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的约旦河水改道计划像漂浮的水雷一样持续威胁着以色列。1967年暮春，局势彻底恶化，成群结队的战地记者纷纷来到以色列。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联合叙利亚肆无忌惮地发起一次又一次挑衅，将大量军队和空中力量调入西奈半岛，驱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阻断狭窄的蒂朗海峡（Straits of Tiran），封锁了以色列红海港口埃拉特，还与约旦国王侯赛因签订了一份战争协定将约旦军队置于埃及的调遣之下。其他阿拉伯国家迅速加入这个联盟，纳赛尔告诉欢呼雀跃的埃及人，这个联盟将“一劳永逸地彻底消灭以色列”。
即便在此危难之前，以色列人的情绪也一直低落。整个国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工作。投奔他国的人数创下历史纪录，大家都在说着一个关于洛德机场——现在的本-古里安机场——指示牌的可怕笑话，“最后一位离开的人，请关掉所有的灯。”
随着敌人的力量在北部、南部、东部不断集结，开罗、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暴徒们纷纷叫嚣“杀死犹太人！”“把犹太人扔进大海！”人们都心怀恐惧地谈论着死亡的可能性。
战地记者源源不断到来，政府新闻办公室竭尽全力处理他们的资格认证，承受着巨大工作压力。他们请我在业余时间帮忙翻译官方公报，发布例行简报。5月27日下午，我去大卫王饭店咖啡厅见两名记者，一个来自《休斯敦纪事报》，另一个来自英国《卫报》，他们想全面了解前沿阵地的情况，并且去那里迅速地走一趟。在1948年独立战争中，那里曾经被用来阻隔耶路撒冷中心地区，在约旦占领东耶路撒冷后，那一带从此便成了所谓的前线。
咖啡厅里坐满新闻记者，他们嚼着花生，吃着饼干和薯条，等着战争开打。这些人从20多岁到60多岁不等，他们大声地用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交换着各种小道消息。从外表上看，其中一大部分人好像是直接从常青藤名校毕业册中挑出来的。多数人穿着随意的运动衣和牛仔裤，或者狩猎装，从他们悠闲的聊天中可以看出，他们以前在其他战场上相互打过交道。咖啡厅里一片嗡嗡之声，像是一群评论家正在剧院酒吧里等着大幕升起。
大幕的确拉开了。
以色列国防军的后备部队全部动员起来，打断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平日熙熙攘攘的街道成了可怕的战区。当我们离开大卫王饭店走到圣朱利安大道（St. Julian’s Way）——现在的大卫王街（King David Street）——时，空袭警报响起来。虽然只是一次测试，但还是引得路人纷纷躲进附近堆着沙袋的巷子里。商店紧闭的百叶门上贴着海报，上面是民防、防空洞和急救的相关知识。走到街角，我们被一名骑摩托的军警粗暴地挡住去路，以便给驶向边界地带的装甲车让路。那是以色列控制下的西耶路撒冷和约旦控制下的东耶路撒冷交会的地方。
那里垒起了粗糙的混凝土墙和高高的木栅栏，用来保护行人和车辆，因为不远处就是阿拉伯狙击手的藏身处，老城的土墙和附近的屋顶上架起了枪支，有些据点距离这边只有几码远。一道防狙击墙阻断了玛米拉（Mamilla）大街，1948年战争之前，这条通向老城雅法门（Jaffa Gate）的路虽然算不上干净优雅，但十分热闹。路两边曾经排列着各种各样的小商店，到处是手推车、驮着货物的驴，以及小商贩和购物者，其中既有阿拉伯人，也有犹太人。现在这里成了一条废弃的边境街，到处堆满碎石瓦砾、垃圾，废弃建筑的墙缝里长出奇奇怪怪的杂草。国防军士兵戴着头盔，身穿战斗背心，站在混凝土墙下的阴影里举着双筒望远镜侦查，看见有人靠近，连忙挥手示意我们后退，其中一个大声喊，“有狙击手！你们会被发现的。”
于是我们转身沿圣朱利安大道去了叶明莫什（Yemin Moshe），那里距离大卫王饭店也只有一箭之遥。
叶明莫什位于山坡地上，有一片红色房顶的石头建筑，最高处矗立着一座扎眼的风车房，它面向以色列控制的锡安山（Mount Zion）和阿拉伯人控制的老城西南角。1948年战争后，这里的房子就被废弃，到处散发着荒废和腐烂的特殊气味。靠下方的那片区域架着厚厚的带刺铁丝网，上面挂满破报纸、碎布条和其他肮脏的垃圾，是块无法靠近的无人之地。铁丝网外面也是荒凉一片，只有野狗野猫潜行其间。
可以俯瞰叶明莫什的小路连着一片橄榄树林——现在是殷巴尔饭店（Inbal Hotel）和自由钟公园（Liberty Bell Park）的所在地——那里停着一辆敞篷吉普车。两个灰头土脸、身穿皱巴巴后备役制服的士兵坐在车里，另有两个肩上背着步枪的士兵斜靠在车上，他们正在和一个平民打扮的人说话。后者穿得干净整洁，50岁左右。
“那是谁？”《休斯敦纪事报》的家伙问。他一身西部装扮——牛仔靴、蓝色牛仔裤、西式衬衫、一条领带，嘴里叼着一支骆驼烟，和穿得毫无生气的英国同行形成鲜明对比。
“梅纳赫姆·贝京，”我回答，“反对党领袖。”
“天哪，原来是这样。嗨，贝京先生，能不能问您几个问题？”
“马上，马上。”贝京回答道。他又和士兵们说了几分钟，然后和他们一一握手，好像立正一样站得笔直，目送司机发动引擎，松开刹车扬长而去。
“您在视察部队吗，贝京先生？”《卫报》记者出于职业习惯冒失地问。
贝京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这么说吧，简单点，我在熟悉这儿的地形。”
“您觉得今天这儿怎么样？”英国人阴郁地问。
“它一如既往地那么美。”贝京回答他。
“很美，但也很危险，不是吗？”得克萨斯人说话直冲要害。“你们这片小小的土地上人不如他们多，枪和坦克不如他们多，你们准备得不如他们充分，而且还被包围了。你们准备怎么逃过这场纳赛尔正在筹划的阿拉伯人的袭击呢？”他热切地盯着贝京，好像在期待令人兴奋的答案。
“全世界的人都在热情地支持你们，”一旁的英国人补充道，“诺贝尔奖得主们同情你们的处境，正在一个个签署请愿书。大家担心，这会成为第二场大屠杀。您觉得会吗，贝京先生？”
贝京摆摆手，但得克萨斯人继续追问：“华盛顿方面让艾希科尔忍耐，忍受困难，直到约翰逊总统发起国际支持行动，解除对埃拉特的封锁，去除战争借口。您对这些怎么看？”
梅纳赫姆·贝京的语气里既有抗争，又透着忧郁，“先生们，我担心你们所谓的国际支持是个错觉。其中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支持——同情一个行将灭亡的国家。好，我向你保证”——他特别强调——“以色列不会灭亡。我们不希望开战。我们憎恨战争。艾希科尔总理正在竭尽全力避免战争。但是如果非要将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被伤得更深的是阿拉伯人，而不是我们。”
贝京说话的时候，两名记者不停地飞快记录着，写了一页又一页。“那天我在以色列议会上说，以色列人必须用同一个声音、十分明确地警告敌人，他们胆敢侵略，后果将十分可怕。只有那样，才可能让他们恢复理智。”
英国人抬起头问：“现在说这些，太晚了吧？”
“永远不会太晚。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的同胞，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先生的著名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他作为英国外交大臣曾经说‘整个欧洲的灯光都要熄灭了’。后来战争结束时，分析家们质疑爱德华·格雷在面临德国的侵略计划时，是否向德国方面发出过足够直白的警告。如果他当初出于英国的利益，将这一切说得更清楚、更具体一些，那场可怕的战争也许就可以避免。我给以色列议会讲了这段历史。我告诉我的同事，为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成为全面战争，我们以色列人必须说得响亮而明白，不管发生什么，我们有决心和能力保护我们的妇女和儿童，不让敌人对此抱有丝毫幻想。”然后，他看看表，“哦，先生们请原谅，我得走了。我得回到车上去了。”
他用下巴指指半藏在橄榄树丛里的一辆破旧标致汽车，双目炯炯有神，他说：“我自己没有车，你们看，这是议会的车。我的一个同事还在等着用它——所以，抱歉。”
他向汽车走去，眼睛不时看向叶明莫什破败的石头建筑，它们在长长的落日余晖中披上了一层金色。他沉思着道：“如果没有那道难看的铁丝网，这个城市该有多美。”说着钻进车里坐在司机旁边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我乘公交车去特拉维夫的一座海滨酒店赴约，那里住着另一批记者。公交车在中央公交站放下所有乘客——大多数是后备军人，我还得步行一段。快到酒店时，只见海滩边的小公园门口停着一辆灵车。6名身穿黑色长袖衣服、头戴礼帽、留着胡须的治丧义工委员会（chevra kadisha）成员正在车外忙碌着。我认出其中的灵车司机是耶路撒冷治丧义工委员会的人。我之所以一眼就认出他，是因为他比其他人年纪大，比他们高一头，体格像公牛一样健壮，饱经风霜的皮肤看上去像皮革一样。
两名义工迅速地用双脚步测公园的草地，大声地将距离测量结果告诉另一个负责记录的人。另外三人绕公园外围大步走着，用哀怨的声音念着咒语。健壮的司机靠在灵车的引擎盖上，捻着鬓发，嘴里哼着哈西德歌曲，看上去这似乎是他们每天的例行工作。
我脑子里瞬间闪过一阵不祥的预感，急切地上前询问这是在干什么。司机镇定地答道，耶路撒冷治丧义工委员会接到通知，到特拉维夫帮忙把城市公园改造成墓地。全国的拉比都在忙这件事情。他亲眼看见仓库里堆着成吨包裹尸体用的尼龙布卷。伐木场也接到通知要准备好棺材板。
“我们估计会有一万或两万人死亡”，他面无表情地说，“有些人说会有四万——谁知道呢？”
我告诫他不要散布这种有害的谣言，可是当我继续上路往酒店去时，我的每一根神经都战栗起来。
记者们立刻感觉到情况不妙。酒店大堂桌边坐着六个人，看上去百无聊赖。其中一名说话带爱尔兰口音的女士冷冷地瞥我一眼，说：“你很紧张。你真的很紧张。为什么？”
“我怯场，”我含糊着道，“我刚开始干这份工作。”
“那么，你有什么新消息要告诉我们吗？”一个身穿亚麻西装、大腹便便的家伙问我，“是发生了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吗？”
我抽出早晨拿到的官方新闻发布会稿件，逐字念道：“约翰逊总统已经致电艾希科尔总理，承诺会采取国际行动解除对埃拉特的封锁。外交部长阿巴·埃班今天下午将在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希望美国总统能提出派遣国际小型舰队通过蒂朗海峡抵达埃拉特的具体计划，打破埃及的封锁。”
“这是旧消息，”他突然地打断我，眼睛里透着轻蔑，“我们早就从自己的消息源知道这些了。”
“约翰逊根本不可能组织起一支国际舰队，”一个系着俗艳领结的小个子瘦男人高声说，“他请求18个国家签字，最后只有四个国家——冰岛、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荷兰——同意。这件事不可能成功。约翰逊是个得克萨斯大笨蛋，他希望能帮到你们，但是他没这个能力。他已经在越南陷入了困境。这整个儿就是空想。”
我在椅子里扭动着又憋出一句话：“我还得到消息说，以色列已经接到美国总统的保证，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在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上作出妥协。”
“胡说八道！”有人骂了一句。
“你从耶路撒冷赶来就是为告诉我们这个？”另一个人道。“我根本不相信你说的任何一个字。我觉得你们的人隐瞒了什么。我觉得你们会偷跑，先开枪，要直接发动战争。”
“未经授权，我不能再说更多的了。”我结结巴巴地说着，没拿我的发布会稿件就仓皇离开了那里。
三个小时后，我回到耶路撒冷的办公室，又震惊又沮丧，一屁股坐进椅子里。正当我出神地望着窗外的夏花时，对讲机像警铃一样响起来。总理秘书说，艾希科尔要见我。在恢复外表平静之后，我沿着走廊来到总理办公室外的门厅处，那里铺着漂亮的地毯。
“他让你去处理这些支持信，”秘书一边说，一边埋头打字，“它们都是成袋送来的。”
她的办公桌旁边有两个茶叶箱大小的纸箱，里面装满信件。
我迈进总理办公室的时候，艾希科尔正低头处理文件，他看上去显然比之前更加苍白憔悴。
“我们收到大量信件和电报，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大人物发来的，”他咕哝着，连头也没怎么抬，“你去看一遍，要是有必要就替我写个人回复，我签名。如果你把握不好说什么，就去找雅科夫商量。”
雅科夫·赫尔佐克博士是以色列最有地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极富洞察力，很有头脑，他对巴赫的精通程度丝毫不亚于他对《圣经》的把握。他穿着无可挑剔，浑身散发着令人叹服的魅力，精明的脸上透着学者的敏锐和领袖气质。他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其父是以色列前任大拉比，哥哥是未来的以色列总统。本-古里安称他外交天才，在同行眼里他是个精通《塔木德》、哲学、神学的奇才，列维·艾希科尔很早就把他当作最信任的外交政策顾问。雅科夫·赫尔佐克对我的世界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是我的导师、引路人和顾问。他很信任我，经常给我讲解他的观点及其来龙去脉。作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国家公仆，他那精细的洞察力和强大的头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记。
正当我要离开总理办公室的时候，赫尔佐克大步走来，后面跟着艾希科尔的军事秘书、陆军上校伊斯雷尔·利奥尔（Yisrael Lior）。赫尔佐克早年在都柏林求学，他的父亲曾是当地的大拉比，因此说希伯来语时带着一股爱尔兰腔。他向艾希科尔汇报情况时口音愈发浓重：约翰逊总统刚刚通过驻华盛顿使馆传来消息，警告以色列绝不能开第一枪。消息还说，如果以色列触发战争，就得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为消除战争理由，美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组织一支国际舰队来解除埃及对埃拉特的封锁。
艾希科尔满脸阴郁地听着，一语不发。
“还有，”赫尔佐克拿起另一份电报接着说，“这是从苏联发来的。主要写的是：‘如果以色列政府坚持要为武装冲突爆发负责，它将为这种行为付出全部代价。’”
总理仍然不说一句话。他面对赫尔佐克，但却并没看他。
“还有一件事，”赫尔佐克继续道，声音里隐隐带着一丝寒意，“战场情报说，在西奈半岛发现了毒气装置。埃及人有可能想对我们发动毒气战。纳赛尔以前用过毒气，在迈斯对也门的战事中。”
“而且我们的库存里没有防毒面具。”以色列·利奥尔上校脸色苍白地补充说。
“没有防毒面具？”总理问，双眼紧盯着赫尔佐克。
“确实没有。”赫尔佐克证实说，他一改平日里彬彬有礼的风度，变得非常不安。
总理转过头，咬着嘴唇，静静地坐了一会儿。“马上就要血流成河啊，”他轻声地自言自语。他们三人凑到一起小声而秘密地谈论着，我预感到大事不好，走到屋外关上门。只听见艾希科尔对赫尔佐克说：“我必须找那个有学问的傻瓜谈谈。”他指的是阿巴·埃班。
艾希科尔和埃班目前就是这种关系，后者出生于南非，毕业于剑桥大学，是前者的外交部长。全世界的犹太团体都崇拜埃班那丘吉尔一般的口才，他凭借精彩而有见地的演讲在联合国赢得一片掌声，因为博学和教养受到上流社会的热烈追捧。然而在国内，他的权力基础很薄弱，更有甚者，还被那些讲求实际的内阁同僚看作是个不和谐的、自命不凡的外来者。这些人几乎不相信阿巴·埃班在决策上的敏锐程度。在他们眼里，他只会动嘴不会思考。谁都不否认他是个超乎寻常的外交天才，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沟通能力，但几乎没人相信他的战略思考能力。列维·艾希科尔不信，果尔达·梅厄不信，伊扎克·拉宾不信，如果去问梅纳赫姆·贝京，他八成也会说不信。提起阿巴·埃班，列维·艾希科尔曾经讽刺地说：“埃班不会给出正确的方案，他只会正确地发表演讲。”
“总理必须找埃班谈一谈，”雅科夫·赫尔佐克从门里探出头朝秘书喊道，“他马上要去见约翰逊总统。应该在华盛顿。”
秘书忙乱地找着电话簿，我抱起一个装满信件的纸箱往自己办公室走去。当我回来取第二个纸箱时，清清楚楚地听见虚掩的门里传出艾希科尔的声音，他正冲着电话吼：“你听见我的话了吗，埃班？对——是毒气。把我的话记下来。你要提醒总统，他对我做出过承诺。他保证过，如果我们受到威胁，美国会站在我们这边。是的，是的，在任何情况下——他就是这么说的。你还要提醒他，我曾经问他，如果有一天埃及攻击我们，而美国自己还有其他事情要解决，那时候怎么办？你记下来，他说他们的态度是不会变的。你告诉他，现在这种情况真的要发生了，而且还有毒气。告诉他，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能否自由停靠埃拉特，而是以色列能否生存下去。”愤怒和失望让他完全失去了控制，他用意第绪语尖叫着，“告诉那个异教徒，我们是在和畜生打交道。你听见了吗——畜生！”
总理怒气冲冲地摔下电话，吓得我差一点把纸箱扔在地上。
1967年5月25日，“六日战争”前的危急时刻，艾希科尔总理和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上将、塔勒上将在一起
图片来源：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