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14日，星期五，天气炎热难耐。沙漠的风自东边刮来，像吹风机一样吹干了田野乡村。我们已经连续三天三夜轮流在耶路撒冷城西的白垩质山腰上挖战壕，从这里可以俯瞰一个名叫艾殷卡陵（Ein Karem）的阿拉伯村庄。这支临时挖掘队一共25人——背着镐头、铲子，还有12杆从一战中淘汰下来的李恩菲尔德步枪——既无经验，也不体面，目的是在耶路撒冷西线的狭长地带构筑一道防御工事。
实际上，我们所处的地方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前线，除了零星的狙击枪声和一枚偶然落下的迫击炮弹，这里一片寂静。但有传言说，入夜后阿拉伯人要从艾殷卡陵对被围的西耶路撒冷发动攻势。听说伊拉克非正规军已经潜入艾殷卡陵和一支来自杰里科（Jericho）的约旦旅汇合。我们的任务是阻止他们进攻，但谁也不知该怎么做，尤其是这支队伍的头儿以利沙·林德（Elisha Linder）。就凭12杆老旧步枪，再加上我们这些杂牌军，他能干成什么事呢？
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是，他根本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既无军用电话，也没有情报人员，甚至连个收音机都没有。由于缺乏确凿事实，谣言满天飞：戴维·本-古里安向华盛顿方面屈服了，以色列不会宣告独立；梅纳赫姆·贝京正在筹划一场起义；阿拉伯军队已经入侵；联合国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准备通过一项让英国人继续驻扎的决议。
事实上，那天我们的主要敌人并不是什么阿拉伯人，而是极度口渴。我和利奥波德·马勒的任务是打水（乔克·麦克亚当去了红十字会当救护车驾驶员）。一路上，我们得躲过狙击手的冷枪，沿着陡峭曲折的山路飞奔而上直至山顶，翻过山头下到一个果园。那里的树林里有一口井，水很脏但很凉。我俩一人提两个简易油桶，装上水运回阵地。大家喝水的时候只能用手绢过滤着喝，以免把虫子吞进肚子里。
在正午的烈日下，打水是件苦差事。每个桶好似有一吨重，我俩拽着水桶跌跌撞撞地爬过岩石堆，穿过晒干的蓟丛，因为赤裸着上身，所以还要遭受苍蝇蚊子的骚扰。利奥波德·马勒已经竭尽全力，但仍然难以保持速度。他不时停下来喘气、喝水，把湿毛巾攥在起泡的手里痛苦地提起水桶，背包里还塞着他的小提琴琴盒。刚过中午，我俩正往回走，狙击手的一颗子弹呼啸而来，擦着马勒的脸飞过，打断了我们脑袋上方的一根树枝。随着一记脆裂的声响，树枝重重地落在马勒的琴盒上，砸得他一下子跪倒在地。他抬起头，一脸惶惑地看着我。“我的琴，”他大口喘着粗气，“它碎了。我完了。”
我抓住马勒的肩膀，劝他振作起来。但他甩开我，站起身踉跄地走到岩石边，卸下背包轻轻地取出木制小提琴盒。它确实开裂了。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盒盖，拿出琴，翻来倒去，一寸一寸地慢慢细看。在我看来，这把小提琴简直精致优美得像一只蝴蝶。他把小提琴放在颌下，闭起眼睛，一丝不苟地调着每根弦，然后精心地收起琴，把琴盒塞回背包里绑在身上。他一开口满是疲惫，“这把琴太完美了。要是我死了，你就把它交给爱乐乐团。另外，再帮我个忙。你每天做祷告的时候顺便帮我告诉上帝，来拯救我的灵魂，如果真有上帝，真有灵魂的话，”说着他笑了，幽幽地有些凄惨。
“全是傻话。”我一边说，一边帮他收拾起东西，俩人一路磕磕绊绊回到挖掘队。医生——一名退休的放射技师——给马勒做了全身检查，发现他处于脱水和极度疲乏的状态。以利沙·林德向我们传达了从最近的一块阵地听来的新谣言：阿拉伯人正扑向耶路撒冷城；他们在协同一致发动攻势；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沆瀣一气；本-古里安已经推迟宣布独立；贝京正在集结人马准备和他摊牌。
为证明伊尔贡领导人确有其意，以利沙从其他队员手里接过一份贝京办的地下小报《希鲁特》[13]递给我们，上面有篇评论这样写道：
如果安息日传来消息说：“犹太国家从此建立起来了”，那么所有人，所有年轻人将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肩并肩地团结作战。但是如果到那天有人发布可耻的投降宣言，如果领导人屈服于敌人的伎俩，扼杀了襁褓中的犹太人独立事业——我们就要反抗。
以利沙发着牢骚，“咱们得弄清楚，贝京到底想干啥。闷在这儿，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知道。”他指示马勒先去休息，然后无论如何想个办法搭便车进城，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带点确实的消息回来。”他命令道。
白天过得很快。遥远的天边，落日的最后几抹余晖渐渐藏到朱迪亚山背后，仿佛在预告安息日即将到来。一座石头建筑的废墟挡住了敌人的视野，建筑大门上挂着一盏防风灯，满身泥垢、精疲力竭的挖掘队员在灯的微光下站成一队背诵安息日祷告——“欢迎安息日”（Kabbalat Shabbat）。这是一种无比神圣的停顿；安息日的寂静仿佛瞬间笼罩了一切。然而此时，山里回荡起一阵零星放空枪的声音，几秒钟后从艾殷卡陵传出狂暴的隆隆声，一颗炮弹呼啸着击中我们下方的山体，炸起一堆尘土。一束车灯的光突然照亮村庄旁边的柏树丛，只见那是一群戴头巾，穿着卡其制服，身背各式步枪的阿拉伯人。以利沙·林德尖叫起来，“那是装甲车！进战壕！开火！”
我们连滚带爬，匆忙穿过蓟丛，四处寻找掩护，所有身上带枪的人都在盲目地朝黑暗中开火。我不知道这一切持续了多久。最后，从一条条战壕接力传来停火命令，每个人都在困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到底是又一场小规模战斗、一次试探，还是不光彩的撤退？谁也不知道。
一阵嘎吱嘎吱的脚步声伴随急促的喘息声打破了刚刚恢复的安息日寂静，是马勒！他从暗处朝着防风灯的光亮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我有消息啦！我有消息啦！”
我们纷纷往回跑，奔向摇曳的微光下站着的那个人。以利沙·林德一把抓住马勒抢着问：“快说。打听到什么了？贝京造反了？本-古里安宣布建国了？阿拉伯人打进耶路撒冷城里了——到底是啥？”
马勒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说，没有打听到贝京的消息。至于说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冷，那正好完全相反，掌控那地方的是犹太人。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他敞开破外套，露出里面缠在腰上的英国国旗。接着，他开始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往外掏刚才忘记汇报的“奢侈品”：三角形的卡夫奶酪、玛氏士力架、吉百利巧克力。然后，他解开背包，从侧面的口袋里倒出了桃子罐头、罐装的营养品，还有一瓶卡梅尔酒。
我们看得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听着马勒讲述这些战利品的由来：这是从广场附近废弃的英国军官办公室淘来的。当天上午，英国人撤离了那片地区，于是犹太人不费一枪一弹就踏进了英国警察总部。除此之外，他还从阿塔拉咖啡馆的收音机里亲耳听见，当天上午10点英国驻巴勒斯坦地区高级专员阿兰·坎宁汉（Alan Cunningham）在大卫王饭店外检阅了告别仪仗队，全面撤下英国国旗。坎宁汉已经从阿塔洛特机场（Atarot Airport）飞抵耶路撒冷以北的海法，他在那里登上一艘巡洋舰，将在午夜驶离三海里领海界线，进入公海，正式结束英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
“本-古里安有没有宣布独立，有还是没有？”以利沙·林德已经快要疯了。
马勒深吸一口气庄严宣布：“戴维·本-古里安今天下午已经在特拉维夫宣布独立。以色列国将在午夜正式成立。”
一片死寂。就连空气也似乎屏住了呼吸。再过几分钟就是午夜。
“哦，天哪！我们这是怎么啦？”一名女队员喊起来，手指不停地摩擦着双颊。“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哦，天哪！我们这是要干吗？”不知是因为狂喜还是震惊，她的眼泪夺眶而出。紧接着，空气仿佛被引爆了一般，到处弥漫着喜悦的泪水和笑声。每个人心里都充满欢腾，大家互相鼓励、拥抱，高声唱起了国歌。
“嘿，马勒！”以利沙·林德的大嗓门盖过了喧闹声。“我们的国家——她叫什么名字？”
小提琴家回头茫然地看着他。“我不知道，忘了问了。”
“你不知道？”
马勒摇摇头。
“叫‘耶胡达’怎么样？”有人提议，“毕竟，大卫王的国家就叫‘耶胡达-犹大’（Yehuda-Judea）。”
“锡安（Zion），”另一个声音喊道，“当然应该选这个名字。”
“以色列！”又有人叫着，“以色列不也挺好的吗？”
“来，为胜利干杯，”以利沙开心地打开那瓶酒，把锡制的杯子倒得满满地快要溢出来了，“不管她叫什么，为我们的新生国家干杯！”
“等等！”哈西德派教徒努塞恩·德尔·沙扎恩（Nussen der chazzan）大声说——他来自耶路撒冷极端正统的犹太社区百门区（Meah Shearim），是志愿挖掘队里最勤快的一个，大家都叫他独唱家。“叫安息日（Shabbos）吧。优先考虑祝祷文。”
人群迅速围住了他，努塞恩·德尔·沙扎恩紧握杯子，用他独唱家般的甜美嗓音唱起了神圣的安息日祷告“Yom Hashishi”——祝福神圣的安息日。
努塞恩吟唱的神圣之词逐渐升至安息日祷文的高潮部分。他放开嗓门，如泣如诉的歌声穿透黑夜，声调越来越高，他闭上眼睛，伸出手举起杯子。唱到最后一句——“祝福你啊神，你给了我们神圣的安息日”时——他踮起脚尖，双手僵直，前后摇摆起来，他的嗓音也因为包含感情而颤抖起来，他给独立的第一天带来了欢欣鼓舞的节日祝福——“shehecheyanu，vekiyemanu vehegiyanu lazman hazeh”——祝福你，我们的上帝，万物之王，你给予我们生命，支持我们，带领我们走到现在。
“阿门！”
那天晚上，艾殷卡陵再没传出什么异动的声响，第二天一早，一批训练有素的战斗人员接手岗位，给我们腾出24小时的休息时间。回到城里，那里已经一片欢腾。安息日这一天，从中午到下午，再到晚上，大家的情绪从兴奋、激动变成骚动。尽管有可能遭到炮火袭击，但人们还是兴高采烈地大批拥上街头。他们在胡达街几周前被炸出来的大弹坑里点起熊熊篝火，年轻人围着它跳起狂热的民间舞蹈——霍拉舞（horah）。一个神采奕奕的年轻人，打着侧手翻来到我和马勒身边，兴奋地拍着我们的背。锡安广场上，一位吹长号的老者和一名弹吉他的姑娘正在合作演奏一曲情绪高昂的《一起欢庆吧》[14]。俩人瞥见利奥波德·马勒背着小提琴，便邀请他一起加入。马勒跟上拍子，把曲子演绎成了狂热的渐进变奏曲，连连地即兴演奏，他的音符四处跳动，就像他和小提琴都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中。
阿塔拉咖啡店仍然只点着寥寥几根蜡烛，亮着几盏防风灯，但顾客只要进店就能喝到一杯免费的红酒。四个灰头土脸，腰里别着手枪的人——听说他们是第一次公开露面的伊尔贡战士——正在角落里摆弄着那台靠电池发声的收音机，最后他们终于搜到了想听的电台。
“大家安静一下，”其中一人喊道，“贝京要讲话了。”
“他在哪儿？”有人问。
“特拉维夫，伊尔贡的秘密电台。”
“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内战？”马勒的口气里分明带着挑衅。
“闭嘴，听着！”
兹拉兹啦的电波声中传来一个忽高忽低的沙哑的声音，贝京开始庄严地发表对全国讲话：
“犹太国家的公民们、以色列的战士们、希伯来的青年们、锡安的兄弟姐妹们！在经历了多年的地下斗争、熬过了多年的身心迫害之后，反抗压迫的战士们终于能站在你们面前，他们感谢你们，在心里为你们祝福。多少年来，我们的祖先一直在圣日祈求上帝赐福。而今天是个真正的节日，一个神圣的日子，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生的果实。1944年到1948年的犹太反抗运动取得了成功。”
“好哇！”人们大声喊叫着，只有利奥波德·马勒嗤之以鼻，“有什么值得欢呼的？贝京马上就会发起第二次反抗运动，这次是针对自己人。”
“住嘴，否则要你好看。”一名伊尔贡战士攥着拳头威胁道，他被马勒气得脸都扭曲了。
马勒不说话了，贝京的讲话仍在继续。
“我们推翻并根除了这个国家遭受的压迫统治，它已经崩溃瓦解。以色列国是经过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它的立国之本——它的根本，是真正的独立。我们结束了为自由而战的阶段，让以色列的子民回到祖国，重新夺回了这块上帝的应许之地。但这仅仅是一个阶段而已。
“以色列国是从血与火中走出来的，它双手和臂膀充满力量，经受过各种牺牲和考验。它别无选择。然而，在建立正常的政府机构之前，它依然要同这片土地上（以及空中和海上的）那些邪恶的敌人和嗜血的雇佣兵进行战斗。”
说到这里，贝京顿了一下，声音变得凌厉起来。“建立一个国家很难；维护一个国家更难。一代又一代数以百万计的流亡者在各个屠杀之地间逃亡；会有人遭到流放；会有火刑柱，会有地牢的折磨。我们必须经历无数次痛苦的幻灭。我们要接受先知和预言家的警告——虽然他们往往得不到重视。我们需要一代代的建设者与开拓者付出汗水和辛劳。我们必须起来斗争，将敌人打得粉碎。我们必须直面绞刑架、需要漂洋过海的流放、监狱，以及沙漠里的洞穴。这一切，都是必需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现在这样，60万犹太人定居在自己的故乡，把压迫者赶出去并宣布独立，这整个国家都是我们的。”
接着，他强有力地说：“我们目前正面临敌人的重重包围，他们妄想破坏这个国家。那些被我们打败的压迫者，依仗着来自南方、北方、东方的雇佣兵，正虎视眈眈地想要间接地逼迫我们投降。我们的国家诞生仅仅一天，她是在烈火和战斗中出生的。因此，我们国家的首要支柱必须是在这场已经席卷整个国家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彻底的胜利。没有胜利就没有自由、没有生命，为了这场胜利，为了和敌人斗争，赶走侵略者，把整个国家从潜在的破坏者手里解救出来，我们需要军队，需要各式各样的武器。
“但是除了武器装备，我们每个人还需要另一种武器，一种精神武器，它能为面对进攻、面对痛苦的伤亡、面对灾难和暂时挫败的我们提供无所畏惧的忍耐力，以抵抗各种威胁和诱骗。如果在未来几天或是几周内，我们能用这个不朽民族的精神武器来武装自己，那我们就有能力赶走敌人，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带来自由与和平。
“然而，即便胜利之歌开始唱响——我们必然会获得胜利——我们也仍需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来维护独立和自由。首先，必需提升与加强以色列的战斗部队，否则就不会有自由和生存。我们犹太人的部队应该，也必须成为世界上素质最高、装备最好的部队。现代战争比拼的不是人数；其决定性因素是人的智力和精神。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已经证明了，他们拥有这种精神……”
贝京的声音戛然而止，被淹没在收音机发出的电波干扰中。聚集在收音机周围的人发出一阵烦躁的抱怨声。一个家伙怒气冲冲地砸了下收音机，但显然是徒劳的，旁边的人胡乱摆弄着收音机的旋钮，直到电波里断断续续地再次传出贝京的声音。“……我们国内政策的另一大支柱是重返锡安。船只！老天保佑，让我们拥有船只吧。不要再空口白话地质问自己有没有能力吸纳移民。不要再借口什么‘效率’，采取措施限制移民。要迅速！再迅速！我们的民族已经等不及了！马上去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接回来吧！如果房子不够，我们就搭帐篷，或者干脆以我们的蓝天，以天为顶，以地为屋。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生存之战，我们的明天——所有犹太人的明天——取决于我们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召集起我们的民族流亡者。”
接着，他稍微平和了一些，“在我们的祖国，公平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王者之王。我们必须摒弃一切暴政。政府阁僚和官员们必须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这里绝不能存在剥削。这里绝不能有任何人挨饿——不管他是以色列公民还是外国人。《圣经》中说：‘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当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同陌生人打交道时，这句至理格言必将继续照亮我们前路。我们的《圣经》说，‘你要追求公义，只当追求公义。’这句话是我们共处的指导原则。”
说到这里，贝京似乎再次深吸了一口气，接下来，他的声音里迸发出火热的信念。“现在，伊尔贡不再是一个地下组织。犹太人统治着自己的国家，在这里，我们实行犹太政府的法律。它是这块土地上的王法，是仅此唯一的法律。因此，我们不再需要什么地下武装。从今往后，我们都是以色列国的战士和建设者。我们都要尊重当下的政府，因为它是我们的政府……”[15]
利奥波德·马勒终于坐不住了，他跳起来朝门口走去，脸上写满不忿。“我真是听够了，”他吵吵着，“你真的相信他会解散伊尔贡，向本-古里安政府让步？没门儿！我压根就不信，本-古里安也不会信他。看着吧，你们等着瞧。”
利奥波德·马勒说得没错。独立日当天，戴维·本-古里安就任新生的以色列国的临时总理，他压根不信梅纳赫姆·贝京的话。他对贝京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认为后者会极尽残忍之事。所有的政治都充满摩擦，但本-古里安和贝京之间的多年宿怨似乎比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16]之间的怨仇还要深。
这其中的原因之一，与耶路撒冷的战斗部队有关。尽管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一再反对，但1947年的联合国分治决议中还是决定将耶路撒冷国际化，将它作为三大宗教的圣城。它既不属于犹太人，也不属于阿拉伯人。因此，虽然在以色列国宣告成立的过程中，犹太地下组织主动解散并组成了以色列国防军（Israel Defense Forces），但是在耶路撒冷，哈加纳和伊尔贡仍各归其主，各行其是。
在这片混乱中，6月中旬，一艘名叫“阿尔塔莱纳”号（Altalena）的伊尔贡改装船，满载着数百名志愿者和急需的武器装备开来了。本-古里安命令船上人员将全部武器上缴以色列国防军，然而贝京坚持认为其中一部分装备应专属耶路撒冷城里装备简陋的伊尔贡部队所有。本-古里安从一开始就确信贝京企图挑起一场暴乱，没有任何调解、解释和谈判的余地。本-古里安提出“阿尔塔莱纳”号违反了联合国发起的、由他主持的休战协定，其中规定：不管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任何人都不得将新的武器装备和人员运进以色列国。因此，“阿尔塔莱纳”号显然违反了协定。由于低效的官僚手续，这艘船在一个法国港口耽搁了很长时间，抵达特拉维夫时早已迟到多日。于是，本-古里安命令以色列国防军向“阿尔塔莱纳”号开火。船身随即陷入一片火海，熊熊火焰夺去了二十几条无辜的生命，船上的贵重货物也一并葬身海底。
新生的以色列国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就濒临一场内战——犹太人打犹太人，而此时阿拉伯部队正从四面包围过来。就在“阿尔塔莱纳”号抵达特拉维夫并在距城市的中心步行街远处遭遇炮火攻击的那一天——6月22日，我和学院的学生们一起设法离开封锁之下的耶路撒冷。撤离耶路撒冷是由学院的年轻主管亚伯·哈曼（Abe Harman，后被派往华盛顿成为驻美大使，曾长时间担任希伯来大学校长）一手操办的。为确保我们的安全，他向红十字会撒了个小谎，称我们都是被困在耶路撒冷，正准备回国的清清白白的外国学生（实际上根本不是）。红十字会当然答应帮这个忙，于是我们就这样突破了阿拉伯军团的防线。
平时坐巴士仅需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这次却耗费了5个钟头，但是谁会计较呢？特拉维夫一直没受到战火波及，在经历了数月的困顿和危险后，我们都要去享受一下海滨大都市的高质量生活。抵近位于特拉维夫市中心的住处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地方有些异样，实际上还挺危险，通向海边的道路尽头传来的是熟悉的枪声和迫击炮声。
1948年6月22日，星期三，我在那天的日记本上记录了乘坐红十字会车辆驶出耶路撒冷，听到特拉维夫枪声大作和对“阿尔塔莱纳”号事件的思考：
此刻我正坐在开往特拉维夫的汽车上，那里有电、浴缸、莲蓬头、厕所、雪茄、热闹的街市、冰激凌，前提是阿拉伯军团能放行。我们全都接受了检查，而我是个无辜的英国学生。现在是上午九点半，我们出发了。再见，耶路撒冷。我会回来的。路过罗梅马的路障时，卫兵冲我们喊“祝你们好运”（是啊，我们太需要运气了）。车沿着道路行驶，这是我们的兄弟洒下鲜血的地方。道路两旁是烧毁的卡车和装甲车残骸……我的右边是拿比·撒母耳（Nebi Samuel）高地，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在那里遭到敌人的轰炸。车辆渐渐接近“山谷之门”（Bab el Wad），只见一辆辆运送食物的卡车卷着尘土行驶在“滇缅公路”（Burma Road，那是在崎岖的岩石地带凿出来的一条临时通道）上，正朝着耶路撒冷驶去。这种感觉真好。
车停下，一名武装警察上车通知我们，前面就是阿拉伯人的防线。同行的人中有个家伙带了把左轮手枪和子弹。他把枪藏在睡袋里，每个人都拿了些子弹分别藏在火柴盒里。
我们继续上路，前面弹痕累累的拉特伦（Latrun）警察局旁边就是联合国营地和阿拉伯军团的守卫。我开始暗自祈祷。两名军团士兵和一名联合国观察员一起上车，我感觉口袋里的子弹快要派上用场了。他们看上去像猪一样壮实，不过搜查并不怎么严格。貌似对检查结果还算满意，我们被允许继续上路。我们穿过阿拉伯人的防线，现在开到了通往胡尔达（Hulda）的路上。我们成功了！
我们已经在路上走了5个小时（这段路平时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已经可以望到特拉维夫。我感觉到莫名的兴奋。洗个澡，换个衣服，干净的房间、大街上的人群，经过这么长时间后，这么丰富的生活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一切就像做梦一般。路边的报亭里堆满了巧克力和雪茄。每个人都在看着我们，脸上带着愉悦的笑容。在耶路撒冷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的确努力帮助过我们。
亚伯·哈曼把我们带到一家豪华旅店。我打开每一盏灯，拉了每一根冲水绳，打开每一个水龙头，向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声声地说着“你好”。能看见这么多人真好啊！大家纷纷排队洗澡。我冲刷掉身上的尘土，打算发一封电报给家里人，告诉他们我还活蹦乱跳地活着呢。
窗外，港口的方向腾起了一根巨大的烟柱。那好像是大家都在纷纷议论的那艘船。
亚伯·哈曼把我们带到一家高级饭店，点了上等的食物。我想自己可能需要稍微长胖点，于是满满地吃了几大口，回到旅店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我猜想，可能是胃部一下子承受不了。其他人也和我一样难受，医生只能让我们吃东西悠着点。
窗外，那艘船的方向一直枪声不断，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一尘不染的床单上沉沉地睡着了。
1948年6月22日，中弹的“阿尔塔莱纳”号正在冒烟
图片来源：汉斯·宾（Hans Pinn）、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9个月后，梅纳赫姆·贝京在一次公开大会上谈起“阿尔塔莱纳”号。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他，只见他眼里噙着泪水。会议地点在太巴列（Tiberias），我和几个从英国来的“阿齐瓦”组织代表一起搭车赶到那里。我们一行大约40人，开始住在一个名叫雅夫内（Yavne）的退伍军人基布兹，渐渐适应了下地干活的艰苦环境。几个月后我们搬到加利利（Galilee）一个名叫塞耶拉（Sejera）（现在改名为伊利亚尼亚，Ilaniya）的大本营，装配建设基布兹基础设施的设备。接下来便是我人生中最辛苦的一段经历——做清除岩石和碎石等繁重的杂活，所以我才那么渴望去太巴列听贝京演讲：我实在是太想休息一会儿了。
1949年2月，拉维（Lavi）基布兹成立当天，肩扛工具的拓荒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