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がためにと 思ひこそすれ
（为我何所祈无妨，但思为君求幸福。）
蛤御门之战
在孝明天皇的御德之下，朝廷的威严日渐增加，这样一来无论是想要推翻幕府之人，还是希望维持幕府之人，都需要上奏以得到朝廷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势下，最先发生的事件是文久三年（1863）八月十八日的政变。当时在京都主张尊王攘夷的势力尤其强盛，朝廷内部以三条实美为中心，诸藩则以长州藩为统领，全国诸藩志士汇聚于此，决定以五月十五日为迫使幕府攘夷之预定日期。而就在快到这一天的时候，长州藩于下关与美国以及法国的舰队交战，将幕府推到了非常尴尬的地步，以至于庆喜和庆永都不得不辞职。以此为契机，天皇陛下于八月十三日下达旨意，计划进行大和行幸，参拜神武天皇之御陵，随后行幸伊势神宫，并安排为攘夷进行祈祷的内容。在这一情况下，虽然表面上是为了“攘夷”，强硬派却将其理解为了“倒幕”的意思。
当时反对这一行幸，并且最为强烈地希望幕府继续存在，同时提高将军权威的，是会津藩。会津藩主松平容保从上述立场出发，对于之前一桥庆喜担任将军辅政职务一事直到最后都加以反对；而此时容保被任命为京都守护职，领兵驻守京都。在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清晨，以会津和萨摩藩兵突然开始担任御所守卫工作这样的武力行动为背景，朝廷上下的气氛为之一变，大和行幸计划被迫中止，三条实美等人被禁止出席朝中活动，长州藩被解除宫门警备职务，取而代之由萨摩藩来担当。也就是说主张尊王攘夷之人（实际上是计划讨伐幕府之人）都被从朝廷之中清除了出去。这样大规模的变革竟然是在鹰司关白浑然不知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对于三条与长州藩士们来说，也犹如晴天霹雳一般，然而无可奈何之下，三条等七位公卿只好与长州藩士们一起西下长州。这就是有名的“七卿落”事件。
在这之后很快，尊攘派也就是讨幕派陷入了极端困苦的境地。文久三年八月，在大和国举兵的“天诛组”藤本铁石、吉村寅太郎、松本奎堂、伴林光平等人，以及在但马国生野起事的平野国臣等人的行动全都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就连长州藩倾尽全力并聚集诸国有志之士以期打开局面的、元治元年（1864）七月十九日的上京行动，也没能打败由会津、萨摩、越前、桑名、彦根以及其他诸藩的防御力量，在激战之后败退而走。这一事件被称为“蛤御门之战”或“禁门之变”。在这场战斗中，久坂玄瑞、入江九一等吉田松阴的门人都战死，作为全军总指挥的真木和泉守也在天王山自决。
真木和泉守保臣乃是日本的历史上切不可被遗忘的一位英杰。他原本是久留米地方水天宫的神官，然而在弘化元年三十二岁的时候，远赴水户面见了会泽正志斋[1]，通过这个人接触到了水户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嘉永五年四十岁的时候，真木因为受到久留米藩内部纷争的牵连被要求禁止外出，因此从这时起直到文久二年他五十岁那年的春天，在这十年的时间里，真木一直被软禁在久留米城郊外水田的寒村之中。安政大狱几乎将天下的英杰一网打尽，而真木得以幸免也正是因为被软禁而无法进行活动。虽说这样，但是真木在软禁期间从未在学问上有所懈怠，一直忧心于天下之事而构思出了种种相关计划，也在暗地里对外进行过很多联系。真木特别尊崇楠木正成，每年五月二十五日都一定要祭拜正成，感慕正成之忠诚节义。而且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是，真木的这种感动之情，与其说是针对建武中兴得以成功的那部分，倒不如说更是缘于在悲惨的命运到来之际，每家每户纷纷舍弃生命以坚守大义的这一点。在遭到软禁十年之后，文久二年二月，真木因为国家面临重大事件而从水田逃到萨摩，并辗转前往京都。在这之后，或是被抓获，或是被赦免，几经辗转最终在元治元年，真木与长州藩的藩兵一起大举上京，然一战而败北，五十二年的人生画上了句号。他于天王山上自行了断之时，与追随他的十六个人一起，先是朝向皇居的方向遥拜之后，留下一首绝命歌：
大山の 峰の岩根に 埋めにけり
我が年月の 大和魂
（崇山峻岭岩根下，葬我此生大和魂。）
咏罢，慨然切腹。
真木和泉守虽然自杀，但是他所怀之日本中兴计划已经通过建白的方式传达到了宫中，最终为明治天皇所采纳。其主要纲领如下：第一，重振神武天皇创业之精神；第二，破除积弊；第三，设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第四，以神位祭祀有忠诚功勋之人，或追赠其官位；第五，设亲兵卫队；第六，收土地人民之权；第七，应行迁都之事；第八，采用皇纪纪年；第九，减轻租税；等等。
萨长联合
在京都倡导尊王攘夷大业的长州藩，文久四年因为八月的政变被逐出京都，次年元治元年七月再败于蛤御门之战，逐渐背负上逆贼之名而陷入困苦的境地。就在这时，同样在关东地区提倡尊王攘夷的水户藩也发生了很大的混乱，武田耕云斋、藤田小四郎等人与志同道合之人一起聚居于筑波山，可是为了上京向一桥庆喜建议尊王攘夷、听凭朝廷差遣之计策，大约八百余人由中山道向京都进发，不过中途遭遇幕府的拦截而受阻，遂于大雪之中翻越重山进入越前，行至敦贺终于精疲力竭，遂向幕府军投降，这发生在元治元年的岁末。幕府对这些人的处罚极其严苛冷酷，首先领头的二十四人全部被斩首，而斩首人数进一步扩大至三百五十二人，一百四十人被流放，一百八十七人被追放，水户藩内甚至这些人的家族人员包括幼儿在内都被施以刑罚。这实在太过悲惨，而面对如此苛刻的处罚，有两个藩因为此种刑罚违背日本之道义而拒绝执行幕府之命令。其中一个是福井藩，当幕府发来将这些人斩首的命令之时，以处分不当的理由予以拒绝。另一个就是萨摩藩，对于幕府做出的将部分人流放远岛的命令，西乡隆盛作为藩的代表，以如此过分的处刑违背武士道精神予以回绝。
那么既然蛤御门之战长州藩败北撤退，反对派就得到了将其作为朝敌而进行讨伐的绝好机会，他们下令鸟取、松江、冈山、广岛等二十一个藩出兵，以尾张的德川庆胜为统兵总督。这一大军很快兵临长州，长州藩当局倾向于和平解决，遂命令蛤御门之战的主要负责人福原越后守（五十岁）、益田右卫门介（三十二岁）、国司信浓守（二十四岁）三位家老切腹自尽，将穴户左马介、佐久间佐兵卫等四位参谋官斩首以为谢罪，由此征讨军在理解谢罪行为之上收兵。这是元治元年十二月的事情。
吉田松阴的门人高杉晋作，当年二十七岁。他见到上述情形激愤不已，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以下关为据点举兵，与藩内的和平派交战并取得胜利，并在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广泽真臣、前原一诚、井上馨等人的协作之下掌握全藩大政，力求一雪之前的耻辱。因此幕府于庆应元年四月，决定再次征伐长州；然而此时的幕府已是极端衰弱、半身不遂的状态，已然顾不上认真思考行事之进退了。
在这期间萨摩与长州之间达成了相互谅解，也就是萨长之联合确立。长州藩代表木户孝允与萨摩藩代表西乡隆盛，两人都是历经危难而得以死里逃生的人。木户在元治元年六月京都三条大桥附近的池田屋中遭受新撰组袭击的时候，千钧一发之际死里逃生，随后在七月的蛤御门之战中，也是不可思议地与死神擦肩而过；西乡隆盛在安政大狱开始之时，得僧人月照的帮助逃回萨摩，但是因为藩当局想要将月照处死，重情重义的西乡遂于安政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傍晚与月照一起打算投海自尽，然而还是被船长救起，月照不幸未能生还，唯独西乡不可思议地一息尚存、活了下来。木户孝允与西乡隆盛二人，在土佐的坂本龙马从中协调之下，达成了萨长同盟的约定。这是庆应二年正月的事情。对于仅一个长州藩尚且没法处罚而十分苦恼的幕府来说，萨长同盟的达成，与其说是让未来变得更加危险，不如说是让幕府完全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在这样一种悲凉的运势之中，庆应二年七月，将军家茂病逝，之后一桥庆喜继位成为将军。虽然庆喜是以英明而闻名于世的人物，可是那是在安政大狱之前，而时至今日，庆喜即便是出任将军一职，也已然无计可施了。然而上天还是降下大任于此人，要他来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大政奉还。
然而，就在事情朝着这一方向推进的时候，庆应二年十二月，日本遭受了非常重大的不幸，那就是孝明天皇的驾崩，享年三十六岁。天皇陛下享祚凡二十一年，适逢内外多事之秋，多灾多难，几乎没有过一天安稳无事的日子；可是天皇时常为国体之安全与国民之幸福进行祈祷，对他如此宏大之心胸，全国上下无不感激涕零，尊仰爱戴以图报其大恩，正是如此才使得朝廷的威仪日益增加。
[1] 即会泽安，水户藩士，儒生。——译者注
70 明治维新
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降生在嘉永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后换算为太阳历的话是11月3日）。从很早之前就一直祈祷顺产的佐久良东雄，在得知天皇平安无恙的时候，感激涕零地咏歌如下：
天照らす 日嗣の皇子の 命ぞと
深く思へば 涙し流る
（天照日嗣皇子命，深思若此泪双流。）
这位“日嗣”的皇子，在庆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其父皇孝明天皇驾崩之后继承大统，于次年庆应三年正月九日行践祚大礼，登基为第一百二十二代天皇，其时圣年十六岁。
孝明天皇与明治天皇父子二人之间，在心系守卫国体、安定国民的这一神圣精神方面一以贯之、毫无变化。不过此时时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到孝明天皇在位之时为止，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政治都是由幕府进行独裁专断的。况且还不仅如此，就连朝廷做任何事情也都不得不受到幕府的干涉。比如说修学院的离宫，也就是天皇陛下的别墅，但是天皇陛下去那里行幸，幕府还要附加上两个条件。其一是行幸次数仅限于春、秋各一次，其二是幕府的派出机构所司代需要陪同前往，不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天皇就没法自由地行幸。而直到享保十年幕府才终于又追加了一次，天皇可以每年行幸三次。而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孝明天皇自打登基之后，便深深忧虑于外交问题的严重，遂向幕府传达了必须正确予以处理的旨意。这一行为在二百数十年的时间里堪称破天荒的一次。而在孝明天皇持续二十一年的治世之中，虽然最初仅仅针对对外问题进行笼统的指导，不过之后则变为具体性地指导幕府的人事，以至于推举庆喜为将军的辅政职，通过冠以政事总裁职一名赋予庆永大老之职权等。原本一直受到幕府束缚的朝廷，在孝明天皇这一代中，终于回到了高高居于幕府之上，并对其进行指导的方正姿态。这于国体之上原本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时势的这种激荡变换，说起来也的确令人震惊。
对于这种局势，孝明天皇已经龙颜甚悦，并未有过进一步推翻幕府的想法。这是孝明天皇对于外交问题深感忧虑，并不希望国内社会动荡；同时，这也是公卿之中有很多人希望幕府继续存在，主张讨幕之人遭到了排挤的结果。然而等到第二次长州征伐的时候，人们在认识上有了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事情到了幕府的命令完全没办法执行，就连选定征伐的总督也没有人肯担当的地步，也就是说幕府已经半身不遂，失去了处理危难困局的能力。
大政奉还
明治天皇登基之后，在这之前被排挤的人们纷纷被召回了朝廷。于是，到了春天的时候，以有栖川宫、山阶宫为首的四十余名公卿得以解除幽闭处罚而回归朝廷；到年末，三条实美等遭到驱逐的七卿众人纷纷回京。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位是一直蛰居于岩仓村的岩仓具视，他此前只被允许三个月返回京都一次，到十一月的时候终于获准在其京都宅邸居住。从今以后国家的重大事件都是以这个人为中心做出判断、进行策划的，以他为中心达成协议，并将协议予以推进的众人，包括萨摩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长州的广泽真臣、品川弥二郎等人，他们主张彻底的讨幕政策。还有同样主张大改革，并与上述人物保持沟通的土佐藩与安艺藩众人，不过比起武力讨伐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和平解决幕府问题。不管怎么说，在“国无二王，家无二主，政权应归一君”以及“并无以将军一职理天下万机之道理”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之后到十月十四日，讨伐幕府的密敕，以及惩处会津、桑名两藩主的“御沙汰”书被下达给萨、长两藩，长州的广泽、福田、品川，萨摩的小松、西乡、大久保六人，代表两藩拜受敕书，还在回复敕旨的“御请书”中，特地添上了感激涕零无以复加的话语。
见此情形，土佐的山内容堂，紧急向幕府进言大政奉还之策，安艺的浅野也随之效仿，越前的松平庆永也随即思考这一政策，并将其作为提案上呈了。由此将军庆喜也最终下定决心，于庆应三年（1867）十月十四日上奏朝廷，表达了“更改从来之旧习，奉政权复归朝廷，广进天下之公议，仰仗天皇圣断，同心协力，共同保护皇国”之宗旨。这一奏书次日得到了朝廷敕许，“大政奉还”之事由此决定了下来。
于是朝廷开始广泛召集诸侯，命令诸藩速速上京以便对今后之政务进行协议；然而实际上应召而来的只有萨摩、安艺、尾张、福井、彦根以及京都周围的小藩而已，剩下的大多诸藩，或是还没有做出该如何是好的决断，或是念及德川氏的恩义而表明了拒绝朝廷召唤的态度。在这巨大的危机之时，萨、长二藩应召率大军上京，加上尾张、福井、安艺三藩之兵，合五藩之武力拱卫京都，由此朝廷之决断才得以施行。十二月九日，朝廷下达“王政复古”的大号令，废除以往的摄政、关白、幕府，新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以此打理政务万机。号令表明了全部以神武天皇创业伊始之政策为基础，文武无上下之别，以遂行公议之大方针，任命炽仁亲王为总裁，晃亲王、纯仁亲王、中山忠能、正亲町三条实爱、中御门经之、尾张的德川庆胜、越前的松平庆永、安艺的浅野茂勋、萨摩的岛津茂久为议定，另外任命大原重德、岩仓具视等公卿五人为参与，尾张、越前、安艺、土佐、萨摩各藩士之中各选出三人分别任职。
对于此番决定，土佐的山内容堂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就在当夜前往天皇小御所，总裁、议定与参与们召开会议之时，容堂提议也应该让德川庆喜参加会议，在大原重德对此表示反对之时，容堂则大声言道，此番变革艰险如此，须以彰显武力才得以进行，然拥戴幼小之天子、听凭调遣的又是谁？对此，岩仓具视严厉叱责了容堂的无礼，容堂也因为失言而认错。此事虽然就此结束，但是尾州、越前、安艺等藩的人们也大多都与容堂的意见很接近，一时间议论纷然不决，不过最终还是得出了要求庆喜先辞退官位、归还领地作为表鉴忠诚的证据，然后再召其来议论政事的决定。有名的“小御所会议”，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
德川幕府的末路
当时庆喜就住在京都的二条城，而王政复古的大号令下达之后，朝廷不仅废除幕府，而且要求庆喜辞退官职与返还领地的消息就暗暗传开了。驻扎在二条城的幕府兵也好，在京的会津、桑名的藩兵也好，全都激愤不已，庆喜预感说不定会就此发生暴动，于是在十二日的夜里从二条城出发，次日进入大阪城。
辞退官职尚在其次，关于领地的返还则有很多非议。在这个问题上，为了在朝廷和大阪之间进行交涉妥协工作，尾张和越前两藩奔走活动。在这期间，萨、长两藩与德川氏之间的主战论甚嚣尘上。而就在妥协工作总算完成，庆喜就要再次上京的时候，京都、大阪之间已经是战云密布。明治元年正月三日，德川方一万五千人，分兵鸟羽、伏见两处朝京都进兵。萨长联军合计一千五百人以为防御。战事一触即发，然而德川一方虽然拥有大军，却很快败退了下来。庆喜最初并无战意，即使在老中板仓伊贺守劝其进行决战的时候，也是反问“此时哪里还有能与西乡、大久保对抗之人”，伊贺守回答道“并无”，庆喜则告诫其曰“那么虽战亦是败北而已，故绝不可主张开战”，在鸟羽、伏见之战的时候庆喜也闭居于大阪城内。等到听闻战事明朗、德川兵败，庆喜不由得悲叹自己无缘无故就背负了逆贼的名声，此时会津藩士神保修理劝其火速返回江户，于是正月六日夜里，庆喜在会津、桑名两藩主和酒井、板仓两老中的陪伴下秘密出城，乘上军舰开阳号返回江户，二月十二日从江户城出发，到在上野的东叡山谨慎蛰居。
鸟羽、伏见一战，德川氏被赋予贼名，讨伐就变得容易了。于是总裁有栖川宫任东征大总督，西乡、广泽等任参谋，率领大军东下江户。江户城之中，主战派虽是多数，但陆军总裁胜安房守[1]看出庆喜的本意是归顺朝廷，于是压下了主战派的舆论。率领精锐卫队的山冈铁太郎通过胜海舟的引介，艰难地穿过讨伐官军的封锁线，于三月九日赶赴骏府（静冈），面见西乡隆盛告知庆喜的本意，请求其做出稳妥的处理方法，西乡则马上答应了下来。于是西乡随后进入江户，胜海舟在三月十四日与其会面进行交涉，其结果是西乡决定从第二天开始停止攻击江户城，由此江户得以免于战火摧残。
终于到了四月十一日，这一天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就在这一天黎明未明之时，前将军庆喜自东叡山出发到水户隐退；到黎明之时，江户城被交托到了官军的手中。天正十八年八月朔日，家康入城以来，至此二百七十八年，作为德川家的大本营而睥睨天下的江户城，从这一天开始彻底与德川氏脱离了关系。
对于幕府的废止感到不满，认为这是萨、长两藩的肆意所为而加以戒备的众人，在江户城内、关东各地以及奥羽地区等地纷纷举兵想要进行抵抗。然而前将军庆喜已经彻底归顺之后，这些抵抗也就相继遭到了镇压。坚守上野的彰义队于五月十五日遭到讨伐，以仙台、米泽为中心结成的奥羽二十五藩同盟也在六月到七月之间相继崩溃，抵抗最为顽固的会津也在四面楚歌的状况下于八月投降，旧幕兵最后的据点箱馆（函馆）的五棱郭也于明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在榎本武扬与大岛圭介等人投降之后告破，所有的抵抗由此最终结束。
在会津攻城战中官军攻入城中之时，发生了两件将永远引人泪下的悲剧。一件就是白虎队的自尽。这是全部由十六七岁的少年组成的部队，在战斗中死伤惨重败退下来，幸存的二十名队员在打算进城而登上饭盛山的时候，俯瞰到遭到炮火轰击、被浓烟包围的会津城，以为城已失守，于是一齐向城中跪拜之后，或是切腹自尽，或是互相刺杀而亡。另一件则是妇女们的自尽。官军的男人们手执武器进入城内，留在家中的妇女们感到羞耻异常而纷纷自尽。会津家老西乡赖母家中，老母五十八岁，妻子三十四岁，妹妹二人分别为二十六岁和二十三岁，女儿五位分别是十六岁、十三岁、九岁、四岁、两岁，上述九人，加上寄居于此的亲戚十二人，一共二十一人全都自尽。这是最知名的例子，除此之外妇女们自尽的事情在其他家里面也有很多。
箱馆之战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岛三郎助父子的赴死一事。中岛是在佩里来航的时候，真正意义上最早登上军舰进行应对的第一人，是日本最早操练海军之人，是就连木户孝允也敬重佩服的英杰人物，然而他“未能忘却德川家至大之御恩泽”，与长男（二十二岁）、次男（十九岁）二人共同奋战，直至英勇赴死。这件事与奉行川路左卫门尉在听说明治元年三月十五日江户被移交给官军之时慨然自尽这一知名事件一起，成为德川幕府最后的一抹亮色。
五条誓文
上节将幕府的末路整理陈述至此，现在开始回到主题内容，说说朝廷令人拍手叫绝的新政。明治天皇于明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十七之时元服成人，其后于三月十四日，率百官出紫宸殿，立国家大政方针五条，向天神地祇宣御誓，这被称作“五条誓文”，内容如下：
一、广开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一、上下一心，盛展经纶。
一、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一、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
一、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
在宣布上述五条誓言的同时，明治天皇还向群臣下达了御笔宸翰，其主旨在于，自中世以来，人们虽然表面上尊奉朝廷，实则对其敬而远之，故而君臣之间相隔甚远，并未有君临天下之意；如今适逢朝政一新之时，国民之中但凡有一人未能得其所，便是天皇之罪过，故而天皇苦心孤诣以思策行良政；诸位大臣可认真领悟此方针，去除私见，以用公义，辅助天皇，保全神州，以此告慰历代天皇之神灵。这篇御笔宸翰，与五条誓文一样，乃是非常重要的文献，特别是其中有“天下亿兆，一人未能得其处之时，皆乃朕之罪过”之御笔，此乃外国所未曾见者，皇国政治之尊严也由此可见一斑。
四月二十一日，朝廷依照敕命修建凑川神社，开始祭祀楠木正成。这既是承袭了之前孝明天皇尊祭和气清麻吕一事，又成为之后相继尊祭新田义贞、菊池武、名和长年、北畠亲房以及同姓显家等人的先例。将这些往日的忠臣神格化加以祭祀，或是追赠官位等，让之后来到日本的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后称小泉八云）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至五月，由于庆喜让位，德川本家由家达作为当主。天皇封本家于骏府（静冈），并授七十五万石。过去号称八百万石的德川本家，至此也只不过比御三家的尾州家仅仅高出一点而已。
八月二十七日，明治天皇在紫宸殿中依照古来仪轨，举行了即位仪式；九月八日，改年号为明治。在此之前一直称庆应四年，从这以后则上溯回推，将这一年定为明治元年。另外，在此之前每位天皇一代之中会使用数个年号，此时明治天皇针对这一点做出决定，从此之后一代只使用一个年号。
到九月二十日，天皇自京都出发，到十月十三日抵达东京，以江户城为皇居，并决定将其更名为东京城。江户改名为东京，并确立为帝国首都一事[2]，乃是在七月十七日的诏书之中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但是关东地区无论是镰仓还是江户，在漫长的时间里都是武家的大本营，京都方面对此十分抗拒；但是在打倒了幕府的同时，决定要将江户作为帝都以号令天下一事，其实是朝廷断然执行圣意的表现，并且还为全国百姓提供了身心一新的机会，乃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废藩置县
虽然如上述一般各种改革在逐步进行，不过主要都是针对幕府所进行的，除此之外的大名则还残留着原来的模样。他们在大约两三百年的时间里领有固定的土地，土地及其人民都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一样的形式而存在。于是，有心之人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提倡“版籍奉还”的必要性。版就是指土地，籍则是指人民。土地与人民并不归大名私有，因此有必要上交归还给朝廷，这便是版籍奉还的主张。不久之后，在明治二年正月，萨、长、土、肥四藩首先明确了这一意向，闻听此事的诸藩也相继提出建议，于是在六月十七日朝廷允许诸藩版籍奉还。朝廷让藩主成为藩知事，按照与从前一样的方式在当地行使行政权。这一时期成为藩知事的有二百七十六名。
全国土地全部归天皇所有，藩知事不过是根据天皇的任命而掌管行政的官吏而已，虽然朝廷已就此向民众进行了说明，但是土地也好人民也好，在几百年间固定并紧密地依附着大名，因此从实质上看还是大名的权威更高，并不能形成中央集权。朝廷如果要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王政复古、百事一新的政治，就有必要革除全部的藩，在全国推行直辖管理。有感于这种必要性的人们虽然有很多，但是就在事情本身过于重大而难以说出口的当时，岛尾小弥太与野村靖等商量之后拜访山县有朋，向他说明废藩置县的必要性并获得其同意，此外又说服了井上馨。而如果想要将其施行，则必须得到木户与西乡两位参议的认可，首先山县去游说西乡。西乡默默地听完山县的话，最后回答道“好吧，如果木户君同意的话”。而跑去找木户的井上在说完之后，也得到了木户“赞成，只要得到西乡君的理解的话”这样的回复。六个人达成了一致。于是在明治四年七月九日的傍晚，除了西乡、大久保、山县、井上之外，还有西乡从道、大山严等人，聚集到位于九段的木户宅邸进行商谈，秘密地进行准备，在得到了敕许之后，七月十四日将藩知事一同召来，在天皇面前，传达了罢免知事的命令。以萨、长、土、肥为首，藩知事一同伏地拜受敕命。木户见此情形感慨不已，甚至不自觉地潸然泪下。令人惊叹的明治四年（1871）七月十四日，数百年间形成的割据之势，本以为难以废除难以更改的近三百藩，以此日为限统统废除，全国统归朝廷直属。而且这一政策居然是在毫无抵抗、无人不满的情况下顺利推行的。当时的英国公使帕克斯（Parkes）见到这一情况，惊叹道：“如果这是发生在欧洲的话，必然会导致持续数年的战乱吧。”
[1] 即后文的胜海舟。——译者注
[2] 日本至今从未明确规定过首都的定义以及东京的首都地位。——译者注
71 西乡隆盛
维新政府的分裂
德川幕府被废除，大政回归朝廷，三百诸侯之职务也被免除，全国的土地与人民悉数归于天皇直属。到此为止，朝廷理应毫无顾虑地朝着治国之大政方针推进，逐步落实可以施行新政的政治体制。然而，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出乎想象的阻碍，不只是历时数年的纠纷，甚至酿成了血流成河的争斗。在明治维新中立有大功的重臣之间相互的仇怨导致了这一局面的出现。
问题起于明治四年朝廷派遣全权大使前往欧美各国一事。朝廷打算在世界上探求知识以便大幅提振皇基，为此要对欧美的物质文明及相关制度进行考察。此外，安政五年的通商条约许诺了外国人的治外法权以及关税由相关国家协商议定的内容，这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利益，因此朝廷也希望向各国提出改正条约的请求，故而首先要派出全权使节，在考察欧美各国文明的同时，深化与诸外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于是在明治四年十月，朝廷任命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关于木户和大久保两位人选之事，因为有板垣和井上的反对而一时难以决定，但是在西乡的力排众议之下反对的声音被压下，二人得以顺利出发。然而，就在出发的时候，使节一方与留守一方之间签订了一份契约书。契约的主要内容是双方一致，经常保持联络，在大使出行期间不进行新的政治改变，即使产生部门长官的空缺也不进行补任或是增加官吏人数等行为，可是显然这一约定是难以遵守的。原因在于，大使一行人的出发时间是明治四年十一月，返回日本的时间则是明治六年的九月，也就是出访长达约两年。在这段时间里，留在朝廷的人有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参议西乡隆盛、大隈重信、板垣退助，议长后藤象二郎，大藏大辅井上馨，兵部大辅山县有朋等。仅仅这些人物要应对两年充满变化的变革时代，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结果到明治六年四月，后藤、大木、江藤三人被任命为新任参议。此时朝鲜出现了问题。明治维新一开始，朝廷就向朝鲜[1]发出了大政已经回归朝廷的通告，然而朝鲜只知有幕府而不知有朝廷，于是拒绝接受朝廷的通告书，表现得非常无礼。因此木户孝允等人认为即使通过武力手段，也有必要对这种无礼行为进行警告劝诫。其后，又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朝鲜方面的无礼行为只增不减，一般的外交人员受到朝鲜的愚弄而难以进行交涉。于是在明治六年六月十二日，三条太政大臣与西乡以下的诸位参议进行商议。在商议的过程中，板垣主张即刻出兵，西乡则将其主张压下，认为首先应该稳健又不失威严地派出使节进行交涉，并申请由自己担任这一使节，西乡的主张作为最终决定得到推行。大久保于五月二十六日归来，木户则于七月二十三日归来，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谁都没有触及上述问题，而是顽固地等待岩仓的归来，直到阵容齐整之后，他们在十月十四日召开会议，会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对此深感忧虑的三条一病不起，随后岩仓出任太政大臣代行，十月二十二日之前的会议决定遭到全盘否定，于是西乡于当天，板垣、副岛、后藤、江藤则于次日全部辞去了参议一职。
伴随而来的是最先在佐贺发生的叛乱。江藤新平聚集了一万二千人，一时间造成巨大的骚动，不过这次骚动到三月末被逐渐平定。明治九年十月熊本的“神风连”、萩的前原一诚于同一时间举兵，秋月也与其呼应而起。在这些人全都遭到镇压之后，明治十年二月鹿儿岛之兵跟随西乡大举进军，试图上京，虽然各地的激战一直持续到了九月，但以九月二十四日城山陷落、西乡隆盛自尽为止，以武力反对政府的运动由此宣告终结。
分裂的原因
关于向朝鲜派出使节的问题会出现如此激烈的纷争，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通说认为，从当时的国情来看，并不应该对外出手，而应该秉持全力专注于内部治理的方针，由此只好排除西乡、板垣、江藤等人了。然而西乡等人辞官离开是在明治六年的十月末，在这之后明治七年四月政府便出兵台湾，清朝对此提出抗议，参议大久保亲自前往北京进行谈判，在得到补偿金之后撤兵；八年五月政府与俄国进行了千岛与萨哈林的领土交换；同年九月，江华事件爆发，黑田清隆与井上馨被派遣至朝鲜谈判。由此可见，认为日本当时的政策是专注于内部治理，延迟所有与外国事关重大的交涉这一说法是明显不成立的。
此外，认为这是通晓世界大势的人与不知晓世界大势的人之间的争斗，这一说法也说不通。原因在于跟随江藤于佐贺发难的人中有香月和山中两位人物。香月经五郎于明治三年留学英国，六年十二月回国；山中一郎于明治四年留学法国，六年九月回国。回国之时，二人都是二十五岁的青年才俊，饱受诸方期待；却追随江藤举兵，最终难免死刑。另外，与西乡共同举事之人中有一位叫作村田新八。村田本是宫内大丞，作为岩仓大使的随员与木户、大久保一同赴欧美视察，回国之后适逢重臣分裂，却背弃了大久保而回归鹿儿岛，与西乡同生共死。由此观之，这一分裂未必就是进步派与保守派的争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分裂呢？恐怕还是因为感情上的裂痕吧。
如果说萨、长之间未达成联合的话，推翻幕府大概就不会这么容易了吧。这一联合是由木户与西乡之间的和议而达成的。当时，木户极尽口舌之能，痛斥萨摩的态度。而与之相反，西乡则是一点儿也不生气，默默地听着，以极大的度量保持了宽容克制。另外，幕府大政奉还，毫不抵抗地将江户城移交给官军，这件事虽然与末代将军庆喜原本生于水户，接受了光圀以来的勤王精神有关，但倘若官军之中没有西乡的话，想必就算是庆喜也没办法压制幕府军反抗的热潮，那么江户就不会如此顺利地平稳移交，大江户八百零八町也会葬身火海了吧。西乡隆盛，就是如此伟大的人物。
另外，明治元年秋天，庄内藩投降官军，藩主酒井氏前来致意之时，西乡丝毫没有胜利的傲慢，而是稳妥地加以接待，完全让人感受不出孰胜孰败。因此庄内众人无不心服于西乡，在明治十年之时亦有二人心甘情愿地为西乡而战死。此外，如前所述一般，从在安政大狱之时为救月照而苦心谋划，发现实在无计可施之后则要与月照死在一处以成全友情，以身投海的例子之中，也能够看到此人的古道热肠了吧。逼迫这样伟大的西乡不得不以身披贼名的身份而自决身亡，实乃明治一代之中屈指可数的污点之一。
那么，是否有什么方法能避免出现这样的污点呢？如果桥本景岳还在世的话，或许可以避免重臣之间的分裂，使双方顺服吧。西乡心悦诚服之人，便是比自己还年少的景岳。就算到了明治十年自决之时，西乡依然片刻不离地随身携带着二十年前得自景岳的书信。景岳的见识与人格魅力，拥有足够能让西乡与木户、大久保之间保持融洽关系的力量。此外，如果吉田松阴还活着的话，就可将他的门人前原一诚引向不至于沦为乱臣贼子的方向。前原乃是松阴所信任喜爱的弟子，明治元年成为官军参谋，二年任参议。木户也是学习松阴的兵学之人，让木户与前原之间关系缓和，对于松阴来说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情。
矗立于明治的重臣之间，或者甚至说在他们之上，足以对这些人物进行指导的桥本景岳和吉田松阴都于安政六年被斩首，真木和泉守于元治元年自尽，此外，完全能够在恐怖的局面下愉快地进行周旋的坂本龙马也于庆应三年十一月遭到暗杀，到明治六年，上述这些人物无一幸存。因此，佐贺之乱、萩之乱爆发，造成了大量的战死者与受刑者，西乡举兵之时，萨军死伤两万，官军死伤一万五千，国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明治七年江藤被斩首的时候，年四十一岁；九年前原谢世之时，年四十三岁；十年西乡自尽之时，五十一岁。然而灾难并未就此终结，待至来年的明治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四十九岁遇刺身亡，木户孝允则于更早的明治十年五月四十四岁急病而殁，本应辅佐大政之人物，在这数年之间相继谢世，朝廷迅速地沉寂了下去。明治天皇陛下，无疑也对此深感哀伤吧。
[1] 平泉澄在此后均使用“韩国”一词来指称当时的“朝鲜”，翻译时均根据史实改为“朝鲜”。——译者注
72 明治天皇
帝国宪法颁布
明治维新之大业，虽其基业得以奠定，但自此之后本应开始跃进式的发展之时，曾建大功的重臣之间因为感情上的矛盾而产生隔阂，结果半数下野，下野之人中又有半数被定为国贼而遭到讨伐，其余的半数则以激进的言论对政府进行攻击，新政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局之中，实乃国家之重大不幸。此时，国民可以仰仗的指导者是谁呢？木户也好，西乡也罢，大久保也好，全都已经不在人世。一叶孤舟划入了狂风巨浪之中，前程何向无人可知。
然而就在此时，维系起全国民众的信念和希望的正是明治天皇陛下。适逢非常之国难时，明治天皇陛下的御德愈发熠熠生辉。天皇之御德，并不是自下生以来就有的，但陛下勤勉好学，因此成果卓绝。在此，让我们拜览明治元年陛下之日课作为一例吧。明治元年十月，陛下东京行幸之后的日课如下：
一 六之日，休息。
二 七之日，晨习书法，昼习《史记》。
三 八之日，晨习《保建大记》，昼乘马。
四 九之日，晨习书法，昼习《神皇正统记》。
五之日，习《资治通鉴》。
这一年天皇十七岁。为其进讲《史记》者为秋月种树，进讲《神皇正统记》者为福羽美静。其后陛下不断命人进侍讲读，内容包括：《日本书纪》《书纪集解》《皇朝史略》《国史纂论》《论语》《大学》《中庸》《五经》《春秋左氏传》《贞观政要》《唐鉴》《名臣言行录》《十八史略》《万国通史》《法国政典》《西国立志编》等。
为陛下进讲的人中包括副岛种臣。在副岛因为生病而提出辞任进讲的请求时，天皇赐下亲笔宸翰进行挽留，其中便有“朕闻之不堪愕然，卿何以至此；朕问道勉学，岂一二年而止耶，将竭尽毕生之力也，则卿亦宜诲朕而不倦矣”一句。
陛下精通于和歌之道，乃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此将安政四年陛下年方六岁之时所咏颂之和歌传习于下：
月見れば 雁が飛んでゐる
水の中にも うつるなりけり
（中秋观月雁南行，倒影亦见水波中。）
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和歌啊。后来陛下又创作了许多令世人所尊敬的著名和歌，在其一生之中，陛下御制和歌共计九万三千零三十二首，绝对是空前之举。这其中包括：
手習を ものうきことに 思ひつる
をさな心を いま悔ゆるかな
（曾厌修习书法事，如今可悔幼时心。）
竹馬に 心ののりて 手習に
おこたりしよを いまおもふかな
（心爱竹马倦习字，事到如今若何思。）
读到这样的和歌，就可以真切地理解陛下御制和歌是多么重视真实的感受了。
をさなくて よみにし書を 見るたびに
教へし人を おもひいでつつ
（每见幼时所读书，便思其时教书人。）
这首和歌与赐予副岛的亲笔宸翰一样，从中可以感受到陛下对进讲的人们那种温暖之情。
集まると 見れば離るる 大空の
雲にも似たる ひとごころかな
（见其聚集却分离，人心好似空中云。）
对于明治六年重臣之间的大分裂，天皇陛下无疑怀有深切地惋惜之情。陛下婉拒了西南战争中得胜而归的军队三呼万岁，并允许在上野为西乡建立铜像，并最终于宪法颁布之日，去除了西乡的贼名，追赠其正三位的官位等，这些都是因陛下的叹惋深情而得以实现的。
動きなき 神路の山に 万代を
民とともにも われはいのらむ
（磐石不动神路山，万代同民如我愿。）
就在创作这首和歌期间，天皇于明治九年九月六日，向元老院议长炽仁亲王下达敕令，命其起草宪法，并指示宪法的总方针为基于日本建国之国体，同时参考海外各国的成文法律。明治十四年的时候，右大臣岩仓具视也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回溯日本的历史，权衡外国宪法的利弊，进而提出确立其根本性质的宪法宗旨。作为“最后的奉公”，岩仓在完成这一工作之后，于明治十六年七月病逝，享年五十九岁。依照岩仓所确立的宪法大方针，参议伊藤博文带着更加精确地研究各国宪法的使命，于明治十五年三月出发考察欧洲各国，并于十六年八月回国。其间伊藤收获的最好的忠告来自奥地利的施坦因（Stein）。
明治十八年十二月，政府改太政官制度为内阁制度，伊藤博文出任总理大臣，此前为止担任太政大臣的三条实美则改任内大臣。然而伊藤想要专心从事宪法的审议工作而于二十一年四月辞任总理大臣，改任枢密院议长。在这样的努力之下，终于在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也就是神武天皇纪元之纪元节这一天，帝国宪法得以颁布。宪法共分为七章，这里从第一章“天皇”部分摘录个别条目列举如下：
第一条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
第二条 皇位依照皇室典范之规定，由天皇之男性子孙继承。
第三条 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第四条 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条规行之。
第五条 天皇以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
第六条 天皇裁定法律，并授命公布及执行之。
第十一条 天皇统率陆海军。
第十三条 天皇行宣战、媾和及缔结各种条约之权力。
第十五条 天皇授予爵位、勋章及其他荣典。
第二章为臣民权利与义务，第三章为帝国议会，第四章为国务大臣与枢密顾问，第五章为司法，第六章为会计，第七章为补则。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天皇的大权在这部宪法当中并无任何增减之处。当时，伊藤博文著《宪法义解》，言道宪法所列举之大权并非新设之意，而是对固有之国体通过宪法加以确认和表现而已。同时，天皇也并非从此时才开始成为立宪君主的，而是原本就并非专制君主。也就是说，与天皇相关的内容仍旧依照原有的样子，只不过是在宪法之中成文化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