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定居点位于太巴列以西10公里，这里极度缺水，面积广大。我们给基布兹起的名字“拉维”——意思是“母狮子”——源于一个古老的客栈。我们的车队（其实就是一辆卡车、一台拖拉机和一辆拖车）艰难地攀上这片布满岩石的山坡，路途的艰难也预示了之后的辛苦劳作。凌厉的风中夹杂着隐约的雷声，青灰色的云层在头上翻滚，我们就这样在加利利的郊外扎起帐篷。
中午时分，帐篷终于搭好了，简易厨房里煤油炉上的汤碗散发出一阵阵撩人的香味，馋得人真想马上扔下工具大吃一顿。但是我不能去，因为手头有一件要紧的活儿还没干完：挖个泥坑——公用厕所。
这是件可怕的活儿。我费劲地翻动湿乎乎的泥土，搬走大块石头，坑挖得越深，积水越多，直到挖出一个泥泞的大坑。我一度累得滑倒在泥坑里，心里一阵作呕，感觉生命似乎正在往下沉。我不禁自问：我到底在这片烂泥地里忙活什么？还好有人来替班，一盘热气腾腾的食物下肚后，我的情绪又高涨起来。
下午，来了几个中层干部，他们在一阵讲话、拍照之后便离开了。此时，太阳钻出云层，我们终于能好好看看周围的乡野风光。太壮观了。左右风景截然不同，我们的右边是肥沃的亚夫涅尔峡谷（Yavniel Valley）延伸出来的狭长地带，上面纵横交错地排列着果园和田地。在我们的左边，一直往北，矗立着一座险峰，两侧的峭壁像号角一样——因此得名“哈丁角”（the Horns of Hittin）——萨拉丁曾经在那里重挫十字军。远处隐约可见的是绵延起伏的下加利利，犹太教卡巴拉传说中的古城萨法德（Safed）就坐落在它的最高处。往东走一点点，跃入眼帘的是加利利海，水浪轻轻拍打着太巴列的古城墙，冲刷着对岸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的紫色山麓。
虽然风景很诱人，但我根本没时间驻足细赏。还有很多大石头等着我去搬。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一千五百年来从没出现过犁的影子，大自然唯一的馈赠就是石头——这里的石头简直比泥土还多。石头缝里，上上下下嗡嗡嗡地飞着苍蝇、蚊子，爬着蝎子，偶尔还会蹿出蛇来。
当务之急是搬石头，得把石头一块块捡起来放进篮子，装上拖车拉走，再运到远处倒掉。我们就这样从早到晚地干着采石头的活儿，双手磨出泡，脊背疼得直不起来。即便我喊号子，想尽办法节省力气，但这终究是桩没完没了的苦差事。这样的活儿要持续干好几个月，基布兹的每一名成员，不管是谁，都要轮流下地采石头。
拉维基布兹最初就是这么荒凉原始——没有电，没有卫生设备，甚至连一片结实的屋顶都找不着；只有些军队剩余的帐篷和最简单的食物：早餐是粗麦粥、蔬菜、一块抹着人造黄油的面包和茶；午饭是汤、蔬菜、半个鸡蛋加一碗饭；晚餐的汤会多一些，外加白奶酪、橄榄和抹着稀释过的果酱的面包。等到每周一次的安息日大餐时，每个人能吃到三片意大利蒜味腊肠。落脚几个月之后，大家的安息日的餐盘里终于添了一块鸡肉。
我每周都给住在曼彻斯特的家人写信，信里字斟句酌地把拉维基布兹的建设进展吹得天花乱坠。那些日子里，如果有人碰巧走进那间被用作食堂的木质工棚，就会看见这样一幅景象：在劣质木板做成的桌子前，一群人正围着几盏煤油灯坐在长凳上，他们头戴软毡帽，身穿挂满泥浆的工作服，脚上蹬着厚重的靴子。这景象像极了凡·高的名作《吃土豆的人》。大多数人都在埋头吃着白铁皮盘子里的东西，胳膊架在桌子上，无声地喝着勺子里的汤，谁都累得不想说话。
尽管如此，这张桌子上还是不乏深切的兄弟之情和难以名状的快乐时光。人们以一种近乎神秘的方式相互关爱着，彼此亲密得就像一家人。我们都是抱着自我牺牲的信念、带着英雄主义色彩的志愿者，这其中部分是出于贫穷，还有一部分则源于相互支持的集体主义意识。但最重要的是，大家共同意识到，我们正在从事一项极为浪漫而虔诚的冒险。
当然，在一个如此狭小、联系紧密又与外界隔绝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别人的视线之下，几乎藏不住什么秘密，因此难免会产生一些小小的争执。一天，关于梅纳赫姆·贝京的话题引发了一场争论。起因是有人不经意地提到，当天晚上贝京要在太巴列发表演说，他想去听听。
“你不能去，”另一个人大声说，“他是恐怖分子。”
“他绝不是这种人，”说话的人有点不快，“他是个英雄。”
这就是贝京：只要提到他的名字就会引发激烈的情绪对抗。追随者毫无理性地崇拜他，批评者毫无理性地诋毁他。他在一些人眼里是伟大的演说家，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个危险的政治煽动者。
这场争论出现在以色列第一次全国选举之后，当时贝京解散了伊尔贡，成为他新成立的赫鲁特党（Herut，即自由党）领导人。
眼看双方都急了眼，一个名叫乌尔夫（Wolfe）的人站出来解围。“谁想去听贝京演说，那就去，”他仲裁说，“咱们大家正好都休息休息。”
乌尔夫有点像村务顾问，他个子不高，看上去很瘦弱，但厚厚的镜片背后那张历尽沧桑的脸透出一股坚定的力量。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信任他。
集会地点是一家摇摇欲坠的电影院，听众主要是塞法迪犹太人，以及和我们一样来自周边新成立的基布兹和莫夏夫[17]的疲惫的拓荒者。贝京讲话时，有些人听得睡着了，直到突然下起雨来，雨点啪啪地打在铁皮屋顶上，几乎淹没了演讲者的声音，人们才重新打起精神。在噼里啪啦的大雨声中，贝京镇定自若地举起双手大声背诵雨季祷告。此时，塞法迪犹太人都站了起来，兴奋得又是跺脚，又是喝彩。
此情此景不禁促使我更加仔细地观察眼前这个人，越发地留意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他是个天才演说家，他的讲话时而感人，时而诙谐，时而鼓舞人心，时而亲密无间，能够让听众极其清楚明白地理解他的观点。他看上去三十五六岁，中等身材，很清瘦，身穿一件灰色的宽松外套，看上去仿佛散发着一股樟脑味儿。他有一双明亮而智慧的眼睛——命运迟早会让我记住它们——戴一副金属丝架眼镜。他的额头很高，一头直直的黑发向后梳着，苍白的圆脸上留着厚厚的小胡子。他一点也不像敌人描述的那么可怕。
他在演讲的第一部分中声明，和其他犹太地下武装相比，伊尔贡一直以来都是逼迫英国人撤离以色列的最重要力量，是伊尔贡帮助本-古里安宣布了独立。
“本-古里安有宣布独立的特权，”他说，“但这个国家并不是他建立起来的。是犹太民族建立了国家。如果没有伊尔贡冲在前面，我们就仍然生活在英国人的管制下。”
这个话题正是哈加纳领导人和伊尔贡领导人之间争议的源头之一，双方都争着把驱逐英国人的功劳划归在自己名下。实际上，这场争论一直延续至今。而在当时，所有党派都在这场争论中投入了巨大精力，纷纷招募历史学家、教育家、新闻记者，以及回忆录作家甚至是神话作者来助阵。因为1949年首次选举的政治价码实在是太高了，谁驱逐了英国人，谁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掌握了领导这个国家的民族权利。
梅纳赫姆·贝京谋求占据一个更高的道德制高点，他试图提醒人们，正是在他的干预下，这个国家才免受内战之苦。他以先知一般的热情讲述了他如何两次将暴怒的自己人从内战边缘拉回来。
“我们几乎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他说，“不只是‘阿尔塔莱纳’号事件，在此之前的1948年，伊尔贡就曾经不顾本-古里安的命令阻挠，开始起来反抗英国人。”
他压低声音仿佛是在窃窃私语，让听众详细了解1944年的事件的黑洞——陷入困境的伊尔贡到底进行着怎样的地下斗争：“这一年，我们经受了无法言说的折磨，”他的语气里满是绝望。“我们的兄弟姐妹，成千上万地在欧洲遭到屠杀。本-古里安坚持认为，我们要先加入同盟国打败纳粹，之后再把英国人赶出我们的土地。但我和我的战友们不这么想。本-古里安对我们的反抗行动充满敌视，他甚至想发动哈加纳来镇压我们的反抗行动，包围我们的战士，把他们抓起来送到英国人手里。这简直是疯了。这是要把犹太人一分为二。我闻到了内战的腥臭味。”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深情开讲时，他的嗓音微微地颤抖起来：
“于是，我告诉自己的人一定要悄悄行事。让人抑制复仇的本能，这实在是太难了，但我必须这么做。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们是犹太人！”
会场上响起热烈掌声，震得剧院房梁都摇晃起来，但贝京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他用手背擦了擦眼角，苍白的脸上写满痛苦的回忆：“是的，太难了。但我们的战士完全理解我的命令，他们压抑住复仇的本能，默默地做出让步，很多人被送进了厄立特里亚的英国拘留营。他们给这次围捕起了个名字，叫‘狩猎’。他们说，这是‘狩猎季节’，而我们就是猎物。”
贝京取下眼镜用手绢擦了擦，试图平复情绪：“你们很多人可能还记得那个‘狩猎季节’。我们的伊尔贡战士从各自岗位上被撤下来。在被移交英国警察之前，他们遭受了可怕的待遇。犹太告密者提交了我们的名单，名单上有军官，有士兵。天天都有围捕行动。我们的武器仓库和安全的藏身之处全被暴露了。”
他突然停下来，轻轻咳嗽几声，清清嗓子，换一种轻柔的语气接着说：“我们的地下战士从不退缩、毫不畏惧，他们的战斗精神让人感动，每当回想起他们，我心里就充满爱怜。他们被人送进拘留营，扔进黑牢，他们受饿、挨打，遭到恶意的中伤诽谤。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他把嗓音提到最高，眼神因为痛苦而变得令人生畏，“——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背叛庄严的誓言，没有一个人采取报复行动！不要还击，这是从犹太人的历史深处传来的声音，所有人都遵从了。”
他一边大声说一边拿手指一指，脸色和眼神一样坚毅，听众再次热烈鼓掌。接着，贝京突然严厉起来，像个行进中的士兵一样提起双肩道：“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听着，仔细听好。我活着就坚信一条铁律：犹太人永远不能对犹太人动手，绝不能。犹太人永远不能流犹太人的血，绝不能。两千年前，我们的第二圣殿经历了一场噩梦，耶路撒冷惨遭破坏。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竟然麻木到相互仇视，这种仇恨酿成内战，使我们遭到彻底毁灭：这是几代人的血泪啊。因此，我早就立下誓言，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挑衅，我永远不会参与内战，绝不会！”
他站得笔直，脸上毫无畏惧，双手握拳，语气里充满诚恳：“难道历史没有告诉我们，内战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吗？难道我们不明白，一个经历过内战的国家要历经数代之后才能愈合伤痕吗？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们，谁鼓吹内战，谁就该受到诅咒。我们要砍掉他的双手，阻止他向犹太同胞举起屠刀。以色列永远不会发生内战——绝不会！”
人们激动地跳起来，我也身在其中。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既无法形容，也不知它是什么。直到数年以后，我才想明白。那天晚上，就在太巴列那间摇摇欲坠的剧院里，我听到了一位领导人的演讲，他非但对犹太历史了如指掌，而且还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梅纳赫姆·贝京追忆了犹太人数千年的历史，展望了今后数千年的未来。犹太人过往的经历赋予贝京最坚定的信念和本能，给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并让这位未来的总理得以向世界上的国王和王子们、统治者们宣布“除了上帝，犹太人绝不向任何人低头。”就在太巴列的那个夜晚，我感觉某种东西激起了我内心的共鸣。
在人们的喝彩平息下去后，他换了种轻松的姿态，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从容地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知道，我必须老老实实地告诉你们，地下工作毕竟还有让人愉快的另一面。地下工作迫使我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是件好事情，隐居能让人保持头脑清醒，进行深度思考。生活在地下的我们甚至能创造出奇迹，把漆黑一片的地窖变成高高的瞭望哨。”
眼看听众们困惑地盯着自己，贝京微微一笑，眯起深陷的双眼，这个波兰犹太人的脸上摆出一副精明的神态。
“是的，从地窖的瞭望哨望出去，我们看得很远，”他用苦乐参半的口气逗趣地说，“能见度非常好。我们能从地窖的瞭望哨看见天亮，但首先我们得熬过夜晚。那么，晚上能看见什么呢？”
他神色阴沉下来，用拳头砸着讲台一字一顿地说：“在夜晚我们看见，无穷无尽的犹太人在欧洲死去。我们看见犹太贫民区的熊熊大火。我们看见敌人在密谋反对我们——哈加纳和伊尔贡的战士们。顺着时间的长廊，我们听见两千年前的毁灭性内战发出可怕的回声，那是耶路撒冷陷落的声音。目睹这一切，一种深层的犹太人的本能在我们心里油然而生——它和我们的民族一样古老。它在召唤我们——不，是命令我们：不能以牙还牙！你可以被掳走，可以蹲监狱，可以受折磨，但不可以对这些施暴者动手，他们是我们的犹太同胞。”
他深吸一口气，喝了一小口水，眼里噙着泪花将话题转到了“阿尔塔莱纳”号上。
“历史告诉我们，”他拖长声音说，“大多数解放战争之后，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有血腥的内战接踵而来。政权倒塌犹如一场地震，而地震之后，地下往往孕育着连串的余震。
“我们伊尔贡确实制造了余震，至少批评者的心里是这么认为的。这些余震之多甚至使英国人预测，只要他们一走，这里就会爆发一场犹太人之间的内战。出于我先前提到的理由，内战没有发生。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从来不会向伊尔贡战士灌输对政敌的仇恨思想。相反，我们要他们相信，终有一天战士们会组成一支独一无二的犹太军队，大家会为守护这个犹太国家而肩并肩地共同战斗。”
他又停顿了一下，拿起手绢轻轻拍了拍前额，喝口水继续道：“记住，建立犹太国家是伊尔贡的唯一目标。我们之所以脱离哈加纳起来反抗英国人，是因为镇压和克制让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的反抗是为了我们的人民而战，而非统治他们。但本-古里安从不相信这一点。多年来，他和他的同党一直在诽谤我们。他们固执地认为我们的斗争一文不值，只不过是想夺权而已。本-古里安在犹太世界到处诋毁我们，说我们正在谋划一场暴动。所以，他下令向‘阿尔塔莱纳’号开炮。他向全世界散布谣言，说我正准备发动一场政变，实际上，我们是为了运送应对战争急需的武器和志愿者。”
为说明这一切，他详细地列举了“阿尔塔莱纳”号上的货物：5500支步枪、300挺布朗式轻机枪、50挺施潘道机枪、400万发子弹、1万枚空投炸弹、50架反坦克机枪、1004辆装甲车，除此之外还有900名志愿者。
他一边列举清单，一边前后摇晃着身体。
那天晚上，他没有在演讲中提及自己在“阿尔塔莱纳”号中弹着火后的经历。直到后来，才有目击者向我讲述当时的情况。他们说，贝京一直用船上的高音喇叭向特拉维夫海滩上的人群喊话，人群中有的在围观这艘摇摇欲坠的船，有的则在朝它开枪。
“特拉维夫的人们，”贝京大喊，“伊尔贡给你们带来了打击敌人的武器，但是政府不让我们交给你们。”然后，他又对着海滩上朝他开枪的士兵喊话：“看在上帝的分上，帮我们把武器卸下船，这是我们保卫国家需要用的。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分歧，那就坐下来说清楚吧。”
伊扎克·拉宾听到了这番喊话，他是帕尔马赫（Palmach，哈加纳的一个分支力量）的副司令。当时，拉宾借着联合国休战协定请了几天假，碰巧在帕尔马赫在特拉维夫的总部办事。他看见“阿尔塔莱纳”号搁浅在距离陆地约700码的地方，船身陷在礁石之间没法动弹。
“我当时确实相信本-古里安说的话，认为贝京正在谋划一场政变，”数年后拉宾对我说，“所以上面下令让我指挥帕尔马赫开火时，我照做了。附近有个炮台，有一架非常老式的加农炮，它没有瞄准器，几乎不可能直接命中目标。但是很显然，上面不是让我们开炮吓退船上的人，而是要击中要害。我们确实击中了要害。”
目击者称，当时船甲板上燃起熊熊大火，刺鼻的浓烟把梅纳赫姆·贝京熏得黑黢黢的。他就像神话寓言里的人物一样矗立在那里，挥舞着双臂发疯一样地向自己的部下大喊：“不要还击！不要开火！不要打内战！”
随着火势蔓延，船舱里的军需品随时可能发生爆炸，“阿尔塔莱纳”号只得升起白旗，船长下令弃船逃跑。尽管贝京坚持要最后一个离开，但战友们不由分说把他抛下船。众人的描述是，他被人从水里救起，抬到岸上，情景非常凄惨。
当天晚上，满脸焦虑、一身疲惫的贝京通过伊尔贡的秘密发报机，含着眼泪宣布了“阿尔塔莱纳”号的遭遇，船上的武器葬身海底，那么多战友失去了生命。他把攻击“阿尔塔莱纳”号的行为称作“一场犯罪，一种愚蠢而彻底无知的行为”。贝京指控有人要蓄意谋害他的性命，并且早有狙击手把枪口直接对准了他。“但是，你无法通过杀害一个信仰的忠实信徒来消灭这种信仰本身。”他大声说。讲话结束时，他提出了ahavat Yisrael——犹太人之间相互关爱的号召。“以色列人民万岁，”他用嘶哑的嗓音宣布，“犹太人的故乡万岁。以色列的士兵万岁，以色列的英雄万岁万万岁。”
在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后，我们坐在太巴列这座破败的剧院里听贝京痛陈：“战友的尸体还没有埋葬，可本-古里安说，朝‘阿尔塔莱纳’号开火的大炮是神圣的武器，值得在圣殿里拥有一席之地。哦，太可耻了！难怪道德高尚、光明磊落的人会指责他夸夸其谈，亵渎神明，提醒他只要犹太人手上沾着同胞的鲜血，圣殿就永远立不起来。”
他接着说：“直到今天还有敌人在嘲笑我，他们笑我那天晚上竟然在广播讲话中落泪。让他们嘲笑去吧！我一点都不觉得可耻。有些时候，我们不必为流泪感到羞耻。相反，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眼泪并不一定来自双眼；有的时候，它们像血一样，是从心里涌出来的。
“所有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命运并没有过多地眷顾我。从小我就知道什么是饥饿，深谙痛苦的滋味。死亡的阴影经常笼罩着我。但我从来不会为这些事情哭泣。那天晚上我确实掉眼泪了，但那是为‘阿尔塔莱纳’号在哭泣。为什么？因为在一些决定命运的时刻，你必须在鲜血和眼泪之间选择其一。在抗英斗争中，我们必须以鲜血取代眼泪。但是在决定‘阿尔塔莱纳’号命运的时刻——当犹太人抗争犹太人的时候——就必须用眼泪替代鲜血。与其让这么多犹太人在坟墓边哭泣，不如让一个犹太人发自心底地流泪。”
他抬起头，挺起胸，演讲进入了尾声：
“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们，上帝绝不允许任何人用武力推翻民选的以色列政府所做的决定。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分歧，不管我们对互不相同的信仰持有多么坚定的态度，不管我们之间的争论有多么刺耳喧嚣——依照我们的议会民主制度，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只能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表达意见。在专制的风暴中，我们需要这样的民主来克服障碍，通过考验；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将越来越强大。”
这番话引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18]
梅纳赫姆·贝京在1949年的选举中落败，之后他遭遇过诸多失败，而这只是第一次。戴维·本-古里安明确地将贝京排除在自己领导的联合政府之外。他坚信贝京的赫鲁特党，以及以色列共产党（Maki，马基派）都是对民主的一种威胁：赫鲁特党只想建立右翼政府，马基派想要的是左翼独裁。
“他从来不明白，”贝京说，“泽埃夫·亚博廷斯基思想的核心恰恰是建立一种自由的议会民主制。”
直到1967年，本-古里安的继任者列维·艾希科尔才结束了这种排斥，列维·艾希科尔邀请梅纳赫姆·贝京在“六日战争”前夜加入了民族团结政府。
不过，那是16年以后的事情了。在1949年这个凄风苦雨的冬天，我们这些疲惫不堪的拓荒者还要继续在拉维基布兹的凛冽寒风中清理石块，严寒冻得人脊背发麻，大雨下个不停，到处泥泞不堪。然而春天终究还是来了，那是大自然送来的慰藉。温暖的阳光下，山坡上的野草绿油油地闪着金光，山谷中野花遍地。向日葵一丛丛地抬着头，仿佛正钦佩地望着拔地而起的新村庄。清走了岩石和石块的田地里，农作物发芽了，灰色的大地变成一片碧绿。白天变得越来越长，人们在田间小道上散步，不时查看着即将成熟的稻米，期待迎来第一个丰收。
一天傍晚，乌尔夫在食堂拍拍我的肩，建议一起出去走走，看看庄稼的长势。实际上，他是要和我做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他说基布兹收到一封伦敦来信，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阿齐瓦的孩子们”想让我回英国，担任其秘书长。我的任务是监督各青年组织的工作，协调夏令营、冬季研讨会等培训教育项目，并负责编辑杂志。
乌尔夫认为我应该接受这个任务，因为我本来就是拿了“阿齐瓦”的奖学金到以色列参加青年领导者培训项目的，所以理应为“阿齐瓦”服务三至四年。另外他提到，拉维基布兹还需要新成员加入，我也正好可以帮忙招募新人。
我耸耸肩同意了乌尔夫的意见，并表示愿意服从基布兹的安排。实际上，我心里正同时感到巨大的遗憾和强烈的庆幸——遗憾的是，我已经被拉维基布兹强烈地吸引，有点不舍；庆幸的是，清理岩石的工作已经快把我累垮，这回可以解脱了。1949年夏天，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告别拉维基布兹，回到英国，投入“阿齐瓦”的事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