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前奏是现在几乎已经被人淡忘的“埃以消耗战争”。这一前奏是由1967年“六日战争”后，苏联向埃及派出的上千名顾问精心编排的，他们快速重整并武装了被打垮的埃及军队。
“六日战争”结束时，以色列国防军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东岸。1968年秋，埃及方面开始从运河对岸开炮轰炸，其中一枚炮弹造成10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作为报复，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尼罗河上的桥梁，并开始沿着整条运河修筑工事。人们将这道防线称作巴-列夫防线（Bar-Lev Line），这一名称来自当时的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Chaim Bar-Lev）。从那天开始，炮击变得更加猛烈和致命，炮弹像雨点般落在国防军在运河沿岸的阵地上，伤亡数字不断上升，以色列的还击也逐渐升级，愈发凶猛。然而埃及人并没有收手，他们凭借精密的苏联地对空导弹——萨姆导弹——应对以色列的空中力量优势并向前推进，抱定决心要让以色列国防军放弃巴-列夫防线。埃及人希望先将以色列空军驱离运河上空，以便其两栖部队渡河作战，之后用武力夺回西奈半岛。苏联人操纵的萨姆导弹保护伞就是用来完成这个任务的。到70年代中期，不但有大约200名苏联飞行员在驾驶埃及战机，还有1.5万名苏联官兵在操控埃及的80个萨姆导弹发射点。
消耗战持续两年多，直到1970年8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通过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的调解让双方达成停火。“第二罗杰斯计划”——与先前果尔达·梅厄直接拒绝的“罗杰斯计划”完全不同——是一份政治军事一揽子方案，其中提到双方同意在联合国支持下停火并开始谈判。设想中的谈判以著名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为基础，尤其是，要求以色列部队从“最近（1967年）的冲突中占领的领土撤出”。
贝京当时仍是民族团结政府的一员，在他看来，美国的这番话简直就是诅咒。但是经过反复争论，果尔达·梅厄总理接受了这份计划，并要求贝京及其党内同僚辞职。正如贝京所料，在具体的和平提案尚未出台之前，以色列就被要求撤军。贝京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浪费宝贵的领土资产，只有在一个完全成熟的和平条约框架之下才能做出退让。
然而紧接着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1970年8月，就在停火生效数小时后，埃及悍然违反协议，将萨姆导弹保护伞迅速推进到邻近苏伊士运河的“停火区”，窃取了先前无法在消耗战中获得的战果。这样，开罗方面就可以在任何时候打击运河对岸并驱离以色列战机。
果尔达怒不可遏。她立刻要求埃及方面撤出导弹。但此时深陷越战泥潭的尼克松总统担心和苏联发生直接冲突，搁置了这个问题。他向以色列总理做出充满希望的保证，最后，果尔达出于美以之间的重要战略关系考虑只得屈服。这让贝京更愤怒了，尤其是华盛顿方面甚至拒绝正式承认有人违反了协议。盛怒之下，他在座无虚席的议会上做出了一连串可怕的耶利米式的预言：
埃及人在他们的俄罗斯顾问的帮助下，以极为恶劣的方式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和未来。他们已经部署了9枚强大的萨姆导弹，目前正在安装另外9枚，所有这些都可以打到运河对岸，深入我们的阵地10至15公里。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且议会和人民必须对此结论提高警惕，那就是，当埃及总统纳赛尔决定重启战火的时候——鉴于目前的现实情况，我们必须假设肯定会有这一天——他将占据决定性的优势……在他的那张不断扩大的导弹保护伞下，我们的空军抵抗难度相当大，会损失大量飞行员和战机。这就是现实，美国人心里很清楚。
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误导了以色列，将以色列的安全置于危险的境地。
贝京义愤填膺地结束演讲，被崇拜者簇拥着走下讲台，风度翩翩地回应着各种赞美。接着，他来到议会餐厅，总理果尔达·梅厄和伊扎克·拉宾正在那里交谈，拉宾当时仍是以色列驻美大使。
“真是一腔愤怒之火啊。”眼看反对党领袖经过自己身边，果尔达略带嘲讽地说。她已经在自己的办公室通过扩音器听见了贝京的发言。
“我希望您能记下我说的每一个字，总理女士。”贝京傲慢而又不失庄重地答道。
“你好像还不明白，”果尔达叱责道，“如果我们不接受‘第二罗杰斯计划’的所有条件，就不会有停火。我们无法只接受其中的一部分。”
“可是，他们根本就没和我们商量呀，梅厄夫人，”贝京反驳道，他把声音放得很温和以免让自己的谴责听起来过于咄咄逼人，“罗杰斯给了一份文件让我们签字。我们一开始拒绝了。我们有保留意见，您非常正确地寻求做一些变动，但是最后，这份文件还是强加给我们了。”
“荒唐！”
“是吗？还记得当初那个企图强加给我们的‘罗杰斯计划’吗，想让我们从‘六日战争’中合法占领的领土上完全撤出，你让拉宾大使”——他赞许地看一眼拉宾——“发动一场十分成功的公关活动来抵制它。为什么现在不搞那样的活动？”
“因为形势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原因。”
“我认为美苏在酝酿一场阴谋，”贝京怒气冲冲地说，“尼克松把我们出卖了！”
果尔达烦恼至极，她提高嗓门道：“你心里很清楚，我已经完全拒绝了强加给我们的任何一点企图。我不会回到1967年之前的边界，我已经清楚明白地把这一点告诉了罗杰斯和美国总统。我告诉他们俩，以色列既不会成为美国人安抚阿拉伯人的牺牲品，也不会成为美苏大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
“没错，可是您不该对他们最近姑息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做出妥协。总有一天，我们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而且，我真的相信，您接受242号决议中‘撤出’的字眼，是为从停火线大范围无条件撤军开了个头。”
“我的天哪，贝京，你的伶牙俐齿简直让你得意忘形了！”果尔达责备道，她挑起眉毛挑衅地说。“要是你有时候会结巴，或者说话吞吞吐吐该多好。”
贝京丝毫没受干扰，继续反驳道：“现在的情况是，您被自己的一厢情愿带入歧途了。我担心，尼克松是在拿以色列的命运做博弈。这可能会成为中东的慕尼黑。相比以色列的未来，美国看起来对阿拉伯的石油更感兴趣。”
“恕我直言，贝京先生，尼克松总统最近告诉我的话，与你刚才说的正好相反。”大使伊扎克·拉宾发话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有礼貌，但很坚决。
贝京不请自便地坐下来。“那么，如何与‘第二罗杰斯计划’取得协调呢，那分明在取悦阿拉伯人？”他问。
“可以协调，”拉宾用他低沉的男中音说道，“因为尼克松和基辛格早就知道，在持久战中，苏联人和埃及人是在试探我们——不只我们，还有美国人。美国人知道，苏联人正在扶持并操纵埃及的战事。所以我一直强烈主张，我们的空军力量要对埃及领土纵深打击，向美国人证明我们有勇气面对他们。最近尼克松觉得最令人鼓舞的消息是我们抵抗埃及及其苏联顾问和武器的军事行动。我们的所作所为破坏了纳赛尔和俄罗斯人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公信力和地位。我说得更明白些：美国愿不愿意向我们提供武器，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把埃及人和苏联人打得头破血流。我们的空军在持久战期间深入埃及领空，这不仅打破了前线的力量平衡，而且让超级大国的对抗天平倒向了美国这边。但即便如此，尼克松还是想维持力量平衡，他们不想因为我们而失去整个阿拉伯世界，将其拱手让给俄罗斯人。”
拉宾取出一张纸。“你还记得埃班最近和尼克松见了一面，当时我在场。他问我们，他是这么说的，‘考虑到苏联的介入，以色列的态度还是——之前我听拉宾大使说过——“给我们武器，我们就上”吗？’让埃班懊恼的是，我立刻作了回答。我说：‘是的。’听听总统是怎么回答的。”拉宾念道：
很好！这就是我想知道的。如果这只是你们和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的问题，那么我会说，“打吧！打吧！狠狠地打。”每次听说你们深入他们的领地，狠狠打击了他们，我就很满意。但是这次不仅仅是埃及和叙利亚的问题。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在观望。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下好这盘棋，这样才不会在中东输掉一切。我们希望在不伤及自己的情况下，向你们提供帮助。
接下来，还有：
该死的石油！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搞到它。我们必须和中东值得尊重的国家站在一起。我们会从军事上支持你们，但军事升级不可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做点什么。[25]
拉宾自我满足地又道：“我个人认为，之前的任何美国总统都从来没有表达过如此亲以色列的立场。”
“好吧，那么我再问一遍，怎么和‘第二罗杰斯计划’取得协调，那分明在取悦阿拉伯人？”贝京步步紧逼。
“可以协调，因为他必须这么操作，既不能让苏联胜过以色列，与此同时还要保证美国不会把中东输给苏联。所以，他大幅度提高了对我们的军事援助，这很好，至于‘第二罗杰斯计划’，它并不见得每一条都讨我们喜欢，但它足以安抚阿拉伯人，可以带来停火。”
“另外，”总理接着道，她对大使的高水平分析十分满意，“作为对我们接受罗杰斯一揽子倡议的回报，尼克松保证除非和平协议满足我们的安全需求，否则不会让我们从停火线撤走一个士兵。而且，就像刚才拉宾所解释的那样，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份‘第二罗杰斯计划’，那就不会再得到美国武器。所以，你还有什么可争的呢？”
贝京敷衍地挥挥手放过了这个问题。“你们说，不会再得到美国武器是什么意思？我们会要求得到它们。”
“你知道，贝京，”果尔达语气里带着讽刺，“有时候我觉得，你这个人真是难以捉摸。你也知道，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告诉美国，我们不会屈服于压力，如果我们坚持下去而且声音足够大，那么总有一天这些压力会消失。”
“我的女士，”贝京用同样盛气凌人的口气回应道，“您把以色列对于美国的重要性看轻了。”
“是吗？我认为美国的承诺对以色列的生存虽说极为重要，恐怕我们需要尼克松先生和罗杰斯先生的程度要远远超过他们对我们的需要。”
“我不这么认为！”贝京说道。“美国人向我们提供武器并不是因为他们心地善良。以色列为帮美国把苏联拖入中东僵局做了很多，超过了美国对以色列在自我防卫方面提供的帮助。我敢说，尼克松先生很清楚这一点。此外，你们万万不能低估美国犹太人的声音。”
“哦，我不会的。但是，我们的政策不能完全建立在对美国犹太人的假设基础上，他们既不会，也没能力命令尼克松先生接受一个违背他自己意愿和判断的立场，更何况他不喜欢思想开放的犹太人。”
“那我们走着瞧，”贝京说着站起身，转过脸微笑着对拉宾说，“我请求您不要误解我和总理之间的这场争论，我不是在针对她。梅厄总理和我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我向你保证，我对她怀有最高的敬意，她是个高尚而有胆量的犹太女人。”
“别瞎扯了。”果尔达鼻子里哼了一声，笑了，她上了年纪满是皱纹的脸瞬间柔和了许多。
“不，不，夫人，我这话绝不是恭维。我回头看看在民族团结政府里的这三年，一开始是在艾希科尔领导之下，后来是您，这是我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一段经历。我非常怀念同志之爱，怀念我们在一起商讨，有时候是关于生和死的重要问题。在我眼里，您总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但是现在，我又回去当了反对党，那么只要我认为您错了，我就会提出反对，就像我今天在议会所做的那样。但是在个人层面上，我对您的尊敬永远不会动摇。”
贝京说着握住拉宾的手，“希望你为了我们，在华盛顿连连得胜。”他对梅厄夫人低下头道：“总理女士，我祈祷，让事实证明我所有的预测都是毫无根据的。然而，我担心它们并不是。”果尔达听了，责怪地盯了他一眼。贝京走了，他加入旁边的一桌反对派成员，要了杯柠檬茶。
根据亨利·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记录的内容，梅纳赫姆·贝京的推断是对的，美国当时支持以色列并非仅仅是一个善举，而以色列当时强烈要求美国提供支持，这在美国的决策者中引起了共鸣：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以色列对美国一样，对一个友好国家依赖到如此地步。在国际论坛上，美国是站在以色列一边的唯一的国家。我们是他们独一无二的武器供应者，唯一的军事盟友（虽然我们之间并没有正式的条约义务）……要把彻底的依赖变成为反抗，坚持取得援助是一种权利而不是接受别人的恩惠，把美国偏离以色列内阁的一致意见变成应予惩处的背叛行径，而不是一种可以谈判的意见分歧——要做到这一切是需要一种特殊的英雄气概的。然而，以色列的固执尽管十分令人恼火，却最适合我们两国的需要。以色列若是一个奴颜婢膝的附庸，则很快就会招致日益增加的各种压力。它将诱使以色列的邻国不断把他们的要求升级。还将使我们为每一次僵局承担各种责难……我们和以色列的关系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沮丧，它由于彼此真诚相待并恪守信义而变得高尚，对于当今这个自私自利、信任缺失的时代来说是颇有教益的；又令人懊恼是因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利益和一个区域性小国的利益并不总是容易协调一致的。以色列通过启发、坚持，以及对我们国内政策的影响来影响我们的决策，他们所施加的影响是有见识的，并不总是难以捉摸或谨慎小心的。[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