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一桩好事从天而降，安迪·亚费被提拔为总理办公室主任，他安排我跟着过去，为总理写英语演讲稿、做记录，以及给一般公众写回信。写信来的人多数对发动战争或达成和平有各种冲动的想法。
当时的总理是列维·艾希科尔，以色列开国元勋、传奇人物戴维·本-古里安的继任者。本-古里安在1963年的一场风波后突然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在一场原则之争后离开工人党，一怒之下搬到一处位置偏远的荒漠基布兹生活。他在那里读书，经常毫不留情地训斥跟随自己多年的可靠助手艾希科尔，一有机会就抨击对方。1965年他出人意料地成立自己的新党——拉菲党（Rafi），即以色列劳工名单党（the Israel Workers’ List），追随并支持他的是两个年轻的土耳其人摩西·达扬（Moshe Dayan）和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俩人转而不遗余力地质疑列维·艾希科尔的能力，认为他的才智根本不足以与前任相提并论；没有本-古里安的国际声望；在军事上毫无建树；且在各种重要的内阁事务方面只是个彻头彻尾的新手。
最后这一点，在某些程度上确实如此。
1986年在伦敦的一次音乐晚会上，以色列最卓越的外交人物，前外交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向客人们讲述了列维·艾希科尔刚担任总理时的一则轶事。阿巴·埃班擅长讲幽默故事，装了一肚子诙谐八卦。他说，艾希科尔曾经特地叫他到总理办公室，想问他作为总理究竟要承担什么责任。
那天晚上阿巴·埃班心情特别好，他幽默风趣地模仿了当时的情景：艾希科尔把他叫进办公室，关上门，切断电话，然后让阿巴·埃班尽可能清楚明了地说一说，以色列总理要做些什么。艾希科尔说，自己以前当过农业部长、财政部长，做了很多具体工作，职责非常明确。可是现在，他已经在总理办公桌前坐了好几天，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艾希科尔还说，他很不习惯这个新岗位，因此前一天在一个公众场合，当有人宣布总理到时，自己竟然环顾四周，想看看是谁来了。
埃班描述了他是怎么回答艾希科尔的，首先，总理的岗位很像交响乐团的指挥。指挥不演奏任何乐器，但是他的情感、个性，以及他对音乐的理解，决定整个乐团会演奏出什么样的乐曲。
1986年作者和阿巴·埃班在伦敦
“至于您，艾希科尔先生，您就是我们的指挥，”埃班一边大声说，一边模仿着大音乐家挥舞指挥棒的样子，“您的任务是说服我们——您的内阁部长们齐心协力，和您的在行动、视野，以及见解上保持一致。”
对于1986年的那个夜晚，这个比喻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当时我任以色列驻英国大使，这场晚会是我和夫人为支持“以色列爱乐乐团之友”[6]而特意在自己的官邸举办的，阿巴·埃班是基金会主席。众多社会名流和商界大佬聚集在宽敞的休息室里，聆听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演奏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演奏会结束后，埃班在气氛热烈的酒会上讲了这则轶事。说到结尾处，他突然严肃起来，“同时，我也建议艾希科尔先生，按照历史经验，他很快就会直接投入与这个犹太国家生存攸关的事业中去。”
事实的确如此。不到一年，艾希科尔就遇到了问题——叙利亚谋划从约旦河上游引水，企图切断以色列的主要水源。我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成了总理办公室的一名新成员，开始新的工作。
总理的办公地点位于耶路撒冷市中心新建的政府大楼里。艾希科尔的办公室装饰着雅致的镶木板，我一进门就被它透出的权威感震慑住了，以至于当总理伸出手并问我名字的时候，我竟然好像喉咙被卡住一样，僵硬地站着说不出话来。他示意我坐下，于是我像一个新兵一般笔挺地坐下了。
“年轻人，再告诉我一遍，叫什么名字？”他咕哝着。
我清了清嗓子，终于说出来了。
“你从哪儿来？”
“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他像开玩笑一样稍稍扬起眉毛，饶有兴味地眯起眼睛。“我们的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博士（Dr.Chaim Weizmann）有一次告诉我说，曼彻斯特总下雨——适宜迁出，不宜迁入。哈哈！实际上，我听说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来这儿很久了？”
“快20年了。”
“结婚了？”
“是的。”
“唉。这可不是个好消息。有孩子吗？”
“四个——一个男孩，三个女孩。”
“唉！那就麻烦了。”但紧接着，他又开心起来，“这就意味着你不可能做到白天晚上有求必应。不过没关系，我会尽量自己想办法解决的。”
我很快就发现，他非常招人喜欢，是个容易接近，待人随和的上司，既不摆架子，也不会装腔作势。他完全没有个人虚荣心。一天，他嘱咐我起草一封给美国前总统哈里·S.杜鲁门的信，在交代完事情后，他转过身用意第绪语苦笑着问开着车门等他上车的门童：“杨克里，作为你的总理，我今天干得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杨克里弓着背，身体瘦削，脸色阴沉，他眯起一只眼睛好像要瞄准什么，然后严肃而果断地说：“不，我不满意。我交的税太高了。您得降税。我觉得自己简直像被抢劫了一样。”
总理一只脚已经跨进车里，他把手拢在耳边以便听清楚杨克里的话，然后花了几分钟解释税收高的原因，以及税费去向的问题。
“我们必须给军队买武器来对付敌人，”他解释道，“那就花掉了一大笔钱——我们预算的20%。我们得给逃难到这里的移民们盖房子，给孩子们建学校，给病人造医院，给大家盖工厂解决就业问题。我们越是在发展经济上下大力气，我就能越快地把税费降下来。所以，耐心点，杨克里。要耐心啊。”
“我希望您说的是对的。”杨克里嘟嘟囔囔，一副没有被说服的样子。他敬个礼，关上门，送总理上车，眼睛里分明露出怀疑的神色。我张口结舌，目送轿车远去，心想有多少总理会像艾希科尔一样去征求一个门童的意见；他不但愿意倾听，而且还努力解释自己正在为之奋斗的是什么。
那一年艾希科尔68岁，略微有些胖，高高的额头下面是一张坚毅的四方脸。那副半镶框眼镜使他看起来总是一副有点困惑的样子，显得聪明博学而又平易近人。他身体敦实，肩膀粗壮，手指粗糙，走起路来略微蹒跚。看得出来，那是他从前在沙漠地带和约旦河谷的酷热环境下，挖掘灌溉水渠、挥舞镰刀、推犁耕地、背沙袋等留下的印记。他是那里的老一代拓荒者，曾经在不同时期当过基布兹成员、工会领袖、农村改造计划的制定者、村镇工厂的建设者，后来当上农业部长，接着是财政部长，成为以色列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监督者。
艾希科尔生来是个思想者，从领导风格来看，他是个安静的说客。他会花几个小时讨论问题、收集意见、权衡利弊，喜欢用轻快的、唱小曲一般的口音说意第绪语方言，说一些饱含深意但不乏或伤感或贪婪或热烈之情的话，缓解紧张气氛。他既大胆不羁、和蔼可亲，同时又真实可靠，这样的性格源自乌克兰的Oratova——一个靠近基辅的哈西德犹太人小村庄，他从那里学会了无拘无束的小玩笑，以及各种意第绪语俏皮话。他的家庭靠贩卖木材、牲畜和水产品为生，他幼年时在犹太儿童宗教学校学习基本的犹太教义和希伯来语，接着上了犹太初等学校，以及维尔纳（Vilna）的犹太高级中学。他在高中阶段追随一批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启发了一代以色列的建国先驱。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外表看上去平淡无奇，很少在意物质财富和衣着外表。作为公众人物，他有明显的不利因素：他毫不善辩，没有流利的口才，也没有非凡的领袖气质。然而，他能以某种神秘的方式，靠谦逊的举止、灵活的头脑和敏锐的直觉，以及毫不做作的和蔼、朴实的诚恳态度赢得他人彻底的信任。人们本能地感觉到，他绝非那种华而不实的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