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的军队渡海进入新罗领地之后，新罗很快就因为力有未逮而投降，新罗王宣誓今后臣属于日本，年年进献贡物。新罗王立誓保证，只要太阳还从东边升起，只要阿利那礼河的水不倒流，只要河中的石头没有升上天空变成星星，新罗就会一直遵守这一约定。《日本书纪》记载，皇后接受了他的投降，释放了俘虏，新罗王将王族送至日本作为人质，每年进献贡物。
并不是只有《日本书纪》这么记载，与这段历史相对应的记录，在朝鲜的古代历史书《三国史记》[1]中也能见到踪影。《三国史记》记载，新罗的奈勿王一开始因为畏惧高句丽的势力而将一位名叫实圣的人送往高句丽做人质，次年日本军兵临城下，又将实圣从高句丽召回，将王子未斯欣作为人质送往日本。这个未斯欣，应该就是《日本书纪》中记载的名叫微叱己知波珍干岐的人。
《日本书纪》里的记载就到此为止，只记录了日本与新罗的战争，但是事实上战斗并未到此结束，日本军进一步深入，在平壤一带有过一场激战。考虑到日本出兵是为了解救百济于危难之中，粉碎高句丽的野心，那么日本也确实有进一步深入作战的必要，这一段战事没有被《日本书纪》记录下来，想必是因为相关的口头传说散佚了。万幸的是，相关事实记载在高句丽的广开土王碑中，从而流传到了现在。
这一块石碑在什么地方呢？那是满洲的东南部，鸭绿江中部偏北的一个叫作辑安县的地方。这块石碑很大，高有22尺，换算为米的话大致是6.6米；四边分别是1.5米出头、约1.4米、约1.9米、约1.4米的不等边四角形，实在是一块巨大的石碑。
这块石碑是什么时候建的呢？那是高句丽长寿王二年甲寅，换算为西历的话是414年，也就是距今一千五百五十六年前。
这块石碑是什么时候由谁发现的呢？这块石碑常年不为人所知，直到明治十七年，由日本一位名叫酒勾景明的人发现并报告的。
救援百济
这块石碑上究竟写了些什么呢？仔细阅读石碑的文字，我们可以发现，上面记录着日本军在391年渡海攻入朝鲜半岛，百济与新罗臣服于日本，之后日本军又连续经历若干场战斗，在404年北上进入汉江流域，进一步逼近平壤，在此与高句丽发生激战的事情。
假如日本出兵是为了救援百济，那么日本不进军北上与高句丽作战就没有意义；反过来说，正因为日本一路北上进攻到了平壤，说明日本出兵的目的在于救援百济。我们看《日本书纪》可以知道，在神功皇后的治世期间，百济王感谢日本解决新罗之害，为了证明百济无时无刻不记得这份大恩大德，曾经遣使献上贡物，送来了一柄七支刀与一面七子镜。所谓七支刀，是有七个分支的刀，而七子镜则是圆镜的周边装饰有七个圆形的小饰物，就像孩子围绕着母亲一样。这两件物品无论哪一件都异常珍贵，很难相信现实中真的存在这样的刀与镜子，因此这些故事听起来就像痴人说梦一样，难以令人相信是真实的故事；然而事实上这柄刀真的存在，而且就以它原本的样子流传至今。
这柄珍贵的七支刀，现在在奈良县天理市的石上神宫中，作为神宫的神宝而得到珍藏。它长为二尺四寸七分五厘，也就是75厘米，左右各有三个分支，加上中间的刀刃正是七个分支。刀的两面镶嵌有金并刻有铭文，铭文中提及，此刀以百炼精铁所造，是柄前所未有的宝刀，百济王父子为了答谢救命之恩而将此刀谨献于日本天皇，敬请日本天皇永久惠存。就像铭文中的祈愿一样，这柄宝刀不可思议地流传至今，这固然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是更重要的是这柄宝刀的现存可以说明《日本书纪》中关于献上七支刀的记载是真实的，这么一来也可以证明广开土王碑上所记载的日本军为了拯救百济而沿着朝鲜西部北上，平定汉江一带，更进军平壤与高句丽展开激战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
请大家参看地图，日本列岛由北往南呈带状延展，它的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西边则是突出的亚洲大陆，其中有一部分直指日本列岛侧腹位置，那就是朝鲜半岛。因此，假如朝鲜半岛发生问题，大陆上的强大势力怀抱野心进入朝鲜半岛的话，日本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仲哀天皇治世时期九州之所以发生动乱，就是因为满洲地区的高句丽南下，压制了朝鲜半岛。因此日本出兵朝鲜，一方面是为了自卫，朝鲜半岛能够抵抗外来势力的侵略、维持其独立与平稳安定，是我们最期待的事情；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日本的国民性，日本国民生来爱好正义，痛恨不义之行，见到高句丽的情况、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百济王父子，实在难以袖手旁观，对他人的危难视而不见是日本人难以接受的。出于这两个原因，神功皇后才会最终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有很多人不明事理，觉得日本只是为了征服新罗，又或是认为日本有征服朝鲜半岛的野心，这完全是误解。请大家仔细想想，仲哀天皇突然驾崩，下一任天皇应神天皇这时还在神功皇后的腹中没有出生（正是因为如此，应神天皇自古以来也被称为胎中天皇），这一时期的日本完全无暇他顾，甚至可以说正面临着国家的重大危机，怎么会因为侵略野心膨胀而向朝鲜半岛发动侵略战争呢？正是因为这场战争有打的必要，有不得不打的理由，日本才渡海作战，一路深入至朝鲜北部，与高句丽展开激战。这并不是一场轻松的战争，而是为时数年的大战，这一点从广开土王碑的记载可以得到证实。
[1] 《三国史记》成书时间极晚，为1145年王氏高丽时期编撰的史书，基本根据中国与日本的相关史料写成。——译者注
9 应神天皇
文字传来
仲哀天皇在军中急逝之后不久，他的皇子诞生，这位皇子后来即位，也就是应神天皇，在他成人之前的十余年间由其母后摄政辅佐。由于她将日本国内外的重要问题解决得很完美，为了赞美她治理日本的功绩，人们尊称她为神功皇后，《日本书纪》将其与历代天皇同列，专立一卷以记载她的事迹。
之前我们说到了日本国向朝鲜半岛出兵，讨伐新罗，救援百济，并一路深入平壤，与满洲地区的势力一决雌雄，由此国威大振自然不必多提，这场战争不仅让日本充实武力、夸耀武威，更重要的是使得日本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的交往更为频繁，自海外而来的移民显著增加，由此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日本的农、工业也因此得到了飞速发展。来朝的韩人为我们修建了水池，这个水池被命名为韩人池；百济王派遣来的两位擅长裁缝的女性，成为后来的来目衣缝的祖先；百济王进献的两匹良马，由一位名叫阿直岐的人领来；日本在中国南部地区寻找裁缝工人，最终寻得了四位女性……这些故事都记载在《日本书纪》里，代表着日本的技术进步。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时候传来了文字，学术的传入也与此相伴。将百济王献上的马带来日本的阿直岐，拥有阅读古典书籍的能力，皇太子菟道稚郎子拜他为师、学习古典。应神天皇问他：“还有比你更优秀的学者吗？”阿直岐回答说：“有一位名叫王仁的人，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于是天皇派遣使者前往百济，聘请王仁前来。天皇见到王仁后，发现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通晓各种书籍，于是又让皇太子拜他为师。阿直岐的子孙后来被称为阿直岐史，王仁的子孙则被称为书首，他们的家族世代负责传播学问、掌管记录。
皇太子菟道稚郎子钻研学问，导致了两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一件事是太子发现高句丽的外交文书中使用了无礼的文字，于是破弃文书并严厉叱责使者；另一件事则是菟道稚郎子因为学问知识丰富，人也生得聪明，很得应神天皇的宠爱，于是天皇决定立他为太子，跳过他哥哥将皇位传给他。然而应神天皇去世之后，菟道稚郎子却劝兄长即位，认为自己身为弟弟不应该僭越即位为天皇；而兄长则认为父亲的意愿是让弟弟即位，那么就应当让位给他。两人就这么互相谦让，结果三年间都没有人即位。这时有一位渔夫想要将自己捕获的鲜鱼进献给天皇，于是来到弟弟位于宇治的宫殿，弟弟却说“我并不是天皇”，并命令他前往难波；渔夫又前往兄长位于难波的宫殿，却得到了同样的答复：“我并不是天皇，你应该去宇治。”渔夫在宇治与难波间反复奔走的时候，鲜鱼腐烂变质，渔夫伤心地流出了眼泪。两人间的问题三年都得不到解决，菟道稚郎子为此感叹不已，想到“只要我不在就好了”，于是选择了自杀。兄长哀伤不已，却也已经没有办法，只好即位为天皇，即仁德天皇。
仁德天皇治世期间，日本的首都在难波，也就是现在的大阪地区，他的皇居极为简朴。有一次天皇登上高台远望四方，发现周围都没有炊烟升起，意识到百姓的生活都十分艰难，于是下令免除三年课役。这三年间宫中的日子更加俭约朴素，三年后天皇再次登上同一座高台四望，发现四周都升起了炊烟。天皇回头对皇后说：“现在国家也富裕起来了，我的担心也消除了。”
高き屋に 登りて見れば 煙立つ
民のかまどは にぎはひにけり
（登上高台，看到各地民家的灶台之上，炊烟袅袅升起，想必百姓们都安居乐业吧。）
这首有名的和歌，就是后人以和歌的形式为仁德天皇立言，称颂仁德天皇的仁慈，很好地表达了仁德天皇的爱民之心。
在应神、仁德两位天皇的治世之下，日本国武力强盛，文化发展，两位天皇又仁德爱民，国家的实力自然得到了提升。最能表现这一点的就是两位天皇的御陵。
御陵
让我们先从应神天皇的御陵说起。应神天皇陵位于河内（现大阪府古市），史书中对它的描述是“惠我藻伏冈陵，东西五町，南北五町”，这个距离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后相当惊人。这是个前半部分是方形而后半部分是圆形的古坟，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前方后圆坟，它全长415米，其中前方部的边长为330米，高35米，后圆部的直径是267米，高36米。
接下来说到仁德天皇的御陵，这是位于和泉（现大阪府堺市）被称为百舌鸟耳原中陵的陵墓，东西八町，南北八町，实测后的距离更是令人惊讶，它整个边长475米，其中前方部边长300米，高27米，后圆部直径245米，高30米。
而接下来履中天皇的御陵位于仁德天皇御陵的南面，被称为百舌鸟耳原南陵，史书上记载的面积也是东西五町、南北五町，实测后其整个边长363米，前方部宽236米，高23米，后圆部直径203米，高25米。
以平面面积而论，仁德天皇御陵的面积比埃及吉萨地区的金字塔和中国的秦始皇陵都大，也就是说是这是世界第一大的陵墓。这一点正说明了应神天皇与仁德天皇的治世时期，日本国的国威是多么强盛，国力又是多么充实，国民对于天皇的仁德有多么爱戴，换言之，天皇的御陵说明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当时有多么健全和发达。
仁德天皇之后的几代天皇的事迹在中国的历史书《宋书》里有记载，根据《宋书》的记载可知，当时日本的天皇以朝鲜半岛的守护者自居，是以百济、新罗、任那为首，分立于朝鲜半岛的诸国的领导者，而宋国也承认了这一点。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宋国，中国的王朝经历秦、西汉、东汉、三国（魏、蜀、吴）、晋的变迁之后，被北方的异民族入侵，分立为若干个国家，这一时代被称为五胡十六国，中国北部地区因此大乱，而晋则退守南方，改称东晋，之后又被宋所代替，而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则被北魏统一，形成了北方的魏国与南方的宋国对立的局面，也就是所谓的南北朝时期。宋国与日本之间存在外交关系，日本的国际地位因此上升，文化交流也逐渐兴盛起来，这些都是通过《宋书》的记载可以确认的事情。
前些年在肥后（现熊本县）的玉名郡江田村的船山古坟中出土了大刀，这柄刀上刻有铭文，铭文以汉字书写，有多处文字已经因为损伤而难以释读，但是铭文开头部分记载的天皇名很有特色，可以确认其指的是反正天皇[1]。反正天皇因为牙齿整洁美丽，得名瑞齿别尊。此外，因为其居所中有一口称为瑞井的井，天皇在从井中打水为太子梳洗之时，有名为“たじひ”的花落在了井中，因此太子的名字被叫作“たじひのみずはわけの尊”，汉字一般写作“多迟比瑞齿别尊”。“たじひ”原本指的是一种叫作虎杖的植物，但是同时“蝮”的读音也是“たじひ”，蝮与虎杖同音，因此虽然反正天皇名字中的“たじひ”是由虎杖而来的，但是有时也会写作“蝮”这个汉字，而这个“蝮”字的变体与“齿”字都出现在了船山古坟的大刀铭文里。这正是《日本书纪》与《古事记》中的记载通过考古发现的文物得到证实的鲜活例子。同时，在九州偏僻之处的一个小古坟中出土的大刀上记载着反正天皇的名字，这正是当时天皇的皇威照耀在九州各地的最好证据。反正天皇的治世时期，距离神武天皇建国已经有五百余年，距离崇神天皇派遣四道将军也有两百余年，距离日本武尊的东征西讨则有一百五十余年，而距离神功皇后的海外远征则有五六十年，这时朝廷的皇威已经照耀在九州地区，这一点毫无疑问。
[1] 平泉澄在此提及的是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铭，铭文中的相关天皇名为“台（治）天下获□□□卤大王世”，当时的释读将“获”字错认为“蝮”、“卤”字错认为“齿”，因此一度将铭文中的天皇名释读为第十八代反正天皇，亦即《宋书》中的倭五王中的“珍”；然而1978年在埼玉县稻荷山古坟中出土了一柄金错铭铁剑，其铭文中明确有“获加多支卤大王”之名，由此确定江田船山古坟的大刀铭文释文应为“获加多支卤大王”，音为ワカタケル，即第二十一代雄略天皇，亦即《宋书》中的倭王武，此为日本史学界著名公案之一。——译者注
10 继体天皇
皇统
从崇神天皇、景行天皇到应神天皇、仁德天皇的治世期间，日本不仅武力上逐渐强大，而且因为天皇的厚德，国家的实力日渐增强。然而，随后的八九十年间，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朝廷的权威发生了动摇，在海外的势力也逐渐衰退了。清宁天皇没有诞下皇子，这么下去的话就要面临皇统断绝的危险，这是当时的第一个危机。当时，山部连的先祖里有一位名叫小楯的人，奉命前往播磨国（现兵库县），受到在赤石郡（现明石郡）管理屯仓的名叫志自牟的人招待，出席他乔迁新居的庆祝酒宴。酒过三巡，众人纷纷起舞助兴，有两个在炉灶前负责烧火的少年也想跳舞。
“请哥哥先跳吧。”
“不，你先跳吧。”
两个少年互相谦让着。
人们对他们两人的举动感到好奇，纷纷开始注视他们，最终经过一番谦让，哥哥先站起来跳了一支舞，然后弟弟也起来跳了一支舞，并唱道：
もののふの 我が夫子の
取り佩ける 大刀の手上に
丹かきつけ 其の緒には
赤幡をつけ 立てし赤幡
見ればい隠る 山の三尾の
竹をかき刈り 末おしなびかすなす
八の琴を調ふるごと 天下治め給ひし
いざほわけの 天皇の御子
市辺の 押歯の王の
奴末
这首歌的意思如下：“我披上戎装，腰横大刀，身旁插上赤旗，恶人见到我的身姿都吓得躲到一边。我治理人民，就像从山里伐竹、握着竹子的尾端自由摇晃一样容易，又像是弹奏八弦琴一样简单。吾乃将全国人民之心合而为一的履中天皇的皇子——市边之押齿王之子是也。”
认真听他唱歌的小楯，听到他报上自己的姓名时十分惊讶：“这不是履中天皇的皇孙吗？”他惊讶得从座位上滚了下来，嘴里喊着“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驱散了人群，请两兄弟正座。因为过于感动，他甚至不顾礼节地将两兄弟抱到自己左右膝盖上，开心得哭了出来。
小楯立刻将找到皇孙的消息上报朝廷，很快就有迎接的使者自都城而来，这两兄弟就这样继承了皇统。本来按照正常顺序应该由哥哥先即位，但是因为弟弟咏了这首歌才表明了兄弟两人的身份，使得两人可以即位，因此哥哥将皇位让给了弟弟，弟弟即位后就是显宗天皇，之后哥哥也登基即位，是为仁贤天皇。
之后又出现了一次危机，仁贤天皇的皇子武烈天皇也在没有留下皇子的情况下就过世了，这时大伴金村、物部麤鹿火、巨势男人等重臣商议后决定四下寻觅皇室的血统，最终在越前（现福井县）的三国地方迎立男大迹王为天皇，这就是继体天皇。继体天皇以血统而论是应神天皇的五世孙，他娶了武烈天皇的姐姐手白香皇女为皇后，他们所生的皇子就是后来的钦明天皇。
以上两次危机，如果发生在外国，几乎可以确定将会爆发革命，出现野心家夺取政权、建立新国家的情况吧。而日本之所以没有变成这样，而是有重臣豪族们苦心寻求皇统，从播磨又或是越前国迎回皇族的血亲继承皇位，一方面是因为历代天皇的品德高尚，赢得了国民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重臣们各自守着本分、丝毫没有野心。人的本心在面临危机时最是显露无遗，而日本在面临这样的危机时，能够上下一心，凭借道义、道德的力量有惊无险地解决这一问题，不得不说是一件非常令人注目的事情。
少年们啊，你们不妨多观察世上众人的活动。对有权有势的人卑躬屈膝，这是卑微之人的常态。假如一个人只考虑到自己的利害得失，自然会变成这样；那么只要条件发生了变化，他的态度也就会发生变化。假如有一天，强者失去了力量、当权者失去了权力，那么昨日的屈服到今天就会变成反抗，今天的谄媚之姿到明天就会变成嘲讽之色了吧。如果一日不以道德观念净化自己的内心观念，就无法防止这种变脸。观察世间会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而这种事情同样会发生在国家上，一旦国家由于国王不德又或是年幼等原因而势力衰落，那么爆发革命、改朝换代是常有的事情。
王朝交替
古代埃及是个文化繁荣的国家，国王的权力十分强大，这一点从国王修建巨大的金字塔来作为自己的陵墓就能看出来。埃及国王的荣光持续到公元前342年为止，此后近两千年间，埃及先是被波斯支配，然后附属于罗马，再之后被纳入拜占庭帝国，又或是受到阿拉伯的支配，一直到二十世纪之后才终于获得了独立。假如我们回顾这两千年来古埃及历史就会发现，它共经历了三十次王朝交替。王朝交替，听起来似乎是很平稳的过渡，但是实际上则是新王朝推翻之前的旧王朝并取而代之的过程。这三十个王朝中最初的那一个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关于它建立的时间，学者内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是较早的公元前5456年，也有的人将时间推定在相对比较近的公元前3180年。而现在假如我们采用将第一王朝的时间推定为离我们最近的公元前3180年一说，那么至第三十王朝结束的公元前342年为止，这两千八百三十八年间埃及共经历了三十次王朝交替。我们简单地取一个平均数，那么一个王朝的寿命只有九十四年；即使将第一王朝的建立时间推定为最早的公元前5546年，那么一个王朝的平均寿命也不过一百七十三年而已。
看完西方的例子，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东方。在东方，历史最古老的是中国，这里早就诞生了文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王国。夏朝经过了约十七代共四百余年，之后被商朝取而代之；商朝则持续了约三十代共六百余年，之后进入了周朝；周朝共经三十七代，合计八百七十七年；之后是秦朝，共经历了三代十五年；此后是西汉十三代二百零七年，东汉十三代一百九十六年；之后连续有几个短命的国家兴起又衰落，然后进入了持续二百九十年的唐朝；之后则是三百二十年的宋朝、二百九十四年的明朝和二百九十六年的清朝。中国的历史中也算是有几个存续时间颇长的朝代了，但是在前后四千六百六十三年间也经历了三十个王朝，因此一个王朝的平均寿命也不过一百五十五年。一旦武力略有衰退，或是君主不德，又或是有什么天灾人祸，总之只要出现可乘之机，立刻就会发生叛乱，而叛乱最终演变成革命并导致灭国。看到这些西方与东方的例子，想必大家可以理解了吧。
当然，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会认为叛乱与革命是一件好事，也认为国家的灭亡是一件值得哀叹的事情。中国的古代典籍里特别受到重视的《论语》，记载了孔子诸多弟子中的高足曾子留下的一句话：“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这句话自古以来感动了无数读者。所谓的“六尺之孤”，指的是少年丧父的孩子，“百里之命”则可以简单理解为诸侯大名的政权。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大名去世、他的后继者还是位少年的时候，全力以赴地辅助这位弱小的少年，而绝不夺取他的权力；当面临是否取而代之的选择之时，能够一心坚守道义、道德而不动摇。这样的人就称得上是君子，也就是真正道德高尚、值得尊敬的人。
理想很美好，但是现实往往很残酷。当继承人是少年，又或者君主不德之时，昨日还是臣下的人突然变成皇位的竞争者，消灭之前的主人，夺取国家，就当这种事情不断发生的时候，日本的重臣豪族们则在清宁天皇和武烈天皇没有留下皇子、皇统面临断绝、国家也似乎就要灭亡的时候，丝毫不起竞争叛乱的恶心，心中念着历代天皇的厚恩，四下搜寻天皇的血统，为了让皇族即位竭尽心力，这真是一件美谈。
国家的健全也好，人的伟大也好，都不一定在顺风顺水的时候能够体现出来，反而在时运不济的时候才表露无遗。山部连小楯遇到皇孙时的感动，大伴金村的深情厚谊，不得不说都让人敬仰。
11 圣德太子（上）
佛教传来
继体天皇之后，依次即位的是安闲、宣化、钦明，这三位天皇都是继体天皇的皇子。这时候的朝鲜半岛上，百济为了取回被高句丽夺去的领土，向日本请求援助，并一度进军攻打了平壤；而新罗则一度攻入百济，更杀死了百济的国王。如此这般，朝鲜半岛正值多事之秋，但是这段时间朝鲜半岛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里最重要的就是百济的圣明王将佛教传入了日本。据《日本书纪》所载，在钦明天皇十三年的冬十月，百济圣明王送来一尊金铜释迦像和相关的装饰佛具，以及各种佛教经论书籍，同时在奏书中说道：“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辨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逐所须用，尽依情，此妙法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洎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唎斯致契，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记我法东流。”天皇收到这一份礼物后，没有独断专行地决定是否要接纳佛教，而是将群臣召集起来，询问众人的意见。然而意见一分为二，苏我稻目主张接受佛教，他的理由是：“西蕃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而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则认为：“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于是天皇决定，暂时不以国家为单位接受佛教的传入，而是允许苏我稻目以个人的名义如他所愿地礼拜佛像。稻目大喜过望，将佛像安置在自己家中，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然而不久之后疫病流行，许多人染病而死，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认为：“昔日不须臣计，致斯病死，今不远而复，必当有庆，宜早投弃，懃求后福。”于是朝廷将佛像丢进了难波的堀江，并一把火烧了佛寺。这时，两派的斗争日益激烈，双方各自召集兵力备战。在这时推古天皇即位（592），立圣德太子为皇太子并以他为摄政，佛教因此兴盛了起来。
十七条宪法
钦明天皇之后的敏达、用明、崇峻、推古四位天皇，都是钦明天皇的皇子，而圣德太子则是用明天皇的皇子，从推古天皇来算的话，圣德太子是她的侄子。推古天皇是一位女皇，她一方面将这位聪明的侄子立为皇太子，另一方面又以他为摄政，代为处理政务。
圣德太子这个称呼，是为了称赞他的德行，他的本名叫厩户皇子。之所以叫厩户皇子，是因为传说他的母后在宫中散步，正好在经过马厩的时候诞下了他。这位皇子非常聪慧，传说他曾经能够同时听八个人申诉自己的问题而分别做出合适的处置，没有丝毫犹豫与错误，因此也有人给他取了一个八耳皇子的异名，感叹他的聪慧。他成为摄政的时候时年方二十，这几十年来因为持续的不幸，朝廷的威仪多少有些衰退了，而现在因为这位伟大的皇太子摄政，朝廷的权威终于重新树立了起来。
太子的新政首先由制定冠位开始。他于推古天皇十一年十二月颁布了冠位十二阶，并分别颁赐给合适的人物。所谓的十二阶，指的是“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也就是以“德、仁、礼、信、义、智”的六个德行分别为大小两阶而成为十二阶。随着位阶的不同，冠的颜色也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冠位。此前人们地位的尊卑基于氏族的大小，但随着冠位的出现，朝廷就可以通过个人功绩的大小来制定新的上下秩序了。冠位十二阶被后世一直继承发展下来，成为后世的位阶制度。
其次，圣德太子新政还制定了宪法。推古天皇十二年四月，太子亲自制定了宪法十七条。第一条的内容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意思是首先要以温和的内心与众人交流，注意不要与他人产生冲突和斗争，太子将这件事情放在了第一位；第二条的内容是“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这是因为太子认为，让人们不互相争斗的最好方式是通过佛教让人们反省自己的内心。以上这两条是针对当时教育水平不足、一般人的道德培养也不完善，因此人人执念太强，不知自省，时常陷入纠纷的现状而制定的。假如放任这一情况的话，世间恐怕会一片混乱；为了将当时的社会诱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太子在宪法的开篇首先论述了必要的心理准备。
接下来的第三条非常重要：“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四时顺行，万气得通。地欲覆天，则至坏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糜，故承诏必慎，不谨自败。”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就是君与臣的关系。假如君臣间的关系出现混乱，那么国家就会被颠覆。宪法为了说明这一点，将君臣关系比喻为自然界里天与地的关系。要是天地倒转的话，自然界将会出现巨大的混乱而最终灭亡，一个国家内的君臣关系也是如此，无论国君做错了什么仍然是国君，臣子永远是臣子，两者的关系绝不能倒转，假如君不君、臣不臣，那就是国家灭亡之时。因此，君主的命令是绝对的，接受他的命令时必须要谨慎小心，绝不背弃，这就是太子的教诲。
第三条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十七条宪法的根基，为了进一步解释它的内容，太子还颁示了许多内容，以下我只简述各条的要点。
第四条：以礼为本，治民之本在于礼；群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
第五条：裁决诉讼时不可收取贿赂，对贫苦之人也要做出公平的判决。
第六条：善行必表彰，恶事必惩处。
第七条：举贤人为官。
第八条：官吏每日应该早出勤，晚下班。
第九条：信是义之本，善恶之成败，关键在于信义的有无。
第十条：去我执，深自省，不可一味叱责他人。
第十一条：有功必赏，有过必罚。
第十二条：国无二君，民无二主，国君以外的国司与国造无非是君主派出的官吏，不得私立名目、收取税收、中饱私囊。
在第十二条中有如下著名的表述：“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这是警戒当时的地方官不要妄图僭越，与第三条一样，明确宣告了天皇的大权。
那么，以上只是我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释了宪法十七条的内容，实际上它是用艰深难懂的汉文写成的，而仔细去查的话，能够找到它们所依据的中国古典文献：《诗经》《书经》《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礼记》《管子》《孟子》《老子》《荀子》《墨子》《庄子》《淮南子》《韩非子》，除此之外还有《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如果不是精读过上述这些文献，并能够熟练掌握其中字句的优秀学者，是无法写出这样的文字的。而且单单博学还不足以撰写这部宪法，必须一方面广泛地掌握外国的历史、哲学、政治学、文学的知识，另一方面能够以日本的历史为本，通过撰写宪法进一步使日本的国体或者说是日本这一国家的本质更加纯粹，明确日本的国家组织，强化国力。为了这一系列的目的，将古今中外的经验结合起来，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用简洁的文字表述出来，这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如果不是圣德太子这样聪明绝顶的人物，我相信没有人能完成这个任务。
12 圣德太子（下）
遣隋使
圣德太子通过制定冠位、编写宪法强化了国家的根基，这是他在内政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此外他在外交上也有令人注目的表现。在这之前，中国大陆分裂为南北两朝，此后由隋朝统一南北，重新建立了强大的统一国家。隋炀帝继承父亲的皇位是在605年，在这之前的一年，日本编写了宪法十七条。隋炀帝登基之时意气风发，希望时隔多年之后重新统一中国大陆，将年号也改为了大业元年。在大业三年，隋炀帝从日本的使节小野妹子处接受了日本的国书，也就是外交文书。中国自视为大国，而将周围的国家视为小国，有着认为小国都应该屈服在大国面前的思维定式，因此自然而然地认为来自日本的国书想必也表达了类似的内容或者态度。没想到隋炀帝打开国书时，发现其开头竟然是这样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表明了完全平等的态度，隋炀帝因此很不满，对负责外务的官员下令，不得再上呈这种无礼的外交文书，这件事情明确记载在了《隋书》里。
隋炀帝虽然不喜欢日本在外交文书上表现出的无礼态度，但是认为与日本的外交交流仍然是有必要的，因此在第二年小野妹子归国时，派遣外交官裴世清与他同行回国。圣德太子盛情接待了他，并在他回国时第二次派遣小野妹子为大使前往隋朝。这一次他们所持国书的内容记载在了《日本书纪》里，据记载，文章的开头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虽然与上一次的行文不同，但是无论是其意义还是其中包含的态度，都与前年的国书一致。这种对等的外交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罕见的，也正是因为其特殊性，《隋书》中才会有特笔记载，这件事直到后世仍然被人传颂，这都是圣德太子高明见识的产物[1]。
一个国家，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国家，都能坚持对等交往，而不因为对方的强势就采取低三下四的态度，这一点已经很了不起了。圣德太子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还意识到孤立一方、独善其身对于国家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积极导入外国的学问与文化。在小野妹子第二次渡海时，他派遣福因、惠明、玄理、大国、日文、请安、惠隐、广齐八人为留学生。这八人都是归化人或其子孙，由此不仅可以知道朝廷能够温和地接纳由外国归化而来的人，同时也能够知道这些人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此外，这时候派遣的八名留学生中，有两人在三十一年后归国，另外两人在三十二年后归国，由此可推测，在派遣他们出国的时候，圣德太子应该是确定了不要忙着出成绩，而让他们充分学习、研究先进文化的方针。
修建法隆寺
太子通过编纂宪法、制定冠位，使国家的本质更加纯粹，也明确了国家的系列制度，但是所谓国体或者说是国格这种东西，是在历史中诞生的，法制规定的完善并不意味着国体的完善，要完善国体必须要仔细地检视历史，明确国家的起源与由来。于是太子与大臣苏我马子商议，致力于历史的编纂，即编纂了以《天皇记》与《国记》为代表的史书，记载了主要豪族的历史。
到了开始编写历史的时候，计算年月的能力就变得非常必要了。神话或者故事中，我们可以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个时候”瞒混过去，历史却不能这样，假如没有“何时在何地发生了何事”这样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就说不上是历史了。然而日本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文字，发生的事情都只依赖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现在突然要编纂历史，在计算之前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具体年份时就遇到了大问题，这时候此前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谶纬之学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谶纬学主张历史每隔一千二百六十年就会产生一个大变革，而且这个变革必然发生在辛酉年，这就是所谓的“辛酉革命说”。当时编纂历史的人采用了这一原则，将推古天皇九年的辛酉年作为新时代的起点，并将神武天皇的建国大业安排在了一千二百六十年前的辛酉年，并将这期间的一系列故事安排在了一千二百六十年间，这些在前文的“皇纪”部分已经提到过了，在此不再赘述。
这一时间推定导致古时候的年月被过度拉长了，这实属无奈之举。但是当时的人之所以会将推古天皇的治世视为新时代的起点，显然是因为圣德太子的光辉新政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冲击，尤其是佛教的公开传播以及与此相伴的庄严华美的寺院的修建，对当时的人们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
佛教传来之初，苏我稻目欣喜地迎接佛教的传播，而物部尾舆及中臣镰子则反对佛教，这一点前文既述。最初，反对派获胜，佛像被丢进了难波湾的堀江，而寺院则被一把火烧掉了，即使如此，苏我氏也没有放弃信仰。在用明天皇治世时期，苏我与物部两家的后人分别继承了他们的观念，苏我马子与反对派的物部守屋及中臣胜海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最终苏我马子在斗争中杀死了守屋与胜海，因而随着苏我氏占据了绝对优势，佛教也兴盛了起来。
圣德太子对佛教有着深刻的研究，如前所述，他在十七条宪法的第二条中提到了“笃信三宝”还在宫中亲自开办法华经与胜鬘经的讲学，为众人解释经典的难解之处，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曾经亲自为佛经做过注释。这就是所谓的《三经注疏》，也就是圣德太子给《维摩经》《胜鬘经》《法华经》这三部佛经所写的义疏。所谓义疏，指的就是注释。《三经义疏》的原本一部分后来遗失了，其中只有《法华义疏》保存至今，现在作为御物（属于皇室的宝物）安置在宫内。这部著书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有多份抄本与印刷刊行本，而刚才提到的御物则是圣德太子亲手写下的原本。我们不清楚圣德太子写下该书的具体时间，但是圣德太子去世的时间是推古天皇三十年（622），因此这本书起码也是这之前的产物，这么说来距今[2]至少也有一千三百五十多年了。现存的金石文里有比它更古老的，但是以纸质文书来说，这份圣德太子亲手书写的《法华义疏》[3]是日本最古老的。一千三百五十年听起来似乎很短，但实际上是非常漫长的，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要找到这么早以前的纸质文书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有，也都是些密藏在洞窟内或者是埋藏在地下的东西，而这份《法华义疏》却一直被安置在木造的建筑物中，在近一千四百年来，受到代代人的尊敬。从这样的小事情里也能很好地看到日本的国格。
虽然圣德太子的佛学研究如此精深，但是更吸引当时世人的，反而是他建立的寺院。当时的飞鸟地区（现奈良县内）有苏我马子兴建的法兴寺，据说也是一座有着宏伟堂塔的大寺院，但是圣德太子在难波地区（现大阪府内）兴建的四天王寺和在斑鸠地区（现奈良县内）兴建的法隆寺是一直留存至今的大寺院，千百年来，其宏伟壮丽让世人惊讶，并受到深深的崇拜。四天王寺供奉的主神为佛教中守护四方国境的神明，即持国天、增长天、广目天和多闻天，修建在海外交通的要冲——难波港边的山丘之上，这也表达了为日本抵御外来侵略的祈愿，寺院的伽蓝结构是中门、塔、金堂、讲堂沿南北向直线分布，这与朝鲜的寺院结构相一致。而法隆寺则前方是中门，后方是讲堂，而中间则是左塔右金堂的伽蓝配置结构，这在外国没有先例，完全是日本独特的伽蓝配置，被认为是圣德太子的独创[4]。
这些雄伟壮丽的大寺院逐一建造起来，人们自然会目之所见、心之所望，满怀好奇和激动地踏入它的山门吧。日本自古以来的神社虽然在面积与气势上比起这些寺院毫不逊色，但是神社一贯的风格是闲静朴素，而这些新建的寺院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境，被众多装饰物点缀得雍容华贵，安置在寺院中的佛像也是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金铜像，灿然生辉。虽然一般人听不懂诵经时所使用的艰深汉语，但是可以想象其在这种安逸祥和的诵经声里被悠然带入梦境的情景。寺院建筑中高耸入云的塔尤其美丽，当人们仰望五重高塔尖端直指天空的九轮时，想必会被带入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佛教净土吧。
如此这般，将推古天皇的治世、圣德太子担任摄政的年代视为新时代的起点，这个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开始计算皇历也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即使这一计算结果与实际的年月有一定程度的偏差，这一偏差中也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苏我氏的暴行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辉煌的时代并没能持续很久，国家很快就面临巨大的难关，那就是圣德太子的去世。太子这时担任着推古天皇的摄政，而身为太子的他显然原本是要继承叔母的皇位的，但是在推古天皇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里[5]因病与世长辞，享年四十九岁。《日本书纪》中关于当时众人听闻太子去世时的悲痛之情有如下记载：“是时，诸王诸臣及天下百姓，悉长老如失爱儿，而盐酢之味在口不尝；少幼者如亡慈父母，以哭泣之声满于行路；乃耕夫止耜，舂女不杵，皆曰：‘日月失辉，天地既崩，自今以后谁恃哉？’”高句丽的僧侣惠慈则说道：“今太子既薨之，某独生之，有何益哉？我以来年二月五日必死，以遇上宫太子于净土。”到了第二年的这个时候，他果然按照预言圆寂了。
圣德太子去世后六年，推古天皇也与世长辞，原本应该继承皇位的圣德太子已经不在了，而推古天皇去世时又没有指定太子，因此谁来继承皇位就成了问题。当时的大臣是苏我马子之子苏我虾夷。苏我氏是应神天皇幼年时期有大功于朝廷的武内宿祢的子孙后代，如果推算系谱，还是从孝元天皇家系中分出的名门望族，到了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这一代，随着势力的增强也变得越来越傲慢，不守臣子的本分而肆意妄为。用明天皇与推古天皇的母亲都是苏我稻目的女儿坚盐媛，而崇峻天皇的母亲也是稻目的另一个女儿小姐君。也就是说，苏我氏以外戚（母方的亲戚称为外戚）的身份所拥有的权势压过了其他豪族。用明天皇过世时，苏我马子欲立推古天皇，因此杀害了反对这件事情的皇族与权臣物部守屋；而崇峻天皇虽然母亲是苏我氏所出，却无法忍受马子的骄横跋扈，对他颇有怨言。这个消息被泄露到了苏我马子处，于是苏我马子派遣一个名叫驹的归化人杀害了天皇。在这之后即位的就是推古天皇。
圣德太子成为摄政的时候，正是苏我马子势力的全盛期。以太子的聪慧，不可能没有察觉到苏我马子的暴虐骄横。尽管如此，圣德太子却没有处分他，想必是因为假如要彻底铲除苏我氏的势力，需要赌上整个国家的命运。因此太子通过制定宪法与冠位，明确君臣之别，确立上下秩序，同时还借助佛教的力量，希望人们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然而，圣德太子的施政因为他的去世而中断，不久之后苏我马子也过世，其继承人苏我虾夷比父亲还骄蛮无礼，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深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