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科尔让我起草一封给杜鲁门的信，主要内容是感谢杜鲁门同意将名字借给希伯来大学哈里·杜鲁门促进和平研究所使用。艾希科尔高度赞扬杜鲁门，并以此举表达以色列对杜鲁门的感恩之情：是杜鲁门出于道义勇敢地决定，并在国务院力排众议，以美国的权威对1948年以色列建国给予了历史性支持。
早上我把信放到总理办公桌上让他签字的时候，他正在接见一个15人左右的代表团。他们是犹太人联合委员会（Council of Jewish Federations）——现在叫北美犹太人联合会（Jewish Federations of North America）——的高级领导人，满腔热情来到以色列，正在热切地和他握手。艾希科尔给予同样的回应，他知道，这些美国犹太领导者都是货真价实的奉献者。他们不知疲倦地走遍美国，想办法进入各个冷漠的犹太人社区呼吁帮助以色列，发动大家捐款，毫不留情地撕毁各种他们认为远远不够的承诺书，有时候干脆在筹款大会上锁起大门，直到筹集到更多的钱才让人离开。
如果问起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时间、想尽办法来做这些，这些慈善家可能大多会说，犹太国家的命运事关每一个犹太人的责任。有些人可能还会表示，为以色列筹募资金是他们为犹太人作贡献的唯一方式。还有些人可能是为老一辈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大屠杀时期的美国犹太人领导者被惰性、无知和冷漠麻痹，在救助欧洲犹太人方面做得太少，行动得太迟。现在，他们下定决心，在对待犹太国家的问题上绝不能再走老路。
正如所料，艾希科尔在欢迎词中加入了一段欢快的插曲——国家输水系统项目的好消息。一些代表团成员通过购买以色列债券在这个项目上投入了相当可观的资金，现在工程终于完工并开始运行。他们衷心地祝贺艾希科尔，大家都了解这个巨大的项目完全是他个人创意、愿景和热情的产物。
国家输水系统是以色列迄今为止最大的发展项目，至今仍是以色列整个水资源系统的核心。冬天的降雨和融雪大大补充了最终流入加利利海的约旦河的上游流量。以色列国家输水系统是一套由运河、水道和管线——有些地方只有一辆吉普车那么宽——组成的网络，它将剩余的水量从北方输送至干旱的南方，沿途整合各地方的供水系统成为单一的国家水网。艾希科尔当然对此充满骄傲，他用各种照片和地图给大家讲解这项工程。
当他做完讲解展示后，一名代表团成员激动地说，他要当着总理的面，发表一项个人声明。所有人都坐笔直了，准备听他说什么。他叫鲁比，是洛杉矶的一名富豪，说话时带着浓重的欧洲口音。
鲁比是个上了年纪的小个子，长着细脖子大脑袋，一头长长的白发梳向一边，让人联想起爱因斯坦的样子。他起身闭上眼睛，嘴角吸了口气，用手捻着一边的耳垂，吸了吸鼻子，用力眨着眼睛不让眼泪掉下来，然后卷起袖子露出文在胳膊上的死亡集中营代号。接着他重新坐下，哽咽着宣布，作为一名大屠杀幸存者，自己有幸活到今天看到这些成就，他准备将捐款加倍，拿出一百万美元。
所有人都在鼓掌，总理靠过去和他握手，送上衷心的祝福。
“看吧！就是这样。”代表团的领队大声说。他是个身材修长很修边幅的老人，一头浓密的银发，看上去很有贵族权威，他深邃的蓝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艾希科尔的脸。
总理迅速转过身疑惑地看着他。“就是怎么样，亨利？”
“你看，鲁比被你了不起的输水项目感动了，把他的捐款翻了倍，我们其余的人和他一样，因为热爱以色列而在日夜奔忙。”
“是的，我们当然非常感激。”艾希科尔说。
“没错，我知道，而且我们不要求任何回报。然而，恕我冒昧地说一句，有多少以色列人会感谢我们付出的这一切呢？我们这些在美国的犹太人很关心这里每一座新建的基布兹和莫夏夫，但是又有多少以色列人哪怕是稍稍知道一点儿，美国的犹太人社区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他们知不知道，我们在四处筹集捐款时遇到了多少困难？他们知不知道美国的犹太人需要什么？他们知不知道，我们为你们做了多少政治游说？他们知不知道我们还在为援助铁幕背后的犹太人四处筹钱？
“告诉我，小伙子，你上一次去美国是什么时候？”
亨利——我记不得他的全名了——正在问我。
“我？从来没去过。”
“啊！”亨利高声说，“所以你们都看到了。即便是你自己的工作人员，也根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我们从哪儿来，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组织在一起，不了解我们如何投入自己宝贵的时间，不了解我们美国犹太人……”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去了解了解呢？”总理打断他的话，话音里带着笑意，“邀请他去美国。我同意了。”
“是的，我会的。你答应我们一个条件，我们就向他发出邀请。”
“什么条件？”
“他得闭嘴，别发表大番的演讲。我们会招待他一个月左右，让他看看美国的犹太人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你”——他转向我——“你得观察、倾听，尽可能提出问题，这样你就能比现在更加了解我们。说定了？”
“可以，”艾希科尔替我回答，“他的行程里会不会包括密苏里州的独立城（Independence）呢？”
“如果有必要，当然可以。那里距离堪萨斯城很近。堪萨斯城有个十分慷慨的犹太人社区。”
“既然这样，”艾希科尔露出满意的微笑，把写给杜鲁门的信递给我，“你就亲自替我把这封信交给总统本人吧，向他表达我的敬意。”
我心里充满了期待，一再向亨利表示感谢——他的邀请将带我走遍美国大陆，到大大小小各个社区，最终还要上门拜访美国前总统哈里·S.杜鲁门。
密苏里州的独立城北特拉华街219号是一处宽敞、淳朴的白色维多利亚式住宅，它有陡峭的山墙、精细的飞檐、方方正正的凸窗，以及华丽地装饰着精致铁艺的细长门廊。
载我前往的出租车司机对这幢房子的身世如数家珍，他用慢吞吞的堪萨斯口音告诉我，贝丝·杜鲁门的外祖父于1860年盖起这座房子。哈里·杜鲁门夫妇在这里住了半个世纪，1945年到1953年杜鲁门担任总统期间，这里被称为“夏季白宫”。
一个打扮整齐的中年黑人女佣打开门，听说来意之后便说知道我要来，带我进门。她领着我走进前厅，接过总理的信，请我稍等。
前厅简直是一座装满传家宝物的珍贵博物馆。大理石壁炉的台架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白宫纪念品，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座安德鲁·杰克逊[7]的小型青铜雕像。角落里有一架钢琴，上面摆放着《密苏里华尔兹》的曲谱，我试图琢磨出它的调子来。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首华尔兹，年轻人，但是这只能私下里说，毕竟它是密苏里州的州歌。”
哈里·S.杜鲁门正站在门口，他那出了名的充沛精力掩盖了80多岁的高龄——虽然从外表上看他的确已经到这个年纪。他拄着拐杖，令人熟悉的脸上有点憔悴和瘦削，厚厚的银边眼镜后面是一双和脸部不成比例的大眼睛。他的衣服扣得整整齐齐，戴着围巾，头戴一顶干净利落的软呢帽。
“我正要出去例行散步，年轻人，”他愉快地说，“如果你能一起走走，我会很高兴。”
杜鲁门出门走到大街上，脚步细碎而僵硬，一名特工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保持着一定距离。我调整步子和他保持一致，他轻轻一笑，“我最近老啦，所以得稍微走慢点。”接着，他亲切地说：“非常感谢艾希科尔总理让你亲自跑一趟来送这封信，更要感谢你们为国家独立而给我这样的荣誉。但是他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埃迪·雅各布森（Eddie Jacobson），而不是我。”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问。
“因为我动摇过——而且动摇了好一阵子——是埃迪让我下决心，要在以色列最需要的时候以美国的力量来提供支持。”
想到埃迪，他停下脚步喃喃道：“老埃迪，是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太实诚了。愿他安歇。”
说起埃迪，杜鲁门的声音柔和起来。埃迪不但是他一战时期的好伙伴，还是他的长期商业伙伴。接下来，他变得更加温和了，“除了有一次，他非要让我去见一个我并不急于见面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在我们30年的交往中，我和埃迪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我们俩确实共同渡过了几段艰难时期。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接着是我俩一起冒险投资开男装服饰用品店，那次并不是非常成功。”
埃迪·雅各布森出身于一个贫困的立陶宛犹太移民家庭，他的父母从纽约下东区搬到堪萨斯城。从传记上看，他个子不高、性情开朗，做事认真谨慎，头发稀疏，戴着眼镜。“杜鲁门和雅各布森”服饰店专门经营男士穿戴用品——衬衫、袜子、领带、腰带、内衣和帽子。哈里负责订货，埃迪负责销售，俩人轮流接待顾客。这家店于1919年11月开张营业，于1934年在大萧条中关门。
“早上好，杜鲁门先生。天气不错，是吧？”
前总统抬头看看天空中飘过的云彩，吸了口气，然后向对面过来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略微抬了帽子，和蔼地回应道：“当然是个好天，贝琪。请代我向吉姆问好。”
“贝琪是我的老邻居。”他亲切地解释。接着，他继续刚才的话题，“所以那天埃迪没事先通知就闯进总统办公室来——那应该是1948年3月——我着实吃了一惊。在我当总统的那些年里，他从来没这么干过——他从来没跟我提过任何要求。但是那天在白宫，看得出来，他很沮丧。他说，想跟我谈谈巴勒斯坦。”
我们俩沿着林荫道边走边聊，路两边是和他家一样优雅的传统维多利亚式建筑。突然，他停下脚步一脸惊诧的样子。“你看看！”
只见水沟里躺着两个空啤酒罐。杜鲁门蹲下身子，把它们捡起来扔进垃圾箱。他掸掸手抱怨说：“现在我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干这个，捡垃圾。堪萨斯人把独立城给毁了。”
眼前糟糕的环境所带来的无奈似乎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他突然转过身对我大声说：“不说这些废话了。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他突然闯进办公室会让我难受——因为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朋友们一直在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其中有些人对我态度相当粗暴、无礼，我不想再和他们打任何交道。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和我制定的美国对巴勒斯坦政策是一致的。可是两者不一样。他们要我答应，让美国去阻止阿拉伯人攻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阻断英国人对阿拉伯人的支持，部署美国兵去干这干那。而英国方面一直认为，我之所以帮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是因为美国不愿意收留他们。”
他抿着嘴唇，显得有些愠怒，目光锐利地看着我继续道：“年轻人，我要给你上一堂重要的课：别在大热天里踩新鲜屎（Never kick a turd on a hot day）。刚才所说的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大热天。我的耐心已经快被耗尽，于是我发布命令，今后再也不想见犹太复国主义代言人。正因如此，我推迟了和魏茨曼博士的会面。他是特意到美国来拜会我的。但埃迪坚持让我立刻见他。我告诉他，如果我见了魏茨曼博士，其结果只能是为我的巴勒斯坦政策招来更多误解。我已经受够了。”
我们走到街尾，枝繁叶茂的大树下有一条长椅。“我经常到这里来做做深呼吸。”他说着坐下来。
我明显觉察到，他还在为那些游说白宫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生气，正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从他一动不动的眼神和紧锁的眉毛可以看出来，那段回忆深深刺痛了他，他的激动心情至今难以平复。
“我和埃迪就是因为他们吵起来的，”他言辞激烈地说，“犹太人命运多舛，是希特勒主义的受害者，我个人非常关心这件事情。灭绝犹太人是古往今来最触目惊心的罪行。希特勒对犹太人发动战争并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问题，它也是美国的问题。我从当上总统那天起，就为这个问题所困扰。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希望整个巴勒斯坦分治问题能被放到联合国去妥善解决。”
他驼着背坐在长椅的边沿上，下巴靠着拐杖把手，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地道的小镇老人。杜鲁门出身于中西部乡村，没上过大学，也从来不假装博学，我感觉到他说话虽不留情面，却简单、直接、果断、诚实，这也正是他的出名之处。
“我们走。”他一边说，一边僵硬地站起身。他倚着拐杖抬头看着长椅上方茂密的枝叶笑着说：“多好的一棵树。这是棵银杏树。”他轻轻拍拍树干，爱抚地对它道：“你是好样的。”
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一路上我们俩谁也没说话，只是中途遇到两个女学生要他的签名。他家门外已经聚集了一群游客，见他过来，人群开始鼓掌。他一个接一个地同游客们合影，表现得极有风度。
我心想自己该走了，但哈里·杜鲁门坚持挽留。于是我跟随他进前厅。女佣薇薇塔说，夫人刚刚出门去参加教堂的慈善义卖活动。薇薇塔帮他脱下双排扣外套，露出里面大红色的裤子背带，然后扶他坐到摇椅上。不一会儿，女佣送来波旁威士忌、咖啡，还有两本厚厚的书。杜鲁门说那是他的回忆录，是想要送给我的纪念品。
他啜了一小口威士忌，指着大理石壁炉台架说：“看见那个安德鲁·杰克逊雕像了吗？”
他指的是那尊美国第七任总统骑在马背上的小型铜像。
“它以前放在我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杰克逊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那天埃迪和我在白宫吵起来，他坚持要我会见哈伊姆·魏茨曼，他冲那尊铜像挥舞着手臂说，我俩一起开服饰店那时候，我一直在看有关安德鲁·杰克逊的书。他提醒我，是我在堪萨斯城广场上立起一尊杰克逊的塑像。接着他又说——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原话，他说：‘你心里的英雄是安德鲁·杰克逊。我心里也有个英雄。他是活在这世上最伟大的犹太人。他就是哈伊姆·魏茨曼。他是个老人，而且还患有疾病，他不远万里来看你。而现在，你却把他推到门外。这不像你，哈里。’他就是这么说的。我记得自己冷漠地看着窗外，然后艰难地回过头看着站在那里的埃迪对他说：‘你这个狗娘养的。你赢了。我见他。’”
杜鲁门意犹未尽地继续道：“我和魏茨曼博士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他很有成就而且品格高尚，他经历过无数次失望并从中获得了耐心和智慧。他告诉我，他的人民要在建立国家或者遭到灭绝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于是我向他保证，我将支持以色列建国。”
他往后靠在躺椅上架起二郎腿，接着说起了美国国务院，听上去仿佛那是他的敌人似的。
“我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他说，“我必须去对付那些说话带着哈佛（他带着口音念了这两个字）口音的先生们。国务院的那些家伙总想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欺骗我，他们说我其实根本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应该把问题留给专家去解决。很遗憾，其中有一些人还持有反犹太主义。和他们这些人打交道不能客气。他们最不想见到的就是，美国立即承认以色列国。我在这件事情上也曾经存在犹豫和怀疑。但我已经向魏茨曼博士作出承诺。我的态度是，只要我还是美国总统，我就要做主制定政策，而不是当什么国务院的二传手、第三梯队。所以，在以色列宣布建国那天，我提前半个小时通知这些官员，我打算要干什么。只有30分钟，不能给他们留出捣乱的时间。接下来，在以色列宣布建国11分钟后，我让新闻秘书查理·罗斯（Charlie Ross）发布一份声明，表示美国已经承认以色列国。事情就是那样。”
他掏出笔在回忆录的扉页上为我签名，瘦削的脸上隐隐流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当我提起儿子丹尼马上要接受犹太教成人仪式时，他又愉快地提笔在另一本书上写上了丹尼的名字。
杜鲁门把书递给我说：“现在，你帮我想想，老埃迪过去用希伯来语说‘祝贺’的时候是怎么说的——mozol 什么来着？”
“是tov，”我告诉他。
“没错，是‘tov’，这就对了。Mozol tov。”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让我向艾希科尔总理转达他个人最美好的祝愿，并感谢他的来信。
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和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在唐宁街10号
图片来源：大卫·艾登（David Eldan）、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