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英国，我仿佛换了个人。我感觉自己有了一种新身份——一个货真价实的以色列人。我在伦敦北郊加入“阿齐瓦”组织，天天穿着拉维基布兹的工作服——开领衬衫、卡其色棉布裤子，外加一件防风夹克——依旧生活在基布兹的幻想中。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人能听得懂，我就要磕磕绊绊地说几句希伯来语。我再次和家人团聚，但在“阿齐瓦”工作几年后，我更加坚定了返回拉维基布兹的想法。
我最喜欢的工作是安排各种培训项目。1952年10月的一个下午，我到牛津安排冬季研讨会的地点事宜。那天时间宽裕，我一路闲逛走进一间牛津著名的二手书店，在微微散发着霉味的空气中，瞥见一张广告，上面写着当晚牛津辩论社要举行一场辩论：
议题：我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帝国主义。
正方：阿里·埃尔-侯赛尼（Ali el-Husseini）博士，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卜杜勒—哈利克·哈苏纳（Abdul-Khalek Hassouna）的顾问。
反方：格申·利维（Gershon Levy）博士，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的顾问。
格申·利维曾经在学院讲过课，我认识他。于是我怀着极大的期待准备去听一听这场辩论。
牛津辩论社被誉为世界最知名的辩论社团，因为其极具争议的辩题而名声在外。它是英国社会各种思想交锋的主战场。1933年希特勒掌权，牛津辩论社举行了一场著名辩论，当时的辩论主题堪称最离谱的议题之一：我们无论如何不会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结果大部分人赞同这个议题，由此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强烈抗议。温斯顿·丘吉尔指责这是个“最不知羞耻的议题”，专栏作家们暗示其使希特勒产生了英国人不会参加战争，即便入侵波兰，也不用害怕英国宣战的错觉，以至于最终在六年之后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准时到达辩论会场，在旁观席找了个座位。辩论大厅里挤满学生，许多人都是一身牛津辩论社的特色着装打扮——古怪的帽子、花哨的背心、闪亮的领带，留着各式各样的小胡子。
牛津辩论社是未来政治家的圣殿，它所在的建筑看上去不像为学生辩论团体所有，更像一座大教堂。古老的橡木长凳像极了教堂长椅，都铎风格的窗户直通橡木雕刻的拱顶，房顶上垂下铁质的枝形吊灯。四周墙上挂着历任牛津辩论社主席的肖像，其间点缀着几座前任英国首相的大理石半身像，他们都曾经主持过牛津辩论会。
在我找到座位坐下时，作为主辩论的热身，一场唇枪舌剑已经开始了。这一天的热身辩题是：我们认为，不打孔的邮票对社会构成威胁。这完全是一场华丽的表演，展示闪亮的智慧、机智的妙语和各种爆笑的奇闻轶事。当最后一名辩手做总结发言时，整个会场沸腾了：“那么，我尊敬的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把欧洲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他们说，这么做是为了全世界的民主考虑。实际上，他们不过是造就了大量毫无价值的、没有打孔的邮票，它们给像我这样的集邮爱好者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话音刚落，全场一阵哄笑。此时，身穿传统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的辩论会主席走上讲台，他让计数员数一数到底有多少人举手表示支持，听众们开心地欢呼起来。欢笑声平息后，和下议院的规矩一样，格申·列维和阿里·埃尔-侯赛尼坐到演讲席旁边的位置上，准备发表演讲。
凡是1948年以前在巴勒斯坦待过的人，都相当熟悉“埃尔-侯赛尼”这个姓氏。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几个家族之一。该家族里最出名——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人是哈吉·阿明·侯赛尼（Haj Amin el-Husseini），他曾经当过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19]，是巴勒斯坦民族运动领袖，早期的恐怖主义实践者，希特勒的同党。
他族里这个名叫阿里的年轻人嗓门洪亮，长相英俊，口才流利而自信，一听就是出身于整天搞政治的巴勒斯坦大家庭。他用夸张的言辞刺激听众，不时插进一些和听众套近乎的题外话。演讲结束时，他发动听众为他热烈鼓掌。
下一个轮到格申·列维。他的说话风格和外貌相得益彰：高冷、阴郁、博学，而且发人深省。他的话语里没有阴谋诡计，而是准确地摆出各种事实，充满智慧的力量。当他在言语中点缀上一些讽刺挖苦的成分时，他的话就像一把锋利的外科手术刀。因此当他讲完坐下时，人们也为他使劲鼓掌。
接下来是一场简短的会场辩论，学生们发表简明的观点，表达支持或反对意见。然后，两名辩论者再次受邀发表各自的结束语。现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争论在逐步升级，两人都为自己的论点辩护，为击败对手巧言如簧。最终，双方的“炮火”集中到一个名叫代尔亚辛（Deir Yassin）的地方。
代尔亚辛——现在称哈尔诺夫（Har Nof）——是耶路撒冷西郊的一个阿拉伯小村庄，坐落在贝特克雷姆（Beit Hakerem）的山谷对侧，1948年耶路撒冷被围时，我曾经在贝特克雷姆住过。那年初春，代尔亚辛村的枪手开始向贝特克雷姆山谷放枪。4月9日凌晨5时，代尔亚辛方向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巨大的威力震撼了整个山谷，直接把我从床上掀到地上。两小时后，又传来一声爆炸，震得房子直摇晃。我当时听说，那是伊尔贡战士和莱希组织——一个更小、更激进的地下组织——成员正在合力攻打代尔亚辛村。
“代尔亚辛村的遭遇，”阿里·埃尔-侯赛尼在牛津辩论会上用极尽讽刺的语气煽动说，“象征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大屠杀和帝国主义罪行，它针对我的人民，它是如此臭名昭著、令人恐怖。代尔亚辛这场蓄意的残忍大屠杀夺去254条生命，其中还包括孩子。梅纳赫姆·贝京应该为此受到起诉。是他指挥手下的暴徒潜入这个安静祥和的小村庄，他们残害妇女，把许许多多残缺的尸体扔到井里，还放火焚毁村民的遗体。在贝京的命令下，屠杀幸存者被装上卡车运到耶路撒冷游街，他们被人投掷石头，遭人唾骂，最后在附近的采石场被枪杀。”
接着，他的发言达到高潮，他强忍泪水哽咽着道：“代尔亚辛大屠杀及其后来在巴勒斯坦人心里引发的恐惧，标志着一场针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灭绝性屠杀已经开始。对于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来说，这个小村庄的名字象征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式背叛、残忍、侵略和扩张主义。”
话说到此，他回到座位上。格申·列维立刻站起来，他因为愤怒而咆哮起来，掌声戛然而止，他怒斥：“刚才各位听到的，是一场精心编排的阿拉伯神话创作，是宣传。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代尔亚辛发生了什么，而是迄今为止关于代尔亚辛人们都编造了些什么。”
然后，他像法庭上的律师一样简洁、生动、有力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代尔亚辛村坐落在山脊上，极具战略重要性。村民们事先早已受到警告，称那里极有可能遭受攻击，而且他们事先是有机会逃离的，所以谈不上什么突袭；那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蓄意的屠杀；那场战斗是逐门逐户进行的，因此造成重大平民伤亡；但是，死亡人数根本不到阿拉伯人所宣传的一半。
他转过头冷冷地看着阿里·埃尔-侯赛尼说：
“阁下，我给你提些忠告，牛津辩论会的听众都有强烈的感知能力，请不要在这里，在他们面前装得如此虚伪。你无法蒙蔽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犹太人和你们阿拉伯人不一样，我们不是好战民族。我们和阿拉伯民族不同的是”——他再次转向台下的听众——“犹太民族传说中的英雄从来不是武士，也不是征服者，而是预言家、作家。我们的文化中没有战争。我们的血液里也没有这两个字。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蓄意攻击平民的贝京政策，只有阿拉伯人才会一直以来固守这样的策略。我指的是在1920年、1921年、1929年、1936～1939年的骚乱中，犹太人遭到的屠杀和残害；在最近发生的战争中，又是阿拉伯国家想扼杀、残害新生的犹太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我只举几个例子——一辆载着77名医生和护士并且带有明显标志的救护车，竟然在开往耶路撒冷哈达萨（Hadassah）医院的途中遭到屠杀；35人组成的平民护送队在驶向古什埃齐翁（Etzion Bloc）的路上遭遇埋伏，继而是杀戮；佛艾辛（Kfar Etzion）基布兹也遭到屠杀，只留下四名幸存者……”
就在此时，大厅里突然响起一阵充满厌恶的叫喊声，随之一阵恶臭迅速弥漫整个会场，打断了他的讲话。一个满嘴脏话的人不知从哪儿，朝着主席座位的方向扔了一把臭气弹。臭气弹落在辩论主席脚边，刺鼻的臭味甚至飘到了旁观席上。我们都捂住鼻子，皱起了眉头。大家挥舞胳膊努力地想把臭味轰走。辩论会主席一边用手帕捂着鼻子，一边喊：“肃静！肃静！”但听众们仍在纷纷跑向会场外，他只得宣布终止辩论。
一群愤怒的学生在入口处相互叫骂着，抡起拳头。我在那里看见格申·列维和辩论社工作人员在一起，他坚持邀请我参加辩论后的招待会。
招待会就在离会场不远的地方，30多名嘉宾兴致正酣，谈笑风生地聊着英国著名人物。辩论会主席手持酒杯，提议大家干杯。
“只干杯，不讲话。”一个身形高大酷似近卫兵，留着恺撒式胡子的男人嘲讽地说着，周围的人开始窃笑。他听起来有点喝醉了。
辩论会主席对此报以客气一笑，说道：“首先，我敢肯定每个人都认为，我们的两位辩手出色地展示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
“说得对，说得对。”人们咕哝着表示赞同。
“第二，我们的辩论因为一场不可原谅、让人无法容忍的突发事件而被迫中止，我为此致以最深的歉意。无论是恶作剧还是蓄意制造麻烦，我一定要找到肇事者。这种行为反映的是一种时代精神，我们身在其中。”
有人插话道：“人们所说的时代精神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的精神，他们从时代这面镜子里照出了自己，这话不是歌德说的吗？哈哈！”
说话的人机智诙谐，看上去不到40岁，却像学究一样弓着身子，过早地谢了顶。我得知，他叫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是一名杰出的哲学家、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日后会被尊崇为英国最知名的学者、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得到不列颠君主授予的最高荣誉——功绩勋章（the Order of Merit）。
房间的另一头，有人在三角钢琴上奏起一首流行的曲子，人们围拢在一起唱着。伯林缓步走到格申·列维身边祝贺他的精彩发言，他推测扔臭气弹的是个恶作剧的学生，并非出于政治目的。
听列维介绍过我之后，伯林问起我的家世，然后主动而迅速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说，自己出身于里加一个虔诚的犹太家庭。他的外祖父是一名传统的卢巴维奇[20]哈西德派拉比，是18世纪卢巴维奇教派著名人物Tzemach Tzedek（首位卢巴维奇拉比的孙子）的直系后裔。在当地的犹太圈子里，没有比这更高贵的门第了。
“我说，老伙计，能插一嘴吗？”
说话的是那个留着恺撒式胡子的掷弹兵模样的男人，旁边陪着个瘦骨嶙峋，顶着蜘蛛网式头发的长脖子女士。
“当然，请。”格申·列维说。
“好吧，这件事情——无关个人，你们知道的，我想说的是……”他话音里带着酒气，继而降低嗓门悄悄说，“我和我妻子刚才在谈论，我们想知道……好吧，你刚才在辩论中说，以色列是个犹太国家。我们想知道的是，究竟什么是犹太人？我的意思是，你们到底是一种宗教，一个民族，还是什么别的？我想说的是，你们看起来什么都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都是，”列维眼里藏着一丝笑意，“这么说吧，我们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民族——一种民族信仰。”
这时，伯林神秘地补充道：“还有记忆！别忘了记忆。犹太人很看重记忆。我们的记忆比任何其他人的都更长。因此，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幸存下来的群体，我们有更强的延续和传承意识。”
“哦，亲爱的，”那位女士神情茫然地叹了口气，“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你们犹太人的排他性这么强。”
她的丈夫大笑起来，“说得好，埃塞尔。”接着，他又冲着我们说：“老兄们，你们必须承认——你们自称犹太人，是不是有点过分。你们有没有想过，我到处自称我是非犹太人的模样？这听起来会非常滑稽，你们不觉得吗？你是什么人？——我是非犹太人。对我来说，这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
以赛亚·伯林毫不掩饰地转过身背朝这对令人厌恶的夫妻，愤怒地对我们说：“作为一个观念史研究者，我可以告诉你们，历史上最顽固的偏见就是反犹太主义。它是全球事务中最强大的几股势力之一。不可思议的是，不知有多少反犹太主义者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是反犹主义者。”
格申·列维说，“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德国人占领巴黎时，没收了法国贵族们的大房子。其中一处房产属于菲利普·罗斯柴尔德（Philippe de Rothschild），霸占这座房子的是纳粹党卫军的哈勒将军。战争期间，罗斯柴尔德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英国，和自由法国部队（Free French Forces）在一起，战争结束他回国时，房子还到他手里。他的老管家菲利克斯在战争期间没离开这座房子。‘菲利克斯，’罗斯柴尔德问，‘我不在的时候，这里肯定特别冷清吧，你那时候都干些什么呢？’‘不，先生，’菲利克斯说，‘一点儿也不冷清。’‘很热闹？’菲利普·罗斯柴尔德追问。‘是的，’菲利克斯毕恭毕敬地回答，‘纳粹党卫军的将军天天晚上在这里招待客人。’‘天天如此？’罗斯柴尔德有点困惑，‘可是，谁来呢？’‘还是那些人，你离开之前经常招待的那些客人，先生，’菲利克斯说，‘没错，就是那些人。’”
以赛亚·伯林听完笑起来，他看了看表，表示自己得走了。我们送他到门口，他让门卫替他叫一辆出租车。等车的时候，他又夸赞起列维的辩论技巧。但同时，他低声地表达了一个鲜明的保留意见：“在代尔亚辛这件事上，你对梅纳赫姆·贝京太宽容了。想想你的老板，本-古里安不是还为此专门写了封道歉信给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吗？”
“没错，”列维反驳道，“但是从目前我所见到的证据来看，我们无法证明那是一场蓄意的屠杀，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一点。另外，”——他苦笑了一下——“今晚这场毫无拘束的辩论谈论的是犹太国家的生存权，我要用尽我所有的武器来赢得这场辩论。”
“你的确赢了，”以赛亚·伯林钻进出租车，“但无论如何，代尔亚辛都是梅纳赫姆·贝京身上的一个污点。”
几十年后的1977年，当我听到贝京说，他其实事先对代尔亚辛行动毫不知情，直到事后才知晓时，心里着实大吃一惊。他解释说，当时耶路撒冷被围，他只得四处藏身，和特拉维夫方面的通讯联络非常不畅。在那种情况下，他授予伊尔贡地方指挥官极大的自主行动权。然而，作为伊尔贡的最高首领，他从未推诿，为这次行动承担了全部责任。
1980年，我发现一起共事的，竟然就是当年代尔亚辛行动的指挥官。他叫耶胡达·拉皮多特（Yehuda Lapidot），说话温和，是希伯来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当时他受总理之命离开学校，领导联络事务科（Lishkat Hakesher）的工作。这是一个半公开性组织，其任务是在冷战期间联络“铁幕”另一边的犹太人。
一天一起喝咖啡时，我拿出在耶路撒冷被围时期写下的日记，翻到1948年4月9日——代尔亚辛行动当天那一页。他仔仔细细地翻看，破译着我那稚嫩的笔迹，其中写道：
凌晨5点，一声爆炸把我从床上震下来了，接着7点又传来一声巨响。爆炸声是从山谷那边的代尔亚辛村传来的。听人说，伊尔贡和莱希组织对那里发起了进攻。那个村子一直非常安静且友好，但是阿拉伯帮派溜进了村子。10点我们出发去侦查情况。沿着山谷往下爬，躲在岩石后面，只见犹太人正在部署人员位置，山上停着一辆撞坏的卡车。正请求哈加纳援助抢救伤员等等。下午2点，村子被占领。村政府的屋顶上飘起犹太旗帜。
日记中接着写道：
俘虏们举着双手在卡车上绕城游街，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鼓舞士气。有谣传说，他们会被枪毙……（后来）在走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辆运送俘虏的卡车，上面都是妇女和孩子。他们一个个目光呆滞。周围有好多看热闹的犹太人，这些人嘻嘻嘻哈哈的，我真为他们感到羞耻。听别人说，哈加纳要把这些人交给英国人去处理。
作者的日记，标记着他在1948年4月9日看到和听到的有关代尔亚辛事件的情形
拉皮多特静静地坐着，显然是在整理思绪，开启尘封的残酷记忆。他开口时带着一抹淡淡的忧伤：不，不存在什么蓄意的屠杀，他说。这场战斗和预想的不一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袭击，伤亡惨重。战斗开始没多久，指挥官本-泽恩·科恩（Ben-Zion Cohen）就倒下了，于是他接过任务。
他详详细细地告诉我说：“我命令手下要尽可能避免大规模流血。我们在一辆装甲车上安了个高音喇叭，这辆车行驶在最前面，目的是警告村民，给他们提供或逃跑，或投降的机会。我们本打算直接把车开到村子中央播放警报，可是车刚进村就掉进一条新挖的壕沟，灾难就从那时候开始了。你看见的山顶的撞坏的车，就是那辆装着高音喇叭的车。虽然车翻了，但我们还是打开喇叭警告他们：‘你们马上就要遭到一支精锐部队的攻击。代尔亚辛通往艾殷卡陵的道路现在是畅通的！赶快离开！不要犹豫了！我们的部队已经过来了！往艾殷卡陵跑！快走！’密集的子弹朝着卡车射过来，有人受伤了。当其他部队展开进攻时，他们遭到了最猛烈的抵抗。每座房子都是一个要塞。我们的人大量受伤。”
他几乎羞愧地继续道：
“我们原以为阿拉伯人会投降，可是没想到，他们听到警告后竟然火力全开，把能用的都用上了。一名阿拉伯哨兵发现情况异常，立刻喊了声：‘马哈茂德’，紧接着我们的坏运气接踵而至。因为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把‘马哈茂德（Mahmoud）’听成了自己人的暗号‘Achdut’，于是他回应了暗号的下半句‘Lohemet’。这一声喊招来了更加密集的火力攻击。我们被敌人压制得动弹不得。他们的装备比我们强。我们80个人左右，一共20杆步枪，三支布朗式轻机枪，还有三四十支斯特恩式轻机枪——大多数都不太好用——以及一些手榴弹。敌人挨家挨户地开火，我们在这方面却没经验，从来没打过这样的仗。”
拉皮多特说，村子里的房子需要一座一座地攻破。他们没有没别的办法，只能扔手榴弹，不停地开火。有些房子被轰倒了，那也许就是我在贝特克雷姆听到的爆炸声。因此，他们并没有按计划攻进村子的中央，而是苦战两个小时，最后才占领村政府升起旗帜。
“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没有，绝对没有：代尔亚辛没有发生过蓄意的屠杀。”耶胡达·拉皮多特发誓道。“那个周五的下午，你看到的那些迷迷糊糊、瑟瑟发抖的阿拉伯人也没有被枪杀。那是反伊尔贡势力散布的恶意谣言。一到阿拉伯人控制的村庄，俘虏们就被释放了。”
和耶胡达·拉皮多特共事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发钦佩他的宽容和正直。所以，我很乐意相信他描述的事件版本。但是有关代尔亚辛的谣言依然存在。就像谢赫拉莎德[21]讲述《天方夜谭》一样，阿拉伯人没完没了地编着可怕的故事，代尔亚辛的鬼魂就这样一代代地活了下来。
过渡期
人的一生中，七年是一段相当长的日子。对我而言，从牛津辩论会到1959年进入以色列外交部之间的七年，是充满活力、高度紧张、忙碌而充实的。那是杜鲁门和斯大林、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的时代，也是侯赛因国王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er）的时代。那些年里发生了全球核军备竞赛、1956年苏伊士战争，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出了个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至于我个人，我结识并恋上了埃丝特·凯琳古德的妹妹米米，1953年我俩在伦敦举行盛大的婚礼。大约一年后，我把她带到初具规模的拉维基布兹（那里我当初挖下的厕所，仍在使用中）生活，住进一个单间小屋。但我从她的感受中得知，我们的未来生活并不在那里。不到一年，我们搬家了——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加，我们靠微薄的收入挤进了耶路撒冷的一处出租公寓，整天围着尿布、幼儿园、食物配给、煤油炉打转。最终，我的运气终于来了，一份外交部的工作把我带上了总理们的轨道：列维·艾希科尔、果尔达·梅厄、西蒙·佩雷斯，还有梅纳赫姆·贝京。
[1] manna，古代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时获得的天赐食物。——译者注
[2] 摘自贝京支持者在当地散发的模板印刷传单。
[3] 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反抗》（The Revolt）（Jerusalem：Steimatzky’s，1951），43。
[4] 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反抗》（The Revolt）（Jerusalem：Steimatzky’s，1951），87。注：本书中除另有说明外，有关贝京进行地下斗争的章节大多数取材于作者与贝京的谈话回忆、贝京的回忆录《反抗》、鲍耶·贝尔（J. Bowyer Bell）的Terror Out of Zion （Dublin：Academy Press，1977），以及哈利·赫维茨（Harry Hurvitz）的Begin：His Life，Words，and Deeds （Jerusalem：Gefen，2004）。
[5] Scarlet Pimpernel，英国作家艾玛·奥希兹（Emma Orczy）笔下的冒险侠客。——译者注
[6] Talmud，犹太法典。——译者注
[7] 贝京，《反抗》，221。
[8] Bell，Terror Out of Zion，184。
[9] Hatikva，后来的以色列国歌。——译者注
[10] 出自《圣经·旧约》，上帝决意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这二城，并差派天使前往营救罗德一家。所多玛城的人见两个天使在罗德家，一拥而上，要把门砸破，让罗德交出两个天使。——译者注
[11] Kaddish，为死者祈祷时唱的赞美诗——译者注。
[12] Gehenom，过去位于耶路撒冷城墙外的一个谷地，异教徒献祭的地方，后用于焚烧垃圾和罪犯的尸体。——译者注
[13] Herut，希伯来语意为“自由”。——译者注
[14] hava nagilla，是一首传统的希伯来语犹太民俗音乐，它是犹太婚礼和犹太成人礼中经常演奏的一首乐曲。——译者注
[15] 梅纳赫姆·贝京遗产中心档案馆，耶路撒冷。
[16] 莎士比亚的著名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两大家族。——译者注
[17] moshavim，以色列的一种合作农庄，实行私人租地集体耕作制。——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