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国媒体办公室工作了两年，其间发现果尔达·梅厄总理最钦佩、最喜欢——甚至喜爱——的记者是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
奥莉娅娜·法拉奇是地道的意大利人。她是个无所畏惧的战地记者，很有才气，作品时常引起争议。她关于越南战争的第一手资料《任其一无所有》（Nothing，and So Be It）——是一本世界性畅销书。法拉奇因擅长强势而有冲击力的政治访谈闻名于世，据说再出名的政治家也不敢在她面前轻易说“不”。
她的采访技巧独一无二。和巴迪·贝利他们这些人不同的是，她会花费好几周时间去详详细细地研究题目。任何人企图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她，或者虚情假意地迎合她，或者为任何形式的不公平作辩护，都会招来她那罗马式的愤怒——她曾经在采访大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时候，因为对方说伊斯兰妇女永远不该露出她们脸，愤而扯下自己的黑色方巾；菲德尔·卡斯特罗因为在她身边靠得有点太近，而被她指责散发出体臭；她还曾经冲着拳王阿里扔过录音机的麦克风，因为对方冲着她打嗝。
奥莉娅娜·法拉奇就像舞台上的女主角，她能够在转瞬间表现得傲慢无礼，也能马上展现甜美迷人的一面。她能够从貌似肤浅的回答中梳理出深层价值。她会假装无辜，让人觉得提出的问题仅仅是为了满足她自己的求知欲，即便最难对付的采访对象也会放下戒备。基辛格在自传中回忆1972年自己与法拉奇的谈话，称之为“与新闻界人士有过的最具灾难性的谈话”。在那次访谈中，基辛格顺着法拉奇的思路承认越南战争是“一场毫无价值的战争”，他还荒谬地承认，常常把自己想象成“牛仔，独自一人骑马领着篷车队”。
当我在美侨酒店大堂见到奥莉娅娜·法拉奇，为她采访果尔达·梅厄总理做准备的时候，真是忍不住要仔细打量她。法拉奇四十多岁，长得很结实，身高不过五英尺，意大利式的脸上充满胆量和勇气，非常引人注目：她长着一头浓密的赤褐色头发，高高的颧骨上方是一对倔强的眼睛。当我说，总理想了解她准备谈些什么的时候，终于领教了她的口才：
“我跟她谈话时，梅厄夫人当然就知道我准备谈些什么了。如果她觉得这样有问题，那我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回家。”
梅厄夫人听了我的汇报，略微调皮地一笑，嘱咐我到约定的日子邀请奥莉娅娜·法拉奇去她家里舒舒服服地聊聊，而不是到她的办公室。那天，果尔达像所有女主人一样穿上了时髦的黑色裙装。她首先感谢法拉奇送来漂亮的玫瑰花束，然后去厨房煮了一壶茶来给大家倒上。她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坚持让法拉奇尝一尝她的奶酪蛋糕，称赞她虽然工作严酷却依然看上去那么年轻而时髦。接着，果尔达深入探讨并赞扬了法拉奇最近出版的关于越南战争的书，把越战和自己面临的反恐之战进行对比。
1小时15分钟后，法拉奇女士被折服了，她发现自己并没如预想的那样和果尔达战斗好几个回合，而是一直和颜悦色地沉浸在女人之间的聊天中。果尔达也同样被法拉奇吸引，表示愿意很快再找个时间继续聊，并让我安排时间。
奥莉娅娜·法拉奇在门口拥抱果尔达·梅厄，上车时，法拉奇对我脱口而出，“碰到这样的女人我该怎么办？我还怎么保持客观？她总是让我想起我母亲——一样的白色卷发，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看上去亲切而充满活力。我觉得，我是爱上她了。”接着，她像葛洛丽亚·斯旺森[22]那样叹了口气道：“我得喝一杯。送我回酒店，我得好好想想。”
三天后，俩人第二次见面时，法拉奇已经完全恢复了她战士般的职业精神。她向总理抛出一连串强硬的政治问题，果尔达则像底波拉降服西西拉一样，凭借其坚韧和非凡的热情左右抵挡。可是，谈话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法拉奇的风格从狂飙突进变成了轻柔表白，女战神化身成为魅力公主，亲切地询问了许多非常私人的问题。她首先抛出的是，“梅厄夫人，您信仰宗教吗？”
总理不屑一顾地挥挥手，她的语气让人丝毫没有怀疑的余地，“我，信教？不！！我的家庭是老式的，但不是宗教的。只有我的祖父信教，不过那还是我们在俄罗斯的时候。我们在美国过各种传统节日，但很少去教堂。我只在赎罪日的时候陪我母亲去过。你看，对我来说，作为犹太人意味着，而且永远意味着作为民族一分子的骄傲感，这个民族两千多年来一直维持着独特的身份，承受着所有的痛苦和折磨。”
突然，她的声音小了，整个人深深地埋在摇椅里，眼光越过法拉奇凝视着远方，仿佛在思考更深刻的问题。她静静地，几乎是虔诚地道：“我只在莫斯科的一个犹太教堂里真正祈祷过一次。那是在以色列建国后不久，我当时担任驻苏联公使。如果我一直在苏联，可能早就信教了——也许吧。谁知道呢？”
“那是为什么？”
“因为在苏联，犹太教堂是犹太人可以见到犹太人并相互说话的地方。在犹太新年和赎罪日，人们成千上万地拥向那里。我从早到晚一直待在教堂里。我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于是就真的祈祷了。实际上，我应该是你见到过的最敏感的人。难怪许多人说我在处理公共事务的时候是感情用事，而不是用头脑思考。好吧，那又怎么样呢？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错。我为那些害怕自己的感觉，隐藏自己感情，无法由衷哭泣的人感到难过。不会全身心哭泣的人，同样也不会痛痛快快地大笑。”
“那么和平呢——什么时候才能有和平？”
总理耸耸肩。“恐怕和阿拉伯人的战争还会持续几年，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对于送人民去赴死，根本就是漠不关心。”
“那么耶路撒冷呢？您会不会同意重新划分耶路撒冷？”
“以色列绝不会放弃耶路撒冷。我甚至不会同意讨论这件事。”
“还有戈兰高地——以色列会不会同意放弃戈兰高地？”
“不，以色列绝不会从戈兰高地下来。”
“再说说西奈——您愿不愿意从西奈半岛撤兵，换取与埃及之间的和平？”
“是的，以色列会做好准备从西奈半岛的多个地方撤军来换取和平。但是我们不会冒险，我们不希望一觉醒来发现西奈半岛又囤满埃及军队，就像‘六日战争’前夜一样。”
“还有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们也是和平伙伴吗？”
“绝不，绝不，我绝不会和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那个恐怖分子谈。”
“再说说巴勒斯坦难民——您会同意让他们回来吗？”
“不。阿拉伯国家在利用他们，蓄意将他们圈在肮脏的难民营里，将他们作为武器来对付我们，要是一直这样，阿拉伯难民还能有什么希望？”
他们就这样针锋相对地聊着，一个是总理，一个是记者。法拉奇不断变换着角色，她的甜言蜜语让果尔达心甘情愿放松了警惕，开始吐露她以前从未向任何人如此充分谈及的关于自己的一些事情：
“当您作为拓荒者来到这里的时候，这是不是您梦想中的以色列？”法拉奇问。
果尔达点燃一支烟，从鼻子里喷出烟雾叹口气道：“不，这不是我梦想中的以色列。我原来天真地以为，犹太国家里不会有其他社会的弊病——偷盗、谋杀、卖淫。这就是让我痛心的地方。另一方面”——她的声音变得洪亮起来，甚至带着些欢快——“作为一个犹太社会主义者，我认为以色列比我梦想的还要好，因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是我所信仰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犹太人获得公平正义一直是我此生的目标。四五十年前，我根本不奢望犹太人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主权国家。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国家，我似乎不应该过多地抱怨它的缺憾。我们拥有了可以踏足的土地，这已经很不错了。”
“至于我的社会主义，老实说，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很大差别。所有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党都不得不作出妥协。我从前的梦想，也就是建立一个公正团结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梦想，早就见鬼去了。一个人什么美梦都可以做，但是做梦的时候人是睡着的。当你从梦中醒来时，就会发现梦境与现实很少有什么共同之处。”
两个女人相互之间越靠越近，简直就像在说悄悄话，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似的。果尔达显然是中了法拉奇的魔法，开始透露一些让我听了脸颊发热的闺房私密话：
“太难了，太难，太难！”她遗憾地感叹，回忆起孩子们年纪尚小最需要她的时候，她作为母亲却忽视了他们这一点。“你上班时，你会一直想着独自在家的孩子们；然后当你回家时，你又想着工作上要做的事情。我的心都要碎了。我的孩子，萨拉和梅纳赫姆，他们因为我受了很多罪。我经常把他们独自留在家里。我从来没有在应该陪伴他们的时候和他们在一起。每当我因为头疼之类的身体不舒服而待在家里的时候，他们俩是那么开心。他们会跳上跳下，边笑边唱，‘妈妈在家了，妈妈头疼了，妈妈在家了。’”
她温柔地继续说：
“如果你的丈夫不是个像你这样的社交达人，对像我这样活跃的妻子又感到不安——对他来说，妻子不像个妻子——那么两人之间势必会产生摩擦。而且，这种摩擦还会导致婚姻破裂，就像我这样。所以，是的，”——她停下来从手包里取出一块手绢擤了擤鼻子——“我为成为我自己付出了代价。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法拉奇俯身靠她更近了，低声说：“您对孩子们觉得愧疚，对您的丈夫也是一样吗？”
果尔达身体坐得笔直，晃着一根手指告诫她，“奥莉娅娜，我从不，从来不谈论我的丈夫。换个话题。”
“但真的就不谈吗？”意大利人的眼睛里充满推力和磁性，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在催眠。
总理端详着手指甲默默沉思了一会儿，释然道：“好吧，行，为了你，我试试破个例。”
她用手绢擦着眼睛忧郁地说：“我的丈夫，莫里斯，是个特别好的人——有学问、性情温存、善良。他各方面都很棒。我15岁认识他，我们很快就结婚了。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美好的事物，比如音乐和诗歌。可是，我和他真是太不一样了。他只关心他的亲人、他的家庭、他的音乐、他的书。而对我来说，只有家庭幸福是不够的。我生来不会只满足于音乐和诗歌。他要求我待在家里，忘掉政治。而我却总是不在家，总是在忙政治。我必须做我当时正在从事的工作。我无法控制自己。”
她拿出打火机又点上一支烟，眼神忧郁地追随着烟雾的踪迹，突然道：“是的，我当然对他怀有愧疚感。我让他受了这么多苦。因为我想来这里，他就跟我来到这个国家。因为我想去基布兹，他就为我去了基布兹。因为我离不开这种生活，他就过起了一种根本不适合他的生活。这是个悲剧，”——她紧紧抿住嘴——“一个大悲剧。他是一个这么出色的人。要是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他会活得非常开心。”
“您有没有尝试过让自己去适应他，让他开心？”
果尔达深棕色的双眼中满是痛苦。“我为他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牺牲：我离开了基布兹。基布兹是我最爱的：那些工作，那些同志之爱。我们刚到基布兹的时候，那里除了沼泽和沙子什么都没有，但很快它就变成了一个栽满橘子树、结满果实的花园。只要看它一眼，我就非常快乐，我本来打算在那里度过一生。但莫里斯无法忍受那种生活。他受不了辛苦劳作。他受不了酷热的天气。他也不愿意成为集体中的一分子。他个性太强，太内向，太脆弱。他病倒了，我们不得不离开基布兹，去了特拉维夫。”
她烦躁不安地轻轻敲着椅子扶手，咬紧牙关继续道：“离开基布兹让我感到痛苦，就像针扎一样难受。对我来说这真的是场悲剧。但是为了他，我忍受了，我以为在特拉维夫我们的家庭生活会变得宁静和谐一些，但结果不是这样。1938年我们分居了。1951年他去世了。”
“他难道不为您感到骄傲吗，至少在最后几年里？”法拉奇满腹同情地问。
果尔达别扭地笑笑：“我不知道。我觉得不会。我不知道他最后那几年都在想些什么。他这个人非常孤僻，不可能让人猜中他的想法。无论如何，他的悲剧并不在于他不理解我。他的悲剧在于，他太了解我了，但无法改变我。他知道我除了做这些别无其他选择，而他不赞同我做的工作。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谁知道”——她耸了耸肩膀，像是啜泣着说——“他是不是对的呢？”
“但是您从来没想过离婚，从没想过再婚吗？”
果尔达·梅厄使劲摇了摇头。“不！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你必须明白，我一直认为我是莫里斯的妻子。虽然我们俩如此不同，无法生活在一起，但我们俩之间爱情永存。我们的爱是一种伟大的爱情。它从我们相识的那天开始，一直延续到他离开人世。这种爱情是无可替代的，绝不可能。”
总理站起身，语气中重现了愉悦，“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奥莉娅娜，这些我可从来没告诉过别人。下次再来，可别带那个东西了，嗯？”她指指录音机。“来就只是聊天，喝茶！”
“哦，我会的，我会的。”法拉奇说着，给梅厄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开车送她回美侨酒店，门房告诉她，已经为她确认了第二天飞往罗马的机票。分手道别时，我想，以后可能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但是我错了。第二天晚上，在一个特别离谱的时间——我看了看床头的闹钟，是凌晨两点——电话铃突然响了，我猛地起床摸索到听筒，打着哈欠问：“谁呀？”
“奥莉娅娜·法拉奇。我在罗马。”她听起来心烦意乱。
“我知道你在罗马。怎么了？”
她啜泣起来，“我被抢劫了。”
“抢劫——抢走什么了？”
“采访果尔达的录音带。所有果尔达·梅厄的录音带都被偷走了。”
我一下子醒了。“怎么回事？什么时候？谁干的？”
她像机关枪密集扫射一样向我详细叙述了经过：“我在酒店办了入住手续。我从包里拿出录音带，装进信封放在书桌上。我离开房间，锁上门。我把钥匙给了前台接待员。我离开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回去的时候，钥匙找不着了。我房间的门大开着。我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丢，只有这些录音带不见了。警察已经来了。他们怀疑这是一起政治盗窃案，好像我不知道这一点似的。”
“但那是谁干的呢？”
“也许是搜集情报的阿拉伯人，也许是果尔达的仇人，甚至还有可能是对我心存妒忌的记者。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我被跟踪了。有人知道我今天到达罗马，知道我到达的时间，以及我入住的酒店。”
“那你需要我干什么呢？”
她停顿了一会儿，我能从电话里听见她的呼吸声。“我想让你再安排一次对梅厄夫人的访谈。”
“这个要求太过分了。”我彻底清醒了。
“请再试一下，求你了。”她又开始啜泣起来。
“好吧，我再试一次。不过，我什么也不能向你保证。给我发一份电报过来，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把它拿给果尔达。这或许会有用。”
第二天一早，电报来了。上面写着：
梅厄夫人/全被偷了/全被偷了/求您再见我一次
听完我的解释，果尔达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她像母亲一样为她难过。但接着，她的眼神变得像钢铁一般坚毅，声音也倔强起来，“很明显，有人不想让她发表这份访谈，所以我们就要再来一遍。告诉她，可以，然后尽快给我安排出几个钟头的时间。”
几个星期之后，两个女人再一次快乐地拥抱在一起。她们重新做了访谈——比上一次的还要好。果尔达·梅厄为奥莉娅娜·法拉奇留够了时间。
法拉奇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写道：
就录音带失窃的谜团，警方自然调查不出结果。但是有一条线索自己暴露了。几乎就在我采访果尔达·梅厄的同时，我也提出了对穆哈迈尔·卡扎菲（Muammar el-Kaddafi，利比亚总统）的采访要求。他通过利比亚情报部的一名高官通知我，他会接受采访。但是突然，就在录音带失窃的几天后，他接受了我们的对手媒体，意大利另一家周刊的采访。巧合的是，卡扎菲对那名记者说出的话，听起来很像梅厄夫人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卡扎菲先生怎么可能了解从未发表过的，除了我自己之外没人知道的内容？难道卡扎菲先生听过我的录音带？难道他从偷我东西的窃贼那里得到了录音带？[23]
很快，我收到了奥莉娅娜·法拉奇寄来的书，那本记录越南战争的《任其一无所有》。她在赠言中写道：
致我的友人耶胡达·阿夫纳，我们共同经历了我的一场闹剧，感谢上帝，你没有经历越南战争的那场。送上我的爱与感谢。
——奥莉娅娜·法拉奇
这个勇敢的战地记者是我所知的唯一一位和果尔达·梅厄总理交谈过四次，时间超过6个小时的记者。我依然清楚记得她最后一次采访时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那听起来像是即兴发挥：
“梅厄夫人，您真的要退休？”
果尔达的回答十分坚决：
“奥莉娅娜，我可以向你保证。明年5月，我就75岁了。我老了，而且筋疲力尽。人老了就像一架穿越暴风雨的飞机一样。一旦上了飞机，你就没有办法了。你可以让飞机降落，但是你不可能让暴风雨停下，你不能阻止时间流逝，所以最好还是平静地接受这一切，这才是明智的。我不能永远这样发疯似的干下去。我不知道对自己说过多少次了：让一切见鬼去吧，让一切的一切都见鬼去吧。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现在轮到其他人了。够了！够了！够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在空中挥舞着拳头，好像是针对那些让她过得如此不易的人。但很快，她又靠回到扶手椅中，嘴角带着一丝笑意：“关于我这个人，奥莉娅娜，人们不知道的是，我生来是个懒女人。我不是那种一定要让每分钟都排满工作的人。我喜欢待在那里什么也不干，要不就坐在安乐椅上，或者做点无关紧要的事情作为消遣，比如，整理房间，熨衣服，做点吃的。我是一个好厨师。哦，还有别的——我喜欢睡觉。啊，我多么喜欢睡觉。我喜欢和人们在一起聊天，让正式发言、政治演说见鬼去吧——我只喜欢聊一些日常的、琐碎的事。我喜欢看戏，我喜欢去电影院，但是不要有卫兵跟着我。每当我想去看电影时，总会有一大堆以色列士兵跟着。这叫生活吗？我有时候会想，不如现在就收拾收拾，不通知任何人悄悄离去。我之所以至今仍留在这里，没有其他原因，完全是出于责任。是的，是的，我知道，很多人不相信我会退休。他们应该相信。我还可以宣布日期：1973年10月。1973年10月将举行选举。等选举一结束，就再见了。”
政坛上的怀疑论者对她的表白持怀疑态度。毕竟，果尔达·梅厄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挑战，而且当时她正深陷其中——迎战日益蔓延的阿拉伯恐怖主义。在这样的战争面前，她不是爱神维纳斯，而是战神玛尔斯。
奥莉娅娜·法拉奇在《任其一无所有》的扉页上写给作者的赠言
1973年4月10日总理果尔达·梅厄与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商讨事务
图片来源：赫尔曼（Chanania Herman）、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