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后的一天，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我睡眼惺忪地瞄了眼桌上的钟，现在是上午11点。我睡得很沉，昨晚值了一夜的警卫班，还在黎明的寒风中挖了战壕。
“谁啊？”我不耐烦地问。
“快起床啦！我要你来见见这些人。”
电话是埃丝特·凯琳古德打来的，她比我大几岁，我通过英国“阿齐瓦的孩子们”认识她。她1946年到耶路撒冷定居，在伊莲娜·罗斯柴尔德学校（Evelina de Rothschild School）教女孩子英语。耶路撒冷被围后，她成了哈加纳的全时志愿者，但不是很喜欢分配给她的任务。她做了几个月的地下广播员，当过信使、部队情报员、战地厨师、福利干事、志愿者审核员等，总之是个打杂的。
“你在哪儿？”我冲着电话喊。
“施内勒尔。”
施内勒尔是座废弃的德国孤儿院，哈加纳接管后，把它当作在耶路撒冷的大本营。
“你会喜欢他们的。”她开玩笑地说，“他们都很有个性。”
“谁？”
“你要见的人啊。”
“什么人？”我没有一点开玩笑的心思。
“一小时之内，到阿塔拉咖啡店来，来了就知道啦。”
“阿塔拉咖啡店？那里什么都没有。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都饿死了。”
“别急啊。我在施内勒尔搜罗下，看看这边有什么剩下可吃的。一小时后见。”
那是1948年4月。连接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小道已经被彻底切断。这条路蜿蜒曲折，穿过陡峭的峡谷地带。阿拉伯人的非正规部队在每个转弯和掉头处布下埋伏，袭击过路的犹太人。英国人准备撤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争夺战略要道展开了血腥厮杀。只要路上的阿拉伯武装人员没有清走，耶路撒冷成千上万的犹太居民就只能等死。
英国人撤离的最后期限是5月14日半夜。直到最后一刻，英国人依然保持着不参与的严格中立政策，避开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争斗。
末日论者认为，这都是英国政府设下的圈套。他们说，英国人根本不想撤离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对保卫苏伊士运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英国政府实际上在密谋维持巴勒斯坦的乱局，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相互争斗，相互杀戮。到5月14日深夜，围城的阿拉伯军队就会打进巴勒斯坦，把数量和火力上都处于劣势的犹太人赶进大海。到那天的24点，联合国就会实施英国人唆使制定的紧急方案，让英国人留在巴勒斯坦重建和平。这样一来，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人——拿破仑对英国人的称呼——就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继续统治巴勒斯坦，彻底毁灭建立犹太国家的希望。
这是末日论者的设想。
在这个时常遭到炮轰、经常挨饿、完全孤立的城市里，类似的谣言加剧了疯狂的想象。运送外界食品变得更加困难，市场上根本看不到鱼肉蛋奶。大街上、商店里、教室和电影院里都是空的。汽油更是极度短缺。公交车很少开，出租车全部停运，私家车也被强行征用。没有电，阿拉伯人还切断了供水管道。大多数所谓的水都是从地下蓄水池抽上来的，其中有些都存了上百年了；人们修好了市中心一个当年罗马人挖下的蓄水池，储备冬天的雨水。
哈加纳的规模比伊尔贡大得多，很早就加入了争取独立的斗争，只是苦于缺少武器。随着战斗的扩散蔓延，老城的犹太人居住区和耶路撒冷的其他犹太人区失去了联系，那里的居民们遭到重重围困。但英国人自始至终在一边旁观，保持中立、冷漠的态度。
这个阴冷郁闷的四月早上，埃丝特的电话和她许诺带来的施内勒尔的剩饭，给痛苦已久的耶路撒冷带来了一丝安慰。为了去阿塔拉咖啡店，我得绕过胡达街（Ben Yehuda Street）上一堆乱七八糟的电线、扭曲的钢铁碎片、大石块和混凝土残骸，那里原来是一幢六层带店铺的居民楼。瓦砾堆中散落着破损的椅子、桌子、文件柜、床、瓷器、衣服和盆栽植物。中弹着火的汽车成了一堆黑黢黢的废铁。这是一个月里耶路撒冷遭到的第三次汽车炸弹爆炸——第一次的袭击目标是巴勒斯坦邮政大楼，然后是犹太事务局，而现在的这次似乎要把圣城炸到天国去了。
阿塔拉咖啡店外，三个骨瘦如柴的人正在用树枝点火加热一盘黑乎乎的食物。那东西叫苦贝扎（khubeiza），是一种杂草，煮熟后吃起来像特别老的菠菜。
阿塔拉咖啡店的玻璃已被炸坏，窗户上封着皱皱巴巴的铁皮，上面大胆地写着“照常营业”，牌子不久前被人泼了白漆。店里的蜡烛和防风灯发出黄色的微光，散播着装饰派艺术的魅力。
“来这儿，我们在角落里，”阴影中传来埃丝特的声音。
她穿着男式战斗服，苗条的身形在大两号的厚重卡其布衣服里显得格外柔弱。她的束腰外衣外面，是一件巨大的英军毛线衣，脚上穿着笨重的中长靴。她脖子上的那条卡其色羊毛围巾可以卷成一个军便帽。唯一能看出埃丝特年龄的是一副时髦的白手套和她肩上挎着的黑色皮包，那是她常常念叨的那个在伦敦的妹妹米米送的礼物。
昏黄的灯光遮不住埃丝特眼里的疲倦，但当她的眼睛转向你的时候，那种光彩是任何化妆品都无法比拟的。她的瓜子脸上，神色与往常一样平静，从她娇小的体格和温柔的嗓音中也丝毫看不出她马上就要以非凡的毅力和勇气，投入保护老城的殊死决战。
我的注意力全在埃丝特身上，几乎没有注意到她身边背对着昏暗灯光的那个男人。直到他站起来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才发现他30多岁，身穿哈里斯牌粗花呢夹克和苏格兰式短裙，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长着一头浓密的浅黄色头发。
“小伙子！”他说话声音隆隆作响，握住我的手用力摇着。“我叫乔克·麦克亚当（Jock McAdam），从苏格兰来。多亏了这个姑娘，才让这阵风把我们吹到一起。很高兴认识你。”
他旁边还坐着个人，独自阴沉着脸。埃丝特介绍说他叫利奥波德·马勒（Leopold Mahler），战前是柏林爱乐乐团的小提琴手，是著名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的侄孙。他抱着个灰色的背包，上面露出一把小提琴的琴颈。
马勒微微站起身，伸过来一只软绵绵的手。他个子很高，带点学者风度地弓着背。他可能四五十岁，脸上瘦骨嶙峋，神色焦虑，棕色的破外套前系着长形的木纽扣。他身上的哪个物件看着都不合适，但每一样都很精致。
埃丝特介绍说，麦克亚当先生是地道的苏格兰牧羊人，他是来耶路撒冷朝圣的，因为围城而被困在这里。他和马勒都住在大卫王饭店对面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
麦克亚当带着浓重的盖尔人口音大声说：“女士，你要知道，我一直在争取加入贝京先生的队伍，伊尔贡。”他对此的发音是“饿尔贡”，像是某个偏远的苏格兰湖。“但看上去他们不要我这样的非犹太人。所以我去了施内勒尔，到哈加纳去碰碰运气——为了打仗，做什么都行——这位女士接待了我。她让我通过了选拔，说是你这里有些活儿可以干。是不是？”
埃丝特打断他，建议我带他去参加我们的志愿部队，在耶路撒冷西边挖战壕、构筑防御工事。
不知什么原因，这个苏格兰人一听这个主意马上就乐坏了，他大笑着，兴高采烈地摩拳擦掌，狠狠地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坐在另一头的马勒先生，满脸愁容地看着我，郁郁寡欢地说：“既然我已经被困在耶路撒冷，也许最好也做点什么。”接着，他惨然一笑，说起了他被困的经过。
1933年纳粹开始掌权，马勒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第二小提琴手。因为是犹太人而被逐出乐团后，他受聘到了新成立的巴勒斯坦交响乐团。然而，一整年的暴力冲突——那是1936年阿拉伯暴乱的前奏——迫使他意识到自己根本不适合待在巴勒斯坦，于是他加入巴黎歌剧院管弦乐团。接下来，他被关进德朗西集中营，后来又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1946年他偷渡到巴勒斯坦，现在正准备去澳大利亚，悉尼交响乐团给他留了位置。可是等他拿到所有证件并得到批准后，出耶路撒冷的道路就断了。他想尽办法在武装护卫车队搞到一个容身之处，准备跟着他们炸出一条通往特拉维夫的路。护卫队成功粉碎了三处路障，就在即将走出山区，到达安全的海岸平原时，队伍遭到伏击。车队中段完全被摧毁，阻塞了道路。于是，车队前段继续向特拉维夫开进，后面的部分只能艰难地开回耶路撒冷。而他就坐在后面的车上。他就这样被困在了耶路撒冷。
一名穿着红色羊毛衫的女招待拿着菜单穿过昏暗的店堂，摇摇摆摆地走来。菜单上的食物简直糟糕得不像话。本来开胃肉汤、鸡蛋杂烩、豪华沙拉、包糖巧克力蛋糕和蜂蜜果子奶油蛋糕是阿塔拉咖啡店的拿手菜，可现在他们只有一片涂着黄色酱汁的灰色面包，半个鸡蛋粉做的煎蛋卷和苦贝扎草。
埃丝特提议要苦贝扎，她弯腰打开立在身边的一个棕色皮箱，拿出一个鞋盒，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上。
“再加上从施内勒尔拿来的这些。”她兴致勃勃地说着。
盒子里滚出来一大块黑面包、一块人造黄油、几块奶酪、一些橄榄和几根大葱。我贪婪地伸手就抓。
她关上箱子的时候，我往里瞥了一眼，想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箱子里塞满了埃丝特的个人物品。我问她，现在被围成这样还想上哪儿去。埃丝特轻轻推了我一下说，别那么爱打听。但是，她马上用希伯来语告诉我，刚刚接到一个自己要求的新任务，具体是什么工作不能当着其他人的面说。
我没有追问下去，因为女招待端着一盘煮过的苦贝扎朝这边走来。每个人都大吃起来，只有马勒例外。他叉起一小块黏糊糊的草，满腹狐疑地看着它，闻了闻，嚼一口就吐了出来。
乔克·麦克亚当一下子惊了。“嘿，嘿，马勒，”他责怪道，“虽然看上去有点糟，可还有什么绿色植物比得过上帝的蔬菜，摩西花40年带领以色列人走过旷野，抛下了埃及的肉锅（fleshpots）。听着，埃及的‘肉锅’！他们在旷野里吃什么？——天赐的吗哪。还有比那些人更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吗？上帝说什么？他说，‘饼是我的身体’。是饼，不是肉。”
马勒听了正色警告道：“你们这是在吃定时炸弹，你们这些人。现在吞下去，到了半夜人就炸了。”
麦克亚当突然大笑，但脸色很快阴沉下来。他轻咳一声，好像佣人希望引起主人的注意那样，眼神闪闪烁烁暗示“大家小心”。
咖啡店门口的暮色中映出两个英国兵的轮廓，一名下士和一名二等兵。他们朝店内张望着，双手插在兜里，肩上挂着轻机枪。他们朝埃丝特看了一眼，经过我们身边走到隔壁的桌子。女招待过去递上菜单，他们当然没心思看，只要了覆盆子水。女招待捧着玻璃杯回来时，下士在桌上放了几枚硬币，然后从帆布挎包里翻找出一个黑色酒瓶。他转过椅子背朝我们，拧开瓶子喝了一大口。他用手抹了抹下巴，从同伴那里借火点上一支烟，让女招待打开收音机。一个男中音正在唱着《兄弟，能给我一毛钱吗？》，下士又把手伸进袋子掏出酒瓶喝起来。
我小声说，这个收音机肯定是用电池的，因为供电早就被掐断了。但埃丝特基本没听我说话。她瞥着那两个英国兵，表情里带着蔑视和谨慎。她尖刻地小声说：“他们已经不讲纪律了。感谢上帝，我们很快就会摆脱他们，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宣布独立了。”
马勒尖酸地说，埃丝特完全是在胡说八道。难道还看不出来吗，5月14日半夜，阿拉伯军队就会攻进来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像她这样没有受过正经训练、拿着玩具枪的犹太爱国者怎么敌得过地球上最强大的大英帝国？
“因为这都是上天注定的，”麦克亚当庄重地说，“如果上帝站在我们这边，谁还能反对我们？万能的上帝已经赐予贝京把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的勇气。”
“算了吧，贝京！”音乐家怒了，“就算英国人走了，贝京也会让犹太人陷入内战。本-古里安担心得有道理，贝京会发动武装暴动建立独裁政权。”
麦克亚当宽厚地看着小提琴家：“胡说！贝京是上帝指派的。就像《圣经》上写的那样，‘凡祝福以色列的，我祝福他’。到了那天你会明白的，马勒，那时候你会更聪明，更快乐。”
“会吗？你真是疯魔了。和你这种救世主似的圣人在一起，真是比自己当圣人还要糟。”
埃丝特和我对视一眼。这俩人同住在基督教青年会，这显然不是他们在宗教和政治问题上的第一次较量。
麦克亚当脸上热烈地泛着红光，用一副老实委屈的样子回应说，没错，这么想也许很疯狂，他不否认这一点。毕竟，疯狂是相对的，对他来说，这是把疯狂用在有益的事情上。但同理，马勒也很疯狂。俩人不都是追求完美和卓越的狂热者吗？哪有不疯魔的狂热？马勒，你难道不崇拜小提琴吗，就像他本人麦克亚当崇拜上帝一样？难道当马勒拉小提琴时，他的琴弦没有回应他吗？这就像当麦克亚当祈祷的时候，上帝会回应一样。
我从没听过这样的自夸。谁也不能责怪乔克·麦克亚当缺少自信和灵魂。好像是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苏格兰人紧握拳头坐在一旁，眼神似火一般补充道：“马勒，我向上帝祈祷，你不会去澳大利亚，你不会离开这片圣地的。”
音乐家不知道说什么好，疲倦而憔悴地端坐着，两眼无神。最后他问：“你为什么祈祷我不会离开这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让他早点到来，”麦克亚当平静地说。
“谁要来？”
“救世主。”
马勒恼火地摇了摇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那我来告诉你。你是个犹太人。你的地盘在这儿。你属于这里。所有的犹太人都属于这里。所有犹太人都应该住在巴勒斯坦。只有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异邦回到巴勒斯坦，才会有基督复临。”
“完全胡说。”
“闭嘴，你们这些犹太佬！”，英国下士突然大吼一声，摇摇摆摆地走到我们面前。“没看见我们在听收音机吗？”
空气中弥漫着艾伦·琼斯（Allan Jones）的歌声。下士说话的时候，满嘴威士忌的味道。
利奥波德·马勒害怕了。
乔克·麦克亚当站起身，弹掉夹克袖子上的苦贝扎碎屑，整了整苏格兰短裙，向两个英国人走去。他走到他们桌前，深沉地盯着他们，笑着对下士说：“我叫乔克·麦克亚当，从苏格兰来。你刚才的话不是当真的吧？应该是个口误。”
英国兵鼓起勇气，从烟盒里抖出一根烟点着，撮起嘴往麦克亚当脸上吐了个烟圈。
麦克亚当闭上眼，咳嗽几声：“我不会还手的。你就告诉我，你不是故意的就行。”
“抱歉，先生，”下士说，又吸一口烟，“太晚了，我已经说了。”
“但是，你可以收回。”
“收不回了。”
“为什么？”
“因为犹太人就该闭嘴。他们说得太多了。话太多。”
“他们现在话多吗？”
“他们是杀人犯、恐怖分子，和贝京一样。”
“他们现在是吗？”
“他们还是两面派。是犹大，是杀害耶稣的凶手。”
“他们现在是吗？”
“他们还干其他坏事。”
“比如说，哪些？”
“偷鸡摸狗。”
“什么样的偷鸡摸狗？”
“你懂的——就是他们那种偷鸡摸狗。”
乔克·麦克亚当朝那个懒散的下士微笑着俯下身子，猛地用手背扇了他一记耳光。英国人摇晃了一下，倏地坐直，捧着脸，眼里含着泪水。
女招待背靠在墙上，发出一声尖叫。
苏格兰人仍然笑着，从英国人手里夺下酒瓶，不紧不慢地浇了他一头。这时，旁边的二等兵坐不住了，他跳起来，像个拳击手一样紧张兮兮地围着桌子打转。那个醉鬼，闻闻自己身上的酒味儿，瞅了瞅弄脏的制服，大声地骂起脏话来。
“行了，行了，别骂了，”麦克亚当还是那么好脾气。“你们还是起来走吧。”
英国下士骂骂咧咧地站起身。他的同伴迅速扛上轻机枪，挎着他的胳膊，领着他往门口走。二等兵走到门口停住脚步，转身朝我们大声说，语气里分明带着悔悟：“我们不全是他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你们不能以偏概全地看我们。”
“走！快走！”麦克亚当咆哮着，作势要朝门口冲过去。
我们都看傻了，一动不动地张着嘴盯着这个苏格兰人。他心满意足地拍拍手上的灰转回身，走到一半，突然停住了。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则公告，所有的人都在凝神细听。英语播音员的语气波澜不惊，好像他念的不是什么公告而是板球比赛的得分。其大致内容是，英国人已经启动程序逐步撤出巴勒斯坦，为加快物资撤离进程，从第二天早上6点至中午12点，当局将对耶路撒冷的几个地区实施封锁。他详细说明了封闭的街道名称，以及负责封锁的机构。
埃丝特起身准备离开，去附近的锡安广场（Zion Square）乘车回施内勒尔，她嘱咐我把马勒和麦克亚当收编进我那支杂乱无章的防御工事挖掘队。她祝福俩人好运，让我帮她提着箱子送她一程。锡安广场上，家庭主妇们提着水桶、茶壶、坛坛罐罐，在一辆驴拉的水车前默默排成一队，等着领取定量配给的水。附近的政府大楼前，两个戴头盔的英国兵满腹怀疑地看了一眼埃丝特的皮箱和制服，然后继续在辖区巡逻。突然，老城方向传来机枪交火的声音，接着是陆陆续续反击的声音，紧接着传来一声闷闷的巨响。然后一切重归平静。
埃丝特看看表，恼火地叹了口气说：“车也该来了啊。”
“你要去哪儿？为什么还带着箱子？”我急切而好奇地问。
她两手插在战斗服的衣兜里，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我有新岗位了，”她最后说实话了，“我要去老城的犹太人居住区。”
我惊呆了。在危机四伏的耶路撒冷城里，那是最危险的地方。那是一个人人逃之唯恐不及的地方，没有人会往里进。我劝她理智点，冷静下来好好想想，好好待在施内勒尔别去惹麻烦。但这根本无济于事。她早已下定决心，我感觉自己完全是白费口舌。
1947年12月，埃丝特·凯琳古德学习使用步枪
她一反常态，满怀爱意地紧握我的手，笑着（我不知道这是出于紧张还是真情表露）说：“我从英国人那里骗来一张警局通行证，我的身份是教师。我现在只想在运输护卫队的车上弄个位置。车不多，所以只能每天到他们的集合点去等着，希望能搭车走。他们莫名其妙地随机挑人，能不能走全凭运气。所以我得每天随身带着箱子，说不定哪天就撞大运了。”然后她好像故意轻描淡写似地淡淡说道：“老城犹太人区的抵抗者急需支援。”
我了解情况。那个被老城墙圈起来的世界里还留有大约2000名犹太人，其中大多是虔诚的老年人。几个月来，阿拉伯非正规军一直在连续不断地打击他们，只有不到300名装备低劣的犹太战斗人员——不到200名哈加纳加上不足100名伊尔贡——在抵抗，保护犹太人免遭大屠杀之祸。英国士兵和警察掌控着进出老城的大门，表面上是出于严格中立，实际上有效地阻挡了外界增援。
这时，一辆汽车形单影只地驶来，车身上草草涂抹着伪装漆。它开足马力，摇晃着驶进锡安广场，刺耳地戛然停住。埃丝特爬上车，我把皮箱扔到车后部。灰头土脸的司机发动引擎，松开刹车，车轮转起来，咆哮着开走了。
我和埃丝特甚至都没来得及好好道别一下。
1948年5月7日，埃丝特终于坐上运输护卫的车，开进老城同哈加纳并肩战斗去了。
研究老城保卫战的历史学家们证实，一开始哈加纳和伊尔贡之间互不信任，但双方随着接触和了解日益深入，开始紧密合作。5月14日，老城犹太区和其他耶路撒冷犹太区彻底断绝联系，最后的决战打响了。
有幸存者见证了被敌人包围时，埃丝特·凯琳古德最后一次不屈不挠顽强应战的经过。他们说，她艰难地穿过一片片碎石，从一个前哨到另一个前哨，给筋疲力尽的抵抗者传递消息，给他们送去仅有的一点点粮食和越来越少的补给弹药。虽然自己受了伤，到处是伤亡、臭蝇和残垣断壁，但她想尽办法鼓励大家。
5月28日，终于到了弹尽粮绝的日子。大部分抵抗者不是战死就是受伤。埃丝特·凯琳古德伤得很重，老城犹太区举起白旗投降的那天，她也死了。
最后的时刻，她给住在伦敦的家人潦草地写了封信，虽然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达他们手里。最终，这封信居然寄到了。她在信里写道：
亲爱的爸爸妈妈，以及所有人：
不知你们能不能收到这封仓促之间凌乱成文的信。我想写这封信请求你们，无论我发生了什么，请一定理解，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我丝毫不后悔。我们经历了痛苦的战斗：我体验了欣嫩子谷[12]的滋味——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我相信犹太国家终将建立起来，我们的渴望终将实现。
我只是千千万万牺牲者中的一员，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一个对我极为重要的人，今天牺牲了。我很难过，但我不想让你们难过——一定要记住，我们是战士，我们为最伟大、最高尚的事业在战斗。我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就在他的这座圣城，我为此感到骄傲，我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你们不要认为，我是在进行“无谓的冒险”。在人力短缺的情况下，说这种话没用。我是多么希望你们都有机会来见见我的战友，如果我牺牲了，他们活了下来，那么在他们说起我的时候，请你们不要感到难过而是开怀愉悦。请求你们千万不要太过悲伤。我的生命虽然短暂，却过得很充实，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生活——“短暂而甜蜜”。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这一切是多么甜蜜。我希望，米米和亚瑟能弥补我给你们带来的缺失。请不要遗憾，这样我才会幸福。我一直在想念你们，这个家庭里的每一个人，一想到终有一天（希望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你们会到这里来，享受我们的战斗成果，我就充满了快乐。
非常非常爱你们，祝你们幸福，要开心地记起我。
愿你们平安，
爱你们的埃丝特
埃丝特·凯琳古德被安葬在耶路撒冷赫茨尔山（Mount Herzl）的军人墓地。她牺牲的时候年仅22岁。她的妹妹米米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她的弟弟亚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