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科尔回到耶路撒冷，向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通报了得克萨斯会谈的情况，并提出，如果林登·约翰逊恪守承诺——就像他所说的那样，那么未来耶路撒冷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就会因此发生深刻变化。“它甚至可能在将来促成一个实质性的战略同盟。”他说。
“所以，”拉宾接着道，“我离开部队后，希望被任命为以色列驻美国大使。”
艾希科尔止住笑，由衷地感到吃惊，他喘口气道：“你最好还是在我倒台之前先拽着我。你当大使？我可不会干出这种事情。”
“为什么？”
“你是说，你愿意站在冗长乏味的鸡尾酒会上，坐在烦人的宴会上，去参与那些外交官不得不玩的、枯燥沉闷的外交游戏？听我的，伊扎克，你不适合当外交官。”
表面上看，艾希科尔是对的。这位英俊的中年上将即将卸任，他看上去几乎不具备一般意义上从事外交的相关品性。他喜欢直言不讳，有时候脾气暴躁。他极为害羞，缺少张扬的魅力。他不愿意耐着性子和蠢人周旋，即便是陌生人一句无伤大雅的“你好吗？”也能让他感到不安，好像他的个人隐私遭受到不可原谅的侵犯。
“让我考虑考虑，”艾希科尔对他并不抱偏见，“而且，当然，我还得和阿巴·埃班谈谈。毕竟，他是我们的外交部长。”
“哦，我肯定他会持保留意见，”拉宾直率地表示，“他并不是很欣赏我，这种感觉是相互的。”不过，他很认真地接着道：“我之所以想去华盛顿，是因为今后几年，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将是一项最大的政治挑战，也是维护以色列国防军力量的关键条件。这是一个我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艾希科尔最终把这个职位给了他。之所以任命拉宾，是因为自从三年前拉宾当上总参谋长后俩人就一直密切合作，他知道此人思想敏锐，头脑极具判断力，很有潜力。即便是阿巴·埃班，在和拉宾经过一番长谈之后，也认可了这项决定。关于这次长谈，拉宾后来尖刻地写道，“众所周知，和埃班的对话都会变成自言自语，我很难从中得知，对于我，他到底有些什么想法。”[16]
1969年2月17日，伊扎克·拉宾抵达华盛顿。在不到十天后的2月26日，他下令挂在使馆前门的以色列国旗降半旗，门口放上一本供贵客签名的吊唁簿。吊唁簿前忽明忽暗的烛光中，立着一张镶黑色丝带的列维·艾希科尔总理官方肖像。艾希科尔断断续续病了一年，因心脏病发作于当天去世，享年74岁。
许多人怀着深深的崇敬前来吊唁列维·艾希科尔。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理解了他在“六日战争”前夜表现出来的搪塞、模棱两可，以及令人费解的外交举动。他用坚忍不拔的耐心、敏锐的直觉和精明的眼光最终让世界相信，以色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个犹太国家为避免战争已经竭尽所能。正因如此，以色列才会得到广泛的道德支持，尤其是美国总统的支持。除此之外，人们越来越欣赏战前他作为总理和国防部长所持的谨慎观点，他为以色列国防军的生存之战做好了充足准备，正是他的勇敢无畏帮国家渡过了难关。所以，实实在在地说，“六日战争”是列维·艾希科尔的胜利。
1970年8月4日，梅纳赫姆·贝京从果尔达·梅厄——她取代艾希科尔就任总理——主持的民族团结政府辞职，当天他在内阁会议上的一席话说得再好不过：
1967年5月末，我去见列维·艾希科尔总理，带着一个令他痛苦的提议：让他邀请戴维·本-古里安担任民族团结政府总理；而他，艾希科尔，让位做古里安的副手。我在向他解释自己的想法后表示，如果他不能接受这个提议，就可以马上阻止我说下去，我不会责怪他。然而他非但没有阻止我，而且还提议一起好好商量这件事，我们俩讨论了近一个小时。实际上，我可以实实在在地说，从那天起我们俩不但互相理解，而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我的提议并没有什么结果，几天后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了，总理是艾希科尔。我们不妨在这里回忆一下“六日战争”前的那些日子。我们的回忆里有焦虑，有警报，还有果断的历史性的决定。
列维·艾希科尔证明了人们那时候扣在他头上的所谓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并不是真的。事实正相反：他亲自做出了生死攸关的重要决定，采取措施并支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决断。“六日战争”期间，是列维·艾希科尔在为这个国家掌舵。没有他的领导，就不会有后来的成果。1967年6月5日，我们在议会防空洞里决定解放耶路撒冷。没有列维·艾希科尔，我们就不可能做出这个决定。“六日战争”的最后关头，我们决定进一步占领戈兰高地。没有艾希科尔，就不会有这个决定。“六日战争”结束时，列维·艾希科尔授权政府将以色列的司法和行政延伸到覆盖整个耶路撒冷。没有他，就没有这部法律。正是在这部法律的基础上，我们统一了耶路撒冷。我可以实事求是地说，没有艾希科尔的支持，耶路撒冷就不可能重新统一。在故去的列维·艾希科尔担任总理期间，民族团结政府取得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事实上，我相信他所领导的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
后来我从阿巴·埃班处得知，他曾经在为华盛顿的职位面试拉宾时，对后者不怎么完美的英语水平表示担忧。拉宾问，是否可以推荐一个英语流利的人与他合作共事，埃班推荐了我。于是新任大使给我打来电话，让我考虑从纽约领馆调到他的华盛顿使馆工作，头衔是参赞。我抓住这个机会，在他身边度过了紧张而极具收获的四年时间。在此期间，拉宾很少表扬人，他给我的最热情的赞美是“B’seder”——不错。
第一次见面，拉宾提出对我的工作要求，而我问他，准备成为怎样的大使。他站起身，双手插兜，走到窗边凝视着外面，整个人显得越来越忧郁，然后转身道：“我在华盛顿的目标是：第一，确保美国向以色列供应武器。第二，协调美国和以色列的政策，为将来可能采取的和平行动，或者政治解决谈判，或者起码为避免两国出现严重的政策分歧做准备。第三，确保美国提供财政支援，用于我们购买武器并支撑起国家经济。还有第四，确保美国动用其遏制力量，防止苏联在发生战争时进行针对以色列的直接军事干预。”
我很快就发现，这就是标准的拉宾：高屋建瓴，心思缜密。但凡遇到棘手的事情，他就会习惯性地做出我第一次见他时的动作：双手插兜，两眼盯着窗外，脑子里分析着手头的问题，把它整理成一个抽象模型，然后照例会说，“整件事情可以归结为四个要点。它们是……”他会明确无误地将它们一个个罗列出来。
那天下午，他正在为翌日和亨利·基辛格博士的会面做准备，后者当时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阿巴·埃班一直在一丝不苟地推动落实“六日战争”后著名的安理会242号决议，基辛格想知道，拉宾对这项工作有什么想法。他尤其想听拉宾解释其中关于撤军的条款：要求以色列军队从“最近的冲突中占领的土地”撤离，以及建立“安全的公认边界”。
拉宾双手插兜，意味深长地凝视着窗外，我坐在那里等呀等呀，好像等不到头似的，最后他终于开口道：“我会从原则上处理，不谈细节。”然后他断断续续地用希伯来语口述，由我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英语。他说：
“撤军至安全的公认边界，其含义是：第一，犹太人对《圣经》中所指的整个家园拥有不可剥夺的历史性权利。第二，由于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犹太民主国家，而非两个民族的国家，因此我们寻求的边界是让以色列拥有尽可能多的《圣经》中所指的家园，容纳尽可能多的、我们能尽最大限度保护的犹太人。以色列渴望和平地成为一个人口统计学、社会和价值观意义上的犹太国家。”他接着道：“至于获得这样边界的方式，和平不可能依靠像和平会议这样的单一行为来实现。通向和平的进程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花费时间。它依赖四个主要步骤：第一步，各方撤军。接着是第二步，各方之间冲突消散。接下来是第三步，各方之间取得信任。由此最终通向第四步，各方谈判。”
就是这样——不加修饰，话不多余，没有华丽的辞藻。
对照伊扎克·拉宾的战略档案去衡量以上的话就会发现，他在往后的日子里一直绝对恪守这些指导性原则。它们促成了他的和平外交思想，即循序渐进的和平进程，这体现在他和埃及于1975年达成的西奈临时协定、与约旦签署的和平条约、与叙利亚的未来和平准则，以及备受争议的1993年《奥斯陆协议》中他与巴勒斯坦人达成的和平愿景。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同一种观念的基础上，即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主国家的完整性只能依靠在两种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划分土地才能确保实现，二者民族信仰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命运不同。
工作第一天，我在这首篇讲话稿上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拉宾头脑犀利，他的希伯来语言简意赅，所以翻译时着实需要一番技巧。等我润色并打印完稿子，拉宾已经回家吃饭了，留下话让我把稿子送到他家，他要再看一遍，为和基辛格会面做准备。
开门的女佣把我领进一间宽敞的L形休息室，只见拉宾正在款待两位穿衬衫的客人用餐。其中一位身材矮小，充满活力，坚韧的皮肤像精心打磨过的靴子；另一位身形高大孔武，长着一头绒毛般的银发，左脸颊上有一道疤。利亚·拉宾（Leah Rabin）是个黑眼睛的漂亮女人，她一边分发水果沙拉，一边讲故事逗得大家欢快地笑，我正好可以从她身后墙上的一面镜子里清楚地窥见两位客人的模样。
他们很快就来到休息室，拉宾把我介绍给妻子和两位客人——据称是两名老战友，并邀请我在他审稿前一起喝杯咖啡。
伊扎克（大家都这么称呼他）松开领带，脱掉外套，喝着咖啡，一支接一支不停抽着烟，兴高采烈地听老战友细致地讲述着军中小道消息。他从年轻时加入帕尔马赫成为一名战士开始，就和他们一起出生入死。矮个子客人——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无拘无束地喝着咖啡，并哼起一首旧日的帕尔马赫歌曲，眼里流露出伤感。其他人也跟着唱起来，声音低沉而和谐——只有拉宾找不着调，他那认真的男低音跟不上节拍。
我听着他们的歌声心想，眼前是多么特殊的一群人：帕尔马赫一代——他们是热爱国家的不可知论者，深深地沉浸于希伯来文化，为保卫国家奉献了一切。他们无论出身，似乎都拥有同样的执拗性格，说着不太合乎语法的希伯来语，讲一口极为难懂的俚语，非常讨厌穿西装打领带。
利亚·拉宾站起身留下男人们继续闲聊，拉宾充满爱意地笑着对她说：“谢谢你在这么短时间内给我们做了顿吃的。要知道，这些家伙就喜欢搞突然袭击。”每个人都笑起来，我坐着思忖，说着这些暖心而深情话语的拉宾和白天我见到的使馆办公桌后面那个生硬而冷淡的人真是大相径庭。
由此我认识了伊扎克·拉宾：和家人、老战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本能地流露温暖的激情。这时他是放松的、自然的、慈爱的，甚至还会宠爱。但到了其他地方，他就会无一例外地沉默下来，变得内向而羞涩。他就是这样的性格，他自己也无法左右这一切。他不是在公众场合点亮气氛的那种人。他只会僵硬呆板地念我起草的英文讲稿。他的言语无法引起听众的共鸣。他简洁的风格里没有充满感情的语言。他要是想故作姿态，那会显得很滑稽。他无法扮演别人，他就是他自己，他毫不修饰地坦率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怎么在乎其他人的想法。他会经常激怒跟他想法不一致的人，但支持者对他怀有牢不可破的信任。当然，谁都不会怀疑他是什么人。至少他具备领导力中最容易缺失，却绝对必要的品质——真实可靠。他从来不戴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