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驻美使馆坐落在华盛顿特区破败的第22街和R街交会处，那里全是连栋的房屋，使馆就在其中一座相当破旧的建筑物里。1969年12月，梅纳赫姆·贝京前去拜访拉宾，向他表达敬意并且听取华盛顿的近况。贝京到美国是为了他最心爱的事业：以色列债券组织（Israel Bonds Organization）。这是一个总部在纽约的机构——现在仍然在——致力于出售以色列政府为发展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发行的证券。它至今仍是一项相当成功的事业，拥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全国发展项目投资组合。
当时梅纳赫姆·贝京仍在果尔达·梅厄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中担任不管部长。他抵达美国时，正值媒体密集报道白宫和国务院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确实，《华盛顿邮报》称，每天早上尼克松总统都在发愁，担心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和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之间的争吵会妨碍美国外交政策，进而对美苏关系、越南战争和陷入僵局的中东冲突产生严重影响。贝京想了解，大使对此有何看法。
“现在是特殊时期，”拉宾说，“昨天，比尔·萨菲尔（Bill Safire，当时的美国总统演讲稿撰写人，后成为《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者）私下告诉我，尼克松对这俩人不融洽感到非常遗憾。他引述说，‘他们俩之间的争议根深蒂固。亨利认为威廉不够深谋远虑，威廉认为亨利为权力疯狂。’总统就是这么说的。”
“那萨菲尔就此又是怎么说的呢？”贝京轻松地问。
那天下午拉宾很健谈，他笑着道：“萨菲尔说，他们俩都是极端自我主义者！”
贝京笑了，语气中带着些许嘲讽，“这听起来有点像你和外交部长在国内时候的情形。”
拉宾脸色一变。“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和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几乎不相往来。你别生气，我只是转述一下我听到的话而已。”
“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些，”拉宾认真地说，“作为内阁部长，你必须了解事实。事实上，尼克松的看法是，国家领导人之间应该尽可能保持直接接触，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外交部长——换句话说，这是一条非常规渠道。所以，果尔达在这儿的时候，他私下建议她把消息通过我交给基辛格，基辛格再直接给他，反过来也一样。果尔达同意了。所以，如果这暗示尼克松不信任罗杰斯，果尔达不信任埃班，这就不是我的错，是吧？麻烦的是，我被夹在中间，不得不首先面对埃班对我的怀疑。”
贝京对此毫不诧异。外交部长埃班曾经对各个内阁成员抱怨过拉宾，贝京也是其中之一。埃班认为，拉宾刚愎自用的外交行为显示出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大使的任务。因此埃班埋怨说，拉宾错以为国防军的等级制度并不适用于大使馆和外交部长之间的关系。这在拉宾的电报中一目了然。它们有的经过深思熟虑，语气温和；有的言辞激烈，咄咄逼人。它们无一例外地将矛头指向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埃班，或者是其他大使，偶尔还会涉及整个以色列政府，更不用说前不久还在他领导之下的陆军司令部了。简而言之，他虽是一名外交部下属官员，但其表现更像一名政府的部长。
然而贝京并不想卷入这场口水战。他只想弄清楚事件的核心，于是他问起拉宾和尼克松总统的关系。“有传言说，他为你大开方便之门，”他说。
“那是夸张，”拉宾冷淡地答道，“事实是，我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表达了对他的支持，他似乎很感激。”
“真的？你，我们的大使，明确表示支持理查德·尼克松，而不是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民主党候选人）？”
从贝京的提问方式可以看出，他显然没有贬低的意思，而是对此充满好奇；而拉宾回答的方式则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虽谨慎，但更大胆，他尖刻地说：“这么做也许不符合我们外交部里那些敏感人士的口味，在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一个以色列大使竟然押宝在一个总统候选人身上，而反对另一个。如果他们这么想，那他们根本不懂美国政治。一名以色列大使仅仅在这儿说，‘我要依据规则追求我们国家的最大利益’，那是不够的。在华盛顿，这种方式不起作用。为提升我们的利益，以色列大使必须利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竞争关系。如果不这么做，那他就等于没做工作。如果一个以色列大使既不愿意，也没能力在复杂的美国政治格局中摸索出一条路来扩大以色列的战略利益，那么他还是打包回国算了。”[17]
贝京完全理解拉宾这番掷地有声的话，但他什么也没说。他尊敬拉宾，首先拉宾是一名宿将，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贝京作为旧日伊尔贡的指挥官对以色列昔日的将军们怀有极大的崇敬和一种特殊的好感。虽然拉宾曾经把矛头对准“阿尔塔莱纳”号，而贝京当时就在船上，但贝京在和这位帕尔马赫老战士对话时，心里真的不存在丝毫怨恨。事实上，他非常佩服拉宾，因为拉宾曾经是一名战士，诚实，正直，说话既权威又入木三分。因此，贝京此刻毫无顾虑而又冒失地问道：“我听说尼克松是个反犹分子。这是真的吗？”
拉宾笑了，但眼里没有笑意。“说心里话，”他说，“我推断他是。他不喜欢犹太人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给民主党，当然也不喜欢自由派犹太人领导反越战运动和他作对。而且，他可能认为犹太人控制了媒体，怀疑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犹太人更效忠于以色列，而不是美国。但无论如何，这并没有阻碍他任命亨利·基辛格这样的犹太人担任高官，前提是他们能力出众。我认为，他对我们的领导人评价颇高，佩服我们为保卫国家利益所付出的勇气。比如现在，”——他一向严厉的脸上荡漾开一丝笑意——“对于我把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晾在一边，他看起来似乎并不反对。”
“我想你做得很周到，”贝京表示赞同，脸上表现出对罗杰斯的不屑，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人。
总理果尔达·梅厄也对罗杰斯极为不满，整个以色列内阁同样如此。罗杰斯没打招呼就径直宣布了一份自己提出的全面和平倡议，最不能接受的是，其中要求以色列退回1967年之前的边界，阿拉伯人却不需要作出和平安全方面的约束性承诺。罗杰斯提出，四个大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要确保建立一种所谓的“和平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简单直白的“和平”，而是一种朦胧的所谓“和平状态”。
“荒谬可笑！”果尔达一听这个想法就火了。“这对以色列是个灾难，”她怒气冲冲地说，“任何以色列政府只要接受这样的计划，那就是背叛国家。”果尔达要求身在华盛顿的伊扎克·拉宾和耶路撒冷的梅纳赫姆·贝京帮她起草一份表达强烈抗议的内阁声明，表明以色列明确反对“罗杰斯计划”。它是一种强加于人的解决办法——美苏共谋将其强加于以色列。此时，耶路撒冷恰好一直在担心——以色列成为大国政策的牺牲品，而阿拉伯人却能从这个强加于人的解决方案中获益。
此刻，贝京正和驻美大使拉宾坐在一起商议此事，贝京说：“梅厄夫人难道没有写一封尖锐的私人信件让你交给尼克松总统吗？”
“她当然这么做了。”
“她没授权你在美国展开密集的公关活动对付罗杰斯？”
拉宾靠着椅背，双手大拇指搭在皮带上，嘴角挤出一丝微笑狡黠地说：“是的，我收到了。我正要说这个问题。耶胡达”——他指的是我——“可以给你看看我们的材料，我们把它分发给特别挑选出来的记者、国会议员、犹太领导者，以及其他重要意见领袖。我们称它‘粉单’。”
我把一份粉红色的印刷材料递给贝京。
“为什么是粉色？”贝京翻着材料问。
“因为我们想出这个主意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秘书都下班了，”我解释道，“而我必须快速地把它做完，亲手送交，当时我在打印室只能找到粉色的纸，就用它了。”
“从此以后我们就这么称呼它了，”拉宾补充道，“这个名字显得它很特别。‘粉单’实质上是”——他指着贝京手中的材料——“我专门给高级行政官员的一份扩展版立场声明。我们确认，媒体和其他收到这份材料的人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这是我真正的想法，是我真正想说的话——这么说吧，绝对权威可靠。”
贝京喜欢读备忘录，看报告，听简报摘要，快速阅读大量文字材料。因此他扫了眼“粉单”，仿佛只需看一眼就能掌握其内容，然后道：“确实说得直截了当！”他对其中一段话特别感兴趣，而那段文字恰好在前一天被《纽约时报》一字不落地引用了：
从美国目前的政策来看，美国方面会同意并主张一份强判的解决方案。此举可能欠妥，但是其构成和动态正在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以色列拒绝接受这个方案。美国的建议涉及实质性问题，不但破坏谈判原则，而且还抢占了先机。如果美国已经断定什么是“安全的公认边界”，那么以色列与任何人参与任何谈判都是毫无意义的。美国的公开建议业已如此，阿拉伯人怎么会同意给予以色列更多呢？
“这个说法切中要害”，贝京表示赞成，“但国务院是怎么想的，我们在他们的地盘上抨击他们？”
拉宾嘲讽地说：“哦，‘粉单’顺利引发了一场争议的风暴。罗杰斯怒了。他说，在东道国的首都如此公然攻击，这是不能接受的。阿巴·埃班向果尔达抱怨，我们大使馆竟然未经他同意就发布如此强硬的内容。美国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乔·西斯科（Joe Sisco）私下对我说，耶胡达可能会因为写了这些东西而被美国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除了事实，拉宾语气里更多的是戏谑和嘲笑，而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好笑。
“但是，对于这一切，你好像对他们的愤怒并不是很在意，”贝京问，“这是为什么？”
大使刚想回答，传来一声轻轻的敲门声，一名秘书端着托盘悄然走进来，托盘上面是两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和一杯柠檬茶。贝京接过茶，道了一声“谢谢”，然后拿起一块方糖放在嘴里，又问：“这是为什么？”
拉宾点上一根烟，说：“因为尼克松和基辛格根本不信任罗杰斯执掌的国务院。贝京先生，你是一名内阁成员，大家都知道你为人诚心，办事谨慎。”
“我努力，我努力。”贝京客气道。
“那么我要私下里跟你分享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坏到了什么程度。”他说着，打开一个上了锁的书桌抽屉，翻找着文件，从中抽出一个棕色的信封并从里面取出一张纸。
“这是几天前基辛格和罗杰斯之间的一段对话内容，”他说，“那是我和基辛格见面的后一天。它很能说明问题。别问我这是怎么搞来的。”
我越过贝京的肩膀，看见上面写着：
罗杰斯：昨天晚上你和拉宾的会面，把它搞砸了。
基辛格：别开玩笑了。
罗杰斯：我没开玩笑。
基辛格（大声喊）：你真荒唐。如果有意见，你直接去跟总统说。我对这些话已经厌倦了。
罗杰斯：你和我在这些事情上意见不一致。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和总统接触，他们用不同的渠道干不同的事情。
基辛格：哪有什么两种渠道。
罗杰斯：那你说，他们为什么找你？
基辛格：他们想采取迂回战术绕过你，让总统来否决你。
罗杰斯：没错！
基辛格：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罗杰斯：那你为什么让他们这么想？我认为，你不该见那些人。[18]
贝京递回那张纸，目光炯炯地说：“太受启发了！我看基辛格这是——丘吉尔在议会说‘谎言’是什么来着？——‘用词方面稍欠准确（terminological inexactitude）’。给我说说，基辛格断定接触总统不存在两条渠道，这个用词有多不准确？”
“有这么不准确，”拉宾大笑着展开双臂，然后接着道，“我之所以在反对罗杰斯的公关活动中这么轻松，是因为最上面有人支持。”
“他们的地位有多高？”
“尼克松和基辛格他们自己！”
贝京看上去瞠目结舌的样子。
拉宾一反常态地活跃起来，忍不住讲起有关他外交生涯中这条幕后渠道的种种事情，以及他如何带着果尔达·梅厄给总统的信去找基辛格摊牌。“我坦率地对基辛格说，”他告诉贝京，“我们正在举行一场反对‘罗杰斯计划’的大规模公关活动，我会在美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我所能地激起美国民意，让他们对行政当局产生反感。”
“真强硬！”贝京说。
“强硬得足以让基辛格无法淡定。”
拉宾重新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黄色拍纸簿，第一页上是他的笔迹。“这个本子，”他挥舞着拍纸簿说，“逐字记录了基辛格给我的回答。会面一结束，我就把它们记下来了。他说‘既然木已成舟，那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请求你，都不要把矛头指向总统。那意味着和美国起冲突，以色列承受不起。总统没有提过罗杰斯计划，所以他与此无关。他让罗杰斯放手去干。但是只要总统没有公开对这份计划做出承诺，你们就有机会采取行动。你们怎么做，那是你们的事情。你们对罗杰斯说什么，或者怎么反对他，那是你们的决定。但我要再一次建议你，不要把矛头指向总统。’”[19]
拉宾从未如此意气风发，他又加了些猛料，“基辛格接下来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正准备走，他说，‘总统想和你握个手。’‘你在开玩笑吧。’我说。‘不，没开玩笑。’他说。‘咱们现在过去跟他见个面？’我完全不知所措。就这么片刻的工夫，一个小国家的大使就要去见美国总统了——真是闻所未闻！”
“然后呢？”
“我们穿过马路进了行政大楼里的一个房间，每逢尼克松想要清净的时候就会到这里来。我们进屋时，他正站着和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说话。总统对我表示欢迎，他说”——拉宾再次指着手里那张纸——“‘我知道，现在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艰难时期。我相信，以色列政府完全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观点，我对此完全理解。’然后他对基辛格说，‘以色列要求获得武器和装备的事情怎么样了？’基辛格像平时一样支吾着说，‘我们正在核实以色列的需求。’总统极为亲切和蔼地说，‘我保证，我们不但会满足以色列的防卫需求，还要满足其经济需求。’基辛格回应道，‘核实工作覆盖了这两个方面。’接着，尼克松转身对我说，‘我能理解你担心的事情。我知道你们在对抗恐怖行动的过程中面临许多困难，我特别关注你们的防卫需求。和军火供应相关的所有事情，可以随时找莱尔德和基辛格。当然，最好找基辛格。’这就是他的原话。”
“这次见面持续了多长时间？”
“七八分钟。回到车里，我把每一句话都记了下来，一直在想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尼克松和基辛格是不是在向我证明——通过我向我们的政府证明——总统对以色列的态度和国务院的不一样。他到底是想让我公开介入二者之间的矛盾，还是仅仅试图确保我们不会将火力对准白宫？不管怎么样，这对我来说都是个进步。仔细看看那份‘粉单’，里面没有一个字是针对尼克松、基辛格或者是行政当局的，它只针对罗杰斯和他的国务院。而且，我可以告诉你，那人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一名专栏作家引用几天前基辛格对尼克松所说，‘罗杰斯像个手气欠佳的赌徒。他一直想增加自己的分量。这整件事情注定是徒劳的。”
事实确实如此。“罗杰斯计划”慢慢走向了命中注定的终结，拉宾大使完全可以因为“助其一臂之力”而自夸一番。华盛顿的人开始注意这个家伙——这位经常和基辛格结伴同行，还能不时面见美国总统的大使。
拉宾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因此也成为五角大楼的常客。高级官员和将军们邀请他做战略评估。1972年3月，基辛格邀请他私下聊聊，就北越的进攻趋势征求他的意见。拉宾仔细研究地图后，指着地图上美军力量明显非常薄弱的一个点说，“你们的力量在这边不够强，我猜想北越方面会从侧翼发动进攻，试图在那里包围你们。”
“好像你是唯一一位这么想的将军。”基辛格满腹狐疑地说。后来，当拉宾预测的战事真的打响后，基辛格毫不留情地嘲笑他的高级军官们道：“准确预测出敌军进攻方向的唯一一名将军，竟然是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
事实上，没有哪位大使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获得最高行政部门、无所不能的媒体、国会山的重要幕后操盘手、有影响力的犹太组织的信任和尊敬。拉宾在五年任期内成功地将一座不起眼的使馆改造成一个负有盛名的地方，以至于1972年他卸任时，《新闻周刊》竟然称他为“年度大使”。
我那时候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给他发去一封贺信。1972年12月9日，他以特有的坦率直白的风格给我写了封回信：
我承认，成功结束任期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想到外交部长（阿巴·埃班）以及他在外交部的同僚过去、现在一直对我施以各种诽谤。过去两年间，外交部的所作所为在任何一个自尊、文明的社会都是闻所未闻的，其目的就是诋毁我本人。
我不需要《新闻周刊》给我捧场，让人知道我在这里干得很棒。问题在于，我们的世界有点像蠢人的社会。犹太人仍在经受着一种过度的流亡情结（“焦虑”的委婉说法）的折磨，我们的以色列公众也是一样。他们永远需要外界的认可，承认以色列人，承认以色列真的能够做成有价值的事情。单从这一点来看，《新闻周刊》的评论——并不是我发动他们写的——相当重要。
同时，这里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变化。美国想早日解决越南问题，但形势在恶化……与此同时，我毫不怀疑这是美国介入越南意料中的结局，这个问题会在1973年得到解决。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我们会平安入夏，不会再遭遇什么特别的（强加于人）提案。
我再次见到拉宾是在耶路撒冷的阿塔拉咖啡厅。那是1973年3月，他刚从华盛顿回来不久，脾气很暴躁。“三个不同的党内大佬三次许诺我一个内阁职位，”他告诉我，“可是一切石沉大海。看起来，如果我想从政，就必须吃苦——全靠自己努力——而不是仰仗果尔达·梅厄的诺言。”
“果尔达自己真的许诺你什么了吗？”我问。
“她有一次说过，可是现在她告诉我没有空缺。我得等到1973年10月的选举之后。她希望到那时候她能给我找个位置。这就是果尔达所能办到的。”
1972年12月9日以色列驻美大使伊扎克·拉宾给作者的一封信，其中抱怨了阿巴·埃班执掌的外交部对他的态度
果尔达·梅厄总理1969～1974年
1898年——出生于乌克兰基辅。
1906年——和家人一起移民到美国密尔沃基。
1917年——从教师培训学校毕业，与莫里斯·迈尔森结婚。
1921年——移居巴勒斯坦，加入梅尔哈夫亚（Merhavya）基布兹。
1924年——离开基布兹，成为以色列工人运动领袖。
1938年——和丈夫分居。
1948年——担任驻莫斯科公使。
1949年——担任劳工部长。
1956年——担任外交部长。
1966年——担任工党总书记。
1969年——担任总理。
担任总理期间的重大事件
1969年4月——苏伊士运河消耗战。
1970年——美国倡议停火；梅纳赫姆·贝京从民族团结政府辞职。
1973年10月——在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问题上与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发生对峙。
1973年10月——赎罪日战争。
1974年——辞去总理职务，伊扎克·拉宾继任。
1978年——80岁去世。
1974年3月10日，果尔达·梅厄总理在议会发表讲话
图片来源：摩西·米尔纳、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