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夷所做的第一件恶事就是为了挤兑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而拥立敏达天皇之孙舒明天皇继承皇位，杀害了反对这件事情的境部摩理势。假如圣德太子还在世，本该由他来继承皇位，因此在圣德太子过世后，人们都认为应当由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继承皇位（就像是日本武尊早逝之后，他的儿子即位为仲哀天皇一样），山背大兄王本身的人望也很高，结果虾夷却不承认了山背大兄王继承皇位的权力，他的儿子苏我入鹿更是杀害了山背大兄王一族。
虾夷做的第二件恶事就是他在祭祀自己家的先祖之时，僭越地使用了帝王之礼，广征国民为自己家修建陵墓，将虾夷的坟墓称为大陵、入鹿的坟墓称为小陵，更将原本侍奉圣德太子的人民擅自移用为自己的守陵人。圣德太子的遗族面对苏我氏的跋扈，感叹“天无二日，国无二王”，而苏我虾夷竟然因此将圣德太子的遗族杀得干干净净。
虾夷做的第三件恶事就是他不出席朝政而在自己的家里私自处理政务，擅自授予儿子入鹿以紫冠的高位，并给他大臣的待遇。
虾夷之子入鹿则是个令其父虾夷都无可奈何的恶徒。他在杀害了圣德太子的遗族之后愈发妄自尊大，终于到了将父亲家称为“上宫门”，而将自己家称为“谷宫门”，并将自己的儿子称为皇子的地步。会有这样的称呼，想必是因为虾夷的家位于山丘之上，而入鹿家位于山谷之间，但是以“宫门”（みかど，对天皇的尊称）称呼自己家则是彻头彻尾的僭越。“みかど”的意思是御门，也就是天皇御所之门，因此引申为天皇的代名词，但是苏我入鹿开始以这个词指称自己。而且苏我入鹿家中还有严密的防御设施，他安排了五十个护卫时刻守在自己身边，将出入自己家的人称为“祖子需者”，也就是“臣服于苏我氏的年轻人”的意思。国家的纲纪由此混乱。反对苏我氏暴行的人还没有出现，但如果入鹿的暴行更进一步，日本国就面临着亡国的危机。
[1] 关于第二次国书（“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记载仅见于《日本书纪》，反之，《日本书纪》中不见关于“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国书的记载。目前可以确定圣德太子时期日本尚未出现天皇号，因此“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一语是《日本书纪》成书时所做的修饰。——译者注
[2] 指至本书写作的20世纪70年代为止。——译者注
[3] 该书是否为圣德太子所著尚有争议，其成书时间也不明确。——译者注
[4] 平泉澄在这里提及的是法隆寺西院伽蓝的配置方式，但是现在由于考古发掘的进展，学界基本确认了法隆寺的西院伽蓝是飞鸟时代末期开始重建的，并非圣德太子设计的伽蓝配置。而圣德太子时期的法隆寺原址位于现在西院伽蓝的东南部，被称为若草伽蓝，此外，左塔右殿的伽蓝配置方式也并非日本的独创，平泉澄在这两点上都出现了错误。——译者注
[5] 《日本书纪》记载的圣德太子去世时间是推古天皇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里的三十年是根据《天寿国绣帐》与《上宫圣德法王帝说》等史料推算出的年份。——译者注
13 大化改新
苏我氏灭亡
有一个名叫中臣镰足的人，他的家族代代侍奉天皇家，执掌神祇祭祀之事，相传他是天孙降临神话中随同琼琼杵尊一起降临人间的天儿屋命的子孙，他的先人里还有一位辅佐神武天皇进行国家建设的天种子命。镰足这一代，遇上了苏我入鹿的暴行。镰足意识到，假如不打倒苏我氏，国家就会陷入非常危险的状态，因此他决定采取行动反对苏我氏。为了寻求支援，他考察了一众皇族的能力与反对苏我氏的意愿，发现舒明天皇的皇子中大兄皇子是反对苏我氏最合适的伙伴，却苦于没有接近他的机会。碰巧，他听说在法兴寺有一场蹴鞠之会，中大兄皇子也会出席，于是他也前往参会。正巧皇子的靴子在踢球时松开，和球一起飞了出去，镰足由于早有准备，迅速跑去拾起了靴子，跪着将靴子进献给皇子，皇子也跪坐下接受了他献上靴子的举动，这就成了镰足获得皇子信任的原因，此后两人无话不谈。
这时候，有一位名叫南渊请安的学者，他当年被圣德太子派往隋朝留学，在隋朝停留了三十二年，是位饱学之士，四五年前刚从隋朝回来。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跟从这位老学者学习儒学，并在往返途中探讨机密、甄选人员，又获得了几名同伴，等待着推翻苏我氏的合适机会。
皇极天皇四年六月，三韩前来献上贡品，将要在天皇御前举行呈现仪式。这时，中大兄皇子定下计划，指定以仓山田石川麻吕诵读三韩的上表文为暗号，由佐伯子麻吕等人斩杀苏我入鹿。然而石川麻吕读上表文时，子麻吕却因害怕而不敢动手，石川麻吕担心得汗流浃背，诵读的声音也颤抖了起来。入鹿觉得奇怪，就问：“你为什么发抖？”石川麻吕答道：“因为在天皇面前承担这样重要的任务，所以紧张得发抖。”
中大兄皇子看到这个状况，大喝一声，一刀斩向入鹿。子麻吕因此鼓起勇气，也上前一刀斩伤了入鹿的脚。天皇十分惊讶，询问：“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中大兄皇子跪下回答：“入鹿计划谋害皇族夺取皇位，我们不能允许这一奸计得逞，因此诛杀了他。”天皇听后进入内殿，子麻吕等人终于诛杀了入鹿。此后中大兄皇子立刻在法兴寺设置大本营讨伐苏我虾夷，以皇族为首，旧来的重臣们纷纷聚集于此。与此相对，归化人们也武装起来，聚集在苏我家的宅邸附近，准备帮助苏我虾夷与中大兄皇子决战。皇子派遣了一位名叫巨势德陀的将军劝降归化人，向他们解释了自从天地开辟以来君臣关系就是确定的，违反这一道理、想要篡夺皇位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道理。听了将军的演讲，归化人们纷纷解除武装，最终苏我家就这么灭亡了。
膨胀是很可怕一件事情，苏我一家原本是出自于皇族的名门望族，代代受到重用，功绩不可胜数。然而随着势力的壮大，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居然妄图篡夺皇位，还重用归化人，忘记了日本的国本转而学习外国的文化，不仅对天皇毫无尊重之心，肆意行废立之事，甚至还做出了诸如灭亡圣德太子的后人和利用归化人行弑君作乱之事的行为，结果终被灭族，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大化改新
在诛杀苏我入鹿之后，中大兄皇子的叔父孝德天皇即位，立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以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为右大臣、中臣镰足为内臣，计划进行政治上的大改革。天皇在一株大榉树下召集群臣起誓：
天覆地载，帝道唯一，而末代浇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于我，诛殄暴逆。今共沥心血，而自今以后，君无二政，臣无二朝。若二此盟，天灾地妖，鬼诛人罚，皎如日月也。
此后日本首次正式确定了年号，将这一年定为大化元年。这一年是皇纪一千三百〇五年，以西历计算则是公元645年，我们将从这一年起的几年间的一系列政治上的大改革称为“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的内容，简单来说有以下几条[1]。
第一，禁止土地归人民私有，明确了所有的土地都归天皇所有，应当接受朝廷的支配，并努力实现了这一点。
第二，在首都和地方分别设置坊令、坊长、里长和国司、郡司来进行管理，以距都城较近的部分地区为畿内，并特别重视对这一地区的支配。
第三，编纂户籍，统计准确的人口数量，给所有的人都分配一定数量的田地，并征收相应的租税。
这些事情的构想其实在圣德太子的宪法中都已经成形了，只是当时只能停留在理念层面、难以得到实施，豪族强行占有土地与人民、不接受国家管理的情况很多，直到这时国家才通过一条一条具体的规定，使人民、土地和官员与天皇直接联系起来，接受朝廷的支配。这当然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正因为借着苏我氏这一权势无双的大豪族灭亡的机会推行改革，其他想着一己私利的人才不敢反对，改革才得以一举实现。此外圣德太子的教谕，乍看似乎过于天真，但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也逐渐渗透到了人民的内心之中，这一点也能从聚集在苏我家的归化人们听从将军巨势德陀的劝说、解除武装放弃抵抗这件事上看出来。首先有圣德太子通过道义、道德的教育让人心向善，要求人们自省，其次中大兄皇子断然用武力镇压不听从劝告的苏我氏，这样朝廷的权威终于能够传达到全国各地。
据说这时的规定是官吏必须在寅时出勤，在朝廷南门之外站成左右两列等待日出，日出之后进入御门，在庭院内向天皇行再拜之礼后前往各自的工作岗位。假如迟到，就无法得到入门的许可。工作到午时，午时的钟声敲响之后就可以回家。寅时大约是凌晨四点，必须在凌晨四点之前离开家门，在宫门之外等待日出后进入宫门，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早朝。不得不说，这个上班时间对于早晨爱睡懒觉的人来说是很大的负担，但是到了中午十二点工作就能结束，由此可见这一规定还是相当宽容的，从中可以想象古代人的健康生活。
凌晨时分出勤，在日出的同时，百官进入宫门朝拜天皇，之后各自就位工作，这不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应有的景象吗？
[1] 《日本书纪》中的《大化改新诏》是《日本书纪》的编纂者根据大宝令的内容大幅窜改的结果，此为目前日本古代史学界的基本常识。——译者注
14 天智天皇
白村江之战
孝德天皇在位十年后驾崩，在这之后登上皇位的是之前的皇极天皇，她再次即位成为天皇，这一次被称为齐明天皇。对于中大兄王子来说，孝德天皇是他的叔父，而齐明天皇则是他的母亲。中大兄皇子在这两位天皇在位期间都作为皇太子负责处理政务。以年龄而言，在诛戮苏我氏一族时中大兄皇子二十岁，齐明天皇即位时中大兄皇子三十岁，齐明天皇驾崩时中大兄皇子三十六岁，之后又过去了几年，中大兄皇子在四十三岁的那一年终于即位成为天皇，即天智天皇。然而，他在即位后短短三年就离世，享年四十六岁。换言之，天智天皇实际坐上天皇之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年，然而以皇太子身份处理政治事务的时间却长达十多年。
那么我们要回顾天智天皇的治世，显然有必要将这前后二十多年的执政时间结合在一起来看。这二十多年来，日本国内最重要的事情是消灭了苏我氏的势力，推行了大化改新，对外则为了救援百济与唐朝展开了战争，这是天智天皇治世期间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前者在第十三章中已经进行了说明，那么现在就针对后者进行简单的说明。
在朝鲜半岛的南部，西边有一个名叫百济的国家，而东边则是名叫新罗的国家。百济常年在北方的高句丽或者是西面的中国大陆上的势力和东边的新罗的夹缝间生存，一旦受到夹击，除了日本以外就没有可以依靠的势力了。神功皇后当年带兵渡海也是为了救百济于水火之中，而同样的局面一直持续了两百多年，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此前直接威胁百济的是高句丽，而现在威胁到百济的则是比高句丽要强大千百倍的唐朝。唐朝取代隋朝统一了中国大陆，成为继汉朝之后又一个势力强大的大王朝，凭借其强大的武力试图征服朝鲜半岛。唐朝的军队在唐太宗时期就开始持续进攻高句丽，到了接下来的高宗时期更是以苏定方为大将军，带领十余万人的大军攻入百济，同时还命令新罗从百济的后方进行夹击。这件事情发生在唐高宗显庆五年，以日本的历法而言则是齐明天皇六年，以西历而言则是公元660年。百济瞬间被击败，国王与太子、王族、重臣们都成了俘虏，被送往唐的首都，而唐王朝则将百济的土地人民进行了再编，设置了五都督、三十七州、二百五十县，管理二十四万户人家，管辖人数高达六百二十万。百济人中有骨气的一部分人以一位名叫鬼室福信的人为中心团结起来，来到日本请求放回他们的王子丰璋，以他为国王再兴百济国，同时也请求日本帮助，希望能够将唐朝的势力赶出百济，重建百济王国。朝廷收到这一请求立刻发诏，诏书中有“乞师请救，闻之古昔；扶危继绝，著自恒典”之句，于是在这一年的年末，齐明天皇移驾难波宫（现大阪府内），开始准备军器，同时命令骏河国（现静冈县）准备造船，在翌年春天通过海路行幸九州，停留在朝仓宫（现福冈县），准备指挥出征军，然而不幸的是她在这一年的秋天染病去世，此后就由皇太子中大兄皇子负责指挥。他给百济的王子丰璋授予高位，送他返回百济，同时派出士兵五千人，分乘一百七十艘船护送他回去。次年正月，日本送达百济的救援物资包括箭十万支、丝线五百斤、棉一千斤、布一千匹、皮革一千张、稻种三千石等，可以说是做好了辅佐百济复国的准备。然而不幸的是百济方面的主从之间产生了不信任感，重臣鬼室福信被丰璋处死，由此重臣内部产生了动摇，日本军队最终在天智天皇二年（唐龙朔三年）的白村江海战中惨败，被迫撤出朝鲜半岛，百济也完全灭亡。而此后不愿意臣属唐王朝的百济人前来日本请求帮助，而日本也迎接他们的到来，于天智天皇四年将四百多名百济人安置到了近江国，次年则又将两千余人安置在了东国，八年又将男女七百余人收容在近江国，这些都是《日本书纪》中的记载。
当时日本与海外的交流日益频繁，唐王朝统一中国大陆，威势一时无二，而与其相比，百济的国力则十分贫弱，完全不具备与唐王朝正面斗争的能力。天智天皇想必明白这一点，而在清楚意识到双方实力差距的基础之上，天智天皇仍然决定出兵救援百济，这一方面是因为无法漠视小国就这样被大国灭亡，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尽早将大国的势力阻止在朝鲜半岛上对于日本的自卫而言也有好处。
然而不幸的是，因为在白村江战败，日本说不定就要面临唐朝大军的直接侵略，因此整备国内的防御就成了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天皇一方面在对马、壹岐岛与筑紫设置防人守卫国境，另一方面在对马岛的金田、岐国（现香川县）的屋岛、大和的高安等地筑城，在北九州地区也建筑了水城、大野城和基肄城，在长门国（现山口县）内建筑了城池并在山顶设置负责传递紧急军情的烽火，同时将国都也迁往近江国的大津地区，做好了万无一失的临战准备。
如果只看结果的话，与唐朝的战争可以说是无谋之举，在一场大失败后又陷入了消极的退守，看似非常失败，但是当时朝廷的计划原本是非常庞大的。在与唐朝开战的几年前，日本海军刚刚在阿倍比罗夫的领导下由日本海北上，平定了秋田、能代、津轻等地，前往渡岛（现北海道），并征服了困扰当地居民多年的名叫肃慎的异民族，因此北方人民心悦诚服地臣服于朝廷的领导。这次远征清楚地展示了朝廷的抱负之大，以及朝廷对海军的自信。我们必须先意识到这次对百济的救援，是发生在百济已经灭亡但希望能够以日本一己之力再兴百济王国的情况下。百济的国王、太子与重臣们成为唐朝的俘虏、百济灭国是在公元660年，这时遗臣鬼室福信等人计划再兴亡国，这时的诏书中也出现了“扶危继绝”的表述。因此，日本才派遣了之前北上日本海建立功勋的阿倍比罗夫等人，率领数百艘战船远征百济，然而最终因为位于计划中心的丰璋与福信两人之间不能互相信任，福信被杀，而日本军队则在白村江海战中失利，迫不得已陷入了退守的局面。
当时的唐朝，在武力与政治两方面都非常优秀，四方的国家在被唐朝征服的同时也臣服于唐朝的文化政策，形成了“胡越一家，古来未有”的局面。唐朝在北方设置了安北都护府，管理的地区包括满洲、蒙古甚至遥远辽阔的西伯利亚地区；在南方则设置了安南都护府，控制越南地区；在西面则设置了安西都护府，辖区从甘肃、青海、西藏等地一直延伸到中亚地区；东面则在平壤设置了安东都护府，管理朝鲜半岛。唐朝的威势与命令所及之地极其广阔，汉人的势力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然而，即使是这么强大的唐王朝，也完全没有要进攻日本的打算，这正是因为日本虽在白村江之战中战败了，但是日本军队展现出勇敢奋战、绝不屈服的斗争心，以及日本战败后立刻建立了周密的国防计划。
壬申之乱
天智天皇的治世期间，文化十分繁荣兴盛，指南车在这个时候传入日本，采矿冶金的技术也得到了发展，计时装置也是在这时候发明出来的。天智天皇在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就亲自制作计时用的沙漏，于天智天皇十年四月二十五日（现在日本的时间纪念日之所以被设置在每年的六月十日，就是将这一天换算为西历的结果）将沙漏安置于台上，一旦到了整点，沙漏就会敲钟提醒大家时间。
天智天皇在四十六岁的时候与世长辞，此后执掌政务的是皇太子大友皇子，他与天智天皇的弟弟大海人皇子之间发生了冲突，大海人皇子此前一度被视为皇位继承人，被立为皇太弟后却最终辞退了这一位置。大友皇子在二十五岁时离世，大海人皇子登上了皇位。这一悲惨的争斗被称为“壬申之乱”。这样不幸的斗争产生的原因是，古时候无论是日本也好还是中国也好，还没有确立嫡子继承的原则，也就是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地位的这一原则，兄弟相承之事也是常有的，因此作为继承者的弟弟与嫡长子之间的争斗时有发生。尤其是天智天皇对内推行大化改新，对外则与唐王朝作战，这两件都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一方面有因这两件事情对其感到佩服的人，另一方面也自然有对这两件事情感到不满之人，因此重臣之中也因为意见的分立产生了两派。
不幸的是，重臣中最重要的中臣镰足在天智天皇过世前两年就去世了。在镰足生病时，天皇亲切地前去探病，并询问他：“你有什么遗愿吗？”镰足回答道：“没有任何问题，只希望葬礼能够简单地进行就好。”天皇赐给他大织冠与大臣之位，并赐姓藤原，所以从此他的子孙都姓藤原。镰足去世时享年五十六岁，要是他在壬申之乱时还在世的话，或许还能有些办法处理这一局面，这真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15 藤原京
藤原京迁都
大海人皇子即位成为天武天皇，在位十五年后过世；此后他的皇后即位，是为持统天皇；十一年后她的孙子即位，是为文武天皇。在这三代天皇在位的几十年间，国家的体制逐渐完备，最终在奈良时代开花结果。举例而言，历史的编纂就是其中之一。天武天皇十年（681），以川岛皇子、忍壁皇子为首的十余人受命整理帝纪及上古的记录，同时，一位记忆力超群的名为稗田阿礼的青年（时年28岁），受命将太古以来的口头传说的历史统一起来并全部背诵了下来。前者经过编纂最终成为《日本书纪》，而后者后来也被整理成书，也就是《古事记》，关于这一点我们之后会详述。
持统天皇在在位的八年之内，建设了藤原京并将首都迁往藤原京。在此之前的帝都虽然有首都之名，但指的不过就是天皇的居所，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都城建设。每代天皇在位时都会迁移居所，甚至一代之内几度迁都的事情也发生过。以天皇的居所为中心，安置有处理政务的办公场所并聚集了一批官吏。其中既有像仁德天皇一样远赴难波（现大阪府）之地的，也有像天智天皇一样迁宫到大津（现滋贺县）之地的，但是多数天皇都选择建都于大和地区（现奈良县），尤其是推古天皇之后的几任天皇都选择了在大和的飞鸟地区（现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建立皇居。推古天皇的丰浦宫、舒明天皇的飞鸟冈本宫、皇极天皇的飞鸟板盖宫、齐明天皇的飞鸟川原宫、天武天皇的飞鸟净御原宫等，都是在飞鸟地区建立的皇宫。
像这样历代迁宫的话，一方面会导致当时的宫殿建筑无法永久保存，另一方面其作为都市也难以被修建得繁华壮丽。因此在持统天皇四年，天皇在一众重臣的陪同之下前往藤原之地进行考察，在那里建立起宫殿，并于八年十二月将首都迁到了藤原京。整个藤原京由南至北分为十二条，每一条分为左、右京各四坊；在北方中央的地方有相当于十六坊大小的宫城，宫城之中有大极殿和十二间朝堂，东、西则分别设有朝集堂[1]。可以想象当人们看到这一整洁的都市与恢宏的宫殿出现时激动的心情，表现这一心情的和歌收录在《万叶集》之中：
やすみしし わご大王
高照らす 日の皇子
あらたへの 藤井が原に
大御門 始め給ひて
はにやすの 堤の上に
あり立たし 見したまへば
大和の 青香具山は
日の経の 大御門に
春山と 繁さび立てり
畝火の この瑞山は
日の緯の 大御門に
瑞山と 山さびいます
耳成の 青菅山は
背面の 大御門に
宜しなへ 神さび立てり
名ぐはし 吉野の山は
影面の 大御門ゆ
雲居にぞ 遠くありける
高知るや 天の御蔭
天知るや 日の御影の
水こそは 常にあらめ
御井の清水（五二）
这里我以旧假名的书写方式将和歌的原文写了出来，这首歌的大意是：统御天下的天皇在藤原之地建立宫殿，站在埴安池的堤防上远望四方，东门前是苍蓝耸立的天香具山，西门前是祥云缭绕的畝傍山，北门前则是充满神秘气息的耳成山，南门外远处的是名字优美的吉野山，这是多么美丽的风景啊，天皇的宫殿就建立在这么一片美丽的土地之上，这里的清水喷涌而出，仿佛永远不会干涸。天香具山、耳成山、畂傍山被称为大和三山，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历史悠久，有着诸多传承，是日本的名山。这三山之间间隔约1里（4公里）[2]，中间形成一个三角形，藤原京就建设在这三山之中。人们目睹藤原京的建设，意识到藤原京与此前的都城都不相同，将会是一个永久的并有着详尽规划的都城，感到又惊奇又欣喜，于是祝福天皇的治世就像京中日夜不断涌出的清水一样永无止境、直到永远，这就是这首和歌的意思。
大宝律令
文武天皇在治世期间制定了律令。所谓的“律”，指的是关于“不能做什么事情”的规定，换言之类似于现在的刑法；至于“令”，则是关于“应该怎么做某件事情”的规定，例如官职规定就包括在这里面。在天智天皇时就开始着手律令的制定，天武天皇时进一步加以改定，而最终文武天皇在治世时又一次修订，终于在大宝元年（701）彻底完成了。当时的律有六卷，令有十一卷，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散佚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内容保存了下来，而散佚部分的内容也能通过从各种引用大宝律令的书目中辑佚的方式大概明了。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大宝令中关于官员组织的规定，大宝令中首先出现的部门是神祇官，接下来则是太政官。这并不是说神祇官比太政官重要，而是表现了尊敬神明、将神祇祭祀优先于其他一切事务的想法，因此才将神祇官的位置摆在了太政官的前面。太政官下设少纳言、左弁官局、右弁官局三个机构，少纳言、左大弁和右大弁分别是这三局的行政负责人。在这三局之上，设置有四名大纳言，大纳言之上又设有一名右大臣，右大臣之上则是一名左大臣，这些人负责总理太政官的政务。在这些人的上面还设置有一名太政大臣，他的责任是担任天皇的导师与代表国民的理想形象，因此有必要由德高望重、盛名远播国外之人担任，因此大宝令中也规定了“无其人则阙”，也就是说要是没有适合担任这一职位的人，这个职位就一直空缺，所以这个职位也被称为“则阙之官”。
太政官下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的是八省，由左、右弁官局各自统领四个省。
左大弁：中务省（负责管理宫中的政务）
式部省（负责管理礼制、教育、监察等）
治部省（负责管理音乐、僧尼、外交等）
民部省（负责管理户籍、租税等）
右大弁：兵部省（负责管理兵员、军事等）
刑部省（负责管理诉讼、刑罚等）
大藏省（负责管理货币、租税等）
宫内省（负责管理宫内的御用）
以上中央的官制，接下来看地方的官制。都城设有左、右京职，九州设有大宰府，各国设有国司，各郡则设有郡司。这些部门的官吏分为“长官”（かみ）、“次官”（すけ）、“判官”（じょう）、“主典”（さかん）四级，以明确上下秩序，保证权限与责任不会产生混淆。这四等官制的官员名根据部门不同采用不同的汉字，但是在日文训读时则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八省的长官为卿，八省下属寮司的长官为头，军事长官则为督，国的长官则是守，而次官也有辅、亮、佐、介等相应汉字的区别，因此只要看这些汉字就能大致知道这个官员负责管理的内容。
这一时期设定的官制，随后多少也进行了一些修正，例如加设了中纳言和参议，又新置了检非违使等使职，但是这一官制的基本结构得到了保存，一直持续到了明治十八年。从大宝元年至明治十八年，也就是说这一官制在这一千一百八十四年间一直延续着，日本这一国家的国格在这些细小的地方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遣唐使
大宝元年还有另一件需要注意的事情，那就是派遣遣唐使。这一年的正月，天皇任命粟田真人为持节使、高桥笠间为大使，以下则有副使等一系列随员，在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后于次年六月正式出发、前往唐朝。之所以会有这一年多的间隔，是因为远航用船等的准备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出发后约两年的庆云元年七月，真人等人完成任务归国，他们的报告非常有趣。
当他们渡海登上唐朝土地时，有人问他们：“何处使人？”
他们回答道：“日本国使。”并反问了一句：“此是何州界？”
对方的官员回答说：“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也。”
于是日本的使者又问了一句：“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
对方回答说：“永淳二年天皇大帝（唐高宗——译者注）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
在这一系列问答结束之后，对方的官员对日本的使者们说道：“亟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礼义敦行。今看使人，仪容大净，岂不信乎？”对方的官员以此结束了对话离开。
这份报告的内容非常的有趣，唐太宗、高宗之世，唐朝的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一点我们在之前已经提到过了，在高宗去世后，皇后武则天夺取了权力，她的革命一时间得到了成功，在十五年间将国号由唐改为周，这一点在这份报告中也能看出来。此外，据这份报告可知，遣唐使的船是由九州出发向西南方渡海前往扬子江流域。在文武天皇治世时，种子岛、奄美大岛等地的居民得到了朝廷封赐的爵位，而萨摩国则有平定叛贼、加强军事整备的一系列举动，将这些活动与遣唐使的船沿南方航路航行这件事一起考虑的话，可以知道这一段时间日本在西南方面也开始树立起了国威。
[1] 平泉澄撰写此书之时藤原京的考古发掘尚不完全，因此他的推定多有偏颇之处。现在根据考古发掘推定的藤原京是一个基于《周礼》的理念建立的、以宫城为中心的正方形区域。——译者注
[2] 这里的里是明治政府制定的度量衡单位，约为3.9公里。另，平泉澄此处表意不明，若指的是藤原京的京域，则无论是现在主流的大藤原京说也好，旧说的小藤原京说也罢，大和三山均位于京域之内。——译者注
16 平城京
迁都平城京
之前说到了持统天皇八年兴建藤原京，而藤原京地处大和三山之内，四方远眺的景色都十分美丽，这一点之前也引用了当时的和歌作为说明，想必大家能够理解。
话题一转，想必大家在正月时都玩过歌牌吧。在歌牌上所记载的“百人一首”中，有一首持统天皇的和歌：
春過ぎて 夏来にけらし しろたへの
衣ほすてふ 天の香具山
《小仓百人一首》里对这首歌进行了一些修改，持统天皇原来的和歌收录在《万叶集》里，有几个地方与百人一首有些不同：
春過ぎて 夏来たるらし しろたへの
衣ほしたり 天の香具山（二八）
这才是这首和歌原本的模样。人们在天香具山上晾晒着衣物，而持统天皇看到青山被白色的衣物染白的样子，意识到夏天来了，因而发出感叹，这就是这首和歌的意思。如果按照百人一首修改后的“衣ほすてふ”的话，意思就变成了“听说人们要在天香具山上晒衣服”，即持统天皇不是直接看到天香具山上的情况而是根据人们的话语想象天香具山上的样子，然而如前所述，从藤原京内是能够直接看到天香具山的，因此这是一首持统天皇根据实际的所见所感而作的和歌，决不能是“衣ほすてふ”，而只能是“衣ほしたり”了。
然而在大和三山的环绕之中，被人们认为会像井内喷涌而出的泉水一样长久不衰的藤原京，也不过在十六年后就被别处所取代了。持统天皇之后即位的文武天皇，在年仅二十五岁时就不幸英年早逝，之后他的母后即位，是为元明天皇。元明天皇在和铜元年二月颁布迁都诏，三年三月将首都迁到了平城（なら）。这个地方后来一般写为奈良，而在当时一般用的是平城这两个汉字。大家都知道“平均”这个词吧，平城这个地名就因土地的平整而来。至于为什么要放弃藤原京、迁都至平城京，我们并不清楚其原因[1]。迁都诏中提到帝都的建设需要大量费用和劳力，因此天皇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迁都时机，但是因为迁都是大家的期望，“众议难忍”，最终做出了迁都的决定。而奈良之地的山野地势最合适修建新的都城，但天皇希望在秋收之后百姓的闲暇时间再让百姓从事道路修建等工作，不要给百姓增加负担，因此可以知道这次迁都是根据人民的希望而进行的。
青丹吉宁乐
此前的藤原京已经有不小的规模了，平城京自然对区域规划有进一步的要求。平城京大约四公里见方，是一个东西稍短、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在正中间有南北向的朱雀大路将左京与右京一分为二，南北共有九条大路而东西则有八坊[2]，将城市分割为若干个区域，而原本建立于飞鸟地区的诸寺也逐渐移建了过来，兴福寺、大安寺、元兴寺、药师寺等都逐渐移建到了平城京内，成为新都内的一道风景线。圣武天皇神龟元年时，出于向来朝的万国使节显示国家威严的必要，朝廷放宽了身居高位和家财雄厚之人修建房子的限制，允许他们用瓦铺设屋顶，将柱子涂成赤红、墙壁涂为白色，可以想见京内因此变得更加美丽了。藤原京以大和三山的远眺风景为美，而对于平城京的居民而言，三笠山就是让他们魂牵梦绕的风景。
在接下来的元明、元正、圣武、孝谦、淳仁、称德、光仁七位天皇约七十余年的治世期间，平城京都一直作为日本的首都繁荣昌盛。由以下几首和歌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究竟有多么喜爱这个首都。
青丹よし 寧楽のみやこは 咲く花の
薫ふが如く 今盛なり（三二八）
（奈良之都，现在正如怒放的花儿一样，迎来了它的鼎盛期。）
这是小野老所作的歌，“青丹よし”是“奈良”这个词的枕词，从这个枕词中能多少感受到平城京的美丽。
藤浪の 花は盛に なりにけり
平城の京を 思ほすや君（三三〇）
这是大伴四绳的歌，“藤浪の花”指的是藤花，当藤花满开、微风吹起之时，藤花的摇动就像波浪一样，因此有了这么一句和歌。这首歌的意思是，当藤花盛开之时，你一定会想起平城京藤花的美丽风景，作者借此表达自己对都城的深爱之心。
沫雪の ほどろほどろに ふりしけば
平城の京し おもほゆるかも（一六三九）
这一首是大伴旅人的和歌，意思是说每当看到粉雪铺满庭院地面，就能感受到对平城京的爱意。
不仅当时的人们喜爱平城京，即使后世首都迁到平安京（现京都市）之后，奈良也作为日本人的精神故乡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例如《小仓百人一首》中就有这样一首歌：
いにしへの 奈良の都の 八重桜
今日九重に 匂ひぬるかな
（当初盛开在奈良之都的八重樱，现在它的香气就像这样飘散在九重禁里之中。）
这是伊势大辅的歌，作于奈良不再是首都的两百数十年后。不仅如此，芭蕉在九百年后还写了这样的俳句来怀念平城京：
奈良七重 七堂伽藍 八重桜
然而最打动人的还是阿倍仲麻吕的和歌。仲麻吕年轻时就聪明伶俐、博览群书，因此在元正天皇灵龟二年时被选拔为留学生派遣去了唐朝，时年十六岁。他的相貌、学问出众，态度良好，当时唐朝的皇帝玄宗将他提拔为唐朝的官员，因此他错过了一次回国的时机。他与当时著名的诗人，例如李白、王维等人都有交流，不知不觉中就在唐朝度过了三十多年。仲麻吕也到了知天命之年，思乡之情愈发强烈，正巧遇到了藤原清河作为遣唐使访唐，就向皇帝提出想要与这一批遣唐使一起回国。当时唐朝的友人们举办宴席作诗送别他，仲麻吕也仰望月亮，咏了如下这首诗：
あまの原 ふりさけ見れば 春日なる
三笠の山に 出でし月かも
（仰望高挂于天空的明月，我不禁想起故乡。想必在此看到的月亮，和在故乡春日地方的三笠山上看到的是同一个月亮吧。）
想必成长在平城京的人，对于三笠山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吧。但是仲麻吕所坐的船在海上被台风吹离了原来的航线，最终漂流到了安南（越南）。在唐朝的首都长安，仲麻吕的朋友诗人李白误以为仲麻吕因为海难遇难，作了如下一首诗悼念他：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仲麻吕后来又回到了长安，得到了唐朝朝廷的优待，结果最终还是没能回到祖国，七十岁时在异国他乡离世。虽然他是以留学生身份被派遣到唐朝去的，却没能回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但是他在唐朝与李白、王维等当时一流的诗人之间的交流，充分发挥和展现了日本人的才能，这一点得到了日本朝廷的好评，他后来被朝廷追赠了正二位的位阶。
[1] 藤原京是以《周礼》理念所建的都城，而此后的遣唐使见识到长安的规模后意识到藤原京的不足，为模仿长安而建新都，此为近年平城迁都理由的通说。——译者注
[2] 平城京有北边坊等区域存在，并非完整的长方形。——译者注
17 记纪、风土记
《古事记》
此前已经说过在元明天皇治世的和铜三年，首都迁到了平城。迁都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在这两年后的和铜五年，《古事记》的编纂完成，次年诸国又受命编纂了《风土记》，在七年后的元正天皇养老四年，《日本书纪》的编纂工作也完成了。在这里我们专门辟一章介绍这三本书。
有一本书名叫《古语拾遗》，是在一千一百六十余年前由一位名叫斋部广成的人撰写的，《古语拾遗》的卷首写道：
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书契以来，不好谈古，浮华竞兴，还嗤旧老，遂使人历世而弥新，事逐代而变改，顾问故实，靡识根源。
作者感叹，在上古还没有文字的时候，父辈、祖辈的言行通过口头传说代代流传了下来，被记得十分清晰；而文字出现、历史以文字记录之后，人们反而十分随意地处理诸事，对没有文字的时代的历史不屑一顾，忘却历史。这样的风气想必是从前就开始有了，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天武天皇决定对过往的口头传说加以整理，参考朝廷与重臣家中保存的记录，整理出一套完整的历史；又命令时年二十八岁的舍人稗田阿礼全文背诵这些经过整理的内容。不流于文字，而是令一位记忆力出众之人通过朗诵记忆的方法保存下来，是因为这种方法是最合适的，古来的语部们也都是这么做的。此前的口头传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虽然保存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甲只记得甲所知道的故事，而乙也只能传播乙所知道的故事，这些故事没有办法覆盖日本的全部历史，而且这些故事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有很多故事不知道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将这些故事按照发生的前后顺序加以排列，再删除掉日本历史中不重要的部分或者是有错误的内容，再对照记录，补充有必要增加的内容，由此完成了一套完整的日本史故事，让稗田阿礼朗读并背诵了下来。想必天武天皇原本也有将这些内容整理成书的打算，但是还计划对这些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整理，所以可以说让阿礼背诵的内容只是类似于草稿的东西，结果天武天皇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下一步的编纂就去世了。到了元明天皇治世的和铜四年，距离天武天皇过世已经二十五年了，当年还年轻的稗田阿礼也已经逐渐上了年纪，元明天皇担心他背诵的历史就这么失传，于是在和铜四年九月十八日，命令太安万侣将阿礼背诵的历史全部整理成为书籍，这就是《古事记》一书的由来。太安万侣是一位精通汉学的优秀学者，这一点在他为《古事记》所作的序文中很好地表现了出来，无论是“所以出入幽显，日月彰于洗目；浮沉海水，神祇呈于濯身”也好，还是“得一光宅，通三亭育”也好，他从中国的古代经典中摘抄语句，将文章写得非常华丽。我在这里将他的原文转写为假名以方便大家理解，但是其原文则全部用的是艰深的汉字，如果只看文章的话甚至会怀疑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太安万侣的汉学功底就是如此深厚。而且更重要的是，太安万侣虽然有如此深厚的学问功底，但是非常忠实于阿礼所背诵的内容，只是原文照录阿礼的原话，而没有根据自己的想法与学问随便窜改文字、修饰文章。也就是说，在《古事记》里，口头传说最原始、最纯粹的状态得到了保存。举例而言，大国主神被他的兄弟八十神欺负时的记载如下：
故入其野时即以火回烧其野。于是，不知所出之间，鼠来云：“内者富良富良，外者须夫须夫。”如此言故，蹈其处者，落隐入之间，火者烧过。而其鼠咋持其鸣镝出来而奉也，其矢羽者，其鼠子等皆喫也。
他的行文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他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地将口头传说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因此过去的语言得以保留，祖先们说故事时的心情也很好地传递给了后人。而且因为只是将口述内容记录下来成为文字，所需的工作时间也很短，他在和铜四年九月十八日接受敕命后，于次年的正月二十八日就完成了《古事记》一书的编纂工作并将其献给了天皇，一共只花了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日本书纪》
与《古事记》不同，《日本书纪》则是由诸多学者长年的心血积累而成的。圣德太子所编纂的《天皇记》《国记》等书如果流传下来就好了，可惜的是这些书保存在苏我虾夷家，在苏我氏灭亡时全部被付之一炬。有一个名叫船惠尺的人，从这一场大火中抢救出了一部分《国记》，献给了中大兄皇子，因此这些书中多少还是有一部分流传了下来。天武天皇十年，朝廷开始了大规模的历史编纂事业，一方面整理至此为止保存下来的记录，另一方面也参考重臣豪族家中所保存的文件档案，以及中国与朝鲜的古书，确立了保证准确性的编纂方针。因为这一编纂工作规模宏大，又以保证准确性为基本方针，因此花费了大量的人力与时间，最终以舍人亲王为总编，于元正天皇养老四年五月完成了全卷并献给天皇。《日本书纪》全书由正文三十卷与系图一卷构成，相比只有三卷的《古事记》，足足有十倍以上的分量。从内容上而言，《古事记》是从神代开始记载到推古天皇治世为止，《日本书纪》的记事也始于神代，但一直记录到了持统朝，比《古事记》多记载了七代天皇的治世。此外，因为当时假名还没有出现，因此两者都是用汉字书写的，但是两者在汉字的使用方式上有所不同。例如，刚才所举的《古事记》中老鼠出来说的话里有这么一句：“内者富良富良，外者须夫须夫。”在这句话的“富良富良”和“须夫须夫”之下，都有“此四字以音”的注释，也就是说这四个字要用汉字原本的读音来读，而没有特别加这种注的地方则要以训读来读，因此刚才的这句话，就应该读作“うちはほらほら、そとはすぶすぶ”。而在《日本书纪》里，汉字的使用方式就不一样了。举个例子，神武天皇东征的途中，曾经在筑紫的菟狭川边上一个名为“一柱腾宫”的地方受到欢迎，而在这个地名下的注释写道：“一柱腾宫，此云阿斯毗苫徒鞅饿离能宫”，也就是说这个“一柱腾宫”四字，应该读为“あしひとつあがりのみや”。也就是说，《古事记》的记载以训读为本，在需要音读的部分专门加以标注，而与此相对的《日本书纪》则是专门标注了训读部分，换言之其他部分采用的都是音读。当然，实际上《日本书纪》里也有大量需要使用训读的内容，但是至少做好了以音读也能够顺利读下来的准备，换言之，这是一部准备让外国人也能读懂的历史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