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官邸是一栋方方正正的二层小楼，坐落在耶路撒冷上流社会聚居的里哈维亚（Rehavia）区一条不显眼的街上。一名警卫在花园门外的路灯下站得笔直，梅纳赫姆·贝京向他道声晚上好，径直向前门走去。
艾希科尔突患感冒，他鼻子塞着、满眼焦虑地在书房接待了贝京。这间屋子和他本人一样，看上去含蓄朴素——毫无特色的家具、朴实无华的地毯，墙面颜色也十分黯淡。他向这位反对党领导人通报了最近不断恶化的事态进展，并试探着提出要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建立一个由所有主要政党组成的紧急联合政府来团结整个国家。梅纳赫姆·贝京在一旁听着，列维·艾希科尔觉得从贝京的眼神里看出了赞同的意思。因为贝京和他本人一样，都是出生于东欧犹太小村庄的犹太教徒，虽然他们在政治观点上存在冲突，却相处融洽并且能相互理解。
但是，那天晚上贝京的眼神里还有一样艾希科尔没觉察到的东西：百折不挠的决心。他并不知道，梅纳赫姆·贝京不仅仅是来听消息的，更重要的是，他要劝说总理辞职。他想让艾希科尔靠边站，降职成为本-古里安的副手，掌管国内事务，转而让戴维·本-古里安主政。持这种看法的并不止贝京一人。
“我们很快就要打仗了，”贝京的声音温和而坚决，“当敌人叫嚣要毁灭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得相信敌人是当真的。人们过去不相信希特勒。现在阿拉伯人说要毁灭我们，所以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必须抓住先机，率先消灭他们的军队。”
“可是你怎么能让我站到一边，转而去支持那个处处伤害你、为难你的人呢？”艾希科尔惊讶地问。接着，他执拗地说：“再说，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必须和美国保持一致。只要美国打破封锁的行动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就是最愚蠢的行为。我们是个拥有250万人口的国家，我们承受不起蔑视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后果。我们别无选择，必须顾及世界舆论。”
“我不相信美国人真的会整编出一个国际舰队去打破封锁，”贝京回答，“至于国际舆论，我同意那很重要，但我们绝不能被异族人的想法吓到。况且，我们已经号召起所有的后备力量，想想看，这样的动员对我们的经济消耗有多大！”
“那么，你的建议是什么？”
贝京心平气和地看着艾希科尔，“我建议，我们立刻动手。时机是关键。而且我建议你把政权交给本-古里安，你在民族团结政府里担任他的副手。我个人非常敬重你，但我认为现在局势非常紧迫，你身上的责任太重，你的双肩无法扛起如此重担。我完全相信，在如此危险的时刻，得让本-古里安来领导这个国家。他是个战争领袖。”
艾希科尔目光锐利地看了他一眼，沉默了一小会儿后突然厉声说：“不可能！本-古里安已经81岁了。”
“没错，但是我再说一遍，他是一个可靠的、久经考验的战争领袖。”
总理很难过，他抬头盯着天花板努力倾听着这一切。最后，他反击道：“本-古里安这些年这样对你，你居然还让我这么做？他甚至把你比作希特勒。”
“是他对我有敌意，而我没有。我的原则是，犹太人之间永远不能相互仇恨。”
列维·艾希科尔打了个大喷嚏，他擤擤鼻子深吸一口气，站起来走到窗边，脸色阴沉地盯着黑夜。他仿佛看见街对面有几个抗议者正在扎营，他们举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让他靠边站。在似乎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他转过身忧郁地盯着贝京，摇摇头。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贝京说，“那我该走了。”
“不，不，留下，”艾希科尔连忙说，回到座位上，“我们得深入谈谈。国家陷入如此险境，我们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必须事先经过深入探讨。”
在接下来的近一个小时里，俩人以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密关系，坐在一起反复斟酌，从每一个角度权衡正反两方面。最后，艾希科尔疲惫地站起身，伸伸胳膊打个哈欠，一脸倦容地看着贝京，摇摇头说：“这两匹马不可能齐心协力地拉动同一辆马车。”
“我理解，”贝京道。他起身往门口走去，正要开门时，艾希科尔抓住他的胳膊伤感地一笑说：“无论如何，谢谢你来一趟。我知道，你认为这是对国家最有利的道路。当务之急是扩大联合阵线，你得在里面。”
“但前提是本-古里安和摩西·达扬也在里面。”
列维·艾希科尔举起双手，意思是贝京无须再次强调这一点，他说：“看看接下来的几天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再决定走哪条路。”[1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许多以色列人都在不安地往窗户上贴胶布条，希望能抵挡炮弹和炸弹爆炸后飞来的弹片。这个活儿干起来很费劲，每个人都相信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总理和他的高级助手们都在作战室，我因为无权进入，就在家和妻子一起忙着在窗户上贴胶条。这时，收音机里传来艾希科尔即将发表对全国讲话的通知。我们和这片土地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一样，都希望听到鼓舞人心的话语，于是大家纷纷停下手里的活儿，把耳朵贴到收音机上。
我们听到了翻动纸张的声音，接着是一声咳嗽，一阵清嗓子的声音，然后收音机里传来了独具特色的沙哑嗓音。艾希科尔坦率地说，阿拉伯军队集结引发了全国性的焦虑，尤其是埃拉特遭到了封锁，接着他喋喋不休地提到，我们的政策是支持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旨在避免战争的国际计划，为保持这种政策的延续性，政府制定了几条原则。
收音机里又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这一次还不停地伴随着“呃，呃”的咕哝声，听起来艾希科尔似乎是忘了念到什么地方，或是正在努力从潦草的字迹中辨认“负责任的决策”、“共同目标”这些词句——就像几年前在伦敦的联合以色列求助会晚宴上那样。他和当年一样，磕磕巴巴地念着，不时停下来，一遍一遍“呃，呃”着。但这次不是筹款晚宴。他的听众是饱受惊吓的国民，他念得越结巴，他听起来就越是优柔寡断、惊慌失措，即便他在讲话结束时保证，以色列知道在受到袭击时该如何保卫自己，也无济于事。
广播震动了每个人的神经。突然间，整个国家好像失去了力量，失去了领袖。紧接着就有报道称，当以色列士兵在战壕里摔掉收音机痛哭流涕的时候，敌人们正在欢呼雀跃。
梅纳赫姆·贝京在特拉维夫的家中听到广播时非常震惊。他转动收音机旋钮寻找BBC全球广播，想听听他们对这场演讲有什么评论。他听到的却是BBC驻开罗记者正在用温文尔雅的声音介绍埃及军队在西奈半岛的军事集结，其中还引用了一段当天埃及军队接到的命令：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注视着这场针对以色列的光荣之战，他们侵略了我们父辈的土地。这是一场神圣的战争，你们将用武器和信仰夺回阿拉伯国家的权利，夺回遭到劫掠的巴勒斯坦……
贝京厌恶地关掉收音机，对妻子阿莉扎说：“我知道艾希科尔感冒了，可听起来他好像是心脏病发作了。”然后他坚定地说：“毫无疑问，他必须下台，让位给本-古里安，把国防部交给摩西·达扬。”
第二天上午，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国土报》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
如果艾希科尔能让我们相信他有能力在目前的危急时刻为国家这条船掌好舵，我们当然愿意追随他。但是，听了昨天晚上的讲话后，我们并不这么认为。
有人提议让本-古里安担任总理，摩西·达扬掌管国防部，艾希科尔主管国内事务，对我们来说这看起来倒是个明智的想法。
那天，当我踏进总理办公室时，屋里的气氛非常沉重。安迪·亚费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搞砸了广播讲话。那天一开始就不顺，他说——内阁磋商让人心烦，电话没完没了，政党拉票，还有国防军总参谋部的人像被关起来的狗一样急着要在敌人筑牢工事之前先动手。国防军方面认为，迟迟不动手并不是因为军事储备不足，而是政治上的优柔寡断。一些将军甚至还谴责艾希科尔胆小懦弱。但艾希科尔对他们的种种说法充耳不闻，他认为这些指挥官过于冲动，急于让他下令开战，等不及他为避免战争想尽最后的办法。他坚持认为，如果美国最终没能解除封锁，那么华盛顿方面唯一的道德选择就是在战争中支持以色列。
安迪说，艾希科尔本来打算事先在家把演讲录好。可是，因为日程排得太满，一直到很晚也没顾上。他看了一遍赫尔佐克等人起草的演讲稿，迅速做了些修改。因为秘书下班回家了，只好由安迪坐下来笨拙地重新打一遍字。他还没开始打字，录音室那边就打电话说来不及录音了，如果总理想在黄金时段演讲的话就得立刻赶到广播大楼去。
艾希科尔被压力折磨得十分疲惫，而且感冒导致他嗓子嘶哑。他在走进录音棚开始念稿子之前，根本没有完整地审查过演讲稿，也没弄明白上面各种勾勾画画的更正内容。“在广播过程中，”安迪沮丧地说，“他一度向我们——赫尔佐克和我——示意，他想中断录音，可是我们告诉他，除了继续说完别无选择。然后，事情就变成那样了。”
第二天晚上，戴维·本-古里安家响起轻轻的敲门声，他的妻子——矮胖健硕的宝拉穿着便袍打开门。“啊，是你，”她亲切地说着，给梅纳赫姆·贝京和他的党内同僚带路，“戴维正在等你。”
虽然当天天气炎热潮湿，但贝京还是按照他的习惯穿着正装打着领带。他真挚地向本-古里安夫人问好。宝拉很赏识贝京，贝京也很欣赏她。事实上，她丈夫在1969年2月写给贝京的一封特殊的信里承认了这一点：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的宝拉一直很赏识你。以色列建国前后，我反对你的路线，有时候还带有攻击性……甚至直到建国初期我也坚持反对你的某些立场和作为，我对此毫不后悔，因为我相信我做得对（任何人都会不知不觉地犯错误）。但是在个人层面上，我从未对你怀有敌意，过过去几年里，对你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敬重你，对此宝拉感到很开心。
从这封和解信中可以看出，这位老人最终冷静下来，打消了长久以来对政治对手的深仇大恨。但是，在那天晚上，当贝京和同僚们踏进特拉维夫的那套寓所时，却几乎感觉不到这一点。
本-古里安长得很敦实，身穿绣着他名字的开领卡其布衬衫和宽松的棉布裤子坐在摇椅里，他那一头银发像往常一样桀骜不驯地立着，脸上也一如既往地摆着一副好斗的神情。他是个注重结果，不拘小节的人，张口就问，“咳——你们来见我，所为何事？”
从贝京的语气里听得出来，他们早已对今晚的一切做过一番深思熟虑。他解释道，希望成立一个紧急民族团结政府，由本-古里安替代列维·艾希科尔担任领导人。老人皱起眉头，下嘴唇往外突着陷入痛苦的沉思。最后他大声道：“我，再当总理？绝不！”
接下来，他迅速否定了他们的战略构想，谴责他们竟然鼓吹先发制人，认为这会将国家置于险境；他坚称没有美国这样的大国支持，以色列国防军绝不可能赢得战争；他建议军事行动仅限于重开通往埃拉特的通道；他认为以色列光凭一己之力不可能赢得战争，指责他们的做法会危及这个犹太国家的生存。
贝京和同僚们出门来到附近一家咖啡馆反复琢磨本-古里安的长篇大论，得出的结论是：本-古里安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想法非常过时，对国防军的真实能力毫无概念，竟然相信以色列没有决心拯救自己。简言之，他已经老了，已经退出政治舞台，这让梅纳赫姆·贝京非常失望。
要强硬起来为打赢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作准备，人们只得呼唤达扬。大量民众在集会上齐声高喊：“我们要达扬！”预备军官的妻子们——被人称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在特拉维夫列队高喊“达扬！达扬！”。达扬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独眼勇士，蒙着标志性的黑眼罩；他是国际知名的以色列英雄；他是以色列坚忍不拔的象征；他曾经是哈加纳的指挥官，带领人们建立以色列武装力量，领导以色列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只有他能重整力量保卫国家，抵御另一次正在逼近的大屠杀。至于优柔寡断的列维·艾希科尔，大多数评论家都毫不犹豫地断定他以后只能当名义上的总理。
艾希科尔脸色苍白而阴沉地再次找到贝京，邀他加入扩大的紧急内阁，贝京的回答是，“除非达扬担任国防部长。”这让时任工党秘书长果尔达·梅厄大为不满，她强烈反对任命达扬。梅厄一直没有原谅达扬当年弃工党而去，追随本-古里安加入反对阵营拉菲党。然而，随着战争的枷锁越勒越紧，她还是勉强同意了。
于是在6月1日，星期四，人们收听晚间新闻时终于欢呼着松了口气——许多人甚至流下眼泪——以色列历史上首个民族团结政府终于成立了。当天晚上，摩西·达扬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梅纳赫姆·贝京为不管部长，俩人在内阁会议上就座，为先发制人投下了赞成票。
同一天晚上，雅科夫的兄长哈伊姆·赫尔佐克（Chaim Herzog）——前任军事情报局长、后备役将军、未来的以色列总统——在他颇受好评的每日动员广播节目里说：“我必须真心诚意地说，如果让我选择，愿意驾驶埃及轰炸机开往特拉维夫，还是愿意待在特拉维夫，那么出于纯粹自私的自我保护心理，我的选择是待在特拉维夫。”对于那些每天在自家后院挖掩护壕沟，准备应对埃及轰炸机的人们来说，这些话确实起到了抚慰人心的作用。
1967年6月4日，星期天，战时内阁通过以下决议：
在听取有关军事和外交形势方面的报告后……政府判定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军队正准备从各条战线上对以色列予以打击，并将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因此，以色列将发动军事打击，目的是解除对以色列的包围，阻止阿拉伯联合司令部发动攻击。[11]
随着决议公布，等待期终于结束。26.4万以色列士兵严阵以待，准备对抗35万阿拉伯联军，以色列军队要以800辆坦克对抗阿拉伯军队的2000辆，以300架战斗机对抗阿拉伯方面的700架。
这就是战争的实力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