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恐怖分子？与其交手，你会疲倦不堪；无所作为，会让无辜者丧命。
1972年至1973年，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阿拉伯恐怖主义像瘟疫一样蔓延到整个西欧：一架比利时飞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遭到劫持；一名黎巴嫩妇女因为携带武器在罗马机场被逮捕；11名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被残杀；一名携带武器的情报人员计划飞往以色列，登飞机前在阿姆斯特丹机场被逮捕；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伦敦机场被逮捕，他被指控计划攻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各个以色列使馆；在巴黎，有人计划袭击以色列使馆；在罗马机场，有人企图袭击以色列航空公司班机上的乘客；在尼科西亚，有人图谋袭击以色列使馆和以色列客机；在罗马，有人袭击了以色列航空公司办事处；在英国与荷兰，有人将书信炸弹寄到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居住的地址；在雅典，以色列航空公司办事处遭到袭击。
接着就发生了舍瑙之辱——一起发生在1973年9月欧洲委员会会议期间的声名狼藉的事件。
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委员会大致相当于欧洲大陆的众议院。讨论议题的过程中，总理果尔达·梅厄驼着背，迈着坚定的步伐，在将近400名怀着不同程度好奇心的代表的注视下登上讲台。她受欧洲委员会之邀，要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说明该事件。
一般情况下，果尔达愿意即兴发言，但由于这是个正式场合，根据惯例她需要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我作为她的讲稿撰稿人，为她起草了一份。这篇演讲稿首先对委员会、各欧洲国家的议会支持苏联犹太人有权移民以色列的主张表示感谢［此时一场世界性的“让吾民去（Let My People Go）”运动已经进入高潮阶段］，探讨了中东地区的冲突，呼吁“欧洲委员会促使中东地区效仿委员会树立的和平共处的榜样”，并引用伟大的欧洲政治家让·莫内（Jean Monnet）的话作为结语：“和平并不仅仅依赖条约和诺言。和平主要依靠创造出来的条件，这些条件如果不能改变人的本性，至少能引导他们和睦相处。”
让我惊讶的是，果尔达没有采用这篇讲稿中的任何一个字。她环视会场，伸着下巴，挥舞着手里的讲稿，语气中透着刻薄，“我已经写了一篇讲稿，我想这篇讲稿已经摆在你们面前了。但我在最后时刻决定不用它，请你们原谅我打破了规矩，做一次即兴演讲。我这么说是鉴于过去两三天内发生在奥地利的事情。”
她在离开以色列赴斯特拉斯堡之前得到了那骇人听闻的消息，很显然，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念那份正式讲稿是愚蠢的行为。
1973年9月29日，两名阿拉伯恐怖分子在奥地利边界劫持一列从苏联出发的火车，车上都是准备取道维也纳投奔以色列的犹太人。七名犹太人被扣为人质，包括一名73岁的老人、一名患病的妇女和一名3岁的孩子。恐怖分子发出最后通牒称，除非奥地利政府立即关闭舍瑙城堡（犹太事务局设在维也纳附近的中转机构，是犹太移民飞往以色列之前办理手续的地方），否则不但这些人质会被处死，奥地利也会成为暴力报复行动的目标。
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领导的奥地利政府匆忙召开会议，立即屈服。克赖斯基宣布将关闭舍瑙，并急急忙忙地让恐怖分子通过机场安全通道飞抵利比亚。
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欢呼雀跃，怒不可遏的果尔达·梅厄让助理立即安排她在斯特拉斯堡会议后飞赴维也纳，她要去面见克赖斯基总理，克赖斯基和她同为社会党人，并且也是犹太人。
她对欧洲委员会说：“阿拉伯政府资助并教唆的恐怖分子，在以色列本土遭到失败后，已经将针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恐怖活动逐渐带到欧洲。”
这番话在整个会场引发一阵不安的嗡嗡声。当她带着极大的痛苦，提到去年夏天在慕尼黑奥运会上遭到绑架并杀害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时，人们议论得更加厉害了，因为当时德国政府事后抓捕了凶手，但为了交换被劫持的汉莎航空客机和乘客释放了杀人犯。
“哦，是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感受，”果尔达冷笑着，双臂紧紧地合抱着像一座吊桥，“我完全理解一位欧洲总理会这么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让我们卷在里面！到你们自己的土地上去，打你们自己的仗。你们的敌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赶紧走！’而且，我甚至还理解”——她的声音变得更加冷酷——“为什么有些国家可能得出结论，让自己摆脱这种潜在威胁的唯一办法是不准犹太人入境，就算不是所有犹太人那么至少是以色列犹太人，或者前往以色列的犹太人。在我看来，这是每个欧洲国家政府这些日子里必须做出的选择。”
接着，她用冷酷无情的语气大声道：“欧洲国家的政府别无选择，必须做出抉择。我认为，每个捍卫法治的国家都只有一个答案——绝不同恐怖分子打交道，绝不与恐怖主义同流合污。任何同杀手做交易的政府，本身就是在冒险。在维也纳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民主政府，一个欧洲国家政府同恐怖分子达成了协议。这样的行为让其蒙羞。这种行为违背了法治的基本原则，违背了人们行动自由的基本原则——或者我能不能说，违背了逃离苏联的犹太人之行动自由的基本原则？哦，这是恐怖主义的一次胜利！”
会场立刻响起鼓掌声，果尔达知道相当一部分欧洲委员会成员领会了她的意思，她随即搭飞机前往维也纳。
果尔达·梅厄进门时，只见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衣着考究，戴着眼睛，身材魁梧，看上去65岁左右。她知道他是维也纳一名犹太制衣商的儿子。克赖斯基没有迎上去，只是从办公桌后微微欠身，俩人握了握手。“请坐，梅厄总理。”他拘谨地说。
“谢谢您，克赖斯基总理，”果尔达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把鼓鼓囊囊的黑色真皮手包放在地上，“您知道我此行的原因吧。”
“我想我知道。”克赖斯基所有的身体语言都表明，他根本不想进行这次会面。
“您和我相互认识很长时间了。”她轻声说。
“是的。”
“我知道，作为一个犹太人，您从来没有对犹太国家表现出任何兴趣。我没说错吧？”
“没错。我从不隐瞒这个想法，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解决犹太人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的万能之法。”
“所以我们要更加感谢您的政府，一直以来帮助成千上万苏联犹太人通过奥地利前往以色列。”果尔达婉转地说。
“但是舍瑙中转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个问题。”克赖斯基冷冷地说。
“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它明显是恐怖分子的目标——”
果尔达打断他，用强烈的指责语气说：“克赖斯基先生，即便您关闭了舍瑙，恐怖分子的活动也不会停止。前往以色列的犹太人不管在哪儿集结，都会遭到恐怖分子劫持。”
“那为什么要单单让奥地利承受这个负担？”克赖斯基反唇相讥。“为什么不是别人？”
“比如谁？”
“比如荷兰。移民们可以飞到荷兰。毕竟，你们在苏联的代表是荷兰。”
这番话说得没错。自从“六日战争”期间苏联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之后，荷兰驻莫斯科使馆就成了以色列的利益代表处。
“哦，我想如果可以的话，荷兰一定准备在这件事上共同负担，”果尔达努力让自己听起来心平气和，“但是他们现在不能。这不取决于荷兰人。这取决于苏联人。苏联人已经清楚表明，他们不同意让犹太人坐飞机离开莫斯科。如果可以坐飞机，犹太人就可以直接飞去以色列。他们只能坐火车离开，且苏联人只允许他们在你们的国家中转。”
“那么火车一到维也纳，就请你们的人把犹太人接走，直接飞往以色列。”奥地利总理坚持自己的意见。
“那是不可行的。你我都知道，对犹太人来说，即便提出离开苏联的申请都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们丢了工作，丢掉了公民身份，他们要等待很多年。一旦许可证批下来，他们最多只有一周时间收拾东西，告别离开。他们零零散散地前往自由之地，我们从来不知道，到达维也纳的每列火车上载有多少犹太人。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集合点，一个中转站。我们需要舍瑙。”
克赖斯基把胳膊肘架在桌上，指尖搭在一起，直视着果尔达伪善地说：“梅厄夫人，不管难民来自哪个国家，向他们提供帮助是奥地利的人道主义责任，但如果这会将奥地利置于险境，那就不行。我绝不对奥地利土地上的任何流血事件负责。”
“那么屈服于恐怖分子的敲诈勒索，也算人道主义责任吗，总理先生？”
起先的对手间的观点冲突，此刻已经变成了敌手之间短兵相接式的激烈争论。
克赖斯基回击道：“奥地利是个小国家，不是大国，小国家在应对恐怖分子的敲诈勒索时别无选择。”
“我不这么认为，”果尔达激动地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和恐怖分子做交易。您的所作所为肯定会引发更多的绑架人质事件。您背叛了犹太移民。”
克赖斯基皱起眉头感觉受到了冒犯。“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话，梅厄夫人。我不能——”
“您为恐怖主义打开了大门，总理先生，”我们的总理没有被他吓住，继续争论道，“您给奥地利带来了新的耻辱。我刚刚从欧洲委员会来到这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谴责您。只有阿拉伯世界称赞您是英雄。”
“好吧，我对此无能为力。”奥地利人面无表情，他没说什么，但看上去很不安。然后，他轻轻耸了耸肩道：“你我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们确实是，克赖斯基先生，”果尔达·梅厄用一种犹太人式的疲倦，声音沙哑地嘲讽道，“您和我属于两个非常非常不同的世界。”说着她起身，拎起手提包向门口走去。这时，克赖斯基的助理走进来说，媒体正在隔壁的房间里等待他们的联合记者招待会。
果尔达摇摇头。她自言自语地问，这有什么意义？她对媒体无话可说，什么也改变不了。克赖斯基想和阿拉伯人搞好关系——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于是她转过身用希伯来语对自己的助理轻声道：“我不想和那个人站在同一个讲台上。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要去机场。”她对克赖斯基轻蔑地说：“我不想参加这场记者招待会。我没什么可说的。我要回国了。”她从后门的楼梯离开了。
5个小时后，她在本-古里安机场对守候在那里的以色列媒体说：“我想，对于这场和克赖斯基总理的会面，最好的总结就是：他连一杯水也没让我喝。”
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舍瑙中转站被关闭了。这场危机一连几天成为国际新闻的头条，人们对此问题的兴趣焦点是，面对暴虐的阿拉伯恐怖分子，该如何保护苏联犹太移民的权利。果尔达·梅厄的抗议引发了一场国际性抗议热潮，奥地利总理别无选择，只能为犹太移民提供其他安排。苏联犹太人又开始陆陆续续经由奥地利前往以色列，但相比之前，奥地利政府在操作的时候要谨慎小心得多。然而回国后，以色列总理的精力却被拖入另一桩更加紧急的危机中。情报显示，埃及和叙利亚正在大规模调动部队，总理手下的军事专家称那只是演习——这次灾难性的误判很快演变成一场突发的不对称战争——“赎罪日战争”。[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