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段时间，我们大多数人都像堂吉诃德一样，或多或少被自己的幻想所蒙骗。甚至连被认为绝对可靠的以色列情报部门也未能幸免。因此，当1970年9月28日的新闻头条爆出埃及总统纳赛尔死于心脏病，继任者为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时，我们对萨达特这个四肢修长、秃顶、郁郁寡欢、笃信宗教、毫无魅力可言的人仅有的了解让我们认为，他不过是个藏在华丽制服下的软弱之人。人们广泛猜测，萨达特只是个临时替身，会有级别更高的人来坐总统的位置。
因此可以想象，1973年10月赎罪日那天，当萨达特派出大批部队突袭苏伊士运河，配合叙利亚人侵入戈兰高地，令以色列国防军疲于双线作战时，人们是多么震惊。以色列最高层似乎刚结束一个抛开现实的长假——不到一个月前，他们曾经估计近期不会爆发战争。就在事件爆发24小时之前，他们也还是这样认为的。
作为外国媒体办公室的负责人，我当然没有理由去怀疑上层对形势的把握。赎罪日前一天晚上，我早早锁上办公室的门——那天每个人都一样——走到外面，我遇见英国记者埃里克·西尔弗（Eric Silver），他为英国《观察家》和《卫报》工作。他问我，赎罪日当天，包括电台在内的所有公共服务部门都关门了，一旦发生全国性紧急情况怎么办。
我自信满满地回答他：“可是会发生什么呢？这可是赎罪日。”
“是的，可是万一真的发生了呢？”
“比如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一场战争，或许是。”
“一场战争？不可能发生战争！”
“但是如果发生了呢？”
“赎罪日怎么可能发生战争？”
第二天，就在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圣日当天，战争爆发了，随之而来的是难以形容的震惊，人们惊恐地听见空袭警报响彻天际。执行紧急任务的军车在往常空无一人的街道上飞驰，打破了圣日的宁静；收音机里发出嘟嘟的密码代号，号召人们迅速动员起来。礼拜仪式上独唱者唱着令人心碎的犹太礼仪诗——“谁应该活着，谁应该死”——歌声一停，拉比就让裹着祷告用披巾的集会者立即赶赴预备役部队报到，并叮嘱他们可以打破最严格的斋戒日惯例。
战后特设的阿格拉纳特调查委员会（Agranat Commission）事后总结，如果以色列领导人把耳朵贴在地上听一听，他们就会在大战之前听见战车正在轰鸣声中渐渐逼近。然而，即便那些倾听过的人，也被自己先入为主的想法蒙骗了，他们误读了自己听到的一切。阿拉伯人的突袭对以色列人深信不疑的军事信条简直是奇耻大辱，以色列人原本认定，当时的埃及和叙利亚根本就不具备重新发动全面战争的能力。就像带妆彩排时演员给焦虑的舞台监督宽心一样，“不用担心，晚上的表演不会有事”，以色列军方也让果尔达·梅厄总理放心，“不用担心，如有真有这么一天，以色列国防军会做好准备。”
然而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国防军没有做好准备。北线和南线力量薄弱，在埃及和叙利亚的重拳突袭下伤亡惨重，节节后退，防线遭到撕裂和突破。在卓有成效的备战和干扰下，敌人狡猾地让行动看上去像一场训练演习，这使得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在开战第一天获得了巨大胜利。
正如贝京所料，10万埃及部队在2000门火炮的掩护下渡过运河，空中还有世界上最昂贵的萨姆导弹组成的保护伞，而苏伊士运河沿岸只有450名以色列士兵和50门火炮徒劳地想要阻止他们。萨姆导弹很快击落50架以色列战机，两支埃及部队在几天之内占领了以色列控制的整个苏伊士河东岸。与此同时在北线，1400辆叙利亚坦克扑向以色列的160辆坦克。以色列守军近距离勇猛抗击，双方在坦克、装甲运兵车、榴弹炮和其他致命武器上力量极不均衡，以军战车轰鸣咆哮垂死抵抗，最终在这场意志的较量中损失惨重。
战争开始那几天，最血腥、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戈兰高地一个叫库奈特拉谷（Kuneitra Valley）的地方，在那里参加过战斗的人称它为“眼泪谷”。果尔达·梅厄想亲眼看看这个可怕的地方，于是在她的坚持下，在战争爆发第7天，为她安排了一次紧急视察。视察队伍中包括我带领的6人外国记者团。她想让世界了解，以色列正面临怎样的境况。
“梅厄夫人，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在总理准备登上直升机时，一名记者团成员问。
“如果是关于战争，那就不行。”她不耐烦地答道。
“不是关于战争。是关于非洲。”
“非洲怎么了？”
“哦，据说因为战争，您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发起的，在非洲的援助事业已经全部停止了；非洲国家领导人在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下切断了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有些国家甚至把您称作战犯。当然，您对此肯定感到很难过，您的幻想破灭了。”
“很难过，是的；幻想破灭，那不见得。”
“但是您不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吗？”
“这种事后的嘲笑一钱不值。”
“但是您必须承认，您对您慷慨的非洲政策太认真了。您简直想成为他们的救世主。”
“一派胡言！挫折不等于失败。失望不代表毁灭。挫败不是灾难。不是每一项事业都能得到立竿见影的回报。任何事情都不会白干。时间会告诉我们。”
“可是，你怎么能保证非洲人在公然侮辱了您之后，还会请您回去呢？”
“因为我为非洲所做的一切并非只是利己主义的进步政策。我这么做是为了让非洲人民受益，他们在心底里明白这一点。这是我作为一个犹太人最深层的历史本能，是我作为一个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最深刻、最珍视的价值观的表露。”
说着，她在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和粗犷英俊的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David Elazar，绰号叫“达杜”）的搀扶下登上直升机。不到一个小时后，这两位因缺觉而脸色苍白的内行专家就看见：一队队灰头土脸的人正在给坦克装弹、加油，其中有些人已经累得脚步踉跄。随后坦克又轰隆隆地咆哮着开回杀气腾腾的前线。还有一些铁家伙则一路颠簸，沿着岩石铺就的小路往山坡上的平地开去，那是一个坦克补给点，总理和她的随从们就站在那里。破烂不堪的百夫长坦克乱七八糟地停在那里，准备在装上弹药，加满油后重回战场。
果尔达·梅厄从这个制高点眺望着眼泪谷，脸庞上刻写着仇恨，眼睛红红的。那天正值犹太教节日住棚节期间。通往大马士革的公路上远远地传来重磅炮弹的爆炸声。总参谋长在一辆破旧的坦克上铺开一张地图，拿出钢笔指指点点，为这个显然对军事问题一窍不通的老妇人讲解战斗情况。
摩西·达扬把自己的双筒望远镜递给她，以便她看清远处谷底一片狼藉的战场景象：炸得粉碎的榴弹炮、炸毁的卡车、破损的装甲运兵车、从要害处被击穿的坦克，其中有些还在冒烟——还有士兵的遗体。尸体的恶臭、火药味、柴油味和废气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让人喘不过气来。
她用望远镜扫视着尸横遍野的景象，脸上的皱纹更深了，然后她从黑色手提包里摸索着掏出一盒烟。达杜为她划了根火柴，她深吸一口烟，我带去的随行记者们见此情景纷纷摁下相机快门。
由于这次行程属于临时决定，而且性质相当敏感，因此之前大家一致同意不召开记者会，但还是有记者好事地大声问：“告诉我们，总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当您看到这个战场时，脑子里在想什么？”
“赎罪日战争”期间，总理果尔达·梅厄和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在戈兰高地同士兵们交谈
图片来源：罗恩·弗伦克尔（Ron Frenkel）、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赎罪日战争”期间，总理果尔达·梅厄在戈兰高地同以色列部队在一起
图片来源：罗恩·弗伦克尔、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果尔达瞪了他一眼，脸色铁青地挥挥手，好像在驱赶她灰色外套上的一只苍蝇。她转身对达扬和达杜说道：“来，我要和苏克（sukka）那边的人谈谈。我想听听，他们想说什么。”
说着，她朝一辆装甲运兵车走去，那辆车看上去极不协调地罩着一个苏克棚——算是纪念住棚节[27]。他们用棕榈枝作屋顶模仿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在沙漠流浪时住过的草棚。当她走近这间移动的苏克时，执着的摄影记者们立刻跟在后面，把她跨出的每一步用相机记录了下来。
15名以色列士兵正背对着果尔达一行人在里面吟诵着祈祷词。他们每人身披一件祷告披巾，手持住棚节的四样植物——枣椰树叶子、香橼果实、香桃木枝条和柳树枝条。他们模仿犹太教堂里的住棚节仪式，轻轻摇动枝条，先向前向东，再向右往南，越过右肩向西，再往左向北，然后分别向上向下摇动。完成这套仪式之后，他们才发现有人正默默注视着他们。
“Chag sameach！（节日快乐！）”果尔达大声说，士兵们惊讶地瞪大眼睛纷纷回敬节日问候。他们都是后备军人，是赎罪日那天从犹太教堂匆匆赶来支援的，他们的任务是伸长战线沿着戈兰高地山顶拖住叙利亚人，想方设法不让对方占领山下的公路，因为一旦公路失守就等于打开了通向海法的大门。此刻他们正趁着坦克加油，补充弹药进行保养的间隙，抽时间在这个临时凑合的苏克棚里面做祷告，背诵住棚节祈祷文。
果尔达·梅厄整整裙子，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她的表情看起来像一位和蔼的祖母。她从谈话中渐渐得知，这群士兵中有律师、面包师、教师、三明治小贩、会计、商店老板，以及高技术企业的管理人员。其他士兵也逐渐围拢过来，总理问了他们许多问题。谈话结束时她问：“现在，有没有人想问我问题呢？”
一名二十多岁的坦克手举起手。他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岩石粉尘，和眼白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有个问题，”他嘶哑的嗓音里透着疲惫，“我父亲死于1948年的战争，那时候我们赢了。我的叔叔死于1956年的战争，那时候我们也赢了。我的兄弟在1967年的战争中失去一条胳膊，那时候我们又赢了。上周，我最好的朋友死在那儿，”——他指着眼泪谷——“我们会赢得这场战争。但是我们的牺牲值得吗，果尔达？如果无法赢得和平，我们为什么要牺牲？”
一阵躁动不安的低语声在士兵中传开来，他们都没刮胡子，一个个看上去满脸疲惫，蓬头垢面。
总理转过身，长久而悲伤地望着这个年轻人，她的眼神复杂而深沉，好像正在自己心里寻找答案。住棚节这一天，这位不屈不挠的执拗老妇人正是犹太人自我防卫精神的代表。她强烈认同这种看法，即宁可去应对纷繁芜杂的各种状况，也不愿意再次变得弱小。
于是，她用一种满怀慈悲的语气回答道：“我为你所失去的而哭泣，就像我为所有的死难者感到悲伤一样。晚上，我心里想着他们，躺在床上睡不着。我必须毫不隐瞒地告诉你，如果我们的牺牲只是为了我们自己，那么也许你是对的，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值得。但如果我们的牺牲是为了所有犹太人，那么我全心全意地相信，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她嘴角露出一丝迷茫的微笑，那张脸虽然因为年老而变得粗糙，但她的眼神仍像女孩一般，她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1948年，也是在这个季节，我作为以色列首任驻苏联大使到达莫斯科。那时候，以色列是个全新的国家。斯大林正如日中天。犹太人因为是犹太人而没有正当的权利。从1917年革命开始，他们和同胞们分离了30年。斯大林提出向犹太教宣战。他宣称信奉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犯罪，禁止人们使用希伯来语，禁止学习《摩西五经》。对违反禁令的犹太人唯一合适的惩罚就是送到古拉格集中营或者西伯利亚。
“递交国书后，我第一次同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去莫斯科的犹太大教堂做安息日礼拜。教堂里非常空旷。但是我们到莫斯科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当我们第二次前往的时候，教堂门前的大街上挤满了人。有将近五万人正在等待我们——有老人，有十几岁的少年，有父母怀里的孩子，甚至还有穿着红军制服的军官。他们冒着所有风险，无视所有不准同我们接触的官方警告，这些犹太人是来表明和我们的亲属关系的。
“进了教堂，”她继续道，“人们同样在表达他们的感情。没有演讲，没有游行，这些犹太人只是在表达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爱，而我就是犹太人的象征。在那个安息日，我和他们一起做礼拜。哦，我是多么诚心地祷告。我被卷入一股爱的激流中，它如此强烈让我真的喘不过气来。人群从四面八方向我拥来，他们伸出手用意第绪语喊，‘欢迎你，果尔达’，‘果尔达，祝你长寿’，‘节日快乐，果尔达’。而我只能一遍一遍说着，‘谢谢你们仍为犹太人。’有些人哭着回答我，‘我们感谢以色列国。’我就是从那时候起，确切地明白了，我们的牺牲并非徒劳。”[28]
一天后，一脸失意的国防部长摩西·达扬走进总理办公室。他关上门，站到她面前直截了当地问：“您想让我辞职吗？如果您觉得我应该辞职，那么我已经做好准备。除非有您的信任，否则我真的干不下去了。”
果尔达·梅厄左右摇着头。“不，摩西，无论如何我也不会让你辞职。如果我有这个打算，我早就说了。”
达扬如释重负，向果尔达说起了最近自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的征兆：这场战争持续时间不会短。即便敌人被拖入困境，甚至在某些地方被打退，以色列的伤亡数字也在持续上升，弹药很快就会消耗殆尽。
“我们在戈兰高地往北所看到的一切，”国防部长说道，“证实了我的担心，战争还会再延续一段时间，消耗非常巨大。”
“那么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除非我们迅速补充库存，否则就没有足够的武器来保卫自己——坦克和飞机不够用，也没有足够多的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手。”
迄今为止达扬一直象征着这个犹太国家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如今这番描述以色列毁灭性前景的话竟然出自他的口中，果尔达被惊到了，她倒吸一口凉气道：“你是说，我们最终会因为缺少武器，被迫向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投降？”
这感觉就像大卫已经用投石器瞄准了目标，结果却没有打中。
“我要说的是，”达扬道，“如果我们不以更快的速度补充库存，那么我们可能要撤退到更短、更易防守的战线上，尤其是在西奈半岛。”
“后退？撤退？”
果尔达·梅厄变得脸色煞白。她绝望地看着国防部长，把脸埋进颤抖的双手中，然后起身凝视着窗外。经过一番深思，她的双颊渐渐恢复了颜色，她逐渐镇定下来。她转身对达扬道：“摩西，无论如何我会让你得到武器。你的任务就是给我们带来胜利，我的任务是为你提供获胜的手段。”接着，她拿起电话对秘书道：“给我接通西姆哈。”
西姆哈·迪尼茨（Simcha Dinitz）是当时的以色列驻美大使。
“可现在那边是凌晨三点。”秘书说道。
“把他叫醒！”总理突然说。然后，她又对达扬道：“西姆哈得去说服美国总统，让他们加快大批量空运，否则我就自己去华盛顿。苏联人正在夜以继日地给阿拉伯人补充力量。所以，是的，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结盟反对我们，但是到最后，这场战争不只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这是冷战中美国和苏联的一场决斗，华盛顿方面当然能够理解。”
她的红机电话响了。“大使已经上线。”秘书说。
“西姆哈——达扬在这儿和我在一起。我要你马上给基辛格打个电话——”
“我现在没法给任何人打电话，果尔达，”迪尼茨说，他猛然清醒，“现在太早。这里是凌晨三点。”
总理根本不理会这些。“我不管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现在急需一架飞机空运武器。马上给他打电话。我们今天就需要援助，因为明天就来不及了。”
“那您到底想让我跟他说什么？”
“告诉他，他必须和总统说。告诉他，他已经知道的那些——苏联人正在从海上和空中，向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告诉他，我们正在发疯似的到处找外国公司购买并运输军备，但遭到了拒绝。告诉他，当我们在为生存而战的时候，欧洲国家政府，特别是法国和英国，却向我们实施了武器禁运。告诉他，因为苏联的萨姆导弹，我们正在以无法承受的速度损失飞机。告诉他，如果有必要，我现在就准备秘密飞去华盛顿亲自见尼克松。”[29]
但是果尔达不用去了。华盛顿方面完全了解，这场战争目前正在将美国拖入与苏联的一场危险对抗之中，其结果可怕得让人难以想象。一开始，它是一场残酷的中东战争，然而实际上，它正在逐渐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险恶对抗。于是10月14日，就在果尔达和西姆哈·迪尼茨通电话之后不久，在她无数次地亲自同华盛顿方面交涉后，尼克松总统从佛罗里达州比斯坎湾给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打了电话。当时，尼克松正因为水门事件，在那里躲避来自法律界和国会不断升级的压力。
权威人士称，当时尼克松因为怕遭弹劾而酗酒、失眠、心烦意乱，没有完全把心思放在中东的可怕局势上。有传言说，他实际上把所有事情都交给国务卿基辛格处理。虽然这仅仅是猜测，但读者还是能从他含糊不清、杂乱无章的话语中听出，他确实处于醉酒的状态。然而不管这是否真实，到了决策的关键时刻，他的态度还是非常决绝的：他不想让以色列输掉这场战争，但他也不想让以色列痛痛快快地打赢战争。
以下是10月14日——战争打响第九天——的电话通话内容：
尼克松（以下简称“尼”）：嗨，亨利，你好吗？
基辛格（以下简称“基”）：还可以。
尼：今天上午有什么新消息吗？
基：的确有。埃及人已经发动了进攻，不过目前进攻刚刚开始，我们还不清楚战场局势怎么样。
尼：那是当然。
基：以色列方面称，他们已经损毁了敌方150辆坦克，他们自己损失15辆。不过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一切要取决于埃及人的行进方向。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是，对方已经接近米特拉山口（Mitla Pass），不过这个消息并不十分确切。米特拉山口距离苏伊士运河只有30公里，那里很可能是以色列军队防守的主要阵地。我们猜测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以色列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埃及军队吸引到萨姆导弹防御带之外，这样他们就能歼灭一大部分敌军，如此一来，这场战斗就会是决定性的（有利于以色列）。另外一种可能是，以色列军队目前的确陷入了困境之中，不过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将在今晚之前得到消息。
……
尼：你看，现在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我们必须解决一些外交层面的问题。如果我们走停火方案路线的话，苏联人知道我们能办到，然后以色列会掘壕防守，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我这么说虽然很直白，但这是事实，亨利，难道不是吗？
基：你说得很有道理。
尼：他们现在肯定不这么想，所以我们要给他们（苏联人）点东西。
基：好吧，我……
尼：因为战争结束后，我们必须对以色列人施压，这一点也要让苏联人弄清楚。我们必须对以色列人狠狠施压。事情就该这么办。不过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们（苏联人）。我们曾告诉苏联人我们会施压的，但我们没这么做。
基：是的，我们会这么做的；我们准备在11月份启动外交进程，就是在以色列（大选）之后……
尼：我知道，但是……
基：我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但现在已经是覆水难收。我认为，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能不能达成一份（联合国）决议，它不用直截了当地提“1967年边界”，而是先不下结论——可以援引类似联合国第242号决议提出的撤军，各方都曾经对此表示同意。还可以加上和平会议什么的。这样的话，也许到明天，我们就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促成投票。
尼：是的，是的，召开会议当然好啊。
……
基：事情会进一步明朗。不管在叙利亚发生了什么，西奈半岛的战事都不可能一直拖延下去，因为双方的补给都要经历相当长的距离。
尼：沙漠战事是没法拖延的——我们很清楚这一点，而且变化得非常快。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对以色列）的补给进行得怎么样了？
基：我一个小时之后再给你打电话……
尼：好的。
基：……到时候，我会在电话里向你准确汇报。基本上，我们现在想做的是，不再提供军用飞机，改成商业性出租。
尼：好的，好的。就像我说的那样，我们必须要这么做。我的意思是——无论我们提供3架飞机还是300架飞机，都会遭到（阿拉伯人）指责。所以我们绝不能让苏联人这么慷慨大方地就去了。另一方面，我知道这也是一项致命的事业，我想说的是，亨利，一想到苏联人投入了60架，但我们只投入几架，我就失去了耐心……我想说的是，只要我们采取行动，就要付出代价。不过我并不认为，我们向以色列投入越多，就意味着付出更多代价——我必须向你强调，我认为目前局势仍然对我们有利——我们的确在提供援助，但目的只不过是希望保持平衡（与苏联向阿拉伯国家提供的援助保持平衡）；这样就可以为公平地解决问题创造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你不这么说，那么看上去就像是我们提供这些物资是为了让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那种立场肯定站不住脚。
基：是的，是的。即便之前没有说过，我们今天也肯定要这么说。
尼：这个想法基本上是，提供物资不是简单地给这场战争火上浇油；我们的目的是保持平衡，这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接下来——只有保持地区平衡，才能公平地解决问题，才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这才真正是我们所要谈的。
基：是的，总统先生。
尼：但现在，对苏联人来说……
基：我希望能得到俄罗斯人的正式回复。直到昨天晚上10点，我才和俄罗斯人说上话。我给了他们一个非常……
尼：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到处替他们辩解……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尽管以色列人会叫苦不迭，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俄罗斯人，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事情就该这么办，你是知道的……
基：的确如此。
尼：如果他（勃列日涅夫）明白了我们的想法，我认为他可能会赞成。一个小时后，我打电话给你；还是一小时后，你打电话给我吧。
基：好的，总统先生。
尼：好，再见。
两个小时后，理查德·尼克松给亨利·基辛格打了个电话。这一次，他说话更加语无伦次，此时他是真的醉了。
尼：嗨，亨利。我有消息了（关于空运援助物资）。我很高兴，听说我们已经全面出动了。
基：哦，这次的空运规模非常大，总统先生。每15分钟就有一班飞机落地。
尼：好的。让他们做好准备。只有一样要补充——我让他们去欧洲看看，是不是还有以色列需要的小型飞机（“天鹰”攻击机，Skyhawks），这样他们就可以用这些飞机来替代他们损失的那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些大飞机（C-5运输机），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那些M-60坦克放在飞机上，如果这些坦克能发挥积极作用，就放几架上去。
基：好的，总统先生。
尼：所以，换句话说，不要——如果我们决定去做——那就不要惜力。只要让……
基：事实上，这些大运输机，总统先生，我们是有一定灵活性的。我们甚至可以把“天鹰”攻击机带过去。
尼：你是说，把它们装上飞机？
基：是的，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别的办法——没有哪个（欧洲）国家会同意别国的战机飞过自己的领空（也不会同意让它们加油）。
尼：好的，一架这样的大型运输机能装下几架“天鹰”？
基：差不多五六架。
尼：好的——放一些“天鹰”进去，就这么办。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打算去应付这些麻烦的话，好吧，开始动手。
基：我也认为是这样。总统先生，我认为，我们可以提出，如果签署停火协议后，苏联停止空运物资，那我们也可以停止空中运输。
尼：没错。我认为，我们应该说——我想现在可以私下传递消息了。我的意思是，你一直在传递消息，但是其中有一则消息应该由我传递给勃列日涅夫。
基：我的每一条消息都是以你的名义发出去的。
尼：好的。我觉得他应该知道——现在看来：不仅是中东地区的和平，还有整个未来（我们和苏联）的关系都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如果你们有准备，那么我们会马上做好停战准备——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清楚——你知不知道这方面有什么进展，那样的话，我们就不用……？
基：是的，的确有进展。我现在正在推动它，我想我会给多勃雷宁（苏联驻美大使）打电话，我会把你强调的这些告诉他。
尼：好的，好的。你要用一种非常具有安抚性，但又十分强硬的态度告诉他，我非常后悔做这件事（向以色列空运援助物资）——也很不情愿——不过现在事已至此，那么所能做的也只能是以牙还牙。目前为止，有没有战场局势的新消息？
基：在今天上午的战斗中，以色列人——还没对外公布，他们炸毁了敌人的150辆坦克。
尼：而且他们自己只损失了15辆。是的，我今天上午已经听说了。
基：上午10点半左右。
尼：埃及方面呢……
基：他们还是在继续向南推进，而没有向东，目前的情况下，他们真的不想突破西奈半岛。所以他们只是在运河沿岸维持防守。他们也许会（含混不清地说了些什么）。但是，呃……
尼：叙利亚方面有什么新消息吗？
基：关于叙利亚，今天上午以色列人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停止向大马士革的方向推进。他们在距离不足20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一些外国记者从叙利亚人占领的大马士革往前线方向出发，他们说叙利亚军队眼下士气低落，丢盔卸甲。但是，总统先生，叙利亚军队是埃及人现在还在持观望态度的原因……我们的团队估计，以色列军队还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击退叙利亚人，他们不可能再花上四五天时间去对付埃及人。
尼：那我们打算怎么办？
基：我们计划尽量在本周结束战事。
尼：（含混不清地说了些什么）
基：是的。
尼：……至少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关于空运援助的问题，如果说我为这次讨论出了什么力的话，那就是别总围着那三架飞机转。天哪，不管这些飞机有多大，让他们一起干吧。
基：总统先生，我从你身上学到的一条就是，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最好把它彻底做好。[30]
他确实这么做了。在接下来的数天以及几周里，美国向以色列重新派出815架次运输机，运送了2.79万吨物资，为以色列补充军备，帮助以色列国防军果断地转守为攻。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通话几天后，睡眼惺忪、满脸疲惫的总理在议会发表讲话，她向美国总统及其人民表达了以色列最热情的感谢。当她透露，就在她讲话的同时，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突击队已经成功渡过苏伊士运河，在运河西岸逼近敌军时，全场轰动，洋溢着乐观的气氛。
然而战事仍紧，以色列还是处于危险之中，果尔达·梅厄那天发表议会讲话的主要原因是，她要让全世界知道，如果以色列在持续的国际压力下让步，退回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边界，那么以色列的命运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她要让全世界知道，为什么她和前任总理列维·艾希科尔要如此坚决地抵挡住这些压力。梅纳赫姆·贝京一边听着，一边赞许地点着头，只听她断然说道：
人们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便能理解，如果我们将军队部署在1967年6月4日的边界上，以色列的形势将会怎样。如果有人认为想象这幅噩梦般的图景有困难，那么他应该将他的思想和注意力集中到战争头几天在北方战线的戈兰高地所发生的一切。叙利亚的野心不仅限于夺取一块土地，而是要再次在戈兰高地部署炮兵部队袭击加利利定居点，设置导弹组袭击我们的飞机，掩护他们的军队向以色列的心脏突破。
也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就能想到，如果埃及军队在广阔的西奈半岛上战胜了以色列国防军并全力推进到以色列的边界，以色列国的命运将会如何……这是一场影响到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生存的战争。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自称他们的目的只限于到达1967年6月4日边界线，但我们知道他们的目的是全面征服以色列国。我们有责任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有责任向容易忽视这个事实的所有好心人说清楚。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的极端严重性，我们才能动员我们自己和犹太人的全部资源来压倒我们的敌人，进行反击，直到我们打败攻击者。
临近10月末，阿拉伯人要求停火。三个星期前让以色列人蒙羞的撤退已经变成了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的几乎全面溃败，他们的保护者苏联丢尽了脸面。重整旗鼓、装备一新的以色列国防军行军至距大马士城门40公里（并非基辛格告诉尼克松的20公里）处，然后沿着公路向开罗方向行进，一路上摧毁了两支埃及部队，包围了第三支，正准备狠狠打击埃及人的第三军团时，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实际上等于在说：“行了，果尔达！干得好！够了！停下，一切都结束了！”
正如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两周前在电话里语无伦次闲聊的那样，这番施压让埃及残兵死里逃生，而以色列则失去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梅厄总理焦躁而听天由命地在议会演讲中讲道：
让我们明明白白地说话。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我们只能向一个国家求援，有时我们也必须对它让步，即使我们知道不应该这样。但它是我们唯一的真朋友，而且是很强大的朋友。我们不需要事事说“是”，但名正才能言顺。像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必须向美国让步，这没有什么可耻的。当我们确实同意时，看在上帝面上，我们不要装作没有同意，把黑说成白。[31]
事实是，埃及残兵——第三军团——既没有溃不成军，也没有投降，于是萨达特向他的人民宣布，他已经洗去了1967年的耻辱；于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飞到中东来收获美国外交的政治成果。他靠着以色列的让步，让萨达特相信，从今以后仲裁中东事务的是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和美国交朋友是有回报的。
1973年11月13日，议会进行了首次关于“赎罪日战争”情况的全面辩论。反对党领袖梅纳赫姆·贝京身着灰色的双排扣西装来到议会大厦，摩拳擦掌准备一战。他没有在战争肆虐期间对总理以及政府批评过一个字，但现在战争结束了，他可以在政治上强硬起来了。果尔达·梅厄要对为什么她会允许战争爆发这一点做出解释——毕竟这场战争导致2688名以色列士兵丧生。
下午4点，一名新闻秘书把头探进议会餐厅的大门喊道：“贝京要讲话了！”议会通讯记者一听，立刻蜂拥着跑出餐厅大门，上楼直奔记者席，盯着下面挤得满满的会场里站在讲台上的反对党领导人。贝京平常喜欢在大家讨论得最热烈的时候抛出个冷幽默，然后心满意足地看着它冒泡、发酵，可是今天他没有这样的兴致。今天不是耍嘴皮子的日子。今天他要严峻、清晰、简练地提出控诉，要无可辩驳地提出反对意见，击败政府迫使其下台。
我挤在楼上的记者席中，被外国记者团团围住，他们有的跪着，有的坐在地上，一边听我跟着扩音器里发言人的声音低声而业余地做着同声传译，一边飞快而潦草地记录着。梅纳赫姆·贝京此时正伸出手指对着坐在下面政府席上的总理。果尔达·梅厄弯腰驼背、脸色苍白、头发凌乱，周围是脸色阴郁的部长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接着传来的是贝京的咆哮声，他用鄙视的目光轻蔑地指责道：
“总理女士，赎罪日那天中午，我们在北线和南线两条战线上，有没有武装部队可以动员起来，能够先发制人地打击敌人？不，女士，我们没有。我们的前线有什么？”他审视着议会，仿佛在期待答案。“我们有任何国家所希望拥有的最精良、最勇敢的部队，但他们部署得如此分散，任何先发制人的动作都等于是自杀。也许我们的空军原本可以有所作为，但敌人的武器是那么先进，他们有致命的地对空导弹——萨姆导弹——他们还有4000辆坦克以及多支准备投入进攻的部队，让我们的飞行员去阻止这么一场精心策划的协同进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他发言时，挤得满满当当的听众们不时看看他，又看看总理，好像在观看一场网球比赛似的。
“每一户以色列家庭都在问，”贝京火力全开地道，“为什么过完犹太新年，你们没在赎罪日之前把后备军人动员组织起来，把部队开到前线？总理女士，是什么阻碍了您采取最基本的预防措施？您早就知道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准备发动进攻，但您甚至没向政府通报，您的总参谋长想要先发制人展开进攻，可您驳回了他的意见。”
他的声音突然由高转低，继续理性地说道：
“哦，是的，我承认在这样的环境下，决定发动这么一场全面抢攻事关重大，必须三思而后行。但是，敌人正在你眼皮底下集结”——他再一次提高声调，尖锐而严厉地道——“还能无所作为吗？而且，您在犹太新年和赎罪日之间一直收到有关部队和武器集结的报告，然而您仍然没有采取最基本的预防措施。怎么会这样？”
他挥舞手臂做出挣扎的样子，双眼紧盯着总理和她的内阁部长们，挨个儿审视着他们的脸。果尔达·梅厄坐在那里专心看报告，好像在忙别的事情。其他人之中——国防部长摩西·达扬面无表情，一脸冷漠；外交部长阿巴·埃班一脸知识分子的模样；不管部长以色列·加利利目光含蓄，他是果尔达身边一个斯文加利式人物[32]；内务部长优素福·伯格眼光犀利，一脸智慧；财政部长精明世故，眼神聪明。
“想象一下”，贝京对坐在政府席上的人说道，“我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说这些话，心里有着无法形容的失望，假设我们在赎罪日前四天调动后备军，与此同时把重型武器开到前线。我在这里说的是，500辆坦克开到戈兰高地，700辆开到苏伊士运河，即便那样我们还能余下充足的战略储备；想象一下，如果有1200辆坦克分布在北线和南线，那该会有多大的差别。那么，就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要么根本就不会有战争。苏联的间谍卫星会发现我们的部署，他们会提前警告开罗和大马士革方面：‘不要动手——犹太人已经做好准备，正等着呢’；要么，敌人发动了进攻，但埃及人的7万步兵、900辆坦克和几百门重炮根本过不了运河。以色列国防军会实现自己的誓言：‘决不让他们过河！’这样我们就不必撤回北线，丢掉将近一半戈兰高地，下面山谷里的村庄也不会遭遇如此难耐的威胁。我们会像阻断埃及侵略者一样，粉碎叙利亚人的进攻，因为我们拥有完成这些任务的手段。”
接着，他真的抛开谨慎，直言不讳地展开了强大的谴责攻势：
“可是，总理女士，赎罪日那天中午，当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出发来摧毁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在哪里？那1200辆坦克在哪里？坦克手在哪里？枪手在哪里？总理女士，我来告诉您他们在哪里：武器在仓库里，人都在家里。”
此时，在一片愤怒的骚动中，有几个声音突然喊道：“好了，好了。我们知道那些。坐下。够了！”还有几个声音几乎尖叫着：“停止煽动情绪！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你这是胡思乱想！”
“我吗？我不这么认为。”贝京咬着牙，语气中夹杂着讽刺挖苦。接着，他一字一句地明确说道：“我陈述的是，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阻断敌人的能力，这不是我凭借想象虚构出来的。这是客观事实。我的证据是，我们虽然没有及时动员后备军，虽然没有及时把坦克开到前线，虽然出现了可怕的混乱，虽然后勤系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虽然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情，但是在危急关头——我们的国防军永远值得信任——我们的队伍凭借那些坦克，设法在两条战线上打败了敌人，把他们踩在脚下，打得他们节节后退。”
他越说越自信，手指在空中猛戳，好像检察官告诫证人似的道：“然而，总理女士，您并没有及时动员我们的部队。您没有及时把我们的武器调动到前线。所以我不得不问您，这种不负责任的轻率从何而来？您为什么不站出来向整个国家承认您犯了个错误？”
果尔达突然抬起头，同样严厉而毫无惧色地盯着梅纳赫姆·贝京，好像在说，你非常清楚其中的原因。你知道美国人缚住了我的手脚，他们明确告诉我绝不能开第一枪，他们的情报部门和我们一样受到了误导，因此警告我们大规模调动部队可能会把敌人的训练演习变成一场进攻。
然而，不管贝京是否了解这些，他的情绪都无法被平息。他的演讲已经到了高潮部分，他仍然紧紧盯着这个执拗的老妇人以一种几乎是亲密的方式，丝毫不怀恶意地对她道：
“梅厄夫人，您完全清楚，一个政府在事关国家存亡的、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存在疏忽——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国家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周围是一心要摧毁我们的敌人——这样的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失去人民的信任。所以，我要问您，您对这么大的灾难负有责任，在这之后您还能凭借什么样的道德权威待在办公室里？鉴于您之前做出了如此致命的决定，您怎么还自认为可以继续管理我们国家的各项事务？我不得不对您说，不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不是作为一个党派成员，而是作为一个父亲和祖父，我不再认为你们的政府能够确保我的孩子们，我的孙辈们的未来。所以，我对您充满尊敬，但我不得不对您说，请您离开吧——现在就走。去向总统递上您的辞呈。这么做是您义不容辞的责任。请您离开吧！”
反对党座席上喊出了“对！对！辞职！辞职！”，但果尔达·梅厄总理没理会他们。梅纳赫姆·贝京走下讲台回到座位时，整个议会一片哗然。当他经过果尔达的位置时，她一直厌恶地盯着他。
让果尔达厌恶甚至暴怒的，还有她共同信仰社会主义的同志、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美国为遭到严重削弱的以色列国防军提供紧急援助运输军备物资，而他们却拒绝让其中的战斗机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降落并加油。于是果尔达致电社会党国际中德高望重的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ie Brandt），要求和大家见面谈。
“我不想向任何人提出要求，”她生硬地告诉对方，“我只是想同我的朋友们，我的社会党伙伴们谈谈。为了我自己，我需要知道，在全欧洲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准备援助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时，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民主和兄弟情谊竟然不适用于我们的情况，这可能吗？无论如何，我想亲耳听听，是什么东西阻碍了这些社会党政府的首脑们向我们伸出援手。”
