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外交部凭借的是运气。当时每个主要公共机构都是马帕伊党[2]的内部地盘。马帕伊党不仅仅是政治实体。它有且只有一个政府理念，即凭借其在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历史主导地位，牢牢掌握政治权力不受侵犯并流传下去。它构成了以色列的统治阶级，及其社会主义治理的实体和灵魂。马帕伊党人的家族之间彼此通婚，相互支持，相互提携，将外人挡在圈子之外。职位提升主要依靠对党的忠诚度，以及找对关系——说白了就是保护伞。马帕伊党人会出现在各个级别的行政部门、市政厅、地方委员会、大学评议会、军官团体、工业企业等的每一个重要岗位上。
甚至连外交部内也有马帕伊党的一个分支在运作；职位越高，就越容易成为党内活跃分子。这个马帕伊党分支不仅决定工作委员会每年的选举，而且还能拍板所有的外交任命。
在这个新生的国家里，梅纳赫姆·贝京被认为是一切反动事务的吹鼓手，谁一旦以积极的口吻说起他，就会被置于门外，或者被委派到世界另一端去从事毫无前途的工作。所以，要想在以色列外交部有所发展，你必须神通广大，掌握好几门语言，还得是个优秀的马帕伊党人——要不然就会像我一样有点怪。我非但不是马帕伊党人，而且还是左翼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精神中心工人党”（Hapoel Mizrachi）的支持者。
我进入外交部全靠安迪·亚费（Adi Yaffe）帮忙，他是外交部政治新闻司的负责人。我当时正在犹太事务局做杂志编辑，挣着一份微薄的工资。然而走运的是，我的一个朋友认识安迪·亚费，因此我时不时有机会在他的部门做兼职，写点向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示好的宣传材料补贴家用。
安迪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浑身散发着抑制不住的乐观主义精神。一天，他来电话说，他的老板、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在非洲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新计划。这件事让他所在的部门备感压力，他已经获得授权招募额外的工作人员。“你有兴趣吗？”他问。
“非常有兴趣。”我回答，想想未来的前景心里有点激动。
“那好，我把你推荐给外交部的任命委员会。”
“可我不是马帕伊党人。”我脱口而出。
安迪笑了。“没错，但你是个老基布兹啊，对果尔达·梅厄来说这就是个够格的社会主义者。”
我凭借基布兹的证明、流利的英语，以及对非洲事务的一点肤浅认识，通过任命委员会的考核，很快成为耶路撒冷外交部的一名试用人员。作为一个被围困的节俭小国的发言机构，以色列外交部自然是由军营一般单调的小屋子组成的了。
1959年上班第一天，我作为15个新人之一正襟危坐地聆听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讲话。她是以色列最著名的严苛廉洁的模范，她告诉我们，她正陷于和非洲的痛苦“恋爱”中。
她语气坚定，说着一口带密尔沃基（Milwaukee）口音的希伯来语，提出要往我们的头脑里反复灌输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我认为帮助这些经历了数十年殖民统治的刚刚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是出于感情，”她说，“是为了获得全世界的民族自决和国际公正，这是我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我新提出的非洲政策是我一直笃信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合理延伸。第二件事是，我们犹太人和非洲人民一样，都经历过长达几个世纪的屈辱。犹太人和非洲人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切实经历过种族歧视、压迫、奴役——它们并不仅仅是用来吸引听众的说法。它们也不是数百年前的遭遇，而是昨天和今天我们所受的痛苦和折磨。我给你们念一段文字，来说明我的观点。”
她打开一本书，翻到做有标记的那一页。“我手里这本小说名字叫《特拉维夫——新故土》（Altneuland，The Old New Land），你们应该知道，这本书写于1902年，作者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立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博士。这本书里……”她停顿一下，从黑色手提包的最下面找出一副镶着厚框的眼镜戴上，“赫茨尔博士在这本书里按照自己的想象，描述了未来的犹太国家。我给你们念念，他笔下的非洲是什么样的。记住，这些文字是于1902年写下的。‘……还有一个因民族灾难而产生的问题迄今没有解决，其深刻的悲剧性只有几个犹太人能理解。这就是非洲人问题。请回想一下可怕的奴隶贩卖事件；那些人，仅仅因为肤色是黑的就像牲口一样被偷、被关押起来、被抓捕捉被贩卖。他们的孩子在异国成长，他们因肤色不同而成为被贱视和敌视的对象。虽然我这样说会被人笑话，但我还是要说，如果我能亲眼看见犹太人、我的人民得到拯救，我还希望能帮助非洲人获得救赎。’”[3]
果尔达·梅厄的女统领的形象中透着一股热切与专注，当她坦率表露心迹的时候，她的嗓子变得沙哑起来：“实现西奥多·赫茨尔博士的愿望，这项使命落在我的肩上。每一年，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和我们一样，他们的自由是经过多年斗争得来的。和我们一样，他们必须为国家的地位而战斗。而且和我们一样，他们的主权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这个被划分成‘富人’和‘穷人’的世界上，以色列可以凭借其独特的建国经历向新生的非洲国家提供一臂之力。我们可以提供大量的专家意见。因此，我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合作部门——注意我说的：是国际合作，而不是国际援助——你们即将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们即将向非洲国家派遣众多，甚至上百、上千各领域的以色列专家——技术人员、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师、农学家以及灌溉方面的专家。他们只有一项任务——无私地向非洲人民分享他们的专业技术。”
她坐下来斜靠在椅子上，双手的手指梳理着弯曲的短发，然后点起一根烟，透过火柴的火焰看着我们说：“所以，你们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对我而言非洲是个感情问题。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举起一只手。“您不担心非洲人把我们当作新殖民者吗？”
“不，我不担心。不同于欧洲国家的是，以色列完全没有殖民剥削的污点。而且，和财大气粗的美国不一样，我们没有能力花钱购买影响力。我们只能提供自己的建国经验，没有别的，没有附加条件。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取得我们现在的成就。作为一个新生国家，我们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现在他们这些新生国家，也正打算从头做起。我们掌握着诀窍，有大量实践经验可以和他们分享。我们应该在农田、在车间和他们并肩劳动。我们想从非洲得到的只有友谊。”
“没有政治上的交换条件吗——完全没有吗？”有人冒失地问。
果尔达·梅厄吐一口烟，深深吸了口气，抿紧嘴唇，眼光掠过我们的头顶，盯着缓缓升向天花板的烟圈。然后，她小声地说：“最终，我们给予非洲的，都将是无条件的。”
“可是，为什么不在政治上索取些回报呢——比如，联合国的投票？”先前的提问者很执着。
外交部长双臂支在桌子上，向质疑者投去不满的一瞥，恼怒地说：“当然，我希望能有所回报，但是我绝不会在公开场合这么说。现在，独立的非洲国家正在崛起，我想越过这些充满敌意的阿拉伯近邻，在我们和非洲之间搭起一座友谊之桥。”
她掐灭香烟，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别在黑色西服翻领上的紫水晶胸针，显然是在思考接下来的话。然后她坚忍不拔地说道：“但是，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这首先，是原则问题，是思想意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信仰，以及我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信仰。”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信仰！
当时刚刚六十出头的果尔达·梅厄1898年出生于俄罗斯，在美国密尔沃基长大。她本来想当教师，但在1921年改变想法转而到疟疾横行的巴勒斯坦沼泽地带成为一名基布兹拓荒者。她的丈夫莫里斯·迈尔森（Morris Myerson）是个保守的人，依靠当广告画家挣钱。他热爱音乐和诗歌，无法与妻子的激进思想、各种怪念头，以及宏伟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狂热保持同步，最终在婚后第十年离她而去。
她像底波拉[4]一样大胆，有时像王尔德一样机智诙谐，在提到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时候她会像耶利米[5]一样满面春风。这些性格在她那天对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述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在她的描述中，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包罗万象、所向披靡，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倒性优势。她充满热情，决心将她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信念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思想竞争，她要帮以色列超越由阿拉伯国家强加的地区隔离，让其视野超越国界，延伸到更远的非洲。这将成为以色列在国际事务中的平衡因素，而我们就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投入工作，向“果尔达的非洲”宣传“果尔达的以色列”。
果尔达·梅厄大胆的非洲计划确实收获了傲人的成绩。一大波以色列援助项目越过阿拉伯国家设置的重重障碍，渐渐在非洲大陆上传播开来。外交部国际合作部的名声响誉全球。很快，各行各业的上百名以色列专家就散布到65个国家提供援助、分享技术，其中绝大多数是非洲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