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美国回来没多久，艾希科尔把我叫到办公室，听完简短汇报之后，他有条不紊地递给我一份备忘录，上面详细列着他的访英计划。他准备前去拜会同样怀有社会主义幻想的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他想当面告诉威尔逊叙利亚背信弃义，蓄谋改变约旦河上游水道的用意所在，并且就购买武器和英国展开谈判，以防未来局势升级。特别是，他想获得英国的新型坦克——酋长式坦克（Chieftain）。
艾希科尔一直对充实以色列稀缺的水资源怀有巨大热情，且众所周知，他熟悉这个国家每一条灌溉渠的每一段。因此对他来说，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所支持的叙利亚计划不仅是令人憎恶的宣战行为，而且还是粗暴的对他个人的挑衅。
“给我准备一份机场落地声明，”他嘱咐我，“只需要几行字。话要说得不露声色。另外再帮我起草一份在联合以色列求助会（Joint Israel Appeal）——现在的联合犹太以色列求助会（United Jewish Israel Appeal）——晚宴上的重要演讲的演讲稿。这是一场正式活动。英国犹太社会的所有大人物都会到场。”
突然而至的任务让我有点惊慌失措，这是我第一次全权负责起草演讲稿，我觉得嗓子发干，“可是，您想说什么呢？”
“说些鼓舞人心的。谈我们的难民移民，接收的流亡人士，他们的人道主义需求，以及我们对和平的渴望。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不想说以色列是别国的榜样什么的。我已经听够了。
让我们首先做自己的榜样。还有，哦对了，提一两句我们的国家输水系统和叙利亚，但不要带一丁点儿威胁的意思。我不想在伦敦宣战。”
飞抵伦敦那天，艾希科尔身着裁剪得体的深色西装，头戴暗色小礼帽，看上去很像个饱经风霜的政治家。这是我的第一次外交之旅，因此当我们乘坐的以色列航空公司飞机降落在希思罗机场的时候，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那么回事。总理在停机坪受到热烈欢迎，孩子们手持蓝白旗帜，兴高采烈地高声唱着“Heveinu shalom Aleichem（欢迎您为和平而来）”。艾希科尔走近他们，像挥舞信号旗一样笑着挥动帽子，孩子们疯狂地欢呼起来。他走到孩子们中间轻轻抚摸他们的头，喃喃地说着“Sheina Yiddisher kinderlach（漂亮的犹太儿童）”，孩子们一个个容光焕发，周围的相机闪光灯闪个不停。
我们在机场贵宾休息室受到热情款待。一位高大英俊、仪态优雅的绅士以哈罗德·威尔逊首相的名义正式欢迎艾希科尔总理。他留着笔直的小胡子，手持一把卷得紧紧的雨伞，头戴圆顶硬礼帽，看上去一副坚决果断的样子，自我介绍是外交部礼宾司的某某陆军上校。在场的除了英国犹太社区领导人之外，还有以色列官员，大家挤在一起没完没了地拥抱、称赞艾希科尔。欢迎仪式结束后，总理在各种卫兵——苏格兰警察、都市警察、外交护卫队、以色列安全人员——的簇拥下，大步走到外面媒体区的一大片话筒边，庄重地宣读抵达声明。幸亏他在飞机落地前抓紧时间检查并修改了讲稿。只听他用极富特点的粗哑嗓音说道：
以色列和大不列颠交往已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的人民都生活在巨大而痛苦的悲剧中，而在此阴影下，两国之间曾经数度产生过矛盾。但是，两国关系并不是由过去的冲突，而是由现在的友谊塑造而成的。当苏联指使叙利亚以及其他地区独裁政权向我们发起挑衅时，是这种友谊把两个民主国家结合成为牢不可破的联盟。我希望能就此，及其他事关双方利益的话题和威尔逊首相展开富有成果的会谈。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犹太同胞、这片伟大土地上的优秀公民见面。谢谢大家。[8]
记者们提出几个我们事先早有准备的问题，总理愉快地做了大致的回答。随后，他坐上一辆装饰着以色列国旗的劳斯莱斯汽车，在警车和身着制服的摩托车警卫队护送，以及随从们的车队的护送跟随下，沿着公路向伦敦驶去。车队驶入伦敦西区，一路沿着著名的街道，穿过漂亮的公园，绕过装饰讲究的广场来到伦敦上流住宅区——梅费尔（Mayfair）——到达当地最高档的克拉里奇酒店（Claridge’s）。
接近傍晚时，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套房，要排练一遍即将在楼下举行的联合以色列求助会晚宴的演讲内容。他习惯于在出访前进行长时间的磋商，因此几乎没有时间看我拟的演讲稿，现在基本上是第一次看。
在准备演讲稿的时候，我曾经连撕数十份草稿。我努力想为总理写一篇掷地有声的讲稿，但作为新手，我在脑子里奋力搜索各种简洁的、有节奏感的、押韵的表述，并在纸上不停地涂改，一页一页不断重写，甚至还在钢笔上咬出了牙印。在描述以色列多样化的移民社会时，我这样写道：
了解我们这个犹太国家的人觉得，以色列人的生活奇特且具英雄主义。我们喜欢夸张、富于激情——我们是梦想的火炬手、圣经的追随者、特拉维夫的玩乐家、宗教的狂热者，当然我们还是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在我们的土地上，冷静沉着就像一片柔软的青苔，令人难以立足。
“Stam narishkeiten”——全是废话——总理咆哮着，用他那支粗大的自来水笔划掉了这一段。“你就不能写得通俗易懂些吗？”
我从没在写作技巧和风格方面受过任何培训，立刻认识到犯了大错。然而，即便承认自己的语言过于华丽，我还是力劝他紧扣已有的主题——作为一个由移民组成的民主国家，我们是一个嘈杂而难以驾驭的社会，每个公民都是自己的总理。为强调自己的观点，我说，犹太复国主义开国元勋曾经承诺，民族自由会让我们摆脱“隔都心态”，驱走“流浪的犹太人”的鬼魂，治愈我们的“永恒受害者”综合征，将我们改造成正常国家的正常公民。但现在，我们仍然会自然而然地用怀疑和战斗的心态看待即便是细微的事情。
艾希科尔从眼镜的上方凝视着我，脸色严峻地皱起眉头。“小伙子，”他说，“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你难倒不明白我们仍处于战争之中？我们仍然被包围着。我们仍然面临恐怖主义。我们仍然面临威胁。我们仍然在不断接纳成千上万的难民移民。你怎么可能希望我们是个正常国家？我们是一群形形色色的长途跋涉回家的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精神包袱。”
他沉默了一会儿，可能是在仔细琢磨精神包袱之重。最后，他重重地叹口气，动动肩膀好像卸下什么负担一样坐进沙发，用他那著名的意第绪智慧想着办法，“我的年轻人，难道你不明白争议已经溶入我们的血液了吗？我们是倔强的民族。我们靠相互争吵团结在一起。争论是我们的民族特性。”
他拿起演讲稿，一边大声朗读，一边涂改着无数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天真地在一旁试图劝他把话说得活泼一些，在稿子里添加些活力。但他没理我，而是告诫我，“我到了这个年纪，就不想再装了——我不是演员。”
他显然很疲倦，重重地把头靠在长沙发的靠背上，两腿伸直闭上眼睛打起盹儿。几分钟后，他不知不觉张开嘴，开始大声打呼噜，一下子把自己惊醒了。他不知所以地环顾着酒店套房，眨眨眼，继续打起精神看他手上的那几页纸。
“我睡着了。”他说了句多余的话，然后从沙发上起身，在镜子里凝视着自己，用手指梳梳头发，整了整领结，扯了扯西装的袖子，说：“来，咱俩把演讲稿过一遍。”
“来不及了。所有客人都落座了，在等您下楼。”安迪·亚费站在门口，他是来催总理下楼的。
总理把那几页纸递给我，“我上台的时候，你把它们递给我。我希望剩下的内容能有点意思。”
列维·艾希科尔步入宴会厅，人们起身兴高采烈地鼓掌。没有一个座位是空的。这么多黑色领结和华丽的长裙！这么多兴奋的笑脸！这么多欢呼声！
我坐到事先预留的前排座位上，总理在人陪同下走到讲台边，坐在几个大捐款人中间。宴会主席冗长而华丽地介绍完之后，身着燕尾服，戴着金色项链的司仪给我一个暗示。我迅速递上演讲稿，那上面布满忙乱中写下的潦草字迹。只见总理仔细看着讲稿，好像在琢磨几段晦涩难懂的话。
他用低沉的声音一字一顿地念起讲稿，舌头磕磕绊绊地绕着那些难念的元音和辅音，努力想把意第绪语转化成英语，不时地停下来仔细检查自己刚才说了什么。很快，他就念到了还没来得及审读的段落，内容是关于身无分文、毫无技术的难民移民大量拥入，给以色列国家经济带来了沉重负担。
这毕竟是一次筹款活动。
总理眼睛里流露出怀疑的神色，说话声音越来越小。他靠在讲台上，眼睛直盯着我，用希伯来语喊，“这到底想说什么？”
来宾中发出窸窸窣窣的低语声、窃笑声，人们点着头轻轻推搡着，我羞愧地缩紧了身体。
“我刚才说的，并不是事实，”列维·艾希科尔面对困惑的听众们宣布，丝毫看不出任何尴尬，“情况正好相反。”接着，他不顾英语语法，详细阐述了为什么新移民不是负担，而是以色列经济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资产。
当他讲完落座时，会场上响起零星掌声，紧接着鼓掌声越来越大。人们长时间起立鼓掌。他们热爱他，爱他的真实，他的可靠，还有他的自然。列维·艾希科尔满面红光地看着大家拿出支票簿，旋开钢笔帽，慷慨地追加捐款数目。
热闹过后，艾希科尔先生召唤我过去，我俩的鼻子几乎快碰到一起，他特别小声而严厉地说：“小伙子，如果你继续写这些花里胡哨的废话，不会用我的说话方式来说我想说的话，那我就去另外找个会写的人。”
“明白，总理。”我含含糊糊地嘟哝着，其间的羞愧足够我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回味。
随后几天里，艾希科尔参加电视节目，对议员们发表讲话，参观犹太学校，向记者、学者、商界大亨和犹太人领袖介绍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和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在那扇世界最著名的黑色大门——唐宁街10号的大门后面，进行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密谈。
唐宁街10号从外观上看很小，但门后有60多个房间——主要是办公室——在其之上，是首相全家的独立公寓，那是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夫人从阁楼改造过来的。就在唐宁街10号门口，我又丢了一回脸。
现在唐宁街入口出于安全考虑设置了阻挡公众闯入的铁门，但过去没有，示威游行者可以聚集在唐宁街和白厅街角处的人行道上。那天就有大约20名这样的示威者，他们都是阿拉伯人，手里拿着粗糙的标语牌，艾希科尔乘坐的轿车经过时，他们正聚在那里。我在车队的最后一辆车上，等我们的车转过街角时，示威者已经有点失控，妨碍了交通。于是毫无经验的我决定下车走到首相官邸。徒步赶上前面的车需要极强的速度和体力，因此当我赶到唐宁街10号门口时，大门关上了。
“走开。”负责警卫的警察说。
“我是和以色列代表团一起的。”我向他解释。
“你是吗？”他上上下下打量着我，盯着我的西服翻领问，“那么，你的安全码别针呢？”
该死！我把它忘在昨天晚上穿过的晚宴西装上没摘下来。
“快走。”他厉声说道，然后双手叉腰站到示威者面前。那些人正不断往前拥着，嘴里喊着脏话。
“你们别在这儿。回去，”他冲他们大喊，“谁也不能在这条街上示威游行。说你呢，回去，”——他看向我——“马上离开那扇门，否则我就逮捕你。”他一脸凶相地朝我走过来，一边去摸皮带上的警棍。
我退回到那群阿拉伯人中间，警察直直地面朝我们，像摆动钟摆一样在空中挥舞着警棍。一名示威者歪斜着标语牌好像要往前冲，警察立刻朝他的肩膀打过去，那人惨叫一声，标语牌掉在地上。
“是的！就这样，”他朝我们呼喝着，“你们赶紧走，否则我要把你们都铐起来！赶紧滚！”他轻蔑地看着一个个溜走的示威者，用一种谁也听不懂的语言低声咒骂着。
“你也是！”他冲我喊道。
我绝望地摸索着找出我的外交护照。他打量一眼护照，和另一名巡警商量了一会儿，翻开护照，对我先前所说的情况属实感到满意，然后道：“对不起，误会了，先生。请跟我来。”
我拾起最后那点尊严，跟随他进门。在我往里走的时候，他立正并转身冲我敬了个礼。
我被领进楼上一间铺着红地毯的会客厅，总理和首相正坐在一个巨大的大理石壁炉前，壁炉上方是一幅18世纪身着制服的上将肖像。他俩正在闲聊，身边围着一圈助手，身穿蕾丝领子黑色长裙的女佣用一把银色茶壶小心翼翼地倒着茶。安迪·亚费冲我抬抬眉毛，我在门边的椅子上悄悄坐下，迅速翻开记事簿做笔录。
“在我看来，做一个成功的首相首先要有充足的睡眠，还要有历史感，”哈罗德·威尔逊愉快地和列维·艾希科尔交谈着，说话带着浓浓的北方口音，“比如拿这幢老房子来说。这并不是个安静睡觉的好地方。它最早建于17世纪80年代。我记得是在1732年，乔治二世国王把它送给英国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可是沃波尔并不喜欢这里。这房子不舒适，差劲地盖在沼泽地一般的土地上，就像我们现在的工党——不可靠、不稳定，还很嘈杂。”
“我住的地方更嘈杂，”艾希科尔笑起来，“把三个以色列人关在一个房间里，就会生出四个政治党派。”
两个人好像交往多年的社会主义老同志一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哈罗德·威尔逊整洁利落，身着浅灰蓝色衬衫、条纹西装，打着鲜红色领带——一点儿不像人们印象中典型的英国首相。我从一份简报上得知，他还不到50岁，出身卑微，依靠奖学金成为牛津大学本世纪最年轻的教师之一。
“现在，咱们来谈正事儿，”他脸上挂着一丝顽皮的笑容，“我可先要告诉您，我是个地道的约克郡人，我们约克郡人都喜欢直来直去。我们实话实说、开朗诚实，并且很看重钱。那么，咱俩就像好朋友一样坦率而诚实地说说，自己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知道您心里在想什么，艾希科尔先生——叙利亚在约旦河捣鬼。跟我说说吧。”
威尔逊表情严肃，随着会谈的继续，他的脸色变得阴郁起来。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俩人一个啜着英国茶，一个品着俄罗斯茶，认真仔细地讨论了叙利亚约旦河改道计划可能带来的各种危险。
“我们的国家输水系统刚刚完工，”艾希科尔脸色阴沉地概括道，“现在工程已投入使用并开始运转，叙利亚却在想尽办法断我们的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容忍这种有预谋的侵略行为。如果他们做得太过分，局势就很容易升级成为全面战争。”
“这实在是个烫手的山芋，”威尔逊说着吸口烟，接着道，“您再给我说说，叙利亚到底是在哪儿动工？”
安迪·亚费迅速站起身，在两人中间的咖啡桌上展开一幅地图。艾希科尔俯身指着叙利亚境内戈兰高地上的两条约旦河支流——巴尼亚斯（Baniyas）河和哈斯巴尼（Hasbani）河。
“如果他们在这里成功改道，”艾希科尔说，“就会夺走约旦河年流量的一半。如果那样，对我们来说，就等同于战争行为。”
“哎呀，哎呀！”英国首相非常熟悉复杂的中东形势，因此表现得极为关注。“除了战争，您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阻止他们吗？”
艾希科尔脸上闪过一连串表情。“我们正在努力想办法——竭尽全力。我们用枪对付他们的河流改道设备——拖拉机和挖泥船——不会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只想打击他们的设备，让他们回归理智。但谁知道管不管用？他们作为报复，从上方的戈兰高地向胡拉谷地（Hula Valley）中我们的村庄开枪。有时候双方的冲突非常激烈。事态很容易升级扩大。”
艾希科尔真正想说的是中东局势的蝴蝶效应，然而威尔逊显然并不这么看问题。他正在端详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份备忘录——估计是英国外交部写的——上面还有他做的边注。他极为严肃地说道：“我丝毫不怀疑，你们为阻止局势失控采取了负责任的态度，展示出最大限度的克制。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中东再出现一个‘火球’”。接着，他满怀善意地说，“我会向议会通报这个情况。我会向叙利亚提出警告，明确表态对大马士革方面所作所为的不满。”
不过，当以色列总理提到为及时阻止敌人而购买英国酋长坦克的可能性，并且指出英国已经向阿拉伯国家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类似重型武器时，英国首相突然显得不自在起来。首相夸张地举起双手做保证，含含糊糊地说着“一线希望”、“军事平衡”、“以色列的勇气”、“不要让社会主义同志失望”之类的话。说够了宽慰人心的话后，他把客人送到门口亲热地告别，热情挥舞双手好让媒体的相机抓拍到这一幕。作为回应，艾希科尔先生转过身挥挥手，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上车时他用意第绪语小声对我们说：“各说各话，谁也没听进去。”语气里充满不祥的预感。[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