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7日，工党中央委员会选举果尔达·梅厄作为列维·艾希科尔的继任者——以及以色列第一任女总理。当时她控制不住地啜泣起来，6年后她在回忆录中特别提道：
有人常常问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真希望对这个问题能作一番富有诗意的回答。我知道投票结束时我双手遮住脸，流泪了，但我记得我的感受是有些恍惚。我从未打算当总理。事实上我从未打算担任任何职务。我只知道，现在我每天必须做出会影响几百万人生命的决定，我想这也许是我哭泣的原因。[20]
虽然之前有过许多足以让人掉泪的痛苦时刻，但作为她工作人员中级别较低的一名成员，我从未见她哭过。果尔达生性顽强。正如阿巴·埃班所说，她是一位“刚愎自用的强势女性”。她“的智慧在于简化问题。她能直捣每个问题的关键与核心……当官员们分析影响决策的各种矛盾因素时，她会打断他们，要求他们直接说出关键点。遇到复杂情况时，拿出简单事实可不容易”[21]。
对她而言，最关键且务实的答案首先根植于她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信仰中——虽然她的信仰屡次在联合国遭到她的社会主义代表的抵制，但她从未发生过动摇。她曾经与这些抵制她的人在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会议室里愉快地畅谈。社会党国际是由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组成的世界性团体，她在其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因此她常常冥思苦想，在地毯上来回踱步，手臂僵硬，低着头，滔滔不绝地苦述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在对待以色列国的态度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们和他们的反动对立面是一致的，竟然通过了反对以色列的决议。
“在联合国，我环顾四周，”我有一次听见她说，“我在想，我们在这里没有家人。以色列在这里完全是孤立的，不受欢迎的，当然还遭到了误解。我们只能求助于我们自己的犹太复国主义信仰。可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
奇怪的是，果尔达·梅厄并没有试图回答她自己提出的这个惊天动地的大问题：为什么犹太国家长时间地在国际大家庭中显得如此另类？
1972年我从华盛顿回国，接手总理外国媒体办公室的领导工作。我很快发现，果尔达在以色列对外关系上的见解也同样适用于外国媒体：以色列屡屡被媒体相中。在某家外国大新闻机构，这个犹太国家每天都是——直到现在依然如此——主角。在我看来，这反映的不仅仅是超越国界的兴趣、好奇或关注，而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困扰。
外国记者到以色列会习惯性地住进美侨酒店（American Colony Hotel）。以耶路撒冷的标准来看，这座酒店自成一格。它曾经是19世纪土耳其帕夏的官邸，弥漫着一种低调奢华的贵族气质，散发出一股英帝国的威严之气。不难想象，阿拉伯的劳伦斯曾经在它郁郁葱葱的庭院里和艾伦比将军畅谈，阿加莎·克里斯蒂曾在楼上宽敞明亮的房间里和罗纳德·斯托尔斯勋爵品茶。
几年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世界各地的记者发现这座舒适年代留下来的非犹太上流社会遗迹，对他们的报道工作来说真是再好不过。美侨酒店正好位于东西耶路撒冷的交界处，这里的酒吧存货充足，气氛友善，一直以来被公认为中立地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可以在这里同外国记者会面——或者相互见面——不用受任何约束。
我第一次踏进那里是上任第二天，去见一个来自芝加哥的独立电视新闻记者。见他不在大堂，我漫步上楼，想去看看“帕夏之屋”，那里正准备举行一场阿拉伯婚礼。房间的圆顶上装饰着彩带和气球。屋里身着深色西装的男人和一身传统打扮的女人们，正泾渭分明地各自闲谈着。手风琴师、萨克斯演奏者和曼陀林演奏者组成一支三人乐队，正在演奏轻柔的东方音乐。当他们改换节奏打起小鼓时，男人们走进舞池跳起了狄布开舞，每个人把一只手放在旁边人的肩膀上，跟着小鼓断断续续的拍子齐声跺脚，唱着赞美真主的歌。
两个留着长胡子的中年人——应该是新郎新娘的父亲，戴着耀眼的装饰有白色流苏的阿拉伯头巾，被众多肩膀抬着，在女人们刺耳的尖叫声和拍手声中，极为兴奋地旋转着，欢呼着，挥舞着锻造精美的装饰匕首。他们旋转得越来越快，直到音乐达到高潮，进入命令式的最终和弦，这种像托钵僧似的狂舞旋转才缓和下来，喝彩声渐渐平息。
我约的人发现并认出了我，他拍打着汗津津的额头，向正在门口徘徊的我大步走来。他对没有在约定的大堂等我表示歉意，气喘吁吁地说：“就是这舞蹈，让我忘记了时间。请原谅。”
他身穿俗丽的条纹衬衫，戴着圆点花纹的领结，看上去很显眼，他的名字和他兴高采烈的样子很般配：巴迪·贝利（Buddy Bailey）。
在酒吧喝了一杯后，巴迪告诉我，他受委派要做一部关于果尔达·梅厄以及耶路撒冷的未来的电视专题片，他的巴勒斯坦摄像师就是楼上新娘的父亲，所以他刚才也在舞池里跟着一起参加派对。他想让我协助安排几个采访，如果有可能，安排一次对梅厄总理的采访，另外几次是深入探访目前的耶路撒冷。
巴迪·贝利承认，他对这个话题只掌握了最粗略的一点知识，需要做的功课太多。“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他爽快地承认，“但是我只对你们的‘六日战争’和你们如何占据阿拉伯人的东耶路撒冷有一点点模糊的记忆。”
“我能不能在你做片子之前先推荐你一两本书？”我问。
他好像大吃一惊。“我——读一本书？我没有时间看书。我们得靠你这样的人来获得信息。”
“那么，你想怎么拍——”
“你看见那边那些家伙了吗？”他打断我，指着一群新闻记者说，“你觉得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地做过什么研究？你去，问问他们！问问有多少人了解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冲突是怎么开始的，或者你们是怎么到约旦河西岸的。你去，问问他们。”他傲慢地为自己的无知辩护。“你问问他们，有多少人了解你们的语言——就算是贴在这里的海报也行。我敢打赌，一个都没有。我们这些新闻记者就是时时刻刻被截稿时间折磨的奴隶。我们靠这个生活，做完一条又是一条。谁有时间去做研究？我们老板要的是行动，而不是复杂的事实。”
“那么，你们究竟是怎么挖掘信息的呢？”我天真地问。
“到处打听，你们的电视摄像机和新闻记者出现在哪儿，我们就奔向哪儿，还有就是从你这样的人那里获取信息，从当地阿拉伯人那里弄点鸡零狗碎的小道消息，比如楼上我的摄像师。”
突然，他转过身。一只手从后面搭在他肩膀上，他愉快地喊道：“说曹操，曹操就到！法耶兹——正说你呢！我刚才正提到你，一块儿来吧。婚礼进行得还好？”
法耶兹灿烂地笑着，用头巾一角擦擦额头，痛快地大口喘着气，“我和女儿，那个新娘，跳得时间太长了，溜出来凉快凉快，趁着客人们都在楼上没人看见，偷偷来一点点‘兴奋剂’。”
“请给这儿来杯苏格兰威士忌，伙计，”巴迪·贝利打着响指招呼。“黑方的，要双份。”
法耶兹一口气喝下半杯，环顾四周确认没有被哪个同胞抓着现行，然后灌下了另一半。放松下来后，他笑着说：“请原谅我这么激动。因为婚礼太让人兴奋了。”
“法耶兹，”巴迪·贝利嬉皮笑脸地冲他眨眨眼，“我有个问题。我刚才跟耶胡达说，作为一个我这样的外国记者，要搞清楚你们两者之间的冲突到底有多难。你觉得，你和耶胡达之间有没有可能讲和并且握个手，嗯？”
法耶兹打了个嗝，“你这话什么意思，讲和，握个手？”
“和平。制造和平。让过去的事过去吧。”
法耶兹上上下下打量着我，眼睛里流露出懒散的笑意，他用纯正的希伯来语说道：“你和我——和平？”
他取下头巾，用指关节梳理着卷曲的白发，向后收收肩膀抬起下巴，带着些许醉意道：“亲爱的——我的朋友——这不可能。我们的基因不一样。你们犹太人来自四面八方。你们是杂种混血儿。我们阿拉伯人从沙漠里来。我们都是纯种的。你们想问题的方式很微妙，我们用三原色思考问题。”
“三原色是什么意思？”我问。
他把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不知道是为了表示亲热还是为了让自己站稳，东拉西扯地继续道：“三原色的意思就是说，沙漠没有什么难以捉摸的。那里的一切都是极致——火热的天气、冰冷的夜晚、干燥的沙子、甘美的绿洲。所以我们阿拉伯人最喜欢极致。它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我们可以前一分钟慷慨大方，后一分钟就变得无比贪婪；前一分钟热情好客，后一分钟残酷凶狠；前一分钟信宿命，后一分钟灵活应变。现在嘛”——他用手抓着我——“现在我非常好客，请到楼上来参加我女儿的婚礼吧。你不去？还有别的事情？好！那我就自己上去，”说完，他迈着醉酒之后过于刻板的大步子走了。
“这是什么意思？”巴迪困惑地问。
我沉思着答道：“我也不是很确定。不知道他说的有几分真话，几分醉话。但我可以肯定，对于冲突，他们确实很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