中他去世之后才成为其门人的平田笃胤（天保十四年即1843年去世，六十八岁）和伴信友（弘化三年即1846年去世）是最为优秀的学者。世人所称的国学四大人，就是指东丸、真渊、宣长以及笃胤。东丸曾拜托幕府创建国学专门学校，真渊在江户出仕于德川一门的田安宗武，宣长也是性格温和之人，他们都没有考虑过对幕府提出尖锐的批判，但是从《源氏物语》《古今集》《万叶集》到《古事记》，一旦古代经典的研究得以推进，追寻日本的古典精神，明确上古之道的话，对于有心之人来说，由此一转而批判现实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1] 即橘成员所著《倭字古今通例全书》。——译者注
[2] 即《和字正滥通妨抄》。——译者注
65 水户光圀
《伯夷传》
山崎暗斋经历了从印度到中国，从中国到日本的思想上的大转变，很早地树立了日本学的标识，不献媚于幕府，不出仕于诸侯，一门心思放在教导后学上，其结果是经过了一两百年的漫长时光，终于锻造出了为数众多的俊秀之才。而说到其不足之处的话，首先应该说是日语知识的欠缺。补充这一不足的，就是日本国学了。对于日语的研究，契冲首先有了令人惊叹的发现，而在荷田东丸以“古语不通则古义不明焉，古义不明则古学不复焉”一语道破以来，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之雄伟业绩和其弟子们的活跃更是显著地开拓了日语、日文，甚至进一步到日本国学的研究领域。不过这些方面的学者们急切地言说古来之道，对现实的批判则非常不足。不过还存在一种将上述两种路径同时吸收，并且树立起另外一种学风的地方，而这并非别处，就是水户。
水户藩初代藩主德川赖房，是家康的第十一子。赖房之子光圀，六岁之时依照将军家光的命令取代其兄长成为水户家的继承人。他九岁元服，可是从十二三岁起就脱离正轨，放弃学问，开始肆意游乐，态度不端，完全变成了堕落青年，属于令人担心的类型。然而在正保二年（1645）光圀读到《史记》的《伯夷传》，感到非常吃惊。若问到为何吃惊，因为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地方的大名之子，伯夷为长子，叔齐是三子，而父亲偏爱三子打算让他作为继承人，而父亲死后，叔齐则提出兄长伯夷才应该是继承人于是要拥立伯夷，伯夷则坚持父亲的意志是要将继承人让给三子，所以要拥立叔齐，于是伯夷离家出走，叔齐也离家出走，结果毫无办法，于是国中之人拥立了次子为继承人。之后伯夷、叔齐仰慕周之西伯德行之高而前往投奔的时候，正好赶上西伯去世，其子武王兴兵讨伐纣王，二人进谏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可是武王未采纳其谏言而讨伐殷商，夺取了政权。因此伯夷、叔齐以依赖周政权为耻，隐居西山，采薇为生，最终饿死。光圀所吃惊的就是伯夷、叔齐二人的言行。
《伯夷传》的内容分为前后两段，第一段是讲家族继承问题，第二段则是讲君臣大义，乃严格反对革命的学说。首先打动光圀的大概是第一段内容吧，原因在于，光圀就是越过他的兄长赖重继承水户家的，尽管这是违反兄弟之间道德规范的，不过光圀到这时为止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而是随随便便地处理了这件事。而看到了伯夷、叔齐对待此事的态度，光圀感到自己对兄长做出了无法原谅的事情而深感羞愧。于是光圀很快下定决心，后来把兄长的儿子收为养子，并在自己六十三岁隐居的时候把家督之位让与了兄长之子纲条。从自己的境遇出发，光圀想必为之所动，而在对此感到惊讶而继续阅读《伯夷传》时，他应该马上就接触到了第二段更为深刻的部分。也就是说君臣之间的道德是绝对的，即使君主做出了很多不德之事，身为臣属而征讨主君，进而夺取政权这样的事是不被允许的；与其在犯下这样反逆革命行为之人手底下生活，不如饿死要好得多，而这种事在过去曾经发生过，也就是伯夷、叔齐的故事。感动于第一段内容的光圀，是不会不被第二段所感动的。结果光圀自己也在晚年的时候移居西山，自称“西山隐士”。
光圀读到《史记》而受到感动，是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以这种感动为基础，将兄长的儿子收为养子，是在他三十四岁的时候。将藩主的地位让给养子后隐退，是在他六十三岁的时候。光圀仰慕伯夷、叔齐的故事而进入太田的西山，住在西山庄之时六十四岁，在西山庄故去则是在七十三岁那年的年底。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十八岁时青年的感动，持续了五十五年漫长的岁月，他的一生都由这种感动所决定。对青年纯情之时重要的感动记忆犹新，大概是很多人都有的经历吧。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感动只会持续一时，终将渐渐消失。而对于光圀来说，这种感动一生都没有泯灭，这种感动决定了他的一生。
彰考馆
不，还并不只是如此。光圀感动于《史记》的《伯夷传》的同时，又想到自己能够这样了解到如此伟大人物的精神和行为，全都是《史记》的功劳，如果司马迁没有写下《史记》的话，自己可能就没办法知道伯夷、叔齐的言行了，所以书写并保存下正确的历史，对于后世而言是很必要的，因此光圀立下了编纂大日本史的想法。而历史编修这样的事，与家督继承和国体问题不同，没有必要保密，所以光圀从十八岁的时候就立即开始进行准备，收集古书文献，在十二年后的明历三年（1657）于藩邸中开设修史局。就在这一年的正月，江户发生大火，江户城的本丸烧毁，损失非常惨重，林罗山甚至因为书库烧毁而惊愕异常以至于溘然长逝，可以想见古书的搜集和史实的调查变成了当务之急。此修史局在十五年后定名为彰考馆，彰往考来，即探明过去的历史，以此思考将来应行之前途。很多优秀的学者汇集于此，人见卜斋、佐佐宗淳、丸山可澄、鹈饲炼斋、力石忠一、安积澹泊、安藤年山、栗山潜锋、三宅观澜等人，都是光圀在世之时所录用的人才，其中既有林罗山流派出身的，也有山崎暗斋门下之人，还有国学方面的人物。从能够把这些人物自由地加以利用来整理大日本史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光圀超群的统率能力。
协助彰考馆进行研究的人物之中，大放异彩的是朱舜水和契冲。舜水是中国的儒者，明朝灭亡之后耻于仕清故来到日本，光圀恭迎并厚待之。契冲的事情前文已经提到，不过光圀最初招揽他的时候，契冲是拒绝的，不过取而代之，契冲写下《万叶代匠记》交给了彰考馆。
就研究方法而言，派人前往各地收集古书旧记，对于重要的文献则收集数种写本进行比照，检查其中有无文字抄写上的错误，乃是十分科学的忠实原著的方法。比如对于《太平记》等书籍，彰考馆就整合了十个种类的异本，并参照其他记录，在元禄四年的时候出版了《参考太平记》四十一册；之后更是一口气在元禄六年出版了《参考保元物语》九册、《参考平治物语》六册。除此之外，他们还对以《日本书纪》为首的六国史加以严格地校订。这样科学的研究方法，甚至比有名的清朝校勘学还要早一步开始，可以说是光圀的独创。
通过这样严密的科学研究方法，大量的古书得以恢复其本来的面貌，以正确的形式出版。另外，与大日本史的研究相关的，比如《扶桑拾叶集》三十卷、《礼仪类典》五百一十卷等数目众多的书籍、文献得到编纂，因此《大日本史》本身也就不断地被改订和增补，渐渐地变得难以完成。在这期间，元禄十三年（1700）十二月六日，光圀以七十三岁辞世，谥号“义公”，称水户黄门（黄门就是中纳言）。这位受到后人无限尊敬的英杰，虽然在修纂事业的中道亡故，但所幸这一事业得以继续，最终于嘉永二年（1849）出版本纪、列传一百七十三册，至明治三十九年（1906）志、表出版结束，终于完成了包括本纪七十三卷，列传一百七十卷，志一百二十六卷，表二十八卷在内，全部三百九十七卷，外加目录五卷，合计四百零二卷的巨著。自明历三年开馆算起历时二百五十年，自正保二年立志修纂算起则有二百六十二年。可以说《大日本史》是耗时长达二百六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一部作品历经二百六十二年的编著，一种精神贯穿其中未曾中断，在全世界的历史中都难见与之相似的例子。
《大日本史》的编纂方针
光圀并未看到《大日本史》的完成而中途去世，不过其内容的主体思路是光圀了解并由他决断和指示的。比如对记事采取一条一条地标注出典、不掺杂一点想象和妄断地加以展现的这一极具科学性的方法，就是光圀的指示。有些很有名的由光圀裁定大方针，鲜明地体现了光圀的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内容包括：第一，将《日本书纪》中列为“御一代”的神功皇后从本纪中去掉，收录在皇妃传之中；第二，承认大友皇子即位天皇，作为“御一代”列入本纪；第三，关于所谓南北朝，将吉野朝廷的历代天皇作为正统天子，作为“御一代”列入本纪，而对于所谓北朝，则作以《后小松天皇本纪》为首的北朝五主纪以为附载。上述三点可以说是《大日本史》中三大特色之笔，这三点都是非常严肃敏感的问题，不过光圀自己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做出上述裁决，将之确立为《大日本史》编纂的大方针，其后明治天皇陛下也采用了上述学说。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有一种无妄之说，即日本的创立者来自中国，也就是说皇室的“御先祖”是吴之泰伯。林罗山之子鹅峰大概是相信这样说法的，他在宽文六年写就的《东国通鉴》序文中明确地提出这一说法。惺窝和罗山非常尊崇中国，甚至于到了痛苦于自己没有生在中国而是生在日本这一事实，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日本的先祖是吴泰伯的话，对于日本的名誉可以有进一步的提高，因此大概是满心欢喜地采用了这一无妄之说吧。而鹅峰在幕府的命令下写作《本朝通鉴》之时，也是以这一说法为始的，光圀看到之后非常惊讶，立即提醒其注意并要求其重写。因此，就摆脱自卑自屈的态度，以正确的事实为基础堂堂正正、充满自信地书写日本历史这一点，在近世时期，水户光圀的功劳不可谓不大。文化七年，《大日本史》本纪、列传完成之时，由水户藩主进献给朝廷，当时呈上的《上表文》中，有“伏惟，太阳攸照，率土莫匪日域；皇化所被，环海咸仰天朝”之句。光圀与罗山和鹅峰相比较，简直是云泥之差。
光圀的首要功绩便是编修《大日本史》。不过在编修工作进行的过程中，他还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是于元禄五年在摄津凑川立“呜呼忠臣楠子之墓”，悼念楠木正成忠义殉死，将其表彰于天下。到当时为止，凑川并无坟墓，人们对于正成的尊信也很不够。对此，光圀提出，较之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正成的本质中更为重要的是其乃纯粹的忠臣这一点，遂托词于呜呼之感叹以表达无限尊敬之热情，立石碑以记之。同时他又将足利高氏指定为逆贼，并批判足利幕府，进而要求德川幕府也进行反省。
还有一件事，他在元禄七年的时候，悲伤于神武天皇的御陵之荒废，感到不得不向幕府请求建立神社以祭祀建国始祖，并打算为此公开上书。虽然光圀根据当时的时势判断这一点不可能实现，所以并未公开上书，不过这一点最终成了与明治维新关系密切的重要事件。
66 井伊直弼
俄国南下
自从宽永十六年发布锁国令以后，日本的通商贸易对象限定于清朝和荷兰两国，不再与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相接触。清朝是因为与基督教没有关系所以被允许通商；荷兰则是因为反对天主教，并且只热心于商业活动，对宗教活动很冷淡所以被允许通商。然而即便是这两个国家，也只被许可在长崎进港，而不允许进入其他港口。另外，日本人也不可以前往海外，因此自宽永十六年（1639）至嘉永六年（1853）为止的二百一十四年里，日本合上了自己房子四周全部的窗板，谨慎地放下了窗户的窗帘，仅仅留下一扇小窗以便时不时查看一下外面的样子，每天就这么安静地休养度日。可是外面的世界在这两百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甚至与其说是巨变，不如说是恐怖的侵略行为。从列强的角度来看，这被称为“发展”，而实际上就是弱肉强食罢了。锁国的日本，对其不知不晓，既没有加入其中，也所幸没有成为受害者，享受了两百年的太平时代，积累了相当深厚的修养。而随着时代更替，一旦窗板被敲掉，窗帘被拉起，日本看到了外面世界的情况，就必然会陷入异常惊慌的状态。敲下窗板的，是嘉永六年四月佩里来航一事。不过在此之前，对于到当时为止欧美列强究竟是如何进逼亚洲的过程，需要加以简要的概述。
俄国人翻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根据俄国的古记录来看，是1580年的事情，也就是说，正值日本的天正八年，织田信长最为活跃的时候。之后随着1587年托博尔斯克、1663年雅克萨等都市相继建成，其势力进一步向东扩展。俄国希望从西伯利亚南下，不过清朝对其进行了防御，双方在1689年（元禄二年）缔结《尼布楚条约》，确立了以外兴安岭作为国境线。因此无法南下的俄国则改为继续向东方进发，在1707年（宝永四年）宣告堪察加为俄罗斯领土，1742年白令大佐受命探索亚洲与美洲之间是否通过陆地相连，其结果是判明了二者之间有海峡存在，并由此将其定名为白令海峡。向东到此，接下来就是南下了。南方就是千岛群岛，而千岛群岛是日本的领土。日本与俄国的接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宽政四年（1792）九月，俄国使节拉克斯曼为了达成与日本通商的目的而来，在根室进港。当时幕府的主政者是松平定信。定信是八代将军吉宗之孙，田安家宗武之子。吉宗被人赞誉为德川幕府中兴之英杰，宗武也是招纳贺茂真渊的俊杰人物。定信在三十岁时出任首席老中，又很快担任将军辅佐，改革因田沼意次而紊乱的政治，立正风俗，整顿财政，至三十六岁辞去老中一职。就在定信主持幕府政治之时，拉克斯曼来了，于是定信明确交涉方针，并派遣下属与其进行交涉。这次交涉并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就宣告结束了，不过当时定信特地强调了希望获得地图和俄语词典的意思，这大概是为了了解世界情势并及早确定对策吧。定信感到外国的侵略近在眼前，在对诸藩下达了严肃海防命令的同时，幕府也自行对江户湾的防卫进行了强化，定信还亲自视察伊豆、相模一带并做出指示。
日本的三藏
在松平定信发现并录用的人才当中，有一位叫作村上岛之允。村上在宽政十年的时候，加入近藤重藏的探险队，对虾夷地进行了测量。他的一位部下也是他的弟子，就是间宫林藏。
以探险家之名而著称的近藤重藏，慨叹原本是日本虾夷（北海道）附属岛屿的千岛诸岛逐渐被俄国所吞并的情况，于宽政十二年（1800）和最上德内一同渡海至择捉岛，立写有“大日本惠土吕府”几个大字的木制标注牌于其上，当时近藤年方三十岁。
那时候虾夷一带，也就是北海道、千岛、桦太[1]，是松前藩所管辖的地区。松前藩领内没有田地，所以不以石高而论，而是拥有准大名的待遇。因此该藩的力量很薄弱，对于领内的管理也相当不完善，因此享和二年（1802）幕府就将松前藩移至别处，虾夷地则由幕府直辖，特别重视国后、择捉的守卫。
可是文化三年（1806）俄国人袭击桦太，次年袭击择捉岛，在各处劫掠放火为所欲为，拘捕原住民并将其遣返日本。听闻此事后激愤难耐而向幕府提出申请书的一位，叫作平山行藏。当时的旗本、御家人，大都习惯于无事太平而忘记了武备、失去了气概，唯独平山独自讲习兵学、锤炼武术，日夜不曾疏忽大意。此人广泛涉猎经学、史学、制度、农学等很多方面，但是尤其精通兵学。他当时收藏的兵学书籍、汉文书籍和日文书籍合计大约超过二千六百八十四卷，还曾放出豪言曰：“吾自思之，以兵书为富贵，则吾一人不让清之天子，痛快莫过于此。”他住在江户的四谷，每天的生活就是练习、领悟野战阵法，家中摆设只有武器和书籍，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挥木剑，挥剑的声音甚至能够影响到周围的邻居。他于文政十一年去世的时候七十岁，由此算来文化四年的时候他应该是四十九岁。四十九岁的平山行藏在听闻俄国人入侵日本的北方领土之后激愤难耐，向幕府提出请愿书，希望受命由自己来进行讨伐，并提出自己不用正规军，只要召集无赖和不良分子加以训练，以此而将外敌消灭。幕府虽然并未接受他的请愿，却也惊叹于虽说旗本八万骑皆无骨气的软弱之辈，其中竟也有这样强硬的人物。世间将近藤重藏、平山行藏和接下来要介绍的间宫林藏并称为日本的“三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